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惺惺惜惺惺。李鸿章去世之后，伊藤博文对这个老朋友和老对手倒有着高度评价，伊藤博文这样说：“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灵敏的手腕。他的事业布满着开拓者的精神。他建设国家的努力，不但包括军事措施方面，也包括经济政策方面……所有关于李鸿章这个远东大国的没落时期独力支撑富国强兵的理想与实践的研究与评价，也只是开始而已。”
从这一点来看，伊藤博文对李鸿章与他的国家所处的时空状态有着清楚的熟悉。他知道李鸿章的努力，也知道李鸿章的困窘。他明知一个人在一个大国中传统的力量以及面临的阻力，他也知道一个小国所具有的速度优势，知道如何用速度来弥补自己的单薄，也深知自己国家的底气不足……
把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放在一起比较，梁启超似乎是第一人。从梁启超的著作来看，梁启超已经清楚地明白中国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也明白李鸿章失败的原因。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的第40天，梁启超写成《李鸿章传》一书，开始为李鸿章“盖棺论定”。梁启超认为，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藤不如李鸿章；而李在政治识见和政治处境方面，明显地不如伊藤。梁启超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性标准下进行评判，指出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梁启超是说到点子上了，对于李鸿章们来说，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念，这的确是19世纪中国洋务派官僚的政治通病。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可以说是看得相当准确，他的论断，可以说是触及了问题的本质。
现象总与根本相连。溯本求源，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个人背景、知识结构以及文化背景可以说决定了两人根本的区别。
从本质上说，李鸿章应该是一个传统之“士”。一方面，环绕李鸿章左右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专制制度形成的阴影；另一方面，李鸿章自身的血液里，也流淌着这样的因子。可以这样说，无论李鸿章走多远，在他的身上，自始至终牢牢套着一根无形的绳索。李鸿章无力，也无法摆脱这样的绳索。
也许对于李鸿章而言，数千年的习惯和传统是他面前厚厚的城墙。传统与习惯的无所不在，使得李鸿章在这场前无古人的变革中陷入重重的漩涡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所有的学问都应该是关于人伦道德的，这是“本”，是雕龙之术；至于有关自然的知识，那是下里巴人的事情，是“末”，是雕虫小技。况且，清朝选拔官员的考试从来没有这些内容。中国文化从来就相信道德伦理才是千秋万代，至于其他的，则是可有可无。在这样的世界观下，数千年中他们从未对自己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加以实质性改变。在中华文化当中，非竞争性的“仁”以及“王道”深受推崇。孔子被神化，他与他的门徒们的言论被教授了数千年，成为支撑整个国家运转和生存的唯一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基础包含了中华民族关于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关于人生动机的疏导和关于社会和谐的终极目标。道德说教甚至取代了宗教，成为了“万世师表”的道德准则。
就这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因为出发点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中国文化走上了一条重经验，轻逻辑，贵领悟，轻理性，重视人际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的中庸之路。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样的体系，虽说是一种“王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具体方式上，缺乏落实的手段，完全可以说是美好的一厢情愿。比如说，假如没有科学，社会如何能发展？没有深入的数学知识，科学体系又如何能立住脚？只有通过社会的进步，才能实现国力的增强，只有国力增强了，才是“王道”的基础。——这一切，在中国文化中，都没有具体的论述。所有这些相关的理论与联系，中国文化都视而不见，只是含含糊糊地大肆宣扬着使命感，而对于这种使命感的落实和生根，显然缺乏最有效的手段，也缺乏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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