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国与义和团集体地深陷入一种幻觉。这样的幻觉，从现在看，绝大部分是因为熟悉上的混沌不清造成的。当世界在19世纪工业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思维已在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行驶的时候，在这个东方古国，义和团和清国的统治层的思维还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纪。一开始，义和团所代表的民间势力还深怀着对于清朝的敌意，他们的口号是“推翻清朝，驱逐洋人”；但到了1899年底，口号突变，成为“拥护清朝，驱除洋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的王公贵族，甚至慈禧，都觉得这样的民间力量可以利用，最起码，可以增加与洋人叫板的砝码。出于这样的动机，朝廷打起了如意算盘，预备利用这股民间的力量跟洋人讨价还价。真实的情况是，在当时，整个清国的统治力已经变得松软了，在很多情况下，事态都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况。
最初，慈禧的态度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义和团可以在周边活动，但不准到北京来捣乱。慈禧十分清楚，假如几十万义和团来到京城，局面将不可收拾。但希奇的是，当四面八方的义和团们来到紧闭的北京城门下时，一个来自辅国公载澜的命令却出人意料地送达了，九门提督不得不开门。于是大批的义和团农民们络绎不绝地拥入了清国的都城。
很多年后，当历史回望100多年前世纪之交的那场义和团运动时，令人希奇的是，更多的书籍对于这场运动仍然表示出含混不清。一切现象都复杂无比，那时候所产生的任何现象，都是无数种原因交织的结果。它扑朔迷离，像糨糊一样具有复杂的黏性。
历史看起来似乎总是必然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有着很多偶然性。这样的偶然性往往由一些要害的细节决定，但要害细节，在历史进程中往往丢失得无影无踪，像海水冲过的沙滩一样，将那些色彩斑斓的贝壳席卷得无影无踪。这种要害性的缺失，又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历史总是莫名其妙，像一个喜怒无常的小孩一样，支离破碎，缺乏很多合理性。从现在看，义和团整个进程中的一些要害细节，也是毫无踪影，譬如，为什么载澜会让官兵打开城门，是因为洋人反对他的儿子接替光绪担任皇帝吗？为什么慈禧在要害时刻表现得那样迟缓？是一直在宫中沉湎于大戏吗？解释只有一种，中国的专制政体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总是拖沓而无效率，并且，在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因为害怕承担责任，总是习惯于推诿拖拉，贻误时机，从而导致局面失控。
真实的情况是，在那段时间里，慈禧一直在宫中不断地听到人们在描述着这样的传奇。起初，热爱戏剧的慈禧并不把这些传言当回事，也不相信义和团所具有的法术。慈禧还专程派了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查证一下义和团各种“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经过几天的考察，赵舒翘等实际上已经看出义和团的“神功”全是假的，但随后赶来的刚毅却认为这些神功“可恃”。这种情况下，赵舒翘、何乃莹在向慈禧汇报时，含糊其辞，对于神功，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与此同时，王公大臣与宫中的太监们“三人成虎”，天天在慈禧面前叫嚣义和团法术通天，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洋人的坚盾利器。天天听着这样的报告，慢慢地，慈禧有点将信将疑了。究竟，慈禧与那些老眼昏花的大臣们一样，都是生活在传统戏剧的文化背景之中，他们从未放弃超越现实的幻想。正是由于思维方式上的根本性迷糊，终于，精明而果敢的慈禧听信了大臣们的进言，预备依靠义和团的力量向洋人宣战。
义和团进京之后，北京城彻底地炸了锅。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义和团根本就没有统一的领导，也缺乏统一的指挥。北京从未如此熙熙攘攘，大街小巷天天在唱着大戏，玩着把戏，如春节一样热闹。似乎每一个人浑身上下都亢奋地膨胀着，仿佛他们已经找到了“驱逐鞑虏”的不二法门，复兴中华指日可待似的。慈禧决定向列强宣战后，即给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发放粳米2万石、银10万两，命令清军和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进入京城的义和团们首先在城内的教堂、教会医院和中国教民家的建筑物上点火，大火腾起的浓烟如同长城烽火台的信号一样，预示着这座千年古都巨大的灾难将要来临。紧接着，火光蔓延，很多信教的中国居民的房屋也开始燃烧起来。清国的官员们下令把正阳门的城门关了，并派出重兵把守，说是奉太后之命，防止乱人混入内城。这样的命令，更像是给人们一个信号：要放火就尽管放，只要不把皇城点着就行。于是，京城的大火更熊熊地燃烧起来。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