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 年，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发动兵变，推翻后周，黄袍加身，自称皇帝，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又经过多年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而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和纷争局面，统一了中国。赵匡胤当了皇帝后，为了避免割据形势的再度出现，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他与大臣们总结和吸取了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之祸的教训，结合自己篡权夺位的经验，而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统治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宋朝开国伊始，面临内忧外患情势，各种矛盾此起彼伏、防不胜防。为了解决"朝廷之权，散之四方"①和"君弱臣强，正统数易"②的突出矛盾，赵匡胤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削弱武装割据势力，所以说："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官，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③北宋建立的第二年，赵匡胤与赵普的一段对话，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帝??一日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昔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召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大下自安矣。'"④北宋最高统治者认识到：唐朝经过安史之乱灭亡以后的梁、唐、晋、汉、周诸朝，其所以短命，是由于藩镇节度使，拥兵持重，势力太强，朝廷的统治力量太弱，指挥不灵，不听调度。为了巩固和强化政治统治，就必须加强**君主的中央集权，为此赵匡胤采用赵普之谋，丁辛酉建隆二年（公元961 年）七月，命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皆罢军职，出领诸节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一事，其结果，使军权集中在中央，军队听候皇帝指挥调动。对此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卷一中，更有详细地记载："太祖初受天命，诛李筠、李重进，威德日盛，因问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争不息、家散人亡者无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语未卒，帝曰：'卿勿复言，吾己悉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饮酒，帝屏左右谓曰：'吾资尔曹之力多矣，念尔之功不忘。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问其故，帝曰：'此岂难知。所谓天位者，众欲居之尔。'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涕泣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示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命。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二《韩偓语》。
② 《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三书》。
③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第七。
④ 《续资治通鉴》卷二，太祖建隆二年。
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政。上许之，尽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甚厚，或与之结婚。于是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其后又置转运使、通判使，主诸道钱谷；收天下精兵以备宿卫，而诸功臣亦以善终，子孙富贵，迄今不绝。"邵伯温具体而生动的记述了"杯酒释兵权"的事实经过和赵匡胤的真实用心所在。
赵匡胤在收兵权的同时，又把财政权、赏罚刑政权等等，都收回中央。
朱熹说："因说历代承袭之弊，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①赵匡胤深知自己用非法手段篡来的帝位不稳，生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千方百计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他本人则在惶恐忧惧中度过一生。王夫之评论道："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②就是说，没有掌握重权，没有皇室的威望，没有学识的素养，也没有民众的拥戴，不具备这些统治者所必备的条件，因此，是很难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赵匡胤便把各种权力收回中央，从而加强其中央集权制的统治。
赵匡胤这一系列措施，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强化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但是并不说明其政治力量的强大和统治地位的稳固，也不意味着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和缓和。相反，却产生许多矛盾和带来种种困难，并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赵宋王朝仍然陷入困境。
在军事上，宋朝开国之初，即受到两大敌人的威胁：东北的辽和西北的夏。公元936 年，由于后晋石敬瑭卖国求荣、甘当儿皇帝，而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地给契丹，契丹大大增强了军事和经济力量。不久契丹改国号为辽，成为中国北方的第一强国，时时威胁内地。公元959 年，后周世宗举兵北伐，虽从辽国手中夺回冀、瀛二州之地，但其余各州仍在辽人手中。宋初诸帝曾多次想收复其余各州之地，翦除辽敌之患，却始终没有达到目的。宋太宗于公元979、980、986 年，二度御驾亲征，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太宗死后，真宗于公元1004 年与辽签订"澶渊"盟约，规定宋、辽两国以兄弟之国相称，宋向辽每年纳银三十万两。
由于北方大片国土的丧失，失去了北方屏障，造成了无穷的后患。"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晋以恩故，始则父子一家，终则寇仇相攻，梁、唐则隐然一敌国，宋惟太宗征北汉，辽不能俅，余多败衂，纵得亦不偿失，多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故。"①五关即山海关、紫荆关、古北口、居庸关、松亭关。这五关南挟华北平原，五关之失，无险可守。辽、金、元都因据五关之地，而能长驱直入、大举南侵。辽之为患，由来已久。
西夏主赵元吴以甘肃之众，进占宁夏乃至陕西等西北边境，惨祸不断。
