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李鸿章家族 > 第8节 九千淮军衣衫褴褛地开进上海滩
1861年7月,当李鸿章重新来到曾国藩身边的时候,太平天国之役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湘军已夺回了安徽省城安庆,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局势;在南京周围,有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部重兵压境;太平军建都南京后没再大军北上,直逼北京,而是派小部队北去意思意思,把重点改为进攻长江三角洲,去中国最富庶的地方———镇江、常州、常熟、昆山、苏州、上海,捞实惠去了。
但是他们在上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抵抗,几次攻城不下,上海租界里的英法联军,还有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机动部队(洋枪队),以及少数清军,不那么好对付。同时,太平军内部上层发生内讧,大开杀戒,先自削弱了不少战斗力……这就给曾国藩以可乘之机。 清廷一看有“苗头”,忙不迭催促曾国藩,利用眼前大好时机,乘胜追击,力争一举拿下南京。但这时,在上海城内被太平军围困了很久的商人和士绅们,感到吃不消了,他们的生意和生活已经受到极大的影响,他们怕夜长梦多,上海一旦陷落,整个江南必不可收拾,于是派代表到安庆来讨救兵了。
1861年11月8日,上海官绅厉学潮、钱鼎铭等人,代表被太平军围困在上海县城里的商人和士绅,乘外轮来到安庆面谒曾国藩。他们递上苏州宿儒冯桂芬(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回苏州办团练,苏州沦陷后逃到上海)的一封长信,信中陈述了冯对形势的分析和援军上海的战略主张。冯桂芬认为,上海一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对内辐射江浙,对外广通欧美,不仅历来是国家的赋税重地,而且是军队的饷源重地,一旦不保,将贻害全局,官军也将有兵而无饷,后果可想而知。他又分析了目前上海“将怯兵惰,旦夕不可恃”的状况,而上海又是苏杭及外国财团所聚集的地方,物宝天华,人杰地灵,月可征得饷银数十万两,若落入太平军手中则天下更无太平之日了。目前乘太平军内讧之际,官军大可与洋人的“洋枪队”配合,克敌制胜。钱鼎铭等人甚至声泪俱下,叩头乞师。
当时曾国藩和清廷的眼光只看到南京就在眼前,急于发重兵拿下南京,没有看清苏浙两地大有钳制南京的后劲,所以起初曾国藩对开赴上海颇有些疑虑,一是担心上海地方太远,宛如“飞地”,一旦形势有变化,“声援不相达”;更重要的是,上海一地,南面和北面已被太平军占领,而东面是大海,在军事上是个“死地”,没有回旋的余地,万一失利反而不合算,因此犹豫再三。 而李鸿章鬼才心眼多,他从丰富的饷源看到了士卒作战的积极性,从太平军大军攻城不下,看到了上海的“人气”,甚至看到了“以沪平吴”的前景,所以极力怂恿曾国藩派兵前去。曾国藩最初的计划是让曾国荃当主将,而配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为副手分兵援沪,也以上海一地丰富的饷源相号召。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写道:“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两,实为天下膏腴。”谁知曾国荃的见识还远不及他大哥,他不理这一套,一心要在拿下南京上创建头功,这就给了李鸿章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有一天曾国藩召集湘军将官开会,商议援沪事宜,结果将官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想去那个“死地”找死。这下急坏了搬救兵的上海人,钱鼎铭遂夜访李鸿章,以“世交”的身份再次拍胸膛,以丰厚的饷源相保证,怂恿李鸿章主动请缨,编队前往。他说上海一地有的是钱,缺的是能打仗的兵和能领兵的将。李鸿章问他,将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像你这样的就行。李鸿章的高明在于“于众疑处而不疑”,恰恰认为援兵上海,是一个独立崛起的好机会,于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自告奋勇,愿意编队前去。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淮军。
