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李克农18岁时，与芜湖一家颇有名气的照相馆老板的女儿赵彩英结了婚。赵彩英出身于小康之家，父亲虽然经商，但思想相当开明，他不顾周围人们的议论，毅然将赵彩英送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使她成了芜湖历史上第一批进学堂读书的女性之一。
巨人的成长地
安徽芜湖，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
青弋江、漳河、运漕河从中悠然而过，浩荡的母亲河———长江，在她身旁安然流淌。她，头枕赭山怀抱，雄踞大江之滨，历来被誉为“长江巨埠，皖之中坚”。古人曾留下“大江烟外动，春鸟渚边鸣”的诗句，来描绘这里宜人的景色。
这颗长江之滨的璀璨明珠，古往今来，养育出中华民族多少优秀的儿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夏大地云遮雾障，黑云压城，英、法、美、日、德等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抢占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中国北方正涌动着反对外来侵略的义和团运动的怒潮。而中国的南方，却显得相对平静。
1899年9月15日(农历己亥年八月十一日)，江城芜湖仍然笼罩在一片盛夏的余威中，人们心情焦躁，烦闷不安。
“哇———哇———”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从鸡窝街(现吉和街)马家巷1号传了出来，这户姓李的人家添了个长子。全家老小个个笑逐颜开，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的父亲———一位名叫李哲卿的中年人，他给男婴起名“李克农”。
李克农的先辈是从巢县炀河中李村辗转来到芜湖谋生的。到了李哲卿这一辈时，家境已经较为富裕了，李哲卿在芜湖海关供职，收入相当可观。
李克农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座江南小城度过的。
1910年，李克农11岁时，父亲送他到芜湖安徽公学附属小学读书，在这儿，他结识了日后成为著名作家、文学史家的阿英(即钱杏)，并且成为终生好友。
1914年，15岁的李克农考入当时芜湖最有名气的教会中学———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圣雅阁书院。
李克农读书期间，中华大地上军阀割据，政潮叠起，局势诡秘难测:
1914年1月，白朗起义军由豫入皖，攻克六安、霍山，转战一月余。同年8月，在袁世凯政府大兵围剿下，起义失败；
这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国民党员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宣布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开始反袁斗争；
1915年1月，日本政府为独占中国，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妄图把中国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他做皇帝，于同年5月基本上接受了“二十一条”。12月13日，袁世凯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并定下年为“洪宪”元年，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在日本发表《讨袁宣言》，蔡锷在云南发动讨袁的护国战争；
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第二卷改为《新青年》)，宣传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抨击以孔孟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揭开了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新旧交替的时代，它不断地呼唤着巨人，也每时每刻在铸造着巨人。
李克农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里。他所在的学校，一直弥漫着革命的空气，黄兴的好友赵声、进步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进步僧侣苏曼殊都曾经在他就读的学校执教过。他的伯叔兄弟辈中，也有不少人同情或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年幼的李克农深受影响，他曾经写过一篇以鸭子场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发表在上海的一揭刊物上，反映了要求革命的思想倾向。1917年9月，李克农18岁时，与芜湖一家颇有名气的照相馆老板的女儿赵彩英结了婚。赵彩英出身于小康之家，父亲虽然经商，但思想相当开明，他不顾周围人们的议论，毅然将赵彩英送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使她成了芜湖历史上第一批进学堂读书的女性之一。赵彩英后来改名赵瑛，她既是一位温柔善良、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又是一位刚烈机警的女性。婚后，她生育了三子二女(女李宁、李冰，子李治、李力、李伦)，同李克农安危与共，相濡以沫，走完了漫长的一生。
创办民生中学
从1917年到1924年，李克农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庆、六安等地辗转。他在北京《通俗周报》社做过发行工作，在安庆《国民日报》当过副刊编辑，他还担任过安徽省政府职员、秘书及六安县政府第二科科长等职。这段经历，使李克农增长了阅历，扩大了眼界，接触了许多新思想。特别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在他内心引起了极大震动，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和朝气投入到这场洪流中去。他在《新青年》、《新潮》和《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中如饥似渴地汲取养分，其间，他还结识了文学家蒋光赤、共产党员柯庆施等人，世界观 有了很大变化。年轻的李克农逐渐认识到:只有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才能把粪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走向独立和富强。李克农还常常把一些进步书刊赠送给阿英。阿英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总之，我们的思想，是愈来愈倾向无产阶级革命了。”
1925年，李克农返回芜湖。这时的芜湖学界，正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斗争。芜湖开关较早，西方列强在这里设立了不少教会学校，如福音堂美以美育才中学、后家港励德中学、周家山女学、来复会小学、青山女学等，其中尤以美国人办的圣雅阁书院和萃文中学规模最大。这些教会学校在传播近代文明的同时，也大肆地贩卖“宗教鸦片”，用基督教教义的蒙昧主义来麻醉学生思想，渐渐引起进步学生的强烈不满。3月12日，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不幸去世。噩耗传来，江城一片悲戚。各学校、团体纷纷举行追悼活动，而这些教会学校，不仅禁止组织任何追悼活动，而且不准学生参加校外组织的悼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早就对奴化教育不满的热血青年们，终于忍无可忍。5月11日晨，圣雅阁书院的初中及高小学生在学生领袖甘天沐的带领下，拒绝参加学校规定的祷告仪式，由此拉开了芜湖教会学校反帝斗争的序幕。
萃文中学旋即表示响应，全体学生罢课声援。不几日，其他几所教会学校也相继表示支持。
李克农积极支持并且参与了这场斗争，他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在这次斗争中初露锋芒，赢得了许多爱国青年的尊敬。
恰在此时，震惊中外的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了江城，青年学生中充满了悲愤之情。为使反教会奴化教育的斗争向纵深发展，李克农同阿英、宫乔岩等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引导学生投身到“五卅”运动的洪流中去。
反教会斗争大快人心，教会学校也没了往日的嚣张气焰，真是江城学界的一大盛事!
