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求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是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勒令他们“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两道命令赤裸裸地暴露出蒋介石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险恶用心。
王实味案（一）
“抢救运动”翻过了历史的一页，而李克农却又被牵扯进另一桩大案之中。这桩大案一直纠缠他多年，成为他心中一段隐痛。这桩大案，现已大白于天下，它，就是轰动一时的“王实味案”。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父亲王耔渭是前清举人，为人耿直，一生清寒。辛亥革命后，潢川县办了一所中学，王耔渭老人因德高望重，被聘为校长。受父亲影响，王实味从小发奋学习，他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17岁中学毕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一位老师曾当面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中学毕业后，王实味因家贫无力继续 考大学。不久，他得知开封有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招生，这所学校不收学费。王实味便前往报考，被该校录取。一年后，该校停办，王实味再度失学。不过，这一年的时间，却使王实味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为挣钱上大学，1924年，王实味去驻马店邮局投考邮务员，录取后，在邮局工作了一年。他每月只有30元的工资，除了寄4元回家给父亲，6元钱留作生活费，其余20元全都被存了起来，到1925年暑假，王实味已在邮局工作了一年，一算帐，存款已有240元了。
带着这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240元钱，王实味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去北京大学应试。
1925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一切手续办完后，手里只剩下189元了，他把180元存入了北大附近的一所邮局，其余9块钱，留作了自己的伙食费。
这位出身贫寒、历尽艰辛的青年人，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在北京大学这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他一头扎进了书海之中，尽情地吸取知识的养分，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在北大，王实味结识了一位河南老乡、正在哲学系读书的陈其昌(即陈清晨)。陈其昌当时已是有一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见王实味常常进图书馆借阅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觉得他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便借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王实味读后，深受启迪，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他把自己读后的感想告诉了陈其昌，于是，陈其昌于1926年1月介绍王实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寒假开始，王实味开始了自己一直醉心的文学活动。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发表在1926年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1445期上，是一篇名为《杨五奶奶》的短篇小说。
1985年第2期的《小说界》上，评论家倪墨炎曾经这样评价这篇小说:《杨五奶奶》以短短不到3000字的篇幅，勾画出一个小集镇上仗势欺人的“母老虎”的嘴脸，而这位“母老虎”终于得到了最可耻的下场。小说的作者具有鲜明的爱憎。文章文字简练，叙事层次清楚，有些段落和对话很生动，并具幽默感。这段评价表明，王实味在生活积累和艺术素养上，都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水平。
1927年王实味因故失去了中共党组织关系。不久，他又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再在北大继续学习，经父亲的一个学生介绍，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找了一份当文书的工作。
王实味当时已身无分文，抱着“权当住旅馆呆它几天”的想法，到南京上了班。个头高瘦、长相斯文的王实味，性格却有些易于激动，在工作中，他见到那些令人气愤的事情，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指桑骂槐。一天，他正在痛骂的时候，忽然有人悄声问他:“小王，你是哪一派的?”
王实味听罢，将桌子一拍，说:“王派!”因为自己姓王，故所谓“王派”乃“王实味派”也。
那人未听明白，以为是“汪派”(即汪精卫派)，忙说:“小王，此地不可久留，这样吧，我介绍你到山东泰安中学当语文教师如何?”
王实味本来就不想在国民党衙门里当差，看到这位同事如此热心，便将计就计，让他写了封介绍信，来到了泰安。
在泰安，由于王实味常常向学生宣传“国民党一直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以农民仍被剥削挨饿”等等，一年后即被解聘，又回到了南京。
王实味案（二）
1929年3月，他来到上海，1930年1月，王实味和刘莹结婚。婚后，为维持生活，他开始创作小说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据统计，他创作的小说有《休息》等，翻译的作品有:美国作家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英国作家哈代的《还乡记》和高尔斯华绥的《资产者》、法国作家都德的《萨鞭》、德国作家豪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等，均被收入由徐志摩为中华书局编辑的《新文化丛书》中。应该说，王实味在文艺上是有过自己的贡献的。在上海期间，王实味和王凡西、陈其昌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1930年5月的一天，王实味在大街上与王 凡西相遇。王凡西在北大时即与王实味同学，而且那时两人又都是中共党员，老友重逢，显得格外兴奋。王凡西请求王实味帮忙译一部分书，因为他妻子即将临产，正缺钱用。王实味帮了他这个忙，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
同年8月，陈其昌也突然到王实味家拜访，陈其昌曾是王实味的入党介绍人，陈、王二人过去关系一直不错，此时在上海，遇上王实味一家经济拮据时，陈其昌还主动借钱给他们，王实味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妥。
其实，这时的王凡西和陈其昌已经是中国“托派”的重要人物了。何谓“托派”?
