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郦道元评传 > 第九章 郦学--郦道元留给后世的财富 一 郦学的形成与学派的发展
前面已经提到，《水经注》由于包罗宏富，牵涉广泛，形成了郦学这样一门内容浩瀚的学问。这是郦道元留给后世的财富。一本书形成一门学问，这门学问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从语言学到文学，真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它不仅为古代学者所砾究，而且也为现代学者所研究；不仅为国内学者所研究，而且也为国外学者所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这是一门影响深远的学问，也是一门值得自豪的学问。
郦学是学者在对《水经注》的不断研究中逐渐形成的。郦学怎样形成，当然要从《水经注》说起。此书的成书年代，至今尚无定论，前面已有所述，郦道元被害于孝昌三年（527），从此直到隋一统的半个多世纪中，华北战乱频仍，北魂首都洛阳曾数遭兵燹，这部巨著当年有几部钞本也不得而知，却能奇迹般地度过成书后最艰危的五十多年岁月。《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作四十卷，显然仍是完璧。时至隋唐，国家承平，文化发达，传钞必有增加，这部巨著才开始为人们所渐知。所以隋代的《北堂书钞》，唐初的《初学记》等类书中，都收录了《水经注》的大量资料。《北堂书钞》虽非官方著作，但作者虞世南是大业年间的秘书郎，而且在编撰此书前不久参与过官修类书《长洲玉镜》的工作。故其撰述所据资料，无疑来自朝廷藏书，至于《初学记》，则是朝廷文化机构集贤院的集体编撰，资料当然出自内库。这说明在隋唐之初，《水经注》的传钞本流传尚不普遍。此后，杜佑修《通典》，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图志》，都曾引及郦注，但这些也都是官方著述，他们同样可以利用内库藏书。所以根据这些著作，还无法证明《水经注》当时已在民间流传。到了唐末，陆龟蒙诗说："水经山疏不离身"。①陆龟蒙虽然也当过几任小官，但不过是个普通文人，他已可随带郦注，说明《水经注》的传抄本，至此已经流入民间。
北宋初期的《太平御览》和《太平寰字记》等书，都曾钞录《水经注》的大量资料。情况与隋唐一样，说明朝廷仍然藏有此书钞本，而且都是卷帙完整的佳本。以后，随着传钞的流行，私人收藏的本子显然有所增加，苏轼诗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②苏轼读郦注确实是很认真的，在《石钟山记》一文中，他不仅引用了郦注的记载，并且还对它作了评论。其实，到了苏轼的时代，《水经注》的流传，除了传钞以外，刊本也开始出现。苏拭应该是看得到北宋的最早刊本，即成都府学宫刊本及元祐刊本的。不过根据他在《石钟山记》中所引的郦注文字，说叫他所收藏的本子，远比成都刊本和元祐刊本完善。①尽管北宋出现的川本都绝非佳本，但刊本的出现，对于郦注的普及和郦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隋唐到北宋，对于《水经注》的研究，还处于较低级的水平，主要是剪辑它所记载的各种资料，有的把这种资料进行1 门别类，收入各种类书，① 《全唐诗》卷626《和袭美寄怀南阳润卿》。
② 《寄周安孺茶诗》，《苏轼诗集》卷22，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① 《石钟山记》（《苏东坡全集》卷三十七）引《水经注》："下临深渊，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为今本郦注所下见。
如上述隋《北堂书钞》，唐《初学记》，宋《太平御览》等；有的则摘取其片言只语，作为其它书文的注释，如唐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等等；也有的把郦注资料，按地区分类，录入全国总志或其它地理书，如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晏公类要》，《长安志》，《元丰九域志》等等。所有这些，当然属于《水经注》研究，不过研究的内容限于郦注的现成词句，其方法也不过各取所需，剪辑这些词句而已。这种初级的郦注研究，对扩大郦注的社会影响，当然具有作用，但对郦注本身，却是无所考窍发明的。
