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是我在延安看见的文职干部中着装最为整齐的一个:他打着标准的绑腿，紧扣的风纪扣，军帽军服都极端正和整洁。初次见他时，他这种全副军人的着装就叫我注意，没想到他每天都是如此。因为在延安，所有部队以外的一般的干部，对于军服的穿着都是很随便的———虽然那里是一个接近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社会。
中共情报史上的重大转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与毛泽东于1941年1月18日至20日连续两次急电周恩来，要求中共南方局准备撤销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重要干部迅速撤退。
李克农抵达重庆后，稍事休整，于1941年夏，携夫人赵瑛、李冰姐弟及八路军办事处的部分同志向延安撤退。
李克农一行分乘三辆大卡车，打着“奉命撤回”的旗子，驶离重庆。沿途国民党军岗哨林立，道路两旁随处可见阴森的碉堡。当卡车进入陕西潼关时，突然国民党军的几挺机枪挡在了卡车前头，几名国民党兵登上卡车，缴了八路军官兵的枪，并扣留了李克农一行和车上的物资。形势十分紧张。
李克农镇定地对大家说:“我们有可能被扣压，大家要有进敌人集中营的思想准备。”
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非常关注。经过紧急交涉，李克农一行经过一天两夜的扣留，被国民党军“押解出境”。
为避免麻烦，三辆卡车加速急驶延安。经过重重艰辛，当大家远远看见披着老羊皮袄的八路军岗哨时，都欣喜若狂，连蹦带跳，几乎将车箱底板踩坏。
宝塔山气势巍峨，延河水清澈见底，中国革命的圣地张开了怀抱，迎接着李克农这位远行归来的战士。
李克农一家抵达延安后，毛泽东、朱德邀请他们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吃饭。谈到李克农一行在赴延安途中的经历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是冤家路窄，我们怕你们回不来了。”(当时驻守潼关的国民党负责人是徐恩曾———早年李克农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进行过情报工作)
毛泽东还开玩笑地问李冰:“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是什么人?他可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在延安期间，李克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等职，被中央赋予情报、保卫工作的重任，赵瑛则被安排进社会部担任机要工作。
黄钢对延安时期的李克农有如下的描绘:
李克农是我在延安看见的文职干部中着装最为整齐的一个:他打着标准的绑腿，紧扣的风纪扣，军帽军服都极端正和整洁。初次见他时，他这种全副军人的着装就叫我注意，没想到他每天都是如此。因为在延安，所有部队以外的一般的干部，对于军服的穿着都是很随便的———虽然那里是一个接近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社会。
1941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先后颁布了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的作风，采取具体方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
这些重要原则，给情报工作以有力的指导，使中共抗战时期的情报工作从单纯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情报转变为以搜集军政战略性情报为主。这是中共情报史上的重大转折。
李克农认真学习了中央决定，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的话，常常萦绕在他的耳边。他认为，情报工作就是搞调查研究，是一种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在他的大力提倡下，情报保卫干部中兴起了调查研究、注重实际的风气。这一时期，中共情报工作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段时间，李克农参与了中共在全国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派遣了大批情工人员深入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关，获取日、伪的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
李克农一贯主张将秘密的情报工作与公开的情报工作相结合，这不仅能扩大情报的来源，而且实践证明，这也是中共情报工作能够克敌致胜的重要方法。中情部成立后，专门设立了公开的情报研究机构，李克农多次指示各地情报组织，运用各种办法收集国统区和汪伪地区出版的报刊，及时提供给中情部创办的《书报简讯》社，经过综合、分析研究后，提供给中共中央。《书报简讯》所提供的资料，对中央领导了解国内情况，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中共在抗战时期为揭露蒋介石的投降政策而公布的国民党中委和少将以上人员投降日伪的名单，以及在1948年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都是依据了中情部平时积累的人物资料，起到了打击和震慑敌人的作用。
1943年，毛泽东为《书报简讯》挥毫题字:“书报简讯办得很好，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肯定了简报的成绩，鼓励中情部的同志更好地工作。
1942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其任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根本目的在于“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一页，也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的创举。
