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使得奴隶制问题的决定不容拖延了：战场上的情形越恶劣，奴隶们的机会就越大。因为人们需要他们来补充军队，稳定北方的激进派并影响欧洲。信函、报界和代表团体纷纷就此发表意见：凯瑞森催促林肯表态；一位瑞士的政界人士告诉他，拿破仑三世有意帮助南方，贵格会教徒、牧师们也都来到这里请愿；肯塔基州也来了一些人。
林肯再次写信给边境州的领袖们说：“我并不想埋怨或责怪任何人，但既然对于我在今年三月的咨文中所提出的逐步解放奴隶的决议，你们全都投了赞成票，那么我觉得这场战争现在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因为那里提出的计划，无疑是迄今为止结束战争的最有力和收效最快的方法了。让那些叛乱州看看，在任何情况下，你们所代表的各州都绝不会去参加他们的邦联，他们就可能继续战斗下去了。但是，如果你们决心要在各自的州里保存奴隶制度，那你们就没有办法不让他们对你们抱有希望。……省下那些否则就得源源不断地投人战争的金钱，那岂不好？战争已使贵州的制度越来越无力支撑了，如果现在我们就尽量缩短战争，节约开销，那岂不好？
现在你们作为卖主，国家作为买主，不是要比把那引发战争的东西，连同它的代价全部淹没在我们彼此残杀的血泊中要好得多？”
除去这种庄稼汉式精于推敲的言论之外，他还为农场主们和商人们准备了一席话，面对奴隶解放运动的两位著名先驱，他满怀激情地呼喊：“倘若边境州能接受我的建议该有多好！那样，您二位和我就都没有白活了！”
然而，边境州却再次拒绝了他的建议，消息终于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当天他正和维尔斯，赛华德以及赛华德的儿媳妇坐在同一辆车里去公墓，斯坦顿的一个儿子死了，他们来给他送丧。长路漫漫。对于林肯来说，每天都伴在他左右的痛苦必定也勾起了他内心的，永远都不可能淡忘的苦恼。完全释放出来的平时不多见的那种悲伤气氛也使得他说了许多平日从不曾透露的心里话。大事他总愿意放在心里，即便是那年三月份的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他也没和内阁商量就确定了……现在他第一次同他们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尽力拯救这个政府。力不能及的我不会去做。
但你们必须清楚，不到最后我绝不会放弃……我现在已经得出了结论。为了拯救整个联合国，我们必须动用武力。我们必须解放奴隶，否则我们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必须解放奴隶，否则我们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那个理想的战争目标就此改变了。起初发起战争的原因，如今变成了进行战争的手段；而过去应当在历史面前为这次内战作辩护的伦理，现在却成为了结束这扬战争的技巧。这几个星期，这几天里，林肯的思想斗争异常激烈，因为他切实地感觉到了这种发展的矛盾性！既然命运选中了他来实现这一人类的伟大理想，那么他就只能在现实中先使用小手段达到一些暂时的目的，通过这种真实的带有点悲剧讽刺意味的弯路来慢慢接近青年时代的理想。
是的，他不是在做梦，而是在一步步有计划地接近着自己的目标：南方是奴隶们在耕种着土地，这样，白人们才能安心地去前线打仗。现在一旦宣布了奴隶的解放，许多奴隶必定会逃跑，敌人的力量也便因此而被削弱了；而相反的，因为南方失去的劳动力都会来到北方务农，北方的力量就加强了。若是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是以最为温和的方式也无法得到边界州的同意，对这一切林肯都清楚，所以他决定用战争的力量来代替国会的力量。早在三十多年前，亚当斯不就预言过，倘若有朝一日南方成了内战或是奴隶解放战争的战场，那么海陆军最高统帅可以凭借他至高无尚的权力来做出独立的安排吗？林肯改变战争的目的，也就杜绝了一切形式的消极和平，毕竟在经过了如此艰苦的斗争之后，拯救合众国的愿望已经大打折扣了。在这种情况下，林肯找到了一种新的道德基础：为奴隶解放而战，以后每一场胜利就都预示着将来对于奴隶的胜利了。
在开战后的十五个月，使北方人开始意见不一的原因已经显露了出来：由于北方自己也有四个蓄奴州，民主党人认为不足以为蓄养奴隶而浴血奋战，所以起初北方有将近一半的人并不支持战争。在取得胜利之后，战争时的准则已成为北方的法律：而现在却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北方人只去解放南方的奴隶，对自己的蓄奴州却听之任之，这岂不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在被唾弃的南方人丧失了奴隶制的时候，北方崇高、博爱的奴隶解放者们却依旧背负着蓄奴制的罪恶？
林肯下定决心之前所想到的一些问题，在一年以后，他都写信告诉了肯塔基州的一位好友：“从一开始我就反对奴隶制，如果奴隶制不是不合理的，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东西了。我一直都这么想，从未改变过。不过，我以前从没想到过，作为总统，我有着极大的权力来按照这种感情和思想为国家采取些什么行动。
在就职宣誓时，我也不想通过宣誓去获得一种权力，而后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再去打破我的誓言。我理解，在一个普通的处于和平时期的政府里，我的誓言也将会在我行使国家权力时，禁止我去按照自己的抽象判断处理奴隶制是否符合道德的问题，为了保障宪法，我们就宁愿失去合众国吗？”
