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李嘉诚全传 > 第二十二章 堪称楷模 克勤克俭善待人
李嘉诚为公益事业“挥金如土”、“一掷亿金”，他个人的生活是否铺张奢侈呢？仅举一个例子，他手上戴的是一块打工族戴的普通一精一工表。他善待他人，宁可委屈自己。他是个一精一明的商人，却有钱不要，令人叹服！
1995年8月，香港《文汇报》刊出有关李嘉诚的访谈录，李嘉诚说：
“就我个人来讲，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简单，跟三四十年前根本就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李嘉诚住的房子，仍是1962年结婚前购置的深水湾独立洋房。这在当时，以李嘉诚的身份，确实“高档”了些。但现在，李嘉诚作为香港首席财阀，住这样房子就显得有点寒碜。从20世纪80年代中起，住在山顶区的部分英国人陆续撤离，腾出的花园洋房，大都为华人富豪买去。
都说，本港顶尖级富豪，该住进顶尖级的豪宅区，李嘉诚却对老房子情有独钟。
深水湾的李宅外观不气派，内部亦不算豪华，看不到海景。不过现在价格不菲，估值在1亿港元以上。
李嘉诚在家中的生活外界不详，他从不在家中接待记者。只知周日，他一家人常会开游艇出海游玩。李嘉诚有两艘游艇，已用了多年，现在已算不得豪华。
李嘉诚的衣着倒是有目共睹的，他常穿黑色西服，不算名牌，也比较陈旧。1992年5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李嘉诚生活俭朴》的文章介绍道：
“李嘉诚说，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我都不怎么讲究。一套西装穿十年八年是很平常的事。我的皮鞋10双有5双是旧的。皮鞋坏了，扔掉太可惜，补好了照样可以穿。我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普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
手表成为李嘉诚悭俭的象征，凡是涉及李嘉诚个人生活的文章，没有不谈手表的。据介绍，李嘉诚早年戴的是极一般的日本一精一工表，后来电子表流行，他改为西铁成电子表。
且不论是哪一级富豪，就是白领阶层，戴一两百万元的瑞士名表，比比皆是。李嘉诚的戴表水平，只属于低收入的打工一族。
李嘉诚绝不认为手上的表有损其高贵身份，他反而引以自豪，他常常把手表展示给外国记者看。《李嘉诚—香港房地产巨人》一文谈到：
“一位外国记者曾评论说，李嘉诚看上去不像一位难对付的商人，而像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学校长。他经常身穿一套黑色西服，白色衬衣、素色领带。有一次，他指着手上带的西铁成电子表，对来访的客人说：”你戴的表要贵重得多，我这个是便宜货，不到50美元。它是我工作上用的表，并非因为我买不起一只更值钱的表。‘
“他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在私邸中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他使用的豪华汽车、游艇都是私人的，甚至工作午餐也不列入公司账目。长江集团在站稳脚跟之前，为了表示对公司的信心并节约开支，多年来，他自己掏腰包，支付各位董事的薪金。”
没有人知道他在私邸里的消费，他出身苦寒，均认为不会奢侈到哪里去。李嘉诚在公司，与职员一样吃工作餐。他去巡察工地，地盘工（建筑工）吃的大众泡沫盒饭，他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公司来了客人，他不带去高级酒楼，就在公司食堂吃，比平时多几样冷菜炒菜，分量不多，但能吃饱，又不至于浪费。
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极少跳舞，舞技自然很一般。在香港西人眼里，他是个“没有生活情趣的典型东方人”。若论业余交往，他最喜欢与风度翩翩、具有欧亚混血特征的何鸿交往，他是称雄赌场的赌王；同时又是舞场的舞王——七十多岁，仍舞姿优美矫健。
李嘉诚惟一为西人推崇的嗜好，是打高尔夫球。深水湾有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李嘉诚每天都要去玩几棍。两处相隔不远，李嘉诚驾车去，只需5分钟车程。
李嘉诚还是皇家香港高尔夫球会会员，约每周去一次。去那更重要的不是锻炼，是消遣放松，更是会会老友。李嘉诚的不少信息，还有不少生意，都是在球会获得与促成的。
