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皇家极权,养成的是具有东方宫廷阴谋特色的帝王心机。如朝中的咸丰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举目所见,抬手所及,俱是带有明显阴柔特点的阴谋政治。这种阴谋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公开透明、重视规则恰成两极,其特点就是以背信弃义为手段,以置对方于死地为目的。所考虑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不是寻求一个共赢的结果,而是不择手段搞死对方。
沦落在鸡窝里的鹰
四十岁那年,李鸿章仍然屈身于曾国藩的幕府之中,落魄潦倒,愁肠满腹。
人到中年,却一事无成,这世上大有人在。大多数功成名就者,也都经历过坎坷与沉沦的灰暗时代。
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一个人志存高远,不因环境的不利而丧失进取的勇气,终有迎来人生辉煌的时机。然而糟糕的是,随着时局的变化,李鸿章出人头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可能性越来越小,主客观的诸多条件都似乎已经将他牢牢地锁定在一个失败者的位置上,看不出有什么转化或改变的苗头。
决定李鸿章此生终老于无望的,至少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他本人的自我认知出了问题;第二个因素,是他对人类社会的解读出了问题;第三个因素,则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整体性认知出了问题。
所谓他本人的自我认知,也就是他怎么看待自己,他认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期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诚如老子的《道德经》所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个人对自我的认知越是准确,那么他自我调整与修正的努力越是容易有效果,越是容易成就人生事业。相反,如果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不是那么精确,那么他的人生未来,多少就成问题。
那么,李鸿章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呢?或者说,他在早年时为自己所规划的人生未来愿景,是什么样的呢?
1847年,李鸿章考中进士,他的父亲李文安闻之欣喜,赋诗曰:
少年气象自峥嵘,翘秀居然荷匠成。
老辈传衣原特识,儒生报国在和声。
品题尤重师庭誉,文字先邀海内名。
盛世辟门资拜献,要思竹帛有殊荣。
正所谓诗言志,这首诗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对他的基本评价与认知。知子莫如父,按理来说,我们应该能够通过这首诗,感受到李鸿章人生的志向与抱负。但这首诗与李鸿章在历史上的作用与成就完全不符,李鸿章的父亲对他的期许与愿望,远低于他的真正价值。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青年李鸿章的人生愿景,基本上很原始,并没有期许或者意识到自己能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他想得很单纯,很实际,很本土化,他就是想做一个像唐时李白、宋时苏东坡、元时马致远、明朝唐伯虎那样的风流才子。不能说他这个愿望不妥当,但显然,这个目标妨碍了他本人的发展。
李鸿章渴望成为一个像大诗仙李白那样的文人,这是他早年的人生目标。事实上,他的前半生,多半是按照这个目标前进的。尽管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没什么地位,但他好歹也曾留下了一首比之于那些在文学史上有地位的人的作品更让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篇。
这首诗写在1843年,时年李鸿章二十一岁: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不能断言说,这首诗是李鸿章一生最高的文学成就。但事实上,李鸿章在此后的文学创作中,再也未有能超过这一首诗的作品。而这就意味着,当他四十岁时,回顾自己的人生与心路历程,最津津乐道的竟然是二十年前的一首诗。这纵然不令他绝望,多少也称得上悲哀。
绝望的人生,大抵是外界环境所致。而悲哀的人生,多是因为人生定位出现了问题。
事实上,李鸿章年届四旬而一事无成,是由于他的人生定位错误的缘故。
李鸿章不惟是当时也是后世少有的大德高才之人。他思维敏锐,目光清晰,头脑清醒,判断精准,对人心人性洞若观火了如指掌。他注定要成为解决时代问题的关键性人物,他自己丝毫也未曾怀疑过这一点。可要命的是,在他青年时代的人生规划中,他却画地为牢,莫名其妙地把自己规划成了一个不成气候的小文人。他就好比是一只能够翱翔万里的雄鹰,却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是一只温和的鸡,他眼望悠远辽阔的长天,知道那里才是自己的乐园,却死活趴在鸡窝中不肯挪窝。四十年来,他始终是一只沦落在鸡窝里的鹰,始终是牢骚满腹,抱怨别的鸡挡住了他的路,不给他一个展开翅膀的机会。
作为佐证资料的是,李鸿章在他本人的书信中所表达出来的愿望,是做一个像唐代韩愈那样的文臣,才情满腹,铁骨铮铮,上疏朝廷然后再遭到贬斥,在青史上留下他一生郁闷而不得志的黯淡足迹。
一生不得志的韩愈,独自对抗整个世界,出污泥而不染,这就是李鸿章青年时期为自己的人生设计的未来。他是一个认真的人,知道自己的雄才大略,但这个人生的目标如其所愿地影响了他的未来。他想成为一个不得志的人,而且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然后他发现这个目标有点儿闹心,真的不是那么好玩。这是李鸿章四十岁时仍然落魄潦倒、濒临绝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鸿章这种错误的人生定位,多半源于幼年时代的外界环境。
家庭教育的典范
李鸿章本不姓李,姓许。其祖先在明末时期,为避战乱从江西湖口迁来安徽合肥定居。他的七世祖许慎,过继到李姓人家为子,从此这一支许氏族人,就世世代代改姓李了。
其家累世耕读,一边读书一边种田。有个说法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种田。在中国历史上,举凡耕读之家,既能够于书本中汲取思想智慧,又具有踏实苦干的农家特色,出人才的概率很高。中国绝大多数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都是出自这一阶层。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他人生的精神导师。李文安自小就跟随父亲李殿华种田,闲暇读书,先中举人,再中进士,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可以说,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典范,是旧时代中国人成功的理想标杆,其对李鸿章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李鸿章的母亲也姓李,史料上记载说:李氏秉性淑慎,教子有方。她曾对孩子们说: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嶷嶷有立,岂有贫哉?
这位令人尊敬的女人,给丈夫生下了六个儿子,两个女儿。六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李瀚章、次子李鸿章、三子李鹤章、四子李蕴章、五子李凤章、六子李昭庆。这六个儿子,长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鸿章,成为晚清帝国举足轻重的高官。三子李鹤章和六子李昭庆,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四子李蕴章因为幼时瞎了一只眼,留在老家读书并修府志。五子李凤章另辟蹊径,转入商界经营房地产,发了大财。
关于李鸿章的个性与幼年品格,曾国藩曾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那里,听到过“金鱼事件”:
李鸿章幼时,家里养的金鱼,生下了许多小鱼。李文安很高兴,就指着金鱼说:鲤鱼跳龙门,吉兆也,这次金鱼生了多少小鱼,今年家族中就有多少子弟能够中秀才。说完这句缺乏逻辑支持的话,李文安又指着金鱼念叨家里哪个孩子能高中,几乎每个行将参加科举考试的孩子的名字都被提到,听得所有人心花怒放。
次日,李文安又来看金鱼,惊愕地发现所有的金鱼全都死掉了。当时李文安大怒,立即追查。李鸿章却坦然承认,金鱼都是他给弄死的,因为父亲提这个高中,说那个有出息,偏偏就是不提他,所以这些金鱼都该死!
这件事成了分析李鸿章个性的一个重要依据,为史家所津津乐道。但是,由于这份史料中没有提到当李文安发现此事之后是如何教育李鸿章的,李鸿章当时的心境又是如何,后续资料的缺失导致了由此引出的结论严重失真。
最能体现李鸿章性格的,当属“风筝事件”:
有一天,李鸿章和大哥李瀚章、三弟李鹤章三人跑出去放风筝,这是兄弟三人最喜欢的游戏,不料突然刮起一阵风,风筝一个倒栽葱,扎到了路边的池塘里。李鸿章跑过去,想把风筝捞出来,可是池塘中间倒了棵树,风筝挂在枯树枝上,李鸿章用力拉,也拉不下来,情急之下,他扑通一声,跳进了池塘里。
落水之后,就听李鸿章咕嘟咕嘟灌起水来。李瀚章和李鹤章吓坏了,急忙跑到远处喊叫救人。乡人赶来,将李鸿章从池塘里捞出来,父亲李文安又急又气,搂住他骂道:你明明不会水,为什么要往池塘里跳呢?不想乡人说:不对,这孩子会点儿水,我们捞他的时候,他一直在水面上仰漂着,如果他不会水的话,早就沉到水底淹死了。
李文安很惊讶,就问儿子:你什么时候会的水?
