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情报、电报看完即毁，不得存档。对违反命令的人，李克农是要发火的。
一次，机要员朱轩正在值班，忽然日机轰炸的警报拉响，楼里的人纷纷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轩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装文件的密码箱躲进了法租界。
事情让李克农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将朱轩狠狠地训了一通，并命令:以后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门。令行禁止，谁也不敢犯禁了。对触犯情报纪律的事，李克农决不手软。
抓机要保卫周恩来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这是李克农新的工作岗位。
1937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二省政治局会议”，决定:为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组织开展工作，于汉口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公开机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内秘密办公，办事处处长为钱之光。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分管统一战线工作，董必武负责民运工作，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李克农 担任长江局秘书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此时也住在武汉。
作为中共和八路军设在国民党管辖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武汉“八办”一时成为爱国进步人士心中的指路明灯。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等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办”人员，个个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抗日大潮，这种精神风貌，给来来往往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署名“实甫”的作者，在《抗战》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
“八办”的环境很艰苦，而面临的形势却又十分复杂。当时的武汉，在政治力量上，既有共产党，又有国民党；在共产党内，既有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又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身为秘书长的李克农，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除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还要照顾各方，小心谨慎。大事小事，方方面面，他都尽可能地照应到。
李克农常说自己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由于工作繁重，李克农的身体越来越差。
武汉时期，国民党采取改善国共关系的一个重大措施，是邀请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8年初，蒋介石为适应抗战需要，改组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政治部。为撑起门面，蒋介石力邀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由陈诚担任)。周恩来再三推辞未果，报经中共中央同意，走马上任了这一重要职务。
蒋介石在邀请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同时，还邀请了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郭沫若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1926年北伐战争时，他曾担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他回到上海，恢复了党的秘密关系。此时蒋介石邀请郭沫若任职，显然是为了利用他的声望为其罗致人才。
三厅成立后，郭沫若请著名戏剧家、中共党员阳翰笙做他的主任秘书，协助制定编制、安排人事和计划。按政治部规定，厅以下设两个处，每处三个科。在筹备中，蒋介石下达“手令”，第三厅还要设立一个对敌宣传处，这样就成了三个处。其中，第五处主管动员工作，中共秘密党员、文化名流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主管艺术宣传，著名戏剧家田汉担任处长；第七处主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此外，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张志让、洪深、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等都参加了进来，真是群贤聚会。
在长江局里，周恩来无疑是最为忙碌的一个人。政治部设在武昌，而他则住在汉口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里，每天上午9点前就要赶过长江到武昌政治部去上班，晚上又要过江回到汉口来，处理许多急待处理的事情，晚上9点多了还要召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由于会议讨论的问题既多且杂，常常开到深夜，有时甚至要到凌晨才能结束。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还得起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或是审批李克农交来的情报，有时还要找同志谈话。他每天都睡得很晚，有时天亮才能休息。
为了配合周恩来的工作，李克农的作息时间也没有了规律。李克农原来住在长江局内，后来赵瑛带着孩子们从安徽来到武汉，办事处的钱之光处长安排他们一家到原来董必武住的安仁里去团聚。
这个情况，周恩来起先并不知道，大家也忘了告诉他。临时有事就派车请李克农到办事处来，由于周恩来事情特别多，常常叫李克农到童小鹏的房间里等着。待到周恩来同其他同志谈完话后，东方既白，周恩来疲劳不堪，就叫李克农明天再谈。李克农只得白等一夜，这已经是常事了。
照例，情报和机要工作由李克农主管。具体分工是:他的老部下张唯一、陈家康负责情报工作，童小鹏负责机要工作。童小鹏此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
严厉的工作制度
一头是机要科，一头是电台，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情报、电报看完即毁，不得存档。对违反命令的人，李克农是要发火的。
一次，机要员朱轩正在值班，忽然日机轰炸的警报拉响，楼里的人纷纷避往附近的法租界。朱轩也和大家一起，提起装文件的密码箱躲进了法租界。
事情让李克农知道了，他大发雷霆，将朱轩狠狠地训了一通，并命令:以后遇到日机轰炸时，值班机要员只能提着密码箱在底层楼梯下躲避，不准出门。令行禁止，谁也不敢犯禁了。对触犯情报纪律的事，李克农决不手软。
为这，他还和陶铸闹出过一段“大水冲到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趣事。
长江局在湖北省委的住处———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2号“董公馆”架设了一个秘密电台。一天傍晚，李克农来电台检查工作，刚刚走到电台房门口，朦朦胧胧中，忽见一人大摇大摆地朝电台门口走去。
此人正是陶铸。他是前一年被南京“八办”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里营救出来的，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
李克农没见过他，以为是坏人，立即上前加以阻拦，陶铸看见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挡他的道，当即发起火来，非进不可。一个坚决不让进，一个非进不可。一个脾气倔，一个倔脾气。
结果，两个人在走廊上扭打了起来。李克农的眼镜被打掉在地。闻讯赶来的同志急忙拉开，作了介绍，李克农和陶铸二人正在狼狈不堪之际，一经点破，不由得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段时间，李克农工作很顺利，心情也很愉快。因为这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好时期，在中共全面抗战的旗帜下，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长江局和武汉“八办”一起，积极领导、组织和推动民众爱国运动的发展。
1938年7月7日，为筹集钱物，支援抗战，以实际行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在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具体组织下，武汉地区掀起了群众性的“献金”热潮。为吸引群众，三厅在武汉三镇设立了五座固定献金台，每座献金台都由一位要人的夫人作台主，另外还有三座流动献金台，设在卡车上，进行流动献金。