起初宋帝仅以赵元昊为盗首，悬赏缉其首级。接着从公元1038-1048 年，征战十年之久，使双方耗尽民力、民财。虽在公元1044 年，签订和约，但侵掠事件时有发生，时战时和持续多年。面对这种时局，少年张载"慨然以功名① 《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② 《宋论》卷一。
① 《辽史》卷三十六《兵志》。
自许"，②"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③曾向邠人焦寅学习兵法，想组织兵力对西夏作战，收复失地，解除西夏对边境的侵扰。所以张载二十一岁（公元1040 年）时，宋王朝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府，他便上书谒范仲淹，建议对边境用兵。
宋朝与这两大敌人交战，人力、物力、财力损失都很大，而使之步入"积贫积弱"的颓势。
宋王朝所以陷入窘境，是与赵匡胤所制定的国策密切相关的。他利用"杯酒释兵权"，把骁兵勇将，萃聚京师，削去兵权，赏以厚恩，使之富贵。这不仅造成了大批的冗官、冗员，而且削弱了边寒兵力，使边关吃紧。由于宋朝最高统治者采取了重内轻外、重义轻武、重中央轻地方的统治政策，既削弱了军事力量，又减弱边防的防御力量，进而使整个兵力大大减弱。到了李觏生活的真宗、仁宗时代，则处于"燕蓟不收，则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①的危急环境中。
宋王朝规定二军统帅"有握兵之重，无发兵之权"，发兵权属于枢密院，而枢密院则"无握兵之重。"②这种调兵权和领兵权的分离，增加了枢密院与三帅之间的矛盾，形成彼此掣肘。宋太祖时还制定了"更戍法"，规定每三年调动一次军队的驻地。由于军队不断调动，不但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而且造成了将卒互不相识，削弱了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
为了防止"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③的拥兵自重局面的再度出现。宋代皇帝则亲自指挥、调动军队。把军队分为：禁军、厢兵、乡兵、藩兵四种。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握、指挥，装备精良，驻守京师。同时采取了"内外相制"的办法，把全部兵力分驻在京畿和全国备地，各占一半，相互牵制。目的是防备军队造反，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对此，宋神宗曾作了说明："艺祖（指赵匡胤--引者注）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①宋朝统治者，由于在军事上采取了调、领分离，将、兵分离，重内轻外，内外相制的措施，虽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但却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和边境的防御力。他们既要利用军队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镇压农民起义；又害怕军队叛变，复辟藩镇割据的局面。从而采取了利用与控制、使用与限制的统治权术。这样就既不可能使军队有真正的组织系统、指挥系统和较强的战斗能力，又不可能有效地抵抗外敌的侵扰，更不可能收复已丧失的国土。由于军事上的非策、失误，使宋朝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宋太宗赵光义毫不掩饰地说："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②在宋朝最高当权者看来，内患比外忧更可怕，因此他们着力于内患，而不顾外敌之患。结果招致军事上的一再失②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③ 《宋史》卷四二七《张载传》。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直隶一》。
② 何坦：《西畴老人常言》。
③ 范浚：《香溪集》卷四《五代论》。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
② 《宋史》卷二九一《宋绶传》。
利，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在经济上，由于官僚地主豪强势力的恶性膨胀，大量兼并土地，致使广大农民丧失土地，无地可耕，无蚕可养，走投无路，陷入绝境。因此，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宋朝统治者，为了取得大官僚、大地主的支持，而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规定了大官僚、大地主享有种种经济特权。由于这种特权的不断扩大，使土地兼并愈益发展。王明清说："[本朝]不抑兼并，曰：'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①在北宋时代，大官僚、大地主竟霸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因而造成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两极分化形势。到宋仁宗晚年，继续发展，无法制止。"承平浸久，势宦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②许多大官僚又是土地的兼并者和拥有者。如：宰相王溥的父亲王祚，就是一个"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③者。比部员外郎郑平则"占籍真定，有田七百余顷。"④很多公卿大臣占地都在千顷以上。与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的同时，富商大贾也参加了兼并土地的行列。他们利用高利贷作为兼并土地的一个重要手段。宋真宗时，寇准知永兴军，长安一带就是"豪民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入田产。"⑤由于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三位一体而向广大农民进行土地兼并和掠夺，使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而沦为客户。所以与唐朝前期比较，宋朝的自耕农大为减少，佃农却大量增加。
李觏说，"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矣。"①稍后于李觏的吕陶说："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②因而造形"主户益耗，客户日益多"③的局面。由此而形成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
由于地主阶级无限兼并土地，广大农民沦为客户，任地主阶级宰割，地主阶级又常常以"增租划佃"的方式扩大剥削。加之政府通过地主向客户征收田赋、丁口赋和摊派各种徭役，使广大农民不堪重负，无法忍受这种种剥削和搜刮，而陷入无法生存的惨境。对于这种情况，北宋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在他们的诗文、政论中，都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并同时提出均平土地、恢复井田、抑制兼并的主张，李觏则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他针对"法制不立，土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④的现实，明确地提出了"平土均田"的主张。李觏之后的王安石说："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① 《挥塵后录余话》卷一《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条。