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这篇讲话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反过来影响政治的观点和革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对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和革命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克农长期以来就对文艺感兴趣，延安的集会较多，每逢开会，他都要指定人员出来指挥唱歌。“为什么不唱歌?”尽管有时是内容很严肃的肃反大会，他还是这么说。
学习了整风文件后，李克农决定从延安的文艺界入手，投入到整风运动中去。
西北公学文化娱乐科成了他的一个点，西北公学直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兼任校长，他希望以这个点带起面来。
李克农首先从西北公学的学员中挑选出杜印、吕西凡、张婷乙、严正等20余位文艺骨干，会同曾在国统区地下工作中与文艺有联系的简化僧、汪吉等10余人，合组了一个文工团体制的新型群体，下设编写组、音乐组、总务组、演员组。由于文化娱乐科长期在李克农的亲自领导下进行文艺宣传工作，因而人们都公认李克农是文娱科的灵魂。
“文工团”建立了，它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贯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于1943年12月21日召开的延安地区新年宣传工作会议精神，为1944年的新年到来准备节目。
李克农传达了会议精神，风趣地下达了命令:“同志们，你们‘用武之地’的时机来了，快写出作品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规定了党的文艺政策，指明了文艺要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要和实际结合。……方向明，面对实际，真正反映人民的心声，才可能写出受到广大群众喜爱的作品。这，就叫做用武用到地方了。”
李克农对文艺是很内行的。他的语言充满了民族的风格，言谈中常常流露出民间的俚语，他也十分熟悉上海滩上的黑幕、电影圈里的轶事以及各个左翼文艺团体初创时期的始末。李克农对当时中国著名的电影明星陈波儿特别赞赏，佩服她在上海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掩护过和李克农共事的中共地下党员:“她身穿入时的短裙子，一双短袜，摇着小扇子，一遇上巡警检查我们的同志，她就挽上我们男同志的胳膊说:‘这是我的丈夫!’多勇敢的艺术家啊!”
李克农对枣园的文化人常提这些轶闻旧事，其目的无非是要求大家吸取群众斗争生活营养，拓宽艺术视野，创作出更新更美的作品来。
1944年元旦，黄土高原换上了银装，天气寒冷，而面积不大的延安城里却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男女老少赶着猪羊，拥向中共中央领导住地———枣园，来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和群众一起，坐在枣园中央平坦的广场上观看演出。
忽然，西北公学文工团秧歌队扭着秧歌，欢快地走了进来，生龙活虎的表演，立刻将全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毛泽东也被感染，转身问坐在身边的李克农:“这是谁家的秧歌队呀?”
“这是后沟西北公学同学组成的秧歌队。”李克农笑答。
“怪不得呢，他们唱词里代表枣园，也是代表我们感谢乡亲们的咧。为什么不报一下单位的名字呢?”李克农还是笑了笑，没有立即回答。“就叫枣园秧歌队吧。”毛泽东说。
李克农高兴地点了点头。事后，他让总务处买了几丈红布，做了一面又大又宽的门旗，上书“枣园文工团秧歌队”几个大字。毛泽东命名的这支秧歌队，很快威名远扬了。
尽快拿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这是李克农的心愿。为这，他亲自布置重要节目的编写，并指定秧歌队创作出一个反映当时农村题材的剧本，以促进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任务布置下去了，简化僧、汪吉、陆石、严正等艺术工作者深入农村，实地采访，收集了大量生动的素材，创作了一个反映边区农民从个体经济分散经营到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的剧本。初稿弄出来，李克农看了很满意。
第二天，他亲自出面在枣园大接待室请来枣园村的干部、劳模代表和群众代表，观看排练，组织座谈，听取意见，最后根据群众意见，李克农将这出戏定名为《动员起来》。
1944年2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宣传部共同发起，将当时延安的八支大型秧歌队聚在中央驻地杨家岭会演。《动员起来》被定为会演剧目。
李克农十分重视，组织人马再次修改了剧本，并指派社会部的吴德、李逸民、汪东兴等人亲自带队，还叮嘱总务处给每位演员准备两个鸡蛋润润嗓子。
演出当天，李克农站在自己办公室前的小坡上为大家送行，他一边捋着小胡子，一边朝出发的队伍挥挥手:“同志们，我静听大家的好消息了。”
排演苏联话剧《前线》
秧歌队不负李部长厚望，演出引起了轰动，上至中央领导，下到庄稼汉、婆姨女子，无不拍手称赞。著名作家萧三专门撰文写道:“这是春节演出许多秧歌节目中最令人满意和最成功的一个。”为满足热情观众的需要，延安新华书店于是年6月出版了《动员起来》的单行本。
静候佳音的李克农得知演出成功的消息，高兴之余，慰劳剧组人员美美地吃了顿饺子 。
10月，中央在杨家岭举行祝贺劳模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出席大会，李克农作陪。会上演出了《动员起来》。
演出结束，毛泽东对李克农说:“克农，方向对了，好戏。群众爱看，让他们多演嘛!”
