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第一节添酒回灯重开宴
寂寞地坐在西一道巷的小院里，眼望着被秋风吹落的片片黄叶和那在暮色中南飞的大雁，在凄凉中我为装订社的前途将会给我造成的结局而沉思，为自己给家中所添的送饭负担而烦恼，也为严冬将要给自己带来的艰难而焦虑。想不通我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寻求一条生存的路，命运之神为什么要给我制造如此多的险阻。总之不管有多少牢骚和抱怨，身体条件决定了我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只能用期待、承受和企盼来面对命运为我的安排。但愿在熬过严冬后，春天还会再来。
就在我准备应对即将面临的所有磨难之际，却传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公社为了加强管理促进社办企业发展，要对居委会办起的小摊摊进行合并。那个时期“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抄家、没收、遣返之际。没收的房屋正好使社办企业有了发展的空间。
在此形式的驱使下，西三道巷装订社和开通巷装订社等几个搞印刷装订的小摊被合而为一。那时为了破旧立新，街道都被改为革命化的新街名。柏树林街改名为永红路，公社也跟着改名为永红路公社，我们几个装订社合并后搬进菊花园七号一所房东被抄家送回老家后被没收的宅院，名字也紧跟革命形式，改名为永红印刷厂。
这一意想不到的转机使我和家的距离比原来拉近了三分之二，再也不用发愁送饭问题。新的厂址是一所两进的宅院，院里有街房、过厅、南北厦房和三间上房，上房的南边有一个夹道直通后院的厕所。院子里因为还有两家居民和房东的两个儿子，因此我们只占了上房、南厦房和过厅的北半边。车间在上房，在这里上班期间，我不用愁上厕所的问题。
厂子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我的心也感到一分踏实。为了派遣漫长的晚上，我想到了读书。
“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破四旧”，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全盘否定，图书馆关了门。加上清查、抄家、没收，私人藏书一怕惹出是非，二怕丢失了以后再也无处购买，谁也不敢往外借。无奈的我除了紧跟形势学习《毛选》四卷、《毛泽东诗词》和《毛主席著作典故解释》，又从家里拿来了《中医学概论》等许多中医书。虽说这些书对我这十八九岁的青年来说有些生辟、枯燥，但是读一读再琢磨琢磨倒也不空虚。开卷有益，读得多了，对里面的知识不但能够理解而且还产生了兴趣。
为了逃避屋子里的酸浆糊味，我喜欢坐在车间门口看书。住在过厅的刘先生见我下班总是抱着本书看，走过来好奇的问我：“你看的是啥书？”我让他看了封面，他吃惊地问我：“你想学中医，这书你能读懂？”我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其它的书可读，只是用它来消磨时间。”他笑着问我：“你喜欢看哪一类书？”我一时也说不清，只能说：“文学类的吧。”他再没多说就走了。
房东老两口回来不久，有一次老先生坐在屋门口晒太阳，无意中和我拉起了家常，想不到他和父亲竟是多年的老朋友，从此以后老人便把我呼为侄女。老伴知道后对我也改变了态度。那天刘先生跟我说话时老太太正在屋门口做饭，刘先生回家后老太太走过来对我说：“这人也爱看书，他家的书可多了。你要是想看啥书，可以找他借。”我说：“我跟人家不熟，怕他不借给我。”老太太说：“他能主动问你，说明对你的印象不坏，你想看啥书，我可以去给你借。”
我想了想，以前在家时一直都想看《红楼梦》，父亲说那种书不适合女孩看，现在在这里父亲又管不上，我倒要看看为什么女孩就不能看。于是我就对老太太说：“大妈，你就先给我借一本《红楼梦》吧。”老太太果然很快就给我借来了，但是她告诉我：“刘先生说借书给你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转借给别人，更不能丢失和损坏。”我自然满口答应说：“这些我肯定能做到。”
为了保证让书完好无损，借到后我先用牛皮纸给书包了皮，白天把它存放在房东家，晚上下班再从大妈那里要过来，暂停时我把页码看准记在心中，从不折书角或者把书翻开扣着放，以此表示自己对帮我读书的人的一片虔诚之心。