然而，在这次斗争中，有近500名进步学生坚决退出了教会学校，虽然这一度使得圣雅阁书院和萃文中学等教会学校几乎无法再办下去，可这些青年学生们毕竟面临无学可上、无书可念、嗷嗷待哺的困境，成为当时芜湖教育界的一大难题。
为了解决这些莘莘学子的失学问题，李克农和阿英、宫乔岩商议，决定筹建一所新式学校。依靠亲戚朋友的解囊相助，凭借进步力量的鼎力支持，李克农等人在赭山之麓、大观山之巅，办起了“民生中学”。李克农后来回忆说:“曾有人反对。问我为何选用‘民生’两字。我说‘民生’既是三民主义，也是共产主义。”
9月10日，民生中学正式开学，一面红底白字的“民生中学”大旗在大观山上高高扬起，迎着江风“呼呼”作响，一所深受广大爱国青年拥护、被群众称为“水泊梁山”的新型学校，终于在李克农等人的艰辛筹划下诞生了。
宫乔岩担任了民生中学的首任校长兼教务主任，李克农任事务主任，以后又任第二任校长，第三任校长是王伟侠。在几任校长任内，学校繁杂的实际工作几乎都是由李克农具体负责。那时的李克农，已经显示出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本领，学校的一切校务都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
学校建立伊始，经费相当困难。幸而有进步士绅不断捐款，学生踊跃缴费，教师欠薪也不来索要，因而民生中学不仅能顺利地开办，而且能越办越红火。
学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爱国进步的青年，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如革命志士甘天沐、建国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的张恺帆等等。
民生中学在李克农的要求和督促下，很快形成自己团结友爱、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的独特校风。在教育中注重向学生传授新思想、新文化，强调学习和劳动、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鼓励和支持青年学生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
民生成为革命据点
学校设有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主办的文艺刊物———《苍茫》半月刊。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是6月7日成立的，民生中学的国文教师阿英担任该会宣传股编辑组组长，并被聘为杂志主编。其他教师也常常撰稿。善于言谈、待人热情的阿英，大力提倡白话文，为办刊物不遗余力。他的读书日记《到民间去》、高语罕的诗《到西湖去》等作品，都通过这个刊物传播给学生，使《苍茫》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艺园地。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质锻炼，李克农专门聘请了一位身材高大、出身行伍的霍邱人王振武担任体育教师。
李克农是在一次偶然的巧遇中结识王振武的。正是这位王振武，以后同样也是在一次偶然的巧遇中搭救了李克农。
一次，王振武因事到了安庆，适逢李克农和一位朋友也在安庆，同住一家旅馆。李克农的那位朋友不慎把票夹丢失，内有委任状和两百元银票。票夹被王振武拾到，王振武是个很侠义的人，他写了一张招领启事，使物归原主。失主为感谢他的豪爽，设宴款待。李克农入席作陪，从此结识了王振武。
王振武担任体育教师后，将全校学生分成三个大队，统一穿上灰色制服，按照军队的训练方法，从操练、劈刺、投掷手榴弹等基本动作做起。经过训练，学生们个个精神抖擞，动作整齐划一，在江城名声大震。
李克农自幼爱好文艺，对话剧更有浓厚兴趣。他模仿别人的语言和动作，形神兼备，惟妙惟肖，令人叹服。学生们在这位“艺术家”的组织下，常常利用节假日，公演话剧或活报剧，向附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李克农亲自导演的《李克用卖国》、《春闺梦里人》等剧，颇受人们的欢迎，显示了他在文艺方面的才能和天赋。李克农还曾组织学生送戏下乡，以演戏借道具为名，向地主“借”来枪支弹药，转而秘密送给农民武装。
离民生中学不远，有一家外国人开办的亚细亚煤油公司代办处，这里人少房多，而民生中学创办伊始，条件极为有限，人多房少，甚至连一间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
怎么办?学生们想来想去，打算向亚细亚煤油公司代办处借两间空房，可这家公司不同意借房。正巧李克农正领着学生们军训，他们大清早对着代办处的小洋楼吹军号，又在楼下挖厕所，气得这家公司的买办干着急，没办法。
学校课桌短缺，学生们又从不远处的修道院借了些来，可修道院的神甫不放心，三天两头跑到学校催还。学生们打开《圣经》，向神甫念道:“施———比受更为幸福。”
“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要给人家打。”“仁慈、博爱，阿门———”
神甫越听越气，而李克农呢，总是在这时候替学生讲话，为学生撑腰，赢得学生阵阵掌声。
