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情理，重病缠身的李克农完全有理由申请回国休养，无需继续为停战谈判劳心费神。可李克农很倔强，他不愿向困难低头。为减轻病痛，他常常一面看文件，一面将药片一小把一小把地送进嘴里，只是当喘咳得无法忍受时，他才将手头的活儿暂时搁下，休息一会。
幕后出良策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然而，就在此时，李克农的身体状况却突然恶化了。1950年5月14日，一份有关李克农病情的报告摆在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刘、朱、聂、杨:
李克农的病状书，现由杨尚昆译出送阅。今晚已照主席指示，立即停止工作入院治疗。战略情报会议，由邹大鹏主持。关于经常工作，分别向聂、杨请示，重要的可与我接洽。周恩来5.14
李克农哮喘病复发了，并且很严重，要用药物控制，晚上只有注射镇静剂才能入睡。
可就在此时，太平洋西北角上爆发了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美国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部队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起猛攻；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同时命令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战争伊始，北朝鲜军队在金日成统帅下，以重炮密集轰击南朝鲜军队，苏制T—34坦克成群地开向南方，很快解放了汉城，大军南下直逼洛东江三角洲。这时，只要把位于朝鲜最南部的“釜山环形防御圈”拿下来，朝鲜战争就可告以结束。
金日成认为形势十分乐观，他估计8月份就可完成解放朝鲜国土的任务，并早早地给中国领导人打了招呼。
7月5日晚，周恩来把李克农、章汉夫、乔冠华、陈家康和雷英夫召集起来开会。
“总理，有什么问题吗?”李克农问道。
“你们对朝鲜战争有何看法，金日成打了招呼，8月份要结束战争，8月份能结束吗?”周恩来静静地问。
李克农说:“人民军的战斗力强于李承晚的军队，装备也是苏制的，而且每个师还有十五六名苏军顾问，如果就单打李伪军来说，人民军没有问题。但现在美国插手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美军有绝对优势，朝鲜战争恐怕不会这样简单结束。”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也表示赞同李克农的意见。
周恩来点点头说:“是呀，不经过反复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一直到他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果然，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要求会员国给李承晚政府提供帮助，随后又决议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授权美国指派司令官。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是美国五星上将，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他指挥过一些重要的战役，被美国军方称为“天才的、杰出的军事家”。不过，美国总统杜鲁门或许更加了解他手下的这员大将，他曾经这样描述麦克阿瑟:
他的个性富有引吸力，他讲起话来快而巧妙，……他看起来似乎对他的历史知识极为自豪。但在我看来，尽管他读了不少书，他的历史知识仍然是浅薄的，他只知道许多事例，而不甚明了这些事例所蕴含的逻辑和哲理。对于远东他知道得很少，在他的历史知识中除了对历史的歪曲，剩下的就是一种渺茫的希望，他希望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方法对同共产主义斗争的那些人有所帮助。
9月15日，15个国家的军队在这么一位对东方历史知之甚少的麦克阿瑟统帅之下，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这次行动的代号是“烙铁行动”。仁川其实是朝鲜东西海岸最不具备登陆条件的地点，它航道狭窄，潮汐落差达30英尺，这是一个海军最看不上眼的劣等港口。而麦克阿瑟———这位70岁的倔老头，却出奇制胜，在此冒险登陆成功。
朝鲜半岛南北长，东西窄，三面环海，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南北战略联系，斩断了后方补给线，并在人民军主力背后与洛东江的李承晚军队呼应夹击，从根本上改变了战略态势。人民军主力部队被迫后撤，命运危在旦夕。9月26日，美军经过一周激战，占领汉城。
三天后，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飞抵汉城，重建起“大韩民国”政府。在重建政府的简短仪式上，麦克阿瑟兴奋地说:
我高兴地代表联合国把贵国政府所在地送还给你(指李承晚)总统先生，从这里你也许可以更好地履行你的宪法职责。我热切地希望，仁慈的上帝将给你和你的共和国的所有官员们以智慧和力量，以仁慈和正义的精神去解决你们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经过过去的艰苦努力，在朝鲜人民面前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黎明。
这或许是麦克阿瑟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是他55年戎马生涯的顶峰。
赴朝鲜谈判
贺电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杜鲁门也在华盛顿为麦克阿瑟叫起好来:军事史上没有任何军事行动能同你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迟滞战相比拟，正是通过这一战役(指仁川登陆战役)，使你的部队得到了加强；也无法同你的最终解放汉城的功绩卓著的作战行动相比拟……我向你们大家致敬，并代表我们在国内的所有人对你们大家说:“干得好，干得漂亮。”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作出判断:共产党中国干预朝 鲜战争的可能性有，但不干预的可能性更大。麦克阿瑟也这样预言道:
