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是一位官宦家庭出身的北魏王朝的官员。《魏书》将他列入《酷吏传》，这当然是《魏书》撰者魏收对他的一种诽谤，后世已有评论，留待以下再说。但他显然不属"儒林"、"文苑"之流，不算一个学者。他在南北朝这个干戈扰攘的时代里为官终身，毕生戎马，所以决不是一个闭门读书，研究学问，专心著述的人。但他却居然写出了《水经注》这样一部不朽的地理名著。在中国历史上，《水经》和《水经注》就各有两种。②在此以后，记载河流的书籍还有不少，唐李吉甫的《删水经》，金蔡珪的《补正水经》，明末黄宗羲的《今水经》，清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等，不胜枚举。这类著作，或存或佚，都不能与郦道元的《水经注》相颉颃。《水经注》当然不是一部能够一气呵成的著作，是郦道元日积月累的著述成果。在当时那种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他竟有这样的心情坚持撰写此书，不仅终于写成，而且获得如此辉煌的成绩，这当然是由许多原因促成的，而首先必须提出的则是"地理大交流"这个历史过程。
前面已经叙述了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国从四世纪初期起，开始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混乱，牵涉到广大集团的人群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上的深刻变异。假使我们把十五世纪初期以后的时期中，人们对于新航路和新大陆的探索称为"地理大发现"，那末，从四世纪初期到六世纪后期之间，这种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巨大人群所经历的地理变异，应该被称为"地理大交流"。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赵武灵王的战略思想后继无人，而秦始皇花了惊人代价所建造起来的所谓万里长城，毕竟阻挡不了始于四世纪初期的这场巨变，大群生活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一个部落接着一个部落，轻易地跨过了这道"尸骸相支拄"的夯土建筑物，相继进入华北和中原。他们放弃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而定居到这片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从事农业活动。同样，原来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汉族，也就被迫大批南迁，放弃了他们世代定居的这片干燥坦荡的小麦杂粮区，迁移到低洼潮湿的江南稻作区。因此，不论在中国的北方或南方，数量巨大的人群，都面临着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在这场地理大交流中，直接参加交流的人们，新、旧地理环境构成了他们现实生活和思想上的强烈对比，空前地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和丰富了他们的地理知识。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参加交流的人们，他们有的是留恋故土，宁愿冒恶劣的处境而安土重迁；有的则是直接参加交流者的后代，这些人，尽管没有地理大交流的实践经验，但他们同样从他们的亲属和父老那里，获得他们的故土和新领地的地理知识。
地理大交流的结果是大批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的出现。和中国旱期的地理学家及地理著作不同，早期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穆天子传》等，作者虽然都有一定的资料基础，但其间包括了大量的假设和想像。这类早期的地理学家，在实践经验方面，显然是相当薄弱的。现在，规模巨② 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 文略》四书著录，《水经》与《水经注》各有两种：一种是《水经》三卷，汉桑钦撰，晋 郭璞注；另一种是三国佚名撰，北魏郦道元注，四十卷。前者经注均亡佚。
大的地理大交流，为许多地理学家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实践机会。因此，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不仅在地理资料上左右逢源，而他们之中，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次地理大交流，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大量的实践结果。这是前代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早在西晋末年，荀绰就撰写了《九州记》，比他稍晚的乐资，则撰写了《九州志》。接着，王隐在东晋初年又撰写了《晋地道记》。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全国地理著作。从此以后，北方和南方的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风起云涌，美不胜收。在北方，阚骃的《十三州志》，佚名的《大魏诸州记》，陆恭之的《后魏舆地图风土记》等等，不胜枚举；在南方，刘宋何承天和徐爰，不约而同地都撰写了《州郡志》，此外齐刘澄之的《永初山水记》，梁吴均的《十三州记》，陈顾野王的《舆地志》等，也都是全国地理著作。除了全国地理著作以外，还有为数更多的区域地理著作，它们就是通常所称的"六朝地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东晋及其以后的著作。正是这一大批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标志着这个地理大交流时代的时代特色。