李鸿章回答:我是在湖边的时候,听到渔民教他们家的孩子说,人落水中,只要不慌不乱,慢慢呼气,就能够漂起来。渔民还说,淹死折腾的,活着老实的。所以我跳到水里之后,就往后一仰,随意漂着,所以才没有淹到。
听了儿子的话,李文安默然不语,从此知道这个儿子胆大而沉静,临危而不乱,若是加以调教,定是干大事的材料。于是李文安开始苦思调教之法,并耐心等待着调教儿子的机会,终于被他等到了“蛐蛐儿事件”的发生。
所谓蛐蛐儿事件,是李鸿章的爷爷李殿华惹出来的祸事。这老头儿一生读书,自己没读明白,儿子李文安却高中皇榜,入京为官。而孙子们一个个又都显得比儿子更聪明,更有出息。于是李殿华认为自己的人生很有成就,就开心地带着孙子们玩起了斗蛐蛐儿。
从此李鸿章沉溺在斗蛐蛐儿之中,学业的事撂在了一边。李文安见此大喜,立即板起长长的驴脸,拎起锄头,喝令李鸿章跟他出门。
出了门,就见满地的坟头。李文安喝道:跪下!
李鸿章跪倒在坟头前,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拎锄头出来,会不会突然一锄头打死他。因为害怕,他头也不敢抬,就听父亲喝问道:你身边高高隆起的土包,是什么?
李鸿章:……是坟头。
李文安:你喜欢住在坟头边儿上吗?
李鸿章不明所以,更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连连翻白眼。
就听父亲以沉痛的语气说道:儿子,你可知道,咱们家为什么会住在坟头边儿上,与鬼为邻呢?
李鸿章:……不知道。
李文安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当即大吼道:那是因为,咱们家这一脉,从你爷爷往上,没有一个人高中皇榜,没有一个人考中功名,所以才被人瞧不起,分到了与坟地相连的地方。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李鸿章听不懂,又不敢明说,只好假装听懂了,听父亲教训一番。然后李文安带他回家吃饭。
可是没想到,李文安早已准备了一个完美的教育方案,单等着“蛐蛐儿事件”类似事情爆发之后,便施展出来,激发儿子上进的动力。按照这个教育方案,坟头边儿的现场说法,只是第一阶段,后面还有痛说革命家史的第二阶段。
郁闷的人生
“蛐蛐事件”中,随后出场的是李鸿章的母亲李氏。这个女人的价值,在历史上被严重低估了,她和丈夫李文安一样,都是谙熟儿童教育的专家,正是她的革命家史教育,激发了李鸿章发奋努力的勇气与决心。
那一天饭后,李氏把二儿子李鸿章叫过来,告诉他说:李家在淮上,是个大族,一代又一代的兄弟数量极多,每一代都要分家。到了李鸿章爷爷李殿华那一代,由于李殿华老头儿不争气,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结果分家时遭受歧视,分给他的是最差的挨着坟边儿的田地。而李家别的兄弟,分的都是好地。
这次事件给了李鸿章很大的刺激,从此他知道你若是没有一点儿人生成就,那么所有人就会合伙来欺负你。他再也不跟在没出息的爷爷屁股后面瞎跑玩蛐蛐儿了,而是发愤读书。1840年,李鸿章考中秀才,岁试时拔取第一。
一洗家门耻辱,李鸿章喜不自胜,赋诗曰:
暮鼓晨钟入听来,思前思后自徘徊。
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
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
愧予两字功名易,小署头衔斐秀才。
此诗一出,又暴露出了李鸿章人生目标不合理的老毛病。在诗中,他仰慕的是汉朝的著名文学家贾谊,可是这个贾谊是个出了名的悲剧人物。此人才华太盛,少年时就崭露头角,因此遭到朝官的憎恨,众人齐心合力地排挤他,才二十三岁他就落得个流放的下场。再后来他又被任命为长沙梁怀王太傅,长沙距当时的国都长安千里之遥,这形同再次流放。这局面就已经够让贾谊郁闷的了,可不承想,那个短命的梁怀王,却一不小心从马背上跌下来摔死了,贾谊郁闷到了无以复加,才三十三岁,就活活郁闷死了。
青春期的李鸿章,以贾谊为人生目标,当然不是想学贾谊活活郁闷死。但其间的精神感应,势必会引导着他的人生往这条路上走。实际上,四十岁之前的李鸿章,做任何事情所追求的不是成功,而是郁闷。
李鸿章从此以郁闷为人生目标,他的追求是郁闷,他的名字,也是郁闷。
就在这种郁闷情结的影响下,终于爆发了“洞房门事件”。
所谓“洞房门事件”,是李鸿章中了秀才之后,阖家欢欣,于是立即替他迎娶妻子周氏。周氏在历史上留下来的记载不多,只知道她比李鸿章大两岁。李鸿章生于1823年,周氏则生于1821年,到了咸丰十一年,也就是1861年,李鸿章三十九岁,周氏四十一岁,正值李鸿章人生最郁闷的光景,周氏就活活郁闷死了。
周氏这可怜的女人,她新婚生活始于郁闷,终于郁闷,都是丈夫李鸿章以郁闷为人生目标所导致的。
话说迎亲之日,唢呐与鞭炮之声震耳欲聋,周氏头上蒙着红盖头,含羞步入洞房,等待着她最美好的人生时刻。
就听脚步声起,丈夫李鸿章走了进来,周氏心里颤抖着,充满了幸福与甜蜜之感。可是她没感觉到丈夫掀起自己头上的红盖头,只听到书本翻动的哗啦啦声响。然后就听到丈夫义正词严的声音:爱妻啊,值此美好的洞房花烛之夜,我们万万不要浪费这美妙的时光,我们要树立起远大的人生理想,要为帝国崛起而读书。你听我给你讲讲读经明心之理。夫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夫读经者,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此所谓耐性也。爱妻不妨照此行之,经学之道,不患不精焉。
李鸿章把他的新婚之夜,弄成了读经大讲堂,而不是抓紧时间和妻子圆房。
这始料未及的事情,使正在窗外听房的人全都惊呆了,他们急忙去告诉李家人。李家人也全都慌了神,急忙来到窗前,隔着窗子苦劝李鸿章:读书这事儿,非一日之功,真的不差洞房花烛夜这会儿工夫,拜托你快点儿放下书本,先干正事儿吧。
不管用。李鸿章认准了的事,谁劝也不济事。他认准了要在洞房花烛夜读书,那就非读不可。只听琅琅的读书声起,李鸿章的新婚洞房,始终是烛火通明。没有任何记载提到新娘子周氏这时候的感受,但她心中肯定是既诧异又忧郁,怀疑自己的新婚丈夫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这下子众人没咒念了,只好请出李鸿章的爷爷李殿华。虽然爷爷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可爷爷就是爷爷,这事跟是不是秀才没关系。李殿华唉声叹气地拄着拐杖走出来,嘴里嘟囔着:中庸之道啊,不偏不倚谓之中,万古不易谓之庸,人生最恶心的事儿,莫过于死钻牛角尖,偏离了不偏不倚的正道。你看你们把个好孩子,给教成什么模样了?