在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168页中，有这么一条重要注释: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刘莹当时已是中共党员，对中共中央的反托斗争情况比较了解，当她得知王实味为王凡西翻译了《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后，便敏感地怀疑王凡西可能是托派，劝告王实味不要与其交往，王实味坦然地接受了刘莹的劝告，从1931年1月开始，王实味便断绝了与王凡西的联系。
1932年，王实味夫妇曾委托陈其昌介绍王实味加入左联。陈其昌明确说:“我不能办这件事了，我已不做党的工作了。”这句话使王实味夫妇对陈的政治面貌产生了怀疑，此后，王、陈二人也再不来往。
由此可见，上海期间，王实味和托派重要成员王凡西、陈其昌等人有过一段交往，王实味本人在思想上也曾接受过托派的某些观点，但他和真正的托派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的浪潮在全国高涨。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向往革命的王实味，将已经怀孕的刘莹送回娘家，自己只身来到延安。
王实味来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马列学院编译室，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不久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高级研究机关。院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兼任，副院长为范文澜，下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中国文艺、中国教育、中国新闻、国际问题和俄文(翻译马列著作)等9个研究室。1942年初，张闻天率领一个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农村作为期一年多的调研工作。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代为负责中央研究院的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王实味被调往该院中国文艺研究室工作。由于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有一定的成就，被中央研究院任命为特别研究员。王实味这段时期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共计翻译了《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以及《列宁全集》第18卷中的一部分内容等共65万字，是当时延安一位相当有成就的翻译家。
1942年初，毛泽东亲自倡导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广泛开展起来。整风运动开始后，不甘寂寞的王实味相继写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和《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杂文，对延安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王实味案（三）
实事求是地说，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这些缺点进行批评也是完全允许和十分必要的，问题是一介书生的王实味看问题难免幼稚、偏激，对一些现象的批评总是夹杂着一些冷嘲热讽的味道。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王实味写道:
我们的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的灵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的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者，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文 艺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
政治家主要是革命的物质力量的指挥者，艺术家主要是革命精神力量的激发者。前者往往是冷静的沉着的人物，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后者却往往更热情更敏感，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
这其实是把政治家和艺术家放在了对立的两面。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的事实、尖刻的语言，把延安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一些差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个别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等等。
在王实味的笔下，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某些缺点与不足被歪曲和夸大了，他的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人的“共鸣”，一时间人心波动，思想混乱。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在会场上，王实味带头和主持全院整风工作的李维汉发生激烈争执。会后，他写了《我对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的头两期上，鼓吹要“绝对民主”，向“大人物”进言。这些短文贴出后，不少人赶来观看，后来它们又被贴在布上，挂在了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上，围观的人群像赶庙会一样。
王实味的言论，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的文章编印成所谓《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四处散发，称“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对中共及陕甘宁边区进行恶毒的攻击。
为纠正王实味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开始，一连数天召开全院座谈会，试图把整风引向正轨。在这个座谈会上，神经敏感的康生亲自插了手。座谈会初期，王实味的问题还只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不久，由于康生的介入，上升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座谈会快结束时，由于王实味以前曾向党组织交代过早几年在上海与王凡西、陈其昌等人的交往经过，王实味的问题便被作为与“托派”有关的“敌我问题”来对待了。
座谈会结束后，康生为“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在7至8月份，又追查出一个与王实味相联系的所谓“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王实味”的“反党五人集团”来。