(中共的干涉)可能性很小。假如他们在第一个月或第二个月进行干涉，那可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们不再害怕他们的干涉了，我们也不必再必恭必敬了。中国人在满洲有三十万部队，其中很可能不超过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人部署在鸭绿江边，只有五万到六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既然我们的空军在朝鲜已经有了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
李克农指挥的情报机构也紧张地运转起来，通过各种公开报道，进行大量分析，掌握了美军许多重要情报，有的还提供给了朝鲜人民军。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
中共中央最终作出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向朝鲜派兵。10月19日，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中朝军队团结一致，并肩作战，以运动战的形式，把美李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附近。
战争态势的根本性扭转，使停战谈判成为可能。
1951年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其顾问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6月23日，马立克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演说，表示同意马立克的建议。至此，朝鲜战争就由单纯的“武仗”转为“武仗辅助文仗”的阶段。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李克农被中央送往苏联养病。在苏联，他每天都通过报纸分析局势的发展。随着战争不断升温，李克农再也无心疗养，他迫不及待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里，他通宵达旦地工作，一双眼睛在大幅的朝鲜半岛军用地图上来回“扫描”。朝鲜谈判的信息传来后，他以一位老情报工作者的特有预感察觉到，轮到自己上台“唱戏”的日子不远了。果然，在确定赴朝鲜谈判的人选上，毛泽东点兵点将又点到了李克农。
1951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他。
就在去年的11月，毛泽东的长子、在志愿军总部担任秘书的毛岸英，在朝鲜平安北道的一次美机轰炸中，不幸遇难牺牲。毛岸英曾经担任过李克农的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李克农很喜欢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毛岸英牺牲后，李克农很难过，毛泽东委托他把这一噩耗告诉了他的儿媳、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不过此时，毛泽东已一扫老年丧子的悲痛，他果断地对李克农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有人参加。”
“我马上准备出发!”李克农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过，李克农还是向中央如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病情，使中央能有所准备。毛泽东在考虑之后，依然定下来:还是李克农去。也许，只有李克农是他心目中的最合适的人选。随同李克农前往的还有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国家新闻局局长的乔冠华。大家都称他“老乔”，其实是年他只不过38岁，正是挥斥方遒的青春年华，他作为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前往开城。临行前，毛泽东专门接见了李克农和乔冠华，同他们进行了长谈，并要李、乔二人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李、乔二人随后组建的这个班子，人才济济，有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浦山和新华社的丁明、沈建图等人。李克农还特意选调了几位同志带两部可接收各大通讯社新闻的收报机，以便了解各方面的反应。他还请志愿军派出一个参谋班子前往开城，使谈判班子能够及时了解战场情况的变化。周恩来也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详谈，并送给他们一句意味深长的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带病坚持谈判工作
7月2日，朝鲜志愿军总部收到毛泽东从北京发来的电报: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将来朝鲜参加停战谈判，于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今丹东)，7月4日傍晚由安东去平壤，大约5日早上或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处，请朝鲜方面派人到适当地点去接应。
7月5日，李克农一行到达中国边城安东，柴成文专程由平壤来此迎接，谈判班子改乘吉普车过江。
