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玛丽正沉浸在幸福之中。想想看，以后她可以和进入议会的夫君肩并肩，在华盛顿的街道上散步了。她肯定喜欢住在首都，虽然1850年时，这个首都的秩序尚未井然，马路旁边到处是马圈、牲畜和垃圾；可是在那儿，她能一睹美国国会大厦的风采，而且能在游廊的玻璃窗前看到自己丈夫的席位。此外，她也终于能够见到自己少女时代便梦想着与之交往的大人物了。她用一种既羡慕又妒忌的眼光打量着那些独自驱车从欧洲外交使节身旁驰过的妇女们，自己终于也可以去白宫了！
白宫就那样矗立在那儿，没有围墙，风格自由，高贵典雅，比她在梦中看到的简单得多。它近在咫尺，仿佛触手可及；这是总统的房间，那是办公室和前厅，再往那边就是节日宴会大厅。幸运的波尔克夫人就在那儿作为国家的第一夫人接见各位官员及夫人，所有人都要对她毕恭毕敬；她不正像位欧洲女王吗？由仁慈的上帝派来，只要穿上高贵的晚礼服，戴上昂贵的项链，她根本无需戴上什么王冠，就已经具备了王者风范。她的眼光，以及她对丈夫的信任是正确的。这时的玛丽也开始梦想着自己成为这幢房子的女主人了。但是造访白宫后，紧接着，林肯夫妇就不得不搬进一间小小的公寓去了，因为他们没钱住大旅馆，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外乡人的妻子，她其实得不到什么尊重，她清楚地看到，在斯普林菲尔德光芒四射的人物到了华盛顿便会在数百个大人物中间黯然失色，她的内心因此受挫。在别人看来，那个大个子是谁？他只不过是个西部的小律师。
“什么？道格拉斯先生也来到这里了吗？”是的，这个头脑灵活，精力充沛的矮个子总像幽灵似的跟着林肯，他现在也进入了国会大厦，因为他被选人了参议院。
人们普遍认为他更加高贵，风度翩翩，所以再次听到他的名字对玛丽无疑有些触动。
辉格党终于做出了些成绩，在议会中首次占了多数。不久后，玛丽回了次娘家，林肯便成了个家庭妇男，他得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起居，得想着给孩子买袜子什么的，但他又找不到地方。他不得不向玛丽写信建议，在家里雇一个保姆。他总用“吻吻孩子吧”来结束整封信，提醒玛丽早点回来。他们当时生活得还算快乐，因为就连不喜欢玛丽的赫尔顿也说：“玛丽曾经说过，‘表面上看，林肯的确不怎么好看，但是其他人不了解，就像他的胳膊出奇的长一样，他的心也特别的宽厚’。”
几个星期以后，林肯便成了美国国会大厦最擅长讲故事的人了；当议员们聚在大厅里聊天时，能听到陌生同伴讲故事，起先林肯总是沉默，只是观察着自己将来的听众。几天后，他才开始加入到谈话的行列中去。以后，他便总喜欢高跷着两条长腿，坐在壁炉旁讲故事了。当他回到公寓坐在桌旁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就会把刀又摆在一边，双肘支在桌上，托着脸，他大多是这样开始自己的讲话的：“这次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如果餐桌旁人们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那么他总能以这种方式很快将气氛缓和下来，于是，在这里，他也很快赢得了待人友善的好名声，这使得他同时获得了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好感。他玩不好九柱戏，但却喜欢去九柱戏的球道上玩一会儿，而后随便说几句恰如其分的话，自我解嘲一番。他也会以同样冷静的心态来向同事们介绍，昨天作完一次讲话之后，他和听众们都有何感觉。
在给赫尔顿写信时他说：“为了能够在此处引起他人的注意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我曾就一个丝毫引不起公众兴趣的邮政问题作了次简短的演说。我觉得当时我的紧张情绪正如同当初站在法庭上时一样，既不多也不少。是由于你们大家都希望我能尽快脱颖而出，我才决定马上作一次演讲的。”这席话充分表现了他沉着冷静和乐观的情绪，集会似乎对他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而且字里行间，他好像也一直在跟朋友们开着玩笑打着趣。
一月份，他便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大型演讲。战争的结果已成定局：瓦拉克鲁斯在大选之前落入联邦军队之手，泰勒将军占领了墨西哥北部的一大片土地，反对党的反战提议也失败了。林肯不是一个轻易会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也不会去迁就一项哪怕是由自己的原则发展起来的政策；不久，就当国家和军队在墨西哥节节胜利的节骨眼上，他忽然大胆地站到讲台上，大声疾呼：“这毕竟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但此举却使他得罪了两个政治阵营的人，一方面，他让极端的辉格党人士颇为扫兴，因为他要求给予军队全力的支持，并主张以任何方式做这一切；另一方面，他也开罪了民族主义者，因为他把战争以及士兵伤亡等罪过归于总统。当他在讲述着“侵略战争”这个概念，以及被占领地区到底是属于美利坚合众国还是属于敌军这个危险话题时，他向总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总统先生应该言简意赅，坦诚布公，完完整整地用事实而不是空洞的论证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应当知道，坐在华盛顿总统的宝座上，就应当用与这个身份相符的态度来回答问题。对国民他不应该回避，对上帝他回避不了，所以请我们的总统先生不要再顾左右而言他了。我的问题是他能否证明这场战争的第一滴血是抛洒在我们的国土上的。如果是，那这场战争便无可挑剔；如果他不能或不愿回答，找出种种理由或者平白无故地拒绝回答，那我就只能相信：他已经完全意识到了自己是理亏的——他觉得这场战争的血，就像亚伯的血一样，已在厉声向上帝控诉他了。他命令泰勒将军率军挺进，去对付墨西哥村庄的那些手无寸铁的农民，从一开始，他就有着强烈的动机想要挑起两国之间的战争，他企图以辉煌的战绩，腥风血雨之后令许多人心醉的彩虹，以及那令人迷醉却掩不住杀机的毒蛇般的眼睛，来蒙蔽人民的视线，避开人民对他的谴责！他一手发动了战争，而且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本来，他估计墨西哥会不堪一击，可现在美梦却全盘落空了。他站在那儿束手无策，惶惶然而不知所措。这位总统是个疯子，他终于陷入到了可怕的尴尬境地。上帝保佑，幸好他还有机会向我们显示，他的良心里除了疯狂之外没有什么更加残酷的东西！”