这年9月，李维汉被调离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研究院，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秘书长一职，再没有过问中央研究院的反王实味斗争。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称王实味“从一九二九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根据这个决定，王实味被当作敌人送交保卫部门审查。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
康生式的审讯开始了，王实味在“坦白罪行”和“否认自己是托派”之间，来回转圈，审讯工作并不顺利。看来，其中必有隐情。
然而，康生那一套“逼、供、信”式的审讯方法，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最后，王实味也无招架之功，最终承认自己是托派，而且还是个“自命天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抢救运动”结束后，李克农主持了甄别工作，因为甄别对象太多，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王实味的问题被排在了最后。
王实味案（四）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种种主客观原因，最终还是于1946年作出了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认定王实味到延安来的目的，是要进行有组织的“托派活动”。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了晋西北的兴县，王实味也随队同行。
4月16日，王实味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主管审讯和看守工作)。据该科的同志 反映，王实味在从延安到晋绥的路上，“常说刺激人的怪话”，“故意找麻烦”，对他自己的“罪行”没有认识，自称是“为党牺牲的好同志”。
晋绥公安总局的有关人员认为，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交下来的重要案犯，在行军途中又“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因此“对其看押特为严密(专管，严锁(门)，不准见人，不准出门)”，比在延安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中旬，兴县遭到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提出了处决王实味的请求。
7月1日，国民党的飞机又一次轰炸了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为了应急，看守所要立即搬家。当晚，王实味被就地处决!命令是谁下的?
康生于1947年2月到达晋绥，在临县郝家坡村搞了一整套很“左”的土改。晋绥公安总局关于处决王实味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在晋绥的康生的“口头批准”。
毛泽东知道王实味被处决，已是1948年的事了，他雷霆大发，说:“你们赔我一个王实味来!”
这年8月31日，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检讨，主动承担了王实味案的责任，并请求中央处分。
9月1日，毛泽东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请中央书记处及有关同志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真、饶漱石、聂荣臻、贺龙等都在报告上画了圈。
李克农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康生。而康生呢，却也一句不吭，更没说过要担负责任的话。
1981年，85岁高龄的李维汉怀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对王实味案进行复查。
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指出:毛主席1950年7月在陈传纲同志的信上曾明确批示:五人反党集团问题并无具体证据，似应予以平反。但未能具体落实。“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几个人受到冲击和迫害。现决定对潘芳、宗铮、陈传纲、王汝琪四位同志参加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予以正式平反，推倒强加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潘芳、宗铮两同志的处分，恢复名誉。
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彻底否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机。1986年新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最后一页注释中，赫然写上了这样一句话: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蒙冤半个世纪，王实味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这已是他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了。王实味案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康生既是始作俑者，又是主要的决策者，而李克农，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环境艰险，不容李克农多加冷静思考。岁月苍桑，却折射出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勇于面对错误的崇高风范!
一根不怀好意的“橄榄枝”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消息传到中国，万众欢腾，历经八年之久的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终胜利。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企望和平，中国却又重新面临着两条道路的抉择。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主张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蒋介石却急匆匆地抓紧时间部署兵力，抢占战略要地，企图一举消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异己力量。
在日本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一连下了两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求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个是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勒令他们“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两道命令赤裸裸地暴露出蒋介石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险恶用心。
对此，中共及解放区军民当然不会忍气吞声。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严厉指出:
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
接着，毛泽东又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反对他的错误命令，并表明中共的严正立场和态度。