②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③ 《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
④ 《宋史》卷三○《吕冲传》。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六。
① 《寄上孙安抚书》，《李觏集》卷二十八，中华书局1981 年8 月版，第310 页。② 《论申必行之法任必择之官疏》，杨士奇等辑《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③ 吕大临：《民议》，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一○六，四部丛刊本。
④ 《平土书序》，《李觏集》卷十九，第183 页。
荒州，市有弃饿婴。"⑤又说："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权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①广大劳动农民受土地兼并之苦的惨景，目不忍睹，他们背井离乡、野仆僵谷、饿浮满地。在宋神宗时，据官方统计数字，农民流离失所、逃亡在外的已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宋代诗人王禹偁在《感流亡》诗中，描绘了一户三代逃亡农民的悲惨境况："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另一诗人苏舜钦在《城南感怀呈永叔》诗中，记述了逃亡农民在沿路挖野荸荠充饥，这种野菜挖光之后，只好吃有毒的药草，致使大多数人中毒，竟造成了"十有**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鸟鸢啄其皮。"面对这种惨景，诗人愤慨地责问："胡为贼良民，令此鸟兽肥？"当然这是由封建地主和官僚们所为了。
北宋农民所受之苦是由最高统治者所推行的政策和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我们已经说过，宋太祖采取"杯酒释兵权"之后，大批武将被裁减，从而形成了大批的冗官、冗吏、冗员。他们失去了兵权，却得到了优厚的物质待遇。又由于重视文官，而使文官俸禄特别优厚。宰相、枢密使正俸中的月钱有三百千之金，这笔钱足够买一百多亩良田。对宋朝"制禄之厚"，清代史学家赵翼则有详细记述："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秋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四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凡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又有傔人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①宋朝对官吏的优厚待遇，是历代封建王朝所少见的。由于宋朝统治者实行的是"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②的政策，所以造成大批官吏无限度地搜刮民脂民膏。随着官僚的增加，人民的负担愈益加重。宋真宗景德以前，内外官员一万三千多人，宋仁宗庆历和皇祐中，增至二万多人，到宋英宗冶平中，则达二万四千多人。官吏日增，俸禄随增，支出亦增。不仅如此，还由于宋朝的恩荫之滥、恩赏之厚、冗官冗费、郊祀之费等，"亦徒耗尽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③尤其是皇室的挥霍浪费，更是无法计算的。如：造天书、封泰山、造宫⑤ 《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二《发廪》。
① 《王文公文集》卷五十一《兼并》。
①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制禄之厚》。
②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制禄之厚》。
③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恩荫之滥》。
观，兴土木、制玩好，每年耗费的金银，不可数计。宋真宗是个迷信十足的皇帝，他声称有天书自天而降，给他带来"世祚延永之意。"①又言梦中见到"神人"，自称是玉皇大帝的使者，"传玉皇之命"②等等。其他符瑞祥兆，如龙的显现，灵芝的发现等，都在真宗统治期间发生。对于这些荒诞不经的自欺欺人的迷信妄言，虽然有不少大臣冒死揭露其谬，真宗却沉迷其中，无以自拔，直到公元1022 年真宗死时，将天书与其尸体一起埋葬了事。公元1008 年，真宗下令造玉清昭应宫，委任三司使丁谓作总监工，而丁谓则是一个献灵芝草有名、善于阿谀奉迎以附会帝意的贼臣。当时一些忠直敢谏大臣对此都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竭天下之财，伤生灵之命，切不可为之。张??说："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③与此同时，由于对辽和西夏战争的失利，每年都要给辽和西夏以巨款和绢帛。如，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 年），输给辽国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 年），输给夏国的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这些都大大地增加了国库的开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经济的危机。
我们已经说过，军队的频繁征调，使军费开支剧增。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应付辽、夏之扰，又加速扩军和增加军费。宋朝的军队，从宋太祖于公元960 年建国，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 年），几乎增加了六倍，即由22 万人，增加到125.9 万人。宋仁宗皇祐中（公元1050 年左右），做过三司使的蔡襄，曾把军队的岁支与国家总收入作过统计比较，说明军队年支总额占国家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五。关于这种情况，宋代不少思想家都作过计算和说明。张载说："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今边患作矣，将谨防于外，修实于内，为持久之计，而不爱吾财，则患日增而力日不足，岂善为计议哉！"①朱熹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②蔡襄，张载、朱熹等都明确指出宋朝军费支出占国家总收入的十分之七、八。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疑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经济危机，而当权的统治者却无法、无力摆脱这种危机。
宋朝统治集团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增加田赋、搜刮民财。他们千方百计地巧立名目，变换手法，敲剥农民。诸如：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廓之赋、丁口之赋，杂变之赋等等。这些赋税和租税，以实物交纳的叫岁赋之物，即以谷、布帛丝绵、金铁、物产等。这种赋税制度在宋朝，实行了约一百年之久，到宋神宗时，因田赋不均，税收减少，又采取了新的办法扩大税收。
土地兼并，租税增加，军费剧增，地主盘剥，官吏勒索，商人巧取等天灾**，一齐向广大劳苦农民扑来，从而加剧了、激化了农民同封建政权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矛盾，所以农民起义不断地发生。王小波、李顺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便是无数次农民起义的典型代表。王小波提出："吾疾贫富不均，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一。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九。
