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除了在地理学、地名学、语言学和文学等几个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外,在其它许多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金石学、碑版学、文献学等方面,也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作出了贡献。
首先是历史学。《水经注》虽然是一部地理书,但是它也拥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很有价值。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从汉朝起,封建帝王除了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孙外,同时也分封一部分土地给将相大臣中的各色代表人物,这种分封的地区一般称为侯国。侯国是十分不稳定的,由于士大夫官僚集因内部的倾轧斗争,受封者随时可能得咎罢黜,因而时封时废,变化频仍,历代史籍往往疏于记载,但《水经注》在这方面显然比其他史籍记载得完整。清代的著名史学家钱大听,就是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对历史上的侯同作了详细的研究。他在其所撰《潜研堂答问》卷九中说:"汉初功臣侯者百四十余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坚已不能言之,郦道元注《水经》,始考得十之六七。"这里说明,由于侯国建置的极不稳定,班固(孟坚)在撰《汉书》时就已经无法考实,但郦道元在其后四个多世纪,却考证出了十之六、七,说明了郦氏用功之勤,也说明了《水经注》在这方面的史料价值竟超过《汉书》。
钱大听所发现的关于《水经注》在侯国记载上超过《汉书》的这个事实,在史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历代以来,学者们以正史为权威,特别是像《汉书》这样的正史,不少人认作经典。他们常常习惯于据正史以批评它书。据正史以校勘它书。当然,一般说来,以正史为圭臬,或许不致造成多大偏差。但是假使不加区别地迷信正史,其结果就会适得其反。《水经注》也还有在其它方面超过正史的例子。
上面说到在侯国的建置兴废中,《水经注》的记载超过《汉书》。其实在行政区划中,不仅是侯国,即使是相对稳定的郡、县,《水经注》的记载,也有可以校勘正史之误的。例如卷二十九《沔水》经"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在这条经文之下。戴震在殿本中云:"案中渚乃山名,非县名"赵一清在注释本中说得更清楚:"牛渚圻名,汉未尝置县也。"杨守敬在注疏本中说:"《通典》,当涂县有牛渚圻,《地理通释》十二引《舆地志》,牛渚山北谓之采石。"这些学者的见解,主要是,第一,因为《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均不载牛渚县,所以他们说:"汉未尝置县也";第二,因为《通典》和《舆地志》等书都有牛渚圻或牛渚山的记载,所以他们认为《水经》的牛渚县是牛渚圻或牛渚山之误。
郦道元撰《水经注》,凡是《水经》有讹,他在注文中必加以纠正。在上述这条经文之下,郦道元所作的注文是:经所谓石城县者,即宣城郡之石城县也。牛渚在姑孰、乌江两县界中,于石城东北减五百许里,安得迳牛渚而方届石城也。盖经之误也。
这里,郦道元确实纠正了《水经》的错误,但他所纠正的,只是牛渚县的位置,并不是牛县的建置。为了纠正牛渚县的位置,他提出了姑孰、乌江这两个县名。而其中的姑孰县,恰恰也是《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所不载的。《水经》所书的县名中,上述《两汉志》不载的尚多,如卷十四《浿水篇》中的临浿县,卷四十《禹贡山水泽地篇》中的金兰县等均是其例。这些县名,郦氏不仅不在注文中纠谬,而且有时还加以肯定。以金兰县为例,卷三十二《決水》经"又北过安丰县东"注云:"其水导源庐江金兰县西北东陵乡大苏山,即淮水也。"这里,这个《两汉志》所不载,其实也是《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所不载的金兰县,郦道元不仅说出它所属的庐江郡,还说出了它所属的东陵乡,言之凿凿,说明这个县是存在的。那么同样为上述五志所不载的牛渚县和姑孰县,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它们的建置。
学者们认为牛渚是山名,牛渚山或牛渚圻(矶)是存在的。牛渚圻首见于唐《通典》,但比《通典》早得多的《越绝书》卷八,已记下了秦始皇到会稽的路程:"道度牛渚,奏东安,东安,今富春,丹阳,溧阳,鄣故,余杭,轲亭南,东奏槿头,道度诸暨,大越。"上述路程中的地名,一望而知,都是城邑,则牛渚作为一个城邑,在先秦即已存在。到了三国时代,据《吴书·全琮传》:"得精兵万人,出屯牛渚",则牛渚已是一个可以屯兵万人的重镇。《通鉴地理通解》卷十二云:"孙皓时,以何植为牛渚督。"这是全琮在此屯兵万人的旁证。到了东晋,牛渚就升格为一个侨州的州治,《通鉴》卷一百《晋纪》二十二,穆帝永和十一年"镇寿春"胡三省注云:南渡初,祖逖以豫州刺史,治谯城;永昌四年,祖约退屯寿春;成帝咸和四年,庾亮以豫川刺史,治芜湖;咸康四年,毛宝以豫州刺史,治邾城;六年,瘐翼以豫州刺史,治芜湖;永和元年,赵胤以豫州刺史,治牛渚。上文清楚说明,牛渚在公元四世纪中期曾经作为豫州这个侨州的州治。
