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选了。我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并为此感谢上苍的恩惠。十九年以来，我们希望并为之付出努力的伟大目标业已实现。赞同奴隶制的一派已被战胜。现在我们可以在更加安全的基础上制定自由的政策了。您有领导权。当然您的责任也很重大，望上帝赐您以力量，帮助您承担起这种责任！”
这是在林肯当选的第二天接到的第一份祝福：它来自于自己大选时的对手蔡斯。
在林肯组阁的时候，他第一个愿望便是任命蔡斯和赛华德作为内阁里的部长，尽管这二人都比较极端。赛华德花了两个星期考虑是否接受任命，最后终于接受了国务卿的职务；而蔡斯则在经过了三个月的深思熟虑之后，接受了财政部长一职。此时此刻围绕着另一个部长职务则展开了一场交易，这让林肯颇感惊异，他对一个老朋友说：“我完全可以用我八次流动法庭的同仁们组阁，以避免这种明争暗斗。”
“但他们都是民主党人啊！”
“我知道，可我宁愿和我熟悉的民主党人共事，也不愿和我不认识的共和党人纠缠不清。”斯普林菲尔德的那家小旅馆一下子变成了个权力交易所，仿佛全世界追求权力的人都跑到这里来，想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或者共和党的朋友谋求一份差使。围绕着一个叫加美朗的人曾发生过一场尴尬的闹剧，有人要求林肯给他在芝加哥谋份职务，林肯起初任命了他，后来又想罢免他，最后却又不得不留下了他。就连法官戴维斯也想为自己和别人谋职。面对这一切，林肯心烦意乱，他说他现在已经厌烦了。与此同时，他和副总统哈姆林却谈得颇为投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终结。
当然，林肯的一些老朋友还是经受住了求职风的考验。当他再次见到斯皮德夫妇，大家在一起叙旧的时候，他忽然问道：“斯皮德，你现在过得怎么样？经济上还算宽裕吗？”
“总统先生，我想我能猜得出您下面想说的话。我过得还算不错，您会说，‘
好吧’。我觉得，在您的政府当中没有什么适合我的职位。”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一直让朋友们搞得痛苦失望的林肯这会儿释然了：终于有一位老友真心来看他，而不是想从他这儿捞点什么。
全都是些旧时的相识，以前从没有关心过他，现在却都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就连那曾经虐待过林肯的姐姐，并鄙视过他的格里斯贝兄弟其中之一（曾经是林肯的姐夫），也突然像老朋友似的在大选之前出现了，他们硬和林肯拉关系，说他们无论如何会支持林肯选上总统。林肯友好地回信说：“当时从印第安纳州搬走的三个家庭里，如今父亲不在了……其余的人都还活着，年轻的已经结婚生子了，我有三个儿子，最大的十七岁。密苏里州有共和党人的选举名单，如果你周围的人没有意见的话，你完全可以选我。但我劝你还是不要去冒这个风险，以免惹恼你的邻居们。请代我向你哥哥查里斯问好。”
在他远赴“巴比伦”——也就是华盛顿之前，林肯又一次回到了自己青年时代生活过的安静的小城。在那儿，他骑马四处游荡，探望尚在人世的亲戚朋友们，当然他首先去探望了汉克斯和约翰斯顿。他还让人修整了父亲荒芜了的坟墓。看到他人们都十分高兴，回忆着以前发生的事情，有些老人还说，三十年前，他们看见过林肯赶着牛车从这里经过。只有那善良的继母显得十分平静，她还轻声嘱咐了林肯一些什么。汉娜。阿姆斯特朗也是这样。林肯静静地听完她的话说：“啊！汉娜，如果我被他们杀了的话，那我就不会再死第二次了。”
汉娜的儿子既吃惊又敬佩地听完这句话，似乎自己也想对林肯说几句，可是葡萄酒已经斟满了，现在得为林肯干杯了，他便又把话咽了回去。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可整理的了：把房子租出去，把少得可怜的几件家具安置好之后，林肯又去见了自己的一个外甥女，把一包资料和一份公文交给她，告诉她如果自己不能再回来的话，那她可以凭这份公文任意取用这里的东西。然后他又把自己的诗取走，把其它所有的书和信都烧了。
在此之前，他写下了自己的就职演说，而且只参照了克莱。杰斐逊和韦伯斯特的演说以及合众国的宪法。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独立完成了这篇讲稿。赫尔顿后来说：“没有人帮他，他总是自己做一切事情，因此也总是独自承担责任。我从未给他写过一句话，他也从没要求我这样做过，我对他没有产生过丝毫影响。他只是有时候会问我一些风格方面的问题，因为在这方面我比较擅长。他还经常问我一些词汇和短语的用法；可当我提议要他换掉一个他认为恰好能表达出他思想感情的字眼时，他却绝对不会松口。”后来曾有人怀疑过赫尔顿对林肯的演说，其讲话的风格，以及其组阁方案产生过影响，因为他和这位伟人结伴同行了那么久。而事实上，林肯的演讲稿却是由他自己亲手执笔，而且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改动，在进行演讲之前悄悄地就印制出来的。
这时的玛丽可谓满怀着憧憬，她嘴里总是在嘟哝着：“我们的升迁……”她去了趟纽约，在那里买了裙子、帽子和其他许多东西；还高兴地给林肯买了一顶礼帽作为礼物；她是乘坐专列去那儿的，而且还拉上了自己的姐姐作陪，真是幸福无比。
在召开告别宴会的时候，人们看到她穿着巴黎时装拖地长裙，珠链绕项，葡萄藤作头饰，实在是光彩照人。第二天就有报纸这样写道：“林肯夫人身材姣好，举止高雅得体，一定会给白宫增色不少。”
