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坐着小轿车直驶中央路30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路上，他故弄玄虚地对蔡孟坚耳语道:“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请速将其扣留，如果他一旦逃走，整个肃清共党的计划，就会全功尽弃!”蔡孟坚听完，叫苦不迭，他恼怒地训道:“怎么不早说!怎么不早说!”
顾顺章叛变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顾顺章叛变了!
正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小组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如鱼得水，准备大展鸿图之时，这一五雷轰顶的消息传来，转瞬间，将三人小组逼上了绝境，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逼上了绝境!顾顺章何许人也?他，原名顾凤鸣，又名黎明、张华，江苏宝山白杨人。他长得很结实，鼻梁很高，个头不大，身体肥胖，原在英商开办的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当“拿摩温 ”(即工头)，沾染上较重的流氓习气。他平素喜爱舞刀弄棒，打架斗殴，还会耍一点魔术，曾以“华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演出过。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他态度积极，敢打敢拼，被上海总工会看中；1926年，中共中央派他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他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担任武装纠察队队长，因为勇敢，受到周恩来的赞扬。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他参加了筹备工作，并担任三科(即行动科)科长，以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掌握了包括三人小组在内的中共几乎全部的机密情报。
随着中共秘密工作的发展，隐藏在顾顺章内心深处的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意识日益暴露，他不仅无视党的秘密工作方针、政策，而且骄狂蛮横、飞扬跋扈，极端狂妄。他在上海英租界威海卫路原幢石库门802号有座“公馆”，家具摆设极其奢华，他还抽大烟，玩女人，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陈赓曾气愤地说:“我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果不其然。1931年3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派遣，护送沈泽民、张国焘从上海经武汉到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工作。完成任务回到武汉后，顾顺章将秘密工作的纪律置之不顾，重操旧业，以当年“华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市场的游艺场公开登台表演魔术，结果于4月24日在汉口被叛徒尤崇新指认被捕。
顾顺章被捕后，被押送到徐恩曾设在汉口的新建特务机关———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侦缉处。
顾顺章的被捕使国民党特务大喜过望。25日拂晓，行营主任何成浚亲自提审了顾顺章。顾顺章当即屈膝投降，供出了中共驻汉口的秘密机关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驻汉口的办事处，还出卖了直属中央特科领导的、在英商一条运输船上当舵手、负责上海—汉口间秘密交通线的一位姓陈的共产党员。一时，武汉的中共机关纷纷被破获，十多位共产党人惨遭杀害。这，只是顾顺章的一点见面礼，他心中还酝酿着一个大阴谋。他知道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他熟悉中央特科的情况，他要把这一切面告蒋介石。
有奇货在手，顾顺章有恃无恐，他提出要见陈立夫、徐恩曾派到武汉的两湖“调查员”、武汉绥靖公署侦缉处头子蔡孟坚，他以老对手的口吻说道:“蔡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才是武汉对付共产党的负责人。”
蔡孟坚是武汉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因为在破坏和镇压中共地下组织中“屡屡有功”，曾受到蒋介石的当面嘉许，赏给他一万元的奖金。此刻，他正以少将参议的头衔，专事负责破坏湘、鄂、赣三省的中共地下组织的特务活动。作为中共特科的重要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自然了解蔡孟坚的底细。
蔡孟坚被请来亲自审问顾顺章。顾顺章手中握有王牌，态度十分傲慢。他狂妄地对蔡孟坚说:“本人有一个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保证可以在三天之内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当务之急，是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将当面陈请。”
顾顺章不愿意向何、蔡二人将实情全盘托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担任过中共特科三科科长，亲自领导“红队”惩治过叛徒和内奸，中共叛徒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他知道三人小组就潜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本营中，一旦他被捕叛变的消息被泄露，自己性命难保，因而他恳求蔡孟坚在他到达南京以前，千万不可将他被捕叛变一事电告南京。
顾顺章说完这番话后，随即沉默不语，任蔡孟坚如何审讯也不透半个字来。后话，是必须说给蒋介石听的。
30岁不到的蔡孟坚撬不开顾顺章的嘴巴，只得作罢。为了抢头功，他和何成浚没有买顾顺章的帐，于4月25日争先恐后地分别向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发去特急密电，禀告详情。并称，迅即派特务和一个排的宪兵乘坐专轮，押送顾顺章去南京。而蔡孟坚本人，则于26日清晨，搭乘飞机先飞南京。惊心动魄的大事在武汉发生了，而南京，却一无所知。4月25日，星期六。
对顾顺章采取措施
好色的徐恩曾找美女消魂去了，而在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的大本营里，却还亮着一盏灯———徐恩曾的“心腹干将”钱壮飞，在值夜班。
六封来自武汉的特急绝密电报摆在桌上，每封电报上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
什么大事?这样神秘?如此紧急?钱壮飞心中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拿出和李克农一起 从徐恩曾身上弄来的密码本，在一个无人的房间里，偷偷地把电报译了出来:
第一份电报———顾顺章被捕已自首，他要求立即送往南京面见蒋介石，面告中共首脑及所有各要害机关的驻地；第二份电报———将用军舰将顾顺章解押至南京；
第三份电报———用飞机解送，无论如何请徐恩曾不要让左右的人知道。
看罢电文，钱壮飞大吃一惊。顾顺章———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已经叛变投敌!