“按照自然规律来说，我们应该既保护我们的身体又保护我们的四肢。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断一臂而保全身；相反，放弃身体去保全一肢，显而易见是十分不明智的。所以我觉得，一些不合乎宪法的措施可以成为法律，为了保住合众国，采取这等措施是必须的。合理与否，由我来权衡，我将忠于自己的这种责任……当我在六二年三月，五月和七月向边界州发出郑重的呼吁，要求他们有偿解放奴隶时，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将来无条件地解放奴隶。但他们拒绝了我的建议，现在我觉得，良心驱使自己不是放弃合众国和宪法，就是要迅速将黑人们武装起来。
我选择了后者。而之所以选择它，是为了整个合众国的利益。”
为此，林肯的内心必定是经过一番斗争的，对于所作的宣誓他也是花过很多心思的，尽管在他下定决心之前，他的同事们曾否定过他，也曾不断地向他提议走一条中庸之道。但，林肯却仍旧作了决定，就像当年决定结婚时一样突然，电告法院的朋友斯维特，让他立刻来一趟。眼下，一个没有偏见的青年时代的朋友所发表的忠实意见要比一打专家们的主意更为重要。
斯维特一早便到了华盛顿，他未进早餐便先进了白宫。林肯向他询问了几位老朋友的近况之后，给他读了凯瑞森极力主张解放奴隶的一封信；而后，还没等对方说话，林肯便开始自己阐述这个问题，讲了它在双方可能引起的反应以及情况，自问自答着，这段独白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那惟一的听众写道：“他说那段话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并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我，只是想进行一下自我修正。
那只不过是在自言自语。”林肯讲完自己的观点后，根本没有问他这位朋友的意见，就让他代自己向几位老朋友问好，祝他回家一路顺风，这次拜访就这样结束了。
紧接着，他事先没打招呼就突然召集内阁开会：他告诉自己的内阁成员，在这个问题上他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之所以请他们来并不是要听取他们的建议，只是要给他们读一下自己的宣言，在此之后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这里所表现出来的自信，简直会让不了解他的人把他当成是个独裁者。而后，林肯便坐在那张绿色的椭园型桌前，面对着一言不发的内阁成员宣读起来：“我，亚伯拉罕。林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兼美利坚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在此宣告，此后战争将是为了下面这个目标而进行，恢复合众国与各州之间的宪法关系。我召开下次国会会议的目的是，再次建议国会通过一项实际措施，对所有当时没有反叛合众国，以及当时已自愿采取或今后将自愿采取在各领域内立即或逐步废除奴隶制的蓄奴州给予资助，对此项资助的接受或拒绝由各州自行决定。并在事先取得非洲人后裔本人以及移民地政府同意的前提下继续进行。”
“从公元1863年1 月1 日起，在合众国的任何一个州或任何一个地区内，凡其居民当时仍在反叛合众国，那么那里充当奴隶的人，从即日起都应永远获得自由…
…本行政当局将于上述1 月6 日通过公告指明哪些州或哪些州的哪些地区的居民那仍在反叛合众国……”
下面，宣言禁止任何军官利用职权将被俘的奴隶遣返回原来的奴隶主庄园。所有在被占领区域充当奴隶的人“将被视作战俘，永远摆脱他们被压迫受奴役的状态，并不允许被再次卖作奴隶。”但仍属于非叛国州奴隶主们的奴隶必须被返还。
美利坚民族，已经在奴隶主们和反蓄奴制人士之间的争论中被搞得精疲力尽了。
现在，这场争执又慢慢上升为一场战争，白人同胞们为了黑人的缘故而互相残杀。
而今，反奴隶制人士终于等到了可以利用权力解放奴隶的时刻了。行使这种权力究竟对谁有好处呢？答案是确定的：肯定不会对北方蓄奴州那些以奴隶朋友自居的奴隶主们的奴隶有什么好处；得益最多的可能莫过于南方那些不听从命令的奴隶主掌握的奴隶们了。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一个棘手的问题一直纠缠着林肯这个合众国头脑清晰、品德高尚的思想家：使用武力固然可以，但却难保一定能使问题明朗起来。从现实出发，林肯不得不理智地做出这样的决定，暂且不过问北方的奴隶问题，先去解开南方奴隶的锁链。
林肯起草的宣言令全体内阁成员都颇为震惊。斯坦顿说：“这个举措比我所有的建议都更为大胆。”他和其他人提出的建议总统都已经考虑过了。赛华德提议说：“我赞成这个宣言，但我有个问题，现在到底是不是公开它的时候？战场上的失败使北方处处经济萧条，人民心情压抑，我怕这样一项重要的决议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公众可能会把它当做是政府穷途末路之下，使出的最后一招；把它当成一声求助的呼叫……所以，我建议，暂缓发表这篇宣言，直至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相当的军事胜利为止，当前面对严重的失败，我们还不能铤而走险。”
林肯马上接受了这一建议，同意暂时把宣言锁进抽屉，拭目以待战场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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