北宋以后，金礼部郎中蔡珪撰写了《补正水经》三卷，这是学者深入研究《水经注》的嚆矢。尽管他的研究成果已经亡佚，但至今尚存的元欧阳元、苏天爵所撰该书元刊本序跋，②可以窥及当年蔡珪的研究，并不是对郦注词句的简单剪辑，而是对该书的补充和修正。按《水经庄》一书在隋唐各志中著录均作四十卷，从隋唐以至宋初的本子，估计都是足本，这些深藏内库的钞本，民间当然无缘得见，但宋初编撰《太平御览》、《太平寰字记》等书时，都曾作为依据，而此二书中所引郦注，有大量为今本郦注所不见，这是宋初足本的明证。但是当景祐年间编写《崇文总目》时，发现当时藏在朝廷书库崇文院中的此书钞本，已经缺佚了五卷。从太平兴国到景祐不过五十余年，东京安谧，绝无兵燹水火的动乱，此五卷何由而佚，不得而知。或是在太平兴国间编撰《太平御览》、《太平寰字记》、《太平广记》等大部头著作时，人手众多，管理不严，当时已经散失，至景祐因编《崇文总目》才得察觉，亦未可知。嗣后，郦注的第一种刊本即成都府学宫刊本问世，经注混淆，内容寥落，即欧阳元《补正水经序》所谓"蜀版迁就之失"，而稍晚刊行的元祐二年（1087）本，虽有较好的何郯家藏本作底本，但从这个刊本覆刻而出至今尚存的明吴琯刊本来看，元祐本仍然无法与宋初的足本相比，无非割裂篇幅，凑足其四十卷之数而已。蔡珪的研究，正是在这种郦注版本散失的情况下进行的。今其书已佚，内容不得其详。但此书元至顺刊本欧阳元序说："其详于赵、代间水，此固景纯之所难；若江自浔阳以北，吴淞以东，则又能使道元之无遗恨者也。"说明内容多有补充郦注之处。所以汪辟疆说："四十卷之原本，其中已佚五卷，金礼部郎中蔡珪补其亡失。"①这话是确实的。此书苏天爵跋说："（至顺三年七月）归至岳阳，与郡教授于钦止览观山川，钦止言洞庭西北为华容，而县尹杨舟方校《水经》，念其文多讹阙，予因以《补正》视之，今所刻者是也。"据此，则蔡书还可能对郦注有所校勘。在蔡珪以前，绝未见到有对郦注作这般研究的学者。因此，蔡珪对于郦注的研究，实开校勘疏证、补遗纠谬之先河，在郦学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明代起，《水经注》的研究开始盛行，不少学者根据宋代流传的刊本和钞本，对它进行了校勘和注疏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成果，目前尚存的有嘉靖十三年（1534）的黄省曾刊本和万历十三年（l585）的吴琯刊本。黄、吴二人都是明代的学者，同时又是刻书家，经他们校勘覆刻的书籍甚多，《水经注》无非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们对此书的校勘和注疏，实在是很有限的。因此，今日我们所见的这两种刊本，经注混淆错漏歧出。如与以后出现的各种佳本相比，则黄、吴对于郦注的研究，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从郦学发② 《国朝文类》卷三十六；赵一清《水经注附录》卷下引《滋溪文集》。① 《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第一册卷首。展史的角度评论，二人的功绩却也是不可抹杀的。这是因为，第一，他们除了多少也取得一点校勘和注疏的成果以外，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对郦注的这种校勘和注疏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具有倡导作用。从他们起直到清代，郦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果，仍然集中在校勘和注疏这两个方面。第二，他们都是明代著名的刻书家，主持刊印的书影响较大，流行较广，这不仅在社会上起了传播郦学的作用，同时也为后学研究郦注创造了条件。以后的不少郦学家，都以他们刊印的书作为底本，从事郦学研究，例如清初郦学家孙潜以吴琯刊本作底本进行研究工作，而清初的另一郦学家沈炳巽则以黄省曾刊本作底本进行研究工作。嘉靖、万历以后，郦学研究的风气日盛，是和黄、吴的研究以及他们刊本的流行分不开的。