中央怎么办?三人小组怎么办?钱壮飞焦急万分。但他毕竟是一名战斗在秘密工作战线的勇士，他稳定了情绪，将电文的内容仔细记下，再按照原样把电报封好。
接着，他查找了“京沪路行车时刻表”，决定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坐特快列车赶往上海，把这一重要情报交李克农转呈中央。自己则赶到“民智通迅社”，通知那里的地下党员，不巧，人不在家。钱壮飞拿起小刀，在桌上摆放的一张地图上划开一道缝，暗示已经“破裂”，让他立即转移。
4月26日晨，钱壮飞照常上班，将密电交给徐恩曾后，借口回家休息，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乘火车前往上海。为防范徐恩曾派遣特务在上海火车站守候缉捕，他在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小站下了车，转道进入市区，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上海。到上海后，他又按预定暗号，给天津的胡底发出“潮重病速返”的电文，让他立即想法脱离。
刘杞夫奉命于4月25日深夜来到了上海。
位于上海闹市区东方旅馆的一间房门，被轻轻而又急促地叩响。李克农从睡梦中惊醒，打开房门一看，只见刘杞夫神情紧张地站在门口，他心里暗暗一惊。
刘杞夫将钱壮飞的密信交给李克农，李克农看罢，如五雷轰顶!情况紧急，危如累卵!
他很为钱壮飞的安危担心，不过，凭他的直觉，机智果断的钱壮飞一定会脱离虎口。对站在眼前有些慌乱的刘杞夫，他反倒有些犹豫，不断劝慰他:“小刘，要沉住气，一定要沉住气!”
问及刘杞夫今后的打算，刘杞夫表示:希望马上回南京去接妻子钱椒椒，李克农只好应允。临分别时，李克农紧紧握住他的手，关切地说:“此行凶多吉少，遇事一定要英勇沉着，望你好自为之!”送走刘杞夫，李克农便马不停蹄地去找陈赓。这天是星期六，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怎么办?
对!先找江苏省委，找到了江苏省委，就一定能找到陈赓!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微明中，他步履急迫，问了一人又一人。
老天有眼，他终于和陈赓接上了头。接着，他又和陈赓一起见到了周恩来。
这时，已是4月27日凌晨了。情况紧急，刻不容缓!
周恩来当机立断，立即会同李克农、陈赓、陈云和李强等人，采取了一系列应急的断然措施:
第一，周密地保卫并迅速转移中共党的主要负责人住址，把顾顺章所熟悉或能侦察到的党的负责人的秘书全部调换成他不知道的新人；
第二，所有原在上海的可能会成为顾顺章侦察、追踪目标的党的干部，都尽快地有计划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社会关系；
第四，立即废止和改变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应变。立即撤退!
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全部搬家，安全转移到新的秘密地点，从而避免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4月27日早上，顾顺章乘坐的军舰抵达南京，先行赶到的蔡孟坚亲往码头迎接。
顾顺章坐着小轿车直驶中央路30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路上，他故弄玄虚地对蔡孟坚耳语道:“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请速将其扣留，如果他一旦逃走，整个肃清共党的计划，就会全功尽弃!”蔡孟坚听完，叫苦不迭，他恼怒地训道:“怎么不早说!怎么不早说!”
一场大搜捕
4月28日晨，一场大搜捕开始了。
顾顺章领着陈立夫、徐恩曾如饿虎扑食，准确无误地向各个目标扑来。
处处人去楼空，等待他们的是空空如也的房子。陈立夫、徐恩曾大失所望，顾顺章呆若木鸡。
在中央机关里，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陈立夫失望地问自己的手下:“刚才四周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只有一个女人从附近走过。”“还见到一个老头，刚刚转过拐角。”
“女人”是周恩来，“老头”是陈赓，他们刚刚离开，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远走高飞。
多险!离活捉周恩来，只差15分钟。
此时的顾顺章，悔恨交加。蔡孟坚一个劲地埋怨道:“你在武汉，太大意了，太自大了。如果早说出钱匪潜伏在我中央机要部门之事，我会立即采取措施，而不会向南京发电了。这是你的自我失败!”
事过多年，蔡孟坚在台湾发表《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的回忆文章时，还大骂顾顺章被捕后，“打埋伏”，留一手，不肯将实情和盘托出，以致功亏一篑，害得他们空喜一场。南京的蒋介石也是美梦难圆，连声骂道:“娘希匹!”