中共代表团和武汉“八办”代表到江汉轮渡口献金台参加捐献，这里的台主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由于李宗仁在3个月前，指挥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现在又是保卫大武汉的主力部队指挥官，因而，郭女士的出现，更加引人注意。上下轮渡的人群，自动集中到献金台前，纷纷捐钱。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周恩来献出了自己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个月的薪金240元；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除代表中共献出1千元外，又各自献上250元。李克农也来了。他首先代表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交上公函一份，并献现金1千元。公函上写着:
顷奉朱总司令自山西来电，嘱将八路军在“七七”抗战建国周年纪念日素食所节省的全部菜费1千元，代献作慰问抗战军人家属及救济被难同胞之用。
接着，李克农把叶剑英、钱之光、李涛、罗炳辉、边章伍和自己一个月的薪金也献了出来。
“八办”的其他工作人员———童小鹏、廖似光、龙飞虎、巴方廷等，也献出自己一个月的薪金。
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群众，以热烈的掌声来表示对这些民族精英的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见提高，蒋介石则忐忑不安，心有余悸，他命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严加防范。
戴笠，号雨农，小名春风，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民国初年，他混迹于上海交易所，结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起初，他们视戴笠为小瘪三，让他干一些跑跑腿、送送茶水之类的杂务。后来，戴季陶打听到他姓戴，又是自己的浙江同乡，便对他多了一份关心。
一次，戴季陶问他读没读过书，以后想干些什么。
戴笠看到蒋、陈等人不似普通人，今后必将会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便答道:“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指找不到职业，到处流浪)打到上海来了。”
一席话说得戴季陶对戴笠另眼相看起来，戴笠也相机老于世故地改口称戴季陶为戴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以后也吩咐戴笠干些事。
戴笠幸遇蒋介石，改变了他一生的经历。而他以后的发迹，也得力于蒋介石的大力提拔。
赴武汉车站智截叛徒
1938年4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把李克农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去武汉火车站迎接一位神秘人物，而且，必须迎到，不能空手而归。
这位神秘的人物是谁?———张国焘。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921年出席过中共“一大”，是建党的12名创始人之一。1930 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后，先后担任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副主席等职，领导红四方面军和国民党军作战有过战功。然而大浪淘沙，泥石俱下，1935年6月红军长征途中，身为红军总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他，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竟然无视中央北上决定，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向川、康地区退却，并在卓木雕非法另立第二“中央”，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在陕北，为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仍然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此时的张国焘，虽然口头上承认了错误，内心却早已和党同床异梦，插翅飞往武汉蒋介石身边去了。
1938年4月4日，正是中华民族思亲祭祖的清明节，为表合作抗战之决心，国共双方约定派代表去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合祭黄帝陵。国民党政府代表是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而中共代表则是张国焘。
祭陵完毕，张国焘撇下秘书和警卫员张海等人，一头钻进蒋鼎文的小车直奔西安。张海负警卫之责，只得跟着后面西北行营宪兵队的汽车，同往西安。
在西安，张海打听到张国焘已经住进了国民党高级招待所———西京招待所。
两天后，张国焘买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上午临上车前，张国焘让张海打电话告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林伯渠闻讯速往车站，对张国焘不经中央批准、擅自行动给予了批评。张国焘煞有介事地说:“我到武汉，是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得去。”
林伯渠劝阻无效，见事已至此，当即指示张海随同前往。回到办事处后，林伯渠马上电告中央，同时又和武汉的周恩来取得联系，告诉张国焘去武汉的车次和时间，要武汉“八办”派人好好“迎接”。
任务交给了李克农。
周恩来告诉他，一定要在武汉车站截住张国焘，然后做工作说服他，希望他留在党内，不要做出叛党的事来。最后周恩来加重语气说道，这也是中央的要求。
李克农受领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反复考虑万无一失的行动方案。他与吴志坚、童小鹏、邱南章等商量，万一遇上国民党特务阻拦甚至劫持怎么办?对，带上手枪。4月8日上午，武汉大智门火车站。
一列列火车南来北往，上下火车的人流熙熙攘攘。两辆小车驰进火车站，李克农带着总务科长邱南章、童小鹏和吴志坚等四人，从车上走了下来，径往各个出口，等候张国焘“大驾光临”。西安发出的列车来了。他们警觉地打量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不料，旅客都走光了，张国焘那又白又胖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是不是在车上没下来啊?”童小鹏问道。
李克农想了一会儿，说:“好吧，小鹏你在这里盯着，我们三人到列车上看看。”说罢，三人跳上了车。
三双锐利的目光，沿着车厢挨个搜索，终于，在靠后的一节车厢里，找到了张国焘。
张国焘斜躺在座位上，歪着脑袋，一副无精打彩的样子。张海已被特务缴了手枪，坐在对面。两边紧贴着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鬼鬼祟祟，像是在等人来接应。
邱南章走上前去，很有礼貌地说:“张副主席，你来了，李秘书长带着两辆小车来接你，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猛然看见李克农一行，他深知李克农来此的用意，脸一沉，色厉内荏地说:“我不要他请，我来武汉是有事的，我有地方住。”说完，急忙跟着两个特务往车下溜。
李克农见状，不便强迫，因为张国焘职务还在，只得叮嘱邱南章说:“你和吴志坚一定要跟着他，我们先回去向周副主席汇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又迅速找到张国焘。由于李克农的劝阻和邱南章、吴志坚等人的严密监视，张国焘一时间毫无办法。他气急败坏，却又无计可施，只得表示同意由武汉“八办”安排住处。不过，他死活不愿住在办事处内，最后安排住进了太平洋饭店。
张国焘泄密
为防张国焘向国民党泄露中共机密，李克农悄悄地让张海将他的行李搬到了“八办”，很可能，里面装有中央重要机密。果然，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还派人到“八办”要过行李，这，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4月17日，周恩来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找来张国焘，严肃地对他说:“中央的意见有三条:一、改正错误，回党中央工作，我们最希望是这样。二、可以向党请假，休息一段 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否则宣布开除你的党籍。”张国焘听完，面无表情，初衷不改。
当晚11点左右，在国民党军将领胡宗南手下一伙特务的协助下，张国焘仓皇逃离住所。
