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三个星期，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出去，这个星期还有两三个大型招待会。你不知道，我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从一次美妙的城市舞会的疲劳中休息过来。
可惜这次只来了三千人。”
这是玛丽写下的话。每逢她给姐姐写信，总会提到这些。她的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这是她的忧虑、愿望和骄傲之所在，当她驾着林肯给她买的马车——林肯自己从来都没用过——在小城里到处闲逛时，她的感觉简直就像是置身于小巴黎。由于林肯现在赚钱多了，又还清了债务，她便擅作主张，在他们小房子的上面又加盖了第二层，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在楼下进行多种多样的接待活动了，他们的房子原本位于偏远的郊区，可随着城市的发展，现在这所房子已然位于市中心了。因此它对玛丽来说越发可爱，而对林肯来说，当然也就越发显得陌生了。房子旁边惟一的一棵树，被玛丽找人砍倒了，对树木她没有丝毫感情。而对一盏造型是一对恋人的新烛灯她却情有独衷，每当坐在方桌前时，她便会去摆弄这盏烛灯中间的八音盒。
不过，如果她早就不给丈夫擦靴子了，丈夫裤子上的扣子掉了，就只让他用个木夹子代替，把背带拉到最底，并且把这惬意地称作是绞刑架的话，那烛灯上即便刻着再好的情侣对她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她跟他相处，过得并不容易。每天饭菜准备好，桌子布置好的时候，她经常得派两个大儿子去喊他们的父亲。这时，那位父亲往往坐在商店里被人们围着，谈论着、倾听着，即便是他终于跨出了商店的门槛，人们也会看到，他又在街上驻足于一群人中间了，无论两个男孩如何拽他的衣角，他都不为所动地继续讲着故事。
不一会儿，人们听到两个男孩大哭的声音，一个过路人问道出什么事了？“这世界上到底出什么事了，”林肯说，“事情就是，我只有三颗果仁，而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两颗。”
此刻的玛丽在家里烦躁不安不也情有可原吗？要知道“绅士”这个词是她最偏爱的，却又是林肯所最不喜欢的。如果一个孩子把这个词说错了，父亲会非常开心，半开玩笑地把说错话的儿子扔到半空中，足有屋顶那么高。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托德”中有两个“d ”？他说：“对于上帝（God ）只要一个‘D ’就足够了，而‘死亡’（TODD）则需要两个‘d ’。”
林肯从没对孩子们进行过正规的教育，星期天，玛丽在教堂时，他会带着两个大一点的男孩去办公室。而后，因为他一直在思索和阅读，所以根本没有发现，在此期间两个孩子已经把办公室闹翻了天，他们掰弯了羽毛笔，洒了墨水，把文件扔到了地上，把铅笔塞进了痰盂。于是星期一，林肯那个倒霉的同事会发现房里已经底朝了天。
他呆在家时大多非常顺从，从不斤斤计较。他总把钱包敞开着放在那儿，以便让妻子随便取钱，让她去决定所有关于设施和花园的问题。可他的这种友好的消极状态却引起玛丽的抗议，她怒气冲冲地说：“他在家简直一点用都没有。除了暖和暖和，读点书之外，他什么都不干，而后他便又一头扎进自己的那堆事里，不出来了。这样，我不得不自己去采购。林肯的的确确是这世界上最没用的窝囊废。”然而，当她姐姐夸奖林肯，说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有头脑的男人作丈夫，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时，她也会马上安静下来，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表示事实的确如此，她原来抱怨的只不过是些日常琐事罢了。她开始跟所有人争吵，和她的姐姐和仆人，当然也和他。当时林肯写了下面的一段话作为自己对待她的原则：“永远都不吵。谁想要成就点事业，谁就根本不会有闲功夫去吵架，而且更没有时间去承担那些后果，既然在那些你并不在意的大事上都能让步，对那些明显就属于你的小东西做出让步也就更不言而喻了。”
就这样，有时他们两人会过得不错，四岁儿子的夭折可能加深了这对夫妻的感情。她一度曾疑心林肯得了肺结核，于是她就让医生完全瞒着他。后来她承认说：
“他看上去显得十分温和，然而只要他跨出一步，就会坚定得令人吃惊。我一直知道，他在作决定时，什么时候就算是下最后通碟了：起先他一般总会很友好，而后陷人沉思，紧闭双唇。我一看到这幅情景，就会按他说的去做，以后，其他人也都照此做了。”
当然有时他们也会过得很不和谐。林肯订了份新报纸，玛丽却写信侮蔑那家报社，结果信被那家报社发表了，林肯无法对此公开作答，这事害得他大病了一场。
一次，他正在家里和一位同事讨论问题，只听门呼的一声被撞开，玛丽厉声问他买没买她想要的东西。听他说了“没有”之后，她大叫起来：“我被侮辱了，忽视了！”