顾顺章投敌后，并未受到器重。1937年冬，他在镇江被国民党枪毙。
这是一段非常的日子。李克农心里只装着中央，他四处奔忙，顾不上妻子、孩子，也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赵瑛和孩子们紧急撤离原来的住处，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只得流落街头，夜宿菜场，直到一个多月后，风声渐息，李克农才和家人团聚。钱壮飞逃离南京时，为防徐恩曾迁祸于自己的家人，曾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他，如果家人有难，将把徐恩曾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公诸于众，让大家看看“徐主任”的真面目。
这一着很见效。徐恩曾对钱壮飞的家人始终不敢妄动，钱案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现代史上扣人魂魄的一页就这样被翻了过去。
可以设想:假如没有李克农等人，中共中央机关将被破获；可以预料:假如没有李克农等人，中共中央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等等将难逃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毛泽东以后曾深有感触地说:李克农等人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将不存在了。
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风声鹤唳，中共中央机关分批转移江西革命根据地，李克农、钱壮飞转道进入江西苏区，胡底转道前往鄂豫皖苏区。
赵瑛和孩子们不便前往，返回芜湖老家，赵瑛从此开始了多年的小学教师的生涯。李克农告别了妻子儿女，也告别了上海———这个没有硝烟而同样是翻滚着火药味的战场。他踏上了远行的征途，心中默念道:上海，再见了!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1931年的金秋，江西的丛山峻岭层林尽染。一身风尘未洗，李克农来到了共产党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
繁重的工作又摆在了他的面前:在苏区的四周，国民党大军围困，红军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而在苏区内部，情况同样相当复杂。肃反扩大化日趋严重，不少地区在反对“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滥施刑讯，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有的地方甚至搞到“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地步，严重影响了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这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撤至江西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把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当作进入中央苏区后的头等大事来抓。
李克农到达瑞金后，经任弼时分配至江西省保卫分局任执行部部长(局长为吴德峰)，奉省委李富春指示，处理江西省石城、广昌、雩都、兴国、平安寨等地大批积压的反革命嫌疑犯、所谓AB团、托派、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等案件。任务完成后，回瑞金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执行部部长(局长为邓发)。
1932年，李克农奉命调前方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领导建立了一、三、五、七、九五个军团的保卫分局组织工作和红军中的保卫工作。不久，红军保卫局改为红军工作部，李克农遂改任红军工作部部长。
保卫局先后颁布了组织条例、处理反革命条例、自首自新条例，使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得到不断完善，保卫监察工作逐渐建立起来，肃反扩大化的倾向也不断得到扭转。
这段时间，李克农的工作相当紧张而繁忙。以后曾到陕北采访、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写道:李克农的“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了。另一只视力微弱。这是因为他在江西每天晚上在烛光下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所致。”李克农，几乎是一部永不停息的机器!
钱壮飞和胡底也都曾担任过保卫局的干部，他们和李克农一样，都是富有经验的行家里手，而对大多数红军的政治保卫干部和战士来说，这和扛着枪上前线打仗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这些身体结实的棒小伙子，政治上没得说，个个都对国民党蒋介石充满深仇大恨，一心只想着端起枪上前线，痛痛快快地杀敌人。对情报、保卫工作，他们很不安心，有时还嘲笑搞保卫工作的人是“胆小鬼”，没出息。
李克农又重操起当年民生中学的旧业，教育、开导周围的工作人员。他和钱壮飞等人现身说法，将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说给大家听:
当年在上海国民党公安局里，有这么一位侦缉队长，穷凶极恶地追捕中共地下党员。李克农和钱壮飞决心设计除奸。首先，两人在上海租了一处房子，安排几名中共地下党员住进去，并在屋里放置些党内的文件———当然，这些文件，国民党特务早就搜获到手过，已经毫无价值。接着，向侦缉队长先生透出口风，但却劝告他要“放长线，钓大鱼”，不要鲁莽行事。几天后，当他带着大批人马前去抓人时，早已人去屋空，只拣回几片无用的文件。上司知道后，连声大骂其无能，不多久，这位侦缉队长终于被当作“共产党的奸细”秘密处决。战士们听了“哈哈”大笑，李克农乘机对大家说:“同志们，谁说保卫、情报工作不是战斗?这，也是对垒，也是厮杀，但更艰巨、更复杂、更需要智慧。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搞保卫、情报工作的，就是要暗藏杀机，要有更大的杀伤力!”