抗战的烽火刚刚熄灭，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然而，恰在此时，蒋介石却向毛泽东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向中共递上了一根不怀好意的“橄榄枝”。
原来，蒋介石为避免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内外舆论的谴责，企图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更何况他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后方，有的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要把全部军队调运到内战前线，尚需时日。于是，蒋介石这才在加紧准备内战的同时，向世人摆出了一副“和平协商”的姿态。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字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八月十四日
电文不长，而字里行间颇有恳切之意。对毛泽东是否会应邀，蒋介石其实心中无底，他一面静听毛泽东的公开答复，一面命令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设法了解毛泽东的反应。
这批联络参谋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于1938年起向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派驻的代表。按规定，他们的任务应该是加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八路军的联系，了解八路军在前方作战的情况，了解八路军各部在战争中的实际损耗，并使之得到及时补充等。然而，这批联络参谋实际上将主要精力用于收集中共党内和敌后根据地的各种情报，秘报重庆。有的甚至公开在延安从事破坏活动。两天后，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下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八月十六日
朱德给蒋介石的电报，批驳了蒋介石向八路军提出的“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和受降的错误命令，同时提出了中共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
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政府在延安的两位联络参谋，明确表示，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转告重庆方面。8月20日，蒋介石又给毛泽东发出邀请电。此时，他已得到在延安的联络参谋的报告，知道毛泽东无意赴重庆，因此一反常态，反而邀请得更加热情起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退惠诺为感。蒋中正哿八月二十日
显然，蒋介石在此是向毛泽东施加压力，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他尽可以借机宣传中共没有诚意，发动内战的脏水也就可以泼在中共身上。
破译密电帮助毛泽东
两天后，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八月二十二日延安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毛泽东:延安毛泽东先生勋 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蒋中正梗八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以“时间紧迫”、“问题重要”为由，要求毛泽东与周恩来“偕临”重庆，同时，他在报刊、广播中大作宣传，妄想给中共造成不愿和平的事实。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周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二十四日
毛泽东在此电中，虽然通知蒋介石“准备随即赴渝”，但仍决定让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接触，如果蒋氏果真有和平诚意，再赴重庆。对蒋介石不能不防。张学良被软禁南京，李济深、胡汉民被囚禁汤山，这一幕幕蒋介石导演的政治丑剧，人们记忆犹新。此次蒋介石主动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和谈，莫非也是一出“鸿门宴”?蒋介石究竟意欲何为?中共中央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紧张地思考着对策。
李克农的情报系统被派上了用场，他们日夜监听蒋介石和其驻延安联络参谋的来往电讯，希望能从中获取信息。然而，国民党的密电无法破译!怎么办?搞到密电码!
李克农下达了命令，情工人员四处活动。果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能人们，不负李克农厚望，将密电码弄到了手。有了密电码，国民党中央与其驻延安联络处的电讯联系就不再是秘密了。李克农日夜监听，不放过每一个字。办公桌上的电文盈尺，李克农详加分析:原来，蒋介石料定，毛泽东自秋收起义后，就没有离开过根据地，这次，他也不敢到重庆来。如果毛泽东不来，破坏和谈的罪名正好扣在共产党的身上；如果毛泽东应邀赴会，也可以乘机拖住毛泽东，争取时间作好进攻共产党的准备。如意算盘不可谓拨得不精明。
情报迅速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洞察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1945年8月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人与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一起开会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同意毛泽东去重庆。
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前夜的讨论意见，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自然，去谈判就必须作一定的让步。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日便向党内正式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8月28日，毛泽东要走了，李克农亲往送行。他守候在机舱口，严防无关人员登机。
毛泽东走过来，紧握李克农的手。李克农心里暗暗地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他深情地说:“主席，你要多保重……”便哽住了。毛泽东似有所察，笑着说:“克农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这回去重庆，正好和分别了20年的蒋委员长见见面，有啥子不好嘛。”毛泽东安抵重庆，李克农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蒋介石却很尴尬，他的情报网肯定地告诉过他:毛泽东绝不会来重庆。可毛泽东真的就来了!
毛泽东的专机抵达重庆机场时，蒋介石正在慌忙召集各院院长会议，紧急讨论国共和谈事宜。国共双方谈判开始时，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
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极力辩解说:“国民党没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会谈的进行。”这种借口，不能不让人感到滑稽和可笑。
这一切，确实使老谋深算的蒋委员长脸上无光!
