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利的问题，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所十分关注的、讨论较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与人性论紧密相联。又关涉人的道德、生活问题，所以引起历代哲学家、思想家的重视。
义和利作为一对重要的道德范畴，讲的是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关系问题。"义"是指道义、道德行为之当然；"利"是物质利益，利有公利与私利之别，为国家、民族谋利为公利，为个人谋求私欲满足为私利。义和利作为道德评判、评价标准、尺度，又有动机与效果之义。如果仅以"义"为评判人们道德行为标准，只注意动机，忽视效果者，为动机论者；如果仅以"利"为评判人们道德行为标准，只注意效果，忽视动机，为效果论者。两者都注重，既重义，又重利，既看动机，又看效果，则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孔子首先提出"义"和"利"的范畴，并以此作为评判人为"君于"或"小人"的标准。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①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他们明白义、重视义；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就在于他们明白利、重视利。孔子要人们重义轻利，尚义薄利，做君子，不做小人，"君子以义为上。"②所以他提倡见义勇为，见义不为不是君子之勇。他说："见义不为，无勇也。"③告诫人们"见利思义。"④不能为了私利，而不顾道义。孔子是重义轻利者，他自己则是"行其义"而"罕言利"。
盂子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亦把义和利作为衡量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他反对讲利，而大讲仁义。所以当梁惠王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的回答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拭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①孟子认为，国君为政治民，不必讲利，只讲仁义，就可以理万民，王天下。显然孟子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且只尚义，不讲利。
墨子"贵义"，"尚利"。他认为，凡是合乎"公利"者，就是"义"，否则便是不义。公利是评价人的道德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他说："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②墨子所讲的"利"是指"万民之大利"，"天下之大利"和"国家百姓之利"的"公利"。他主张天下人要"兼相爱，交相利"，"义利合一"，"志功合一"，即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荀子总结了先秦各家的义利观，而提出义利兼顾、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① 《论语·里仁》。
② 《论语·阳货》。
③ 《论语·为政》。
④ 《论语·宪问》。
① 《孟子·梁惠王上》。
② 《墨子·耕柱》。
义不胜其欲利也"。③ 这是说，义和利都是人性中所具有的，"民之欲利"与"民之好义"都是合乎人性的，所以都"不能去"，而要两者兼顾、并取。但是，义和利并不是等量齐观、并重并行的，而是有轻重、先后的，所以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①义和利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对一个人来说，关系到其荣辱问题，是"荣辱之大分"，对于国家来说，则关系到其治乱存亡问题，"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②为此，苟于主张"以义制利。"③就是说，以道义为先、为重，来控制、克制人欲泛滥、恶性发展。苟子的义利兼顾、义先利后、以义制利的义利观，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在当今仍具有其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
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先秦儒家的义利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义利思想。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④天生人而使人有义和利，以义养其心，以利养其体，人有心有体，故要有义有利，义利兼具。但人身之养莫重于义，故应以义为重。在董仲舒的义利观中，虽然讲义利兼顾，但其思想主旨是义重于利的。所以说："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⑤而《汉书·董仲舒传》的作者则将这段话改为"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此童仲舒以这段名言而成了儒家重义轻利派的重要代表，而义和利的问题，更引起了各家学者的极大兴趣，成为他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认为，讲义、重道则为君子；讲利、计功则为小人。当然亦有主张道义与功利兼举并重的哲学家，因而关于义与利之争，持续了几千年。
李觏针对北宋初中期的社会积弊，积极主张社会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以求抑制土地兼并，做到轻摇薄赋，发展农业生产，实行理财富国，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为此他总结和吸取了前人关于义和利的争论观点及有关的思想材料，一反儒家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传统思想，提出了义利双行的义利观和王霸并用的强国论。在李觏看来，由于一些儒家末流，"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①结果造成国贫民弱，所以他要言利、重利，使义利并行。
李觏注重功利，提倡乐利，肯定人非利则无以生存。他反对孔子、孟子、董仲舒等儒家学者的轻利主义，认为他们的观点是过激之言，过失之词，损害人生，违反人情之论。因此，他极力反对世儒的非利、禁欲思想。他说：利可言乎？日：人非利不生，昌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易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③ 《荀子·大略》① 《荀子·荣辱》。
