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林肯在一次密西西比河的航行中曾给斯皮德的姐姐写过这样一封信：“在船上我碰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让我就环境对人类幸福的影响深人地进行思考。一位先生在肯塔基买了十二个黑人，正带着他们去南部的一个农场。他用粗链条把每六个黑人锁在一起，每个黑人的左腕上都带着一个铁环，用一根细一点的链子拴在一条主链上，拴得那么松散，使得他们看上去就像是许多鱼被拴在一条绳上似的。就这样，他们永远地告别了他们的童年，和自己的父母、姐妹兄弟们分离，被奴役，去品尝主人那残酷无情的铁鞭。然而，就在这种艰难处境中，他们却是船上最快乐最幸福的人。有一个黑人是由于太爱自己的妻子而得罪了主人才被卖掉的，他几乎不停歇的拉着提琴，其他人则在这些旋律里整天跳舞、唱歌、开玩笑、玩各种纸牌游戏。‘上帝为剪过毛的羊儿们创造和风。’是多么正确呀！换句话说，上帝使最坏的环境变得可以忍受，也使最好的环境不过勉强过得去而已。”
这就是林肯的风格，以这种风格他诉说着自己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带着一种对智者的怀疑去斟酌自己目标的局限性以及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的人类幸福的相对性。
他在当时的情形下仍不忘打个比喻，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那天的记忆也没有被抹去，当然，年仅二十岁时他看到的那个淹没在买主淫邪目光和卖主鞭答之下的半裸的混血女奴，直到现在才使他的内心产生了恐惧；他已不再是个年轻小伙子了，自己也在生活中体验到了白人们所承受的痛苦，了解了人类那无论是在什么颜色的皮肤下都搏动着的饱经沧桑的心灵。他思想的来源就存在于这记忆中，而他的目的则在于，改变这种情形。
不，对他们林肯不仅仅是同情。还是一种崇高的动机——人类的尊严，使他义愤填膺，就像贝多芬一样。他希望能为船上那群看上去似乎根本没有感觉到锁链存在的，快乐的黑人们也保留这样一份人类的尊严。三十二岁的他在密西西比河的甲板上写那封信的同时，变得成熟了；而现在，四十六岁的他给老朋友斯皮德的回信又显示了他思想的进一步成熟。斯皮德曾针对他，为自己拥有奴隶这个事实辩护。
“在理论上，你也承认奴隶制是错误的，但是你说，你宁愿看到联邦解体，也不愿放弃你对奴隶的合法权利。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要求你放弃这种权利，但我肯定这人不是我……我承认，我不愿意看那些可怜的生灵被人追捕，遭受鞭答，终日工作却得不到酬劳；但我却咬紧牙关，三缄其口。1841年，我们俩曾一同进行过一次单调乏味的低水位航行……你恐怕也还记得，当时船上有十来个奴隶被用铁链拴在一起。对那副情景的回忆不断地折磨着我，每次我来到俄亥俄河或是其他奴隶州的边境时，总能看到同样的情景。你怎么会认为这样一件曾经而且一直使我心痛的事情和我根本没有关系呢？北方广大人民为了保持对宪法和联邦的忠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克制自己的感情。我的理智和感情促使我去反对奴隶制的蔓延，因为我没有理由不去反对它。如果为了这点事你我之间不得不产生分歧的话，那我只能听之任之了。你信里说，如果你是总统，你会让人把堪萨斯暴乱的首领抓起来绞死。
如果堪萨斯州是正大光明的投票反对成为蓄奴州，那么就应该予以承认，不然联邦就得解体；如果投票并非是正大光明的，那么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承认它呢，还是解散联邦呢？……你说，如果堪萨斯州是光明正大地投票赞成自己成为自由州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感到十分高兴。可是，所有正直的奴隶主们都这样说，只是不这么做……我觉得我们堕落的速度可谓迅速。在建国之初，我们还曾宣传‘一切人生来平等’，现在，我们谈到的是：”一切人生来平等，黑人除外……
‘不久后，它又会变成：“一切人生来平等，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除外。’如果真到了这步天地，我宁可游荡到一个不自诩是什么自由国度的国家去，比如说俄国，那里至少专制就是专制，没有一点假仁假义。”