通过借阅《红楼梦》，刘先生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爱护图书的人，便慷慨表示凡是我想看的书，只要他那里有，都可以借给我读。趁此机会我紧接着又借阅了《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有了小说，对我来说就是有了“熊掌”，暂且把其它的书都放在了一边。那段时间里如果没有每周回家所感受到的政治斗争的冲击，在厂里每天上班工作、下班读书，对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绝不会有任何感觉，就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一样，宁静中渗透着无限的追求和乐趣。
然而，宁静的生活没有因为我的满足而永远陪伴着我。不久厂里就出现了变化，购买了裁纸机和印刷机，又请了从大印刷厂退休的老师傅帮助，建立起了印刷车间。
有了梧桐树，不愁无凤凰。不久，除了公社介绍来的几个退学青年，还有几个外区的年轻人也都慕名而来。本来只有半边天的手工作坊，不但开始走向圆满，如今还有了“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朗朗乾坤，生机盎然。
几个年轻人陆续进厂时，机器房还在安装和维修阶段，暂时安排在装订车间上班。家庭妇女堆里贸然多了几个年轻人，就好像是绿叶里绽放出了花朵，使我已经冷凝的心似乎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因为身体造成的自卑，又想保护自己的尊严，只是把热情藏在心底，表面上采取了冷漠无情的态度，除了必要的工作对话，最多只是打个招呼，从不和这几个年轻人多说一句话。
几个热情善良的姑娘对我非但不歧视还显得特别亲热，其结果倒显得我不够豁达大度。最早来的年轻人中有两个男孩，一个叫cx，一个叫门。cx个儿高高的，穿一身宽大的学生装，白净的脸上陪衬着一对大眼睛和高高的鼻梁。女儿国来了个美少年，看上去又聪明礼貌，全厂上下无人不见而爱之。有人问他年龄，他说十五岁，可我看他虽说脸上不缺稚气，却比弟弟令人感到稳妥多了。同样都是男孩，可那个叫门的让人感到一身楞劲，很少有人和他答腔。
车间的师傅们和我相处久了，看我在生活中离不开两个小板凳，有时便善意地感叹道：“这两个小板凳是春霞的两条腿。”那些师傅都相当于我的长辈，我知道她们是即兴而出，便报以微笑。这些现象可能让cx看在了眼里。回机房后有一次，他不知干啥活想借我的板凳坐，一进门就笑眯眯地对我说：“李师，把你的腿借给我用一会儿。”说着就伸手去拿我的板凳，却想不到我竟很认真严肃地说：“别动！”他抬起头吃惊地望着我。我不冷不热地问他：“你见过有谁能把腿借给人用？”男孩望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怏怏而去。车间里的人都用惊诧的目光望着我，谁也料想不到往日谦卑和气的我，竟会对全厂都宠爱的佼佼者如此不给面子。
有几部机器安装好了，年轻人开始去机房上两班倒。因为急着学手艺，上早班的下班后都不想回家。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后院有茶炉，喝水热饭都方便，花池一圈的水泥台还可以坐人、搁饭盒，年轻人都喜欢到后院来凑热闹。
一天下午，大家一块吃饭时，那位叫门的后生无事生非竟想着在我身上寻开心，达到他哗众取宠的目的，一开始我看他流里流气，像个蛮不讲理的无赖，不想招惹他，只管吃我的饭。小伙子误认为我生来就是任人宰割的笑料，便得寸进尺更加来劲，不但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怪话，还嬉皮笑脸地往我跟前凑。我还从来没有当众受过任何人的戏弄，一气之下，把碗往旁边一放，猛喊道：“走开！放自重点！不理你是给你面子。要是想在我跟前寻开心，算是你看错人了！”门出乎意料，被惊得站在我对面不远处愣了好长时间。cx和其他几个女孩一开始还在看笑话，看我真的动了怒，才意识到非同小可，赶紧把那小子推出了后院。
从这两件事后，为了维护我的尊严，我对厂里新来的年轻人特别是男孩的态度就更加不屑一顾。每天下班都一本正经的拿着一本书读，一示孤芳自赏。
前边提到的板凳的事，是cx第一次和我打交道，当时我以为他会永远嫉恨在心里，再也不会答理我。想不到有一次，在厂里干活的小木工在我跟前贫嘴，说我“板子稠”。他在旁边听到了，知道我理解不了那些社会上的怪话，竟然还过来帮我还击了小木匠。从那以后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交往。他知道我背《毛泽东诗词》也跟我一起背。诗词里有了不懂的词和字，便来找我询问，我有《新华字典》和《毛主席诗词注释》，我俩可以一块查找，甚至还比赛看谁背得又多又快。就这样我们俩成了书友。