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成立
经过国共双方多次的谈判和斗争，终于于10月10日签定了《双十协定》。根据协定规定，中共主动让地撤兵。蒋介石本无心讲和，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中共情报组织已获悉陈诚在国民党高层军事会议上关于“复员即动员”的讲话，意即抗日是复员，反共是动员。这其实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信号。李克农将这一情报及时上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发出《中情通报》，指出蒋介石正在加紧准备内战的严峻形势，使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预先准备。这是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时，中共中央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发出的最早的警报。
果然，蒋介石一切准备就绪，即以88万之众的大军围攻解放区，妄图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战争阴云重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12月下旬，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陆军上将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在他的参与下，国共双方经过商议，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0日，由张群和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各向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定于1月13日午夜12时全面停火。
根据双方协议，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同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军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的郑介民、共产党的叶剑英和美国人罗伯逊代表三方组成。
中共代表团旋即开赴北平。叶剑英作为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的代表，主持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李克农受命担任了代表团的秘书长。
戴着黑色圆边眼镜，留着八字胡须的李克农，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草绿色呢军服，胸前佩戴着军调部标志的蓝色三连环肩章和圆形铜牌胸章，颇有军事家的风度和外交家的潇洒。他将以这样的姿态，在国民党和美国代表之间巧妙周旋。
北平，千年的古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此时，她却处在一片混乱与恐怖之中:大街上，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神气十足的国民党官兵和警察在街头耀武扬威、气势汹汹；交通路口到处是架着机枪的地堡和沙袋垒成的掩体，随处可见乞讨的老人和小孩；商店冷冷清清，连过往的行人也显得紧张而又压抑。这景象使李克农预感到:国民党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的，内战迟早要爆发，军调部的工作必定不会轻松。
中共代表团分住两地，一部分住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北平饭店，李克农率电台、机要科和其他有关人员则住在翠明庄。翠明庄是一座三层的典型中国式建筑，飞檐画栋，古色古香。这时门前已由威风凛凛的八路军哨兵守卫着，是一处既秀丽而又略显神秘的地方。
安顿妥当，李克农立即投入工作。军调部要处理的事情既多且繁，方方面面都少不了李克农。有人给他粗算了一下要管的事情:对外，要和叶剑英一起出席三方联席会议，主持交涉、交际、新闻发布活动；对内，统管代表团的党务、政治思想、人事、秘书、财务、机要、电台、行政、接待、通讯、警卫，以至组织追悼会、办喜事等等，几乎是无所不管。
代表团的成员以及武装警卫，大多是由各解放区抽调来的，干部有老有新，有男有女，有文有武。各执行停战小组人员前来北平赴任或汇报工作川流不息，从延安、重庆、南京、华北、华中、东北、中南各解放区来的流动人员，经北平时也由中共代表团负责接待。
各地来往的领导干部，被代表团的同志戏称为“各路神仙”。他们当中有的是悄悄地来又悄悄地离开；有的则要顺便看看北平市容；还有的希望借钱买点自己需要的东西；也有人干脆向代表团行政处提出想做一身合适的衣服。遇到这种情况，李克农总是嘱咐行政处的同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满足这些领导的要求，如果确实有困难，就婉转地加以说明，请求谅解。有些难办的问题，实在解决不了，就亲自向他本人报告，这样就基本解决了矛盾。
中共代表团成员内部，也存在着一些思想问题。抗战胜利后，有人想回家过日子；有人想结婚；有人想提高自己地位；还有人想过安逸舒适的生活。这些思想问题不解决，难免会产生一些消极情绪，影响工作。
