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兴奋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治理权应把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情，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答应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
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老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从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访谈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回答不卑不亢，有相当的气度和国格，他一方面为自己国民的权益据理力争，言之凿凿，另外一面又抱着谦虚的态度来评价西方的一些事情。这一次，他一点也没有打“痞子腔”，相反地，是认真而平和地探讨着生疏领域的有关事宜。他的整体判定清楚而贴切，对于自身的不足也有着较为清醒的熟悉。
但老官僚的恶习有时也流露出来。在俄国时，为了庆祝沙皇加冕，在莫斯科霍登广场举行盛大的游行，人山人海，由于组织不好，造成了混乱，挤死压伤达两千多人。当李鸿章知晓这一情况后，便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这样的事故是否要向沙皇报告？当得到肯定答案后，李鸿章摇了摇头，对维特说：
“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但我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都健康着呢！”
说完这句话时，李鸿章故意停顿了一会，然后反问道：“你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李鸿章俨然以长者的口吻向维特“传经送宝”。
李鸿章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官场文化”，这种方式一直是中国政界的一种约定俗成。
关于李鸿章以70多岁高龄出使欧美，民间一直有着诸多传说，有的还有笑话意味。比如说，在英国时，李鸿章特地拜访了当年的老朋友、洋枪队长戈登的遗孀，戈登的夫人特地将自己的一只名贵小狗送给李鸿章。但第二天，戈登夫人便接到了李鸿章这样一封致谢信：“尊敬的夫人，感谢之至。惟是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赏珍味，咸欣得沾奇珍，朵颐有幸。”在美国期间，李鸿章下榻宾馆之后，有一天，忽然，当年洋枪队的华尔的弟媳找上门来，声称华尔在遗嘱上写明，清政府还欠他14万两白银雇佣费。李鸿章只得好言相慰，一面褒扬华尔的忠勇，一面馈赠华尔弟媳大清的银质勋章。这样的事被美国报纸逮住了，一时大肆炒作。一直到李鸿章逝世之后，清廷才把华尔的雇佣费问题解决。
李鸿章的西行表面上轰轰烈烈风光无限，但一个抱残守缺的弱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列强真正的尊重呢？况且李鸿章此番西行，并没有抱着真正的学习态度去取真经，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炫耀。比如，在英国时，当英方想具体向李鸿章阐述他们的政体并带李一行参观议会时，李当即就表示不必了。这样的行为，可以看出李鸿章在骨子里对西方文化和政治的不以为然。在李鸿章的意识里，西方列强只是因为在科技上发达，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世界局面。至于其他的，李鸿章似乎并不愿承认落后。对于西方意识形态对科技发展的支撑，李鸿章更不愿意深入思考，也无法思考得透彻。李鸿章对于此行一直有着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似乎一直想利用此行集中展示一下天朝的威仪，这显然是非常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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