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记住，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这是李克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所领导的中共情报机构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功勋卓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视人，重视干部，珍惜人才。
严抓干部问题
建国后，李克农在干部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显示了一位中共情报战线上的领导者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和超凡胆识。
“要记住，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这是李克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所领导的中共情报机构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功勋卓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视人，重视干部，珍惜人才。
李克农工作非常认真严谨，对部属要求也相当严格。一次开会，个别单位有同志到会迟了一些，他当场就以严峻的口气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时间犯。”这个新鲜的词汇，让来晚了的同志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廖承志有一次开会也迟到了。一进门，只见李克农正沉着脸同其他已经到会的人一起，鸦雀无声地坐着等他，廖承志的面部顿显紧张的神色。李克农严肃地问道:“你为什么迟到，要让这么多人候你的大驾?”
廖承志一声不吭，气氛很紧张。
还是罗瑞卿出来解了围，轻声地对廖承志说:“小廖，这一回碰上克公，受批评了吧!”这才将气氛缓和了过来。
批评归批评，李克农向来对事不对人。初次见到他的人对他都有点望而生畏，相处久了，才知道他真正是个爱惜人才、关心干部的好领导。
对当年和他一样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李克农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情感。李白，这位曾经从延安出发、秘密潜入上海架设电台同中共中央联系的烈士形象，就常常浮现在李克农的脑海中。解放后，李克农时常对人谈起李白英勇献身的故事，不忘抽时间去慰问李白的家属，去上海万国公墓为李白扫墓。他曾经和记者黄钢谈到李白:“你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歌颂这些真正的英雄，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上海的解放，也不会有全中国的解放。”
李克农建议和支持黄钢把这位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搬上电影银幕，黄钢等人深受启发，创作了著名的电影剧本《永不消逝的电波》，剧中男主角李侠的原形即为李白。
鲍君甫，这位30年代李克农在中共中央特科时的情报员，解放后生活一度较为窘困，李克农得知鲍君甫经济拮据、年高体弱、牙齿脱落的情况后，立即写信给罗瑞卿，建议“可给以破格照顾”，提出“由公安部告南京市公安局每月津贴他150元至200元，并帮助他镶配一副牙齿”。
解放后，钱壮飞的夫人和子女居住在上海，李克农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寄钱给他们。一次，钱壮飞的大女儿到北京，李克农特别交代给了她几百元钱作为生活费。
李克农坚持原则、关心干部、保护干部的品质，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潘汉年案件”和保护沙韬的事情上。
1955年春发生的“潘汉年案件”，是一起长达27年之久的大冤案。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内部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起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933年被派往陕甘宁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年9月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高岗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和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代理政委。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参与领导了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1949年后，高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去英、法、苏留学，回国后任北满共青团省委书记、代理中共东北地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1935年赴苏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及华东军区政委。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从二人的简历不难看出，高、饶都是中共老资格的党员，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自1953年高岗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后，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联合起来，进行了一连串分裂党的活动。毛泽东本来是很信任高岗的，他们阴谋活动暴露后，毛泽东非常气愤。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高岗拒绝党的教育，于1954年8月自杀。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开除了高、饶二人的党籍。
“潘汉年案”
在会议讨论期间，一些受过高、饶影响的或是与他们有牵连的人，相继作了自我批评，交待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表示肯定，同时指出，高级干部中如果有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的，都应主动地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来不及讲的，或是会上不便讲的，会后还可以想一想，写成材料，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否则罪加三等。
“潘汉年案”就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发生了。
潘汉年，1906年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他辗转于南昌、上海、武汉等地，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文化战线上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及其文化“围剿“政策的斗争，成为一位活跃的左翼作家。