黄、吴以外，这个时期的另一位有刊本行世的郦学家是朱谋■（郁仪）。朱书称为《水经注笺》，刊行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卷首序言说：则知《水经》一注，撷彼二百四十家，菁英居多，岂不诚为六朝异书哉。顾传写既久，错简讹字，交棘口吻，至不可读。余甚病焉。尝■绎割正十之六七，已与友人绥安谢耳伯、婺源孙无挠商榷校雠，十得**，则惧古今闻见，互有异同，未敢轻致雌黄也。乃援引载籍，以为左券，名曰《水经注笺》。从上列序言中可见，朱在校勘此书的过程中，曾与谢耳伯（名兆中）和孙无挠（名汝澄）相切磋，而序言最后还提到，此书付刊以前，又有太学生李嗣宗（名克家）作了详细的校阅。所以《水经注笺》实际上是以朱谋■为主的集体研究成果。这是明代刊印的所有郦注版本中的翘楚。清顾炎武推崇此书为"三百年来一部书"，①看来并不言之过甚。尽管此书所采用的底个，或许也是南宋的坊刻本，但由于他们几个人的卓越研究工作，使得从宋代以来，辗转传钞，经注混淆，错漏连篇的郦注，得到了很多修正，大大便于后人阅读和研究。以后的许多郦学家，都以《水经注笺》作为研究的基础。直至清代，许多郦注佳本，也都以朱笺作为底本。汪辟疆说："赵、戴二家，初皆依朱氏，惟赵采四明之说，戴托大典之文，始各自董理，以意改正，不复用朱氏之旧。迨赵、戴之书，先后流布，见者又谓二家臆改，反不如朱笺尚存真面目，言虽过激，要亦不为无因也。"②当然，若说赵、戴在郦学上的成就不及朱氏，确是言之过激，但"不为无因"，其实就是后学对朱氏研究成果的重视。自从隋唐以来，学者对《水经注》研究由来已久，自蔡珪作《补正水经》，对郦注本身的纠缪补遗，也已早有先例。但是，把《水经庄》的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郦学，朱谋■实开其端。
在朱谋■注笺本刊印以前，至今存在的刊本和钞本为数尚有不少，其中刊本有北京图书馆藏的残宋本以及上述黄省曾本和吴琯本三种，钞本则有《永乐大典》本，而著名的柳佥（大中）、赵琦美（清常道人）两家的研究成果，大部分为孙潜所录出，①至今亦仍可见。此外，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何焯校明抄本、王国维校明抄本以及天津图书馆所藏的明练湖书院残钞本，为时或许都在注笺本以前。其中，残宋本和大典本的价值，在拙作《论水经注的版本》一文中已有论述，这两种当然都是佳本，但残宋本并无注疏，而大典本又彼戴震作了过分的夸大，都是众所周知的。和上述所有各本相比，则注笺本校① 阎若琚《古文尚书疏证》卷六下。
② 《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
① 孙潜本《水经注》（以吴琯刊本过录），浙江图书馆藏。
勘之精，注疏之广，都是别本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朱谋■在郦注的研究中，深校细勘，旁征博引，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工作，从而促成了我国郦学研究中的第一个学派，即考据学派的诞生。
在朱谋■建立郦学的考据学派后不久，明代末叶的郦学家之中，又形成了另一个郦学研究中的词章学派。这是由《水经注》一书在文学上的价值而决定的。前面已经提及诸如张岱、刘献廷等入对于《水经注》一书在景物描写方面的高度评价。这说明，对于郦注作文学上的欣赏，实在由来已久。明代中叶的杨慎，就曾把郦注中的出色描写，摘录成编。②明朱之臣在其《水经注删》一书中，也在词章上下了许多工夫。而最后由万历年代的郦学家钟惺和谭元春二人创立了这个学派。钟和谭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由于二人均出于竟陵（今湖北省钟祥县一带），其文字风格便被称为"竟陵体"，声名不下于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体"。《明史·文苑》四说："钟、谭之名满天下"，可见一斑。他们认为《水经注》一书，除了山水描写以外，没有其他价值。谭元春在此本序中说："予之所得于郦注者，自空濛萧瑟之外，真无一物，而独喜善长读万卷书，行尽天下山水，囚捉幽异，掬弄光彩，归于一绪。"充分表达了这个学派的冶郦观点。他们以注笺本为底本，对郦注品词评句，任意发挥，在历来评论郦注词章的学者中，提出了最系统和最完整的见解。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后于崇祯二年（1629）由严忍公刊行，即今北京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等收藏的所谓钟惺、谭元春评点本《水经注》。对他们的文学观点和对郦注词章的评论，在当时就是褒贬互见的。《明史·文苑》四说："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偏，大为时人所讥。"这不足怪，在历代词章家中，知识丰富的当然很多，但由于科举取士的束缚（钟是万历进士，谭是天启举人），其中菽麦不辨的也大有人在。上面提及的治郦词章学派朱之臣即是其例。他在卷三十六《温水》经"东南入于郁"注中"昆仑单舸"之下评曰："舸名新"。①说明他不知"昆仑"为何物，竟把它当作一只船的名称，令人啼笑皆非。诸如此类"大为时人所讥"的评论，在钟、谭的研究成果中也间或可见。不过，作为一个治郦学派，特别是他们所研究的这部著作，在文学上确实有很大价值，因此，评论中纵然存在一些糟粕，我们自亦不必求全责备了。