豫州这个侨州是数经播迁的,但曾经作过州治的谯、芜湖、邾三地,都是见于《两汉志》的县名。则牛渚县为《两汉志》所遗漏,大概可以无疑。
用《水经注》校勘《汉书》,不仅县名可得补正,比县名少得多的郡名也能校补,例如,卷二十二《渠》经"其一者,东南过陈县北"注云:(陈县)城内有汉相王君造四县邸碑,文字剥缺,不可悉识,其略曰:惟兹陈国,故曰淮阳郡云云。
如上文,则淮阳在汉代曾经建郡,但《汉书·地理志》仅列淮阳国,无此郡名。又如卷二十四《睢水》经"又东过相县南,屈从城北东流,当萧县南入干陂"注云:相县,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泗水郡;汉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汉武帝元狩六年,封南越桂林监居翁为侯国,曰湘成也;王莽更名,郡曰吾符、县曰吾符亭。
这里,郦道元把相县数百年来的历史沿革,地名变迁,写得完整明白,一目了然。如和《汉书·地理志》对比一下,相县之下,只有"莽曰吾符亭"一语。所以《水经注》记载的郡县沿革胜过《汉书·地理志》,实非虚语。除了《两汉志》以外,《水经注》的郡县记载,对《晋书·地理志》也具有很大的校勘、补正价值。现在通行的《晋书》是唐太宗领衔主修的,它比郦注晚出得多,但在不少地方仍有赖于郦注的修补。例如卷三十五《江水》经"又东南过邾县南"注云:"晋咸和中,庾亮为西阳太守"。但《晋书·地理志》却失记西阳郡名。我们可以列举《水经注》记载有建置年代的晋朝县份,却都不见于《晋书》。
卷三十五《江水》经"又东北至江夏沙羡县西北,沔水从北来流注云之"注云:沌水上承沈阳县之太白湖,??有沌阳都尉治。晋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为荆州镇此。
卷三十六《沫水》经"东南过旄牛县北,又东至越巂灵道县出蒙山南"注云:灵道县,一名灵关道,??县有铜山,有利慈渚。晋太始九年,黄龙二见于利慈池,县令董玄之率民吏观之,以白刺史王濬,濬表上之,晋朝改护龙县也。
卷三十七《澧水》经"又东过零阳县之北"注云:澧水又迳渫阳县,右会渫水,水出建平郡,东迳渫阳县南,晋太康中置。卷三十九《赣水》经"又北过彭泽县西"注云:循水出艾县西,东北迳豫宁县,故西安也,晋太康元年更从今名。
以上四例中列举的沌阳、护龙、渫阳、豫宁四县,按《水经注》所记,明明都是建置有年代可考的晋代县名,但《晋书·地理志》均失载。清毕沅根据《水经注》等书的记载,撰写了《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五卷,他在此书序中说:"撰《晋书》者,王隐、虞预、臧荣绪、谢灵运、干宝诸家,其王隐《晋书·地道记》及不著姓氏《晋书·地理志》与《晋地记》,见于郦道元《水经注》,类皆搜采广博,十倍于今"。这说明郦注之所以能够纠正史之谬,补正史之缺,是由于他的"搜采广博"。
以上所述的是《水经注》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价值,也不过略举数端而已。与历史学有关的科学技术史,特别是水利史,《水经注》也能提供大量资料,前面已经介绍的不少古代水利工程均是其例。《水经注》对这些水利工程的记载非常详细,举凡工程的主要结构,工程效益,修建过程等,对今天的水利史研究都甚有裨益,因前面已多有述及,此处不再赘叙。
《水经注》记载了大量不同性质,不同时代,不同风格和不同建造技巧的古代建筑,这在我国建筑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水经注》记载的古代宫殿,如卷十九《渭水注》中的阿房宫、建章宫、未央宫等,当然都是名闻遐迩的高大建筑。即使是一般建筑,也是各具风格,很有值得研究之处。例如卷十三《■水》经"■水出雁门阴馆县,东北过代郡桑干县南"注中记载北魏首都的白台。注云:台甚高广,台基四周列壁,阁道自内而升。国之图箓秘籍,悉积其中。
由此可知,白台是北魏的档案库,它的建筑特色是:"台基四周列壁,阁道自内而升"。因为是档案库,阁道自内而升,不仅安全,并且升登方便,而台基四周列壁,除了从档案库的安全考虑外,还可以增加台在外观上的雄伟。
卷二十八《沔水》经"又东过荆城东"注中记载了南北朝初期建于郢城的大暑台:"秀宇层明,通望周博,游者登之,以畅远情。"说明此台的设计者非常重视台的视野,即所谓"通望周博"。这又是一座别具风格的建筑物。
《水经注》对我国古代的园林建筑有大量记载。像卷十六《穀水》经"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注中的芳林园和华林园,注文描述得十分细腻,举凡园林的结构布局,园林内部的土石山水,亭台楼阁,都叙述得十分明白,对研究我国古代的造园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
甚至对一般的祠庙寺观,《水经注》也常从建筑物的角度进行记载。卷十四《鲍丘水》经"又南至雍奴县北,屈东入于海"注中记载的土垠县观鸡水畔观鸡寺即是其例。注云:(观鸡)水东有观鸡寺,寺内起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塈,基内疏通,枝经脉散,基测室外,四出炊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盖以此工寒严,霜气肃猛,出家沙门,率皆贫薄,施主虑阙道业,故崇斯构,是以志道者多栖托焉。
