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末相权的用兵策略

　　李觏力主重兵、强兵、武备，但并非主张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尽民财，而是提倡建立仁义之师，用兵旨在安良禁暴，进而提出"本末相权"的治军用兵策略。

　　我们知道，战争是敌我交战双方的活力、实力对抗、较量，是智力、勇力竞赛、斗争。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所以交战双方常常以诈用兵，制造假象，欺骗敌人，诱敌上当，诡诈取胜。

　　中国历代的典籍，兵书战策，都对"兵以诈立"，"兵不厌诈"，"兵者诡道"的用兵之策，作了论述。

　　对于"兵者诡道"的论述，以《孙子》为最详、最精、最确，被历代兵家奉为取胜之要道，用兵之要谋，制敌之良策。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孙子的这一段话，中心是说"兵者，诡道也"，论述了军事斗争的本质特性和用兵制胜的具体策略，因而受到历代军事家、军事理论家的服膺、推崇，并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和注释。曹操说："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军事对抗，战争战势，变化多端，神妙莫测，但却以"诡诈"为其基本规律。李筌说："军不厌诈。"战争就是要不厌其烦地使用诡诈手段欺迷敌人。梅尧臣说："非谲不可以行权，非权不可以制敌。"战争的指挥者，没有狡猾的性格，就不会运用诡诈的权谋；不会运用诡诈的权谋，是不能够克敌制胜的。王皙说："诡者，所以求胜敌；御众必以信也。"诡诈只是用以战胜敌人的手段；统帅自己的部队则必须讲信义。张预说："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故曳柴扬尘，奕枝之谲也；万弩齐发，孙瞑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单之权也；囊沙垂水，淮阴之诈也。此皆用诡道而制胜也。"①战争的主旨、目的，是为了除邪恶、兴仁义，但为了取胜，就要运用诡诈之策了。从孙子及各家注《孙子》的"兵者，诡道"之义来看，尽管说法不同，注释各异，但主要是指与常道相反之道，即诱敌、诈敌取胜之道。

　　孙子之后的历代兵家，都注重诈敌取胜之道。诸如：吴起的"可诈而诱"②取胜；《六韬》的"妄张诈诱"③制敌；《三略》的"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④的权谋；《淮南子》的以"诈谲之变"⑤取敌之略；曹操的"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①；李筌的"非诡谲不战"②的用兵之术，等等，都是对孙子"兵者，诡道也"的继承和发挥。于中可见历代兵家对诡诈用兵，① 《孙子·始计》。

　　① 上述引文均见《十一家注孙子·始计》。

　　② 《吴子·论将》。

　　③ 《豹韬·少众》。

　　④ 《三略·中略》。

　　⑤ 《淮南子·要略》。

　　① 《孙子注·始计》。

　　② 《太白阴经·沈谋》。

　　诡诈取胜的重视。

　　宋代儒家学者和兵家学者，对《孙子·始计》的"兵者，诡道也"的观点，亦颇为重视，各有所执，彼此争论，互不相让，李觏对历代各家学者就此所论的种种观点，进行了总结，并对同代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比较，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建军的原则，目兵的策略，应当从政治与军事两个方面加以综合考量，要以"仁义"为本，"'诈力"为末，要"本末相仅"，不能得其一而失其二，亦个能只知一而不知二，所以他既反对儒生重仁义而遗诈力之论，又反对武夫的重诈力而大仁义之论，力倡仁义与诈力本末相权之论，并具体地阐发了他的"强兵"之策。他说：所谓强兵者，非日日寻干戈，暴骨万里，逞一朝之忿以求横行天下也，必有仁义存焉耳。仁义之说何如？曰：历观世俗之论兵者，多得其一体而未能具也。儒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诈力？武夫曰：诈力而已矣，何必仁义？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愚以为仁义者，兵之本也；作力者，兵之未也。本末相权，用之得所，则无故矣。故君者，纯于本者也；将者，駮于末者也。孙子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道，道德也。能，智能也。又曰："将者，智也，信也，仁也，勇也，严也。"乃知君则专用道德，将则智、信、仁、勇、严并用之矣。??然为将者多知诈力，而为君者或不通仁义，故虽百战百胜而国愈不安，敌愈不服也。所谓"强兵"并不是穷兵黩武，扩充军队，发动战争，大动干戈，横行天下，还必须崇尚仁义，以仁义为上。在李觏看来，"仁义"是"兵之本"，"诈力"是"兵之末"，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是"本末相权"，"本末兼俱"，不能舍本逐末，亦不能固末失本，只有如此，才可以无故于天下。他进一步指出，作为国君要讲仁义纯于本，作为将帅要讲诈力駮于末。国君治天下，建军队，要尚仁义，得民心，使民不怨，百姓亲附；将帅统三军，与敌战，要用诈谋，施奇汁，巧胜敌。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敌人，威服敌人，诚服百姓，安定天下。"仁义"与"诈力"是相互表里，不可失却的，"仁义"是"诈力"的前提，基础，"诈力"是"仁义"的保证、工具，二者缺一不可，所以要"本末相权"，未不可离本，本不可遗末。