周恩来走上舞台，高兴地说:“同志们，我在国统区看不到这样的好戏。你们在延安，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照着办了，才有这样好的戏演出来。这是你们在克农同志领导下实践毛主席讲话的重大成果啊!”
李克农打断说:“哪里哪里，这只能算是初步成果。”
周恩来拍了拍李克农的肩膀，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形，风趣地说:“反正是这么个成果，祝贺你们啊!”
1945年1月13日，陕甘宁边区群英会举行授奖典礼，枣园文工团荣获团体奖。
多少年过去了，当年文工团的团员们，早已是白发苍苍，两鬓染霜，但他们还真切地记着李克农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动员起来》创作成功后，李克农又开始筹划下一项艰巨的专业工程———排演苏联话剧《前线》。
《前线》是苏联乌克兰作家考尔纳楚克创作的三幕五场话剧，1944年5月由肖三译成中文，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连载。全剧揭露了一位妨碍胜利而又占据重要指挥地位的名叫戈尔洛夫的苏军前线总指挥，狭隘无知、迂腐顽固、傲慢虚伪。他不愿意追随先进的军事科学的发展，结果在现代战争的考验面前归于失败。剧本的用意是号召大家同骄傲、自呜得意、顽固、夸耀和阿谀作不调和的斗争。
1944年6月5日，李克农召集文化娱乐科的部分同志在他窑洞前的平场上开会。
待大家坐定后，李克农操着浓重的芜湖口音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最近看了《解放日报》了吗?发现了什么没有?”
见大家不解其意，李克农点燃了一支香烟，慢慢地说:“我们文娱科创作《动员起来》闹得很红火，中央办公厅组织中央慰问团到安塞几个地方去，指名要枣园秧歌，秧歌让你们闹得更远更火了。毛主席也说了话:去年春节赵家敏同志带着中央机关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中央机关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秧歌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毛主席发表了《组织起来》讲话，我们就创作《动员起来》，这里有个重要经验……”说到这儿，李克农停下来，微笑着看了看大家:“那么，下一步搞些什么呢?我想你们来搞这一个———”他举起报纸指着大标题《前线》两个字。
“要演《前线》?”大家都有点不太相信:困难太多，担子太重，怎么可能呢?
李克农接着说:“有些事情该怎么看?《解放日报》从5月19日到26日，连续8天登载《前线》剧本，这么长时间，占有重要版面，而且登的又是反映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剧本，这是不是件罕见的事?6月1日《解放日报》为它又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社论。党报刊登剧本和社论要经过中央审阅批准，而且要求全党都来学习，这代表不代表中央的推荐和评论啊?当然了，这主要还是反映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你们想一想，把这几件事联系在一起想想，重要不重要?”
说到这里，李克农又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气，捋着胡子说:“《前线》剧本是在我们党即将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前夕，作为重要学习材料发表的。如果能把纸上的剧本搬上台演了出来，岂不是能起更大的作用，可能这也是中央和毛主席所期望的。当然，要搬上台，困难是有不少，革命重担总得有人来挑吧!”李克农还补充说:“译者肖三是毛主席的老朋友，他翻成中文稿后便送呈毛主席阅读，毛主席读后才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李克农说完后，问大家:“我的话完了，今天召集这个会，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我等着你们的回答……”
没等李克农说完，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这副重担由我们来挑吧!”李克农放声大笑说:“好!敢为天下先，有觉悟，有胆量，有雄心，有气慨!”
《前线》试演
会议结束后，文化娱乐科的同志们便马不停蹄地着手准备起来。不久后的一天，李克农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一些领导来到文化娱乐科召开全体会议，作出了文化娱乐科要在延安首演《前线》的决定。
李克农手举《解放日报》说:“社论里提出的问题请大家多琢磨琢磨。为什么在德寇攻到斯大林格勒门前时公演《前线》呢?在战局危急时刻，当着敌人的面，批评和撤换前线最 高指挥官，这一举动是何等光明正大。敌人可能借此造谣。只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才有这样伟大的气魄。这且不说，问题是在红军中确实有个‘戈尔洛夫’式的典型。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确实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但没有使用头等现代化军备的能力。他们摆老资格，不学习，他们没有能力，又不进取，骄傲自满，就势必与一些糊涂虫、拍马屁的、会钻营的、说谎话的卑鄙的坏家伙结成一气，打击与排挤有能力的人。戈尔洛夫这种人成为战争取得胜利的一大障碍。怎么办?只有把他教育过来。如果实在教育不过来就只好撤换下去，保证战争的胜利。戈尔洛夫这个典型，我们把他作为一面镜子，让每个看他的人照一照，然后想一想……《前线》还有一个‘戈尔洛夫’对立面的人物，叫什么名字，我说不出了，你们可别学戈尔洛夫瞧不起他呀!”