战士们读书少、文化低，李克农他们就自编教材，并向大家传授有关情报、保卫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怎样警戒布哨?怎样追踪?怎样摆脱钉梢?怎样识记和描绘不同人物的特征?怎样搜集和传递情报?怎样进行审讯?怎样记录、调查和分析各种资料?怎样预测天气?怎样分析地形?怎样同三教九流打交道?诸如此类。李克农妙趣横生的讲解，说得大家频频点头称是。正是有了李克农等人的辛勤工作，才培养和造就了中共历史上训练有素、精通业务的情报保卫工作队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人生新的起点
苏区的山路崎岖难行，苏区的阳光却格外灿烂。环境虽异常艰苦，但李克农埋藏已久的文艺天赋却有了用武之地，他常常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好戏连台。
红军学校俱乐部设有一个文艺俱乐部，赵品三任主任，他和李伯钊、危拱之等文艺活动家，拉上在红军学校工作的伍修权等人，发起成立了红军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经常为军民举办文艺晚会。
李克农眼睛不好，人们都戏称他是“只眼先生”。虽已过而立之年，并且身体微胖，可他对这类文艺活动却乐此不疲，像小伙子一样兴味盎然。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李克农与李伯钊同台表演两人自编的话剧《农奴》。李伯钊很会演戏，建国后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和她一起登台表演，李克农毫不逊色。他表演生动自然，把苦大仇深的农奴哥哥表演得惟妙惟肖，博得满场喝彩。李克农还主演过《秘书长万岁》这部戏，对当时猖狂进攻红军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嘲弄，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高层政局也在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李克农的安徽老乡、在顾顺章叛变后曾被李搭救过的王明挑起来的。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仅两年的27岁青年人———王明，倚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公开发难，一举控制了中央的领导权，大搞其极“左”的一套。顾顺章事件后不久，他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通过他的亲信———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遥控中共政局。
一时间，“左”倾冒险主义思潮横行无忌，红色苏区大祸临头!由于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央红军终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被迫从瑞金出发，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总共86000人，开始了英勇悲壮的万里长征。
李克农奉命担任了中共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负责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在长征中的安全。
1935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红军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忽然宣布拒绝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图谋危害中央。李克农面临抉择。
他没有犹豫，断然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命令。他协助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李克农和林伯渠、杨尚昆、肖向荣等一起参加了叶剑英秘密主持召开的军委纵队干部会议，支持叶剑英提出的以“外出打粮”为名、跟随中央北上的方针。
1935年10月，李克农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调至先遣工作团工作。该团任务完成后，他又负责组织突击队驻道左铺，担任向洛川方面进行侦察游击的任务。
红军历尽艰辛，终于到达陕北。这里将是李克农人生新的起点。黄土高原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片金黄，信天游委婉动听的旋律萦绕在耳边，李克农站在高坡之上，俯看苍茫大地。
这是一幅多美的景色，他，将在这张大纸上，尽情挥洒他的人生!“红色特工”三人小组中的其他二人———胡底，于长征途中在松岗地区被张国焘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秘密杀害，时年仅30岁；钱壮飞，1935年3月21日红军长征渡过乌江后掉队失踪，下落不明。1985年，中共贵州息烽县委正式确认:钱壮飞已于1935年4月2日在当地遭地主武装袭击后殉难。他的遗孤后被中共党组织设法送到延安，曾得到李克农的照料。
既无畏暗箭，又何惧刀光，这，才是“红色特工”的英雄本色!“三杰”中仅存的李克农又将踏上漫漫征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
1935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呼声，神州大地上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1935年夏，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为中华民族神圣的救亡事业而奋斗。是年底，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李克农就在此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由于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联络局也就自然地格外受到重视。
中央机关设在保安县(今志丹县)，城里最好的一个大院交给了李克农，用作联络局办公和接待用。
说是“最好”，其实除了几个空窑洞和一个空荡荡的院子外，要啥没啥。当时大家的处境都比较艰难，李克农二话没说，和大家一起打扫院子，准备粮草，借来家具，把院子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联络局对外有个响亮的名字———“外交部”。但，这个“外”，是相对根据地来说的，所有进入根据地的重要人物和中共中央的外派干部，联络局都要管。
女作家丁玲、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洋医生马海德等等，都曾是联络局的座上客。
陕西地下党负责人孙作宾、高克林也受到了李克农的热情接待。经李克农的安排，他们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中共陕西省委同杨虎城建立秘密联系的情况。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很早就和中共进行秘密接触。孙作宾等人向中央汇报了与杨虎城秘晤的情况后，中共中央委托李克农给杨虎城的手下大将和亲信———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对杨、孙二人“抗日情殷，愿赋同仇”，深表钦佩，提出“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毛泽东在信上签了名。
为加强和十七路军的联络，李克农还安排人员在十七路军内建立了秘密电台，保持和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系。
这时的李克农又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不停息地工作着。埃德加·斯诺———这位经验丰富的美国记者，用他那独有的敏锐眼光，为这个时期的李克农留下了一张宝贵的“速写”:
“李克农有些易于激动，说话很快，富有幽默感而又善于模仿别人。”
在他那本旨在向世人揭开红军———这群战斗在西北高原上不屈的革命者的神秘面纱的名著《西行漫记》中，还记载了这么一段有关李克农的小插曲。在斯诺前往根据地保安采访的途中，一天，他被安排在百家坪过夜，由于开水很烫，口渴的斯诺就招呼一位从身边走过的小红军:
“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那位小红军却不愿搭理这位外国客人。
几分钟后，着急的斯诺先生又去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一样。出什么事了?斯诺心中纳闷。
这时，李克农走了过来。他戴着厚厚的玻璃近视眼镜，斯诺称他“瞎子”。李克农笑话他说:“斯诺先生，你可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你可以叫他们‘小鬼’，要不你就叫‘同志’，你不能叫他们‘喂’。这些孩子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都是小革命，他们是自愿来帮忙的。只有地主家的佣人，才被称‘喂’，他们个个可都是未来的红军战士啊!”