皇家球会实际上是贵族俱乐部。会员非富即贵。会籍分可转让与不可转让两种。可转让会籍，1992年才300万港员一张，到1995年年初，已涨到1200万港元；不可转让会籍，一般要等20年才能轮到（实际上是等持证人自然消亡）。俱乐部里额外消费，亦非常昂贵—不过，从信息与业务这一角度讲，李嘉诚花这个钱值得。正如他自己常说的一样，“我这个人对生活没什么高要求”。
李嘉诚拥有好几部轿车，名车大众车皆有。在十多年前，他的座驾多是白领阶层那一档的轿车。使用的是柴油，“超过九成九用300，有时用200”。现在用的多是日产总统型，据他说是为了安全，才改用这种大马力的车。李嘉诚打趣道：“贼人开2000CC的日本车打劫已经可以爬我头上了。”他有一部劳斯莱斯，市值数百万。据统计，香港是全世界人均占有劳斯莱斯最密集的地区。依李嘉诚世界华人首富的身份，他坐劳斯莱斯，完全合其身份，且无人议论。他这部劳斯莱斯已近30年，李嘉诚曾对《经济日报》记者讲，我自己绝不会坐，只有陪客时才劳驾它代步。
1993年第7期《世界经济》，对日产总统型房车如是评述：
“犹记得3月中公益筹款活动中，一部日产总统型房车以160万由另一地产商投得。日产总统型房车来头不小，首先它是日本皇室御用座驾，置身其中，独享尊贵典范；其次此车矜贵难求，日本本土以外，除了在香港便没法找到，加上配额仅40部，非泛泛之辈能坐拥……”
李公子泽钜的婚礼，“花车是劳斯莱斯，李嘉诚坐的日产总统型房车，到会嘉宾中何鸿坐的是劳斯莱斯，利国伟及郑裕彤的座驾亦同属日产总统型号屈指一数，当日停泊在教堂门外的豪华房车，分别有19部奔驰，3部劳斯莱斯及10部日产总统型房车。”
大多数人认为，李嘉诚既然已拥有名贵价昂的劳斯莱斯，自己独享几次也无妨，大可不必打入“冷宫”。李嘉诚的意思，坐太名贵豪华的车，恐会使自己贪念奢侈，忘记勤俭。
诚然，日产总统型房车，亦名贵价贵。不过，李嘉诚开始拥有时，名气并不大——香港人仍偏执地青睐欧美名车；而认为日本只配生产皇冠、丰田、本田等价廉省油的大众车。李嘉诚具有名人广告效应，他拥日产总统型为座驾，令此车身价大增，本港富豪纷纷增购此车，作为欧美名车的调剂。该车的配额，原少人问津，现在趋之若鹜。
李嘉诚的偏宠，救治了一种车的销路。记者惊奇发现，原来日产总统型房车为他参股的中泰合诚汽车公司代理经销—推销术如斯，令人五体投地，敬若神明。
这大概是好事记者的主观臆测，并将自己的臆测强加于李嘉诚头上。合诚汽车业务经理吴少强表示：富豪购拥总统型房车，虽有利于促销，但最关键的，是这种车性能优良，物超所值。
在香港商界，潮籍人以悭俭、勤奋、一精一明而著称。也有人说潮州人“孤寒”（吝啬、小气）。1995年12月1日国际潮团联谊会在港开幕，仪式完毕后，李嘉诚立即被记者包围住，有记者提到“潮州人孤寒与否”的问题，李嘉诚说：“潮州人只是刻苦，而非孤寒。”他强调：“我绝对不孤寒，尤其对公司、社会贡献方面和‘作为中国人应做的事’上，绝不会吝啬金钱。”
前一章，专门谈到李嘉诚对社会公益的贡献，于此，专门谈谈李嘉诚对公司及他人的做法、作风。
李嘉诚在董事袍金上的做法，成为香港商界舆论界的美谈。李嘉诚出任十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归入长实公司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5000港元，还不及公司一名清洁工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年薪。
以20世纪80年代中的水平，像长实系这样盈利状况甚佳的大公司主席袍金，一问就该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便递增到1000万港元上下。李嘉诚二十多年维持不变，只拿5000港元。按现在的水平，李嘉诚万分之一都没拿到。
李嘉诚曾兼国际城市的主席，该公司为他开200万元袍金，李嘉诚全部入了长实账号。
与李嘉诚不谋私利的罕见做法比，刘銮雄大概属另一个极端。1989年度，爱美高系的爱美高股东应占盈利0.47亿元，而董事6人袍金竟达0.46亿元；该系华置盈利1.56亿元，董事袍金0.36亿元；该系中娱亏损0.61亿元，董事袍金仍有0.36亿元；保华亏损0.53亿元，董事袍金仍不菲。光刘銮雄主席一人，年董事袍金达1亿港元，故舆论称他不再是“打工皇帝”，而是“打工上帝”。
在董事袍金这一点上，李嘉诚问心无愧。他曾与美国《财富》记者说道：“确如外界所传，我的董事年薪（袍金）是641美元，这比办事员的工资都低得多。不过，我即使支取1000万美元董事年薪，它比我所做的工作该拿的都少。”
业界人士，对李嘉诚拿象征性袍金深表折服，却不敢效仿。有人理直气壮地说：“董事袍金，是我参与决策管理的契约酬劳，我为什么不该拿？我不是大股东，我一家靠什么食饭？”
