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台湾这些年来在郦学研究方面，成绩颇有可观，已经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香港，郦学界以郑德坤、吴天任二氏为代表人物，二人都是我国著名的郦学家。早在三十年代之初，洪业（煨莲）在燕京大学筹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郑德坤就是成员之一，他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就用所谓"中国字庋■法"编成了《水经注引得》一书，并在卷首撰写长篇序言，在当时北平的哈佛燕京学社出版。①至今国内不少图书馆尚有收藏。郑氏于一九五一年从香港到英国剑桥大学讲学，临行曾将他历年所撰《水经注》著述的稿本多种，交与吴天任收藏，其中《水经注引书考》和《水经注故事钞》二种，经吴氏整理后于一九七四年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前者考证郦注所引书目，共四百三十六种，其中今存者九十一种，辑存者一百四十九种，引存者一百二十七种，亡佚者六十九种。各书或存或佚，均经郑氏考证其著述流略、作者、卷帙等。卷首有郑氏于民国二十五年在厦门执教时所作序言。后者系钞录《水经注》中记载的各类故事，计分神仙鬼怪、帝王传说、名人故事、战争故事、动物故事、灵验感应、义侠孝弟、异族故事、佛教传说、祈雨故事、德政故事、名山古迹等十二类，每类各有子目，全书共五百零五目。此书各文早于一九四二年在《华文学报》刊出，后于一九六三年由东南亚研究所重刊，最后才由艺文印书馆出版。卷首有吴天任所撰序言。
郑德坤的另一稿本《水经注研究史料初编》，由吴天任整理，作为《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上册，于一九八四年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此书卷首有郑氏于民国二十四年在厦门大学所与序例，全编收入郦学史料共七十八篇，包括宋、元、明、清各代所有《水经注》版本的评述以及历来有关郦注研究的重要著作，如储皖峰的《水经注碑录附考》、范文澜的《水经注写景文钞》、森鹿三的《水经注所引文献之研究》、熊会贞的《关于水经注疏之通讯》等等，这些多是早期郦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
郑氏关于郦学研究的另外一些论著，收入于一九八○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术研究中心集刊之一），集中包括《水经注版本考》、《禹贡川泽变迁考》、《水经注引得序》、《水经注书目录》、《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等文，所有这些论文，也都是郑氏三十年代的著作。
以上所列的郑氏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台湾和香港重版的著作，其实都是他的旧作。现在我们看到的新作，是他于一九八四年撰于香港中文大学的短文《重编水经注图总图跋》，收入于吴天任纂辑的《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由于此文之撰，我们得知郑氏曾在三十年代初期，以杨守敬《水经注图》旧例，重新编绘了《水经注图》。其图分总图和分图两种，分图已在哈佛燕京学社遗失，而总图由于当时曾复绘一幅藏在郑氏身边，所以至今尚存。郑氏在此文末尾云："今吴君增编《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拟将此图影印制版于卷首，与若干《水经注》版本并列"。但现在我们见到的《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之中，并无此《水经注总图》及若干《水经注》版本的影印插页，恐为出版者所省略，殊属可惜。
① 参阅拙作《郑德坤与水经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 年第3 辑。寓港郦学家中近年来著述最多的是吴天任，他潜心郦学研究，数十年于兹，所以成绩卓著。他于一九七四年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了他的郦学巨著《杨惺吾先生年谱》。这部近五百页的巨构，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搜罗堪称宏富。第一部分为《杨惺吾先生年谱》，从杨氏出生之年（清道光十九年，1839）起，按年记载其有关事迹，旁征博引，资料务求详尽。值得称许的是，吴氏所编此年谱，并不拘泥于我国历来人物年谱的传统格局，而是有他独特的创新。