李殿华老头口中嘟囔着,拿手中的拐杖,照李鸿章洞房的窗棂上,敲了两拐杖。洞房里,李鸿章琅琅的读书声停了下来,然后烛火熄灭了。
李殿华满意地摇了摇头:这孙子,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就听爷爷的。
李殿华心满意足地回去了,大家全都以为李鸿章这时候应该是和周氏圆房了,可没过多久,李鸿章的洞房烛光又亮了起来,只不过,这一次李鸿章读书的声音,明显低了许多。
但李鸿章终是多智之人,善于反省自身的过失。没过多久,他自己也知道这事有点儿过分了,还写诗嘲弄自己,诗中有一句:一宵只得半风流。但是诗可以随意乱写,人生的秉性却是很难改变。此后的李鸿章,将继续在他的郁闷人生之路上大步前行,直到他人到中年发现全都不对劲儿为止。
仕途能够走多远
李鸿章的家乡淮上,是一个尚武中心,是暴力高发地带。李鸿章青少年时代的淮上少年,最为崇尚的就是红胡子与拽刀手。红胡子是淮上少年的成年礼,每当一个少年成长起来,家人就会为他准备好用染红的棉絮做成的假胡子,戴在颏下,然后持刀出门,与伙伴们劫道杀人,抢夺钱财。少年拽刀手则是淮上最为拉风的景象,成群结队的少年手提长刀,呼啸着招摇过市,横行无忌。
其时的淮上,动荡不安,各村各寨不得不组织武装力量,聊以自保。据《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一书记载:
一村有捻一村安,一族有捻一族幸。村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们都是混家子。族有捻,则曰:某某叔也,兄也,虽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由此,庄有稍悍者,众即怂恿: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帮以资粮,纠众而捻矣。捻子、捻党没有统一组织,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各捻组织松散,居则为民,出则成捻,招呼成群,撒手立散。
当时就是这样,皇家的权力体制仍然对淮上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崛起的年轻尚武之徒,却以铁血法则对现存的秩序与规则,形成了颠覆性的冲击与挑战。生长于淮上的李鸿章,注定要成为应对这一挑战并恢复秩序的人。但他在幼年与少年,其人生的成长过程,势必受到这种力量的冲击与打压。
这种冲击,这种打压,体现出的是一种暗灰色的调子。暴力行为是最易激发人性之恶的力量。李鸿章的幼年与少年,就生长于这种恶性的暴力氛围之中。其青春成长的苦痛,更甚于普通少年。当地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体现为宽和与谅解,而是龌龊的钩心斗角与隐秘的心理挤压。
决定一个人人生成就的,无非是内外两个环境。如果外部环境表现得比较宽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走向和谐,因为没有过于强大的压力,人性中的善更容易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表现为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鼓励与相互支持。
相反,如果外部环境压力过大,人人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之中,彼此之间的敌对意识就比较强烈。这种情况下的人际关系,更多表现出一种相互仇恨、激烈竞争与相互打压的状态。很明显,李鸿章正是生活于这样一个可怕的氛围之中。由于他的父亲高中皇榜,他们家族由普通农家一跃而成为庐州望族,这对于其他人家来说,即使不意味着一种明显的挑衅,也是一种严重的羞辱。
淮上糜烂,一发不可收拾,源于淮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据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淮上办团练的赵畇描述说:
细心体察,其故有三:富者明知团练于己有益,而吝惜资费,苟安目前;贪者则百计图谋,羼身其中,一经入局,百端侵渔,居局外者,有求不遂,争相讦讼;又有一种幸灾乐祸,希冀贼至可以肆行,惟恐团练认真,乃造作谣言,或云将征调远出,或云将按籍苛敛,摇惑人心,沮挠大计。
在这里,赵畇将淮上人物,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富人,目光短浅,吝啬非常;第二种是贪人,多吃多占,相互攻讦;第三种是坏人,造谣生事,破坏大局。任何时候,只要社会规则崩坏,不公开不透明,浮到社会表层上的,总是这三种人。理论上,一个公开透明的规范法则,能够约束这三种人,但这三种人会拼了性命阻挠公正的法则,直到社会彻底糜烂,大家全部死光光为止。
李鸿章生于淮上,长于淮上,对于淮上的人心人性,比任何人更为了解。他实际上是淮上尚武传统的反对者,注定要成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人。即使这个历史使命不是由他来完成,也必然是由另一个对淮上风俗了然于心的人来完成。只不过,唯有他的智慧达到了这一境界,所以这个使命迟早会落到他的肩上。
人生的起步,取决于对人性善的认知。不了解人性之善,就有可能误入歧途,百死而莫赎。而人生能够走多远,则取决于对人性恶的认知。因为你的人生成就越高,就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难免遭到性恶之人的明枪暗箭。
李鸿章的人生开端,比他的父亲李文安更有起色,因为他踩在了父亲的肩膀之上。他赴京赶考,首先由父亲安排去见在翰林院的曾国藩。从此二人就有了师生之谊。这一年曾国藩是考官,李鸿章是考生,虽然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诗文赞不绝口,但李鸿章还是很扫兴地落榜了。
三年以后,李鸿章再入考场。这一次他如愿以偿地高中皇榜,进士及第之后成了皇家翰林院编修,正心花怒放地实现他的桂冠诗人之梦,却不料由于洪秀全这个极不稳定因素的介入,导致了社会与官场规则的变化,将李鸿章一下子打回了原形。他的人生,不得不重新开始。
写奏折是门大学问
论智力,论才能,论心胸,论气度,李鸿章是唯一能够解决天下乱局的人。这就意味着,一旦这个历史麻烦扩大化,权力就会在所有不称职的人手中传来传去,犹如击鼓传花一样,迟早会传递到李鸿章的手上。
但是当时的李鸿章,缺乏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者心胸,他所能够做的,就是遵照家传的书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事情他都已做到了。他在1847年高中皇榜,喜讯传到家乡,父亲李文安心潮澎湃,赋诗曰:
年少许交天下士,书香聊慰阿翁期。
天恩高厚臣家渥,不愧科名要慎思。
其得意扬扬的心情,溢于言表。此时的李鸿章,可以说已经完成了他的人生作业,尽管只是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但对于李鸿章这个乡下青年而言,这已经完全满足了他的愿望。此后的他,就是将自己牢牢地锁定在小文人的位置上,昼夜读书,以德服人,终生追求他的桂冠诗人的愿望,足矣。
可就在李鸿章走向他的人生目标之时,中国南方却已经闹翻了天。洪秀全起事于金田,仅仅用了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就从广西打到长江流域,克武昌,下南京,武装割据,坐断东南。一时之间,湖南、湖北、江西及江苏等省硝烟弥漫,战事频发。而崇尚武力的淮上更是成为了洪杨太平军、以红胡子拽刀手为主体的巨捻、清朝政府军及团练等各色武装力量激斗的主战场。
而李鸿章在北京,仍然与朋友们吟诗作赋,对此变局一无所知。
当李鸿章知道这个消息之时,正是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之时。有关这件事情的细节,李鸿章的部属及学生刘秉璋的儿子刘体智,在《异辞录》中有详细记载。
李鸿章太有才气,年轻又喜欢卖弄,安徽籍工部侍郎吕贤基的奏章,大抵由他代笔写成。这一天他去逛书肆,遇到乡人说安徽省城安庆被洪杨军事集团攻陷,于是李鸿章立即去找吕贤基,要求吕贤基上奏朝廷,让咸丰皇帝管一管这事。吕贤基按照老法子,立即吩咐李鸿章替他写奏章。于是李鸿章翻查史书,点灯熬油,终于写成长篇巨奏。吕贤基拿到手上,看也不看就急忙上朝,启奏陛下,臣有奏本。就把这奏章呈了上去。咸丰皇帝见奏章大喜,曰:吕爱卿,还是你忧心国事,朕就派你回安徽,解决掉洪秀全。你既然上此奏本,必有法子,是也不是?
吕贤基所遇到的,就是行政管理中最要命的事情。任何管理体系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问题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大家视而不见,是因为都没有解决方案。如果你指出这个问题,那么你肯定也会有相应的解决方案。没有解决方案,你说问题干什么?
