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突然地，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争论，可不久后这场争论就又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了。一个恶魔，比几个世纪以来的任何魔鬼都更险恶更残忍，诱惑着人们发起了暴动。本世纪的正义感不能再忍受的一种压迫，不仅仅使美国人的良心不堪重负，而且也严酷地压抑着一个基督教民族的国家伦理，以至于在几十年无果而终的和解尝试之后，最后向世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双方是应该都遵循同样的道义准则呢？还是应当彼此分开？
在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里，奴隶制都没有显得像在这里一样似是而非。这里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在一种全民平等的新的法律之下一个联合了起来的民族。俄国沙皇及其帝国的大公们之所以在过去五百年蓄奴，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毕竟是以火和剑占领的这个国家，将它扩展，会合，形成了统治阶层，他们需要一个习惯于被统治的阶层为他们服务。那个国家中几乎没有人能掌握这上百万人，使他们在需要时拧成一股绳。早在数百年前，那些没有权力的农民的祖先便像牛马一样生活，没有财产，也没有希望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有时甚至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种愿望。
而美国却是一个新型国家。在这儿，一群勇敢有志的人们摆脱了欧洲的束缚，联合了起来，有史以来首次将哲学家们的要求，思想家们的愿望以及诗人们的理想同时实现。然而现在在美国这个国度里，在这个公正思想如同初升的太阳普照大地的国家里，却仍旧存在着一块阴影。国家的建立者不敢触动也无法动用他们当年打破欧洲旧有阶级统治的改革手段冲破这块阴暗区。他们望着这个黑点，良心十分不安。或许他们建立起来的国家会因为自己奴隶的皮肤更黑，鼻子更扁，嘴唇更厚，头发更卷，而自觉比俄国人更有优越感？卢梭的理论，狄德罗的箴言以及伏尔泰的要求都到哪里去了，难道它们仅仅适用于白种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要贻笑大方了，因为如果把黑人看做器物工具而非人是合理的话，那么按照出身、财产以及受教育程度将白人们分为不同等级，最高等级统治最低等级也就应该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了。
早在八十年前建立合众国的时候，政府无力迫使南部有权有势的奴隶主放弃他们的奴隶，并把他们送回非洲；由于旧世界的无能为力，奴隶主们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仅仅通过特权，他们便十分富有了。如果说他们还在适应对他们来说既十分陌生又太过分的北方原则的话，也只是为了关税和其他赋税的缘故。他们的父辈们—
—只要他们来自南方——还有那一小部分在他们特权阶层的思想世界里成长起来的人，除了减少奴隶的数量，让他们生活好些并释放部分奴隶外，不可能作得更好。
一个新的世纪已经降临，对立已经出现。当它的技术使白人也成为了机器旁的奴隶时，商品变得廉价而普及，为了富人们的享受而给予穷人们可怜的补偿，它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而当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区别不断缩小，一个上升的阶级挤到了它们两者之间时，使用机器使棉花的产量成百倍增加，新生的上百万人穿上了这些棉花纺布做的衣服，白人却仍不愿在热带气候里种植和收获这些棉花。于是，黑人们在同样的程度上，却因棉纺工业的迅猛发展，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少了，就如同寻求“普遍平等”的呼声日益强烈地在世界各地回响一样。
为什么奴隶主们不给他们自由？是出于害怕和一种明智的考虑。换句话说，谁又会自愿为一份白给的劳动果实付钱呢？哪个农场主会花钱雇个短工去做原本可以让牛马干的活呢？奴隶主拥有的上千名奴隶继续在他的村子里繁衍生息，代替着衰老以及死去的奴隶。他们吃的玉米几乎是白捡来的。如果有一天，一只无形的手打开奴隶们脚上的锁链，放下皮鞭和手枪，以全人类的名义向他们宣布，他们自由了，那么这群人和他们的主人会怎么做呢？奴隶们可能还会想起自己培养起来的基督教思想和让他们那忍受痛苦的教导。