即在民国四年（1915）杨氏物故以后，年谱并未中辍，而是从"先生卒后一年"（1920）起，择郦学 研究中有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份赓续作谱，直到一九七一年《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在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为止，其间吴氏一共赓续了十八个年份，其中较重要的有："先生卒后三年（1918）"："日人小川琢治著《水经与水经注》一文"；"先生卒后二十年（1935）"："《永乐大典》本《水经注》，本年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出版"；"先生卒后二十五年（1940）"："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刊于渝版《时事新报·学灯》第六十九至七十期"；"先生卒后四十二年（1957）"："科学出版社将贮于大陆之《水经注疏》清写本影印出版，是为全疏正式面世之始"；"先生卒后五十一年（1966）"："胡适之遗著《胡适手稿》第一集出版，由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发行"；"先生卒后五十六年（1971）"："台北中华书局商借中央图书馆藏《水经注疏》最后修订本影印出版，定名为《杨熊合撰水经注疏》"。
吴氏所赓续的杨守敬死后郦学界所发生的大事中，当然并非全无错误和遗漏，例如在"先生卒后十五年（1930）"的记载中说到："日人森鹿三，欲得先生之《水经注疏》稿，以熊崮芝覆审将成，四月，遣松浦嘉三郎走武昌求之，不获，又两谒，许以重金，乞写副，崮芝以大夫无域外之交，固拒之，卒不为夺。"吴氏的这段文字显系从汪辟疆所撰《杨守敬、熊会贞六传》①中录入，与事实并不相符。事实是，森鹿三当年曾从熊会贞处获得了《水经注疏》钞本一部，现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我在日本讲学期间曾目睹此书，其始末已在拙作《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②一文中详叙。又如"先生卒后二十一年（1936）"的记载："五月二十五日申时，熊崮芝卒于武昌西卷棚十一号住宅，年七十八，子心赤。卒前以《水经注疏》稿付其弟子枝江李子魁，手写补疏遗言，嘱续整理之业，而助未竟之功。"这中间，关于"卒前以《水经注疏》稿付其弟子枝江李子魁，手写补疏遗言，嘱续整理之业"云云，乃是李之魁的一面之词，不仅"遗言"字样为李所妄加，而且李为了自己的目的，大肆窜改熊氏所写的内容。此中情况，现在已经基本查清，在拙作《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及《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③等文中有所阐明。另外，由于吴氏对杨守敬孙子杨先楙（勉之）私售定稿本和熊氏自裁的经过不甚了解，所以把台北本称为"最后修订本"。其实，熊在杨死后继续《水经注疏》撰述二十余年中"稿经六易"。今北京和台北影印本底本，都是熊"六易"过程中的弃稿。当然，台北本底本因为钞成后一直留在熊身边，曾得到他的不断修改和补充，直到他最后决定另立① 《国史馆刊》创刊号，1947 年出版。
② 《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第3 辑，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又收入于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水经注疏》卷末。
③ 《中华文史论丛》1985 年第2 辑。
新稿而放弃此稿为止。所有这些，拙作《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已述其详。
吴氏在他赓续中的最大遗漏是杨守敬卒后四十九年到五十五年（1964-1970），这期间，日本著名郦学家森鹿三主持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水经注疏》订补研究班，在这个研究班的基础上，出版了日译本《水经注（抄）》。①这是《水经注》第一种比较完整的外文译本，其翻译主持人又和熊会贞有过交往。因此，这是郦学界的一件大事，是应该写入《年谱》的。《杨惺吾先生年谱》的第二部分是《水经注疏清写本与最后修订本校记》。前者指的是北京本，后者则是台北本。在熊氏"稿经六易"的过程中，台北本的底本，与被杨先楙私售的最后定稿本最为接近，所以台北本当然要比早期钞录的北京本好得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拙作《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等文中已有较详说明。吴氏将此两本的字句差异，逐一对照排比，此事是花了很大精力的。对于大陆上难得读到台北本的多数读者，得此一编，就等于获得了十八册的台北影印本，所以也是很有贡献的。
此书的第三部分是《杨惺吾先生著述及辑刻图书表》。杨氏毕生力学，著述宏富，学者历来有所考录。吴氏此表，当是集其大成。不过吴氏在此表卷首《小引》中指出，对于前人在这方面的考证，吴氏尚未见到朱士嘉的《杨守敬著述考》、王重民的《杨惺吾先生著述考》以及日本学者冈井慎吾的《杨惺吾先生著述考补正》等文，则内容或许尚有遗漏，再版时，如能与上述各书参校一次，使此表能更臻完备。