而在当时,他手里还无一兵一卒,还只是个曾国藩的文案(秘书)呢。 李鸿章受命编练淮军,因前有他们父子办团练的基础,跟合肥肥东、肥西的哥儿们都混得不错,所以数月即成。他叫他的弟弟李鹤章去家乡肥东招募丁勇,把过去被打垮的摊子再收拾起来,他自己则把重点放在肥西。因为肥西历来民风强悍,各个山头、豪绅、地头蛇筑寨自保,几成传统,咸丰以来更是山头林立,号称“民团”,与官方主办的“官团”不是一码事,甚至战斗力更强些,是些地方主义的死硬分子。他们在数年的太平军、捻军和清军的拉锯战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战越强,形成了几个山大王———周公山下是张树声、张树珊兄弟的地盘,也就是今天的张老圩;大潜山以北是刘铭传的地界,就是有名的刘老圩;大潜山以南是唐殿魁、唐定奎兄弟的领地,筑起了唐老圩,还有一个董老圩;紫蓬山一带则有周盛华带领的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筑的周老圩……附近还有地方的武装组织“官团”在活动。
他们在合肥、庐江、舒城、六安交界处的方圆百里的地方互为犄角。时间久了,经过战争的优胜劣汰,形成了张、周、刘三大支武装,而以张树声势力最强,成了三山的首领。也就是说,抓住了张树声,差不多就抓住了整个肥西的武装。 这回又是老天长眼。张树声的父亲张荫谷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关系不错,当初李文安回乡办团练的时候,还曾把他召入幕府。有了这层关系,李鸿章自然就有了与之通话的资本,他们成了“世交”。 终于有一天,张树声把周氏兄弟和刘铭传请到了自己的圩子里,仿照桃园三结义的办法歃血为盟,然后对他们说,咱们兄弟这些年来很不容易,但是长期这样当山大王也不是回事,男子汉总得要个功名。
听说李家的李少荃现正在曾国藩的手下做事,正在编练淮军,饷银不愁,我们不如去投奔他吧。几位兄弟想想既然没有别的出路,也就同意了。于是由张树声起草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湘军大营。据说曾国藩看到这封信后,兴奋地拍着李鸿章的肩膀说:“独立江北,今祖生也!”把他比做东晋的祖逖了。于是树字营、铭字营和盛字营有赖以建。 拿下了“三大王”,李鸿章又去找潘鼎新、吴长庆和刘秉璋。潘鼎新和刘秉璋自幼是同学,还曾一起去京师求学,一开始住在庐州会馆,拜在李文安的门下。
李鸿章考中进士后,老太爷就有点搭架子了:“以后你们跟着我的儿子学就行了。”所以,名分上潘鼎新和刘秉璋还是李鸿章的学生呢。后来刘秉璋考中了进士留在了京师,而潘鼎新只考上举人只好回老家。潘的父亲被太平军杀死后,潘正在三河镇办团练,誓死为父报仇,所以李鸿章一封信过去,他正求之不得,立马率部前来。吴长庆的父亲吴廷香是跟李文安一辈的团练头子,与李家也算有过交往,战争中也被太平军所杀,与太平军有不共戴天之仇。李鸿章通过刘秉璋去说合,也将其拉到自己的麾下了。至于刘秉璋本人,因是京官,李鸿章则按正规手续向清廷打报告,正式调动过来的,他的家乡也被太平军洗劫得很干净。李鸿章自己的父亲和妻子也是死于战乱的。如此如此,李鸿章手下汇聚了这样一帮子与太平军有杀父之仇的将领,官兵的情绪和战斗力可想而知。
李鸿章太明白安徽人的心性了,面子比天大,乡情比地深,只要够交情,要头也能给。哪怕有一丝八竿子打不上的“关系”,说有用的时候就有用了。所以他尽可能把老乡的关系用足用透。用这种动之于乡情的手段,曾国荃手下的悍将、安徽桐城人程学启也被他“挖”了过来。就这样,他七捣鼓八捣鼓,居然历时仅数月,就拉起了有十三个“营”的上万人的淮军部队。与此同时,李鸿章还留意招募幕僚,他的安徽同乡周馥(从此跟了他四十年),还有后来成为亲家的蒯德模、蒯德标这时都成了他的幕僚。当然,跟刘秉璋更近乎些,他们从师生关系发展到同僚,后来又发展到亲家,天下太平后,李刘两家共配对了七门婚事。