7月6日晨，李克农前往平壤东北约15公里的根地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新设的作战指挥部所在地，拜会金日成。金日成已经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他热情地接待了李克农。李克农是主持谈判的实际负责人，自然要向金日成请示工作和保持联系。随着交往的增多，二人的私交也越来越浓，以至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每次来北京，总不忘给李克农送上几坛他爱吃的既酸又辣的朝鲜泡菜。
经与朝鲜方面协商，李克农为中朝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协助其工作，对外公布的名单则是人民军的南日、李相朝将军和志愿军的柴成文、邓华、解方、杜平等人。南日大将，曾在苏联留过学，此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是金日成指定的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由于李克农的身份很特殊，他既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又担任了代表团的党委书记，不便公开，大家都称李克农是“队长”，称乔冠华为“指导员”。
7月7日，中朝代表团抵达开城。
谈判的会址定在了离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市区房屋密集，不利安全警卫，而这里较为清静安全。来凤庄的西南，有几家民房，再靠西南，有一幢别墅式的平房，志愿军代表团就驻在这里。
开城谈判代表团，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指挥三线。第一线是直接出面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南日、邓华等人；第二线是乔冠华、柴成文，由柴成文负责联络；第三线则是幕后坐镇的李克农。李克农负责将每天的谈判情况上报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
7月10日，来凤庄一间长18米、宽15米的大厅，成了全世界为之注目的焦点，艰难异常的朝鲜停战谈判从这里开始，一谈就是两年。
这两年，在李克农眼里显得是如此艰难而又漫长。这，不仅是他建国后所接手的最庞大、最艰巨、最复杂的一项任务，而且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难关。
在志愿军内部，真正懂行的外事工作人员严重缺乏。像乔冠华这样对国际问题素有研究的职业外交家，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欠缺外交头脑”，他们不惧怕敌人的枪炮，可对于和敌人谈判却心中无数。大家纷纷请李克农“传经送宝”，李克农总是谦虚地说:“我们八路军的传统就是组织起来。军事外交我们谁也没搞过，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干中学，干中提高!”
每次谈判之前，李克农都要和谈判班子一起熟悉文件，商讨对策，模拟实习，使大家每次谈判都能胸有成竹。针对一些同志心急气盛、感情冲动的缺点，李克农反复强调:“我不担心哪位同志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还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言教辅以身教，大家渐渐地入了门，工作开展得也越来越顺利。
随着谈判的深入，李克农的身体也日渐恶化。他是拖着即将崩溃的病体来到朝鲜的。这时，他视力微弱，眼睛几乎要贴在炕桌上才能看清东西，哮喘病经常发作，疼得气都透不过来，加上房子里生了朝鲜式的地炕，十分闷热干燥。他隔不到一会儿，就要到房子外面去大口大口地吸上几口潮湿阴冷的空气，才会好受一些。长期伏案工作，胸口被挤压得十分难受，又引发了心脏病。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了过去，幸亏在场的人抢救才苏醒过来。病痛的折磨，使得他的双手常常发抖，手中的笔不时从炕沿上滑落下来。
按情理，重病缠身的李克农完全有理由申请回国休养，无需继续为停战谈判劳心费神。可李克农很倔强，他不愿向困难低头。为减轻病痛，他常常一面看文件，一面将药片一小把一小把地送进嘴里，只是当喘咳得无法忍受时，他才将手头的活儿暂时搁下，休息一会。
尽管这样，李克农还是想给大家留下一个身体挺不错的印象。李克农身体健康，代表团就有了主心骨。他一向注重仪表，酷爱整洁，即使在身体快要垮了的情况下，也仍然保持着超凡的魅力和迷人的风度。一副黑边眼镜架在他那宽大的国字脸上，留着神气的短胡须，脚蹬马靴，一身戎装，风度翩翩，完全是一副外交家的派头。
僵持的谈判
大家很为他的身体担心，提醒他要多注意身体，他却总是笑眯眯地鼓励大家道:“现在我们站在兄弟国家的土地上，背负着党和祖国人民的希望，让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出色吧!”为不让大家担心，工作间隙，他还不断地开些玩笑，逗得大家乐不可支。李克农的身体状况很差，但却非常关心同志，他总是和大家打成一片，随时听取每个人的意见，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如此，所以，中朝代表团的所有人员都视他为师长，有些朝鲜工作人员在个人生活上受了委曲，不去找自己的直接领导，而是跑到李克农这儿向他倾诉。
段连城———一位年轻的中国翻译，在他1951年8月31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队长上年纪了，蹲在阴湿漏水的防空洞里，脑海里还得思考问题，如何对付敌人。这些同志啊!他们从长征起，而陕北，而抗战，而解放战争，今天又在朝鲜。他们毕生在艰难危险中度过。然而他们却是如此谦逊，虚怀若谷，像我们这些后生小辈的一言一语，他都认真地倾听。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是那样的豪放通达，像小孩子似的说笑。……这些同志，他们真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人。
中共中央还是很快了解到了李克农的身体状况。根据中央决定，1951年11月，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奉命去朝鲜接替李克农，让他回国休息和治疗。