就在李克农等积极筹建民生中学的时候，中国南部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自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后，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一举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反革命军阀势力，实现了两广统一。1926年7月，震撼全国的北伐战争打响了，北伐军在“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口号声中，一路势如破竹。10月，攻克华中重镇武汉；接着，兵分三路，向安徽、浙江、江苏迅猛推进。
1926年12月，李克农由杨士彬、余昌炯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党的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遵照党的指示，他和阿英等人积极筹划，为北伐军的到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27年3月，随着国民革命的隆隆炮声，以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抵达芜湖。革命形势在江城高涨起来。不久，国民党的芜湖县、市党部相继成立，李克农以国民党左派身份，担任了县党部农民部长。
此时的民生中学已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据点，学校党组织由李克农具体负责。这里不仅传播革命思想，而且开展革命活动。学生们被组织起来，参加“济难会”、“芜湖市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组织，气氛相当活跃。
正当北伐战争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天空中隐隐显出一片阴云，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面目逐步暴露出来。这时的民生中学也常受到国民党右派的监视、干扰和流氓帮会的捣乱。
闯入青帮
在国民党右派势力尚未侵入芜湖时，青帮是地方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
青帮，又称“安清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秘密社团之一。这个封建的帮会起源于明代的罗祖教，最初分布在北直(今密云)、山东一带，后由北直、山东沿运河发展到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对外号称“潘门”或“潘家”。内分两派，一为“主帮”，系浙东温州、台州人；一为“客帮”，系皖北、江北人，因此也称为“巢湖帮”。从清初康雍至嘉道年间， 其成员大都为运输工人，主要活动是为清政府承办漕运。青帮中也有一些其他的手工业工人，总之，这是一个以运输工人为主的下层社会秘密团体。青帮的组织很严密。它按辈份收徒，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的地位，其成员恪守“帮丧助婚，济困扶危”的原则，使得大批粮船水手参与其中。清末因漕粮改由海运，粮船水手大多失业，沦为游民，便“密行贩盐，或以偷税为业”，出没于皖江、江北，并逐渐向太湖流域及上海扩展，转而成为以贩私盐为主体的游民无产者团体。其成员不仅有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还有不少被裁革的兵勇。此时芜湖青帮的头子，名叫马玉伯。
马玉伯，诨名马二疤子，在青帮内，他属“通”字辈，本来并不能坐上龙头老大的位子。1927年3月，马玉伯在国民党右派的扶持下，网罗一批青帮流氓，组织了一个“芜湖市工人统一委员会”，他自封为委员长，时常带领手下同中共领导的总工会和店员工会作对，颇有要称霸江城的势头。
为了及时掌握情况，组织反击，李克农和阿英等奉党的指示，打入了青帮内部，和他们建立了关系。马玉伯虽知李克农和阿英有“赤党”之嫌，但因这两人也都是江城名人，前来投拜到自己门下，他感到面子很光彩。李克农和阿英在青帮中排行“悟”字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完全撕掉了左派的假面具，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戮。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紧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共”为名，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一时间，扬子江暗流汹涌，赭山上乌云密布。
马玉伯———这位掌握地方局势的青帮头目，一时成为各派势力争夺的对象。
蒋介石的人不时在马宅进进出出，而马玉伯呢，因局势还不明朗，尚在观望之中。
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出李克农和阿英，去做争取马玉伯的工作。时逢马玉伯父亲去逝，李克农精心准备，前往吊孝。
马宅的大门被叩开了，李克农递上了名帖，当然，按江湖的礼节，李克农没忘备上丧礼。
有人吊孝，马玉伯焉能拒人于千里之外?