② 《荀子·大略》。
③ 《荀子·正论》。
④ 《春秋繁露》卷九《身之养重于义》。
⑤ 《春秋繁露》卷九《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① 《富国策第一》，《李觏集》卷十六，第133 页。
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岂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踰距，非无欲也。于《诗》则道男女之时，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见一国之风，其顺人也至矣。李觏指出，人非利不生，为什么不可以讲利呢？这是驳斥盂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说法。欲利是人生之情，合乎人性的，为什么不可以言呢？言利求欲，只要符合"礼"的规定，以"礼"为之"节文"，不使之过度，就不是贪和淫，这是利于人生、合乎人性、顺乎人情的。如果不以"礼"为调节，超出"礼"的规定，就是贪和淫的罪过。如果认为不贪不淫的利欲不可讲、不可求，这便是贼害人生、不合人性、违反人情的。孔子、孟子所谓不求利、不言利，其实并非如此。李觏以孔、盂的行为，说明他们并不是不求利欲，而是求大利欲。在李靓看来，利就是人之所欲，正因为是人之所欲，所以人们才有心所求，谋之所以得，于是才计之所熟；害却恰恰相反，所以不为人们所求、所谋，而为人们所避、所远。虽然谋利、求欲，但是不可过度、无节，特别是统治者，更不能利欲无度，要与万民同利欲。否则就会引起盗贼，招致祸患。所以说："与众同利则利良民，不与众同利则利凶人。凶人嗜利，盗之所由兴也。"②这无疑是向纵欲求利无度的统治者发出警告，要他们与民众同利同欲，不要像凶人恶狼一样敲剥良民，贼害民众，否则最终要自食其果的。
李觏提倡利欲，讲求功利，并没有否认、排斥道义。他是主张义利并行，相辅为用，以道义为主，以功利为辅。因此，他反对扬雄在《法言》中说的："大人之学为道也，小人之学为利也"的说法。因为大人与小人、圣人与众人的性情是相同的，其区别在于圣人知道求欲过度必招致祸患的道理，因而能做到求欲而不过度，以礼节欲，故能得其欲而不招致祸患；众人则不同，求欲过度，不知节制，结果是以其多欲而最终不得欲。李觏说：形同则性同，性同则情同。圣人之形与众同，而性情岂有异哉？然则众多欲而圣寡欲，非寡欲也，知其欲之生祸也。??圣人寡欲，故能得所欲；众人多欲，以所欲奉他人耳。??夫能损上益下，与百姓偕乐，其谁曰不可？李觏在这里明确指出，众人之所以多欲，是由统治者的剥削造成的，因为众人以其所欲奉他人，即奉献给统治者、剥削者。由此，李觏主张利欲不能过度奢求，不可无节制的贪得无厌，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更应如此，无度追求利欲，就必然会因欲得祸。他以齐桓公、秦始皇的荒淫无度、无限求欲，最终招致祸患的史实为例，说明"祸生于欲，诚足畏也"②的道理。这是以古喻今，借古讽今正告当时的统治者，不要只顾自己追求无限的享乐，不顾人民的死活，这样做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是必定要重蹈齐桓公、秦始皇的覆辙的。所以李觏主张"损上益下，与百姓偕乐"，这是他的思想宗旨和结论。这些言论，在当时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的大胆中肯之论。
李觏在注重功利的同时，提出了霸道与强国并重的思想主张。他反复驳斥那种"贵义而贱利"，只讲"道义"、"王道"，不知"霸道"、"强国"① 《原文》，《李觏集》卷二十九，第326 页。
② 《庆历民言·释禁》，《李觏集》卷二十二，第241 页。
① 《庆历民言·损欲》，《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4-235 页。
② 《庆历民言·损欲》，《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5 页。
的世儒之论，并对什么是"王道"与"霸道"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和说明。
李觏指出，当今"儒生之论"，说什么由于实行了霸道，而不如古代的王道，这种论调是不知霸道者，强国也，是王道所不及的道理。如：管仲之相齐桓公，是霸道。当时外攘戎狄，内尊京师，比之今天哪个强大？再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强国也。由于明法术，奖耕战，而使国富兵强，与今天比哪个好些？如果天子有帝王的本领，而国家却没有强国的实力，那些为国的忠贤良臣应当深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李觏以古代霸道、强国的历史事实，说明霸道、强国可取的道理。那么什么是王道和霸道呢？他说：或问：自汉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号也，惟其所囱称耳。??霸，诸侯号也。霸之为言，伯也，所以长诸侯也。岂天子之所得为哉？道有粹有驳，其人之号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见古之王者粹，则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见古之霸者驳，则天子而驳者亦日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由此也。??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非粹与驳与谓也。李觏指出，所谓皇帝、王霸都是对人的称谓，并不是指他们实行的那个道的名目。自王以上的人，称号为天子。所谓霸，是诸侯的称谓。霸者，伯也，即长诸侯之谓也。并不是天子所得的称呼。"道"有纯粹和驳杂的不同，但人的称号是不可更易的。世俗之论看到古代王者之道纯粹，于是就说诸侯之道纯粹者亦是行工道；看到古代霸者之道驳杂，于是就说天子之道驳杂者亦是行霸道，这显然是一种悖谬之论。其实，所谓王道就是天子安天下；所谓霸道就是诸侯拥护中央政府而安天下。王道与霸道的真正区别是指立功者的地位不同，不是义和利的区别。因此，李觏驳斥了历来区别王道与霸道的标准。他认为，行霸道而强国要比那种讲仁义而弱国好得多。他极力反对"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的传统说法。他认为，正是由于管仲相齐桓公，商鞅相秦孝公，而使国富兵强，外攘夷狄，内尊京师。这比当时宋朝的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国贫民弱要好得多。李觏极力主张义利并行，王霸并用，富国利民，这在当时都有其现实意义。
① 《常语下》，《李觏集》卷三十四，第3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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