张国焘就这样背叛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出走后，负责监视的邱南章立即电话告知李克农，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冷静地说:“张国焘不思悔改，迟早是会走上这条路的。”张国焘投靠国民党后，被安排进入军统内部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持工作。特务头子戴笠对张国焘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只盼着张国焘能利用自己过去在共产党里的地位和关系，对中共的组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提出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自己亲自培养对付共产党的专门人才，戴笠马上为他挑选人马；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按照他的计划办理。总之，张国焘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一时成了戴笠手中的红人。
哪知一年过去了，张国焘的计划无一兑现: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分配无着，只办了两期就停止了；而策反站呢，由于中共严加防范，成绩几乎等于零。张国焘束手无策，戴笠则大发脾气:“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就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这以后，军统原来给张国焘的一些优待也渐渐取消，连以前配给张国焘的一辆专用汽车，也被收回。
一位熟知张国焘的军统人员暗地里为张国焘“鸣冤”:“戴笠骂张国焘不肯为军统卖力，实在是有点冤枉。他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成绩来。”
张国焘在军统一直过着坐冷板凳的受气生活，时常摇头叹气，心情郁闷不堪。
1948年冬，张国焘逃到台湾，在台北租了一间房住下。由于此时的张国焘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国民党既不给他工作，又不给他生活费，甚至连房子也被国民党官员强占。1949年冬，张国焘携妻儿移居香港，化名“凯音”，参加了由顾孟余等人组织的所谓“第三势力”的活动，并投靠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贩卖一些过时的“中共资料”，以资糊口。
1956年，张国焘托人向中共中央捎话，表示想回大陆。中央转告张国焘，只要他能在报上公开承认错误，就可以回国。但这一要求遭到张国焘拒绝。
60年代，张国焘接受美国肯萨斯大学约请，用四年时间写出了一部90余万字的《我的回忆》，书中对中共历史和中共领袖进行大肆歪曲和诬蔑。肯萨斯大学在其写作期间每月给他二千港元的“研究费”。书稿先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1966年正式出版。这些稿费收入，就成了张国焘晚年主要的生活来源。1968年，张国焘、杨子烈夫妇由香港迁往加拿大多伦多。1977年，80岁的张国焘因患中风，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将其送到教会慈善机关办的老人病院。1979年12月3日晚，张国焘因盖的毯子滑掉床下，又无人护理，冻死在床上，魂断异域他乡，时年82岁。
桂林“八办”
1938年8月以后，日寇以30万兵力沿长江两岸大举西进，黄梅、广济、九江、马当相继失守。10月，日寇从水上和陆路三面包围了武汉，武汉三镇危如累卵。
10月21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新华日报》上登载重要启事:本处奉命迁湘，凡一切信件及临时事宜，请至界限路(今合作路)44号新华日报编辑部接洽，电话号码为24886，尚希各界注意是幸。
这以后，武汉“八办”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搬迁。
10月22日下午，李克农和潘梓年率领“八办”和《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租来的轮船“新升隆”号由长江撤离。由于该船吨位小，《新华日报》报馆的印刷设备和纸张把底舱全部塞满，李克农他们一百来号人坐在船上，显得异常拥挤。临行前，岸上忽然拥来几十名无钱买票的难民，送行的周恩来看不过去，也让他们上了船。这一下，这艘小船人满为患，严重超载，行驶相当缓慢。
10月23日，当船行至嘉鱼燕子窝附近时(现属湖北省洪湖县)，突然遭到4架日机的袭击，“新升隆”号被炸起火。碰巧李克农和夏之栩等人上岸办事，得以大难不死。当他们返回时，船体已被淹没在水中，江水顿成血色，四周哭喊声震天动地。
“八办”工作人员张海青、赵兴才、徐挺荣等人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共16人遇难。李克农强忍悲痛，一面安抚和救济脱险的群众，一面组织和鼓励幸免于难的同志们，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李克农一行辗转长沙、衡阳，于11月中旬到达桂林。李克农到桂林，是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就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处长一职的。早在1938年8月至9月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就作出决定:武汉失陷后，在重庆、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为此，“八办”副官刘恕，偕同党外友好人士熊子民被派往桂林进行筹备。
刘恕到桂林后，先是租用桂北路138号“万祥醋坊”老板黄旷达的一幢两层楼房作为办公用房，以后又在城北灵川县路莫村和金家村，租用了几间农民房屋作为电台、仓库和接待站。
10月25日，周恩来在撤离武汉到长沙的路上，巧遇国民党副总参谋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周恩来告诉他，中共将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已派李克农担任主任(即处长)，请白允予协助。白崇禧当即答应。这样，国共双方实际上就中共在桂林建立办事处的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
李克农率领大批人马抵达桂林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就正式开始了工作。桂林“八办”对外的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或“第十八集团军桂林通讯处”。
桂林，一向以其秀美的山川、碧绿的江水闻名于世，而在1938年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以后，随着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桂林又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联系华南、华东、西南乃至香港和海外的重要通道。它既是国民党中央同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桂系军阀矛盾错综复杂的地域，也是中共坚持持久抗战的一个重要据点。
抗战初期，桂系的态度比较开明，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曾说:“现在日本人虽然打下了武汉，但蒋求和之心不死，如果他要和，定要牺牲我们，所以必须提防，多与反蒋和反对和谈的人紧密联系。”这个联系的桥梁之一，就是著名的“广西建设研究会”。
该组织是1937年10月李宗仁赴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职前，主持成立的，李宗仁自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为副会长。白崇禧指派广西教育界元老李任仁代为延揽了一批进步人士、著名学者，充实这一组织。
“广西建设研究会”表面上是个学术研究团体，实际上是个与各种势力密切联系的政治组织。千家驹、胡愈之、张志让、阳翰笙、范长江、李达、欧阳予倩、杨东莼、夏衍、金仲华、李四光、邵荃麟等知名人士，都曾是研究会聘请的研究员。
白崇禧的本意，是藉此壮大自己的政治声势，亮出一块广西进步的金字招牌。但这样一来，不少专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与各界民主人士相继聚会桂城，客观上使这里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异常活跃，逐渐确立了大西南文化中心的地位。
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工作的。办事处人员精干，事务繁重，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组织与开展、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与南方文化运动的推进、八路军与新四军后方的供应运输工作、各地人员来往交通、与香港及海外的联系、后方烈属及抗属的救济等等，都在李克农的亲自主持下，积极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机要秘书谢和赓
以李、白、黄为首的新桂系，是桂林“八办”进行统战工作的重点。周恩来、叶剑英等已对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李克农在这一基础上，以公开合法的身份，经常与桂系上层人物接触，和他们交上朋友，宣传中共的统战方针。
李克农新官上任，首先拜会了广西省长黄旭初。
双方寒暄过后，黄省长有意无意地问李克农:“李主任，不知我们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活动?”