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里屋看书，cx心有所思地走了进来。我看他心情不太好，就放下书和他闲聊。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把通向外屋的门关上了，我正在纳闷时，他给我讲起了他家的一段往事：“那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我还不到十五岁，父亲被遣送回老家后，我和母亲胆颤心惊相依为命地住在单位的大院里。有一天晚上，造反派突然又来我家揪着母亲去接受批斗。父亲已经被送走了，我不知道他们会把母亲带到那里去，就紧紧地跟在后面。看到他们把母亲拉进了一间会议室，我也想跟着往进走，却被那些人推进隔壁的一间空房子里，还派人堵住了门。我孤独无助地坐在屋里，揪心地听着那帮人的吼叫和谩骂声还掺杂着推打母亲的举动声。我想扑出去抵挡，几次都被那帮人堵了回来，隔壁的批斗声我感到比打我还要痛苦，我担心他们会把母亲打死，气、急、吓煎熬着我，我的全身发抖已经失去了主宰能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嘶叫声终于结束，造反派累了，宣布散会已经到了深夜。我不顾一切地冲进去搀扶母亲时，我们母子俩已经失去了相互支撑的能力。现在再也想不起来当时是怎样回到家里的。”他告诉我，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可怕的一个夜晚。我感觉他给我讲述时声音都在颤抖。之所以要关起门来讲给我一个人听，是压抑在他心头的恐怖一直都不敢发泄，今天想念亲人促使他终于到了不得不发泄的时候。
我只是听人说父亲在被批斗时挨了打，每次想起来心都要发颤，恨死了那些平白无故打父亲的造反派。如今想像着cx孤身一人隔墙聆听，更使我不寒而栗。我俩沉浸在无声地思考中，过了一会，他突然提醒我：“你是团员，可不要到了整团时把我给出卖了。”我笑了：“这跟整团有什么关系？你放心吧，我应该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43』第二节人心叵测
刚搬到菊花园时，厂里的很多事一时还理不出头绪，晚上还是暂时由我一个人值班。我住在南厦房，对门北厦房住着房东两个三四十岁的光棍儿子，特别是那个小儿子，诚然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很令人讨厌，因此我从不搭理他们。厦房和过厅之间有一道砌着圆门的墙，到了晚上前院的两户房客除了上厕所，谁也不到后院来，整个后院静得怕人，为了安全我连妹妹都不敢叫来做伴，抱着豁出去的心理，用自己的胆识面对周围环境。好在没过多久，八十多岁的房东老先生在老家生了病，老两口被村里人送回了西安。迫于当时的形式，不得不暂时和两个儿子挤在一间屋子里，有两位老人出出进进，我的心踏实了许多。
前院有大树，后院有花厅，好端端的一个安谧舒适的民宅院落，突然插入一个生产单位，几十个人来来去去、叽叽喳喳、叮叮咚咚，整个打乱了几户人家的清静环境。房东不敢招惹我们，前院的两家房客却视我们这些工人为不速之客，对我们嗤之以鼻，特别是住在街房的夫妻俩在我们面前就更是自命不凡、昂首挺胸、旁若无人。因为不知根底，我也不敢轻易和房东家打招呼，下班后只好一个人待在南厦房里看看闲书。
晚霞姐工作后，单位里有一个小伙子住在端履门，星期六姐姐要是回我家他俩正好是同路，星期日回厂时他常来叫姐姐一块走。小伙子中等身才，方脸大眼，不但人长得挺帅而且为人热情开朗，在闲聊中我和他也就成了熟人。
一天晚上，他从菊花园过，无意中看到门口的牌子，想进来看看我在不在。当时我坐在南屋里看书，门没关，他看到我就进了屋。突然接受一位小伙子的探望，说明他对我的印象不坏，我自然特别高兴。他见只有我一个人，就想着陪我说说话。翻着我看的书随意东拉西扯，给我讲起了《福尔摩斯探案集》。那时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书名，因为有“探案”二字，认为一定很惊险。小伙子看我好奇，就很得意地给我讲起了里边的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破案能手福尔摩斯被一个女人愚弄的经过，虽然不算惊险，但却幽默得耐人寻味。当时屋子里有一根小棍，他顺势拿在手里当起了文明棍，边讲边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当华生，一会儿学福尔摩斯，讲得活灵活现特别有趣，逗得我只发笑，不知不觉竟过去了好长时间。讲完故事他看看表，已经快十点了，说了声“你该休息了”，扭头就走。
就在小伙子给我讲故事的过程中，才回来的老太太不辞辛苦地从对门跑过来向门内看了数次；更奇怪的是街房那位自命不凡的“傲”先生那天也像患了急性肠炎，一会工夫竟连去了几趟厕所，出出进进还只管往我屋里瞅。小伙子一心都在讲故事上，对外面所出现的怪现象倒没有在意。我面门而坐对外面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不知道这些人用心何在，只是能意外得到一位小伙子的探望，并能听他像表演单口相声一样给我边讲边比划，本来是一种难得的甜蜜享受，却让几个神神鬼鬼的镜头扫了兴。