20年代，潘汉年参与了“创造社”的工作，由于经常干一些诸如捆书籍、跑印刷厂和邮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大家都叫他“小伙计”。到30年代，他和杨杏佛、杨度等当时的社会名流打起了交道。这期间，在中共领导下，他参加发动了左翼文艺运动，并主持了“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成为30年代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自1931年起，潘汉年离开了文化战线，成为中共秘密战线上从事对敌斗争的一名战士，他当时的代号是“小开”。“小开”是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1933年至1934年，他以江西中央苏区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同陈铭枢、蔡廷锴等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以及陈济棠的广东地方军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谈判。1935年潘汉年在长征途中，受中共中央委派，从川黔边境前往苏联莫斯科，以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间业已中断的联系；1936年，潘汉年奉命回国，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秘密谈判，奔走于南京政府与陕北之间，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开始后，潘汉年以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在上海、淮南等敌后地区主持情报工作，屡建奇功。解放战争期间，他以香港为阵地，开展情报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成为中共与国统区各民主力量间一条最重要的联系渠道。1949年全国解放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治理大上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潘汉年确是一位情报战线上的杰出战士和优秀领导人。
在毛泽东提出高级干部应讲清历史的号召下，潘汉年心事重重地来到这次会议的华东组组长陈毅的住处，向他道出了自己一桩埋藏多年的心病:
那是1943年初，已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的潘汉年，在来不及请示中央的情况下，于南京被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
李、胡二人的目的无非是想向汪精卫表明，他们有办法、有能力拉拢中共方面，借以博得汪精卫的倚重。而汪精卫急于见潘汉年，也是为了向他的日本主子显示他在政治上的能量，以增强日本人对他的信心，同时他还针对周佛海与重庆方面搞热线联系，造成国共两党彼此间的磨擦和矛盾。
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汪精卫对潘汉年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殊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最后，汪精卫对潘汉年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和汪精卫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谈话本身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毕竟这是一次政治性的会谈，而且就潘汉年本人而言，这次会谈竟成为他政治历程上一次重大的转折。
这段经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未向中央汇报。此时，他把实情告诉了陈毅，并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在材料上大笔一挥，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平反“潘汉年案”
“潘汉年案”发生后，党内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情报部门内部人心惶惶。为稳定人心，周恩来曾专门就此案向情报、保卫人员讲过一次话，他说:“要相信绝大多数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无论公安也好，情报、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绝大多数好人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周恩来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因为潘汉年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周恩来指示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就中央情报部的有关档案以及1939年到1948年潘汉年和中央的来往电报进行审查，搞一个审查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责成专人审查了解放前潘汉年的全部档案材料，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在报告中，李克农以超人的胆识提出了有力的5条反证材料:
一、中央屡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汉年利用李士群、胡均鹤等的情况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为中央提供了大量决策性的情报:
1.潘汉年于1941年6月13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该报告中央于6月20日收到；
2.潘汉年上报了侵华日军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
3.潘汉年上报了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一情报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关注；
4.潘汉年所参与、了解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5.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所知道的。
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认为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材料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李克农的报告并未受到重视。1955年4月，49岁年富力强的潘汉年以所谓“内奸”罪被捕，遭受不白之冤，并株连了一大批人。“潘汉年案”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也是建国后发生的最大一起“反革命案”。
经过长达8年的预审期，1963年1月，潘汉年以所谓“内奸”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7年，潘汉年因病在长沙去世，终年71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中央纪委书记陈云亲自过问了此事。陈云和潘汉年在十年内战时期，有过两度共事的经历，对潘汉年有很好的印象，现在他作为中纪委书记，在倾听了有关“潘案”的反映后，感到有责任把这一案件弄清楚，以对党和潘汉年本人负责。
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指示办公室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说他要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请公安部当天下午就将“潘案”的最后定案的全面材料送到他那里。