李克农诙谐而机敏地答道:“有是有的，可是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如果说没有，那是在骗你，我本人就是嘛!”黄旭初默然无语，似心有疑忌。
李克农坦率地说，共产党在广西的活动，目的是支持广西的团结抗战，决不会干涉广西的内部事务，也决不会挖广西的墙角，请黄省长放心。黄旭初点头称是。
李克农对大事很是注意，小事也从不放松。
1938年10月，以总编夏衍为首的《救亡日报》同仁，在战火纷飞中离开了广州，经肇庆、柳州来到桂林。夏衍原定于11月8日只身赴长沙向周恩来和报社社长郭沫若请示报纸复刊后的指示。临行前，夏衍来向李克农辞行。
李克农建议，为争取报纸在广西的“合法”地位，让桂系当局安心，应先去走访黄旭初省长。
言之有理。夏衍在动身前，先由刘仲容陪同去拜访李任仁老先生，然后由李任仁陪同对黄旭初作“礼节性”的拜访。
11月12日长沙大火后，徐特立从衡阳来到桂林，转往重庆。李克农也请千家驹介绍徐特立去看望黄旭初。
中共态度如此真诚，国民党广西当局疑虑顿消，欣然表示愿同中共合作。
黄旭初兼任校长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就是双方合作的一个典型。该校建设之初，办学人才奇缺。黄旭初提出聘请著名教育家、中共秘密党员杨东莼担任教育长。
杨东莼请示李克农同意后，担任该职。征得黄旭初认可后，杨东莼掌握了该校的实际领导权。李克农还抽调了40多名中共党员到该校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主持政工、教学等工作，并建立了两个党支部。学校开办两年，不仅为广西当局培养了一批干部，而且还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这些人对推动广西的群众救亡运动，贡献不凡。
为配合公开的统战工作，李克农还经常通过在国民党的党、政、军中任职的中共秘密党员和与中共有关系的人，对桂系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
国民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就是其中的一位。谢和赓早在1926年年仅14岁时，就在其兄谢铁民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华北党组织派他赴察哈尔(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冯玉祥西北军担任吉鸿昌的秘书。察哈尔抗战失利后，华北党组织又派他回广西从事桂系上层的地下工作。
1934年秋，谢和赓通过其同乡、同学马仲孚的引荐，当上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指定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谢和赓随同前往，同时担任了国民政府的秘书。
作为白崇禧机要秘书和国民政府的秘书，谢和赓的主要工作是在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主持下，分管一些日常事务和做会议记录。由于他经手多种文电和材料，对国内外、前后方的情势，了如指掌，加上自己不断思考，常常会产生一些有关抗战的新想法来。抗战以来，国民党军在淞沪会战中，损兵折将，损失惨重；华北前线，70万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太原前线，国民党军防线岌岌可危，而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对日作战，屡建奇功，原因何在?谢和赓不时思索着这个问题。终于，他有了答案:对日寇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这才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不二法门。
谢和赓将他的这个想法写成了厚厚的一篇长文，题目是“全民军事总动员纲领与展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并在文章的右下角注上:“白副参谋总长机要秘书并大本营秘书谢和赓呈何应钦参谋总长、白崇禧副参谋总长核呈蒋介石统帅”。
这篇长文送呈后，赢得一致好评。白崇禧还根据该文的主要内容，总结出后来成为他战略名言的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谢和赓亲自把这份材料送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交到了李克农手上，请他转呈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周恩来看完这份材料，高度重视，在上面划满了记号和眉批。一天，谢和赓来到办事处，周恩来当着李克农的面夸奖道:“和赓，没想到你在察哈尔只有很短时间的作战经验，而能写出这样具体的纲领和方案来，确实难得!”李克农也走过来，笑着说:“你这个小鬼，还真行!”
这篇文章也使得白崇禧对谢和赓另眼相看，1938年元月，白崇禧下令提升谢和赓为上校。
谢和赓和王莹的爱慕
不久，白崇禧又交给谢和赓一项任务，让他起草一个题为“军队政工与群众政工之关系”的讲话稿，供他在召开国民党军师以上集训团会议时演讲之用。谢和赓接到任务后，三天三夜没合眼，拟出了初稿。为确保稳妥，他将稿子交给了李克农，请他转呈周恩来校阅。
次日，当他取回原稿时，只见周恩来将其中指责国民党军脱离群众等过火语句约两千多字给删除了。谢和赓心里很激动，一旁的李克农说:“你看看，恩来删掉的都是本着白崇禧 的地位———军训部长，而不是副总长的地位指责政治工作的失误……”谢和赓连连点头:“我也看出来了，改得太好了。感谢恩来同志呀!也感谢你!”
后来，谢和赓在见到李克农时，又谈起这件事时，李克农还笑着说:“你看看，有恩来做你的‘改文老师’，这恐怕是一个两党合作中的奇事，不但老蒋和白崇禧想不到，就是毛主席他们也料想不到啊!你真幸运，有党做你的靠山，只要你谨慎而沉着，你的工作一定会成功，‘战无不胜’是我党对中国革命的最大信心，我们每个做地下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这种信心!”
和李克农有着长期秘密联系的谢和赓，此时在桂林，更直接受李克农领导。当然，这种关系由中共中央直接掌握，属于中共党内的高级核心机密。除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少数中共高层领导，任何人也不清楚谢和赓的真实身份。
一天，白崇禧叫来谢和赓，爽快地对他说:“和赓，你一直干得很不错。任上校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派你担任省党部书记长兼绥署政训处副处长，授你少将军衔，你看如何?”对此，谢和赓早有耳闻。桂系少壮派潘官之、邱昌渭等对他“紧跟白崇禧”早已不满，在李宗仁面前吹过风，建议将谢和赓提升为“少将”，明升暗降。
谢和赓心想:周恩来对自己的要求是“无论如何也要留在白崇禧的身边”，离开了白崇禧，也就是离开了桂系上层，这是中央所万万不许可的。想到此，他静静地说道:“副总长，对于您的知遇之恩我万分感激。但我不愿意离开副总长，您不是要我重视全国的回教工作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原来，谢和赓曾经以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身份，借办“西北战时巡回教育班”为名，向绥、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宣传白崇禧的思想主张，联络马鸿逵、马步青等人，以组成联合回教势力，和蒋介石构成某种程度上的抗衡，实现白崇禧做“中国凯末尔”的幻想。
白崇禧听谢和赓这么一说，遂不再勉强:“好吧，我看你还是留在我身边好一些，你讲的这些，由我向德公(李宗仁)报告好了。”事后，谢和赓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和赓，你可真聪明，你这才是真正执行了周公(周恩来)对你的指示，‘无论怎样，也要跟在白的身边!’”
