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除了在地理学、地名学、语言学和文学等几个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外，在其它许多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金石学、碑版学、文献学等方面，也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作出了贡献。
首先是历史学。《水经注》虽然是一部地理书，但是它也拥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很有价值。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从汉朝起，封建帝王除了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孙外，同时也分封一部分土地给将相大臣中的各色代表人物，这种分封的地区一般称为侯国。侯国是十分不稳定的，由于士大夫官僚集因内部的倾轧斗争，受封者随时可能得咎罢黜，因而时封时废，变化频仍，历代史籍往往疏于记载，但《水经注》在这方面显然比其他史籍记载得完整。清代的著名史学家钱大听，就是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对历史上的侯同作了详细的研究。他在其所撰《潜研堂答问》卷九中说："汉初功臣侯者百四十余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坚已不能言之，郦道元注《水经》，始考得十之六七。"这里说明，由于侯国建置的极不稳定，班固（孟坚）在撰《汉书》时就已经无法考实，但郦道元在其后四个多世纪，却考证出了十之六、七，说明了郦氏用功之勤，也说明了《水经注》在这方面的史料价值竟超过《汉书》。
钱大听所发现的关于《水经注》在侯国记载上超过《汉书》的这个事实，在史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历代以来，学者们以正史为权威，特别是像《汉书》这样的正史，不少人认作经典。他们常常习惯于据正史以批评它书。据正史以校勘它书。当然，一般说来，以正史为圭臬，或许不致造成多大偏差。但是假使不加区别地迷信正史，其结果就会适得其反。《水经注》也还有在其它方面超过正史的例子。
上面说到在侯国的建置兴废中，《水经注》的记载超过《汉书》。其实在行政区划中，不仅是侯国，即使是相对稳定的郡、县，《水经注》的记载，也有可以校勘正史之误的。例如卷二十九《沔水》经"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在这条经文之下。戴震在殿本中云："案中渚乃山名，非县名"赵一清在注释本中说得更清楚："牛渚圻名，汉未尝置县也。"杨守敬在注疏本中说："《通典》，当涂县有牛渚圻，《地理通释》十二引《舆地志》，牛渚山北谓之采石。"这些学者的见解，主要是，第一，因为《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均不载牛渚县，所以他们说："汉未尝置县也"；第二，因为《通典》和《舆地志》等书都有牛渚圻或牛渚山的记载，所以他们认为《水经》的牛渚县是牛渚圻或牛渚山之误。
郦道元撰《水经注》，凡是《水经》有讹，他在注文中必加以纠正。在上述这条经文之下，郦道元所作的注文是：经所谓石城县者，即宣城郡之石城县也。牛渚在姑孰、乌江两县界中，于石城东北减五百许里，安得迳牛渚而方届石城也。盖经之误也。
这里，郦道元确实纠正了《水经》的错误，但他所纠正的，只是牛渚县的位置，并不是牛县的建置。为了纠正牛渚县的位置，他提出了姑孰、乌江这两个县名。而其中的姑孰县，恰恰也是《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所不载的。《水经》所书的县名中，上述《两汉志》不载的尚多，如卷十四《浿水篇》中的临浿县，卷四十《禹贡山水泽地篇》中的金兰县等均是其例。这些县名，郦氏不仅不在注文中纠谬，而且有时还加以肯定。以金兰县为例，卷三十二《決水》经"又北过安丰县东"注云："其水导源庐江金兰县西北东陵乡大苏山，即淮水也。"这里，这个《两汉志》所不载，其实也是《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所不载的金兰县，郦道元不仅说出它所属的庐江郡，还说出了它所属的东陵乡，言之凿凿，说明这个县是存在的。那么同样为上述五志所不载的牛渚县和姑孰县，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它们的建置。
学者们认为牛渚是山名，牛渚山或牛渚圻（矶）是存在的。牛渚圻首见于唐《通典》，但比《通典》早得多的《越绝书》卷八，已记下了秦始皇到会稽的路程："道度牛渚，奏东安，东安，今富春，丹阳，溧阳，鄣故，余杭，轲亭南，东奏槿头，道度诸暨，大越。"上述路程中的地名，一望而知，都是城邑，则牛渚作为一个城邑，在先秦即已存在。到了三国时代，据《吴书·全琮传》："得精兵万人，出屯牛渚"，则牛渚已是一个可以屯兵万人的重镇。《通鉴地理通解》卷十二云："孙皓时，以何植为牛渚督。"这是全琮在此屯兵万人的旁证。到了东晋，牛渚就升格为一个侨州的州治，《通鉴》卷一百《晋纪》二十二，穆帝永和十一年"镇寿春"胡三省注云：南渡初，祖逖以豫州刺史，治谯城；永昌四年，祖约退屯寿春；成帝咸和四年，庾亮以豫川刺史，治芜湖；咸康四年，毛宝以豫州刺史，治邾城；六年，瘐翼以豫州刺史，治芜湖；永和元年，赵胤以豫州刺史，治牛渚。上文清楚说明，牛渚在公元四世纪中期曾经作为豫州这个侨州的州治。