斯诺听罢，恍然大悟。他按照李克农的吩咐去做，果然如愿以偿。这些大多是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此外，配合中共中央部署，联络局还有一项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任务，那就是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央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协助工作。李克农走马上任后，首先在瓦窖堡举办了训练班。其中一个班是由红军在对东北军几次作战中俘虏的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共120人，称为“解放军官学习班”。
开班第一天，这120名军官抬头四看，见四周贴满了标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突然又响起了熟悉的歌声，只听围坐在学习班周围的的几十名红军小战士，放声高歌《打回老家去》，歌声震天动地，这些东北军军官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李克农给他们上的第一课。接着，李克农又请来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人来给大家讲课。毛泽东也来了，他说: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
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东北军的军官们感动了，醒悟了，他们自发地成立了抗日同盟会。许多人还找到李克农，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要求回到东北军去做工作。
李克农也在其中精心物色人员，他要在东北军中打开一个缺口，同共产党联合抗日。
而张学良，这位东北军的最高统帅，此时，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是国民党的一支地方实力派。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听命于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将东北千里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不战而退，撤至关内，成为受人嘲讽的“不抵抗将军”和“流浪将军”，国内遣责之声四起。
1935年10月，蒋介石为了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司令，将东北军调往西北充当进攻红军的炮灰。
然而，在战场上鹿死谁手，这可是要靠枪杆子说话的。形势令这位34岁的少帅很不乐观:
1935年9月，劳山战役，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
同年10月，榆林桥战役，619团被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同年11月，直罗镇战役，109师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毙命；紧接着，黑水寺战役，106团的骑兵部队又在吴起镇遭到重创；……战场上这接踵而至的惨败，将少帅颇为自信的头脑击得眩晕不堪。才短短的三个月不到，损失已是如此惨重，赫赫有名的东北军被红军报销了近三个师，张学良痛苦万分，他长叹一声:“学良真是心中痛苦倍增!这许多优良将才没有牺牲在抗日前线，却埋身于内战的战场，真是可惜可叹!看来，共军的战斗力，决不可小视啊!”
这时，连战连败的东北军中下层官兵，对这场看不见任何取胜希望的“剿共”战争也越来越不满。劳山战役后，成千名在这场“剿共”战争中被歼被俘官兵的家属，到张学良的“西北剿总”门前哭诉。张学良一向以体贴下属著称，此时此刻，他看见黑压压的人群拥向他身边，心中也不由得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张学良这时真正意识到:中共和红军是“剿”不完的，剿共”战争再不能打，也打不下去了!
而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军这类“杂牌”葬身红军之手，却是幸灾乐祸。1935年10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往日车水马龙的门前，忽然变得来客寥寥。对于张学良依照惯例提出的重建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损失的部队和给予补给的要求，蒋介石不仅不批准，连110、109两师的番号也给取消；甚至连张学良要求对“忠勇殉国”的何立中、牛元峰的家属特恤各十万元，也被驳回。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张学良痛苦、彷徨。
败军之将，焉敢言勇。一个念头———同共产党讲和的念头，在张学良的胸中腾然升起。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可共产党在哪里?
张学良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同共产党接上关系，颇费了一番周折。1935年11月，张学良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托故来到上海，他要在这里会见老友杜重远。杜重远是张学良的同乡，“九一八”前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秘书，两人私交笃深。“九一八”后，杜重远来到上海，一面兴办企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与章乃器、邹韬奋等一起编辑《生活周刊》，后又充任《新生周刊》的总编辑。1935年6月至7月间，由于《新生周刊》登载了《闲话皇帝》一文，被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的“罪名”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张学良到达上海的时候，杜重远正在服刑，被保释移住在虹桥疗养院，由法警监守。张学良秘密约会了杜重远，想听一听他在政治上有些什么高明的意见。
老朋友之间，开诚布公，肝胆相照。杜重远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张学良过去几年“剿共”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提出了在西北搞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针对张学良对共产党的种种怀疑和顾虑，杜重远强调说:只要你汉卿老弟下决心走抗日这条道，共产党一定会跟你联合的，这一点不用怀疑。杜重远言辞恳切，张学良听了频频点头。
同共产党联合，需要一位穿针引线的人物，张学良看中了刚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
李杜，辽宁义县人，1908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此后，他在东北军中几经升迁，官至吉林自卫军总司令和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1932年，他率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失利后退往苏联并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定的联系。
这次到上海，张学良也特地拜访了李杜，同时当面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替自己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然后再设法通知他。1935年底，张学良返抵西安后，一面静候李杜的消息，一面又积极寻找新的线索。
他忽然想到:不久前发生在北平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就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而以他自己为校长的东北大学中的许多学生都参加了这次运动，或许从中可以找到同中共联系的合适人选。他命令东北大学学生会派代表来见他。
通过老部下沟通与红军的联系
果不其然，以中共地下党党员宋黎为首的三名学生代表前来西安见张校长。当宋黎向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一二·九”运动的详细经过以及要求打回东北老家的心愿时，聪明的张学良几乎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位能言善道的小伙子必是共产党无疑。不过，宋黎毕竟年纪太轻，张学良不放心寄以心腹，于是他将宋黎留在了身边当秘书，打算日后再作计议。
张学良还想到了另外一个线索———即通过东北军的前线部队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他 将这一主意告知心腹大将王以哲，这位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自然心领神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共产党联系的这根线，最后还是由他的老部下、被红军俘虏的619团团长———高福源给牵上了。
1935年榆林桥一役，高福源所辖团悉数被歼，高福源本人被红军生擒。
高福源40岁出头，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一眼望去，一副标准的军人形象。和东北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禀性爽直，浑身透出一股东北大汉的血性。在被俘的两三个月生活中，他参加过李克农主持的“解放军官学习班”，亲眼看到了红军的互助友爱、生气勃勃，体会到红军对他的宽大政策和热情照顾。和这样一支军队交战、被俘，使这位强烈要求抗日的军人痛悔不已。终于有一天，高福源忍不住了，他突然提出要见红军的负责人，说有要事相商。
李克农来了，他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身份来见高福源的。两人坐定后，话匣子就打开了。高福源不把李克农当外人，将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变化，一古脑儿全向李克农抖了出来。
这次谈话令李克农欣慰，一方面，说明“解放军官学习班”是有成效的；另一方面，李克农确信高的立场转变是深刻而真实的。临别时，高福源拉住李克农的手，非常诚恳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我相信，这些做法主张，不但我完全同意和佩服，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贵方合作。我现在抗日热情很高，愿意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李克农当即表示:你的这个建议，符合我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待我请示中央后，可以放你回去。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本人倒很为你回去后的生命安全担心哩!