谢和赓还有一位美丽俊秀、多才多艺的妻子，艺术大师徐悲鸿曾多次称赞她为“中华女杰”。她，就是影星王莹。
王莹，1915年生，安徽芜湖人，和李克农是同乡。她早年生活坎坷，历经磨难，但心怀大志，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周恩来誉为“我们党里不多的少年党员之一”。她早年投身艺海，以其卓越的才华，崭露头角，成为著名的演员。抗战爆发后，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成立，著名剧作家洪深任队长，金山任副队长，王莹任队委，受以郭沫若为厅长的政治部三厅的领导。武汉沦陷后，队长金山和王莹一起率队来到“文化城”桂林。
金山，1911年生，祖籍江苏苏州。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被认为是同赵丹齐名的著名男演员。他也是李克农手下的一位奇兵。桂林的谢和赓，身为国民党上校军官，仪表堂堂，气度不凡。而不幸的个人婚姻却在时时煎熬着他，真是度日如年，痛苦万分。王莹来了，给他带来了青春、热情和希望。
随着不断的接触和了解，谢和赓对这位著名的女演员由尊敬而转为爱慕，王莹也对这位风流倜傥的谢秘书充满了好感。
谢秘书人品不错，可毕竟是个国民党军官啊!自己是个中共党员，怎么可以……念及此，王莹又处于矛盾和不安之中，真是进退维谷。
李克农帮忙解开了这个结。
平生最爱是“九秘”
1938年12月上旬，抗敌演剧队二队受中共委托，准备组建“中国救亡剧团”，到南洋去向华侨宣传国内抗战形势，号召爱国侨胞以财力、物力支援前线抗战和后方难民。但这需要向白崇禧申请出国护照以及批发旅费。
这件差事自然落在了谢和赓头上。在他的奔走下，白崇禧在剧团的申请报告上，大笔一挥“照此办理”，一大笔款子就到手了。手续办妥后，兴高彩烈的谢和赓带着批示原件， 去找王莹和金山二人过目。
正当谢和赓拿着批件，坐车向二队驻地象鼻山驶去时，忽然，在北门至南门的大马路上，谢和赓透过车窗发现了身着长衫的李克农，只见他和王莹、金山一起，正有说有笑、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千万不能在外人面前暴露自己跟李处长的关系!”谢和赓知道，自己和李克农的关系，中央有明确指示，决不能暴露给第三者。他立即命令司机急转弯。
可到处是人流，汽车无法掉头。
无奈，谢和赓只好歪着头，假装没看见他们。可被称为“只眼先生”的李克农，这时眼睛却尖利起来，一眼认出了车上坐着的他。李克农的沉稳老练、认真严谨是出了名的，这时，却因一时激动，打着手势向谢和赓走来。
谢和赓只好磨蹭着下了车。李克农上前和他热情地握手，那种亲热劲儿，完全是党内同志之间所独有的。一旁诧异的王莹和金山顿时恍然大悟:原来谢秘书和八路军的李处长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谢和赓忙把白崇禧的批复拿给大家看，三个人都很高兴。王莹见白崇禧特批给她和金山每人各500元大洋，就向李克农请示该怎么办。李克农说:“既然白崇禧如此优待你和金山，我看恭敬不如从命，还是接下来为好，拒绝，反倒会引起人家不快。”临分手时，李克农对谢和赓说:“你穿梭式的联络，好辛苦哟!剧团能这么快就组建成，我看该给你记头功啊!”
王莹也用芜湖话亲热地说道:“谢谢你，活根同志!”(芜湖话将“和赓”念成“活根”)
从此，两人神秘的面纱一抹而去，真心相爱了。
而李克农呢，因为“糊里糊涂”地当了回红娘，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因在王莹、金山面前暴露了谢和赓的真实身份，而受到当时正在桂林的周恩来、董必武的批评。
批评理所应当，而李克农和谢和赓夫妇的友谊却保持终身。以后，他们因工作需要去了美国。1949年12月，谢和赓夫妇历尽艰辛，辗转从美国归来后，李克农亲往拜访，并一再叮咛王莹把在美国受迫害的实况写下来，促成了王莹著名的自传体小说《两种美国人》的问世。
1957年春，谢和赓被错打成“右派”，王莹遭受重大的政治压力。李克农又两次来到香山王莹的住所，劝慰王莹。
真情一片，使王莹很感动，她曾写了一首小诗，以表心意:教导莫忘周董叶，热忱关怀有克农。
平生最爱是“九秘”，(“九秘”指谢和赓———编者)万苦滴甘也相从。
李克农的为人，可见一斑。
《救亡日报》
受职务所限，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有时活动起来并不方便。如果能有一位助手，那就好多了。
这个工作，落在了桂林行营参议、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刘仲容头上。刘仲容，留俄学生，很早就与中共取得了秘密联系。“西安事变”前夕，他奉周恩来之命，从延安秘赴南宁，通过他的留俄同学王公度引荐，拜会了李宗仁，向其传达了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以及愿与桂 系真诚团结的意愿。抗战开始后，刘仲容被白崇禧留在身边工作，担任了桂林行营参议。这，也是李克农在武汉时给他下达的指示。
白崇禧让刘仲容负责桂林行营的对外联络工作，事情不多，这给他充当谢和赓与李克农之间的联系以充分的“自由活动”时间。刘仲容的办公地点离桂林“八办”很近，他和李克农之间，除了因公务有所接触外，还经常秘密来往。
李克农非常注意刘仲容的安全，经常提醒他遇事不可惊慌，要冷静沉着，提高警惕，并送给他一把左轮手枪，以防不测。刘仲容每次去李克农处接头，李克农总是派人布哨，严防走漏风声。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三青团广西支部组训组组长周可传、解放后曾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兼交际处长的侯甸等人。
1939年侯甸从延安来到桂林后，李克农指示周可传将其引荐给广西绥署政治部主任程思远，担任了绥署政治部的一名科长。一个又一个中共秘密党员被安插进国民党营垒，李克农有了许许多多灵敏的“耳目”。每逢夜幕降临，常有人力黄包车停在“八办”门口，一些神秘的人物悄然闪进大门。通过这些神秘的人物，李克农搜集到了许多重要情报，了解到桂系对中共的政策和态度，及时制定对策，使中共统战工作成效卓著，桂林城里出现了抗日救亡的蓬勃发展的局面。
一时间，只有六七万人口的小小桂林，成为大西南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中心。一些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云集桂林，人数达一千人之多，其中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学者有二百多人。他们在中共领导下，出版报纸，开办书店，创作文艺作品，造一时之声势。影响最大的团体有国际新闻社、《救亡日报》社和文化供应社，它们被称为桂城三大进步社团。
《救亡日报》社的总编是夏衍，早在上海，李克农就结识了他。1938年11月7日，夏衍率报社全体同仁从广州撤至桂林后，当晚就去见李克农，听取他的指示。李克农建议他们一面争取在桂城的“合法”地位，一面自力更生，自筹经费，尽快复刊。夏衍表示，不愿意和国民党那些无聊的政客打交道。
李克农说:“沈先生(夏衍原名沈端先)啊，站在外面骂娘可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那才是你应尽的本分。要把报办好，腿要放勤些，耳朵要放长些，要多听、多跑、多交朋友。你得认清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在这里，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个个都怕脏……”李克农爽朗地大笑起来:“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正式复刊。
由于报社人员大多是耍笔杆子的，对经营并不在行。应夏衍的请求，李克农介绍善于经营的翁从六担任经理，负责报社的印刷、发行及经济工作。以后，翁从六被调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李克农又介绍《新华日报》的张尔华接替。
李克农很注意对报社工作的指导，凡是涉及到办报原则和方针的事，他总是坚持己见，没有丝毫妥协。
