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李鸿章四周，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时代被摧残得乱了方寸、尊颜尽失；国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于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些旧知识分子，一个个自以为是，抱残守缺。当一个社会的普遍思潮还停留在烧纸屋、纸钱、纸箔，雇道人巫人打唱等层面上的时候，又何以能指望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呢？不可避免的是，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李鸿章在思想上单骑突进的同时，同样也承担着由清醒带来的孤独和劳顿。
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迂腐和落后：
一个是蒙古族汉学家、曾担任皇帝老师的倭仁。对于当时的“洋务运动”，这个旧知识分子几乎愤慨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立国家的途径在于端庄和正义，而非武力和阴谋……在于人心而非技术……蛮人是我们的仇敌。”他又说，蛮人入侵北京，焚毁圆明园，杀我人民。“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尊蛮人为师呢？……假如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而追随于蛮人之后，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附蛮人……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吗？”
至于光绪时朝廷中最有学问的“徐太师”徐桐，明显地，就是一个极端排斥外国的“传统的典范”。
徐桐，清朝末年闻名的理学家，汉族，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由翰林升至体仁阁大学士，算是清朝的四宰相之一。徐桐“学富九车”，无所不通，被视为清廷学识最渊博的官员，慈禧太后对他也很尊敬。关于清廷大学士徐桐，正史野史记载颇多，其内容大多与他极端排外有关：徐桐绝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就骂。徐桐有一个在刑部做官的儿子，与他相反，儿子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徐桐每次从儿子门前走过时，都闭着眼睛捂着耳朵，唯恐看到那些西洋物件。有一天，徐桐看见儿子居然当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烟，便大声呵斥：“我在尔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骑射做鬼奴矣！”“罚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后。”
这个如此痛恨洋人的清廷最有学问的人，还做了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徐桐曾经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清国军队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更令人感叹的是，这个清国的大学士竟像鸵鸟一样，拒不承认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坚持认为那些“乱七八糟的国名”是英国人胡编出来恐吓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学问家，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对义和团所玩的“刀枪不入”、“灵魂不死”的江湖把戏却笃信无疑。常识的缺乏，使得徐桐以一种自欺欺人方式劝说决策者让整个国家加入一场乱哄哄的闹剧，把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清朝送入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八国联军攻下北京之后，80多岁的徐桐再也没有气力跟着太后一起逃亡了，他留在了北京，在房梁上系了两根绳索，一根是给自己的，另一根，则是为他第三个儿子、刑部侍郎徐承煜预备的。父子俩同时上了板凳，徐桐希望能够看到儿子大义凛然的场面，然而儿子一直盯着他，不肯先死。两人僵持了一会，徐承煜忽然大哭道：“儿子假如先死，就无法为父亲尽孝了，请答应我为父亲殓葬之后再死。”这一回徐桐无法坚持了，只好叹了口气，说：“记住，教导子孙，劳动读书，就是别当官！”说完，把脚一蹬，板凳倒了，清朝“最有学问的人”死了，死得不值一文，死得轻若鸿毛。徐承煜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父亲的尸体拖进去草草埋了，随后溜之大吉。
像徐桐、倭仁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哪里值得依靠呢？对于徐桐、倭仁之流来说，他们最好的位置是枯守在国子监，毕身去研究生僻学问。一个跟不上形势抱残守缺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英才的。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但他们偏偏处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把握着社会发展的动脉。在当时，像徐桐这样的腐儒，遍布清朝上上下下。这样的人把持着国家的大权，怎能不贻误国家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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