军调部建立初期，凡是穿军服的都要佩带军衔，而中共尚未评授军衔，为便于开展工作，只能参照执行。周恩来作为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和张治中、马歇尔一样，佩戴上将军衔。在中共代表团内部，叶剑英戴的是中将军衔，李克农戴的是少将军衔。一天，李克农听见有干部为戴衔的事情不满而发脾气，非常生气，立即到行政处去，要把他的少将军衔换个上校军衔。他说:“我们共产党员为革命出生入死，难道就是为了争这个牌牌?”代表团的同志觉得李克农说得对，但换个牌牌并不能解决问题。有的同志说:“您可以换个上校牌牌，我们都可以换个中校牌牌或少校牌牌，但我们今天佩戴军衔，是为了对外工作方便。您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叶剑英委员的主要助手。您戴的军衔低了，同国民党、美国的对手站在一起，就不相宜了。”李克农听罢也就摇摇头不说话了。
军调处的内部思想
此后，中共代表团内部开展了政治思想教育，把事情讲明，道理讲通，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使工作能顺利开展。
中共代表团建立初期，专业人员不够，一些招兵买马的活儿也落在了李克农的头上。军调部年轻的英文女翻译、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的王光美，就是这时在李克农面前报到工作的。
王光美是辅仁大学理学院的学生，思想进步，颇具才华。她当时毕业后，正准备到美国去留学。
一天，北平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找到她，让她到军调部的共产党代表团去当英文翻译。王光美略加考虑，欣然应允。按组织上的安排，她骑车来到了翠明庄。
李克农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只有20来岁、身材苗条的女大学生，笑眯眯地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欢迎欢迎!”说着，他把王光美领进二楼的一个房间，那是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王光美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李克农询问了王光美家里和学校的一些情况，王光美直率地作了回答。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传过来一阵粗犷而又缠绵的歌声:“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王光美很爱唱歌，她听得入了迷。
“很好听，是吗?”李克农问。王光美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这是陕北民歌，歌名叫《走西口》。以后你如果到延安去，还可以听到那里的民歌信天游，也很好听。”李克农笑道。“我干什么事?”王光美忽然想起了正事，忙问道。“你是怎么来的?”李克农避而不答，却反过来问她。“骑自行车来的。”王光美说。
“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们派车去接你。你把住址留下来。”李克农最后说。
第二天一早，叶剑英乘坐的那辆小车开到了西单的一条胡同里，把王光美从家里接走。就这样，王光美成了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中共代表团英文翻译。
翠明庄坏境优美，住得相当舒适，伙食也很不错，但斗争却依然激烈，气氛并不轻松。
翠明庄对面左右两侧楼房都驻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甚至连翠明庄内部的一些服务人员，也是国民党特务乔装打扮的。中共人员举手投足，常常受到特务们的严密监视。随着军调部工作的逐渐开展，中共代表团与中央和各根据地的电讯联系大大加强，国民党特务的监控，给电台和机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情报工作成为国民党特务破坏的重点，也是共产党方面工作的难点。拿机要科来说，科员都是从各根据地选调出来的股长以上的机要干部，政治可靠，业务精通，这没话说。但许多人并没有在国统区工作的经验。李克农很担心，他常常告诫大家:“同志们，机要和电台是美蒋妄图破坏的重要目标，他们现在已经集中了国民党和美、英、日等国100余名破译人员，力图破译侦收我党的密码电报，窃取我党、我军的最高机密情报。机要干部，就是要机密、准确、及时地完成机要通讯任务，确保我党密码的安全和密码电报的畅通。我们如果稍有疏忽，出了漏洞，就可能被敌人所利用，对人民犯下大罪啊!……”
他还告诉大家，代表团的每个机要人员，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都被登记造册，有像片，有职务，甚至有履历表。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具有机智的头脑，善于斗争，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对那些特务的监视，李克农制定出反监视的方案:一是将电台和机要科集中在翠明庄的南楼，专人把守，严密防范，不准闲杂人员进入；二是要求所有人员一律自己料理生活，不允许饭店的“服务员”擅自进入楼内。
“服务员”无法进入，可他们并不甘心，总是借口今天修理门窗，明天清查家具，后天检修电话，想方设法进楼窥探。李克农命令:跟踪严防。
