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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南方的主角

  南方的那个所谓“总统”,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其英俊的外表而闻名,就像林肯年轻时因为丑陋远近皆知一样。可以这样说,他拥有了林肯所不具备的所有优势,也缺乏林肯所拥有的几乎所有品质和优点。

  当林肯在困境中挣扎着,成长着,凭借坚实的臂膀,凭着对命运的信赖,作船夫,作工匠,打短工,当伙计,艰难度日时,当他因为内心的渴望而拼命读书,汲取知识时,也就是十四岁到二十四岁之间,那位与他同龄的杰斐逊。戴维斯“却因为一个出身富家的公子接受着良好的教育。从西点军校毕业之后,戴维斯成了一名青年军官,而这时的林肯还躺在纽萨勒姆的店铺里学着语法呢;当林肯痛失未婚妻,毫无目标地在人生道路上游荡时,戴维斯中尉已然成了某位上校的乘龙快婿;此后的一年,当林肯负债累累,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操起律师这一行的时候,戴维斯富有的兄长已为他买下了一块田产和一些必需的奴隶,一对小夫妻过上了独立幸福的生活,甚至无需去等待什么军中的晋升了。三十多岁时,林肯和戴维斯都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戴维斯起步不比林肯早,但两年之后他便进入了众议院,自此便成了众议院的固定成员,不久后又当上了参议员。而林肯则近十年无功无位,更无权力可言,当他四十七岁参加参议员竞选又一次徒劳无功时,戴维斯已然平步青云当上了陆军部长,开始了对中央政府政策的影响。

  戴维斯面目清秀,棱角分明,满脸的自信。外貌在一定程度L 显示了他将选择的道路。他一直都为雄心和自信所驱使,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才是最正确,最高尚的。对他来说,宽容就代表懦弱。由于他的地位、家庭和他对上帝的信仰,他坚信自己立得住,站得稳,活得踏实。他总觉得自己是绝对正确的,然而,事实上他那聪明的头脑和并不开阔的心胸却使他更适于坐第二把交椅。他从不愿和比他地位低的人掺和在一起,总是和高身份的人呆在一处,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喜欢洒脱地大笑,也比较合群,只是从没有人听他讲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如果他接受了一个职位,他便会严格地遵守时间,就像安排自己的生活一样精确无误。有时,他的属下甚至会被他这种准确性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吓住。作为农场主,他积蓄了很多财产,奴仆成群;作为陆军部长他又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作为演说家他坚定而倾于极端;但论起说服力,除了他的同党之外,没人会信服他。

  此外,他步履稳健,说话抑扬顿挫,严格遵守他所制定的宪法,时时会对自己表示完全满意。像他这样一个一帆风顺的人又怎么会懂得什么叫作压抑,怎么会懂得在做事之前先询问一下自己的良心呢?这种性格使他从不会对自己的观点产生怀疑。他从未生活在其间的人民的思想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穷人们的确很可怜,人们得去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是黑人,那么人们也应该给他们药去救治他们,给他们圣经去安抚他们;但是无论是富人还是普通白人都不应该放弃他们统治黑人的世袭权力,谁要是不识时务地放弃了这种权力,便是伤害了独立自由的精神。然而,像他这样一个健康的,铁打似的汉子,一个精干的骑手,即便不如林肯强壮,也肯定会比林肯更敏捷,从很久以来却一直与一种病痛作着斗争:年轻时他害上了眼病,一犯疟疾他的眼病就随之而来,有时竟导致间歇性的失明。所以在这里,他又比林肯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绝对的健康;但是他那勇于奉献,甘心与他同甘共苦患难的妻子却又是林肯所望尘莫及的。

  他现在的妻子——他原配去世后的续弦,虽然比他年轻二十岁,却了解他的弱点。在她十七岁和杰斐逊定婚前,她曾给母亲写过这样一封信:“他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惟一正确的,这种过分的自信伤害了我。不过尽管如此,和他相处还是十分舒服的,他的声音很有磁性,总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我相信,他完全会冒着生命的危险从疯狗嘴里救出一个人,可对那人被疯狗咬伤的部位他却会置之不理。”