这次会议确定将向中共即将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作为排演《前线》的目标。西北公学文娱科科长汪东兴负责剧组的筹建工作。建组后，经过10天的学习准备，全体演职员对《前线》剧本的主题有了共同的认识:
———“时代在急速奔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将转入反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怎样与时代一同前进，如何认识与把握新时代的要求?———这是剧本的总生活背景；———“人民欢喜和要求懂事的和聪明的领导者。”———这是剧本的基本核心；
———战争是一个军事科学的高级学校，战争是知识的考验，戈尔洛夫经受不了这种考验，他垮台了。因为他不愿意承认现代军事科学的力量。———这是剧本的主要矛盾；
———我们必须跟上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并把学习任务提得更高；必须提高文化科学知识；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方法；必须放开眼界，开动脑筋思索问题；必须放下包袱，进行自我批评；必须重视新生事物。其目的，努力增加我们的知识和能力，以便更好地实事求是地解决新的课题，不断改进工作，改变作风，使我们进步得更快更好。———这是演出应得的效应。
演职人员在对剧本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工作计划，投入了排演。
8月初《前线》试演，中央社会部领导邀请了李伯钊、《前线》剧本的译者肖三等延安文学、戏剧界著名人士来进行审查。谁知当晚的演出反映平平，这些专家并不满意，为了安慰大家，他们有的说:“不错，演到这个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了。”有的说:“同志们还是很努力的，外国戏比中国戏更难演。”有的干脆说:“主要是剧本有深度，人物难以把握。”
演员们本来热情高涨，听他们这么一说，心里凉了半截。第二天一大早，一夜未睡的李克农和汪东兴来到西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全体会议。
看见大家无精打采的样子，李克农突然问道:“你们一夜未睡吧?好，唱个歌吧!”
说完，李克农提高嗓门命令音乐组组长程云:“指挥唱个歌，《八路军进行曲》最好。”
在李克农的鼓动下，大家心头的愁云被一把抹去，“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嘹亮的歌声在会场内回响。
“唱得好，唱得有劲，唱出了革命人的志向和魄力来了!”李克农兴奋地说:“有人说昨天的演出完全失败了，这个结论我不同意。我认为昨晚的演出基本上是成功的，检阅了我们队伍的实力，给我们搞好这个戏提高了信心。第一次试演，初次检验哪能十全十美。有了信心就下决心把戏搞得更好，这点我从不含糊，你们也不要动摇，失败情绪是没有根据的，也不符合事实。比如，演出准确表现了剧本的主题思想，体现了党中央社论的指导精神———排演《前线》是为了配合抗战的全局，是为了准备大反攻。我们文娱科代表枣园排演《前线》在延安首演，向党的‘七大’献礼，是项很大的重要的政治行动，意义和作用是深远的。基于这一点我们枣园机关党委才下决心，才敢于动员同志们打破旧框框，创造新局面。”
《前线》深入基层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李克农把演出不尽人意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李克农笑着说:“当然，这次演出在艺术上和技术上还没有达到要求，责任应由我来负，我要向同志们检讨。比如说吧，台上的幕布破旧不说，连一块天幕都没有；照明汽灯又少，而且大多是借来的，老出毛病；大小道具都是凑合着代用，戈尔洛夫总指挥都没有舒服的沙发椅子坐；化妆品原料缺乏，没有凡士林用猪油代替，一出汗就往下流，成了大花脸，倒像是日本鬼子进村了；音响效果也不好，大炮像是在敲鼓，机关枪像是在敲钢板———这些，能怪谁呢?另外，我们 的演员，除了少数是专业出身，大多是‘票友’，演戏是外行。‘打着鸭子上架’，平生第一次上台全身紧张，这也是难免的。只要经过重点排练，熟能生巧，发扬老战士带新战士的一帮一的精神，我们演出的业余水平就一定会突破，达到专业剧团演出的新纪录。这一炮准能打响!”李克农一席话，说得大家茅塞顿开，对演出成功充满了信心。《前线》的复排工作拉开了帏幕。李克农指定汪东兴挂帅负责，同时，中央社会部图书资料室，给剧组送来了苏联演出《前线》的资料，如《真理报》、《红军报》等刊登出的剧照和评论文章；苏联驻延安联络组送来了苏德战争中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实况照片；正在南泥湾屯垦的359旅旅长王震派人专程送来了制作苏联红军军服的毛呢料和苏联武器；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也赠送天幕一块；此外，中共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等单位领导还送来了个人所用的苏式皮靴以及其他物品。大家群策群力，支援剧组将《前线》排出。
9月中旬，复排完成。李克农穿着整齐地观看了演出。演出后，李克农主持了座谈会议，他说:“今天我开门见山地说上几句。我今天带头鼓掌，为你们叫好!这可以说是我观后感的全部内容。我们干工作就是要出色地完成任务，今天的演出展现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志气。”
李克农问大家:“还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就地解决!”