伍修权一行夜以继日急奔朝鲜前线，到开城见到李克农。伍修权给李克农他们带来了一批慰劳的水果，哪知由于天冷路遥，加上路途颠簸，全都烂了。
伍修权很有些过意不去，李克农却装着叹息地笑道:“这事谁也不怪，只怪我们的口福太薄，不过你们的心意我们全领了。”当伍修权向李克农谈了要接替他，让他下去休息和治疗时，李克农固执地说:“临阵不换将。”
李克农自有他的道理。他熟悉这里的工作，也摸清了各方面的规律，中途换人，不利工作。但伍修权看着李克农的病体，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结果两人一起电告中央，中央来电同意仍由李克农主持工作，伍修权暂留朝鲜，如李克农病情无发展就不换人，事情才算有了了结。
从1951年7月10日到26日，经过半个月时间的唇枪舌战，双方代表团终于达成了谈判的5项议程:一、通过议程；
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
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职司；四、战俘的安排问题；
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当谈判进入第二项议程时，很快便僵住了。中朝方面反复提出应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却以“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为由，断然加以拒绝，并以沉默不语的冷场战术来拖延时间。到8月10日第20次大会时，这种沉默达到了高潮。大会开始后，中朝代表发言完毕，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却率其部下拒不作答，结果，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死一般的沉寂。秘书长柴成文有点急了，他悄悄走出会场，来到会场外的一座帐蓬里，问李克农该怎么办，李克农冷静地写了三个字:“坐下去!”柴成文将纸条带回会场，从中朝代表手中传递过去，大家看到李克农的指示，一个个都沉住了气，和美李代表比赛起“打禅”来，终于以整整2小时12分的沉默对抗创下了谈判史上的空前纪录。当然，“闪电战”也有，有的会谈25秒钟就宣告结束。
可见，朝鲜停战谈判的确是一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白刃战”!10月25日，谈判地点从开城移至板门店。这个日后名扬世界的地方，当时却连一个小村庄也算不上，它距开城东南约8公里，贫瘠荒凉的土地上，只有4间无人居住的小屋。随着双方谈判代表云集此地，这个偏僻的不毛之地很快“硝烟四起”。
11月22日，停战谈判的第2项议程达成原则协议后，双方参谋人员于22日起按照实际接触线的方位和座标，确定军事分界线并划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
11月20日，李克农在志愿军代表团驻地召开中朝代表团小型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谈判情况。李克农侃侃而谈，边章伍、乔冠华、解方等人围坐在四周，静静地听着。
最后的谈判
“这次谈判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是胜利者同失败者之间的谈判。平心静气地讲，只是战场上打了个平手的谈判。可是，对于这个特点，对方是不肯承认的。他在打的时候想到谈，谈起来达不到目的又想打，打不出名堂来再来谈，谈起来又想拖，总不能痛痛快快地达成协议就是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切不可急躁，急也没有用。二是针锋相对。我们背后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不求别的，只求和平，争取和平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压力。当然，说针锋相对并不是不讲灵活性。谈判是打文仗，不是打武仗，单凭一股盛气是 不行的。今天这种僵局当然是双方造成的，但如有机会，总要抓住机会予以‘诱导’才好。”中朝代表们连连点头称是。李克农最后说:“中央把底盘都交给我们了，时机也比较好，问题就看我们如何组织力量和执行了。要做好两手准备，在实际工作中，要为迎接协议的达成做准备，也要为经过努力达不成协议做准备，这样才能做到‘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至于战场，不用我们管，彭老总早就讲过，‘打得坚决打，谈得耐心谈’，我们的任务就是谈判。”
在解决了军事分界线这一关键问题以后，自1951年11月27日起，谈判转入了讨论第三项议程。
当时，中朝方面的一些代表认为，既然军事分界线这一棘手问题已经解决，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李克农在全面分析了形势、任务和敌我双方的对策以及敌人可能设置的障碍后，认为不能放松警惕。
李克农叮嘱大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向我方代表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有关和谈的指示:“原则要坚持，策略要灵活。和固有利，拖也不怕，只要涉及到朝鲜人民的主权，我们决不让步!”果然，谈判开始后，美方无理取闹，中朝方面虽作了必要的让步，但美方对他们所提出的战后限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国土上修建飞机场等无理要求始终不愿放弃。代表团成员按照李克农的指示，坚持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方的险恶企图。经过力争，终于迫使那些宣称“到地狱结了冰”才能放弃其无理要求的美方代表服了输，于1952年5月2日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随着谈判的继续进行，美方代表越来越相信，在中朝谈判代表中，有一位巨大的“隐形人物”在策划、指挥着一切，正是此人，才是他们要与之较量、却又难以战胜的真正对手。这位足智多谋的“隐形人物”是谁?