  他的这种性格,特别是他的财富和他的影响力,都使他绝不会同意有关南方生死荣誉问题的任何妥协。早在开战十二年前,他就曾在演讲台上大声疾呼:“我们这些南方州的代表绝不能容许任何人来侮辱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制度。……若是内战由于这一问题而爆发,那我们将战斗到底!对我而言,所有点起反奴隶制火把的人都是纵火犯,都是背叛祖国的黑鬼!”在后来的危机中,作为一名具有代表性的演说家,他说起话来极注意修辞,他带着那洋溢的激情处处都和林肯对着于。当这个参议员即将离开华盛顿,准备接受南方政府的总统职务时,他在告别演说中激动地说:“我切实地感到,尽管过去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但今天,面对我们万能的主,我也还要对大家说,我祝福你们一切如意!……总统先生,诸位参议员先生!既然我已经告诉了大家我的想法,那么接下来我所能做的,就只有最后一次祝大家生活幸福了!”

  紧接着,他就在里士满接受了南方政府的总统职务。在就职演说将要结束时,他抬起头来,挥动着手臂道:“我衷心感谢大家!同时我也满怀感激之情地感觉到,上帝一定会与我们的南方联盟同在,虽然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很短,但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我的主啊!我把自己郑重地交在您的手中,请您为我的国家和事业祝福吧!”但林肯在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就曾说过:“南北双方都呼唤上帝,每一方都希望上帝能保佑自己的事业成功。然而上帝却不可能同时帮助双方!”

  这里的两个世界是对立的,从本质上说,交战双方并没有多么大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对立主要表现在双方性格、经历扃异的领袖身上。林肯说过:“如果奴隶制是合理的,那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东西了。”而在这之前,据说戴维斯曾在国会会议上对北方的敌人大喊:“即使奴隶制是不合理的,那也不关你们的事!”这两句话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简直是相隔万里。后者,由于自己优越的条件,坚持认为,他们从祖辈那里继承来的权力是不容侵犯的,他以承担起对自己和政府的责任,来回答敌人的谴责。而前者,则从道义感出发,不给任何人增添负担,把责任问题放在一边,他所关注的只是这里有一件不公正的事情发生。虽然林肯了解政党的任务,虽然戴维斯也不是个不合格的基督徒,或许在这方面他比林肯要合格得多:但是这二人显然一个是哲学家,另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理想主义者,另一个是现实主义者。这二人成为双方的领袖,这并非偶然,他们恰好代表了双方的思想,两个人内心世界的冲突,也代表了双方的斗争。

  和这二位截然不同的是李将军,“他的出现是美国历史上的奇迹。”这是一个了解李将军的人,他们那个时代的第一批将军之一对他的评价。李将军悟性极强,青年时代,就努力进取。他的父亲在自由战争中受伤致死。在此之前,父亲曾以索弗柯勒。米尔顿、洛克以及波普等人为榜样教导过他。父亲死的时候,他还是个尚未成年的男孩。自那以后,他便几十年如一日地独自照顾漏居的母亲。二十一岁时他娶了华盛顿的孙女为妻,并以此为祖上增了光。华盛顿的这位孙女作为阿灵顿的继承人守护着先辈的丰碑以及他们的精神,在国家创建者当中也应该有“李”的名字。他的爱国之心不比林肯逊色,他同样也担心合众国解体;然而,命运却阴差阳错地驱使他去带领军队实现这种分裂。他不像戴维斯那样自以为是,总是宽宏大度,以礼待人。至于他的家族对于奴隶的态度,早在多年前,李将军的岳父,虽然他生活在南方,确切地说是生活在弗吉尼亚州,他照华盛顿当年的意愿在他身边以渐变的方法解放奴隶,他在遗嘱中写人了释放自己奴隶的日期。