不少舆论为此观点推波助澜，说李嘉诚“小利不取，大利不放”。他每年放弃数千万元袍金，却获得公众股东的一致好感，爱屋及乌，自然也信任长实系股票。甚至李嘉诚购入其他公司股票，投资者莫不步其后尘，纷纷购入。李嘉诚是大股东和大户，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有公众股东帮衬，长实系股票被抬高，长实系市值大增，李嘉诚欲办大事，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袍金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及价值。1994年4月至1995年4月的年度，李嘉诚所持长实、生啤、新工股份，所得年息共12.4亿港元—尚未计他的非经常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年息。
故有人言，一般的商家，只能算一精一明，惟李嘉诚一类的商界翘楚，才具备经商的智慧，舍小取大。李嘉诚又是其中最最聪明的人。
笔者认为，凡经商，皆是为利，如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李嘉诚能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处处照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这在拜金若神、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李嘉诚能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
不错，李嘉诚确实舍小利，而牟取大利。他拥金据银，却不大撒银纸追求奢侈，而拿出不菲的一笔用之于公益，就此一点，更是难能可贵。
善待他人，是李嘉诚一贯的处世态度，即使对竞争对手亦是如此。商场充满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能做到这一点，不少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香港《文汇报》曾刊登李嘉诚专访。
主持问道：“俗话说，商场如战场。经历那么多艰难风雨之后，您为什么对朋友甚至商业上的伙伴，抱有十分的坦诚和磊落？”
李嘉诚答道：“最简单地讲，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要有中国人的勤劳、节俭的美德。最要紧的是节省你自己，对人却要慷慨，这是我的想法。顾信用，够朋友，这么多年来，差不多到今天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省份的中国人，跟我做伙伴的，合作之后都能成为好朋友，从来没有一件事闹过不开心，这一点我是引以为荣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老竞争对手怡和。李嘉诚鼎助包玉刚购得九龙仓，又从置地购得港灯，还率领华商众豪“围攻”置地。李嘉诚并没为此而与纽璧坚、凯瑟克结为冤家而不共戴天。第一次战役后，他们都握手言和，并联手发展地产项目。
“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样人家才愿与你合作，并希望下一次合作。”追随李嘉诚二十多年的洪姑娘洪小莲，谈到李嘉诚的合作风格时说：“凡与李先生合作过的人，哪个不是赚得盘满钵满。”
林燕妮对此更有深切体会。曾主持广告公司，而与长实有业务往来。广告市场是买方市场，只有广告商有求于客户，而客户丝毫不用担心有广告无人做。这样，自然会滋长客户尤其是像长实这样的大客户颐指气使、盛气凌人。
林燕妮回忆道：“头一遭去华人行的长江总部商谈，李嘉诚十分客气，预先派了穿长江制服的男服务员在地下电梯门口等我们招呼我们上去。
“电梯上不了顶楼，踏进了长江大办公厅，更换了一个穿着制服的服务员陪着我们拾级步上顶楼，李先生在那儿等我们。
“那天下雨，我的一身雨水湿淋淋的，李先生见了，便帮我脱下，他亲手接过，亲手替我挂上，不劳服务员之手。”
双方做了第一单广告业务后，彼此信任，李嘉诚便减少参与广告事宜，由洪小莲出面商谈下一步的售楼广告。
“有时开会，李先生偶尔会探头进来，客气地说：”不要烦人太多呀！‘
“我们当然说：”愈烦得多愈好啦，不烦我们的话，不是没生意做？‘……“
加拿大名记者John Demont对李嘉诚的为人赞叹不已：
“李嘉诚这个人不简单。如果有摄影师想为他造型摄像，他是乐于听任摆布的。他会把手放在大地球模型上，侧身向前摆个姿势。”……
“他不摆架子，容易相处而又无拘无束，可以从启德机场载一个陌生人到市区，没有顾虑到个人的安全问题。他甚至亲自为客人打开车尾箱，让司机安坐在驾驶座上。后来大家上了车，他对汽车的冷气、客人的住宿，都一一关心到，他坚持要打电话到希尔顿酒店问清楚房间预订好了没有，当然，这间世界一流酒店也是他名下的产业。”
有人说李嘉诚的作为带有功利性。诚然，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一个人想绝对没有功利意识是不现实的。不过，李嘉诚的“予人以善”，更多的是他所受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父母对他的谆谆教诲。这种思想，已深融入他的心灵。