杜平将军战后所撰写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中，给了这些充满疑虑的美国人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们谈判代表团的分析会经常开到深夜。平时每一天这样的预备会，大都由乔冠华主持。会上大家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分析敌人明天可能会提出些什么问题，我们该怎样回答。最后由秘书处的几个同志整理综合，经李克农过目后，连夜向上级汇报。待上级答复后，即打印成文，参加谈判的正式代表每人一份。每天到会场都是拎一大叠纸条。这样，不管对方提什么问题，我们都能有条不紊地给以答复或者批驳。如果敌人提的问题，我们事先没准备，这也不要紧，就向对方提出暂时休会，在电话上与李克农或乔冠华商讨对策。
可见，这位使美李代表心神不宁的“隐形巨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克农。他，就是这场特殊战役的中朝方面的直接总指挥。紧张的谈判期间，李克农家事纷繁，有忧有喜。
赴朝不久，他收到了老父亲不幸去世的电报。当时，大家正在议论工作，坚强的李克农没有告诉别人，他强忍泪水，将电报揣进了口袋。夜晚，李克农独自走到帐蓬外，在黝黑的天空下，面对着西南方鞠了3个躬，以遥祭父亲的在天之灵。想起自己一生在外奔波，全家老小跟着受了不少苦，1946年母亲去世时，他正在北平军调部紧张地工作。这次父亲病逝，他又远在异国他乡。想着想着，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从此直到谈判胜利结束，素爱整洁的李克农没有刮过胡须，以此纪念自己的父亲。
喜事也有，1952年8月，他的孙子平安出世。
也许是开城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给孙子起名就叫“凯城”(开城谐音)。据说，南日大将听说李克农添了孙子，特表祝贺。李克农请他给孩子起名，南日说:“我们舌战在开城，就叫开城怎么样?”李克农觉得这名字很有意义，当即同意。谈判夹杂着战争，战争推动着谈判。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到了1953年7月27日。这一天，板门店外格外热闹，世界各地记者云集会场，朝鲜停战的签字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
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和哈里逊从东西两侧走进会场，这两个充满敌意的军官彼此未说一句话，也没有正眼看对方一眼，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各自签字完毕便扬长而去。
长达3年之久的朝鲜战争至此终于落下了帷幕。
为防异外事端发生，确保签字成功，早在7月26日，李克农就提出:双方司令员不到现场签字，而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生效，然后再各自向本方司令官送签互换文本，因为从汉城传出消息，李承晚很可能派人来板门店搞刺杀活动。美方对李承晚似乎也有点不太放心。因此，这一锦囊妙计被双方接受。
彭德怀司令员是在开城签字的。7月28日上午9时30分，身材高大、面色黝黑的“彭大将军”，倒背着双手，大踏步地走进开城来凤庄签字大厅，胡子刮净的李克农领着杜平、乔冠华、张明远、肖全夫、李逞瑞等人跟随走进会场。
日内瓦会议的会前工作
中共中央赋予的朝鲜停战谈判这一重大使命胜利完成了，而李克农却陷入极度疲劳和虚弱之中，他两鬓雪染，面容消瘦，已有垂暮之兆。
1953年2月7日，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保健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专门就李克农的病况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称:
李克农自1943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病状，每年发作一二次。去年则加重了，每月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并曾晕倒，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0.2毫克，他竟服过0.8毫克，我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周恩来闻讯十分焦虑，他立即将报告转给毛泽东。3月4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尚昆同志:
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决不可那样服药法。毛泽东三月四日
李克农的病状，显然引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与不安。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以后，美国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仍然不断在朝鲜战争遗留问题上制造事端。同时，美国还力图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印支战争，是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达到重新控制印支地区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印支战争的结果，使法国损兵折将，伤亡惨重，政府内阁频频更迭。美国则利用法国的窘境，混水摸鱼，加强对印支战争的干涉，逐步代替了法国在印支的地位。朝鲜战争后，印支战争便成为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主要事件。为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苏联政府建议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讨论印支问题。
