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李鸿章与湘籍俊杰彭玉麟打了起来。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曾氏主持会议之余,一群幕僚在一起吃饭闲聊,话题转到安徽人身上。由于彭玉麟的父亲曾在合肥一带做过小吏,期间颇不得志,一帮湖南人在言语之中对安徽人有些讥笑的成分。李鸿章虽奋力辩白,但孤掌难鸣,一直处于劣势。李鸿章忍无可忍,恼羞成怒,便一拳打向彭玉麟。火暴脾气的彭玉麟也忍不住还击,两人搂在一起,直到摔在地上,还是你一拳我一拳。大家拼命拉架,才没有引起大事端。这一次事件虽然没有扩大,但在李鸿章心目中,还是颇有不快,在湘军大营,究竟有“寄人篱下”之感,李鸿章开始考虑自己领头单飞了。
但李鸿章的才干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的一致公认。在为曾国藩当谋士并掌管文案的那段时间里,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李鸿章都写得条理清楚,严丝合缝,让曾国藩省了不少心。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弥补了曾国藩的很多不足——曾氏生性“懦缓”,沉稳厚重,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反应快捷,每有大计,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李鸿章在此期间为曾国藩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国藩几次战败后,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给自己请罪,说自己“屡战屡败”。写完之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结果,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而且还大大地表彰了曾国藩一番。曾国藩曾经考虑将湘军转移到四川,以避开太平军锋芒。李鸿章就不赞成,李鸿章在分析形势之后,主张曾国藩坚守长江一带,决不退却,耗去太平军锐气之后,给予打击。从后来的情况看,李鸿章的这些谋略都堪称正确。曾国藩感叹李鸿章有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在湘军大营,曾国藩有彭玉麟的忠贞,有杨载福的朴直,有鲍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划,有曾国荃的顽强,但像这样洞察全局,并且有着清醒和机巧应变手腕的人才,李鸿章可谓是首屈一指。
李鸿章在当幕僚期间还帮曾国藩作出一个重要的决断——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咸丰仓皇逃亡。在此期间,咸丰降旨,要曾国藩速派鲍超部霆军保卫京师。接到旨意后,曾国藩和胡林翼感到进退两难,派鲍超去吧,这边与太平军力量均衡的格局将被打破,太平军极可能乘虚进攻。不派部队去吧,又会背一个“抗旨”的罪名。曾国藩赶忙召集幕僚商议。多数幕僚主张“入卫”;李鸿章力排他议,分析形势说:洋人入京,只不过是为了金帛议和,并不想推翻大清统治,不会有其他事情。不如按兵请旨,静观一段时间再说;对于湘军来说,与太平军的决战才是有关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对待调兵之事,一定要慎重。曾国藩和胡林翼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一面按兵不动,一面拖时间,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一招,明显的是给朝廷出难题,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朝廷当然不同意。这样的拖延战术,赢得了时间。很快,曾国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与八国联军已议和,鲍超军不用北上。
李鸿章年轻气盛,经常性地仗义执言。1860年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把大本营设在安徽祁门,李鸿章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祁门在地理上是一个盆地,对兵家来说是个凶险之地,必须赶紧离开,否则一旦被包围,将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李鸿章把他的想法跟曾国藩说了,曾国藩只是淡然一笑,并不表示什么。曾国藩何尝不知呢,他当时考虑的是拿下安庆后再进攻南京,但朝廷却让他直接进攻南京。曾国藩于是屯兵祁门,摆出个姿态预备起兵东进,他还是在打安庆的算盘。李鸿章不明白这一点,见曾国藩不听自己的意见,很不兴奋,据理力争了几句。曾国藩也懒得向他解释,不冷不热地来了一句:“你要是害怕这里,你走好了!”弄得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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