于是，当这些不速之客进入大楼，无论他走到哪儿，总有中共代表团专人“伺候”，形影不离，特务们有再大的能耐，也无计可施了。
“服务员”打扫房间、取换衣服、倒字纸篓都非常勤快，因为常常能从换洗的衣服口袋和字纸篓里找到的片纸只字，他们企图从中分析了解情况。李克农幽默地告诉大家，可以略施小计，戏弄他们一番，例如用小纸头随便写个数字或像是人名的字样，放在衬衣口袋里，准备他们搜去。李克农自己也时常用墨笔、铅笔在一些纸头上写写划划，然后把纸撕成小块扔到字纸篓里。有人不解其意，李克农笑着说:“这些国民党特务，既然对这方面有兴趣，就让他们拿了去慢慢研究好了，反正他们呆着也没事干。”翠明庄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李克农高兴地夸赞大家:“身在北平，心系延安，个个都是好样的。”
秘书处的严密
不过，令人虚惊一场的事情也偶有发生。
中共代表团下设一个秘书处，分管办理对外文书、电报、代替叶剑英接见来访人员以及拜访社会名流、与各界交往、了解社会情况等事情。针对秘书处的特殊情况，李克农指出:“毛主席强调在我党同国民党的斗争中要注意观察‘人心向背’的问题，我们要在各界群众对两方政策的了解和反应中认真观察这一问题。”他要求秘书处人员每次外出活动都要事先 向上级说明:到什么地方，见什么人，大约几点才能回来等等。每次外出，李克农都要守候外出人员平安回来，了解情况后，才回房休息。大家平时都比较注意，晚上10点以前按时回宿舍。
有一天，秘书处一位姓马的同志，出去看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位国民党军官。老马在朋友家喝酒聊天，直到凌晨1点多钟才回到翠明庄。
李克农非常着急，11点过后，就派人外出寻找。由于老马事先并未留下地址，遍找不见人影，大家都干着急。
老马回来后，李克农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有人对老马说:“你知道克公和我们多为你担心啊!有两三个小时，克公一直在他的房间里和楼道里走来走去，派几批人去找你，都失望而归。他的健康状态不怎么好，可是他却多么关心干部啊!”在李克农的领导下，中共代表团如铜墙铁壁，特务们招数使尽，便铤而走险。
一次，中共代表团正在进行电台联络时，忽然发现有可疑电波出现。有人窃听!李克农指示:慎密侦察。
原因很快查出来了。原来，为破译中共代表团密码电报，国民党特务在翠明庄的一个隐蔽地下室，偷偷地架设了一部小型电台，专门偷抄中共代表团的电报。
几天后，一份中共代表团的严重抗议摆到了谈判桌上，指控国民党特务偷抄电报，态度严厉，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国民党和美国代表无言以对，只好连声应付:“对不起，对不起，马上查办!”很快，那部小型电台悄然撤走，神秘的电波消失了。
当国共双方在谈判桌上剑拔弩张的时候，翠明庄内也很不宁静。伙食供应像晴雨表一样反映出双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本来，这里伙食相当不错，早餐是牛奶、点心或豆浆、油条，中、晚餐都是四菜一汤，饭后还有水果供应。大家来自条件艰苦的根据地，喝惯了小米粥，李克农更是偏爱酒糟白菜炖豆腐。吃到这样的饭菜，算得上是“口福不浅”了。
然而，伴随着谈判斗争的日趋激烈，餐桌上也风波乍起，这里的伙食也越来越令人倒胃口，有时甚至到了不能下咽的地步。这就不再是简单的饭菜问题，一定是有那么一些人想借伙食发泄对中共代表团的不满。
消息传到了李克农的耳朵里，他火冒三丈。
一天就餐时，李克农把翠明庄的管理人员叫到餐厅，手指着餐桌上的饭菜，当众问他:“你说说看，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天是多少钱?”
那人老老实实地作答。
“那么，你看看，我们现在吃的实际标准是多少?与规定的伙食标准相差多少?”
“大概，大概……大概相差无几吧。”他偷眼望了一下桌上的盘子，舌头有点哆嗦。
“到底相差多少?”李克农火了。
一再追问之下，那人无招架之功，只好一个劲地点头。
李克农放大嗓门抗议道:“你们这样做是严重违反了停战协议，违反了三方规定的伙食标准，是贪污!是克扣军饷!”
那位负责人头上冷汗直冒，不住地弯腰道歉:“是，是，请长官息怒!我一定追查此事。今后保证按照伙食标准办好膳食!”说完，又转向四周的工作人员说:“对不起，请各位长官海涵!”从此，中共代表团的餐桌上恢复了“和平”。
然而，真正的和平却没有来得如此的迅捷，在蒋介石的词典里，和平只不过是一块廉价的遮羞布而已。1946年2月21日，中共代表团通过各种渠道，获悉国民党特务机关将于次日煽动北平部分青年学生举行所谓“反苏、反共”的示威游行；同时，还有一批暴徒，将打着“东北还乡团”的名义，前来“叶公馆”和翠明庄捣乱。
对此，中共代表团作了巧妙安排:请叶剑英悄然离开，请一位英国记者到“叶公馆”进行“实地采访”。
22日晚8时，一群暴徒气势汹汹地闯入“叶公馆”，见恭候他们的竟是一位洋记者———国民党特务在洋人面前还顾着一点脸面，知道走漏了风声，只好狼狈地溜走了。
此时的翠明庄，李克农正紧急动员，重点保卫南楼，派专人护卫电台、密码和机要文件，严阵以待。
由于这伙暴徒在“叶公馆”偷鸡不成，最终没敢再来翠明庄碰钉子。
经历一段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
23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强烈抗议。操着广东白话的叶剑英厉声责问郑介民:“你们以‘还乡团’之名，制造事端，进行捣乱，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协议，我们决不能容忍!”郑介民狼狈不堪，只好推诿说:“本人实在不知!竟会有这样的事?我一定调查，严加惩办!”