自明末至于清初，郦学研究之风大盛，造诣很深的郦学家纷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朱谋■研究的基础上，考据学派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像康熙年代的孙潜（潜夫）、何焯（义门）和雍正年代的沈炳巽（绎旃）等，都在校勘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孙氏于康熙丁未、戊申（1667-1668）间，以吴琯本为底本，用柳佥、赵琦美等著名明钞本进行校勘。他在卷十六末自批云："岁事卒卒，兼患痔痛，故自（丁未）腊月七日辍笔至今九日，始得续校也。以艰于久坐，止校得此卷，遂复辍"。在寒冬腊月抱疾校勘，辛勤可见一斑。何焯初校此书于康熙甲戌（1694），跋于康熙戊戌（1718），真可谓尽其毕生精力了（按何卒于1722 年）。沈炳巽初校此书于雍正三年（1725），历时六年，于雍正九年（1731）才完成其校本《水经注集释订讹》。上述各本，至今均存，都是郦学考据学派的佳作。
此外，在浙东著名的郦学家族全氏，此时也正致力于郦注的校勘。这个② 《丹铅杂录》卷七。
① 《水经注删》，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
家族从全元立、全天柱、全吾麒开始，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即所谓双韭山房校本。全吾麒之孙全祖望（谢山），在其祖传校本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于乾隆三年（1738）完成了对此书的五校，①以后又完成了此书的七校，②成为郦学考据学派中的一枝奇葩。全祖望在郦学研究中的主要贡献有两项：首先是区分经、注上的成就，宋、明版本上经、注混淆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区分经、注方面，全、赵、戴都有不少贡献，但杨守敬认为全氏实导先路。其次是全氏提出了郦注原系双行夹写、注中有注的说法。不管这种说法的来源确实如全氏所云是他的先世旧闻，抑是全氏自己的推论，都不失为一种创见。赵一清接受了他的说法，在《水经注释》中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细字分别书之，使语不相离而文仍相同。赵氏的尝试，在某些方面说来是成功的。
赵一清（东潜）的研究成果《水经注释》，是清代郦学考据学派的一大杰作。他首先深入钻研了朱谋■的《水经注笺》，评论得失，撰写了《水经注笺刊误》十二卷。然后在朱笺的基础上，参照全祖望五校本和其他许多版本，于乾隆十九年（完成了《水经注释》。此书不仅校勘精密，注疏详尽，而且还从孙潜校本钞录了失传已久的郦氏原序，又广辑散佚，增补了滏水，洺水、滹沱水、洛水、泾水等十二水。全祖望推崇赵氏的郦学研究，为此书作序说："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书，虽谓其不亡可也"。毕沅为此书作序说："道元之注，足以正经吏之阙遗；而先生是书，又足以补道元之讹漏。经不可无注，注不可无释，断断然也。"赵一清在郦学研究中的贡献，于此可见。可惜《水经注释》成稿以后的三十余年中，只以钞本流传，虽然乾隆十九年或许曾有家刊本的刊印，但可能因印数极少，未见流传。①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5），才由其子赵载元刊行问世。钞本（或家刊本）流传甚稀，见者亦罕，就难免为他人窃为己有，竟因此而造成清代郦学研究中长期争论的悬案。