10天后，陈云办公室的秘书又给公安部打来电话，请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关“潘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材料，送交中纪委。陈云还找了过去对潘汉年比较了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写材料，把他们对潘汉年的了解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交给中纪委。1981年1月16日，公安部在中纪委和陈云的督促下，写了关于潘汉年一案的概况材料，如实地反映了潘案的处理全过程，特别是将1945年刘少奇、康生给饶漱石的电报(以说明潘汉年和李士群等汉奸的接触，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做的)和1955年6月李克农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为潘汉年案件提出的5条反证材料，一并向中纪委作了汇报。
这两份材料，为潘汉年案的再次复查和最终平反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和证据。
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努力复查，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
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过许多重要贡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知》还宣布:
一、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二、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疾病中的李克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的李克农仍然在情报、保卫工作战线上辛勤劳作。
1955年5月，流亡美国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幕僚程思远，由香港来北京，谈及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和李意欲归国的情况。李克农非常重视这一信息，当即报告周恩来。
5月7日，周恩来约见李克农，李克农积极向中共中央建议，争取李宗仁回国，此后李 克农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正在李克农为党努力工作的时候，病魔却又一次侵蚀着他的肌体。1957年10月25日中午，李克农忽觉头晕，想出门走走，不料刚刚迈出门槛，就失控栽倒在地上，立即陷入昏迷。
消息传到中南海，中共中央十分关切，周恩来亲往北京医院，指示组织全力抢救。他对医务人员说:“你们大胆治，只要尽了力，没有理想结果，不要你们负责。”
经北京医院全力抢救，昏迷长达8天的李克农才苏醒过来。经确诊，他患了脑溢血重症。由于大脑严重受损，几乎丧失了记忆。大家都劝他安心休养，他却对自己的儿女说:“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工作。”
在病中，李克农仍然不断地过问争取李宗仁回国的工作。中共中央采纳了李克农的建议，后几经周折，最终使李宗仁夫妇于1965年7月由美国返回，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中共中央对此事甚为满意。周恩来说:“公安部和调查部办了两件大事，公安部改造了一个末代皇帝，调查部争取了一个国民党代总统。”
1960年，为确保李克农养病，中共中央决定让他离开工作岗位，但李克农却很诙谐地说:“我们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是不舒服的，能驮多少，就驮多少。”
1961年，在大脑有了一定恢复、病情稍有好转的情况下，他给杨尚昆、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尚昆同志并小平同志:
我因病休养已近四年，最近医生已同意我可以逐步进入工作。现将我拟做的工作，特报告如下，请你和安子文部长、罗瑞卿总长二同志商决批准。一、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这事是很不简单的，需要时间，估计要一年左右，始能初步办到。二、工作方法:先收集，后集中，再分类编写。打算去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南昌、合肥、北京……等，借地方组织协助，比较易行。如同意待我行动时再报告批准。三、干部问题:先在中调部抽调陈养山、潘芳二同志随行，另在总参二部和三部各调一名不脱离职位的干部(秀才)，担任编写、访问、档案等工作，此事如能由中组部、公安部再调一二名干部(知道过去地下斗争历史的)，更欢迎；四、这一组织不超过十人。我正式开始工作，暂定1961年8月15日开始。
以上各项请审阅批示。此。李克农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他为能继续工作感到由衷的高兴。1961年8月28日，李克农一行离开了北京，开始了上海之行。10月28日，李克农返回北京。几十天的奔波，使他的身体元气大伤，剧烈的咳嗽伴随着严重的气喘，使他整夜难眠。
病逝
1961年1月6日，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妻子———赵瑛因病去世，这令李克农悲痛万分，不能自已。
李克农的女儿李宁曾经用这样深情的笔调谈及赵瑛:母亲早年即伴随父亲从事地下斗争，走过了坎坷的道路，经历了艰辛的岁月。她对革命无限忠诚，对同志充满着爱，对自己要求严格，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不图虚名、不谋私利，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她除做好本职工作外，父亲的生活全由她照料，有时还协助父亲处理些棘手的杂事。如解放后，大批亲友纷至北京，认为父亲当了“大官”，都想来谋个“一官半职”。母亲即根据父亲的授意，热情地接待他们，耐心地向他们讲清共产党的“官”不同于国民党的“官”，是不能任用私人的。并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除个别过去对革命有过贡献，按政策通知当地政府给予适当安置外，余均婉言相拒。并从父母的工资中给他们路费，妥善地处理了这些问题。
母亲在退休和患病期间，仍关心国内外形势，参加组织生活，思想始终注意着党的事业的进步。一九六○年，她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癌症)之后，她想到的还是别人。她郑重地对医生说:“我的病已无法治了，请不要浪费了，把这些药给其他患病的同志用吧”，并拒绝用药。谁料到，时间是这样无情，仅仅六个月的时间，母亲就溘然长逝了。在她逝世后，我们整理她的衣物，发现她有些内衣内裤打着补丁。我们都相对无言潸然泪下。母亲!你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困难时期，你熬过了艰辛的岁月，解放后，你仍不忘党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着克勤克俭的美德。……
她去世后，同志们悲戚地称颂她:“坚毅忠贞，历尽艰辛，终生为党的事业奋斗；教育后代，无限忠诚，一家人献身革命。”父亲在母亲逝世后，也深情地称颂母亲为“母仪典范”。
然而，被李克农称为“母仪典范”的赵瑛的病故，给了这位被夏衍誉为“最好丈夫”的李克农以异常沉重的一击。据原李克农办公室副主任徐炎庐回忆:“赵瑛去世后，李克农吩咐他的子女将赵瑛生前的卧室布置及物品都按原样放好，李克农每天临睡前总要到赵瑛的床前默默地坐一会儿，而后再深深鞠一躬才去安睡。”时隔两月，另一个噩耗又传了过来:他的老上级、老战友陈赓不幸去世。当时，李克农正在上海，当他得知陈赓去世的消息后，无限伤感，他坚决要去向陈赓的遗体告别，女儿劝阻无效，只好扶他前往。此后，素有“酒豪”美誉的李克农常常感慨地说:“陈赓死了，酒也没有味了!”