不久，小伙子从姐姐所在的单位辞了职，很少再和姐姐往来，我也再没有见到过他。但是，就在那天我知道了值得我读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这部小说，更忘不了热情、活泼又善良的帅小伙为我制造的快乐。同时也第一次体会到人心叵测难以理解。
『44』第三节用大脑替补身体
行动不便不得不寻找对付生活的窍门，善于思考便成了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因为思考，我有了上学的机会；因为思考，我能巧妙应对身边的许多问题；因为思考，我懂得了做人的真谛。
还在孩提时，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为了能让西瓜吃起来凉一些，父亲把西瓜用布包起来吊在井里的水面上，谁知包西瓜的布没系好给脱开了，西瓜掉进了井里。眼睁睁看着西瓜浮在水面上，可父亲用水桶捞了半天也捞不上来，一时束手无策，焦急地说：“一个西瓜捞不上来是小事，要是烂在井里，就把一井水给毁了，整个院子的人都得跟着咱受灾。”听父亲一说，我想像着西瓜腐烂，井水变臭的情景，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自然也很焦急，想了一会就小心翼翼地给父亲说：“水桶下去就把西瓜打到了一边，等到桶里装满了水，西瓜肯定进不去。你试试给弟弟滚的铁环上挂一个网兜，再给上面拴一截麻绳挂在井绳的钩子上，放下去捞，也许能捞上来。”父亲听我说的有道理，就按我的办法做，放下去没有几分钟就把西瓜捞上来了。周围看热闹的人都说我的窍门多。
“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多造反派组织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强，都编印了《红宝书》、《红太阳》等和《毛主席语录》大小差不多的书，内容是最新指示和一些小道传出的毛主席语录、诗词以及适合于自己胃口的批判文章。
有一次四开机上印了一批《红宝书》，是事先制好的锌版，一张四开纸一面要拼十六块版，书版活是双面印，正反两面共三十二个页码。一开始印时是师傅上好了版他们只管印。有一天晚上cx很早就把一版活印完了，他想自己学拼版上版，又不知道页码该怎样排，就跑到后面来找我，我没排过版当然也不知道，但是出于不服输的个性，很想找出解决的办法。因为经常折书页，想到页码地排列跟折成的书页有关。于是就把一张四开纸按折书页的方法折成六十四开，再把页码部分用小刀裁开，把他该印的码号按顺序标在页码处，展开后就是他拼版的方法，而且绝对准确无误。他按我的办法去实施既学了技术又超额完成了任务，自然也对我更加佩服。
有一次公社地区的社办企业开全体职工表彰大会，要求每个厂都要宣读自己的生产总结和计划。我厂由当时的革委会副主任张玲秀作汇报。大会开始后，张主任发现前几个厂的总结汇报不但有产值，还有增加下降的百分率，以及下一年计划将要提高的百分点。我厂却只有产值数没有百分比。她问了主持人，主持人认为没有百分率不能准确说明问题，各单位必须把百分率标示出来。别看她也是初中毕业生，早把学过的知识忘在了脑后。去找会计，因为急着要，会计也忘记了计算公式。又问我厂的几个年轻人也都不会算，不得已只好跑来问我。其实百分比是小学和中学都学过的知识，我这人记忆力强，数学又是我的强项，很快给她算出了结果，没有让她当众出丑。
文化大革命中提倡唱革命歌曲，公社要求每个人都要会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国歌》、《国际歌》。厂里知道我平时喜欢唱歌，就让我给大家教，正好我小时候跟着霞姐和晚霞姐学了一点简谱知识，教起来也满有把握。总之为社会多服务是我生活的宗旨，除了有求必应，只要我有能力还争取主动承担。就这样，在厂里我不但不多余，还成了“万金油”。
『45』第四节一手遮天是不可能的
1968年的冬天，厂子为了发展又和隔壁的幼儿园合二为一。合并后，我厂从原来的五间民房一下子扩大为两个半四合院。为了便于生产，从前院推倒了通向王家院的墙壁。机器房也从后墙开了一个门直通幼儿园的南厦房。我们这些工人顿时感到天大地大、豁然开朗，却把个王家院落搞得不伦不类。
两个单位合并时幼儿园的头头坐了第一把交椅，别看文化程度不高，自认为出身不错又是党员，对阶级斗争抓得特别紧，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头仰得高高的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派头。