  李将军那种明确的,坚持不懈的精神充分地表现在他作为炮兵工程师的工作中和他美满的婚姻生活以及他对自己七个子女的教育中。他给妻子的家书也成了整个国家的宝贵财富。他那纯洁的性格,高贵的举止,炯炯有神仿佛能看透人心思的目光,都说明了这个人并不是野心勃勃,他认为“责任”这个词是语言中最高尚的,他回避一切授命,只想从内心的平静和平衡中寻求幸福。他的言辞和林肯的一样让人感到陌生,但是他的性格却和林肯的截然不同。林肯受过太多偶然事件的打击,最后才终于找出了自己命运的轨迹,而李将军则从一开始便更适于作总参谋,而不适合在战场上带兵打仗,他宁愿在西点军校训练年轻学员,也不愿意率领骑兵冲锋陷阵。虽然在对墨西哥战争中,他以勇武著称,但他却和林肯一样也十分憎恨战争。

  在攻占了一座堡垒返乡后他写道:“我并不太为士兵们担心,可我的心却因为那里的老百姓滴血。一想到那里妇孺们的惨状,我就感到心痛……你不知道战场上的情形是多么的凄惨。”由此可见,这位美国最伟大的战略家,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和平主义者。

  当这样的一个人看到自己毕生心血垒铺起来的稳固基石动摇了的时候,他的情感会被卷入一个何样的漩涡中呢?合众国受到了威胁:对于李将军来说,这个消息对他的震动无异于听到他的妻子对他的不忠,或是他的儿子犯了罪。作为一名士兵,他没有任何政治立场,作为一名清教徒和自由习俗的继承者,即便在家里他也不去理睬邻居们和同仁们叫嚣的忠诚信念。在关于奴隶问题的冲突日益紧张的时候,他写道:“在任何一个州,奴隶制都是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一种罪恶。”可谓一语中的。

  “我认为白人比黑人的罪恶更大。”这恰恰就是林肯的根本思想之所在。几乎字字不差。接着他又说,比起非洲黑奴的境况,这里的黑人生活得还算好得多呢,他说:“他们所承受的这种痛苦,对于他们种族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希望这种痛苦能为他们带来日后幸福的生活。至于他们为人奴仆还要多长时间,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找到了这么,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后,他马上就合上了政治书本,又埋头于他的地图、计划和绘图中去了。

  然而,时代的风暴再次掀开了这本政治书。林肯当选后,李将军也看出是到了不得不作个决断的时候了。他给儿子写信说:“我所设想到的国家灾难莫过于联邦的瓦解,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罪恶的集结。我们将对此抱恨终生。我决心,牺牲除了荣誉之外的一切来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因为脱离联邦无异于叛变……如果一个国家仅仅靠着刀枪才能艰难地得以维持,如果一个国家的内部争斗和人民战争代替了同胞之情的话,那么它便不再会吸引我了。……一旦合众国分崩离析,政府四分五裂,那我就回自己的老家,和那里的人民共同分担苦难,并且为保卫自己的家乡拔剑以对。”说得还是同样的模棱两可,还是一颗正直的心和一种企图逃避冲突的愿望。

  三个月之后,命运敲响了他的大门:林肯派人来找他,因为据说他是最有能力的将军,林肯命令他来统领北方大军。一次可怕的考验!这是革命,还是叛国?不久前他不是还谈到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偏偏要他来统领军队,和自己的家乡作对,甚至把它毁了。这不可能,他做不到。他断然拒绝了这一命令。两天之后,他便辞去了军中的职务,他仿佛已经听到其它州的召唤了。在写给斯科特将军的辞职信里,他对将军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将军,多年来承蒙您的关爱和好意,我感激不尽,却又无以报答,我衷心希望获得您的谅解,辞去军中职务,对您的宽恕我将至死不忘。您的大名和威望对我将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日渐珍贵。”写给这位昨天的将军和今天的敌人的最后一封信表示,他将放下军刀,告老还乡。

  可他真的能抽身隐退,以逃避内心的矛盾吗?不可能,因为三十年来,他一直浮沉于戎马生涯从他记事起,他就在弗吉尼亚的森林、小山和湖泊之间,观望着日出日落。这里的边境离南北边界很近,情势危急。而阿灵顿,这块国家的圣地,又恰恰是他受命管理的地方,他是这里的主人。若是人人都要拿起武器,而作为一个善于征战的名将他却坐在家里无所事事,或只是去照看一下伤员。那他如何去面对亲戚和朋友?不!除了那不理智之举以外,他别无选择,因为那样做虽然难说正确,却是自然而然拒绝不掉的。他,这个认为奴隶制不合理,认为合众国至高无上,认为脱离联邦建立一个新的南方联盟就是叛国的人却因为家乡正位于南北边界上,处境特别危险,而接受了这一任务。加之,他在这块土地上作战,也可谓是轻车熟路,他所能获取的成绩一定要比在北方率军打仗辉煌得多。

