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当选了总统。民主党又赢了，但是它却已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原本高达四百万选票中的一百三十万人加入了和自己对立的新党派，这无疑给了他们一个警告，这个民族的精英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奋斗着。爱默生，莫特利“和诗人朗费罗之所以没有去欧洲，就是希望能在这里投上自己反对蓄奴制的一票。新的参议院中坐着的领导人物蔡斯，一个明理而又坚定的人，年纪尚轻，目光炯炯，也曾写下一篇赞颂自由，反对奴隶制的宣言。他的旁边是赛华德，一个高大瘦削的人，野心勃勃，不可侵犯，锐利的目光总能发现潜在的对手。平时与人为善，但有些过于乐观，常会乐极生悲，他对面坐着的则是那些多年以来为大妥协案的延续做出努力的人们。
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位是萨姆纳，他的思维比其他人更为敏捷，他是哈佛大学教授国家法的教师，曾在欧洲深造；激情澎湃，无所畏惧，和林肯一样有着强烈的法律意识和正义感。当他们热火朝天讨论着堪萨斯以及竞选内幕的时候，他们的激愤也影响到了议会。当萨姆纳痛斥一位参与了堪萨斯罪行的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时，一位议员携手枪走人下议院，一位参议员则荷枪实弹地公然走上讲台，但他仍巍然不动。不久，他的外甥布鲁克斯瞅准时机，突然袭击了坐在参议院里的他，用棍子打在萨姆纳的脑袋上，他昏厥倒地，此后便五年无法工作，有一段时间甚至瘫痪在床。
不过更多的人还在谈论最高法院院长在这段时间里做出的一个判决。一个南方奴隶主带着他的奴隶们举家迁往西北方的一个州。对这次举动，其中有一个奴隶知道的比他的主人所希望的要多，他认为，因为现在他们所在的州没有蓄奴制了，他及家人就理应获得自由。一位律师为他提起了上诉，这一案例经过层层法院判决，最后摆到了德高望重，博学多才，合众国地位最高的托尼法官面前。华盛顿的风气，一个社会团体的意愿，以及包括总统在内的对于南方奴隶制的放纵，影响了他和其他的高级法官，他们终生都是法律的监督人，就如同圣火的保护人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但最后他们却是这样决定的：黑人无权发起诉讼，国家议会以及州议会都无权禁止任何人进口奴隶。德雷德。斯科特裁决案在决定这个奴隶自由的同时也决定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自由。最高法官们对蓄奴的维护仿佛在明白地宣告新成立的共和党的自相矛盾。整个北方愤怒了，而南方却在欢呼雀跃，他们发誓如果北方不承认这个决定有效的话，他们就要脱离合众国。这段时间，人为强行通过的堪萨斯州宪法虽然为参议院，为总统获准，但下院却没有接受它，而那个新州更是面对抉择进退维谷不知自己施行这项宪法后到底还加不加入联邦，所以骚乱接二连三地发生。
仿佛是两道闪电划过天空，不久后这片土地上的局势明朗了，各个领袖都清楚了自己属于哪个阵营。只有一个人举旗不定地站在左右两派之间：他就是道格拉斯，他陷人了其挥霍无度的人生轨道的最艰难境地。怎么能让他的“人民主权”的理论和斯科特裁决案联系起来并自圆其说呢？堪萨斯的暴力又如何能既让伊利诺伊的选民们在明年的选举中支持他竞选参议员，同时又使南方人在今后的大选中支持自己竞选总统呢？无论如何他不想再在黑人身上作文章了，堪萨斯州事件给他带来的损失已经够大了。最后他决定，设法挽救北方的民主党，自己则在观点上作了个转变：在演讲以及表决中他开始表示反对堪萨斯州宪法。他这一举动的第一个危险便是政党破裂，这个党派的领袖与由道格拉斯协助登上宝座的总统正在明争暗斗；第二个危险在于，不是失去华盛顿的支持，就是失去伊利诺伊的选票；而由于在参议院选举时失利的道格拉斯已经失去了对华盛顿选民的信心，所以他决定争取自己家乡的父老，于是便匆匆地赶回伊利诺伊，以安定那里的人心。
