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从天津出发的。临行时，直隶的官员们连续为他举行大型宴会；到达上海后，李鸿章受到了出访国有关人士的热烈欢送，各国海军和清国的炮台同时鸣放礼炮。在法国租界洋警察戎装佩刀的保护下，李鸿章身着一品官服，套黄马褂，头戴三眼花翎，端坐在紫缰大轿之中，精神矍铄，一扫在贤良寺的沉沉暮气。在上海逗留数日后，李鸿章换乘法国的豪华邮轮，船头高悬大清黄龙旗，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入印度洋、过红海，入黑海，一路乘风破浪，高歌猛进。
到了苏伊士运河的塞得港，李鸿章受到了一位俄国亲王的恭候。接着，李鸿章换乘俄国御船直抵敖得萨港，然后乘火车到达彼得堡。彼得堡的欢迎仪式更显盛大，俄国陆军元帅亲举黄龙大旗，外交大臣亲自引路，李鸿章乘坐沙皇本人的车辆，两边数万民众夹道欢迎。俄国给李鸿章接待规格之高，礼仪之完善，李鸿章所听到的阿谀之多，都似乎是史无前例的。这对于极其重面子的李鸿章来说，心里自然畅快无比。
俄国方面的热情接待显然是有所图谋的，那就是他们要与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核心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中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规定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如日本侵占俄国亚洲东南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则中、俄两国共同出兵抵御，互相援助，也互相接济军火、粮食；两国如既经开始对日作战，两国之中，任何一国不得对日单独媾和。二是俄国在清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并和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对于这个密约的评价，史书一直有着不同看法，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二点，也就是俄国借机将路权延伸到清国东北地区的问题，因为随着铁路的延伸，路权的问题往往又牵涉到是否可以派兵驻守，而这很轻易成为引起事端的借口。李鸿章在这方面不是没有警觉的，在谈判中，李鸿章提议铁路的建设不应由俄国官方出面，应由私人投资。俄方同意了李鸿章的意见，双方又成立了一个“俄华银行”来承办铁路。
关于《中俄密约》，还有一个潜在的迷案——有确切材料证实俄国曾经在这次谈判中向李鸿章使用了行贿手段。俄国财政部长维特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在商定《中俄密约》时，为了争取李鸿章的支持，曾经用铁路利润分红的方式，许诺给李鸿章300万卢布的报酬。此款分3次付清，签订密约的时候先付100万，其余由铁路局逐步支付。并且，当年俄国银行的确划拨了一笔款项以“李鸿章基金”的名义汇到了上海。但没有证据表明李鸿章曾经拿过这笔钱，也许，这是围绕李鸿章的一个阴谋，或者，是别人借李鸿章的名义所做的手脚。这些，都查无实证，成为一桩悬案了。后来，曾有记载说，李鸿章的女婿曾经向李鸿章提及这样的传闻，李鸿章的回答是淡淡一笑：“真有这回事，可真成汉奸了。”
结束了俄国之行，李鸿章踌躇满志。在李鸿章看来，这一次与俄国的谈判，不费一枪一弹，完全是太极拳中借力打力的功夫，也是自己多年“以夷制夷”战略的充分体现。此番在俄国所签订的条约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至少可以保证清国稳定20年。李鸿章对于日本的仇恨太深了，假如与俄国联合起来，就可以有效地束缚住日本。这样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清朝不仅没有稳定20年，几年之后，“庚子事变”爆发，俄国与日本同时举起枪口对准清国，他们，倒成了真正的“战略伙伴”。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都是后话了。在离别了俄国之后，李鸿章又开始了他的德、荷、比、法、英以及美国之行。
德国是仅次于俄国对李鸿章接待最热情的国家。李鸿章对这个生产克虏伯大炮的国度也一直有着好感。当年，李鸿章在戎马生涯中最欣赏的，就是那个威力无穷的克虏伯大炮。后来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就在江南制造总局生产克虏伯大炮；李鸿章兴办北洋水师，主体船舰，也是德国的产品。多年以来，李鸿章对德人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个严谨、守时、相对讲信用的国家，李鸿章在洋务运动和北洋水师中的很多顾问和雇员，都是德国人。李鸿章到达德国后，下榻的旅馆将他的照片与德国总理俾斯麦的照片放在一起，当地的报纸称他为“东方的俾斯麦”，这样的称谓让李鸿章很兴奋。在德国，李鸿章与他最佩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如愿以偿地见面了。李鸿章门人在撰写的《傅相游历各国日记》对此叙述细致，可见李氏当日颇为欢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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