一次，《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国际时事分析文章，出现了政治性错误。李克农发现后，跑到编辑部和夏衍长谈了四五个小时。他严肃地说:“《新华日报》被扣得厉害。西南、东南乃至香港，都把这张报纸看作是党的外围，代表共产党讲话，那么你想想，把这么严重的国际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对外面会引起多么坏的影响!”
随后，李克农指出了这篇文章的错误所在，严肃地问:“怎么办?”“明天再写一篇社论，纠正过来。”夏衍答。
“怎么写法?来，大家凑一凑。”李克农把大家召集过来。社论写好，天色已晚。夏衍透了口气说:“很好，我学会了不少东西。”
李克农抬手看了看表说:“学会了东西，能不付学费么?你看，都快8点了，阳春面也不请一碗?”说罢，他站了起来:“那好罢，我请客，我可要反客为主了。”严肃沉闷的空气随之一扫而光。
秘密工作与公开统战相结合，威力无穷。1939年底，《救亡日报》发行数已近8千份，在当时，这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一年，南洋爱国侨领陈嘉赓先生访问延安后来到桂林，特地去参观了《救亡日报》社，连连称赞。这张报纸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进步思想，影响遍及湖南、江西、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香港和南洋等地，很受群众欢迎。
文化供应社
由胡愈之创立的国际新闻社以及由胡愈之、陈此生和社会知名人士40余人发起筹建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也都是在以李克农为首的桂林“八办”指导下开展工作的。
文化供应社成立于1939年10月22日，始创者是当时在文化、出版界颇有声望的胡愈之，在创办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地方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李任仁老先生任董事长，广西绥署顾问陈劭先任社长，李任仁最得力的助手陈此生担任总务部主任兼秘书。他们都是桂林“ 八办”的老朋友，在中共的支持下，他们都代表广西当局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广西救国会。供应社编辑部主任由胡愈之亲自担任，总揽编辑出版业务。编辑中有不少人是中共秘密党员和非党进步人士，胡愈之后来回忆说:文化供应社“实际上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的”，“所用干部大部分都是由李克农同志推荐的”，“我当时的党籍绝对保密”。
周恩来曾经单独找了胡愈之和千家驹谈话，告诫他们“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保全实力，作长期打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胡愈之在桂林一直坚持着隐晦曲折的工作方法，在他以后所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一时期，由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毛主席关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方针指导下，我们在桂林的活动方向明确，抗日救亡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救国会的组织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以救国会的身份活动，易与广西各方面人士接触。我们紧密团结了广西各界人士，发展了广西的进步力量；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和争取他们，使他们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这样一来，顽固势力也就孤立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分子在广西不能横行。桂林一时成了西南大后方的一块抗日文化绿洲。
然而，随着国民党政府由武汉撤往重庆，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之下，国民党内“限共”、“溶共”的呼声甚嚣尘上，抗日民主力量倍受压制。194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要求全党“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精神上要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在国民党统治区“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干部，应转移地区隐蔽起来，或调至军队工作。”中央文件下达后不久，李克农就请胡愈之来到八路军办事处阅读了这份文件。
李克农对胡愈之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隐蔽起来的方法主要有三条:一是更改姓名，到别的地方去；二是到八路军或新四军去；三是到香港或是国外。而你是个出头露面的名人，谁都认识，第一条行不通；第二条要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也不太容易；只有第三条，先去香港，比较合适些。”
至于文化供应社的工作，李克农决定指定在新加坡新知书店工作的张锡昌负责。
7月的一天，胡愈之正在文化供应社建在桂林西门老君洞的一座新楼里，准备和大家一起庆祝新楼的落成，李克农的电话打来了:约他见面。
胡愈之赶往碰头地点，只见李克农正拿着机票在等着他。李克农把机票交到了胡愈之手中，叮嘱他，第二天就得走，而且一定要保密。
第二天一早，胡愈之手提一只箱子，借口家中有急事需回去看看，从容撤离。
胡愈之到香港后，按照李克农临行前指示，找到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廖承志。廖承志告诉胡愈之，周恩来已决定派他到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实际上就是总编辑和主笔。其后，《南洋商报》在胡愈之的领导之下，用大量的篇幅报道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前线的最新消息，文字通达简练，雅俗共赏，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而桂林的文化供应社，也在随后的中共党员的领导下逐步发展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直接领导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阵地。它出版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在灌输进步思想、推进大众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进步出版发行单位。
除了统战工作，李克农还承担着为中共军队筹备军需物资、输送过往人员的繁重任务。
设法解决桂林“八办”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推行“反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处心积虑地想消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他们不仅在发放枪枝弹药上百般限制，而且还时常停发军需用品。华北前线的八路军缺乏汽车、汽油，江南新四军甚至没有过冬的被毯。
中共中央电令桂林“八办”，一定要设法解决!
