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在这样的“摆平衡”中，把握得应该还算不错。究竟，无论对李鸿章，还是对左宗棠而言，他们都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上提出问题。而就朝廷本身来说，在精力、物力和财力许可的范围内，当然是愿意两者兼顾。于是，朝廷一方面令左宗棠不惜一切代价收复新疆等失地；另外一方面，立即让李鸿章、沈葆桢等，积极组建南北洋水师。1876年，左宗棠率军西征，先后收复新疆南北路，阿古柏服毒自杀，西征军取得大胜，为后来迫使俄国交还伊犁创造了条件。
在很多人看来，左宗棠的“塞防”究竟是有结果的，国家通过西征维持了领土完整。而海防呢，李鸿章所花费巨资打造起来的“北洋水师”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的一“得”一“失”，在后人心目中的轻重顿显，所以有不少后人在评价李鸿章、左宗棠时，难免一抑一扬，泾渭分明。这也是李鸿章在大众评价范畴中远远不如左宗棠的重要原因。
就个人出发点来说，在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想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他们的不同，只是看法的不同，也是所处位置的不同——李鸿章淮系的主要地盘在北洋及东南沿海省份，他当然要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而左宗棠湘系的势力由东南已移到西北，他当然要强调西北边疆的重要，主张收复新疆。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果断反对丁日昌提出的建立北、东、南三洋海军的建议，认为沿海一水可通，只要各处驻有轮船，自可联成一气，所以海军应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不可分而治之。应该说，左宗棠这一点主张是切合实际的。
孰料好事多磨，正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预备着手办理的时候，1875年初，20岁的同治为八大胡同的风流付出了代价，得了梅毒魂上九天。慈禧太后立醇亲王之子载 入继大统，年号光绪。15日，两宫皇太后公布再次垂帘听政。海军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任命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没两年，沈葆桢去世，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对于一个古老帝国来说，兴办这样一支全新的近代国防军，而且是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上白手起家组建全新的海军，无疑是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李鸿章开始慢慢启动酝酿已久的种种计划，从宏观到微观，从眼前到将来，从经费、购船，到人员的培训、洋员的聘请、港口的选址等等，分步实施。李鸿章频频给滨江沿海的总督和巡抚写信，鼓动他们积极响应，出钱出物。这当中的事务性工作量是惊人的，这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不仅仅是经费如何落实和购买船舰的问题，还有相应的港口建设和炮台设置问题，海军舰队与陆军炮台如何协调的问题，沿海各省如何“连成一气”、遇事时的机动行动问题，中国的管带和洋教官的合作问题，军舰和炮台的常年维修问题，各级人员的培训问题……这样的问题汗牛充栋，多如牛毛。
水师组建之路并不平坦，“摸着石头过河”的李鸿章很快为水师的组建交了一笔昂贵的费用——
一开始，李鸿章是指望自己的江南制造总局来生产军舰的，而且，江南制造总局也生产了好几艘船只。但很快，李鸿章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轮船无论从样式、性能、功用和成本上，都大大落后国际同行业水平。这些船只能运送粮草兵员，根本不能在海上打仗。经过一番考察后，1875年，李鸿章预备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艇。消息传出后，当时清国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便向李鸿章提议：英国阿摩士庄的炮船先进，最适合中国军队使用。李鸿章相信了赫德的话，当即决定购买4艘。第二年，被称为“蚊子船”的4艘舰艇驶抵中国。接着，李鸿章又为南洋大臣沈葆桢代买了4艘同样性能的军舰。当4艘新舰艇到达后，李鸿章一看这四艘军舰的性能比上一批的好，就留下了新的，把原来的4艘送给了沈葆桢。不久，赫德继续向李鸿章游说，告诉他英国又新研制了一种更新的舰艇，这种船要比“蚊子船”先进很多。李鸿章一听，既然有这么好的船，便又托赫德买了两艘。不久，李鸿章发现上当受骗，这10艘战舰不仅式样陈旧，且性能极差，炮重船小，行动迟缓，根本无法进行深海作战。1886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路过天津看望李鸿章，问及“蚊子船”近况，李鸿章闭目摇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5年后，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公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不能再进行航行，只能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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