就是以这样的激情，这样的勇气和坦诚，林肯第一次站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为正义而高呼。难道总统以前做出的成绩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难道不是每个人，包括演讲者本人都已预见到几个星期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了吗？光荣的凯旋与和平，墨西哥割让土地，美国只是象征性地付一千五百万作赎金，胜利的泰勒将军成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当然，林肯的演讲也是出于党派在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在一开始反对过一场最终大获全胜的战争的人，最终也只能以道义的原因在公众面前解释自己当时为什么要投否决票。诚然，这位总统是最高统帅，因此受到宪法的保护，但尽管如此，林肯的攻击引起的反响仍旧不小，让我们跨越时空，将这件事与十几年后这个演说者受到的同样的谴责相比较，将不难发现这一切的悲剧意味。
然而，他的这次努力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甚至没有得到他的朋友们的理解。赫尔顿私下里就曾对他的演说表示过不满，在给他的信中，林肯写道：“总统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是违宪的。我愿用生命打赌，若是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也会像我这么做。你会去同意某些你认为是充满罪恶的建议吗？你会迫于外界的压力举足不前吗？……我们应该坦诚地表达我们自己的见解！在真理和谎言中间，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在我看来，宪法中之所以规定要确保由议会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原因就在于，过去诸多的国王曾无数次让自己的臣民们卷人战争，使他们流离失所、贫寒交加，而他们却总是说，他们看到了自己臣民最英勇的一面。我们的父辈正是看到了王冠——这种危险特权的弊端，才摒弃了任何个人拥有这种特权的可能。然而，他们当年的意图却适得其反，总统又一次被摆到了国王们的位置上……
当您不再对我的信感到恐惧的时候，请再把它一字一句地重新读一遍，而后写信告诉我您的所有想法。”
然而，这位朋友捧着信和其他朋友们却只在家里频频摇头，赫尔顿必定是在回信里写了些诸如年轻人和老年人无法沟通的话，因为林肯在回信中写道：“没有哪封信比您这封信更让我感到痛心的了。我想您一定误解了长者们做事的动机，我可能就已经属于这样的老朽了……”
此时此地，他的境况与以往不同了，但仍旧寂寞。可能没有第二位事业有成的政治家会写这样的家书吧：“佐治亚州的斯蒂芬斯是个矮个儿的面色苍白的年轻人，患有肺结核，他刚刚跟我谈了一小时，这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交谈。我苍老干枯的眼睛再次充满了泪水。”但是，当时却无人能料到，他们二人何时又能见面，既然曾为朋友又是为了什么把今天的泪眼相望变成了怒目而视！
这次被选人议会的是个多么令人钦佩的人啊！他不营私舞弊，这已经是众人承认的事实了，不愿为无用之人推荐职位，因为对他来说，国家的利益要远远高于他在政党中的那些朋友的利益。而他却总不忍心拒绝别人，于是，他规定自己的推荐书可以撤销，这显示了他的顾虑。
此后不久，就有一个故事在斯普林菲尔德传开了，林肯拒绝为他的一个选民提供职位，并给他写信说：“初结友谊时，我对您十分友好，并期待着您也能对我这样。去年夏天油于一些麻烦事，这我已向您作过解释了，我不得不收回对您的推荐；但不久后我从可靠的地方听说，您在公开低毁我。对此，我当然感到十分意外。
当我接到您前一封信时，我曾问自己，是您想在低毁我的同时利用我并且伤害我呢，还是我听说的都是谣言？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我不会给您回信，若是第二种情况，我却必须回信，我一直对此犹豫不决。在此，我附上可能对您有用的推荐书。”
今天，独自坐在长凳上，只有一个面对人头攒动的大厅却仍旧面不改色的观察家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而他的选民，只会在家里对这位候选人摇头，由于他们的条件尚不成熟，林肯拒绝为他们谋职。可如果他不能为自己的选民解决什么问题的话，选民们又何必要选他呢？“真诚的亚伯拉罕”，一个美好的称号，又有什么用呢？
人们只知道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他那样不懂世道，人们是不愿意选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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