  然而,他追求正义的愿望却仍旧十分强烈。虽然他对自己的判断力十分自信,但还是托人捎信给他当时在北方任少尉的儿子,让他按照自己的判断原则和良心来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不想用自己的愿望和选择去左右他。倘若,我一时糊涂,走错了路,那他可能会比我做得更好。走什么路这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决定。”林肯式的伟大,实实在在的宽宏大量。一年之后,他的宽容还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前面提到过,他岳父在遗嘱中决定了,他所有的奴隶将于1862年全部获得自由。作为他的继承人和一名清教徒,李遵照遗嘱释放了所有的奴隶。这位南方奴隶军队的统帅亲自为自己的奴隶们签发了通行证,让他们越过防线去投奔敌方。

  李将军的得力助手杰克逊是个和李将军同样出色的人,他们二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杰克逊也出身于一个良好的家庭,青年时代生活困苦,他是个有责任感和决断力的人,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每天他都在固定的时间进行祈祷,这种习惯陪伴了他一生。在战争岁月里,这也使得他比其他人显得更为坚强。杰克逊,和林肯一样的迷信,却由于内心的虔诚而比林肯更为平静,安息日那天,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既不读信,也不作战,而且似乎日益沉浸于宗教之中,临死时,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很好,一切都很正常。”

  这里的“一切”“正常”,其实就是指一切都符合正义的要求,在任何事情中保持一种节制的态度,人们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水晶般透明的内心世界。在追求正义这一点上,他和李是一样的。这种思想的重要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军事方面,而且更多的还表现在更深沉的人性层面上。特别是当听说他负伤,李给他写信表示慰问时,李写道:“您失去了左臂,我则因此仿佛痛失了我的右臂。”他们二人不只会冲锋陷阵,而且都写得一手好文章。此外,杰克逊和林肯以及李一样,也向往和平。、像他们这样的将军,在整个欧洲都是绝无仅有的。深深植根于内心的基督教精神使得杰克逊排斥这场战争:“你们不知道战争带来的灾难有多大。可我已经看够了,它所带来的比任何其它灾难都更为可怖……对于南方来说,在联邦内部为争取权力而奋斗要比脱离联邦再去争取权力明智得多。”但是,战号尚未吹响之际,南部的家乡就向他发出了号召,他便马上响应了号召,回到了南部,参加了战斗去维护奴隶制。尽管平时,他一直对于黑奴抱着深深的同情。

  在执行公务时,杰克逊和林肯的风格十分不同: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绝不向任何人低头屈服。即便是神父来,请求他赦免几个逃兵,也是白费唇舌。当时,他先是沉默不语,后来,当神父说到:“将军,想一想您在上帝面前的责任吧!”他便一下子跳起来,把神父赶出了帐篷,嘴里还喊着:“这是我的职务。你去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吧!”这种坚强来自于他那不可比拟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又恰恰来自于上帝,因为他曾说:“我的信仰告诉我,在战场上我就像在床上一样安稳。上帝已经决定了我的死期。对此我无需多费脑筋,我会随时为此作好准备的。”

  他的死颇带有一些讽刺意味:在军中广受爱戴的他恰恰是被自己士兵打出的一颗流弹所伤;在用担架把他送往战地医院的途中,因为一个抬担架的士兵挨了一枪,所以他又一次摔了下来,死神就这样张开大口,毫不留情地吞噬了上帝这个最虔诚的信仰者。有人说,倘若他活着,战争的结果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当然,事实上这场战争到底是胜是败并不取决于某一位将军的生死去留。北方的强大实力以及它所实行的封锁必将导致它最终的胜利。

  不过,待到北方取胜却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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