李克农接电后，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马，四处采购。不久，一批批汽车、汽油、被服、药品、医疗器械和电讯广播器材等物资，从桂林运往陕北和各抗日前线。前线物资短缺，李克农忧心如焚。
“八办”秘书科科长龙潜带着龙忠柏等人奉令出发了。目标———桂林市郊国民党军需仓库。任务———为新四军争取军用毯。
可仓库人员拒不承认储有毛毯。莫非情报有误?
聊天、谈心、交朋友，终于得知仓库内确有毛毯，但国民党军政部已下过密令，不准发给八路军、新四军使用。军令如山，仓库人员怎能违抗?
李克农出面了，略施小计，二万条美制毛毯终于运回了办事处。但一道命令传来，驻桂林的国民党军需司不准运出桂林，毛毯必须运回仓库。怎么办?
李克农对龙潜说:“看来，统战法宝现在要同武装力量结合起来用了。”说完，他一面派“八办”的警卫武装把守汽车，谁也不准动，一面亲自找到军需司进行交涉。
两天过去了，国民党军需司只得同意毛毯运走，不过，运费要算在新四军的头上。李克农点头一笑，上万条毛毯出了桂林城，缓解了前方将士的燃眉之急。
办事处迎来送往的任务也很繁重。周恩来、叶剑英、徐特立、博古、叶挺、袁国平、张鼎丞、胡乔木等都来过“八办”，并由“八办”护送到各地。
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当时化名胡光，也在“八办”住过大半年，还担任过办事处的俱乐部主任和墙报编辑，并曾给《救亡日报》写过有关东南亚民族革命形势的分析文章，以后也由“八办”护送到了外地。
李克农的工作如此繁杂，但他却善于出主意，想办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平江惨案”发生后，桂林“八办”一方面忙着安置撤退下来的同志，一面准备开追悼会纪念死难烈士，表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抗议。李克农指导办事处的同志编辑了纪念册，以“平江惨案”的实例，教育大家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遇事要多加注意。他细致的工作态度，令周围的人佩服不已。
夏衍回忆说，一次，他和李克农谈起自己和国民党一个高级将领之间的谈话。李克农仔细听完后，问道:“你们之间……”
“现在可以无话不谈了，以前，只是泛泛之交，只听我的，不讲他的，后来，他对我很坦率，渐渐地熟透了。……”“熟透到……”
“连他家庭生活中的苦闷也和我讲了……”
“这很好，算是交上朋友了。……讲这些话的时侯，他的态度……”“先很随便，后来越讲越激昂了。”“在哪里谈的?”“在报馆，我的办公室。”“没有旁人?”“没有。”
“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随身带了一瓶酒，一包花生和叉烧。”“讲这些话的时候，喝醉了没有?”“没有吧，他平常能喝一瓶白兰地。”
李克农思考了一下，说:“假如喝醉了讲的，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酒醉吐真言’，另一种是借酒装疯，有意讲给你听。今后要注意这种情况。同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况下讲，可以有不同的含义的。”
一番话，使夏衍受益颇深，甚至使他觉得，这对他以后创作剧本、刻划人物也有莫大益处。
1940年冬，随着蒋桂矛盾的发展与激化，蒋介石下令撤销桂林行营，改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白崇禧调往重庆，李济深担任了办公厅主任，副主任由蒋介石的亲信、浙江黄岩人林蔚担任。国民党中央势力趁机渗入桂系集团的大本营———广西，广西当局对中共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一股暗流向着这座著名的“文化城”冲击而来。
1940年11月，国民党军政部桂林办事处派人来到“八办”，要求“八办”先行递交“自动”呈请撤销的公文，并限于11月19日前将办事处事务结束。
11月12日，李克农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次日，毛泽东复电指示:
一、向国民党当局申明，我皖南部队准备奉命北移，在实行北移前有事要做，暂难结束；
二、如彼方要求马上结束，请先来一正式公文；否则，则让其封闭为好。但我方内部要准备安全撤退，以防万一。
李克农接电后，以朱德、彭德怀和周恩来、叶剑英的名义，再电国民党军政部，要求缓撤“八办”，并与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疏通。
“皖南事变”
李克农心里清楚，这位李任潮(李济深)先生和蒋介石一贯面和心不和。1929年初，李济深作为蒋、桂矛盾的和事佬，由广州去南京，还曾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汤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获得自由，以后一直和反蒋人士来往频繁。李任主任的头几个月，的确曾给“八办”一些方便。所以，李克农找过他。然而，现在他也无能为力了。蒋介石此时磨刀霍霍，正酝酿着一场骇人听闻的大事变。李济深只好电告李克农说:
获悉贵集团军桂林办事处奉令转饬结束，务希即通令新年终撤销，结束前如尚未经运用之资材，暂准酌量少数人员办理转运为宜，并限于1941年1月内运完，切勿再延。
实际上，李济深给“八办”又延长了一个月的时间。时间紧迫，头绪纷繁。
为了在桂林“八办”一旦取消的情况下，中共仍然能取得在南方活动的立足点，李克农化名“龙正泉”，租用了泗河别墅作为“公馆”，在此设立了新四军交通运输处。
形势逆转，速度惊人。恰在此时，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皖南事变”发生了。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参谋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命令在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由50万人缩减到10万人。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调至长江以北，并连续电告中共华南局和军委会书记项英，趁国民党军队尚未部署完毕，迅速率部北上，防止其突然袭击。
遗憾的是，项英未按中共中央的指示行动，却与顾祝同商定新四军的北上路线，在国民党军队部署就绪的情况下，才开始率新四军军部和部队共9000多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北移
。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布置的顾祝同、上官云湘指挥的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艰苦奋战7昼夜，终因力量对比悬殊，除两千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其中包括新四军高级将领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军长叶挺被扣。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人无不悲愤万分!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愤怒地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全国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国际舆论广泛表示对中共的同情与支持。
而蒋介石却得意洋洋，17日，他在重庆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同时，他还调集20万大军进攻华中、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些反共分子弹冠相庆，第二次反共浊浪掀起了。
桂林的风向也急剧右转，“八办”门前，忽然布满了一群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有时，特务竟大摇大摆地闯进“八办”的大门。此情此景，令李克农怒不可遏，他拍案而起。
李克农令人将大门敞开，亲自站到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特务见是大名鼎鼎的李主任，赶紧溜走了事。
国民党的宪兵、警察也时常来办事处，对房东进行恐吓和威胁。李克农听到后，总是立即从楼上走下来安慰房东说:“要坚持，不要听敌人的那一套。”
国民党特务招数使完，竟开来一辆汽车，把办事处的门墙撞倒。桂林“八办”已无望保留，李克农一面积极进行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一面迅速组织疏散和精心部署中共地下工作。
夏衍就是被安排疏散的一个重要人物。
1月22日，李克农打电话给夏衍，告诉他“皖南事变”的消息，并要他通知《救亡日报》全体党员作好应变准备。
中午，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周所长给夏衍打来电话，要求报社全文照登国民党中央社统发的诬蔑新四军“叛变”的稿件，声称此乃中央党部的命令，全国报刊必须一律照办。
夏衍马上打电话给李克农:“李主任，方才我的老乡周所长送来一份很重的礼物，我们打算不收，你看怎样?”