高福源很自信，他拍拍胸脯说:“没问题，再说，即使杀头我也不怕。”
李克农很快把这一情况上报了中央，中央十分重视，迅即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议。
临别之际，李克农反复叮嘱高福源，让他回去后，先用自己的身份试探一下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真有和平诚意，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和他谈判。
1936年1月初，获释的高福源踏上了返回东北军的归途。他先到洛川去见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随即给张学良发去一封密电:“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接电后，次日就亲驾他的波音专机飞抵洛川，去见这位突如其来的红军使者、过去的老部下———高福源。
高福源见到自己的最高统帅后，“啪”地一个立正:“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这次，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随后，这位七尺汉子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中国要是继续内战下去，不只是东北军有灭顶之灾，东北失地没有收复的日子，就是整个中国也危在旦夕。……我们应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合起来与全国人民携手抗战，洗去背在身上的历史罪名。副司令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啊!”
话说完了，高福源双膝落地，长跪不起。他知道，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性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他在等待少帅的裁定。高福源哪里知道，他的担忧与恐惧是多余的。一席话，把张学良和王以哲说得双双落泪。张学良走上前去，一把扶起高福源，恳切地说:“你回来很好!你谈的很对!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如果你遇有不测，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1月16日，心情振奋的高福源奉命回到陕北苏区，把详细情况一一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很高兴，领着他去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中央领导十分赞赏高福源这一举动，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李克农出发前，高福源又被派往洛川，同王以哲约定与红军电台通讯的呼号和电码。2月中旬，双方电台正式叫通。2月19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和红军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将李克农等中共代表的出发日期由电台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
洛川会议
2月21日，漫天大雪，黄土高原上原驰蜡象，一片银妆素裹。在从瓦窑堡到洛川的羊肠小道上，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李克农率领四名随从人员，在高福源的陪同下，前往洛川秘晤张学良和王以哲。李克农身穿中山装，四方脸上架着一付圆形厚玻璃眼镜，显得气宇轩昂、严肃庄重。秘书钱之光也身穿中山装，紧随其后。译电员戴镜元，个子不高，只有17岁，穿着学生装，像是要出远门的学生娃。警卫员和马夫，头上扎着白汗巾，身穿对襟白布衫，腰上扎根布腰带，一副陕北汉子的打扮，做向导的高福源也是一身便装。
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绝对保密。
25日下午，李克农一行踏着盈尺深的积雪，终于来到离洛川不远的县。早就奉命准备的东北军67军某团团长亲自出城迎接。李克农一行在此稍事休息后，又向洛川方向前去。
深夜时分，李克农等安抵洛川。这里已是寒气袭人、滴水成冰的世界了。
洛川是东北军67军的驻防地。军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蕃希望和红军合作的愿望非常迫切，他们热情迎接了李克农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为防消息泄露，李克农一行被安排住进一个紧靠军部的三进四合院里，高福源的同学、参谋处长佟道和一名副官陪住，院外哨兵把守，戒备森严，形同“软禁”。当然，招待没话说。
王以哲、赵镇蕃将李克农一行安排妥当后，即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本答应亲自参加会谈，但因临时去南京有事，不能前来，电示王、赵二人妥为招待，先谈具体问题，重要事项待他回来相商。
2月26日，会谈正式开始。根据张学良的意见，李克农和王、赵二人主要就67军与红军局部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经过开诚协商，双方达成口头协定:
1.确立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包括67军在甘边区及关中区的防地)；
2.红军同意恢复67军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3.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延安、甘泉两地67军所需粮食、木柴等物，一是67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二是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售，以便利东北军；4.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对办货人员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应着便装；5.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达半年之久的67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
6.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以全面停战促全面合作，是这次会谈的最重要的成果。
会后，李克农即电告中央。中央批准了这一协定，双方约定自3月5日起秘密下达执行。
而王以哲在会后，除了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两批物资外，还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各一份赠送给红军。他知道，处于西北一隅的红军很需要这些东西。可见，王以哲对与红军合作，态度是真诚的。
张学良也不例外。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飞返西安。4日，他顾不上鞍马劳顿，亲驾飞机抵达洛川，赶往李克农的住地。对这位西北“剿匪”副司令，李克农在上海就曾有过一番“研究”，只是素未谋面。只见眼前站着的这位30来岁、英俊洒脱的年轻人，身穿一件做工精致的长衫，手里拿着根司的克(英文stick，指“手杖”)，不像是统领千军的统帅，倒很像是一位商人。张学良一步上前，紧握着李克农的手，半开玩笑地说:“你和老王、老赵搞的那几条，我都知道了，完全同意。不过，这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
李克农打趣地说:“张将军，莫非你解甲从商了不成?”李克农心里清楚，张学良想打一张大牌，他要同红军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会上激烈争锋
下午3点，会谈开始。
张学良首先发言:“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不要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失策。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蒋抗日，你们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呢?”