印刷车间产值最高，作为骨干力量的年轻人也都在那里。为了显示她的领导地位，总想在那里找找茬子，耍耍威风，年轻人本来就是无所顾忌，加上又是厂里的生产主力军，对她都是敬而远之，视若无睹。她发现我和厂里青年的关系不错，一心想让我给她当耳目。“文化大革命”期间，搞不好就会惹出“大是大非”问题，我咋敢无事生非，自然就来个一推六二五，全说不知道。于是她认为我这团员不靠拢组织，没有阶级斗争观念，在青年人中当“老好人”。
还有，幼儿园里有一位幼教老师叫j，和头的年龄接近，早年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因为上学期间谈恋爱，没等完成学业就退了学。为人聪明善歌善舞又会弹琴，就是不拘小节。还在幼儿园时就和头互不服气，产生了很深的矛盾，形成了幼儿园当时的派性斗争。合并后机器房人手不够，j被安排上了机器，此人脑子灵活，动手能力强，掌握技术快又能说会道，很快就和车间里的年轻人打成了一片。小肚鸡肠的头看到后很不服气，又把她调到了装订车间分在我们组上班。组长看她精明，就让她和我干齐页、过数、查号等操心活，我俩干活时互不相让争先恐后效率特别高，休息时又能聊到一块，加上那人干活有神又勤快总是主动帮我搬搬运运，我俩在工作中配合默契，无形中就相处得比较和谐。头的办公室离我们车间不远，过数要光线好我俩又都坐在车间门口的案子边，头看见我俩谈笑风生更是耿耿于怀。
j有两个女孩，家务事比较多，经常不能按时上班，厂里要求有事先请假，她说家里有事一般都是出乎意料的，总是先斩后奏，按规定后补假条算旷工，j说反正旷工和事假都是一样扣工资你咋写都行。头经常在职工大会上不指名地对她批判，想上纲上线又都是鸡毛蒜皮。j不但不在乎有时还想方设法气气头，俩人的矛盾便越来越激化。
j不遵守纪律固然不对，但是我对头也没有好感，原因在于刚合并不久有一次早上刚上班，头从办公室出来拿了一块猪肉，到车间对工人说：“今天上班的路上我买了一斤肉，本来想着中午带回家去做，想不到又不能回了。谁要是想要我就让给谁，要不到下午再拿回去就不好了。”有一个师傅听了说：“哪你就让给我吧。”谁知付了钱接过肉，拿到车间一看，肉上尽是小豆豆，原来是一块米猪肉。我当时很气愤，让她去找头退钱，那位师傅为人老实，敢怒不敢言，只能甘愿吃亏。从那以后我对头损人利己的行为非常反感，自然也就对这位共产党员产生了不良印象。
过了一年多，经过三年的艰苦创业，几经合并的工人们的工资悬殊太大又参差不齐，公社为了安抚一下工资太低的工人，终于履行了社办企业的第一次调资。考虑到要保证企业的利润积累，调的幅度却特别小，不但只给二十五元以下的员工调，还只分了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元三个等级。我当时认为既有三个等级，被调的人也就可能各占三分之一，而我因受身体条件限制，有很多苦活累活都不能干，只要能给我个二十六元就很有面子了。
调资工作开始后头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借此机会大做文章。干部会、组长会、积极分子会、全厂职工大会开了个没完，企图借故整人。于是乎，j的工资就被压到了最低，她原来的工资是二十五元，这样一来，非但没有涨反倒降了一元钱，理由是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思想严重、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意识，等等。
我呢，在头的眼里更是软柿子，不捏白不捏，竟然公开指控我不靠拢组织，政治立场不坚定，不能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等罪名，自然也只能拿最低档次。这次算是让我真正认识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意义。两元钱的差距我倒不在乎，一大堆政治帽子却压得我喘不过气。
“文化大革命”时期兴整黑材料，一次调资是小事，要是把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给我加在档案里，得让我背一辈子黑锅。当时我真想去公社讨个公道，又怕去了也说不清，倒让公社的人认为我是为了几元钱去搬弄是非。再说县官不如现管，要是让厂里的头知道了更得给我小鞋穿，到那时才是弄巧成拙。经过权衡最后决定还是不去为好，听天由命吧！
过了没多久，公社把工资批下来了，对厂里报上去的名单改动特别大，我竟然被改为二十八元。因为工资不能随便降，j的工资也被批为二十六元。j本来就觉着自己怀才不遇、大材小用，这回就更不服气，找公社谈了自己的情况，不久就调离了印刷厂，工资也被提升到二十八元。
涨工资时父亲正好还在单位接受隔离审查，我发工资后拿出十五元钱交给母亲，并说：“妈，我现在增加工资了，应该交生活费了吧？”母亲说：“你爸说过不要你生活费的。以前你的钱少，每月都花光了。现在正好可以把给家里交的这份存起来，剩下的留在手头零用。”听了母亲的话我态度强硬地说：“让我把依靠大家挣来的钱都放在自己的腰包里，我的心也不安呀！我们厂目前也在不断发展，只要我认真工作，挣的钱咋说也能够养活我自己，为啥要存钱！这回我是交定了。”母亲看我认真坚决，只好收下了。父亲回家后得知此事也没再说什么。