散会后，郑介民把自己的手下叫来，一阵大骂:“饭桶!饭桶!”郑介民恼羞成怒，中共 代表团则拍手称快。不久，一个更令人快慰的消息又传了过来———
1946年3月，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访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为拉拢柯克，于3月初亲自陪同柯克前往北平游览观光。
灯红酒绿之时，戴笠突然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令他速返重庆参加会议，字里行间流露出撤销或改组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意思。蒋介石的命令，戴笠不敢不从，为拖延返回重庆的时间，戴笠以汇报关于所谓肃奸及遣送日侨日俘两项工作情况为由，决定先飞南京见何应钦，以期得到何应钦对他的支持。
不料在飞机到达南京上空时，大雾迷漫，飞机无法降落，遂临时改飞上海虹桥机场。而上海的上空同样是迷雾漫漫，飞机只得又折返南京。此时，机上油料耗尽，驾驶员将飞机盘空低飞时触山坠落，油箱起火，机毁人亡，国民党的特务王魂归西天。戴笠摔死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了北平中共代表团，大家兴奋不已。李克农不住地说:“好消息!好消息!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赶快买酒庆贺!”
有人知道李克农爱喝酒，专门上街买了两瓶竹叶青，弄了几盘下酒菜。李克农又吩咐将同志们都找到他的房间去，并把“服务员”叫来，让他通知厨房给弄几个冷盘，还特地让“服务员”告诉大师傅，就说一件好消息、大新闻，那个作恶多端的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大家要好好庆贺一番。
“服务员”哭笑不得，只得从厨房端来四个冷盘，还带来十几个酒杯。
大家入座后，李克农请大家高举酒杯，大声说:“来，为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摔死干杯!”
大家一饮而尽后，李克农说:“我们这不是幸灾乐祸，我们是为中国人民因此少遭受灾难和痛苦而高兴!戴笠这个坏蛋，做的坏事太多了。”
然而，在北平期间，李克农也经历了一段令人悲痛欲绝的事情。1946年4月8日，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王若飞因要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搭乘美军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经过秦岭上空时，因气候恶劣，飞机迷失方向，在山西境内的兴县黑茶山不幸失事，机上的全体人员，包括刚刚被营救出狱的叶挺将军以及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邓发全部遇难。
恶耗传来，中共代表团成员悲痛欲绝。
李克农神情严肃，默默地布置了一场纪念烈士的追悼会。会上，叶剑英致了悼词，李克农讲了话，他说:“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总是要死的，共产党员不怕死，但是，这次的灾祸太突然了。牺牲的这些同志都是我们党身经百战的杰出领导。当前，我们的国家、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同志的牺牲，对革命事业来说，损失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活着的人，应当把他们放下的担子挑起来。”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李克农几乎没有了笑容，身体也越来越差。他睡眠不好，咳嗽加剧，有时咳得实在太厉害，就从衣服兜里摸出一个小盒，从里面取出两粒白色药片，放在口里，以缓病势。药有镇静作用，同志们都劝他少吃一点，李克农总是摇摇头说:“不吃，又有什么法子?”
的确，李克农肩上的担子太沉太重了!
国共和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破裂告终，因为蒋介石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1946年6月，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完成了内战部署，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
8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处”失败，北平军调部随之关闭。它的存在前后历时仅8个月。别了，北平!
李克农还会回来的，他有这个信心。不过，他也许没有想到，仅仅2年半以后，他就又踏进了这座历史名城，和眼前的对手再度交锋。而那时的国民党———这个貌似强大的巨人，已是穷途末路，不堪一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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