1962年1月30日，由7000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李克农抱病参加了会议。他过去发过几次心绞痛，不少人劝他不要再去开会，而李克农却仍然坚持要把会开完。
可他的病体，已不再给他这样一次机会了。2月7日，李克农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2月9日晚21时，李克农停止了呼吸。
窗外，大雪纷纷扬扬，苍天无语，大地垂泪。李克农那颗充满睿智、勇气和力量的大脑，停止了思考，他过早地走了，脚步匆匆……李克农逝世后，遗体移至北京医院，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前往医院向李克农的遗体告别。
经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设置李克农灵堂，以便各界和各国驻华使节前来吊唁或瞻仰。
2月13日，公祭李克农大会在中山堂隆重举行，前排摆放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林彪、邓小平、董必武等人献的花圈。首都各界共2500多人参加了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担任主祭，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陈伯达、罗瑞卿、习仲勋陪祭。
悼念李克农
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全文如下:
我们在这里以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卓越的革命战士，我们的亲密战友李克农同志。李克农同志长期在革命工作岗位上同病魔作斗争，终于不幸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九日与世长辞了。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都为这一重大损失而深感哀痛。
李克农同志在五四运动时期即已参加进步活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正值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他参加了在上海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参与了苏区和红军中政治保卫工作的建设，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等职。西安事变前后，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团秘书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委员兼秘书长。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部长和中央军委的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历任第一、第二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李克农同志是我党我军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建设和组织党和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了解敌情、保卫自己、镇压反革命方面，作了艰巨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在外交工作、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国防的斗争中，有显著成绩。李克农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交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西安事变前后，在对友军的统战工作和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和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中，对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抗美援朝和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斗争中，团结了朋友，打击了敌人，对朋友坚持了国际主义原则，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李克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斗争中，英勇顽强，坚定机智，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埋头苦干，实事求是，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李克农同志入党后，在党的领导下，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战斗的一生和忘我的劳动精神，是全党全军同志的学习榜样。我们要继承李克农同志的革命精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为建设和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
亲爱的战友李克农同志安息吧!我们所有的同志都将永远记着你。你所献身的事业将永远胜利发展。
李克农的骨灰被存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号院正中大殿的正面，和后来去世的朱德元帅、彭德怀元帅的骨灰相邻。
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宣布休假3天，以庆贺这位强有力的对手的消失。这在美国的情报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李克农生前曾说过:“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这虽是他的自谦之言，也确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李克农的去世，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朝鲜、保加利亚、苏联、阿尔巴尼亚、越南、蒙古、波兰等国驻华大使、代办和外交官员，以及各国驻华武官都先后到李克农灵堂吊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金光侠大将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徐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等发来唁电，对李克农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对李克农的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李克农逝世的第二天深夜，国家副主席、76岁高龄的董必武，为李克农赋诗一首，以表哀悼之情:三十年前事已赊，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天不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箕裘克绍芝兰秀，高举红旗障落霞。
世人对李克农的哀思连绵不断，青山长在，绿水永流，而李克农那大智大勇、多谋善断、忠贞为国的传奇般的一生，则必将像故乡的长江水、黄山松一样，浩荡巍峨，英名长存，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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