稍晚于赵一清的著名郦学家是戴震（东原）。戴震早年就潜心郦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完成了他的第一种研究成果，即日后由孔继涵整理付刊的微波榭本《水经注》，戴氏接着奉命于乾隆三十八年秋进入四库馆，主校《水经注》，而于次年（1774）蒇事，并刊行了这一校本即武英殿聚珍版本。此书一出，以前所有的郦注版本均无法与之抗衡，在郦学研究的考据学派中，戴氏因而达到了极高的地位。戴震在郦学研究上的造诣是无可置疑的，其研究成果即殿本之胜于它本，也是众所共见的事实，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在社会公认的学术道德准则方面，戴氏或许不够检点，因而使这个时期的郦学研究蒙上了一层阴影。戴氏进入四库馆以后，可以随意阅读外间学者所无法接触的许多内库藏书，成为他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中间包括著名的《永乐大典》本，也包括浙江巡抚所呈进的全祖望、赵一清所校各本。本来，在校① 今有小山堂抄本，天津图书馆藏，参见拙作《小山堂抄本全谢山五校水经注》，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4 期；又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 年出版：又收入于吴天任《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台湾艺文印书馆，1984 年出版。
② 今有光绪十四年薛福成刊本《全氏七校水经注》。
①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民国七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赵一清 《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附录》一卷，乾隆十九年，赵氏家刻本。"又民 国二十年南京国学图书馆排印本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与《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同。
勘中利目前人成果，这是由来已久的事，而且在全氏五校本和赵氏注释本中，卷首都开列参校书目，已经有了成例。可是戴震却没有这样做，而把他的一切校勘成就，都归之于外人无法窥见的大典本，又恐大典本日后为他人所见，竟至刮补其书以饰其非。①在其校勘案语中，除注笺本因众人皆知不得不指名外，其余各本一律混称"近刻"。而在《沅水注》方城，《沅水注》芍陂，《施水注》成德，《羌水注》参狼谷，《渐江水注》固陵等处各引归有光本以纠"近刻"之谬，而其实均与全、赵本同。
故学者以为戴所谓归有光本，亦是虚构以惑众。②王国维云："凡此等学问上可忌可耻之事，东原行为之而不顾。"或许责人过甚，但是这等事作为后学的鉴戒，却是十分必要的。事详拙作《论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经注的功过》③一文中，此处不再赘述。
戴震以后，在清代可以称得上郦学考据学派的学者，有孙星衍、王先谦等人。特别是王先谦，他在三十余年之中，凡是舟车旅途，都以郦注相随，用功之勤，可以想见。他编纂《合校水经注》一书，熔郦学各著名考据学派成果于一炉，以便后学，厥功甚伟。但是对于这个学派来说，在全、赵、戴三家勤勉治郦时已经达于鼎盛，此后就无法再和这个全盛时代相比了。
另外，自从清初以来，郦学研究中的另一个学派，即地理学派，已经逐渐酝酿成熟，在郦学界显露头角。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郦学研究中批判了考据学派和词章学派不务实际的流弊。他说："朱郁仪《水经注笺》毛举一二传写之误，无所发明。"又说："今世读是书者，大抵钟伯敬（按即钟惺）其人，则简朴之诮，有所不辞尔。"他又从地理学角度，指出了郦注的不少错误："以曹娥江为浦阳江，以姚江为大江之奇分，苕水出山阴，具区在余姚县，沔水至余姚入海，皆错误之大者。"①所以他撰写了《今水经》一卷，先列表简示全国水道，然后按北水（淮水以北）、南水（江水以南）的次序，简单地描述了全国的重要河川。
黄宗羲以外，清初其他地理学家如顾炎武、顾祖禹、胡渭、阎若琚等，在他们各自的地理著作如《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禹贡锥指》、《古文尚书疏证》等书中，都密切结合了《水经注》的研究。清初的另一地理学家兼郦学家刘献廷批评了历来郦学研究不切实用时说："《水经注》千年来无人能读，纵有读之而叹其佳者，亦只赏其词句，为游记诗赋中用耳。"②刘氏的好友黄仪，曾按郦注，每水各绘一图，并考证两岸支流，一并绘入图内。赵一清称誉此图"精细绝伦"。③黄仪的《水经注图》曾为胡渭撰述《禹贡锥指》所参考。这是见诸记载的第一种《水经注图》，可惜此图早已亡佚，于今无从知其内容。黄仪以后，学者在郦学研究中开始重视地图的绘制。董祐诚的《水经注图说》与汪士铎的《水经注图》均是其例。不过前者编绘未竣，只有《河水》、《汾水》等残稿四卷刊印问世；而① 孟森《商务影印永乐大典本水经已经戴东原刮补涂改弊端隐没不存记》，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6 年11 月12 日。