李克农被请了进去，他恭恭敬敬地走到马玉伯父亲的灵前，行礼如仪，一席吊词直说得马玉伯感动万分，他向李克农深鞠一躬，替先人受礼。
这次吊唁，使李克农受到了马玉伯的信任。此后一段时间，马玉伯对国民党的说客采取了不疼不痒的态度，李克农等中共党员暂时有了安全保障。然而形势还在不断恶化，安徽军阀陈调元悬赏5万元通缉李克农。李克农和阿英等一些曾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处境日见艰危。小小的马玉伯也无法左右局势，他们只得被迫撤离，起着革命据点作用的民生中学最终也被反动当局封禁。为躲避追捕，李克农、阿英、宫乔岩等人急离芜湖，到江北李克农本家经营的一座农场里去避难。不料却被国民党军警侦悉。赵瑛得知消息后，拖着怀孕的身体，抢在敌人前面，冒雨渡江，向李克农等通风报信，终于化险为夷。
石城遇救脱险
这段经历，阿英在1927年4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生动详尽的记载: 1927年4月20日雨
在下午，连续着一个星期的大雨就已停止，但田埂上泥深过尺，仍旧是不能行走。晚饭后，我们已在书房里谈天，突然稼轩(李克农别名)的夫人来了，遍身被泥污涂满了，脸上满布着恐慌的神情。她通知我们即刻就要离开这村庄，说地址已被敌人侦悉，逮捕的火轮就 要开来。她是冒雨乘着划船过江的。上岸后，走了八里的烂泥埂。她这时还在病中……于是，经过一个短时间的讨论，我们各人便又换上草鞋，匆匆的把比较不重要的文件烧毁了，跳上系在屋后小湖旁的小划船……我们什么都没带，五六个人只有一床行李，一个箱子，还有几件极重要的公文。
随后，一行人经过商议，决定由阿英率领一部分同志取道皖北，千里步行跋涉到当时还是革命中心的武汉。而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李克农几经辗转周折，于1928年1月到达南京。
古城金陵，巍峨苍茫，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此时此刻的石头城，却是钟山无语，大江落泪。一派萧瑟肃杀的景象。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城内的丁家桥前江苏恕议会举行典礼，成立了“国民政府”，建立了以他本人为中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大开杀戒。
这是一个灰蒙蒙的阴天，南京下关街头，热闹喧嚣，身穿长衫、躲避通缉的李克农，在这里被几名军警给“钉”上了。怎么办?跑!
说时迟，那时快，李克农脚底生风，穿大街，过小巷，想方设法甩掉那几个尾巴。没想到那几个军警竟像魔影一样，死钉不放，穷追不舍。
李克农一阵猛跑，一不留神，撞在马路中间一个黄包车上。车里坐着一位国民党上校军官。这位军官刚想发作，抬头一看，不禁失声惊叫道:“曼梓(李克农别名)，是你?”
话音刚落，李克农向后呶呶嘴，这位军官会意地把李克农拽上了车。赶上来的几个追兵，发现他们即将到手的猎物，仿佛上了天，入了地，忽然没了踪影，一个个提着枪站在马路上四处张望……这位军官，就是王振武。
民生中学被迫停办后，王振武和李克农依依惜别，回到家乡霍邱。此刻，他已官居国民党霍邱县党部筹委、霍邱县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要职，同时还在国民党暂编第六军中任政治部主任，在小小的霍邱县城，算得上是权倾一时的人物。他是专程来南京办事的，没想到在这样的气氛中遇上了李克农。王振武很诧异地问李克农:“他们为什么追捕你?”
“你知道，”李克农说:“我在芜湖搞地下活动，后来被发觉，国民党通缉我，才到了南京，谁知到处都有抓我的通缉令，如今困在下关难以出去，幸亏遇见你。”
为人豪爽的王振武得知李克农的处境后，决定帮老朋友一把。他随后“任命”李克农为他的“政治部中校秘书”，并让勤务兵拿了一套军服，把李克农从上到下“武装”起来。
1月23日，王振武带着自己的“中校秘书”李克农回到了霍邱县城。王振武的家离国民党县党部不远，李克农就被安顿在王振武的家中。有王主任这把遮阳伞，李克农安全地度过了三个多月。不久，风声走漏，王振武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个晴朗的早晨，两乘小轿从王振武家静静地抬出来，前面坐的是王振武，后面坐的是李克农。王振武放出话说:今天天气不错，要带家属出城游玩。
两乘小轿刚走到城东门，就被守城的士兵拦了下来。“站住!检查!”