1954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的建议，并宣称:“许多重大问题，首先是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不能解决的。”苏联的建议和中国的声明，如一石击起千层浪，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要求迅速结束印支战争的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1月至2月，美、英、法、苏四大国外长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由苏、美、英、法、中及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日内瓦会议。
这次会议对中国来说，非比寻常，因为它是新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展示出自己的形象。
李克农———这位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果敢的外交才能和灵活的应变能力的外事活动家，自然被中央列入参加会议的主要人选之中。
而李克农却提出，不参加会议，其理由有三:一是“情报部门的三个部门年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二是自己“无国际知识，不懂外文”；三是“身体不健康”。
但中央还是决定:李克农参加由周恩来率团的中国赴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看来，这次会议不能没有李克农。
周恩来决定:会前的准备工作，由李克农抓总。关于代表团的人选，“告李副部长先行讨论，3月2日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副部长决定”，关于会议对策、编印资料、业务分工等，“请李提出方案”。另外，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人选，均由李克农全权决定。在3月3日到4月19日这一短暂的时间里，李克农投入了紧张的会前准备工作。
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李克农对会议可能涉及的各种问题、各种情况，分别列出详细的预案，报送周恩来审定。他还指示有关人员就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拟出29篇发言稿，作为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的依据。
此外，李克农还组织外交部、对外联络部、军委联络部、军委情报部、外贸部等单位，就朝鲜问题、印支问题、中国的基本情况以及内外政策等，编写了长达1700多万字、共计12大本的资料。这些资料，在以后的会议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的还被提供给了苏联、朝鲜、越南代表团。
3月初开始，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相继到北京集中，进行培训。李克农又指定专人向大家介绍外交礼仪，介绍瑞士的风土人情、法律法规。为加强保密工作，李克农还亲自给大家作了有关报告，对译员、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等都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对未出过国的司机也作了相应的培训。
抱病出席会议
原国民党外交部起义人员刘泽荣提出，应注意全权代表证书的格式和应设立代表团对外发言人。这一建议被李克农采纳，李克农组织代表团发言人黄华、随行记者以及当时常住北京的外国友好记者贝却敌等，多次举行模拟记者招待会，做到心中有数。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李克农特别指示中国驻瑞士使馆为周恩来及代表团主要成员预租一座别墅，为一般人员预租旅馆，并安装了由日内瓦到国内的电传打字机，保证通讯联络迅速、安全、畅通。代表团工作员共有200多人，安全问题显得格外重要，马虎不得。公安部为确保周恩来的安全，特地 准备了一批小白鼠，被周恩来发现后，他吩咐从飞机上搬走。但李克农还是安排了侦保、化验人员随同前往。
医务人员除保健医生黄树则外，还有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珏。本来，傅连璋向周恩来建议，将李克农的保健医生史书翰也带去，因为“史随李克农同志在朝鲜将近两年，工作认真小心，对克农身体甚为熟悉”。而黄树则更建议最好派一名苏联大夫陪同。因为“李克农同志多年来患肺气肿，并时常发生气喘及左胸前区疼痛。……在热度较高时均有明显的心前区疼痛”。他很担心李克农的身体能否适应长时间的空中飞行。
李克农闻讯后连连摇头，“死不了，让李连水照顾我就行了。”李连水一直担任李克农的警卫员，在李克农鞍前马后已经工作很多年。
中国代表团于4月20日离开北京，24日下午抵达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安顿完毕，即广为散发事前印就的周恩来中文和英文简历，这份简历由李克农主持起草，未经周恩来径直报中共中央审定。简历内容长达5页，其中第一段这样写着:
周恩来，生于一八九八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李克农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这段话，可能是第一次使用“最亲密的战友”的提法，反映了李克农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正式开始。4月26日至6月15日，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印支问题的会议从5月8日开始到7月21日结束。
李克农除参加会议外，还负责和有关代表团进行会外接触，并做好与来访的各国人民团体的接待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为及时掌握会议动态，李克农还组织人员以自己的名义编写了《每日简报》，电告外交部并抄送中共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其内容多是各国代表团及外国舆论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反应以及对外接触时所了解到的重要情况，很有价值。
例如，4月30日，莫洛托夫宴请周恩来和英国外相艾登，由于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的首次接触，李克农非常重视，在5月1日的《每日简报》上，李克农摘录了周恩来和艾登的谈话要点:艾登:联合王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承认联合王国。