豫州这个侨州是数经播迁的，但曾经作过州治的谯、芜湖、邾三地，都是见于《两汉志》的县名。则牛渚县为《两汉志》所遗漏，大概可以无疑。
用《水经注》校勘《汉书》，不仅县名可得补正，比县名少得多的郡名也能校补，例如，卷二十二《渠》经"其一者，东南过陈县北"注云：（陈县）城内有汉相王君造四县邸碑，文字剥缺，不可悉识，其略曰：惟兹陈国，故曰淮阳郡云云。
如上文，则淮阳在汉代曾经建郡，但《汉书·地理志》仅列淮阳国，无此郡名。又如卷二十四《睢水》经"又东过相县南，屈从城北东流，当萧县南入干陂"注云：相县，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泗水郡；汉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汉武帝元狩六年，封南越桂林监居翁为侯国，曰湘成也；王莽更名，郡曰吾符、县曰吾符亭。
这里，郦道元把相县数百年来的历史沿革，地名变迁，写得完整明白，一目了然。如和《汉书·地理志》对比一下，相县之下，只有"莽曰吾符亭"一语。所以《水经注》记载的郡县沿革胜过《汉书·地理志》，实非虚语。除了《两汉志》以外，《水经注》的郡县记载，对《晋书·地理志》也具有很大的校勘、补正价值。现在通行的《晋书》是唐太宗领衔主修的，它比郦注晚出得多，但在不少地方仍有赖于郦注的修补。例如卷三十五《江水》经"又东南过邾县南"注云："晋咸和中，庾亮为西阳太守"。但《晋书·地理志》却失记西阳郡名。我们可以列举《水经注》记载有建置年代的晋朝县份，却都不见于《晋书》。
卷三十五《江水》经"又东北至江夏沙羡县西北，沔水从北来流注云之"注云：沌水上承沈阳县之太白湖，??有沌阳都尉治。晋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为荆州镇此。
卷三十六《沫水》经"东南过旄牛县北，又东至越巂灵道县出蒙山南"注云：灵道县，一名灵关道，??县有铜山，有利慈渚。晋太始九年，黄龙二见于利慈池，县令董玄之率民吏观之，以白刺史王濬，濬表上之，晋朝改护龙县也。
卷三十七《澧水》经"又东过零阳县之北"注云：澧水又迳渫阳县，右会渫水，水出建平郡，东迳渫阳县南，晋太康中置。卷三十九《赣水》经"又北过彭泽县西"注云：循水出艾县西，东北迳豫宁县，故西安也，晋太康元年更从今名。
以上四例中列举的沌阳、护龙、渫阳、豫宁四县，按《水经注》所记，明明都是建置有年代可考的晋代县名，但《晋书·地理志》均失载。清毕沅根据《水经注》等书的记载，撰写了《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五卷，他在此书序中说："撰《晋书》者，王隐、虞预、臧荣绪、谢灵运、干宝诸家，其王隐《晋书·地道记》及不著姓氏《晋书·地理志》与《晋地记》，见于郦道元《水经注》，类皆搜采广博，十倍于今"。这说明郦注之所以能够纠正史之谬，补正史之缺，是由于他的"搜采广博"。
以上所述的是《水经注》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价值，也不过略举数端而已。与历史学有关的科学技术史，特别是水利史，《水经注》也能提供大量资料，前面已经介绍的不少古代水利工程均是其例。《水经注》对这些水利工程的记载非常详细，举凡工程的主要结构，工程效益，修建过程等，对今天的水利史研究都甚有裨益，因前面已多有述及，此处不再赘叙。
《水经注》记载了大量不同性质，不同时代，不同风格和不同建造技巧的古代建筑，这在我国建筑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水经注》记载的古代宫殿，如卷十九《渭水注》中的阿房宫、建章宫、未央宫等，当然都是名闻遐迩的高大建筑。即使是一般建筑，也是各具风格，很有值得研究之处。例如卷十三《■水》经"■水出雁门阴馆县，东北过代郡桑干县南"注中记载北魏首都的白台。注云：台甚高广，台基四周列壁，阁道自内而升。国之图箓秘籍，悉积其中。
由此可知，白台是北魏的档案库，它的建筑特色是："台基四周列壁，阁道自内而升"。因为是档案库，阁道自内而升，不仅安全，并且升登方便，而台基四周列壁，除了从档案库的安全考虑外，还可以增加台在外观上的雄伟。
卷二十八《沔水》经"又东过荆城东"注中记载了南北朝初期建于郢城的大暑台："秀宇层明，通望周博，游者登之，以畅远情。"说明此台的设计者非常重视台的视野，即所谓"通望周博"。这又是一座别具风格的建筑物。
《水经注》对我国古代的园林建筑有大量记载。像卷十六《穀水》经"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注中的芳林园和华林园，注文描述得十分细腻，举凡园林的结构布局，园林内部的土石山水，亭台楼阁，都叙述得十分明白，对研究我国古代的造园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
甚至对一般的祠庙寺观，《水经注》也常从建筑物的角度进行记载。卷十四《鲍丘水》经"又南至雍奴县北，屈东入于海"注中记载的土垠县观鸡水畔观鸡寺即是其例。注云：（观鸡）水东有观鸡寺，寺内起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塈，基内疏通，枝经脉散，基测室外，四出炊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盖以此工寒严，霜气肃猛，出家沙门，率皆贫薄，施主虑阙道业，故崇斯构，是以志道者多栖托焉。