吕贤基上奏,本指望咸丰皇帝解决问题,没想到他却成了咸丰皇帝的解决方案。说到洪杨起事,江山糜烂,最发愁的就是咸丰皇帝,可是朝中多是些像李鸿章这样只知道死读书的呆子,不知道如何应对。如今吕贤基跳出来,咸丰就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吕贤基身上了。
这始料未及的事情,让吕贤基目瞪口呆。可以确信,吕贤基的人生理想,跟李鸿章没什么区别,都是想做个太平时日的桂冠诗人。正是因为大家都惹不起淮上那些冷血野蛮的捻子,才拼命读书来到朝廷。岂料一封朝奏九重天,打回原形路八千。痛定思痛,吕贤基才意识到,他让喜欢卖弄的李鸿章给坑了。
于是吕贤基断然上疏,强烈推荐李鸿章回乡练乡勇,消灭洪杨暴力集团。咸丰皇帝欣然准奏。翰林院真的不缺什么编修,但淮上缺少能征惯战的猛将。就把李鸿章派回去碰碰运气吧。如果李鸿章被洪杨军事集团杀掉,那活该他老兄倒霉;倘若李鸿章摆平了洪杨集团,最终占便宜的,还是朝廷。
眼见得吕贤基和李鸿章双双被打回原形,撵回家乡去练乡勇,朝中的安徽籍大臣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洪杨集团打到了安徽,最忧心的就是这些人,生怕咸丰皇帝派他们回去平叛。可是大家走的都是李鸿章式的文臣路线,岂会是洪杨集团的对手?此时有吕贤基和李鸿章替大家顶雷,安徽籍的朝官们,总算是从惊扰中解脱了出来。
吕贤基意识到了这一点,更加心里不平衡。大家都是文臣,走的都是读书做官的路线,凭什么要派我去和洪杨集团死拼,你们却在朝中坐享其成啊?凭什么啊?失衡之下,吕贤基再次上疏,隆重推荐安徽籍官员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回淮上平乱。
王茂荫大怒,暗地里一查,发现这桩麻烦是李鸿章给惹出来的,就立即上奏,强烈推荐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建议解除其朝官职务,让其回乡训练乡勇。
可怜李氏父子,花费了几代人的心血,才捧着书本,从淮上的田头打拼到这朝廷之上。岂料转眼之间,鸡飞蛋打,父子双双被打回原形。盛怒之下,李文安立即组织了一次强有力的反击,他也上奏,强烈推荐吕贤基的儿子吕锦文随行。我们李氏父子没落得个好,你们吕家也休想安生,要死大家一起死。
如此相互攀扯,滑稽而又悲壮的一幕,勾勒出了当时时局的险恶与读书人居于乱世之际的惊恐和无奈。
这一年的李鸿章,已经三十一岁了。他的人生很奇特,似乎以六年为一个周期。从二十五岁高中皇榜那一年算起,他已经在京城享受了六年之久的桂冠诗人美梦。而此后,他将有六年的时间二次创业,以一介小文人的身份,重新学习残酷的战争法则,而等他学明白了的时候,洪杨之乱已经走向了落幕时刻。
可以确信的是,直到这时候,三十一岁的李鸿章,才知道他的人生目标错误得多离谱。他渴望成为大诗仙李太白那样的风流才子,却偏偏忘记了,纵然是诗仙李白,也并不情愿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定格于历史之上。李白终生的愿望,是成为一个济世之臣,诚如他自己的诗中所表达的那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只是一个终生未得机缘,没有机会一展胸中抱负的失意者。而他李鸿章,却莫名其妙地以李白的失败为人生目标。这个目标于他而言,太低太低,太过容易达成。
直到实现了这个以失败为标的人生目标,李鸿章才愕然发现,这个目标之所以只具有失败的意义,那是因为它距离现实生活太过于遥远。比如说现在的李鸿章,徒具有挥笔万言、坐而论道的本事,却没有丝毫的能力,提供一个解决淮上战乱的方案。
最糟糕的是,重返淮上的李鸿章,再一次被那种赤裸裸的暴力气氛所包围,再一次体验到了那让他备感压抑的龌龊与黑暗。
艰难的人生转型
细究起来,李鸿章之所以在淮上六年一事而无成,最终不得不投奔曾国藩幕府,是因为他又犯了人生定位不准的老毛病。虽然这个毛病不能全都怪他,但后果只能由他老兄独自承受,这是毫无疑问的。
也许李鸿章并没有急于给自己搞什么人生定位,他只知道,回到淮上,就如同他少年时期跌落水中一样,他必须从头学习战场上的杀戮技巧,而且要用心去学。但他在淮上六年的征战,仍然未能获得相应的认可。不论是当地的士绅,还是后世的史家,都认为他当时的表现不是太给力。
当地士绅们嘲弄他:翰林变作绿林。
还有人讥笑他:专以浪战为能。
所谓浪战,就是不顾性命地厮杀,总之是豁出去的意思。
有一次,李鸿章率训练的团练出战,很快就大败而归,逃回李家圩。此时已过晌午,李鸿章尚未吃饭,饥饿不堪。圩子里空无一人,家人显然对他的表现不是太看好,都已经事先躲了出去。当时李鸿章急忙走到厨房,看见锅里的饭已经做好,就一只脚踩在灶沿儿上,一手掀开锅盖,一手拿饭碗,口中狂咽不止,边咽边喊:大家快吃,吃了好快点儿跑!
愁弹短铗成何事,力挽狂澜定有人。淮上征战六年,书生李鸿章始终是锲而不舍地寻找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人。却从未想过,他要寻找的,就是他自己。
李鸿章最先找的是周天爵,此人是清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的人生成长就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励志书。
周天爵,山东东阿人氏,幼年丧父,与弟弟伴同母亲艰难生活。由于家中贫寒,他每天不吃饭,拿着书本坐在枣树之下,一边捡食树上落下来的枣子充饥,一边读书。曾有一次,周天爵的弟弟因为饥饿难忍,偷吃了寺庙中的供品,周天爵保护弟弟,声称供品是自己偷吃的,结果被母亲罚跪两个时辰之久。
长大以后,周天爵当教书先生为生,东家每天给他炒四盘菜,可是周天爵只动三盘,有一盘菜始终不动筷子。东家问其原因,周天爵回答说:他每天吃饭时,都想起家中吃糠咽菜的老母亲,面对美食难以下咽,所以有一盘不敢动筷,留以孝母。东家被周天爵的孝心打动了,就瞒着周天爵,偷偷替周天爵家盖起了三间大瓦房,以表彰其孝道。
此后,周天爵科考中举,从此步入仕途。他是那个时代罕见的清官,爱民如子,疾恶如仇。他曾经高挂水贼人头治理漕运,也曾经扒下淫棍人皮以惩戒恶人。他是与林则徐同一时代的清廉名士,是咸丰皇帝寄予无限希望的治世之臣。
初时,洪杨之乱方起,咸丰皇帝寄望于充军伊犁的老臣子林则徐替他摆平,但林则徐太老了,行至半途而逝世。于是咸丰皇帝让同样是老迈残躯的周天爵出场。但洪杨发作乃清廷自身的内在痼疾,其治理远非一日之功。于是八十多岁的周天爵,最终坐镇于淮上,以弹压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捻乱。
就在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翁手下,李鸿章完成了他艰难的人生转型。他率团练跟随周天爵,至少参加了三次规模性战斗,这其中尤以进攻陆遐龄之战最为激烈。
大财主出身的武秀才陆遐龄,是个非常奇怪的人,年纪不小,儿女成群,却坚定不移地相信人际交往是靠拳头来开道的。受他的影响,血气方刚的儿子们天天出门惹事。当时淮上村村修筑圩子,以防巨捻滋扰,陆家也在筑圩,因为桥上缺少一块石头,陆遐龄的儿子故意到对面村民家的院墙上拆下一块来,目的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很凶。对面村人来讨要说法,这时候陆遐龄出来了,他不问是非缘由,冲过去当面一拳,竟然将人活活打死。
陆遐龄因此下狱,但他花钱打通关节,没有因此案而受刑律制裁。不久洪杨暴力武装攻破安庆城,将陆遐龄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还给了他一柄刀,授予他荣誉称号,让他回乡发动群众,武装起事。
于是陆遐龄竖起反旗,首攻方家圩。这方家圩居住的是告老还乡的朝官,满门都是读书人,有的会写,有的善画,单单就是不会打仗,让陆遐龄大大地露了一回脸。
在周天爵指挥之下,书生李鸿章首战猛人陆遐龄,双方交手,从定远荒陂桥直打到寿州东乡,战事极为激烈。激战之际,李鸿章还见缝插针,率团练奔袭合肥夏村,将与陆遐龄互通声气、准备起事响应的夏金书父子双双杀掉。
进攻陆遐龄之战持续了两个月之久,最终陆氏父子斗不过老谋深算的周天爵,弹尽粮绝,走投无路,不得不宣布自己一家热爱和平,要求对话,主张和平解决问题,被周天爵趁机诱捕,枭首正法。
这是李鸿章转型第一战,击败陆遐龄,擒杀夏金书。但是战事中李鸿章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事后周天爵奏奖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六品衔,对李鸿章却没什么表示,这表明李鸿章正处于痛苦而艰难的初学阶段。
随后李鸿章又剿杀颍州巨捻陈学曾、纪黑壮。此二人在历史上寂寂无闻,连点儿像样的记载也没有,只是因为李鸿章日后飞黄腾达,这两个人的名字才偶尔被史家提及。看一个人,要看他的对手,对手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可知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沦落到了不堪提起的地步。
此后李鸿章换了老板,从周天爵处跳槽到李嘉端处协办团练。而李鸿章的对手,也从寂寂无闻的淮上小捻子,变成了正值上升时期的洪杨暴力集团北伐军与西征军。
对手空前强大,而李鸿章所追随的李嘉端,在声望上却比周天爵差了许多。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书生李鸿章要承受着更为痛苦的心灵磨难,而他这段时间的表现,是以一连串败绩所谱写的灰色篇章。
首败运漕。李鸿章奉命守运漕,时逢上游有闲极无聊的人夜放河灯,李鸿章以为贼兵大至,立即退兵山上。
再败东关。李鸿章守东关,太平军杀至,李鸿章率乡勇迎战,一触即溃,败兵冲动自家营盘,导致全局大崩盘,遂失东关。
由是有耕石老农作《皖碧吟》嘲讽转型中的李鸿章,诗中有几句写道:
灯花燎乱成三冢,草木惊疑是八公。
寇自穷奔官自葸,行辕处处系花骢。
我是无家失群雁
此后李鸿章赴舒城,与被他连累的吕贤基会合。而此时,洪杨集团中最富骑士精神的石达开,正率部源源不断向舒城挺进。吕贤基身边无一兵一卒,又偏偏守土有责,只能坐以待毙。这时候的李鸿章,遭遇到了他人生的道德陷阱。于情于理,吕贤基落到这个地步,他李鸿章难辞其咎,理应患难与共才是。但如果留下来,只是徒然与吕贤基同死,无补于事。
不死,就有违道义,可是死又太不值,李鸿章左右为难。
幸好,他那老谋深算的父亲李文安早就料到兵凶战危,更知道宝贝儿子最不善于处理这种两难之局,迟早会遇到这种令人绝望的选择。所以李文安事先在李鸿章身边安排了一个人,专门负责在这种时候,给李鸿章一把梯子,让他爬出道德的困境。
这个人是李家的老仆人,名叫刘斗斋。当他发现李鸿章已经无法说服自己离开死地舒城之时,就悄悄地把李鸿章拉到一边,问道:若辈死耳,无可避免,公子何为者,独不念老人倚闾而望乎?