　　李觏在讲治军、用兵以"仁义"为本的同时，对"仁义"的涵义作了具体的解释。他说："所谓仁义者，亦朝肆赦，暮行赏，姑息于人之谓也。贤者兴，愚者废，善者劝，恶者惩。赋敛有法，谣役有时。人各有业而无乏用，乐其生而亲其上。此仁义之凡也。彼贫其民而我富之，彼劳其民而我逸之，彼虐其民而我宽之，则敌人望之若赤子之号父母，将匍匐而至矣。彼虽有石城汤池，谁与守也，虽有坚甲利兵，谁与执也，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矣。若彼贫其民我亦贫之，彼劳其民我亦劳之，彼虐其民我亦虐之，而望敌人之来是犹以鸩浆待渴者，以附子呼饥人。彼宁无聊必死而已，孰为来哉？敌无归心而誓必死，则我虽以大公为将，孟贲为卒，飞兔为骑，太阿为兵，未易可图也。而况吾民不附，自生它变，亦不可不慎也。"①李觏在说明治军、用兵要以仁义为本，诈力为末，本末相权的同时，详细地阐发了以仁义为本的道理。综观李觏的思想，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本"是指思想、民心而言，"末"是指力量，勇力而吉。他所讲的"仁义"涵义是很丰富的，既包括仁① 《强兵策第一》，《李觏集》卷十七，第151-152 页。

　　① 《强兵策第一》、《李觏集》卷十七.第152 页。

　　义道德，施行仁政，又包括富民爱民，招附万民，亦包括兴贤废愚，劝善惩恶。以此"仁义"之道推行于国家万民之中，则会使天下万民悦服，人心归顺，连"敌人望之若赤子之号父母"，以此仁义之道、仁义之兵去征伐敌人，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治军、用兵之道要治本、治心。只有治心，才能使士卒在战争中视死如归，勇猛杀敌，无往不胜。李觏说：夫用兵之道岂特式艺而已哉？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昔晋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于是乎出定襄子，入务利民。又曰"民未知信"，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又曰"民未知礼"，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民听不惑而后用之，故能一战而霸。??今之守郡监兵，职为将帅，奉行邦典，岂敢他言？恩意不通，路人而已。立尸之地，何以使之？矧将帅之材，在乎奇伟。而今所谓良吏者，小心畏忌之士耳。彼欲笞人数十，犹顾文法，捉笔不敢断，而望其一步百变，赴死如归，何可得也？用兵之道，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治其心就要以仁、义。礼、智、信之德，教之于民，用之于民，对民推恩，对兵施爱，如吴起吮疽，李广与士卒共饮食，这样爱兵如子，使士卒与之同心协力，就会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中"赴死如归"，"赴汤蹈火"，无往不胜。李觏以古今对比，说明古之良将注意"治心"，而使上下相得，将卒齐心，战无不胜；而今之守郡监兵，职为将帅者，却是与兵民恩意不通，视之路人而已。如此，怎么能使士卒"赴死如归"呢？因此，李觏主张治军、用兵要注意"逆顺之心"，即要首先注意思想教育，明确人心向背；其次要注意用其力，使士兵奋勇杀敌，不怯阵，不畏敌，有战斗力。

　　李觏所主张的用兵之道，"先在治其心，次在用其力"，在强调政治思想，民心向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同时，亦注意军队建设，军事武力的作用。他针对宋朝当时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弊端，提出解决问题的十种对策--"十事"时，开始就申明："今之先务。莫若使甲兵不阙，盗贼不起，民不至无告，上不至失职。如此者，凡十事。"紧接着论述了他的建军。用兵之策。②从中可见其对军事武力的重视。

　　① 《寄上富枢密书》，《李觏集》集卷二十八，第304 页。

　　② 参见《寄上孙安抚书》，《李觏集》卷二十八，第309-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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