总理: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艾登: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愿意指定一人，由我们的杜威廉先生和他联系。总理:我们的西欧司司长宦乡就在这里，他过去常和杜威廉先生接触。
艾登:那好极了，我是特意把杜威廉从北京调来的，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去了。
艾登(指着桌子上的水果):什么水果都有，就是没有菠萝。
莫洛托夫:但是中国有，中国是极其富有的国家，艾登先先应该到中国去一次。
总理:欢迎艾登先生到中国访问。
艾登:我非常愿意。我想告诉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和我同伍的一个军官叫哈蒙，他在战争中牺牲了。上星期他的弟弟给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来先生的每一句话。他说他熟悉周恩来先生。
莫洛托夫:美国行事特别冲动，英国应该施加影响，你们有共同语言。
艾登:一个剧作家曾说，英国和美国除语言共同外，别无共同之处。
类似这样的简报，语言生动，又能说明很多问题，其内容往往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6月20日至7月12日，与会各国首席代表休会，周恩来利用这段时间，先后访问了印度、缅甸，并与胡志明会谈。张闻天、王稼祥也离开了日内瓦，周恩来委托李克农代为主持代表团的工作，并协助越南代表与法国代表商谈印支问题。
这段时间，李克农加强了住地的安全保卫工作。为防窃听，他指示专人利用周恩来别墅边的马厩，建起了一个内部会议室，还安排放映过几场卓别林主演的电影，丰富了代表团成员的文娱生活。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
侦悉毛人凤的阴谋
中国、越南、苏联三国代表团利用这次会议，始终坚持和平协商的方针，对于美国阻挠解决印支问题的种种阴谋活动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周恩来则在会议期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政治活动，大力贯彻“求同存异”的方针，利用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美国，推动会议取得成功，显示出一个新中国外交家的卓越才能。
会议最后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订了关于在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 )交战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印支和平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
日内瓦会议彪炳史册，抱病出席会议的李克农劳苦功高。会议结束回国后，李克农双颊塌陷，嘴唇乌青，身体久未复原。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又将另一副重担压在李克农的肩上。16日深夜，周恩来请李克农到其中南海西花厅的住宅，向他布置一项重要的任务。一份电报递了过来:
亚非会议将于今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请允许我以缅甸、锡兰、印度和巴基斯坦5个发起国总理的名义，向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阁下发出庄严的邀请。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1955年1月14日
周恩来对李克农说，这次会议十分重要，我们决定出席。而你的任务就是要准确而又及时地掌握情报，使代表团顺利抵达万隆。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
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将济济一堂，在没有西方大国的参与下，自己讨论自己的问题，讨论世界大事，他们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这实在是现代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创举。
很自然，西方大国的某些领导人有些心理失衡了。特别是对新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更是有着本能的敌视。
他们发动宣传机器不停地散布:此次会议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他们耍弄外交伎俩，想方设法对有关国家施加压力，造成诸多不利于会议成功的因素。
一时间，反华逆风扶摇直上，而于1955年4月11日由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精心策划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则将这股妖风刮到了顶点。
是年3月，当中国代表团正在为出席会议紧张筹备之时，李克农获得情报:“蒋特已布置人对我代表团进行破坏。”这一破坏行动由毛人凤全权负责，其核心是:刺杀周恩来。
由于建国初，我国无大型客机，尚未开通飞往印尼的国际航线，国家领导人出国只得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是唯一的办法。为此，中国代表团定下了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中印双方约定，4月11日上午，该机作为正常航班飞往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飞往雅加达。
4月上旬，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夕，缅甸总理吴努发电邀请周恩来赴仰光暂住两天，商谈与会议有关的问题，待会议结束后，约周恩来与他同机前往印尼。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随即与陈毅一起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行昆明，再启程去仰光，并由仰光直飞雅加达。为安全起见，此行对外严格保密。