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地理学思想的活跃，还不仅表现在地理著作的大量出现。在其他许多非地理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们对自然环境和地理景观的真挚感情和由于这种感情所激发出来的丰富多彩的描述。
著名的《敕勒歌》就是从北魏先前的语言鲜卑语翻译过来的民歌，歌辞说：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①《与陈伯之书》是南梁军队中的一位幕僚丘迟所写的一封敦促身在北朝的将军归降的书信，其中有一段生动的地理描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②以上所引都是这个时代的作品，但都不是地理作品。前者所描述的是北方草原的自然景色，后者所描述的是江南水乡的暮春风光。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生动，不是身处其境的人，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维妙维肖的文字来的。这就是这个时期中人们地理学思想特别活跃的特征。从政治上说，这个时代是中国的混乱的时代；但是从地理学思想史来说，这个时代是中国的光荣时代。在整个地理大交流时代中，在所有这些知识丰富的地理学家中，最最杰出的，无疑是北魏的郦道元，而他所撰写的不朽名著《水经注》，正是这个时代的一切地理著作中登峰造极的作品。
关于上述郦道元及其名著《水经注》在地理学史上的地位，是我在1988年9 月出版的《地理学报》（45 卷3 期）中的《郦道元生平考》一文中提出的。此文始撰于1986 年，但是后来发现这种观点具有国际性，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日本广岛大学名誉教授，年逾八旬的日本著名地理学家米仓二郎先生，于1988 年7 月28 日给我的一封信中，也有论述郦道元的一段（原信是用英文写的）：我认为郦道元是中世纪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这是欧洲历史上的所谓黑暗时代，当时的欧洲，就连一个杰出的地理学家也没有，从全球的观点看来，地理学史不能不提到郦道元。我希望你一定要用英文写一篇有关① 《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杂歌谣辞》。
② 《文选》卷四十三。
郦道元的论文，在某种地理刊物发表。①米仓先生把郦道元在地理学史上的地位提到这样的高度，说明国际地理学界对郦道元及其名著《水经注》的重视。1989 年冬季，我又一次去日本讲学，在广岛大学任客座教授。米仓先生热情地邀请我们夫妇到他家中作客。我把我发表在英国出版的《地理学家研究》第十二卷上的《郦道元》②一文的抽印本送给他，他在席间再一次强调了郦道元在地理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说"郦道元和他的杰出名著《水经注》，不仅是你们中国人的光荣，也是国际地理学史上的光荣"。
前面已经提及，郦道元毕生服官于北魏王朝，在当时，他并不是一个专门著述的学者，但是现在，历史对他的评价，根本不考虑他上任去东荆州作刺史时是什么排场，也绝不计较他任黄门侍郎是几品官位。历史对他的评价主要着重于《水经注》，他因《水经注》这一名著，成为中世纪世界上最著名的地理学家。
郦道元为什么能在地理学上达到如此的造诣？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地理大交流的时代。是这个时代，触动了他的地理学思想和实践。他在《水经注序》中说："访读搜渠，缉而缀之"。全书记载了许多他在野外考察中亲眼目击的成果，说明他和这个时代的许多地理学家一样，有着大量的直接实践的经验。但是，《水经注》的记载遍及全国，而且远涉域外，当时国家南北分裂，郦道元足迹未达南方，凡是他所未经之地，他所依靠的是他人撰述的文献，也就是间接的实践资料。他在《水经注》注明所引的他人著述，为数超过四百三十种，实际上当然远远超过此数。他所引用的他人著述，大部分也都是地理大交流时代的成果。清陈运溶在《荆州记序》中说："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①。假设没有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大量"六朝地志"，《水经注》也就无法得到如此卓越的成就。所有这一切说明，地理大交流这个伟大时代，对于郦道元其人其书，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① 此信已见拙撰《地理学思想史序》。《地理学思想史》，刘盛佳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②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① 收于《麓山精舍丛书》。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