② 孟森《戴东原所谓归有光本水经注），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6 年11 月12 日。③ 《中华文史论丛》，1987 年第2，3 合期。
① 《今水经序》。
② 《广阳杂记》卷四。
③ 《水经注释》卷首参见书目。
后者则粗疏缺漏，无甚可取。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杨守敬与其门人熊会贞，在完成了郦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水经注疏》初稿的同时，编绘了《水经注图》一套，全图八册，采用古今对照，彩墨套印的形式，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行，这是郦学研究史上第一种比较完整的《水经注图》。杨、熊二人都是对地理学有精湛研究的学者，而《水经注疏》初稿的完成和《水经注图》的编绘，标志着郦学研究中的地理学派已经成熟。尽管长达一百多万字的《水经注疏》仍然包含着大量考据成果，杨、熊二人在校勘和注疏上也有重大贡献，但是郦学界已经开始发现，校勘和注疏并不是郦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正如陈运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在《荆州记序》①中所说的："近世为《水经》之学者，又皆校正字句，无所发明。"尽管他在这篇序言中批评考据学派的话，如说朱谋■"语焉不详"，说赵一清"尤觉妄诞"等，未免言之过激，但证实了这一时期地理学派在郦学界的兴起和发展。
作为地理学派代表人物的杨守敬和熊会贞在郦学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杨于民国四年（1915）去世，临终遗言："《水经注疏》不刊，死不瞑目。"②熊会贞继承杨的研究工作，"瞑写晨钞，二十余年如一日。"③熊于一九三六年逝世，在这以前，全书已经基本定稿。当时曾录有钞本数部，其中两部，已先后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七一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和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后者由于其底本在熊去世前一直留在身边，朝夕校订，所以与错误千出的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本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拙作《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一文已述其详。现在，段熙仲教授和我合作点校的《水经注疏》已在江苏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1989 年版），此书在开始点校时因不知台北本的出版，故仍以北京本作底本，在点校过程中，始获得台北本，故底本错误已按台北本逐一订正。
《水经注疏》是郦学研究史上《水经注》版本迄今为止的最后一种成果。此书当然也反映了大量的校勘和注疏成果，并且还辑入了不少遗文佚句。但是由于有早年刊行的《水经注图》与之相得益彰，因此，它不宜与其他考据学派的研究成果相提并论，而应该认为是地理学派的巨构。自从《水经注图》与《水经注疏》的相继问世，郦学与地理学进一步密切结合，郦道元和《水经注》对后世的贡献，得到更大的发扬，郦学研究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展现了更为美好的发展前途。
① 《麓山精舍丛书》。
② 刘禺生《述杨氏水经注疏》，《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2 年版。③ 《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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