也许，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
1991年秋，李嘉诚收到一位英国丁姓华侨的来信，他在信中叙述自己山穷水尽，万意俱灰的处境。李嘉诚日理万机，平时连一些重大的应酬都无法对付，他却亲笔复信，以诚挚的态度为他“指点迷津”：
丁先生：人生起伏无常，尤其从事商业。穷人易做，穷生意难做。所以你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只是数千年来亿万无数生意人曾经面对的苦痛的一部分。但如果明白大富在天，小富在人，如果肯勤俭有效力面对现实，尽心经营，则俗话所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说不定不久你们又有一个好的新的局面。即使一切都不如意，退一步想，则海阔天空。以今日英国的工资水平，最大不了，最多找一份职业，生活应绝对无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送上英镑500，请你俩一顿晚餐。想想明天会更好！想想世界上有多少更苦的人！
李嘉诚视名誉如生命。他常说：“名誉是我的第二生命，有时候比第一生命还重要。”
林燕妮首次赴华人行的长江总部，与李嘉诚商谈广告事宜。“奇怪的是，一坐下来，他（李嘉诚）开腔的并非谈公事，而是澄清传媒对他的绯闻传言。
“李嘉诚说：我跟某某港姐绝对没关系，亦不认识，外边乱讲。”
地产商不止一个姓李的，传媒也没有说是“长江”的李姓地产商，更没描绘该李姓地产商高高额头，戴眼镜，平时好穿黑色西装，说话带潮州口音。李嘉诚确实过于小心，他与林燕妮谈这事，因为林燕妮乃是新闻圈中人—本港屈指可数的名牌专栏作家。李嘉诚这般解释，大概想借林燕妮女士之笔，予以澄清。
林燕妮事后说：“我们是做广告的，绯闻我们不关心，但他显然十分介意。”
在社交场合，李嘉诚对女明星、女艺员、港姐亚姐，素来敬而远之，更怕与这些靓女合照。据说某刊重金悬奖，若哪位女艺员能像与阿（何鸿）一样，同超人合照，可出40万港元买她的照片。
不少传媒都谈到此事，在何鸿的海港酒店开幕酒会上，李嘉诚正兴致勃勃与何鸿聊天。这时，珠光宝气的狄波拉笑容可掬走来，李嘉诚见状，脚踏风火轮，逃之夭夭，躲过了记者的镜头。
何鸿与狄波拉原本就相熟，他听到狄波拉甜甜的欢声笑语立即回头。一如一贯的作风，何鸿与狄波拉贴站在一起，让记者从各个角度拍个尽兴，也随他们刊于报刊，加以想象发挥配之妙文。拍完后，何鸿回头招呼超人，超人早逃得不见踪影。
李嘉诚视名誉为生命，他看重的实际上是清誉，而非荣誉。都以为，香港叫了他十多年超人，他该非常坦然地接受。就前不久，一位记者在访问中，称他是香港商界的超人，李嘉诚马上插话道：“不对的，不对的，我不承认，其实我是个普通人而已。”
《星岛晚报》曾开一个不甚恭敬的玩笑，在一篇文章中称他是“大头李”。李嘉诚表现得很大度，未在任何场合暗示过对此绰号的不快。为此，少数作者，为显亲热幽默，在文章中，也这般称呼他。
李嘉诚处事小心，一些很细微的问题，他都要认真对待，以免给对方带来麻烦，或产生什么想法。
陈衍俊先生谈到：1987年，李嘉诚来汕头大学出席会议，“和他握过手的几个新闻界同行，都敏感地发现，李嘉诚的手心有些发烫，说话的鼻音也浑重了。李嘉诚显然是感冒了，发烧还没退。”
连续两天的会议，李嘉诚“太劳累了，感冒又加上胃痛。但他仍然不动声色地打起一精一神坚持着。只是到了会议中间，他才走近我的身旁悄然地告诉我：我要吃胃药，需要几块饼干送药，能找到几块饼干吗？”学校的人马上去买来肇庆产的菜汁饼干，李嘉诚吃过药，又回会议室开会。“事后，他又悄然告诉我：”饼干，我的秘书从香港有带来的，可是一忙，放在宾馆里就忘记带来了！‘他又非要交还买饼干的钱，我向他说明，几块饼干，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他才作罢。“
这件事传开，汕大师生甚为感动。要知道，李嘉诚是汕大的独立赞助人，是汕大的恩公！
当然，也有人表示不解。如那位对李嘉诚赞叹不已的加拿大记者，又认为李嘉诚过于谨小慎微，他在文中说道：
“李嘉诚可以因一些小事而尴尬，好像他儿子泽钜在劳斯莱斯汽车上装的雷射碟机装得不好（注：有人批评他不似乃父勤俭简朴），李嘉诚也要费唇舌解释。这位世界级富翁向人解释这些小事，真叫人大惑不解！”
在舆论开放的香港，尽管有人对李嘉诚的行为略有微词，但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商界取得举世瞩目业绩的李嘉诚，在为人处世上，不失君子风范，堪称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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