吴天任在郦学研究中的另一重要著述是一九八四年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的《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此书分上、下二册，上册已在前面有关郑德坤的著述中介绍，系郑德坤所纂辑。下册则系吴氏所纂辑，其内容多于上册达二倍半以上。吴氏在此编中收录了郦学史料共一百七十八篇，包括近代著名郦学家杨守敬、熊会贞、森鹿三、孟森、郑德坤、汪辟疆、钟凤年、胡适等的论文和往来信札等等。大陆郦学家近年来所发表的如段熙仲的著述和拙作等，也多被收入在内，可谓集其大成。而最后刊有吴氏本人的论文八篇，其中《水经注疏最后订本易水、滱水篇中列举全赵戴校字相同之例证》、《清代学音整订水经注之贡献与全赵戴案之由来》、《胡适手稿论水经注全赵戴案质疑》三篇，都是功力甚巨而过去未曾发表过的论著，所以弥感珍贵。吴天任在郦学研究中的最新成果是一九九一年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的《郦学研究史》。此书资料丰富，内容完备，从自然景观，人文掌故，学术文教，地名解释，歌谣谚语，文学观点等各个方面，阐述郦学研究的发展，最后又以《水经注研究之新方向》一章作为总结，以雄辩的例证，指出了今后郦学研究的六项具体任务：
一、重编《水经注》新版本；
二、编纂《水经注》词典；
三、重制《水经注》地图；
四、利用水经注地理学资料作实用研究；
五、大专院校开设《水经注》研究专课；
六、《水经注》索引之推广。
吴氏列举的上述六项，确是郦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值得引起郦学界的重视。
现在再来看看台湾近年来的郦学研究概况，这中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当然是《杨熊合撰水经注疏》于一九七一年在台北中华书局的影印出版。由① 东京平凡社1974 年初版，1977 年五版。
于熊会贞当年的最后定稿本被人私售而至今不知下落，所以台北本的底本是熊氏"槁经六易"过程中最接近其定稿本的本子，因此，此书的影印出版，在郦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台湾在郦学研究中的另一重要成果是《胡适手稿》从一九六六年起的陆续出版。《手稿》共有十集，每集分成三册，共三十册，其中一至六集共十八册，全是有关《水经注》的内容。从第七集到第十集，除了第九集下册的一篇《采旅，采稆，采穞》是有关郦学的论文以外，其余无关郦学，可以不论。
胡适在其撰于一九六○年的《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重审赵戴水经注案的一次审判》（《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中说："我是从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一月开始研究一百多年来的所谓'赵戴水经注案'（又称全赵戴三家水经注案）的一切有关证件，到于今已经十六、七年了。"所以胡适在他一生中的最后二十年时间，在学术研究方面，主要的精力都花在《水经注》研究上面。但是他的研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重审赵戴《水经注》案。正如他的学生费海现在《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①中所说："胡先生研究《水经注》的动机，却不是去治地理学，而是辨别戴震窃书的是非。"对于胡适的郦学研究，我已撰有《胡适与水经注》一文详加评论，此处不必细述。但《手稿》一至六集所搜罗的丰富内容，在此可约略介绍：第一集（分三册、五卷）：《水经注》案中的戴震部分。重要的论著有《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戴震的官本水经注最早引起的猜疑》，《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真历史与假历史》等。其中《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一文，是胡适在重审这个案子上费力最大和最重要的论文。这一集收入的信札主要有《与魏建功书》、《与钟凤年先生讨论水经注疑案的一封信》、《杨联陞来信》等。
第二集（分三册、三卷）：《水经注》案中的全祖望部分。重要的论著有《全氏七校水经注四十卷的作伪证据十项》、《证明全校水经注的题辞是伪造的》、《伪全校本诬告沈炳巽并且侮辱全祖望》、《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等，其中《全氏七校水经注四十卷的作伪证据十项》和《证明全校水经注的题辞是伪造的》等文，是胡适在重审《水经注》案中另外两篇费力极大和极重要的论文。这一集收入的信札主要有《岑仲勉的来信》、《林颐山遗札（顾廷龙影抄）及其它有关材料》等。
第三集（分三册、五卷）与第二集同，也是《水经注》案中的全祖望部分。重要的论著有《记全祖望的五校水经本》、《上海合众图书馆有叶揆初先生收藏的全谢山水经注校本三种[有题记]》、《赵一清水经注释的校刻者曾用戴震校本校改赵书吗？》、《跋全谢山赠赵东潜校水经序》等。这一集收入的信札主要有《胡适顾起潜讨论水经注的通信》等。
第四集（分三册、二卷）：论述《水经注》的各种版本。重要的论著有《水经注版本考》、《黄省曾刻水经注的十大缺陷》、《我的三柜水经注目录》、《史语所藏的杨希闵过录的何焯沈大成两家的水经注校本》。这一集收入的信札主要有《与钟凤年先生讨论水经注的四封信》等。