李克农答:“好!但得十分小心，能做得不伤情面最好。”
“皖南事变”后
根据李克农的要求，夏衍等人决定上演一出“狸猫换太子”，即先把国民党中央社的电稿全文付排，并登在头版头条上，把它送给检查所审查，等盖上“审讫”的图章后，晚上打纸型时，再将那篇电稿抽走，另换它稿，使国民党的美梦不能得逞。
这一招，可惹恼了那些检查官老爷们，他们不仅将当天的《救亡日报》全部扣押，而且还给夏衍一个书面的严重警告。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夏衍正和同仁在报社的会客厅里打乒乓球，忽然，一个身影闪了进来。
只见来人身穿棉大衣，头上的帽子压得很低，进门就喊道:“好悠闲啊，还在打球。”
灯光昏暗，夏衍仔细辨认:是李克农!
两人走进里屋，夏衍忙问:“办事处已被包围了，你怎么能出来?”李克农笑道:“黄省长用汽车把我接出来的，大摇大摆，这叫用大鬼压小鬼啊!”
李克农掩上房门，低声说，南方来了急电，说国民党中统特务就要在桂林下手，你必须立刻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的据点。
夏衍问到报社怎么办，李克农说:“分几步走，第一步你先走，留下的事由林林、张尔华负责，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来封门，我们就继续出版。但是，‘八办’看来也是保不住了，所以整个进步文化界人士，都得作好妥善的安排。我已经向南方局请示，建议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方面保护者，如广西干校的教职员，都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文艺界人士，色彩不太明显者，也可以暂留桂林。《救亡日报》的骨干等到报社被封后，一律撤往香港。”
李克农还说:“这些事，都由我来处理。明天，你得去找黄旭初，坦率地告诉他《救亡日报》当前的处境，并向他表示，为了‘好来好去’，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准许你买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如果他避而不见怎么办?”
“那你就放心好了，我已和李任仁先生谈妥，他已经和黄旭初通过电话，我此刻来报社，不就是任老用黄省长的汽车给送来的吗?”李克农显得胸有成竹。
终于，夏衍从黄省长手中拿到了机票，顺利飞往香港，算是逃离了虎口。
李克农的小女儿李冰，到达桂林后，李克农夫妇考虑到她有护校文凭，可以留在桂林找个工作为掩护，将李冰留在了广西工作。后来，李克农又曾打算利用中共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让李冰进入广西医学院学习。
经过交涉，广西医学院同意李冰入学。李冰非常高兴，总算可以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了。
然而“皖南事变”的爆发，使李冰的“大学梦”成了泡影。李克农夫妇见李冰在桂林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桂林久留，让她随办事处的一部分同志先行赴重庆。这样，李冰又一次暂时离开了父母。
李冰乘坐的军用卡车，经贵阳到重庆。贵阳一带山路崎岖难行，来往军车很多。在途中的一次转弯时，李冰一行乘坐的卡车与一辆国民党军的运盐车相撞，国民党的车翻入深谷，盐也散落一地，车上的人全都死了。李冰乘坐的车也差一点翻掉。
带队的同志命令开车的华侨司机不要停留，加速行驶，否则将被后面的国民党车抓住。于是汽车开足马力，一夜未停，总算安抵重庆。
1月20日，桂林“八办”在寒风中被迫撤离。
临行前，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示李克农把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谈话，在桂林散发出去。
李克农让人买来许多航空信封、信纸，把材料打印成信笺式的宣传品，先用汽车经湖南到广西沿途散发；在撤离当中，又沿路分批邮寄，使得“皖南事变”真相昭示天下。
2月24日清晨，李克农率领“八办”最后一批人马，分乘一辆交通车、一辆卧车撤离了桂林，向重庆驶去。
由于桂林“八办”与房东全家相处甚久，感情很深，临行前，李克农将自己用过的景德镇小茶壶、办事处同志锻炼身体的石锁、学习文化时用过的小黑板和搪瓷记事牌、唱歌时用来伴奏用的“真善美”牌口琴以及一些《新华日报》和书籍等等，都送给了房东。这些珍贵的物品，解放后被房东一家全部赠送给了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办事处的汽车开走了。一路上，国民党交通检查站蓄意制造磨擦，多方无理阻拦，李克农虚与委蛇。当车行驶到一品场关卡时，国民党交通运输检查局的一个上校处长要搭车去海棠溪开会。秘书龙潜问怎么办，李克农微微一笑说:“这还不好办，让他上车，送我们去重庆。你去叫他上来，我来招呼他。”
上校处长上了车，一路上由他出面打招呼，免去了李克农不少麻烦，一行人顺顺当当地把车开到红岩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大门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直到那位上校处长下了车，还一直以为自己搭乘的是国民党第十八军的军车呢。显而易见，这其中免不了李克农的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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