当他得知演出经费即将用完时，爽快地说:“再补充一些，无论如何困难，只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就值得，其他方面节省一些也就补上了。”
《前线》在枣园大礼堂连演五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
9月底，剧组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邀请枣园《前线》进入杨家岭大礼堂为中央和毛泽东演出。
9月29日，演出开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安坐台下，李克农在毛泽东身后作陪。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演出，一边看，还一边同周围的人进行评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转过身紧握着李克农的手，连声称赞道:“好，演得很好!”
李克农说:“主席，您有什么指示没有?”
毛泽东挥动着右臂大声说了三个字:“到———处———演!”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前线》演遍了整个延安城，一时间，‘戈尔洛夫’、‘客里空’成了延安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词汇，《前线》从台上走入了人民群众中间。
当年在《前线》中扮演军长欧格涅夫、以后成为新中国著名戏剧家的严正，在以后的回忆文章中，曾这样写道:
李克农对《前线》排演的指导要求就是:不求完美，但求真诚；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演出生活思想本质与精神。李克农无数次谈话(从理论到实际)所表的见解，除了使人对演出意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之外，艺术上严格要求，对我们导演和演员的创作也无异于一次次升华的淬火。枣园《前线》好看，也是同李克农(包括其他枣园领导)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得力领导分不开的。
而在剧中扮演《前线报》编辑梯希的黄钢，则回忆说:这个在中国延安首先排演的《前线》，它对于配合抗战的全局，在思想上准备反攻的举措，显示了枣园机关的高瞻远瞩和李克农同志敢于使用青年干部非凡的政治胆略!
整风运动的强势权势力－－康生
一句话，对毛泽东本人，李克农是忠贞的，对他领导发动的整风运动，李克农是积极参与的。然而，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却将他卷入到一场是是非非之中……
这股神秘的力量，中心人物就是康生。
康生，原名张旺，1898年出生于山东胶南一个大地主家庭，其父张发祥，是前清禀生 。1924年夏，康生入上海大学读书，该校校长于右任仅挂个空名，实权掌握在总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手中，“上大”实为中共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1925年元月，康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2月，上海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二月罢工”，他参加了这次大罢工，而且表现不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他担任了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在中共党内已小有名气。
按理，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党员，本应具有较高的威望。然而，他却又是一个见风使舵、惯耍两面派的人物，许多知情者往往不屑于与其为伍。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陈独秀下台，向忠发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不久，中央大权就旁落在李立三手中。康生见状，极力奉迎李立三，对李立三推行的“左”的一套，推崇倍至。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康生曾拍着胸脯说:“李立三同志是我们党的最好的领袖，谁反对李立三，谁就是反党，我坚决地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李立三听了他的话很高兴，将他调到中央组织部担任了秘书长。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李立三在会上检讨了“左”的错误，随即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中共大政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
康生早在上海大学时即与瞿秋白很熟，此刻见瞿秋白在中央主政，竭尽全力向瞿秋白靠拢。在批判李立三的会上，康生一改旧态，大骂李立三:“你李立三搞的‘左’倾冒险主义这套，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你成为历史不可饶恕的罪人!你主持中央工作，家长作风，独断专行，唯我独尊，夜郎自大。你的罪行，当全党共诛之!”这一招很见效，康生不仅没错误，反而当上了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正在康生暗自庆幸之时，风浪又起。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操纵下进行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执掌了中共大权。
王明在李立三主政时曾受过处分，而康生是支持给王明处分最热心的人。如今王明得势，康生焦急万分，他亲自向王明赔礼道歉，王明此时正想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借机拉拢康生，将其由中组部秘书长晋升为中组部部长。1933年7月康生同王明一起去了苏联，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苏联，康生紧紧追随王明。公开场合，他不忘适时地高喊几声“王明万岁!”在党内下发的文件，都是用的“王康”的名义。他还竭力吹捧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为王明摇旗呐喊。