第五集（分三册、三卷）：关于自张穆到孟森等几家对戴震的指控的评论。重要的论著有《平定张穆赵戴水经注校案》、《跋杨守敬论赵戴水经注① 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 年出版。
案的两札》、《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孟森先生审判水经注案的错误》等。这一集收入的信札主要有《陈垣先生来信》、《答陈垣先生》、《论杨守敬判断水经注案的谬妄--答卢慎之先生》等。
第六集（分三册、四卷）：与洪煨莲（业）、杨联陞讨论《水经注》案的信札以及对王国维等指控戴震的评论。重要的论著有《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丁山郦学考序目》、《水经注考》、《试考水经注写成的年岁》等。这一集中与洪、杨的往返信札占了很大篇幅，并有影印的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的手迹。
前面已经指出，胡适的郦学研究，目的是为了重审赵戴《水经注》案。
他于一九五二年在台湾大学文学院演讲，开宗明义就说："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水经注考》，《手稿》第六集下册）。
胡适在其重审工作中先后发表的论文，遭到港、台学术界许多反驳。这类反驳的文章甚多，下面只举杨家骆的一个例子。由于戴震声称殿本的校勘成果得之于当时只有他能见的大典本。但后来大典本公之于世，人们拿殿本与大典本核对，才知戴震实系谎言。杨家骆针对胡适的重审，以赵本、殿本、大典本、杨熊注疏本四本，选《水经注》全书篇幅最小的卷十八《渭水注》作为对勘对象。将对勘结果，撰成《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一文，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在台北出版的《学粹》第四卷第五期。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说：统计在异文一百十处中，除杨本异文无与赵戴争端外，大典、戴校、赵释三本有异同者凡九十处：其中戴同于赵者四十三处，戴同于大典十二处，戴异于二本者卅一处，三本互异者四处。倘复就赵氏校释中谓应作某者考之，凡戴异于赵，亦多阴本于赵氏校释之说，则戴之不忠于大典而复袭于赵，固至显然也。
杨家骆的这个抽样调查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在港、台学术界极有影响。
台湾学者于大成在看了这个抽样调查后，不胜感慨地说："因悟前人谓戴氏阴窃全祖望赵一清书，而托于大典以掩其迹之说，堪为定谳。"①在大陆上的学者，由于对海峡彼岸的学术动态缺乏了解，偶然看到几篇《胡适手稿》的文章，或者是胡适的学生如费海玑的《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之类，有人就写起文章来。说胡适对赵戴《水经注》案，"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此案一百多年来几乎已成定案，现在他用了千百个证据，把这个诬告案子昭雪了。他认为戴没有抄袭赵的书，也没有抄袭全的书，而是赵家的人抄袭戴的书。"我国史学界的老前辈杨向奎教授看到这样的议论大为吃惊，立刻写信给我："希望你出头说一下以澄清是非。"我已经在《光明日报·史学》（1987 年1 月14 日）上写了《关于胡适传中涉及水经注问题的商榷》一文，说明了事实的原委。从这件事中也说明了，我们有必要对港、台的郦学研究增加一些了解。
胡适在郦学研究上的主要目的，即为戴震申冤的所谓重审工作，当然没有达成。但他在郦学史上还是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例如，他在郦学研究中十分强调版本的重要性，所以他一开始就广泛地搜罗各种《水经注》的刊本和钞本。他曾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次《水经注》版本展，展出了九类《水经注》版本：计有甲，宋刻本；乙，明钞宋本；丙，明刻本：① 《理选楼论学稿》，台湾台北学生书局，1979 年出版。
丁，清代校刊朱谋玮笺本：戊，清早期重要版本；己，十八世纪四大家之一沈炳巽各本；庚，十八世纪四大家之二赵一清各本；辛，十八世纪四大家之三全祖望各本；壬，十八世纪四大家之四戴震各本。以上九类，共达四十一种之多。②他无疑是郦学史上搜罗版本最多的学者。另外，《胡适手稿》前六卷十八册之中，除了他自己的文章以外，他还把他和别人讨论郦学的往来信札以及这一时期中其它学者的郦学文章都搜罗在内，要不是他的搜罗，其中不少文章显然是会被散失的。在《手稿》中，胡适写了大量考证文章，除了替戴震申冤的那些考证劳而无功以外，其它还有不少考证，特别是对各种版本的考证。无疑是有裨于郦学的。因此，胡适是一位很有贡献的郦学家。② 《我的三柜水经注目录》，《胡适手稿》四集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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