李克农说:“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不许抵抗；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却全力‘围剿’。我们现在号召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仍然专打内战，死不抗日，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我们又怎能把他列入团结的对象呢?所以，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李克农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是因为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提“反蒋抗日”。这个提法张学良不同意。双方就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这个问题，展开了坦率的争论。
李克农尽力解释，也没能说服张学良。最后，李克农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愿意团结全国人民抗日，中共对他的态度可以重新考虑。
张学良又问:“要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李克农说:“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张学良接着问道:“共产党既然抗日，为什么要走山西去东征?从山西走，一定会遭到阎锡山的有力遏制，何不走宁夏、绥远?那里与外蒙、苏联靠得很近，不是更顺利些吗?”
李克农解释说:“红军东渡抗日，一是为了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二是为了解决红军军需和兵源问题，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至于为什么不走宁夏、绥远，李克农未多作解释，张学良也没有深究。张学良还提出红军与东北军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接洽有关援助中国抗日问题，并与李克农商定，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盛世才此时与苏联关系较好。
最后，张学良提出要求，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中推出一位来再作一次会谈，会谈地点在肤施(延安)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和张学良还商定，由中共派一位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络，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等活动。
李克农言语机警，口若悬河，张学良谈笑风声，潇洒自如，会谈气氛十分热烈。
5日凌晨4点，会谈结束。
会谈结束后，李克农立即发长电给中央，报告会谈内容并请示以后的行动。
6日，中共中央复电，对谈判结果深表满意，对李克农一行表示慰问，并请李克农即日赴山西石楼晤谈。
7日，李克农一行三人，取道延长河，前往石楼中共中央所在地。当天，中央召开会议，李克农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人报告了此行经过及张学良希望会见中央负责人的要求。事实上，李克农发电回来当天，中央即已研究，认为张学良的要求是真诚的，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要，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我方全权代表，再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
此前的4月6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联名给张学良和王以哲打电报，内称: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请预告为盼。
双方电报往来，最后确定于4月8日在延安会谈。周恩来、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个小分队于约定时间来到延安东北二十里的川口。不料这天天公不作美，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和张学良的电台联络又中断了。直到9日上午，才得知张学良亲驾飞机，带着他手下大将王以哲和在其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已到延安。张学良在上海的时候，曾授意李杜秘密探询共产国际与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设法接上关系，刘鼎就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介绍给张学良的。
刘鼎，四川人。1924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后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他被派往赣东北苏区工作，在方志敏率领的抗日先遣队遭蒋介石围攻失败后被俘。后从九江俘虏营逃出到上海寻找党组织，经友人介绍曾暂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1935年12月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李杜和杜重远时，表示要找共产党关系。李杜和宋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学良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张学良急于找共产党的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学良。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
延安会谈
1936年3月，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了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学良说:“寻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大喜，立即派其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将刘鼎接到西安，秘密安置在张学良公馆的东楼内。刘鼎在西安和张学良长谈数日，张学良对刘鼎的高论颇为赞赏，盛赞刘鼎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位可以交心的朋友。因而这次和共产党谈判，张学良带上了刘鼎，委以心腹。9日晚上8点，周恩来、李克农一行进入延安。为防走漏风声，红军小分队在延安城外做了周密布置。
延安清凉山下的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里，张学良和周恩来、李克农的会谈将在这里举行。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只有五个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周恩来，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就已赫赫有名，此刻，刚毅的脸庞上蓄满长长的胡须，更显得神采飞扬。
会谈伊始，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我就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1913年秋周恩来曾在沈阳读书)
张学良说:“这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岑说起过。”周恩来奇怪地说:“怎么，张伯岑也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笑道:“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就是听了张伯岑的劝告后才戒除的，从此拜张先生为师。我们可算是同师了。”
一阵笑声过后，张学良坦率地说:“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能够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认为当前的中国，必须实行民权主义，才能唤醒民众。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中山先生积40年的革命经验，我们不能放弃。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当面谈一谈。”
周恩来说:“好嘛，多接触接触，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接着，双方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会谈。
张学良坦率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实际的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冯玉祥)先生一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
周恩来冷静地说:“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力量确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可是蒋介石奉行的是‘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政策。对日步步妥协，对内残酷镇压群众的爱国运动，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国家权益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只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张学良应道:“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来争取。”周恩来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谈了。”
张学良回答道:“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仇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周恩来听罢，站起身来，严肃指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罪行累累，难以尽书。最后，张学良问周恩来、李克农:“你们共产党是否真心抗日?”周恩来答:“真心!”“是否倒蒋方能抗日?”“是的!”