而后摔门就走，弄得拜访者既惊异又尴尬，不知所措。林肯则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您要是知道，这样小小的发泄对她多么有益就不会这么惊讶了！她有时会利用这种机会爆发一下。发火会让她感觉好些。”
有时候他们的关系甚至会糟糕透顶。每当这样的不愉快发生之后，赫尔顿便会早上七点钟就看到林肯在办公室里，躺在沙发上，眼望着天花板，或是以他的那种方式躺在椅子上，脚搁在窗台上，对赫尔顿的问好只是咕哝着回答一声：“好。”
若是赫尔顿出去了，那林肯便会从里面把屋门反锁上；倘若走的是林肯，他就一定是去法庭或是商店里消遣一下，而后再回来，尽管他家离得更近些。中午他却愿意回到办公室来，带回点儿奶酪和饼干，一直呆到晚上，在楼梯道里坐在一个垫子上，跟随便一个路过的人聊天，然后在办公室里一直呆到所有地方都关了门；深夜时分，人们才会看到这个高大的身影慢腾腾地在树下漫步，而后轻轻地向家里走去。
只有一次，他似乎对玛丽说出了心里话，但事后他却严厉地谴责了自己。那次，从早晨到中午他一直坐在办公室里沉默不语，帽沿遮着眼睛。到了中午他去给自己买了点儿吃的，开始边吃边向朋友们唠叨：他的妻子刚才的心情准是糟透了，早餐前的一切事情都足以让她发火。开始，林肯还保持沉默，可后来，事情却越来越坏，当他在转身离开后又不得不回去的时候，她对他的再次出现报以那样的蔑视。具体情况他已记不得了，但总之：他把她举起来推进了厨房，把她逼到一个小角落里，就在门口旁，冲着她大声叫喊，全然忘记了人们从街道上就能看得见他们。现在他坐在那儿，谴责着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断地说着：“我真该死！”
林肯的一位知心朋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玛丽。托德的性格无法使一个男人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快乐。然而反过来讲，这却也十分有利于这个男人，他会因此多留在政治和事业的世界里。他会不愿呆在自己家的火堆边取暖，只愿意一直呆在外面和一群男人们在一起，在法庭上和议会大楼里，和庄稼汉们讨论，晚上在商店里仔细听那帮人聊天，因此，他会在各处都很出名。”
这种情况下，林肯在整月的外出旅行过程中，有一两次陷人爱河也是最无可厚非的了。本性中他对女人并不反感，他只是害羞而已，他所寻找的，是一种彼此的充分理解。他若是找到了一位可爱、耐心、温良可人的女性，那么他就会因情因景让自己很容易受她的引导，抛开平时的忧郁，让自己温柔起来，当然也就会更加幸福。当时有一位女歌唱家带着乐队在各城市举办音乐会，她的歌，林肯百听不厌，最后有人甚至为此取笑他、警告他，他却说：“顺其自然吧！她是惟—一个给了我一些艺术享受的女性。”他的政敌们，后来尽管百般搜寻，却也没有找到他那个时候任何一点偏离正轨的丑闻。就连长期独守空房又不信任他的暴躁易怒的玛丽，在那个时期也没有吃过任何人的醋。
离婚案当中，林肯常常成功地替妇女们辩护。当几个极端的妇女在一间酒吧里倒掉了贪杯的丈夫天天沉醉其中的威士忌酒时，林肯以他雄辩的口才为她们洗脱了罪名。有时即便是违法的，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她们一边：邻居里有一个酗酒的鞋匠经常打老婆。林肯曾警告过他几次，可是有一天林肯在办公室又听到了那位妇女的哭喊声，他马上带了几个人赶了过去，把那个醉醺醺的家伙拖出家门，绑在一根树桩上，给那人的妻子一根鞭子，让她痛打丈夫。那个女人起先还犹豫着不敢动手，不一会儿就高兴地把丈夫教训了一番。为此，这位律师兼公证人先生原本是应当受到惩罚的，他已不再是血气方刚、放荡不羁的年轻人了。但就是这个因为法律的缘故不惜违背自己的心愿反对暴力解放奴隶的人，在一些小事上，却出于愤怒和同情而不由自主地搞出了这样不符合他年龄和性格的恶作剧来。在演讲和思考过程中，他一直都在关注着蓄奴和酗酒这两件事情，而自从斯普林菲尔德那个鞋匠的事发生之后，他也渐渐开始注意到妇女们遭受着的痛苦。是对妇女的同情使他做出了违法的事。
后来一次，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很少跟女人来往时，他用一个故事解释了他和女人之间若即若离的奇妙关系：“在印第安纳，母亲有时会做蜜糕给我们吃。一次，当我闻到了那股令人惊喜的香味时，便拿了三块跑到灌木丛底下想把它们吃掉。住在我们旁边的那些农民们比我们还穷，当他们的一个孩子跑过来，想分享半块时，我给了他一块，接着又给了他两块。蜜糕一会儿就被他吃光了。我失望地坐在那儿，问他，‘你好像特别喜欢吃蜜糕啊？’——‘是的’，他说，‘没有人像我这么喜欢它们，却又这样少有机会得到它们’。”
听到林肯这早衰的语调了吗？这个小故事清楚地表现出他那忧郁、幽默、又善于取舍的性格。人们之所以问他关于女人的事，是因为就他们所知，他身边很少有女人，而他却讲起了妈妈做的小蜜饼，灌木丛和邻居家的小男孩。他并没有拿“我”
和他自己比，大概是因为在作伤感回顾时不想张扬的缘故吧；他只是那另一个可怜的男孩，虽然喜欢它们却又很少有机会得到。一个男人所有痛苦的思想就在印第安纳的灌木下活跃了起来。首先是外貌的丑陋，后来是未婚妻之死，而后是精神的恐惧使他不得不远离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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