轿夫正要停下，王振武把轿帘一掀，喝道:“混蛋!连我都不认得了?”
王振武?在霍邱，王振武的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原来是王主任。对不起，对不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请!”
两乘小轿顺顺当当地过了城门。
一路上，岗哨林立，有王振武开道，他们顺利地出了霍邱县境。接着，二人出霍邱，抵蚌埠，搭上东去的列车，安抵上海。王振武亲手把李克农交给春野书店中共地下党联络点，让李克农接上党组织关系，他才返回故里。
为这，王振武被人在背后“奏”了“一本”。从上海回来后不久，他在国民党内、军内的官职被一抹干净。淡泊名利的王振武微微一笑说:“我毕生视功名富贵如过眼烟云，而视友情如泰山。”对王振武的这次义举，李克农始终铭记在心。建国后，两位老友再次相逢，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还亲切地称“王振武老先生是我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从事文化宣传活动
上海外滩上，耸立着层层叠叠的高楼；马路上，大大小小的汽车在往来穿梭；黄埔江中，横竖排列着各国的军舰，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在江风中飘扬；码头上，汗流浃背的搬运工背负重包，在工头的皮鞭下，奔忙于轮船与码头之间。这，是一座“冒险家的乐园”!
1928年春，已近而立之年的李克农踏上了这块土地，看着这座既繁华而又黑暗、既喧闹而又险恶的城市，李克农内心涌现出一个念头:用共产党人的意志去征服它!
李克农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被安排在太阳社支部过党的生活。太阳社是1927年冬在上海成立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李克农的好友阿英和蒋光慈、洪灵菲等都是创办人，它的成员也全是共产党员。
正在太阳社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的阿英，见到久别重逢的李克农，真是大喜过望。两人又像在家乡时一样，经常白天走上街头举行飞行集会，深夜又一起提着浆糊桶，走上大马路张贴革命标语。
这段时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潘汉年等人一起进行文化宣传活动。李克农本人也曾在党的领导下，创办过《铁甲车》和《老百姓》两张报纸，都因言辞激烈，被国民党当局戴上了红帽子，两张报纸的寿命都不过三个月左右。
李克农刚来上海的时候，同他的好友宫乔岩一起住在景林堂寄宿社的一间小房子里，宫乔岩此时也被编入春野支部。不久，李克农过去在民生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宋季仁，因为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受通缉，由仔共党组织安排转往上海春野支部，也搬来和李克农他们住在了一起。由于房子太小，宋季仁只得搭上一个临时的小铺，早拆晚铺，伙食也两份分作三份吃，过起了“共产”生活。
后来，宫乔岩从小房间搬了出去，同弟弟住在了一起。此后，宋季仁就开始为李克农跑交通、送情报。
由于经济拮据，李克农和宋季仁每天只能买上几只大饼充饥，好在他们都是乐天派，以茶代酒，倒也兴味十足。
为填饱肚子，李克农开始典当起自己的生活用品来，宋季仁看不过去，很想为他分担一些生活的担子。有一次，宋季仁上街，看到乍浦路桥上有几个“瘪三”帮着推人力车上桥，可以弄到一点施舍，也上前试着推了几趟。不料这几个‘瘪三’竟上前将宋季仁团团围住，一顿猛打，直打得宋季墒鼻青脸肿，口袋里刚刚挣来的几个铜板也被一抢而光。值班的巡捕不闻不问，宋季仁只好自认倒霉，回到住所。
李克农看见宋季仁这副模样，大吃一惊，一个劲地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宋季仁就是不说，李克农最后终于动怒了，说:“小宋，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这里我们不能再住下去了，必须迅速离开。”事情到了这一步，宋季仁只好将实情和盘托出。李克农听毕，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动情地说:“上海这地方，是洋人、阔人的天堂，是穷人的地狱。推车的瘪三要给巡捕交‘拔头’，推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的世界，总有一天我们要叫它底朝天!”不久，经中共党组织安排，宋季仁进入中共地下党开办的新华印刷所当排字工，生活算是有了保障，不过晚上的时间仍然给李克农跑交通。
李克农初到上海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秘密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迁到上海。
1928年早春的一天，上海云南路与四马路交叉的447号一处二层小楼房里，一家“福兴字号”的商行开张了。这幢楼的楼下，是沿街面的私人诊所，“福兴字号”则租用了楼上的三间大房。“老板”熊瑾玎是位经营湖南土布的行家。半年后，“老板娘”朱端绶也被从汉口接来。在上海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里，“夫妻”二人苦心经营着自家的买卖。
这里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秘密处所。熊瑾玎的真实身份是中央机关的会计，朱端绶则在机关里担任显影、抄写、传送中央文件和处理机关里的事务等工作。熊、朱二人实际上是一对假夫妻。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周恩来差不多天天来此办公，邓小平、邓颖超、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时、邓中夏、彭湃、陈赓、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也都经常在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
离此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联络点。戈登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1141弄的一个地点，则是中共中央领导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遭受重大损失和严重破坏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终于重新建立和恢复了起来。中共中央的心脏在上海跳动起来。这里是远东第一大都市，地广人杂，便于隐蔽；帝国主义列强在此设立了庞杂的租界，不查户口，易于找住房，对设立党的中央机关、开展秘密活动十分有利。这，是一个任苍龙遨游的大世界。
成为“红色特工”