张学良听罢心一沉，痛道:“你们的抗日和蒋委员长的攘外，如果都附带倒蒋或安内这些条件，我实在不能苟同。因为，日本人是绝对不会干等着你们去倒蒋或是剿匪的啊!”说完，易动感情的张学良大哭不已。
周恩来看着张学良一片赤心热胆，也不禁陪着落泪。他随即表示:“如果蒋介石能放弃剿共政策，我个人表示同意联蒋抗日，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新受他的领导。旧帐，我们不愿再算了!”
不过，这一问题事关中共的方针政策，周恩来提出须将意见带回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
张学良听完，由忧转喜，他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会谈相当成功。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效
10日清晨4点，会谈结束。张学良一片报国之心，给周恩来、李克农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一行人同张学良挥手告别，依依而去时，一抹朝霞已经飞上了延安的宝塔山。
4月12日，周恩来、李克农回到瓦窑堡，刘鼎也同行。第二天，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立即开会，听取周恩来在肤施与张学良会谈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刘鼎到张学良处，任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关系；邓发作为 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肤施、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区的交通机关。并决定加紧抗日宣传工作，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
中共中央决定刘鼎担任驻东北军代表后，周恩来指示他同李克农研究在西安建立秘密无线电台以及从瓦窑堡到西安和西安到北平、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秘密交通线问题。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物色一个技术较高的报务员，日后由地下交通送去西安建立电台，密码由李克农交给刘鼎带去并教他使用。
4月22日，周恩来写好给张学良的信，并和李克农一起同刘鼎谈话。周恩来对刘鼎说:中央决定你去担任驻东北军代表，这件事很重要，是我党第一次做这样的统战工作，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刘鼎到西安后，果然不负重托，着手秘密电台和秘密交通线的建设，并对东北军进行了多方位的统战工作，成效卓著。
1936年6月，热衷于内战的蒋介石严令东北军从南向北分三路进攻瓦窑堡，并指令驻瓦窑堡东线的国民党中央军配合进攻。为配合中共中央对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央决定主动撤出瓦窑堡，以便张学良好向蒋介石交差。
周恩来奉命负责指挥红军抗击东线国民党中央军和组织中共中央机关有秩序地向保安方向撤退。为争取时间，6月14日，周恩来电告王以哲:“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将会“造成两方敌对，对目前形势实有大害”。王以哲接电后随即南撤。19日，周恩来又电告王以哲:若国民党中央军进占瓦窑堡，我方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
当周恩来正在组织中共中央机关撤退时，一股陕北地方武装于6月21日突然袭击瓦窑堡。周恩来立即指挥红军反击，掩护中央机关西撤至保安，同时，他又指挥红军第二十九、三十军包围瓦窑堡，并请李克农与王以哲取得取系，协商用“打假仗”的办法将东北军引进瓦窑堡。
李克农与王以哲商量妥当后，亲带一个排的人马，煞有介事地布置在瓦窑堡南边的山岗上，与王以哲的部队一起朝天放空枪，红军“寡不敌众”，东北军“愈战愈勇”，一直进入到瓦窑堡城内，原来占据该城的地方部队只得悉数撤出。
王以哲部占领瓦窑堡后，这里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和平共处、互相往来的地方。此后，中共中央迁往保安。
除了做好同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外，李克农主管的中共中央联络局还积极派代表同国民党地方势力领导人建立关系。介绍信统一由联络局用复印纸复写在4寸见方的薄棉纸上，写好后送毛泽东签名盖章，再填上对象和代表的姓名，由出去的代表密藏在衣服角上带到目的地后面交。所有名单均经中共中央决定，李克农协助周恩来具体安排。介绍信的原文如下:××先生勋鉴:
日寇进攻，国家危急，亟宜一致奋起，组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为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冀、察、晋、绥、山东，与仇敌血战到底之总方针而斗争。弟等对××先生抗日决心甚为钦佩。兹派××同志前来晋谒，请予接洽交换意见，并赐指示，以期驱除强敌共救危亡。临书不胜屏营系念之至。敬致
抗日民族战争之敬礼毛泽东(盖章)月日
先后派出带有这种介绍信的有:到西安见杨虎城的张文彬，到太原见阎锡山、后又到绥远见傅作义的彭雪枫，到广西见李宗仁、李济深的云广英，到山东见韩复榘的张经武，到宁夏见马鸿逵的张子华等人。与地方势力的联系，对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李克农在这一时期的出色工作，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李克农秘晤张学良以及在同国民党地方势力所进行的统战工作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为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制造了契机。毛泽东很欣赏李克农的干练才智，夸奖说:“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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