1937年底，康生回国，看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大大超过王明，便又摇身一变，以“反王明的英雄”自居，极力靠拢毛泽东，用他老婆曹轶欧的话说:“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毛主席的阵势和威望，使我们想到要改变态度。”
自然，王明的那本小册子又被康生批判是“为中共更加孟什维克化而斗争”了。
康生的钻营和表演，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被中央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从而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教育、审查、使用干部和情报工作的权力。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央于1942年6月2日成立了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刘少奇由于工作太多，只是挂个名。毛泽东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于是，康生这样一位翻云覆雨的人物，拥有了负责中共整风运动的很大一部分权力。
张克勤被审
李克农身为社会部副部长，当归康生直接领导。1942至1943年间，抗日战争处于紧要关头。
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残酷扫荡，日伪和国民党特务也在陕甘宁边区大肆活动，形势异常严峻。
1942年，康生借机抛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式: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抢救不成而自救。言下之意，只要我康某人说谁是特务，谁就是特务；即使无凭无据，起码也得“自救”。
根据对敌情的夸大估计，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干运动的决定。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和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也是很多的。”“特务之多，原不足怪”，“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在整风审查干部的同时，要准备好“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
在对敌情作了如上估计的同时，康生趁1943年对干部进行组织审查之机，用“逼供信”的办法，威逼一些同志承认自己是特务，煽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致使审干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
延安的秋夜，已是寒气袭人，而延安的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康生等人正通宵达旦地指挥着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的审干运动，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被“抢救”。
书桌旁，床沿边，人们一个个苦思冥想，从自己思想上挖“病根”，从周围的同事和同志中寻觅“特务”，一份份汇报送往领导机关，一些人正在盘算着本单位取得的成绩:审出多少“特务”，揪出多少“叛徒”等等。
一批批审查对象被集中起来。被认为问题比较严重的，关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和社会部，其中保安处关押了200多人，社会部关押了100多人，而陕北当地的干部则主要关在行政学院。审干任务日趋繁重，李克农也参与了某些审干工作。
一天，李克农把社会部干部、西北公学副校长李逸民找了去，向他布置任务:“你那里已经增加了许多人，那些人的情况也很复杂，怎么办呢?康生同志和我研究，决定调吴德同志去帮助你工作。”
任务重，增加人手，这自然是件好事，李逸民心里很高兴，也没多想。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来自国统区，又蹲过国民党监狱，派吴德来帮助工作，是不是自己也已经受到怀疑了呢?
如何具体着手工作?李克农根据社会部的意见，交待先从张克勤案开始。
一份从延安鲁艺转来的材料上清楚地写着:“我们一起来延安的三个人，张克勤是受派遣来搞特务的……”
张克勤，19岁，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6年6月因受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回延安，进入西北公学学习。党的组织关系手续齐全，唯一的材料就是鲁艺有位与他同来延安的人揭发了他。突然看管起来，随即在李克农向李逸民布置任务的当晚，在汪东兴的窑洞里，开始了对他的审查。
“你是怎么来延安的?”审问者们开门见山地发问。张克勤把自己赴延安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你来延安干什么?”
张克勤笑了笑，也许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荒唐，说:“我是甘肃党组织介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这方面我有介绍信。”“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吗?已经有人揭发你来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大吃一惊，但很快冷静下来，苦笑着说:“我来的手续很清楚，绝没有这个问题!”
谈话到此陷入僵局，审查者们决定曲径通幽，从张的家庭问起，以达到顺藤摸瓜的目的。
张克勤说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位名中医，家里主要靠父亲给人看病的收入过日子。“都给什么人看病?”