『46』第五节愿友谊地久天长
能有一个男性的知心朋友，我在内心感到无比欣慰的同时，表面上却表现得格外冷漠。有一次cx到我们车间来交活，走了以后，j问我：“你们平时关系不错，为什么他每次来车间办事，你从不和他打招呼？”我说：“他又不是找我，我为什么要无话找话！”
在年龄上我要比他大四岁，从知识方面讲他虽说只比我少上了一年初中，但是除了“文化大革命”所受到的震撼心灵的惊骇之外，所接受的大都还是课本知识。而我，从小受姐姐哥哥们的影响，读过许多五花八门的书，长期在成年人堆里生活以及身体造成的磨难；还有，以前媒体报道后，到处作报告所见到的场面，自然要比他成熟很多。别看他也自认为是堂堂男子汉，在我的心目中确实就像我的小弟弟。
有一次，几个年轻人在讨论一张宣传画时，我无意中说出个“橘红色”，他竟然吃惊地说：“这是美术家的术语，一般人都把这种颜色说成柿子色或者橘子色，你怎么也能说出这么专业的语言？”我告诉他：“这种说法除了美术家专用也是书面语言。”
有一天晚上，他拿了两幅油画，面对西方国家那幽静的画面，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随口说出：“这种画让人看了，会感到里面有一个故事。”没想到他竟然高兴地说：“你可以呀！这证明你也会欣赏画。”他的话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
“我们学校有一位美术老师叫朱时春，我上中学不久，朱老师知道了我的情况，设身处地为我的前途着想，尽管学校没有安排他给我上课，老师却怀着一颗高贵的心，不求名利，不图报酬，独自来到我家，告诉我画画是一项很适合我身体的专业，只要掌握好这门技巧，就可以受用终生，将来不用为自己的职业担忧。
“老师的行动和想法使我很受感动，但是因为我没有上过小学，对美术一点概念也没有，自然感不到兴趣，加上我当时的年龄还小，思想幼稚，不懂得早日选择专业对我的重要性，认为自己已经有社会在培养，只要按照社会的安排往前走，将来不会为职业发愁。又认为学校既然没安排我上美术课，说明学不学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于是就找托词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美术教育，对画画一窍不通，可能学不出什么效果。”老师不理解我的想法，反倒诚恳地鼓励我，他说：“你不要把它看得太深奥，太艰难，只要你能投身这门艺术，肯下工夫，仔细观察，认真习作，就会学出门道。
“老师的心太善良太真诚了，为了不辜负老师的一片好心，我违心的表示愿意接受老师的教导。老师以为我已经理解了学美术对我自身的价值，他很有信心的对我说：‘只要你愿意学，我会经常来教你，希望你能成功。学好了美术可以画英雄人物，画社会主义建设，画人民，画祖国山河，同样是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听了老师的激励，我一时心有所动。
“从此以后，只要老师能抽出时间，就赶紧来给我上课，没有固定时间，每次来都是匆匆忙忙。一开始老师讲得特别认真，给我讲透视法、讲光感、讲素描，还讲颜色的调配，色彩的搭配……对这些知识我很感兴趣，听得也比较专注，可是具体画起来，因为从来没有动过手，也不懂得观察，不但手不听使唤，脑子里也想像不出来，加上不投入，不认真琢磨，也不下工夫练习，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当成负担应付，每次都画不好，越画越没信心。久而久之，老师也泄了气。
“有一次朱老师把他亲手用整张制图纸画的两张课堂挂图拿来让我临摹，为了让我反复练习，没有及时拿走。可恨的是，我不但不看不画，还认为老师不会再要了，索性把它卷起来塞进我家碗橱底下的大抽屉里，永不过目。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老师来拿时已经又脏又破不能再用。虽然当时老师没有指责我，而我窥视着老师那惋惜的眼神，羞愧得不敢再把头抬起来。老师看出我根本不理解他的苦心，一点也不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实在是朽木不可雕也，只好带着满目失望默默而去。我痛心的望着老师的背影，流出了悔恨的眼泪……”