李鸿章仓皇无策,问曰:如此,何以处之?
刘斗斋笑曰:马已备。
原来刘斗斋已经替李鸿章备好了马,于是李鸿章安慰自己说:你看马已经备好了,我再不骑上去,这未免也太不好意思了……于是他上马,逃离了这座死城。他离开后不久,太平军攻入城中,吕贤基无路可走,投水身死。
此后湘军大将江忠源战死庐州,朝廷以福济为安徽巡抚。这个福济,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年间考中进士。同时他还是丁未进士副考官,是李鸿章的座师。李鸿章立即投奔过去,福济大喜,揽其入幕,对李鸿章“训植尤深且厚”。
赏识李鸿章的人终于来了。李鸿章的个人能力,也在这段时间突飞猛进,最精彩的战役是他三十三岁时,在淮上的第三年打的战役。他督兵勇攻克含山,斩杀太平军总制罗绣光等千余人,一举打出了声望。梁启超作《李鸿章传》,专门提到了这场战事,并称李鸿章能打仗的名声就此传开,时值咸丰四年(1854年)十二月。
李鸿章正要再接再厉,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他的父亲李文安,因为身体肥胖,就在露天消暑熟睡,睡前又喝了几碗酒,睡下之后就再也没起来,称得上无疾而终。按理来说,这种突然之事,李文安应该不会有遗书留下,但他还是为儿子们留下了一纸手书,称:贼势猖獗,民不聊生。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家为,汝辈努力以成吾志。
李鸿章闻讣奔丧,暂离军营。他刚刚走,巢县太平军万人之众,突然之间反扑他的营垒,清军全军覆没,副都统忠泰仅以身免。李鸿章因为奔丧,逃过一劫。
父亲之死,让李鸿章的心灵陡然间失去依凭。随后,进援庐州的太平军与清军在柘皋展开激战,李鸿章惊慌失措,带勇先溃,受到和春的讥讽和谴责。当时在和春戎幕的萧盛远记载说:
次日李鸿章来见,称誉:“声威大震,以军门为最。”而军门答以:“畏葸溃逃,当以阁下为先。”赧颜而退,大江南北,至今传为笑谈。
绝境之中的李鸿章仰天呼吁: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
自我定位很重要
最后的时刻到来了。1857年2月,太平军中两名最优秀的天才军事将领:陈玉成与李秀成,双双入淮。此二人联手,堪称天下无敌,淮上清军彻底崩溃,陈玉成则饶有趣味地追杀李鸿章,李鸿章携带着母亲弃军而走,陈玉成追他到李家圩,将李鸿章的祖宅焚毁一空。
此后,陈玉成部太平军以淮上为根据地,与南京遥相呼应。淮上虽大,从此再无李鸿章立足之地。直到这时候,他的老师曾国藩才发现李鸿章这段时间的折腾,全然是走错了路子,做事的方法就不对头。
于是曾国藩写信叮嘱李鸿章,要求他自行训练淮勇:……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
这封信的意思是说:李鸿章,你错了,你错就错在总想找个现成的平台,供你成名立万。可是你也不想一想,别人千辛万苦搭起来的平台,岂有拱手相让给你的道理?更何况,在每个已经搭成的平台上,都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都在你争我抢,相互挤对。你李鸿章挤不上去倒也罢了,就算你挤上去,可这平台上第一个被挤下来的人,肯定就是你。因为你有能力,而你的能力,就是对别人的否定。如果你想成就事业,那么你必须自己着手搭建这个事业平台。
搭建事业平台这种活,又苦又笨。可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讨巧的法子。这是因为,在这世界之上,除了你自己,不会再有人给你出人头地的机会。
开始吧,李鸿章,你还犹豫什么?立即着手搭建你的事业平台吧。
可是李鸿章摇头,再摇头。搭建事业平台这种事,说起来轻松,可是李鸿章知道,难,太难了。他手无一兵一卒,身无一文一钱,在上面没有靠山,在下面没有影响,这个平台,你让他如何一个搭建法?
可怜李鸿章做梦也没敢想过,虽然天下之大,苍生无数,但有能力搭建这个庞大事业平台的,不过是四个人而已,头一个是胡林翼,第二个是曾国藩,第三个是左宗棠,第四个就是他李鸿章。此四人者,就是所谓的中兴四杰,历史上更曾有四杰中兴相会的传奇佳话。
但要命的是,李鸿章偏偏认识不到自己的潜能。
这世上之人,绝大多数都容易犯下高估自己的错误,不知天高地厚地尝试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而李鸿章却恰恰相反,他总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多吃多占的角色,坚定不移地深信这个平台就应该让别人来搭建,他吃现成的就行了。究其原因,还在于李鸿章的人生哲学出现了严重问题。
所谓人生哲学云云,听起来似乎与我们的现实生活距离太远。对于这些玄奥的理论,正常人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实际上,这门学问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无非是回答三个任何人都必须要考虑的人生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第二个问题:你认为人类社会的法则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你认为自然世界是什么样的?