然而，上海毕竟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国民党政府驻有许多军、警、宪、特机关，黑社会势力也相当猖獗。这，又是一个险恶之地。中共中央要在敌人的虎口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保卫工作。
蒋介石也把目光盯向了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的蓬勃发展，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他一面组织大军对中央苏区这一“心腹之患 ”反复进行“围剿”，一面积极筹建他的秘密特务组织，企图利用各种特务手段，搜索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欲将其一网打尽。蒋介石的阴谋是毒辣的，绝不能让其得逞!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任务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保卫和秘密工作。这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先后设有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四个科，其中，情报科由陈赓负责，其任务是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心脏，掌握敌人动向，保卫中央安全。行动科初由顾顺章负责，下设红队(也称“打狗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不久，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派遣一至二名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情报工作。
李克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身于党的秘密战线，成为一名“红色特工”。
不过，李克农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还得从钱壮飞说起。钱壮飞，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后在京绥铁路附属医院工作，并在美术学校兼课。钱壮飞睿智多才，除精通医术外，还擅长书法、绘画，并能写剧本和当演员。
1925年，钱壮飞与好友胡底经过他同学的弟弟、安徽桐城人张暹仲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从北京流亡到上海。
在上海，钱壮飞几经周折，终于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他的一位朋友、安徽舒城人胡底也在这个支部，此时在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任职。
钱壮飞初到上海时，没有找到工作，一家老少六七口人，生活难以维持。到了1928年下半年，钱壮飞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找到了一个职业，从事画广告画和招揽生意等业务。
这个无线电管理处，原是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门替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1928年冬，时任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CC派头子陈立夫，为了扩充势力，培植党羽，很快将手伸向这里。他将原来的头头排挤走，把自己的同乡、表亲又是留美同学的徐恩曾安插进去。徐恩曾，号可均，浙江省吴县双林镇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徐恩曾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后到美国西屋(Westing House)工厂实习，后又进康奈杰大学(Co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读工厂管理。1922年回国，初在上海南市自来水厂任总工程师，1927年转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翌年主持建立了首座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同时受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委托，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座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
以徐恩曾所学，本来是可以成为中国一位出色的电机工程师的，但他却倚仗和陈立夫、陈果夫的表亲关系，一头钻进了国民党特务机构中。
徐恩曾中等个头，方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平时喜欢穿中山装或西服，外表斯文，一口普通话夹杂着浓重的上海方言，英语说得很流利，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他城府很深，善于钻营，对上司能投其所好，特别是在手握实权的二陈面前，更是态度谦恭，小心翼翼，张口闭口“立兄”、“果兄”。二陈乘车，他亲自开门，二陈交办的事情，他办得滴水不漏，二陈对他非常信任和赏识。
手下人不敢直呼其名，都尊称他为“徐先生”。
正是这位文质彬彬、道貌岸然的“徐先生”，曾把持中统这个国民党庞大的特务组织达14年之久。
“徐先生”儒雅风度，颇能欺人于一时，从中学到大学，和他同班同学的邹韬奋先生，在其《抗战以来》这本书里写道:徐先生的仪表和他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
“龙潭三杰”的首次相聚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当面亲热地称邹韬奋为“老同学”、“老朋友”的“徐先生”，为了弄清邹韬奋的政治面目，曾派特务跟了老同学七年之久。
一次，徐恩曾甚至当面直接警告邹韬奋:不当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
邹韬奋面对徐恩曾的威胁，大义凛然地说: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按照法律我有这个自由!说完，愤然拂袖而去。徐恩曾的特务嘴脸可见一斑。
钱壮飞和他同乡，都是吴兴人。国民党的官场似乎更注重同乡之谊。因有这一天然的关系，钱壮飞一到无线电管理处，便受到徐恩曾的另眼相看；而钱壮飞又是如此精明能干，这就无怪徐恩曾对他器重无比，信任有加。
不久，徐恩曾发布命令:任命钱壮飞为他的私人秘书。