他惊讶地说：“你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都不珍惜，太不应该了！”我也又一次流出了悔恨的眼泪，情不自禁地说：“初中毕业后，我没能再继续上学，因为身体条件的限制加上又无任何专长，碑林区劳动局也没有能力给我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朱老师的一片真情，在我的眼前总是晃悠着那两张破旧的挂图和老师惋惜的眼神。我不但蹂躏了那两张挂图，还蹂躏了老师的一颗圣洁的爱心，更蹂躏了我成功的可能。朱老师，四十岁上下，南方口音，中等身材，消瘦的体型，背头，白净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一身咔啡色的西装，皮鞋底下钉着鞋钉，走路嘎嘎有声。听同学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老师那与众不同的穿戴，被红卫兵斥责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残酷地折磨，从那儿以后老师就永远离开了学校……”
沉默了好长时间又言归正传，我对他说：“就我理解，美术、诗歌和音乐这三者都有密切关联。每当我阅读一首诗歌或者听到一段音乐时，眼前就会呈现出一个画面；同样我要是看到一幅好画，也会联想到一首诗或者一段音乐、一个故事，这也许就是文学艺术的意境。”他听了似乎也有所感悟地说：“对！我有一个表哥喜欢拉小提琴，每次来我家，谈到对音乐的爱好总是如醉如痴。有一次我父亲问到他爱不爱诗歌，他却说自己读得很少，没有感觉。于是父亲就把白居易的《琵琶行》介绍给他读。过了一段时间他对我父亲说：‘我已经开始对诗歌感兴趣了。’”共同的爱好和追求加深了我俩的友谊，每当在一起时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他家有一个亲戚是一位高级领导，儿子“文化大革命”前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小伙子，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为了保证他不惹是生非，送他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在那里他为自己怀才不遇而苦闷。有一次他给cx写了一封信，抱怨自己是“�溪未遇，苻若未启”。接着又自我安慰道“甘罗早发，子牙迟”，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如愿以偿。最后说到他在那里生活安稳，伙食丰富，目前站着已经看不见自己的脚尖了。cx看了信后对信中的典故和最后一句话感到莫名其妙，就拿着信来和我讨论。我正好读了《三国演义》和《上古史演义》，信中的典故都略知一二。信中的最后一句使我想起了以前在漫画里看到的大腹翩翩的资本家，于是便理解为生活优越身体发胖，隆起的肚子挡住了看脚尖的视线。cx对我能够解答他的疑惑表示佩服。
有一天晚上，小伙子不知因何种缘故来到我的车间，进门就笑眯眯地声明：“听人说好朋友有说不完的话。我今天专门来试试，看咱俩算不算好朋友。”说着话他找了个小板凳，隔着火炉坐在了我的对面，摆开了持久战的场面。
尽管他表现的非常随意，却使我的胸中泛起了难以按捺的波澜，别看我俩之间相隔着一个大火炉，他的话竟使我感到俩人离得那么近，彷佛能听到彼此的心在跳动。我为自己瞬间的心猿意马而无限尴尬。暗暗调理着自己的心绪，希望能找出一些合适的话题来证实我们深厚的友谊。奇怪的是以前那个掏不完的话篓子彷佛已经被掏空，只好用无话找话来勉强应付当时的环境。
其结果是词不达意，言不由衷，更找不着以前的随意和坦诚。也许是受我的影响，他也失去了往日的悠然自得，但是谁都想证实彼此之间是好朋友，还是恋恋不舍，不想轻易分手。就这样不知所措地坐了很久很久，直到陆师傅来叫他接班，他才不得不怏怏而去。
小伙子走了，我的心却泛起了难以遏制的波澜。
在我的生命中除了需要爱还有一颗高贵的心，这颗心追求的是文明和高尚，自然也有它所追求的偶像，这些偶像就是牛虻、保尔、卢嘉川……我崇拜他们那男子汉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和对爱情的无比珍惜和负责。无能和丑陋决定了我无缘得到，因此我不奢望爱情，只希望得到优秀男性朋友的理解、尊重和友谊，享受到彼此坦诚相待的快乐。
小伙子对我的友情是纯洁而真挚的，他之所以有机会和我相处，是因为厂里的年轻人太少，否则他绝不会注意到我，更谈不上交往和友谊。时间的加深激起了我心中的涟漪，使我感受到和异性朋友交往的快乐和微妙。理智又告诉我，所有的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稍有不慎将会伤害我们彼此纯洁的心灵，丢失我唯一能够保留的尊严和我们之间一份珍贵的友情。
朋友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感谢命运给我的安排，同时也非常珍惜这份情感，为了能够久远，只求相互尊重，必要时能互相帮助，分手后能留下美好的思念。