这个观鸡寺,其建筑不仅拥有可容千僧的大堂,又具有适于低温地区的这种特殊的取暖保温结构,确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卓越创造。诸如上述的例子,在《水经注》全书中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我国建筑史研究中的有用资料。《水经注》的许多记载,对今日考古学的研究也很有裨益。近年以来,我国考古学曾经利用郦注记载,获得研究的线索和成果。以我国古代的佛塔建筑为例。古代的不少著名佛塔,由于年久塌圮,考证困难。但《水经注》在这方面的记载,使考古学者在考古发掘中获得了可以对证的文字依据。例如卷十六《穀水》经"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注中记载洛阳永宁寺九层浮图。注云:(渠)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作九层浮图,浮图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槃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级,而又高广之。虽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灵图,未有若斯之构。
这座浮图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到永熙三年,就被大火烧毁,其存在时间还不到二十年。所以除了郦道元目击记载以外,其他记载极少,而且多是第二手材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根据《水经注》记载的资料,对洛阳城进行了考古发掘。在一九七三年发表了《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①一文,记述了考古成果:永宁寺九层浮图塔基位于寺院止中,今残存高大夯土台基,残高约八来左右,塔基平面呈方形,分三层而上,顶上两层在今地面上屹立可见。底层夯基近方形,东西约一○一米,南北约九八米,基高二点一米;中层夯基面积小,呈正方形,东西、南北各长五○米,高约三点六米;顶层台基系用土坯垒砌,呈正方形,面积约有十米见方,残高二点二十。这与《水经注》所载永宁寺浮图下基方十四丈面积近似。
这项资料,说明了《水经注》记载的翔实可靠,它对今日的考古发掘工作很有价值。
《水经注》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而完整的著录我国古代金石碑版的著作,为金石学和碑版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全书记载的各种金石碑版,如前所述,共达三百五十七种,其内容包括河川、水利、山岳、交通、城邑、经界、地名、建筑、经籍、历史。人物、祠庙、陵墓等等。《水经注》记载的金石碑版,事实上就是一部从上古到北魏的金石录。在《水经注》以前,我国没有专门研究金石碑版的著作,在《水经注》以后,我国研究金石碑版的著作以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为著名。这些后来的金石汇编,虽然搜集的数量比《水经注》大得多,但在时间上要比《水经注》晚五百年以上,郦道元所目击的金石碑版,到那时绝大部分不仅早已损毁,就是拓本也多未流传。所以《水经注》著录的古代金石碑版,在这些后来的金石汇编中,大都已不存在。例如有关河川水利的金石碑版,《水经注》著录的从上古到北魏,总数超过二十种(本书已选录了十五种),但《集古录》和《金石录》在同一时代中都没有这一类金石碑版的著录。可见《水经注》著录的金石碑版在金石、碑版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① 《考古》1973 年第4 期。
本书前面已经指出,在《水经注》中指名引用的古代文献达四百八十种。这是《水经注》对后世文献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在《水经注》引用的古代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现在都早已亡佚,其中有的古籍,如三国魏蒋济《三州论》,晋庾仲雍《汉水记》等,除《水经注》外,绝未见它书著录;有的古籍,如《林邑记》,《汉武帝故事》等,所引内容,除《水经注》外,绝未见它书引及。所以都是价值连城的资料。多少年来,学者在考据、校勘、辑件等许多文献学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大量地利用了《水经注》的成果。《水经注》对于后世文献学的贡献不言而喻。
此外,《水经注》对我们古代民族、宗教、艺术等许多方面的研究工作,都能作出它的贡献,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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