这关键的一步棋，自认为聪明的徐恩曾走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1929年11月的一天，钱壮飞到一家电影公司去找老友胡底。在一间摄影棚里，认识李克农的胡底，介绍钱壮飞和李克农见了面。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胡马，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后经同学介绍结识了钱壮飞，两人来往密切，交谊日深。1925年，胡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胡底大学毕业后，与钱壮飞等人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利用演员职业作掩护，开展中共地下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胡底在北京遭到通缉，被迫转住上海。
1928年7月左右，周恩来指示胡底、钱壮飞参加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为扎根大上海，胡底潜入上海演艺界，他拍过一些武侠片，因演技不凡，舆论界誉之为“东方范明克”(范明克是当时美国武打片明星)。
在胡底的引荐下，钱壮飞与李克农认识了。
三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中共情报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的首次相聚，在此后的一年零五个月中，这三位足智多谋的“红色特工”，深入敌营，同舟共济，遥相呼应，为中共的秘密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钱壮飞见到李克农后，很是兴奋。他谈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李克农，国民党CC特务组织正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扩大其特务组织，建议李克农想办法到无线电管理局来工作。
李克农预感到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可做，立即将情况书面报告了中共中央。周恩来批准了钱壮飞的建议，并指示李克农、胡底利用这一机会，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里，精心准备，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化名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在这次考试中，李克农名列第一。
胡底也于1929年底打入徐恩曾在南京的特务掩护机关“民智通讯社”任编辑。
李克农的精明、干练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自以为是的明察暗访，徐恩曾终于庆幸自己觅到了一员大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为特务股股长，掌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官不大，权却不小。
李克农俨然成了徐恩曾的亲信。
1929年12月下旬，陈立夫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徐恩曾随即任命钱壮飞为他的机要秘书。
徐恩曾神秘地向钱壮飞透出口风:立夫先生有一个计划，准备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扩建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活动的特务机构，其任务是对共产党的动摇分子实行软化，利用叛徒做其耳目，潜伏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秘密活动。钱壮飞很快将此消息传给周恩来，这位31岁的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坚决而又果断地向李克农和钱壮飞发出指示:“你们一定要把它拿过来!”
1930年初，徐恩曾在南京走马上任。
此刻的徐恩曾春风得意，野心勃勃地想在创建国民党特务系统这桩反革命事业上大干一番。徐记“总务科”设在南京中山东路中央饭店隔壁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里，对外打的是“正元实业社”的招牌。
特务头子徐恩曾，老奸巨滑、心狠手辣；而朝中大员徐恩曾，则是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无所不为。
徐恩曾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又受过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美国留过学，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经历，使他在生活中成了一个涂满多种颜色的变色龙。他的训话中，常常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鼓吹“四维”、“八德”，仿佛自已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时而举行私人舞会，时而邀少数亲信到野外“Picnic”(野宴)，过着洋化的生活，一变而为美国人眼中的高等华人。
窃取情报
事实上，徐恩曾的私生活极其糜烂，他的姘头无数，被玩弄的女性更多。仅正式夫人就有三位。
元配梅子琴，浙江吴兴人。起初两人感情还可以，自从徐恩曾爬上了高位，在外花天酒地，两人关系有了变化。徐恩曾后来和她断绝了来往，梅氏一直在徐家陪伴婆母生活。
第二位夫人名叫王书青，辽宁人，燕京大学肄业。本来，徐恩曾看中的是王书青在南京的妹妹王书元，他和王书元姘居后，为表示对王书元的喜爱和对蒋介石的效忠，将他的办公地点特地定名为“正元实业社”。一次，王书青来看望妹妹，被徐恩曾看中，钉住不放，将王书青弄到了手。而此时的王书青已经结婚，丈夫在美国留学，徐恩曾凭借权势，强迫其写下字据，将王书青拱手让给了自己。
第三位夫人是费侠，此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叛变。徐恩曾见过费侠一面，即对她的风流姿色动了心，于是弃王书青与费侠姘居。1938年春，两人正式结婚。由于人们对徐恩曾喜新厌旧、视女人为玩物的做法很反感，徐、费二人结婚时，前来祝贺的人寥寥无几。
一些国民党内的官员，甚至是二陈CC系的某些上层人物，也痛骂徐恩曾不学无术，男盗女娼，败坏党国形象，是个鸡鸣狗盗之徒。自然，中统特务机构内的很多具体事情都落到了机要秘书钱壮飞头上。
钱壮飞为总务科配备了少量的机要人员，有的负责管理电台，有的担任秘书、会计，有的则成了他和李克农进行联系的秘密交通，他的女婿刘杞夫就充任了这样一个角色。