第二天下午，临行之前，林肯来到办公室取一些文件。跟以前一样，他躺倒在那张旧的沙发上，默默地望着天花板。
“威利，我们在一起工作多久了？”
“十六年多了。”
“这些年里，我们从来没吵过架是吧？”
“当然没有。”
紧接着，林肯又提起了他们过去工作中的几件事情。而后，他抓起他的那捆文件，大踏步向外走去，走到门口却又站住，说：“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威利？
别把我们公司的牌子摘下来。让我们的当事人看看，林肯和赫尔顿的那个选择至今都没有变。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继续一起当律师，给人辩护！”
说完，他们俩便一起走出了办公室，他又说：“对那个职务我已经厌倦了。一想到我面前摆着的一切，我就感到害怕。”晚上，旅馆的大堂里摆满了行李，林肯让人拿来纸片往行李上贴，他自己则在纸片上写道：“华盛顿，白宫，亚。林肯”，而后又自己把行李捆扎了起来。
为什么他不让别人给他做这些？从明天开始他就要成为一个国家的最高代表了，难道他不该产生一种新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吗？他天生自尊心就很强，但同时他也尊重其他人的地位，所以他似乎得尽快学会去命令别人为自己做事。这时，旅馆的门房就已经用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林肯自己打行李的样子了。另外，应该让人把那块挂了十六年的招牌摘下来吗？有人可能会说，让牌子继续挂在那很不合适，因为若是某街角的招牌上落着总统的名字，会有以此招徐顾客之嫌的。但，林肯并不在乎着实这样想的人的意见，而林肯真正重视的人也不会这么想，况且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总统在就任前一天晚上还在自己打着行李，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美国精神，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美国的理念”。
二月中旬的一个阴冷的早晨，一百多个人来到小站上为林肯送行。车厢里坐着的都是林肯的老朋友，法官贾德和戴维斯，旁边是新任秘书尼古拉和“海”，两个州长，几位军官，他们旁边还有一张白净的脸孔，咧着嘴笑着，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这是黑尔，林肯把他也带上了，因为在“扫罗王”悲伤的时候，“大卫”能让他开心。
玛丽在站台上为林肯送行，她几天后再去华盛顿，和林肯一起去进行就职旅行。
她在那次旅行中的表现将十分突出，她的勇气将表露无疑。不过今天，林肯得独自离开斯普林菲尔德，一个他长久居住过的将不会再回来的地方。是的，他站在那儿，头上戴着那顶奇怪的帽子，下雪了，他站到了车厢的门口，即兴讲了几句话：“亲爱的朋友们——任何人都无法想像在分别时我内心的忧伤。我的所有成绩都归功于这个地方。在这里，我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一个青年长成为老人，这里有我的孩子们，其中的一个已长眠于这里的地下了。现在我要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否能够再回来，因为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可能比自华盛顿以来压在任何一位总统肩头的任务都要艰巨。没有上帝的帮助，华盛顿不可能成功。
我觉得，我事业的成败也将取决于上帝的帮助。让我们相信上帝吧，相信他会与我同行，与你们同在！而且到处与善同在，让我们希望一切圆满吧！再一次祝大家生活幸福！”
雪花慢慢地飘落在送行人群的身上，也落在他的身上。作告别讲话时他那阴郁的声音和目光，他那关于儿子的安葬以及对前途充满忧虑的话打动了每一个送行者的心。当火车隆隆地消失在晨雾中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他这一去必定是荆棘铺路，凶多吉少。
他在北部请州的行程足足持续了十天之久。所到之处的人们都想目睹这位新总统的风采。但他经常显得窘态十足，让围观的群众们十分失望。当然有时候，他也会让出于好奇前来的对手们感到惊讶。一般情况下，他的情绪总是很低落，状态欠佳，面色苍白，神情忧郁，只有当黑尔弹起班卓琴，唱起黑人们欢快的歌曲时，他才会慢慢高兴起来。和别人一样，他自己也感觉，这种悦耳和谐的小夜曲以及人们为当选的总统举行的火炬游行，与当前的乱世有些格格不人。他在演讲时不得不斟词琢句，有时还要按照从亚拉巴马州传来的最新消息，对自己的演说词作些改动，因为那里，敌人们正在召开国会等他。因此，他的演讲常显得有些七拼八凑。但是，他那平易近人的语言，同那和蔼的表情，却已经足以深深打动听众了：“肯塔基州的乡亲们，朋友们，兄弟们：现在我还可以这样称呼你们吗？”或者在纽约，他说：“现在，亲爱的朋友们，我想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吧？”（“不！不！”台下的听众们齐声喊着！）“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的意见不一致，我就不得不独自做出判断了。”在匹兹堡，他引用了朗费罗一首名叫《造船》的诗，把合众国和一艘轮船进行了比较。