“什么人都有，有时也给一些国民党官员看病。”
几个审查者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功夫没白费，有点入门了，于是追问他父亲与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但张克勤一口咬定，仅仅是看病而已。
一天过去了，毫无结果。
第二天，继续审查。着眼点还是他父亲和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一阵“穷追猛打”，张克勤眼花缭乱，有点招架不住了。几个审查者轮流休息，而张克勤，则不准休息。
第三天凌晨5点，张克勤渐渐支撑不住了。他心力交瘁，神志恍惚，疲惫不堪，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承认父亲是国民党特务，自己因为父亲的关系也加入了特务组织，并乱说一通:“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说完，大哭不止。
交待完毕，几位审查者如获至宝，赶忙向李克农作了汇报。第二天，康生和李克农指示，全校召开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都派代表参加，张克勤登台作了典型发言。
审干的反思
张克勤在会上痛哭流涕，讲述自己是如何参加了甘肃的假共产党，又是如何受派遣到延安来搞特务活动，以自己受骗上当的经历教育大家，表示感谢组织对自己的挽救，决心重新做人。他讲得生动感人，听者无不动容。
本来，这起甘肃地下党的所谓“红旗党”案，完全是子虚乌有，但康生却自认为抓住了审干运动的突破点，大作文章。
他得意洋洋地说:“这个案件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在一次报告会上，康生以肃反专家的姿态，振振有词地教训那些仍然“糊里糊涂”的人们:“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有的人说运动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而且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
这个报告被印成文件发到各单位，发到各根据地。
康生如簧之舌的鼓噪和别有用心的误导，甘肃、四川、河南等许多省的党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一批又一批“特务”被清查出来，整个延安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作为康生的副手，李克农原以为他搞的一套是中央的精神。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李克农却陷入了一片茫然和疑虑之中……许多天真、热情的青年人被打成了“特务”、“内奸”，有的单位90\%以上的人都成了“抢救对象”，而他所在的社会部几乎到了无人工作的地步，李克农的许多战友和部下都未能逃过劫难。1943年，中央军委的陶铸被康生当作叛徒抓进了监狱，理由是曾被敌人判过无期徒刑。李克农是了解陶铸的，对此他感到不可理解。
李克农还遇到过这么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位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去向领导汇报工作，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他的妻子还在灯下等着他。没想到这位同志竟然没有理会爱人的一片深情，反而怀疑她是在搞特务活动，硬是揪着她到李克农那儿去交待问题。看着女同志哭哭啼啼的样子，李克农哭笑不得。
显然，审干审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康生得意忘形，而广大党员干部对此却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这时，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遂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之后，立即指示，不要随便作结论，谁的结论错了，就要给谁平反。要纠正扩大化的错误，他们已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左倾扩大化错误的危害性，并采取了有力的挽救措施。
1944年元旦，领导通讯联络工作的王诤，带着一批被搞错的干部向毛泽东“拜年”，反映情况。毛泽东对他们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公开承担了责任。
李克农也在痛苦地反思着:为什么会闹出这样一个局面来?他向有关领导反映，但没有下文；他有意识地和康生拉开距离，却又遭到康生的忌恨。
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帮他解了这个结。
1944年4月的一天夜晚，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和李克农请到自己的窑洞里谈话。
周兴是党内老资格的政治保卫干部，学徒出身，师哲兼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他们在毛泽东身边都很随便，几个人散坐在床边和椅子上，聊了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请诸位来，是想说一下肃反问题。咱们随便谈，有啥说啥，咱们这儿可不抓‘特务’，你们知道什么尽管说。”李克农四下打量了一番:怎么没见康生?
周兴和师哲也露出同样的疑惑———康生，他是这场运动的总负责呀!毛泽东猜出来了:“几个月前我就给康生打过招呼，肃反要注意纠偏，后来又找他谈过，可他不听嘛!今天就不叫他了，你们几个直接抓工作，就找你们谈。”
审干后的“补救”行动
毛泽东运用他那独有的循循善诱的方式，为这几位头脑一度发热的保卫干部们慢慢降温。
毛泽东说:“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也别送了。”“为什么?”师哲问道。
“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
“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毛泽东反问。
“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那么可不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
“总不会全盘皆错吧!”师哲有点不服。
“我就是要说，可能全部是假的。有一字是假的，就可能有一句话是假的；有一句话是假的，就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有十句话是假的，就可能全部是假的。”毛泽东很倔强。
“你要不信，”毛泽东接着说，“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十句错了改十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贴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后，原来的字改完了。”
接着话茬，毛泽东谈起当年在江西反AB团时，许多不实口供都是用刑讯逼出来的，结果一害自己二害革命的沉痛教训。强调“要让犯人讲真话，绝不允许讲假话。保卫工作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把好关，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他指示李克农等人，立即开展甄别、平反工作。
李克农听罢，再也坐不住了，坚定地说:“回去后要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按主席的指示办。”
此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这场康生本人无法收拾的“抢救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
李克农忠实地按毛泽东的指示进行甄别工作。事实表明，数千个被“抢救”的“失足者”中，真正的特务只有两三个。
出于革命需要，李克农将200多名“重点抢救”对象，大多数留在了社会部，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中共情报战线的骨干。
在李克农组织排演的《前线》中，有许多演员都是“抢救”的对象，并未最后作出结论，李克农大胆启用他们，本身就说明，他是信任这些青年人的。
对李克农在甄别工作中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严肃认真的作风，当年“抢救”对象之一的黄钢有深刻的体会。
记者黄钢于1938年冬到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5年秋至1938年秋，他曾经分别在南京和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中央电影场担任过助理编剧，这一差事是由国民党文化巨头张道藩向电影场场长张冲介绍的。在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中，黄钢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严格的审查和冲击。
尽管黄钢在南京和重庆只是担任了一般性的社会职业，然而，在高压之下，他还是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张道藩派来延安搞特务工作的。在甄别过程中，黄钢又将以前自己编造的谎话推翻了。一天，李克农找黄钢谈话。
李克农说:“黄钢，我们昨天还向毛主席汇报，说你‘回来了’———共产党的亲骨肉呀，掉进了敌人的泥坑，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黄钢开始没听清楚，反问道:“昨天向谁汇报?”