徐恩曾是国民党官场里一个典型的官僚，凡是各地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情报，都先送给钱壮飞审阅，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再交给徐恩曾签字了事。
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所谓“绝密”文件，在中共中央的办公桌上，也同时有了一本副本。为了维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搜集有关共产党的各种情报以及国民党内部反蒋反陈派系的情报，徐恩曾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的名义，在南京组织秘密指挥机关，在全国各地建立基层机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根据中共中央特科的指示，“帮助”他们在天津、北平、武汉和南京等地建立了一套以“通迅社”名义为掩护的半公开的情报机构。南京，建立了“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这是情报机构的心脏，两社社长均由钱壮飞兼任。
天津，建立了“长城通讯社”，社长由胡底担任。
上海，李克农升任了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成了这一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宋季仁成了李克农身边当差的伙计，每天中午，他给李克农送来午饭，而李克农呢，则经常摆出主人的架势，动不动就大骂宋季仁饭烧硬了，菜做咸了，好像从来就没有满意的时候。每当这时，宋季仁就装出一副唯唯诺诺的可怜相。而国民党秘密情报则在这样的气氛下被装进饭盒，顺利地由宋季仁带回转交中共中央。当李克农和宋季仁晚上回到宿舍时，常常掩上门为白天的精彩表演捧腹大笑。
一次，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会议，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消息，准备破坏。李克农迅即将情报交给宋季仁，由宋季仁向党中央报告，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徐恩曾经常夸耀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为他的三员得力干将，岂不知，有了他们，中共中央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成立了一个直属中央负责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单线联系的三人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党小组长，往返于京沪之间指导工作。李克农、胡底每次来到南京，都住在离总务科不远的中央饭店，三人在此碰头，商谈重大问题，党小组讨论决定后，再分头执行。
伴随着中共情报网络的逐步建立与健全，国民党大量的军政情报源源而来。中共中央得以及时洞察和掌握国民党的最新动向，掩护暴露身份的同志提前转移，制定正确的对敌政策。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二次军事“围剿”时，钱壮飞将得到的情报迅速传递给李克农，经李克农转交陈赓，由中央送往苏区，使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徐恩曾对情报的需求同样很迫切。李克农等人也给这位顶头上司提供了许多“情报”，不过，这些“情报”大多是一些经过整理的“材料”而已。
1930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一时间，中原大地上狼烟滚滚，各方互相争杀。这样，屯兵关外的张学良，就显得举足轻重；谁能争取到张学良东北军的支持，谁就能把握住这场军阀大战的主动权。
蒋介石很着急，他命令徐恩曾尽快弄到张学良的情报。
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徐恩曾也曾几次派遣特务前往东北探听虚实，全都有去无回。这次，他把宝押在了自己的三员大将身上。机会难得。钱壮飞乐得接受了这个“美差”，和胡底、陈赓一起，打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挡箭牌，大把大把地花着领来的经费，一路上，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华北的工作，给中共中央带回许多重要情报。
回到上海后，为向徐恩曾交差，钱壮飞拉上李克农，一头埋在东方旅馆，把报纸上有关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新闻报道全部收集一起，以他们的想象力，用剪刀和浆糊拼凑出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这份报告，虽没有多少重要的情报，但写得相当系统和完整。报告送到了陈立夫、徐恩曾的手上，二人赞叹不已，不断地叫好:“哪来这么好的材料?了不起!了不起!”
徐恩曾信任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但狡兔三窟，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还留了一手。这，就是被徐恩曾视为“通灵宝玉”的密码本。这个密码本，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通报使用，绝对不能外传。徐恩曾看成至宝，连每次外出，他都带在身上，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有了这个密码本，就可以搞到国民党的核心机密，李克农和钱壮飞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早就下决心一定要在虎口拔牙。终于，机会来了———
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李克农和钱壮飞抓住徐恩曾好色的特点，决定趁机把密码本弄到手。他们向徐恩曾大肆介绍上海滩上的美女，你一句，我一句，把徐恩曾说得怦然心动，急不可耐，忙着要走。
李克农用手指着他的密码本，忙说:“不行!不行!徐主任，您带着这么个玩艺儿怎么行?”一贯诡秘的徐恩曾觉得李克农的话言之有理，当即不加思索，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保管，并嘱小心提防之类。徐恩曾走后，二人立即将密码本复制收藏。
就是这个密电码本，使中共中央在不久以后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电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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