林肯所说的是感情和理解，当他在这里，就像将来说服千千万万的民众一样说服一位老朋友时，他都没有突发的激情，让自己或是他人感到害怕。当然，是他作为贫穷白人数年的生活以及对于他和他祖先所遭受的失败的经验使然。有时，那个南方外祖父遥远的影子肯定也在起着作用，他曾经使林肯的外祖母，当时一个一贫如洗的少女怀上了孩子。这就是林肯伟大思想的源头！当他多年以后又回想起他在船上听到的那叮当作响地锁链声时，当时伴随着它的提琴声，乐声以及奴隶们的歌声都荡然无存了，占据他心灵的甚至不只是同情而是一腔愤怒了。这里，是人性的声音在呼喊他。
他全身心都在追寻着那寻求公正的理想；正义感是那样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内心，以至于有时人们甚至会觉得，与解放黑人相比较，他似乎更愿意教育白人们公平行事。他对于公正的膜拜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盲目的程度。为此，他甚至会无视自己的希望和情感：既然道格拉斯的草案已经通过成为了一项法律，那它便应当被推行，也就是说，堪萨斯因此便完全有理由宣布自己为蓄奴州了；如果斯皮德为蓄奴制辩解，那就该批驳他的观点，尽管他是青年时代惟—一个与自己同甘共苦的人，而且现在也仍是自己的朋友，像阿喀琉斯“一样真诚，一如既往的真诚。这时，他必须要做出重大决择：热爱祖国和热爱自由，到底谁高于谁。他不允许任何混淆黑白的评断，也不愿把自己变成自己家乡的批判者，同期，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当我们作为英王乔治的政治奴隶把自己解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把‘一切人生来平等’这句箴言称作是一条勿庸置疑的真理。可现在，我们对此厌倦了，也不担心自己会被沦为奴隶了，于是贪婪地想成为奴隶主，以至于又把完全相反的箴言当做了不言而喻的真理……在我们美国的奴隶主们还没有自愿放弃他们的奴隶之前，恐怕就连俄国的沙皇都已经放弃王位，宣布他的臣民自由了。“仅仅几年时间，沙皇真的实现了这句预言的一半，因为欧洲刮过了一股新的流行风，新世界从旧世界总结出来的教训，如今发生了反作用，使旧世界产生了变革。
一次，林肯讲话时离开了主题，讲了些白人们内部的等级问题，从中人们也听出了同样的论调。对农民们演说时，林肯表明自己反对大庄园，因为它就像是过大的重武器和重机械一样不够灵活，他说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人需要一辈子都作庄稼汉，最后还这样总结说：“劳动先于资本，因此不依赖于资本。资本是劳动的果实，如果没有先前的劳动，资本便不可能存在。劳动可以没有资本，但资本却不能没有劳动。所以劳动是远远高于资本的。”同样地，他也在人民的面前揭露了奴隶主们深藏不露的兴趣之所在，泄露了他们秘密的供词：无需大量的土地，仅凭着众多的奴隶，他们就可以向别人显示自己的财富。“蓄奴制是这世间最可耻，又最能借以显示自己的财产。年轻人相亲时，他们惟一的一个问题便是男方或女方家拥有多少个奴隶。拥有奴隶的渴望吞噬了所有其他世俗的东西。”
带着这种认识，他也曾有些想法，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自己以及身边朋友们参加暴力行动的念头。为此他还得感谢自己的迟缓和谨慎呢。不，虽然赫尔顿一直都想说服他，但他却始终没有成为赫尔顿那样的狂热的解放者。只要一有时间，他便提醒大伙：“在一个多数人通过选票，依照法律管理的民主国家里，起义暴动和浴血反抗是违宪的，是极端的和不公正的，这样做犯了叛国罪……还是去选举投票箱前搞革命吧！”
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行动起来了。当大多数律师都避免为黑人们辩护的时候，他无视别人的不满连接了几宗黑人的案子。一个自由的黑人妇女的儿子作为水手随一艘轮船去了新奥尔良，在那里因为没有证件表明他是自由黑人而被抓了起来，轮船则丢下他返航了，无助的他便被非法地充作奴隶。这时，那位母亲来到了斯普林菲尔德林肯的办公室，向他求救。为此，林肯去拜谒了四个州的州长，却没人愿意过问此事，原因是，在此关头，谁都不愿意因为一个黑人的缘故而拿自己的乌纱冒险。于是林肯组织了一次募捐，把筹到的钱寄给了南方的一位朋友，让他赎回了那个小伙子，就这样，黑人小伙子终于重获自由返回了母亲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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