每一个人,哪怕是弱智人士,抑或是精神异常人士,都是依据他们对这三个问题的认知而行事的。弱智人士之所以弱智,就是因为在这三个问题上的考虑弱智;异常人士之所以异常,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三个问题上的思考异常。不论是谁,这三个问题不考虑明白,他这辈子活得就有点儿糊涂,颠三倒四在所难免。
李鸿章二次创业屡遭失败,年近四旬一事无成,错就错在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上。也就是说,他的自我认知出现了严重失误,他明明是一只雄鹰,却坚定不移地趴在鸡窝里;他明明是一个能够搭建事业平台、重建社会秩序的人,却疲于奔命地到处跑路,等着别人替他完成这件工作。
看到这段记载,我们立即恍然大悟:难怪李鸿章淮上征战,徒留笑柄于人,却没有干出像样的名堂来。太平军势力过大,外界环境不利,这只是问题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李鸿章做错了事。
李鸿章错就错在,他没有想到自己是个有能力拯救国家的人,他太滑头,想到的只是快点儿凑几个人手,到战场上经历一下,然后在个人简历上写下光彩的一行,给人一个文武双全的印象,就可以据此为资本,找到一个好老板,以后的日子就不愁吃穿了。
这个明摆着不靠谱的人生目标,是李鸿章淮上失败的根本原因。如果他听从曾国藩的劝告,改弦易辙,不再东投西靠地寻找什么靠山,而是沉下心来,另起炉灶,仿照曾国藩的法子于家乡训练淮勇,结果一定会截然不同。
打个比方,李鸿章就好比是一个能够白手起家、打造出国际大企业的人,可是他却跑到小企业应聘市场营销员的工作,亲临一线拼刺刀。无论他表现得多么出色,奈何他所投靠的企业盘子太小,根本顶不住市场冲击,让李鸿章一次次地陷入失败之中。他得到的是一份漂亮的个人求职简历,而这才是他孜孜以求沾沾自喜的人生目标。
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过成功,又如何能够成功?
他没有考虑过从曾国藩那里获得支持,于淮上建立私人幕府,逐太平军于大江分野。事实上不管任何人,只要这样做,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朝廷及曾国藩的支持。但当时能够真正做成这件事情的,唯李鸿章一人。可是他不认为自己有这种能力,只想捞一点儿从军资本。他急于作战,疏于建设,目的只是为了在自己的求职简历上添上一行光彩的文字。出发点的错误,决定了他不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
他耽误了自己。
也耽误了这个国家。
事实上,由于他的人生哲学出了问题,自我定位严重失误,这将导致他错过人生中所有可能错过的机会,看不出有飞黄腾达的可能。
捷径是最远的路
自我定位的严重失误,让李鸿章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他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老师曾国藩身上,希望曾国藩能够给他提供飞黄腾达的平台。
但李鸿章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是一个更为虚无缥缈的愿望。虽然史家称“先有曾国藩而后有李鸿章”,但真正的历史本身,远比他们所希望的要别扭得多。
曾国藩,圣人也。他被誉为圣者,是因为他以道德学问立身,并成了洪秀全的克星。洪秀全就是被他生生克死的,临死之前,洪秀全流下了眼泪,说:朕为解救同胞兄弟,却反为同胞兄弟所困……这是洪秀全给曾国藩的最高评价,在此之前,洪秀全坚信,曾国藩就是伊甸园中引诱夏娃吃了禁果的那条蛇。
诡异的是,曾国藩确实患有严重的皮癣,身体酥痒不堪,每次抓搔都见哗哗的皮屑纷纷飘落。这个生理特点从侧面印证了洪秀全的判断。
曾国藩究竟是不是大蟒蛇转世,此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个克星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艰苦的生活磨砺中成长起来的。
与李鸿章的家世一样,曾国藩同样也是出身耕读世家,而且他的家境比之于李鸿章更为贫寒。在曾国藩的自我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在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之后,自始至终都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困难。每一年,他因为繁重的家务拖累,都要亏欠一大笔钱。
在返回家乡训练湘军之前,曾国藩的人生课题只有一个:如何才能弄到足够的钱,当然是在合法合情合理的限度以内。
为了弄钱,曾国藩干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承包了湖南会馆,他在别人的婚礼上充当司仪,这使得他比朝中所有的官员,更明白这个世界的基本运行法则,处理起事情来,比别人更懂得把握分寸,最是善于无中生有,于绝境中开出一条生路来。
很不幸,曾国藩的才干被皇帝发现了,于是皇帝如获至宝,鞭打快牛,让曾国藩担任礼部侍郎,后来兼兵部侍郎,兼工部侍郎,兼吏部侍郎。这就等于让曾国藩把教育部、国防部、建设部及人事组织部的工作,全都抓了起来,但只付给曾国藩礼部侍郎的微薄薪水,让曾国藩苦不堪言。
于是曾国藩的家庭财政赤字如雪球般越滚越大,让曾国藩不堪重负。他上疏希望皇帝放过他,或者给他一个能够捞点儿钱的职位。可是皇帝难得找到这么一个能干的员工,拒绝理睬。情急之下,曾国藩崩溃了,他愤然上疏,斥责皇帝不懂朝政。
咸丰皇帝怒不可遏,决定狠狠地惩罚曾国藩。
如何惩罚他,才能够最解气呢?
有了!咸丰皇帝传旨,让曾国藩再兼任最苦最忙的刑部侍郎。
朝廷一共六部,礼、工、兵、吏、刑、户,除了一个户部的工作没丢给曾国藩,朝廷其余所有部门的工作,全都丢给了曾国藩一个人,让曾国藩忙得四脚朝天,欲哭无泪。
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咸丰皇帝发了善心,给了曾国藩一个优差,让他赴江西监考。监考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考生的孝敬,这实际上是咸丰皇帝默许曾国藩去捞点儿银子,以弥补他家庭的巨额财政赤字。
但曾国藩命中注定与贪官无缘,他刚刚离开京城,洪秀全就打了过来。于是咸丰皇帝急忙传旨,命曾国藩暂时先不要急着回京,先把洪秀全消灭了再说。
包括曾国藩在内,咸丰皇帝一共派了四十三名大臣出京,寻找消灭洪秀全的法子。但这个法子,只有曾国藩知道。
曾国藩最清楚的是,洪杨集团之所以能武装割据,正是因为这支恐怖的暴力军队恰好是腐烂的清朝军制的克星。要想克制洪杨集团,就必须踢开旧有的军事体系,另起炉灶,重建班子,非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
曾国藩不只是自己这样做,同时他也把这个解决方案告知所有的人,比如说李鸿章,就收到曾国藩的书信,指点他训练淮勇的方法及诀窍。这些方法和技巧,都是曾国藩吃尽了苦头才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最宝贵的智慧与经验。可是不承想,就连李鸿章都对此置若罔闻,更何况别人了。
所有人都想走捷径,找个最简单、最省心的法子。却不知道,最简单的法子往往是最无效的,因为基础不牢靠。最远的路,反而是真正的捷径,因为很少有人走这条路。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圣人,只是因为他做了别人不肯做的笨工作。
李鸿章想的是,困难的事情,就丢给老师曾国藩做好了,我嘛,跟在老师屁股后面占便宜,就吃现成的好了。
1858年冬,淮上失败者李鸿章投奔老师曾国藩。甫入幕府,他就发现了自己人生定位的错误。
权谋高手首次出手
李鸿章到了曾国藩幕府,接连干了几件事,让他一下子成了幕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终于让他认清了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
头一桩事,是他的政务天分显露出来,他最是擅长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写奏章。想当年就是他的一篇奏章,坑得工部侍郎吕贤基投水自尽。而如今他写的奏章,更是炉火纯青。曾国藩看了满意,一个字也不改就上报朝廷,朝廷看了也满意,立即准奏。于是曾国藩急忙上奏,央求朝廷准许李鸿章参与机要事宜的讨论。这让李鸿章一下子明白了,自己原是大臣之才,难怪找不到人推荐自己,原来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寻常官吏怎能发现他的超群才干?
第二桩事,是李鸿章的宏观思维显露了出来。曾国藩带着李鸿章,去宿松见同为中兴之杰的胡林翼,双方因为战略布局的观点不同,争论了起来。李鸿章在一边越听越烦躁,忍不住吼了声:这事还不简单?怎么吵成这样,你们听我说……听完了他的战略分析,曾国藩一声不吭,胡林翼却是大为震惊,立即意识到李鸿章乃罕见的战略型人才,急切要求曾国藩快点儿给李鸿章机会,让曾国藩好不别扭,好像是他压制了李鸿章一样。
第三桩事,是李鸿章的谋略天资显露了出来。当时,咸丰皇帝老师翁心存的儿子翁同书,出任安徽巡抚,因为处置不当激起民变,又在城破之前弃城而走,有失封疆大吏守土之责。曾国藩决定管管这事。但那翁心存以道德文章立世,在咸丰皇帝面前极受信任,门生弟子遍布朝廷,要如何措辞,才能够让咸丰皇帝铁面无私地严惩自己老师,同时又能让朝中大臣无法讲情呢?