1862年4月5日至5月29日,这支新组建的淮军前后分七批,乘坐钱鼎铭等上海士绅花18万两白银租来的英国轮船,前往上海。 据周馥后来的回忆说,船过南京的时候,清清楚楚地看到江边堡垒上全副武装的太平军将士,一个个剑拔弩张,他们只是由于外国轮船而不敢开枪,眼睁睁让淮军从眼皮子底下溜过。而淮军士兵也生怕遇到意外,一个个闷头不敢出声。九千淮军,就是在这张外国“虎皮”的掩护下,到了上海前线。
上海这个五方杂处的花花世界,此时已有了二十年的开埠历史,满天满地都是势利眼,哪能看得起这群叫化子般的淮军呢?大概除了钱鼎铭等少数人,没多少人会相信,这帮老土能够打仗,能够打败太平军。讥讽的语言,嘲笑的眼光,不时袭向军营。李鸿章当时驻扎在城南的徽州会馆,他沉着地对部下说,不要在意那些流言蜚语,但看谁会打仗。要想叫流言蜚语销声匿迹,关键看能否打胜仗。
他一方面严肃军纪，抓紧训练士兵,积极备战,另一方面自己也要熟悉环境,包括与在沪的中外官员“过过招”,尤其注重考察洋人的军队和武器装备。他甚至不惜化了装,混上英法联军的军舰,看看洋人到底有多少实力,武器到底有多么厉害,为什么能顶得住太平军的进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不断地惊叹,人家那枪、那炮,尤其是那落地开花的大炮……哎呀,把他羡慕得只差眼珠子没弹出来。李鸿章的聪明还在于他绝对是个现实主义者,从那一刻起,他就无时无刻不想着办洋务的事：我们自己也要造枪、造炮、造军舰! 还没等他去造枪、造炮、造军舰,战斗就打响了。1862年6月,太平军的李秀成率万人大军对上海进行第二次战略围攻,形势紧急。然而李鸿章已通过在广东办厘捐的大哥李瀚章,火速从香港买了三千支洋枪,用来训练队伍。在此关键时刻,当大哥的又一次帮了他的忙。 进入上海的第一仗关系到李鸿章的声威和淮军的军威,关系到能否在上海站住脚,只能打胜,不能打败。他亲自到第一线督战,一个也不要想逃跑(这第一仗交战的地点正是现在的上海西部的虹桥开发区)。
当时双方打得非常激烈。据说李鸿章搬来一把椅子往虹桥桥头一坐,亲自督战。太平军这时也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烈。春字营的张遇春率队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渐渐退了下来,刚跑到桥边,被李鸿章撞见。李回顾左右说:“拿把刀来,把他头砍了!”吓得张遇春不得不硬着头皮返回去再战。张遇春是淮军最早的营号,又是李鸿章的亲信,在此万分紧急的关头,李鸿章要拿他来开刀,其他将领看在眼里,只有铁心死战。正在这时程学启部来了个里应外合,终于击退了太平军。 接下来8月和10月,又是两场恶战,由勇猛善战的程学启部和刘铭传部,打太平军的谭绍光部,一场在上海西区的北新泾(现在已是高科技开发区),一场在更外围一点的四江口。刘铭传是率领着洋枪队上场的,打得极其过瘾,大获全胜。这就更加坚定了李鸿章要大力办洋务的决心。
接连三个胜仗一打,是骡子是马已经拉出来溜过了,上海人不得不佩服这帮土里土气、穿着像叫化子一样的淮军,中外人士不得不拿正眼来看李鸿章了。英国人的报纸也大拍马屁,说这支淮军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清廷也大为欣慰,马上把原先给李鸿章的那个虚衔去掉,改为实授江苏巡抚(两个月后,又被任命为五口通商大臣)。这样,李鸿章就因战功而当上了江苏省的“巡抚”,开始考虑如何进攻省会苏州了。 李鸿章从1853年回乡帮办团练,戎马十年,打到现在总算打出点名堂,可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也。他本人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给曾国藩写信说:“有此胜仗,吾军可以自立,洋人可以慑威,吾师可稍放心,鸿章亦敢于学战。”(见翁飞《李鸿章的官场艺术与人际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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