在这样的危险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道格拉斯需要有更多的青年选民，而这正是他缺少的。在他进行了那次转变，让民主党人颇感意外而对自己敬而远之时，共和党人却以为，可以利用他的声望和天赋达到本党的目的，想把他拉拢过来。格瑞利，《纽约论坛报》的发行人、北部最有影响的记者，赛华德以及其他新英格兰的领袖人物一直都担心本党被那些极端分子误入反蓄奴制的阵营里去，希望通过道格拉斯的领导保证本党的温和路线，以及和南方轻松的关系。他们认为，国家事务，社会安定以及整个联邦的存在都依赖于此。格瑞利首先指出新政党的立场过于感情用事，一个政党需要一些务实精神，建议他在伊利诺伊党内的读者，选举道格拉斯，以便能通过这种殷勤之举把他拉拢过来。
生平第一次，林肯向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作为左派共和党人的领袖，他警告说，不能通过这种阴谋诡计来破坏年轻政党的纯洁性。“格瑞利的所作所为对我不甚公平。我是一个真心的共和党人，一直站在战斗的最前线。而现在我却看到，他站到了道格拉斯这个典型的妥协者一边，这个人过去是南方的打手，今天又成了它的敌人：格瑞利就想要把这样一个人拉到我们的最前线去吗？对道格拉斯的政治技巧和经验的信任可能弥补了格瑞利信念的不足，以至于他认为道格拉斯的再选会比我们的一个稍逊一筹的人参选带来更多的好处……”
“《纽约论坛报》不断吹棒、赞美道格拉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难道是华盛顿共和党人的心声吗？难道他们认为牺牲我们伊利诺伊的人，就能最好地促进共和党的事业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希望立刻知道，我们马上投降是不是就可以省去不少工作？迄今为止，我还没听说过有哪个共和党人倒向道格拉斯，但如果《纽约论坛报》继续喋喋不休地把对他的赞颂说给伊利诺伊的五千至一万名共和党读者听，那就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能站稳立场了。”
“我不是在抱怨。我只希望好好了解一下。来信请寄斯普林菲尔德。您的恭顺的仆人。”
一个新生的斗士林肯！这是内心深处愤怒的爆发，凭什么让他去为一个狡猾之徒献身？读到这些信函的人——这些信甚至也被传到了华盛顿——无不对这个斯普林菲尔德的大个子律师的抗议深表诧异，他怎么敢公开反对道格拉斯？人们无法理解，看着自己的宿敌要摇身变作自己的同仁，并受到偏爱时，林肯那颗长期等待的心灵所迸发出来的不平和怒气。把道格拉斯作为敌人他尚可以忍受，这样可以激发他去和他展开辩论一争高低；而把他作为高他一等的同仁一道去反对奴隶制，他却无论如何无法接受。
这个政党还算年轻，还是不可动摇的吗？如果它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看到党派领导相互倾轧，而原则只是布景上半明半暗的花纹，他又怎么能不把这个党视为既无能又不和谐的呢？林肯已经派一名亲信出马探听消息了，目的不是为了监视敌人，而是为了观察党内朋友的动向。赫尔顿的东部之旅带回了一些可疑的东西。赛华德野心勃勃；格瑞利则只是为私利而在要手腕，总统大选之后他将推举一个新的总统候选人。这一事件使得斯普林菲尔德境内公开指责林肯对纽约不信任。而刚刚要参加参议员选举的林肯，现在也必须出面证实，他没有针对赛华德做过任何手脚：
“我没有加入任何组织床作任何建议来确定下一次总统大选以及我们州长选举的候选人。我此间既没有直接也不曾间接向任何人寻求帮助或是取悦于任何人……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摆脱彼此之间毫无理由的怀疑，别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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