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他说道：“请大家想想，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业，而是大伙的事情。若是合众国的自由不复存在，对于一个五十二岁的中年人来说，这并不算什么。但对于三百万人民以及他们的后代来说，却是件大事……到底是否要保卫合众国，维持和平，这既不能由政客，也不能由总统，更不能由那些四处钻营谋求职位的人决定；能作此决定的只有你们！”而后，他又激动地讲到了特伦顿的战场，他坦率地说：“我小时候就看过这方面的书，当时我就想，让那些人为之浴血奋战一定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我渴望了解他们全力以赴追求的那件东西，那甚至比国家的独立更为重要的东西。是它将在未来无穷的岁月中始终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带来巨大的希望，我希望能按照最初为之奋斗的人们的设想把它永远延续下去！”
在费城，他完全沉浸到了对父辈的回忆中，在那儿他一改常态，首次在这次旅行中谈到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常常们心自问，曾使得这个联邦在那么长的时间中团结一致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伟大思想，总之，绝不会是那种脱离宗主国的思想。它乃是《独立宣言》的精神。我希望它不仅能给本国人民带来自由，同时也能给未来的世界带来自由。它使人们相信，到了一定时候，所有的人肩上的负担将被解脱，人人都将获得同样的生活权力。”
“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得救呢？如果能，如果我能使它得救，那我将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但是，如果这个国家不放弃现在对蓄奴问题的原则便不会得救，那我宁愿就在这里被人刺杀，也决不会放弃那个原则！”
“如果人不犯我，我也并不希望流血和战争。但人若犯我，我只能以牙还牙，奋勇保卫国家。”
“亲爱的朋友们，刚才我所讲的话事先毫无准备。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要站在这里讲话，我原想最多不过让我帮着升升旗什么的。所以我有些话讲得可能很冒失，不过，我所讲的话里没有一句是我所不愿为之奋斗终生的。如果上帝要让我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我也死而无憾。”
宽敞的大厅里，每一个在座的人都能感到这席话所表现出来的真诚，即使事隔七十年之后我们依旧可以体会这种真诚；因为林肯在说为伟大的事业自己死而无憾时，他显然并非是说说而已，他懂得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而且几年后，事实也将会证明这一点。在他到巴尔的摩之前，就有一位侦探向他透露说，那里有人想要谋杀他。开始他并不相信，仍想照原计划安排行程；可紧接着赛华德儿子也奉父亲之命来给他送信儿，提醒他注意巴尔的摩的谋杀。林肯把双方提供的信息分析了一下，确认，这两个人彼此并不认识，他们带来的消息却大同小异，于是，决定缩短行程。
有几个朋友觉得，这样更改行程影响不好，但是林肯那种农民式的小心谨慎占了上风。就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了一次招待会，为了这些日子以来或许已经是第一百次的招待会，他就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冒险吗？太不值得了！是的，如果在巴尔的摩将有一场战役打响，而总统的到场又能鼓舞士气的话，那他一定会去！就只为向人们显示他深人虎穴的勇气，让阴谋家们把他一枪打死，他可不干。不！在目前情况下，他宁愿从这最后一次招待会的后门溜走。事实上他也真的这么做了，带顶便帽，把他的专列撇在一边，去赶一趟普通的火车，跟乘务员说有一份重要邮件要交到华盛顿去，必须赶这趟火车，让车稍等一会儿。与此同时，电报线路员切断所有电线，中断所有打到这里的电报。
在这最危急的时刻，所有其他人，包括他的妻子，儿子，党内同仁和军官们都乘专列继续原计划的行程。只有一个人跟随他踏上了就任总统之前这最后一段充满了危险的旅程：他就是黑尔，林肯没有让他离开自己左右。
二月份，早晨六点的时候，天色依旧昏暗，人们虽还无法辨清街道上的情形，但路灯却已经熄了。华盛顿只有两个人知道，今天要来这儿的是谁，这两个人就是赛华德和提什布恩。他们从火车站接走了林肯和黑尔；而后，四个人驱车去了一家旅馆。这时，华盛顿整座城市还在沉睡当中。参与密谋的的人现在一定也和林肯一样，在焦急地等待着来自巴尔的摩的消息，想看看这场阴谋结果如何。没有料到的是，原来处境最为危险的人现在已经平安抵达了华盛顿，正在偏僻的行道上驱车赶路呢！他们偶然会遇到一群刚刚庆祝完节日，赶着回家的南方绅士；这些南方人也一定会以为，车里坐着的人是不知从哪来的小商人，是来摸摸战争的形势而已，或者干脆就是哪个州派来的间谍。
没有任何人发觉，亚伯拉罕。林肯，这个陌生人已经借着夜色悄悄来到了华盛顿，来接任他那总统的职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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