这个奏章不好写,曾国藩先是让幕府中的文章高手起草,写后拿过来一看,发现不成。于是曾国藩亲自上阵,写了一遍又一遍,却总是写不明白,最后万般无奈,只好把李鸿章叫过来:少荃啊,你也来写写看。
李鸿章拿起笔来,写道: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此言一出,方刚严正,正气凛然,又含了隐隐杀机,不但让咸丰皇帝无法徇私庇护,也抢先一步堵住了所有朝官的嘴,让人不敢替翁同书说情。
此折上奏,翁同书即刻被朝廷拿问,先定为斩监候,后被减免,发配新疆,老死戍所。
这是权谋高手李鸿章首次出手,以一介小小的幕僚,不过是只言片语,就终结了最尊贵的帝师之子的仕途乃至生命,李鸿章的老辣权谋之术,令人咋舌。
这应当是李鸿章受淮上不良社会风气之影响,最是知道人心之险,更知道如何利用人心之险,置人于死地。
但是,权谋这种东西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极易引发人性之恶。李鸿章这一次出手,为他的人生带来了一个强敌,此后,翁同书的弟弟翁同龢,在查清此事之后,处处与李鸿章作对。由于翁同龢的谋略与智慧都弱于李鸿章,情急之下,翁同龢索性拿李鸿章精心打造的北洋水师下手,掐断了北洋舰队的粮饷与军火,导致了甲午海战大败。这就等于是二人相斗,把整个大清帝国都搭了进去。可见权谋这种东西,是极为危险的,修习者千万要小心在意,能够不用就尽量不用。
时过一百多年,我们才想起来劝说李鸿章不要轻启权谋之术,未免太迟了些。要知道,中国的皇家极权,养成的是具有东方宫廷阴谋特色的帝王心机。如朝中的咸丰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举目所见,抬手所及,俱是带有明显阴柔特点的阴谋政治。这种阴谋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公开透明、重视规则恰成两极,其特点就是以背信弃义为手段,以置对方于死地为目的。所考虑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不是寻求一个共赢的结果,而是不择手段搞死对方。至于对方是谁,这个倒是其次。
而此时,咸丰皇帝正兴致勃勃要拿东方阴谋来对付那些乘火轮船而来的西方列强。
东方阴谋PK西方列强
当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英国人以炮火对话,强迫清廷与之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
曾国藩的朋友,湘军财神、洋务运动的先知郭嵩焘,在他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初八的日记中,详细解释了这一阴谋的过程:
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辨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这个阴谋组合是这样子的,咸丰皇帝暗中传旨,命怡亲王去找僧王僧格林沁,让僧格林沁带领正规军,对前来换约的英法舰队迎头痛击,打完了之后,就说是爱国群众打的。你被人家爱国群众打了,这不能怪我吧?
这就是典型的东方宫廷权谋,充满了阴柔与暧昧的气味,全然见不得阳光。僧王接旨大喜,就立即命令炮台向英法舰队开火。英法舰队全然没有准备,被打得落花流水,清兵当场炸死炸伤英国兵四百三十人,炸伤法国兵十六人,击沉炮艇四艘。
事情发生之后,英法两国怒不可遏,吵吵闹闹地要求咸丰皇帝给个说法。咸丰皇帝很无辜地把两手一摊,就让僧格林沁去和英法两国鬼子谈判。不料在谈判桌上,僧王发现英国公使巴夏礼很凶,猜测说这厮多半是个王爷之类的,如果我把他绑走,洋人们肯定是投鼠忌器,从此乖乖地听我的。僧王哪里晓得,这巴夏礼不过是个铁匠的儿子,因为家贫,十三岁就出国闯世界。但僧王不知,当即将巴夏礼等谈判使者尽数锁拿。
使节在谈判桌上被掳走,英法两国气急败坏,要求朝廷立即释放人质。倘若人质遭受到虐待,他们发誓要夷平北京政府。
朝廷对此置之不理,因为僧王捉来的大多数人质,都已经被活生生地虐死了。巴夏礼在他的家书中,提及了这些人质被活活虐杀的细节:
我们那些可怜的同胞的下场使全军感到义愤填膺。他们遭到了恶毒的杀害。他们的手足都被紧紧捆住,在露天的庭院中站了三天三夜,饮食极少而鞭打不断。有几个人昏厥了,绳索直嵌到皮肉里,引起了溃烂——我实在写不下去了。我们肯定知道安德逊中尉与德诺曼中尉已经死了,那是两个高尚的人,尤其后者,他跟我是很熟悉的。
有关巴夏礼提到的德诺曼中尉,在后来常胜军队长戈登的私人日记中,也曾经提到:
可怜的德诺曼,他曾经跟我一起到亚洲,如今却成为一个牺牲者了。据说他们的手腕被扎得那么紧,皮肉都烂了,他们是在极其残暴的酷刑下死去的。
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咸丰皇帝以极幼稚、极可笑、极龌龊、极阴暗、极残暴的方式来处理外交事务。
但英法联军不是吃素的,他们是拥有着世界上最犀利火器的征战者,拒绝接受这种卑劣的玩法。于是这支军队向北京城进发,去营救人质。清帝国军队与之一触即溃,咸丰皇帝终于傻眼了,只好逃向热河,临走前传旨,命忠勇的曾国藩,立即派湘军中的头号悍将鲍超北上护驾。
接到诏书,曾国藩顿时目瞪口呆。
教科书式的权谋案例
鲍超既然号称湘军第一悍将,其人在湘军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若派了鲍超去,这就等于将湘军的主力人马抽走,那后果之严重,怎么形容也不过分,先不要说南京的洪秀全就可以趁机死灰复燃,此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更要命的是,手持长矛的湘军,也绝无可能是英法联军的对手。可如果不让鲍超提师北上,这更不可以,这就意味着对皇帝的不忠,所谓功高莫过于护驾,你无论做多少事,都不如在皇帝危难之际及时赶到来得重要。
还有一个不能明白说出来的理由,鲍超北上,势必被留在咸丰皇帝身边,以为亲信护驾之臣。这对鲍超来说是好事,可对于曾国藩及湘军来说,却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事情。
让鲍超走不成,不让鲍超走,也不成。曾国藩左右为难,只好立即召开亲信幕僚会议,商议到底怎么办。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幕僚全都支持让鲍超走,虽说这样做无疑削弱了湘军,也意味着削弱了曾国藩的个人影响力,可是没办法,皇帝的圣旨,你怎么可以违抗呢?
只有李鸿章突然站了起来,说道:不对,这个难题是有办理解决的,老师,你应当立即上奏,就请皇上在老师你和胡林翼胡公两人之间,酌派一人入京护卫。
曾国藩听了,顿时拍案称绝:少荃你这一手,真是太高了……
于是曾国藩立即上奏,表白自己的拳拳忠诚之心,主动请缨,要求亲自赶去保护皇上。可想而知,收到这个奏本,咸丰皇帝心里是多么欣慰:还是曾国藩忠于朕啊,你看他一听说朕有难,急成什么样了……只不过,你不说快点儿来么,先上奏请示,这一来一去,英法联军已经攻破了北京城,朕已经逃到热河来了。曾爱卿你就不要来了,快点儿替朕把洪秀全那个祸害给灭了吧。
李鸿章用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给咸丰皇帝上了一课,让他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权谋,谁才是当之无愧的权谋高手。
这是李鸿章在曾国藩处干的第四桩事,显露出了他对时局的精准判断,与迅速化解两难之局的敏捷思维。
既然李鸿章对时局判断这么精准,那为何不另起炉灶呢?
另起炉灶,实际上构成了曾李二人的理念冲突。在曾国藩看来,像李鸿章这么能干的弟子,就应该多替老师干点儿活。老师想成名立万,靠谁?不就靠像李鸿章这样有出息的弟子打工吗?
但是李鸿章认为,像曾国藩这样了不起的老师,就应该多让学生占点儿便宜。谁让你是老师,我是学生来着?学生不占老师的便宜,还能占谁的?