他们会带着愤怒和激情冲向他们的主人和他们一直都在劳作的土地。砸破威士忌酒桶和面粉仓库，砸坏工具，先把看守撕成碎片，而后再杀死主人，奸污宫殿里的小姐，就如同白人老爷向女黑奴施暴一样。不，这行不通！这里只有惟—一种手段：那就是时间和忍耐，禁止继续贩运黑奴，首先把这种残忍的制度控制在它土生土长而且也显得必要的那些州里。如果人们能够把疾病控制在一个不太重要的器官里，那么整个身体就能够得以继续生存；病毒若是继续扩散的话，那么整个生命都会陷入危险之中。当年那些祖国的创建者尽管看到了这种内部的矛盾，却仍旧愿意建立合众国，他们的子孙们也不得不做出了上述的妥协。南方是不是已经满足于这种完全的自由了？他们如同他们的父辈们一样生活着，即使在今天，他们还掌握着同一个机构，推行的仍是类似的奴隶制，表面上自由了的黑人们长年累月仍旧干着奴隶的活。
与此同时，北部却在继续成长着。人、金钱和生产力带着新型机器和新思想在几十年内产生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威胁着南部，并最终打破了它的优势地位，就如同是先行者们挥动斧子向西部开辟道路一样，他们前进的步伐引起了南方奴隶主们的恐慌；他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倘若一个人有被排挤到少数派中的危险，那他就必须巩固自己在多数派里的中心地位。当一种新的对劳动无尽的恐惧缓缓蔓延，当从欧洲来的大批移民，把森林变成良田、把荒原变成草地、把灌木丛变成城市，当大地被从千年沉睡中唤醒并被开采出金和银、铁和铅时，崭新的西部成为了南部的梦魇；因为那里的一切都是白人们用双手创建出来的，那里使整个机体活跃起来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白色的，它们威胁着南方那些黑色细胞的权力。南部的大奴隶主们若是一旦失去这种权力，他们的政权便会渐渐消亡；而若想要在华盛顿继续保证这种权力，他们将会同时受到道义和实践的困扰。
他们还有什么办法抵制这种力量，实现自我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分裂相威胁。古巴和拉丁美洲在他们之前不就是这样做的吗？这几个盛产棉花、小麦和茶叶的国家，气候更加炎热，因而更需要黑奴们的劳动。难道英国会不去保护那些与合众国中央政府分离的地区，借以报复上个世纪美国人对它的背叛和脱离吗？
如果上世纪叛乱者们的子孙想要脱离自己的堂兄弟的话，那他们一定也在期望得到欧洲大陆的某种奖赏。没有什么人能剥夺南方人的自由！在他们得意洋洋的时候，已经被削弱了的北方或许会由于外部的干涉，至少是由于欧洲的经济措施而发生倒退，最后被迫做出让步，尽管现在它一直不断努力以求避免走出这一步。
这种困境也的确使得北部一步步地作着退让。最开始做出的妥协是这样的：除了密苏里之外，北部不允许再建立蓄奴州。而后是：基于居民们的愿望还可以再建立四个蓄奴州。再然后就是辉格党人，也就是亨利。克莱本人做出的退让，他在新的斗争中找到了这样一条出路：从墨西哥接管的新州可以蓄奴；而年轻的加利福尼亚是个自由的州；除此之外他还又加重了对逃亡奴隶施行拘捕的法律。于是尽管古老的贵格会教徒思想以及每一颗心灵都为此而感到愤慨，但“奴隶是物不是人”这样一条理论，一直到最北部都得到了承认。每一个公民在路上见到逃亡的奴隶都有义务把他抓住，抓住一个这样的黑奴，可以获得十个美元，这样，每一个人就都被培养成了奴隶捕头。
这种斗争里经济、道德和感情的因素比重相当。既然北部想在西部安排白人，那么南方便想在那儿安排奴隶；既然北部为了保护它的产品而需要垄断权的话，那么南部就要求其“产品”的自由贸易和出口。在北部，每一个贫穷的白人都应该是反对蓄奴制的，因为那可能会抢走他的工作机会；而在南部，蓄奴却会让一个白人获得他剩下的惟—一点自尊，因为他会看到社会上还生活着比自己更为卑贱的人。
在北部，劳动得到尊重，而在南部，劳动却受到蔑视：这就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权威和民主，继承者和创业者，传统和生机之间的斗争。棉花等作物并不是这种斗争的理由，只不过使它清晰地表现出来罢了。
南部人头脑里已经产生了一种“棉花哲学”，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新式形而上学。若说北方正高呼着所谓的“自由工人”理论：主张自由的土地，自由地工作，自由地言论的话，那么，南部所拥有的就仅仅是那些在小小的法庭上，以上帝的口吻对黑人们为所欲为的神甫了。当然，南方人也有自己的理论，林肯从一本北部某大学写的名叫《纯粹的野蛮人》的书里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欧洲西部的自由社会是种错误，即使在美国它也逃脱不了崩溃的下场。对此，北方也表示默认。”那篇文章的作者甚至建议去奴役白人，分给主人们新的土地，而后再将白人失业者作为农奴分给他们。“拥有一千美元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一般的贫穷白人的监护人——用”监护人“是因为”主人“这个字眼已经遭人唾弃了——谁有一万美元，就可以获得十个农奴，一百万美元便可获得一千个农奴。这种作法完全被认为是”
公正的善行“，原因是即便是现在，在一种和刚才的描述几乎相同的情形下，资本家们也仍旧进行着统治，凭借着穷人的劳动生活，享受着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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