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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蛇吞大象 李超人入主和黄

  和记黄埔,是香港第二大英资洋行,资产价值六十多亿港元。而长实只是一间资产不到7亿的中小型公司。李嘉诚不但控得和黄,还做到兵不血刃,他由此而被誉为“超人”。和黄一役,李超人究竟有何超人高招?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本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间,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间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形成维修、建造万吨级轮船的能力。除此,黄埔船坞还经营码头仓储业。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本港英资四大家族。20世纪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大牛冲天,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等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归于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两。

  祈德尊掐准了本港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天开花大兴土木,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传媒说祈德尊是个“食欲过盛、消化不良”的商界“大鳖”。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期所控公司高达360间,其中有84间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钢牙锐齿”,“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给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太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其暂获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中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元。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间非家族性集团公司。汇丰物色韦理主政。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间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未见其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好。

  乘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上九龙仓的同时,也垂青和记黄埔。

  他放弃九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

  舆论皆说,和黄一役,足见李嘉诚是聪明绝顶的人。

  其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必有一番血战恶战。

  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本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

  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蛇吞大象,难以下咽。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本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本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常,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

  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三,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万股九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五千九百多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二十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持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的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飚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置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美金2400万做订金,而购得价值十多亿美元的资产。”

  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和黄一役,与九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说:“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李嘉诚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

  在汇丰与长江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沈弼就对李嘉诚留下良好印象。沈弼是汇丰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与香港航运业老行尊——怡和、太古、会德丰等英资洋行下属的航运公司比,包玉刚出道最晚,但他的环球航运集团却是获得汇丰贷款最多的一家。这是因为包氏的经营作风和能力,能够确保偿还汇丰放款的本息。现在,汇丰在处理和记黄埔的问题上,亦是如此态度。他们信任李嘉诚的信用和能力,足以驾驭和黄这家巨型企业。因此不惜将这间英人长期控有的洋行,交到李嘉诚手中。汇丰不仅摆脱了这个包袱,汇丰保留的大量和黄优先股,待李嘉诚“救活”后还会为汇丰带来大笔红利。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不过汇丰并没吃亏,当年每股1元,现在以7.1元一股出售,股款收齐,汇丰共获利5.4亿港元。尽管如此,仍给予李嘉诚极大的优惠,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本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

  “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7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成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

  “上星期,亿万身价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间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

  “近一年来,以航运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华人的经济势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总的来说还是较全面、较客观,文中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这之后,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

  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陶醉其中,沾沾自喜。

  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祈德尊是个收购企业的高手猛将,却不算管理庞大企业的行家里手。他发展过速,结果消化不了,终于把集团拖垮,痛失江山。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与众董事的交谈中,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沈弼答道:

  “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良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他又说:

  “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做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之沉重。

  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他总是让实绩来证实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李嘉诚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事局为他开支优渥的董事袍金,李嘉诚表示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而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笔者由此联系起香港另一位潮商—有股市杀手之称的刘銮雄,他在他所控的几间公司,能捞则捞,能宰便宰,小股东怨声载道,开起股东年会来,吵得天翻地覆,致使刘銮雄不敢再出席股东年会,担心股东的愤怒情绪会将他撕成碎片。

  故有人称:李氏的精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让,大利不放。李氏的大利,是他持有的股份,公司盈利状况好,李氏的红利亦匪浅。李氏不放大利,还表现在他不断增购和黄股份。令人叹绝的是,他“鲸吞”和黄的“企图”,竟未遇到“老和黄洋行”的抵抗。

  毋庸置疑,李嘉诚能较快地获得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但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已开始主政。

  李嘉诚入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五倍多;1989年,和黄经常性盈利为30.3亿港元,非经济性盈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十多倍。盈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

  现在,不再会有人怀疑沈弼“走眼”,李嘉诚“无能”了。

  一篇综述和黄业绩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

  “沈大班慧眼识珠,李超人深孚众望。”

  今日香港,提起“超人”,无人不知指的是谁。那么,李嘉诚的这一称号,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人言人殊,有人说是长江公司的人最先叫起来的,他们对老板最熟悉,也最敬佩。长江公司的人称,是看到报章这样称呼的,大家都这么叫,我们也跟着叫。李先生知道后,还批评过手下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不过,报章都这样称他,他也就默认了。

  1995年夏,笔者在港考察时曾听说一则这样的轶闻。某先生看了李嘉诚收购和黄的文章,拍案叫绝,写下一副不算工整的对联:

  高人高手高招,超人超智超福。

  “超人”之称,先在民间不胫而走。不久,各大小报章竞相采用。超人盛名,誉满香江。

  “某先生”是否确有其人其事,难于考证,但这至少代表一种舆论倾向。不少人在承认李嘉诚“高人之术,超人之智”的同时,莫不羡慕他的幸运。

  李嘉诚的幸运,似乎不止收购和黄这一桩。他与汇丰合伙重建华人行;1980年,他被委任为汇丰银行董事,成为继包氏之后的第二位华人董事;他得到地铁公司主席唐信的垂青,获得车站上盖的发展权;他将长江上市,适逢股市牛市大好时机;他经营塑胶花时,无人担保,就可获得大客户的全额订金。

  鸿硕先生曾专门探讨过李嘉诚的“幸运”,颇令人折服。他在《巨富与世家》一书中提到:

  “1979年10月29日的《时代周刊》说李氏是‘天之骄子’,这含有说李氏有今天的成就多蒙幸运之神眷顾的意思。英国人也有句话:”一安士(盎司)的幸运胜过一磅的智慧。‘从李氏的体验,究竟幸运(或机会)与智慧(及眼光)对一个人的成就孰轻孰重呢?“

  1981年,李嘉诚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果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30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小基础,那10年的成功,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力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3~4成了。”

  1986年,李嘉诚继续阐述他的观点:

  “对成功的看法,一般中国人多会自谦那是幸运,绝少有人说那是由勤奋及有计划地工作得来。我觉得成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是靠勤力工作,不断奋力而得成果;第二个阶段,虽然有少许幸运存在,但也不会很多;现在呢?当然也要靠运气,但如果没有个人条件,运气来了也会跑去的。”

  鸿硕先生分析道:

  “李先生认为早期的勤奋,正是他储蓄资本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士称为‘第一桶金’的观念。

  “不过,在香港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每星期工作7天的人大概也有10万人,为什么他们勤奋地工作了数十年还没有出人头地呢?

  “由此可见,李先生认为勤奋是成功的基础仍是自谦之词,幸运也只是一般人的错觉。从李氏成功的过程看,他有眼光判别机会,然后持之以恒,而他看到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幸运’。许多人只有平淡的一生,可能就是不能判别机会,或看到机会而畏缩不前,或当机会来临时缺少了‘第一桶金’。也有人在机会来临时,因为斤斤计较目前少许得失,把好事变成坏事,坐失良机。”

  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正是李嘉诚由勤力至成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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