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按原计划由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径飞雅加达。
“中共代表团已定下印度民航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这是毛人凤接到的可靠情报，对周恩来将先行赴缅甸一事，毫无所知。他立即派人定做了一架飞机模型，仔细研究密谋炸机。
李克农的情报机关很快侦悉了这一阴谋。在周恩来临上飞机前，这一重要情报送到了他面前。周恩来指示:请转给在京有关领导办理。
再次挫败毛人凤的阴谋
4月9日，邓颖超再次给李克农打来电话，要求他高度注意香港飞机的安全。
李克农不敢怠慢，迅速向中共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报告此事，邓小平指示采取外交行动，立即妥为处理。外交部得到指示，向英国驻华临时代办社通报，提请他们务必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已到香港的代表团成员得到命令，提请香港当局对启德机场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严格检查。
香港警方迅即行动起来，对启德机场进行了严密的防范。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当时启德机场内部缺乏检查定时炸弹的安全防护仪器，同时对机场内部员工缺乏必要的戒备，使毛人凤手下的特务钻了空子。
“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后的调查表明:这一炸机行动是由国民党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是暗害周恩来。该案主犯是:主谋周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健夫，参与筹划者沈齐平。炸毁飞机的定时炸弹是由台湾“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秘密运至香港，然后由国民党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从张祖顺的住处取走，再由另一特务转交给周驹。
周驹，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清洁工，住香港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好色之徒。案发前，周驹常去一个名为“就记电料行”的商店，该店表面上经营一些电器设备，实为国民党特务设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站，由特务头目张耀灵负责领导。一天，张耀灵邀请店老板关就记喝咖啡，并介绍他结识了一位姓吴的神秘人物。吴某通过关就记的关系，找到了关的朋友周赞如，因为周赞如有一位同族人———周驹，就在启德机场工作。在周赞如的牵线下，吴某秘晤周驹，他对周驹说:“我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托你帮个忙，事成之后，可得60万港币的奖金，并负责安排你去台湾，保证你的安全。”周驹问道:“什么重要任务?”
吴某说:“破坏一架共产党要员所乘的飞机。”
周驹听了为之一怔，脱口而出:“这，这，太危险了!”
吴某见周驹有些犹豫，便说:“60万港币，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老兄，再想想，想清楚再给我回话。”
贪财的周驹几经考虑，终于被毛人凤“钱弹”击中，接受了炸机任务。在台湾特务的安排下，周驹接受了爆破训练，学会了安放定时炸弹的方法。
4月11日，周驹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带进了飞机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机场后，他乘着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
当时机场外围有一些警察放哨，而机场附近除了领班在场外，则无人防守。
周驹谎称手中的西药是给人捎带的，骗过了领班，顺利作案。随后，不等下班，他便匆忙由铁丝网下爬出了机场，登上台湾特务接应他的汽车，迅即逃走。
对此，香港警方一无所知，还以为警戒严格，平安无事。一纸电文悠然传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检查完毕，将于4月11日由香港直飞雅加达。
飞机腾然升空，而周恩来高度敏感的神经却一直关注着这架飞机的动向。
11日下午，北京电话通报周恩来:“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启德机场起飞，安然无恙；
下午6时，第二个电话传来:飞机失去联系，去向不明；
当晚，第三个电话由李克农亲自打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机上中国代表团成员李肇基等8人和波兰、奥地利记者及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共11人全部遇难。
周恩来闻讯色变。这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国际政治阴谋事件!次日，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毛人凤刺杀周恩来的炸机阴谋破产了，而他们这种灭绝人性的表演却大白于天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毛人凤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仍将一个数十人的暗杀团秘密派往印尼。
暗杀团的行踪已被李克农掌握，由于代表团对外交涉，对内防范，致使暗杀团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的独立大厦开幕，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平安步入会议大厅。
蒋介石慌了，美国人也干瞪眼，中国———作为亚洲的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确立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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