③ 《宋史》卷二九三《张??传》。
① 《文集佚存·边议》，《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 年8 月版，第358 页。② 《朱子语类》卷一一○。
今为汝均之！"①这个"均贫富"口号的提出，既表达了广大贫苦农民要摆脱痛苦不堪的悲惨境遇，要夺回劳动果实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又反映了宋代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所造成的贫富不均的两极对立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广大农民决心以武装暴力来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在取土用人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北宋中期以前，继承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或用经学考试士子对经学传注是否记诵精熟，或用诗赋考试士子是否文辞可观，学校也是从经学记诵和文辞写作方面培养人才。同时，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范围和名额，社会上的许多人，甚至一些和尚、道士，都前来应试。他们企图"以一日之长决取终生富贵"。②士子学人耗尽精力，整天背诵经书，沉吟章句，梦想有朝一日能登天子堂。这种科举取士制度，虽较隋朝以前的荐举、察举的制度公平合理一些，但由于宋代科场纪律松弛，"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③而常常发生"纳贿舞弊"行为，使一些伪劣之人得逞。因而选拔不出真正有补于国、有利于民的贤才、干将。对于科举制度的流弊，宋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指出过。王安石认为，当时的科举取士，所选拔出来的人都不切实用。他说："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①王安石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更具体地说明了科举取士的危害，指出当今学校之所教，只是"讲说章句而已"，"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这不但使学者"耗精疲神"，"困苦毁坏"，"不得成才"，而且是"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②因此，王安石主张改革科举取士制度。
叶适则更明确地揭示了科举制度的流弊和危害。他说："何谓'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为一害？'使天下有羡于为士而无羡于入官，此至治之世。??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然则尽有此心，而廉隅之所砥励，义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将何所赖以兴起天下之人才哉！"③按理说，国家通过层层考试，应当选拔出对国家有用、于民众有益的治国救民的干才。然而偏偏是这些通过科举制度而考取进士、登上高位的人，却真正指出由于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选取的是一些只能记诵默写诗赋、经传的误国者，而不是注重实事实功、经世致用的真正人才。因此，叶适断定科举取十是弊法，而非良方。他说："用科举之常法，不是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来，能言之士有①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
② 《历代制度详说科目篇》。
③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科场处分之轻》。
① 《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二《取材》。
② 《王文公文集》卷一。
③ 《叶适集·别集》卷十三《科举》。
是论矣。虽然，原其本以至于末，亦未见有偶然得之者，要以为坏天下之才，而使之至于举无可用，此科举之弊法也。"①刘豫认为，北宋时代"误国者皆进士及第之人也。"②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也指出科举制度之弊害。他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之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泪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响，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禀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③就是说，由于科举制度之误，而不能为国家造就、选拔优秀的治国人才。
种种事实表明，北宋中期，已是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颓势了。面对这种"积贫积弱"的困境，一些有识之士和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则要求改革，倡导革新。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杰出人物，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④的人生情操，首先提出了改革方案，并在公元1043 年开始实行改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李觏与范仲淹有密切关系，"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忠宣游，昼夜肄业，置灯帐内，夜不分寝。后公贵，夫人犹收其帐，顶如墨色，时以示子孙曰：'尔父少时勤学灯烟迹也。'"①李觏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和思想上的倡导者、立论者。他在公元1043 年撰写的《庆历民言》、《周礼致太平论》等政论，被目为"皆极当时之病，真医国之书"，②就是明证。总观李觏的全部著作，更足以证明他是为改革而立论的。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生和思想家思想的诞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都由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决定的，而思想意识又是该社会时代的反映，并为社会经济、政治服务。李觏的思想，正是由北宋中期的社会存在决定的，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李觏的思想是积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存在，并为医国济民、扶正救弊服务。
① 《叶适集·别集》卷十三《制科》。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七。
③ 《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
④ 《范文正公集》卷十六《岳阳楼记》。
① 《名臣言行录》，转引自《宋人轶事汇编》卷八《范仲淹》。
② 《祖学士五书》，《李觏外集》卷二，第4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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