“向毛主席!”李克农有些生气地说，“黄钢，你父亲是武汉与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黄负生，你是烈士的遗孤嘛，后来托给了陈潭秋这些同志，可是不幸得很，你以后竟走到敌人的窝子里去了!”李克农见黄钢不说话，接着说:“怎么?前两天，你刚刚承认自己是张道藩派来延安的，昨天怎么又把自己的交待给推翻了!”“那是我在困难面前说谎，李副部长，我到延安是走我父亲留给我的路，博古和夏之栩同志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给我开的介绍信，我的来历是很清楚的。”黄钢说道。
“清楚?既然清楚为什么要自己说谎?要编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你这一说谎，我们要是有人搞逼供信，那就要信以为真了!主席说，他就不相信!所以，我来找你谈一谈。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就是不老实。你就是不实事求是嘛!好比说这把茶壶，工人阶级说它是圆的，你要说它是方的，因为工人是生产它的；你呢，你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的事物嘛!你就没有学会这一条!那回我就告诉你:阶级的属性，不脱胎换骨是不行的。”
“抢救运动”的反思
由于种种原因，对黄钢的审查并未结束，但李克农却很信任他。1944年底，李克农负责的中共枣园党组织，派黄钢到枣园邻近的裴庄去当小学教师，指定他作为派出的两人小组的小组长。1952年，黄钢在朝鲜板门店采访李克农时，对李克农说:“李部长，组织上今年上半年，在我来朝鲜以前，已经给我做出了历史审查的结论。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多么好的结论———你对我的评价太高了!”
李克农笑着说:“本来嘛，你就是祖国的优秀儿女!”说完话，李克农叹道:“都九年了!”
同样，李克农对曾经被怀疑过的李逸民，不仅让秘书罗青长作了没有问题的结论，而且还亲自报告了负责对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进行资格审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使李逸民得以拿到文件，以七大候补代表的身份顺利地参加了大会。李克农却从此遭到康生的忌恨。
毛泽东召见李克农，并让他负责甄别工作，康生迁怒于他；甄别工作的结果，使康生顿成千夫所指，康生认为李克农是在故意给他难堪；最令他恼怒的是，中共七大没安排他作重点报告，最后选举时，他由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降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不小的挫折。他对老婆曹轶欧说:“李克农这个仇非报不可，倘日后落到我的手里，必给他厉害看看!”
事隔12年之后，1955年李克农在上海休养期间，谈起“抢救运动”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当时有人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问道:‘你们打算要抢救的百分比是多少?’有人回答说:‘百分之五!’然后又降到百分之二三。毛主席坚持地反驳说:‘怎么能这样?不可能!难道特务都开了花了?’延安审干时，毛主席经常派人来听汇报。等到向他本人汇报时，他开头没说好也没说坏，一直没表态，只说了一句:‘青年人的灾难啦!’当时我体会，以为毛主席说的是青年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受的灾难，现在，我的体会就更深了。”
可见，李克农对于延安审干运动中一时间出现的所谓“抢救”偏差，心情是歉然不安的。
对“抢救运动”，毛泽东总结说，其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及区别对待这两点”。1955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出:“抢救运动是有偏向的，这个偏向就是急躁地想用简单的方法把反革命分子清出来，其结果犯了逼供信的错误。”
邓小平也指出:“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对这段惨痛的经历，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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