曾李师徒二人是一对奇异的江湖组合。老师琢磨着让学生替他白白打工,想占学生的便宜,而学生却绞尽脑汁地琢磨占老师的便宜。纵观师徒二人苦思占对方便宜的历史,实在是说不尽的好笑。开始是老师占学生的便宜,用学生的智慧替自己扩大影响力,等到后来,就该轮到老师悲催了,让学生占尽了便宜。
师徒机心大斗法
说到李鸿章对老师曾国藩的态度,那可谓感激终生,怒火上涌,实在是复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说感激终生,那是因为曾国藩真的爱护李鸿章,刻意栽培李鸿章。提及在曾国藩幕府的幸福生活,李鸿章满是深情的回忆: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此外,为了将弟子栽培成材,李鸿章初入幕府,曾国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其时曾国藩幕府纪律严明,所有的幕僚准时吃饭,起居极有规律,可是李鸿章受不了这种约束,每天曾国藩与幕僚共同吃饭的时候,李鸿章就假称头痛,睡在床上不肯起来。
见此情形,曾国藩冷笑,命人去告诉李鸿章:曾氏幕府,行有规,坐有时,大家一起吃饭,就是一起吃饭,少一个人这饭就不能吃,一定要等他李鸿章来到,才可以吃——必待幕僚到齐乃食。
见此情形,李鸿章知道老师生气了,不敢怠慢,急忙披衣踉跄而往。等他入座,曾国藩及众幕僚这才端起饭碗开吃,吃时不发一言,等放下饭碗,曾国藩正色道:少荃,既入我府,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言罢拂袖而去,让李鸿章目瞪口呆,为之悚然。
这次教训让李鸿章养成了每日起居均有定时的良好习惯,李鸿章因此对曾国藩感激不尽。
正感激着,让李鸿章愤怒的事情来了,曾国藩竟然派他去编练皖北马队。
编练马队也没什么不好,晚清时代,马队属于机动部队,其在战场上的功能,类同于今天的装甲部队。编练马队的设想,是晚清中兴四杰之一的左宗棠提出来的,获得了中兴四杰之二的胡林翼认同,然后胡林翼又来游说中兴四杰之三的曾国藩,让曾国藩上疏言此事。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有奏必准,委以全权,所以马上就批准了曾国藩的奏请。然后中兴四杰之三的曾国藩,把这桩活计交给了中兴四杰之四的李鸿章,让李鸿章来干。
李鸿章当时一听,就觉得不对头,但什么地方不对头,一时之间说不上来。于是他先犹豫着不肯答应,抽空跑到南昌,与总核湘军粮台报销的大哥李瀚章商量。李瀚章一听,就说:不对不对,这事弄拧了。
什么地方弄拧了呢?李家两兄弟继续研究,研究的结果很令人扫兴: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认知定位,严重低于李鸿章本人的能力。李鸿章乃罕有的奇才大能,可是在曾老师眼里,只不过是个跑跑颠颠的将佐之才。
李鸿章很郁闷,就直言不干这活儿。大哥李瀚章也写信,央求曾国藩给二弟一个更好的职位。但是曾国藩坚持并现身说法,说自己初建水师时,也是不情不愿,认为办不妥当,结果却是顺顺利利,大获成功。
李鸿章无奈,只好假意应允,派了人去淮上招募马勇。没多久派去的人空手回来,说是招不到人。
曾国藩心里明白,说招不到人是假的,淮上有着数量惊人的闲汉,一个个拖着刀满街游荡,怎么可能招不到人?是李鸿章不愿意干罢了。
为什么不愿意干呢?曾国藩明白了:噢,你是认为自己是大才,马队统领的职位太低,委屈了你。那好办,那就给你一个更闹心的差事,一个更小的职位,看你有什么咒念。
书剑飘零旧酒徒
曾国藩于是传令于自己的亲弟弟曾老九曾国荃,带着李鸿章往援景德镇。这实际上是暗示李鸿章:你很能干,很不错,老师我看好你。但你要明白,排在你前面的,还有我的亲弟弟曾国荃。这个曾老九曾国荃,他是曾国藩科举中榜后在北京城中手把手教导出来的,此时的曾国荃已经成为帝国头号明星战将,不仅率师攻克了安庆,而且正督军强攻南京城。如果有一飞冲天的好机会,第一个需要考虑的就是曾国荃,而非李鸿章。
这个发现,让李鸿章霎时间心灰意冷。要知道,他来的时候,抱了天大的希望,而今希望的破灭,让他的心理顿时崩溃了。
于是李鸿章向曾国藩提交辞呈。可万万没想到,曾国藩接过李鸿章的辞呈,就向他出示了朝廷圣旨,圣旨吩咐,李鸿章不许四处乱跑,就留在曾国藩幕府,替曾老板打工。
原来,曾国藩早就料到这个最能干的弟子要逃,事先请来了圣旨,让李鸿章想逃也甭想逃,就得乖乖留下来,替老师打工。
李鸿章气得跳脚,索性破罐子破摔,于曾国藩幕府寻衅滋事,打架斗殴。他故意找湘军大将彭玉麟的麻烦,那彭玉麟也是杀人不眨眼的狠辣书生,眼里瞧不上李鸿章。两人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乒乒乓乓打成一团,像两个粗汉一样相互撕扯着满地乱滚。
从此彭李结怨,彭玉麟后来到处捕捉贪官,捉到了李鸿章的一个侄子,不由分说一刀砍了,让李鸿章气苦于心。
此后朝廷传旨,授李鸿章福建延建邵遗缺道。这个意思是说,让李鸿章去福建排队,等着看有没有空出来的官位。曾国藩又急忙跑来,忽悠说:新放福建道,无缺可补,进退颇难自决。意思是说,这世上都是人等官位,哪有官位等人的?你还是别去福建了,就留在老师这里,再替老师干点儿力气活吧。
曾国藩上奏,以襄助需人为理由,要求李鸿章继续留在戎幕,替自己打工。
李鸿章气炸心肺,就准备大闹一场。适逢曾国藩移师祁门,这里是兵家绝地,李鸿章抓住机会,开始大吵大闹,准备为自己出走创造条件。曾国藩很清楚学生心里想些什么,就急忙上疏,保奏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让李鸿章不好意思再闹了。
可万万没想到,逢奏必准的曾国藩,这一次却出了意外,朝廷竟然没有批准。很少有哪个史家仔细琢磨过这事,为什么没有批准呢?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老师曾国藩在捣鬼。曾国藩啊,百年圣者,千年典范,怎么可能捣鬼呢?谁见过捣鬼的圣人?可是你替李鸿章想想,曾国藩凡有奏本,他希望通过的就能够获得批准,他不希望通过的,朝廷就恰恰驳回,要说这里边没猫儿腻,李鸿章万难置信。
恰恰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幕府爆发了“近视眼事件”。这个近视眼,是追随曾国藩最久的幕僚李元度,他是个高度近视的文学家,在曾国藩最危险的时候,他是唯一留在曾国藩身边的人。虽然这有可能是因为他眼睛高度近视,看不清楚道路,没法子逃走,但曾国藩对他的感激之心,毫无保留。曾国藩把镇守祁门大门的任务,交给了他。
近视眼李元度出师即遭败绩,败就败了吧,他却不敢回来,躲藏了一段时间,偷偷溜回,支领了自己的全部工资奖金,然后逃到了曾国藩的政敌、浙江巡抚王有龄处,于是王有龄上疏,要求重用李元度。
李元度此举,无异于吃里爬外,分裂湘军,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曾国藩怒不可遏,立即上疏弹劾。这时候李鸿章抓到了机会,立即跳出来给老师添堵,反对弹劾李元度。
李鸿章和李元度也没什么交情,他只是闷得太惨,终于找到个机会跟老师大闹一场而已。闹过之后,李鸿章辞幕而走,决心要和老师曾国藩分道扬镳。
到此为止,李鸿章先是人生定位的失误,随之是外界机会越来越渺茫,及至发现对曾国藩的期望更是不切实际,他已经不再对自己的人生抱什么期望。
三十九岁那年,李鸿章病急乱投医,写信给林则徐的女婿、主掌福建的沈葆桢,希望能够在沈葆桢处,谋得个差事来做。此前朝廷让他去福建排队等官他不去,现在求到了没有交情的沈葆桢头上,可见他已是方寸大乱,走投无路了。
沈葆桢断然拒绝,回信称: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
意思是说,抱歉,福建的庙太小,容不下你这尊大神,请另谋高就吧。
四年牛马走风尘,浩劫茫茫剩此身。李鸿章仰天长叹,陷入无尽的绝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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