这个观鸡寺，其建筑不仅拥有可容千僧的大堂，又具有适于低温地区的这种特殊的取暖保温结构，确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卓越创造。诸如上述的例子，在《水经注》全书中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我国建筑史研究中的有用资料。《水经注》的许多记载，对今日考古学的研究也很有裨益。近年以来，我国考古学曾经利用郦注记载，获得研究的线索和成果。以我国古代的佛塔建筑为例。古代的不少著名佛塔，由于年久塌圮，考证困难。但《水经注》在这方面的记载，使考古学者在考古发掘中获得了可以对证的文字依据。例如卷十六《穀水》经"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注中记载洛阳永宁寺九层浮图。注云：（渠）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作九层浮图，浮图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槃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级，而又高广之。虽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灵图，未有若斯之构。
这座浮图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到永熙三年，就被大火烧毁，其存在时间还不到二十年。所以除了郦道元目击记载以外，其他记载极少，而且多是第二手材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根据《水经注》记载的资料，对洛阳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在一九七三年发表了《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①一文，记述了考古成果：永宁寺九层浮图塔基位于寺院止中，今残存高大夯土台基，残高约八来左右，塔基平面呈方形，分三层而上，顶上两层在今地面上屹立可见。底层夯基近方形，东西约一○一米，南北约九八米，基高二点一米；中层夯基面积小，呈正方形，东西、南北各长五○米，高约三点六米；顶层台基系用土坯垒砌，呈正方形，面积约有十米见方，残高二点二十。这与《水经注》所载永宁寺浮图下基方十四丈面积近似。
这项资料，说明了《水经注》记载的翔实可靠，它对今日的考古发掘工作很有价值。
《水经注》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而完整的著录我国古代金石碑版的著作，为金石学和碑版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全书记载的各种金石碑版，如前所述，共达三百五十七种，其内容包括河川、水利、山岳、交通、城邑、经界、地名、建筑、经籍、历史。人物、祠庙、陵墓等等。《水经注》记载的金石碑版，事实上就是一部从上古到北魏的金石录。在《水经注》以前，我国没有专门研究金石碑版的著作，在《水经注》以后，我国研究金石碑版的著作以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为著名。这些后来的金石汇编，虽然搜集的数量比《水经注》大得多，但在时间上要比《水经注》晚五百年以上，郦道元所目击的金石碑版，到那时绝大部分不仅早已损毁，就是拓本也多未流传。所以《水经注》著录的古代金石碑版，在这些后来的金石汇编中，大都已不存在。例如有关河川水利的金石碑版，《水经注》著录的从上古到北魏，总数超过二十种（本书已选录了十五种），但《集古录》和《金石录》在同一时代中都没有这一类金石碑版的著录。可见《水经注》著录的金石碑版在金石、碑版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① 《考古》1973 年第4 期。
本书前面已经指出，在《水经注》中指名引用的古代文献达四百八十种。这是《水经注》对后世文献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在《水经注》引用的古代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现在都早已亡佚，其中有的古籍，如三国魏蒋济《三州论》，晋庾仲雍《汉水记》等，除《水经注》外，绝未见它书著录；有的古籍，如《林邑记》，《汉武帝故事》等，所引内容，除《水经注》外，绝未见它书引及。所以都是价值连城的资料。多少年来，学者在考据、校勘、辑件等许多文献学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大量地利用了《水经注》的成果。《水经注》对于后世文献学的贡献不言而喻。
此外，《水经注》对我们古代民族、宗教、艺术等许多方面的研究工作，都能作出它的贡献，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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