为了不让这份情感变成痛苦来折磨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友谊能在良性中保持到底。我和自己不听话的心展开了痛苦的搏斗，每天下班后除了读书、回家，还和燕子去逛街吃西瓜，和小方去看挖防空洞，要不索性邀更多的人去新城广场或火车站闲逛。我不在乎他们的做人方式，也不管见解是否相同，只希望大家在一块时都感到快乐，并且能够以诚相待。
有一次厂里组织年轻人去烈士陵园扫墓，小安、小方等几个男孩不辞辛苦地推着我步行前往，返程时为了让这次远足尽兴，我们还去了小寨公园（现在的兴善寺），他们把我推进当时唯一留下来的大殿所在的寺院，观赏院里的古树老藤和野花，还把寺庙的正门打开，把我的车子推到高高的台沿边，让我居高临下尽情欣赏周围的景色。cx走过来看见了，笑着说：“你就像坐在战车上的诸葛亮，旁边站着的都是你的卫士。”我急忙阻止他说：“不许胡说，我是托大家的福才得到如此的享受，感激还来不及呢，咋敢自比为诸葛亮！”
cx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工作之余如饥似渴地汲取自己未来所需要的知识，坚持不懈地练习书法和绘画；我为了使自己的业余时间过得充实，也在尽可能的用读书开拓自己的思想意识，同时也对他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格外敬佩。因为两个人都有所追求，彼此之间共同观点多，又能相互帮助取长补短。我感到他对我真的就像对姐姐一样，有时间就会来我这儿坐坐，我生病在家，他会去看我，祖母去世时也特意登门去问是否需要他做些什么。就连我的两个妹妹也特别欢迎他去我们家作客，我们一块做饭吃一块玩，听他给我们朗读都德的《最后一课》。
我努力用理智克制着自己内心的激情，但是每个人的心是很难接受大脑的支配的，在那段日子里cx在我的心中还是占了很大的空间。他聊天时那嘿嘿、嘿嘿憨厚的笑声，为自己未来自鸣得意时咏吟“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神态，以及他那像贾宝玉一样对所有人都有的那份温情，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突然想起他，我的心会震撼，几天不见会感到心里空荡荡的难受。可我知道自己是《巴黎圣母院》里的敲钟人，绝对不可以随意伤害可爱善良真诚的牧羊女。
那段时间里，我用理智战胜了情感，同时又对自己能够受到当时厂里一位比较完美的异性朋友的接近和尊重而自豪，他使我增加了信心和自尊，我对他充满了感激。我知道他是一只落难的大雁，总有一天会腾飞到遥远的天空，为了不让自己流露出其它过分的情感，也为了不在分手时给我留下一片凄凉，尽可能的把我俩的关系相处的深沉、淡漠、悠远。
『47』第六节天马行空
“文化大革命”期间，南郊有个部队医院用中药经络注射给老百姓治病。因为是新疗法加上又是免费治疗，一时间风靡整个古城，被传得神乎其神。听说这种方法可以恢复神经健全肌肉，对类似我这样的病疗效显著。听到这个消息，也许是想改变一下自己当时烦恼的处境，去寻找一点精神刺激，我一时心血来潮。又怕让人们笑我是异想天开，于是就借故请假，背着家里人，打听好医院的地址，冒险独自绞着车子偷偷去了一次。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长途跋涉，只知道医院是在大雁塔的西边，认为应该走和平门。出了和平门一路慢上坡，绞起来感到特别累，好在当时年轻力壮车子新，抱着不服输的心理，尽管两只胳膊又困又酸，还是走走歇歇坚持到达了目的地。从雁塔路往小寨东路拐正好在大雁塔的坡下，拐入小寨东路走不到二分之一处再往南拐，是一条乡村的泥土路，这条路虽说不是很长，满道凹凸不平特别难走，我的车不断的被土疙瘩卡住，再要重新启动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到了医院已经累得喘不过气，回味着一路上拼搏中的刺激，充满了胜利后的快感。
想不到一拐进那条泥土路，看病的人竟是成群结队，进了那临时被医院借用的大院更是密密麻麻一片人。大院的南边有一座大楼，中间的楼门前人最多，不时还有身着白大褂的人进进出出，估计可能是治病的地方。看看时间不早，为了能在上午就诊，我端直往跟前凑。周围有很多病人的病情也很重，抬着、背着、搀着的都有，独自绞车子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好在门口只有两个不高的台阶，几个热心的人看我无人陪伴便过来把车给拥了上去。旁边挂号的窗口挤着一堆人，看到我的车子也都让开了道，我顺势赶紧掏钱挂号。
旁边走来一个穿白大褂的已经站在我的车后，等我接过挂号证和病历，白衣战士就把我推进了诊断室。几个人把我架上了一张比桌子稍低的诊断台，经几位医生会诊，认为我的病史长，肌肉萎缩严重，可以作为典型病例。接着我又被推进了治疗室，安排给一个三十多岁的大胡子医生治疗，经他指点穴位决定用药种类后，再让护士注射甘草、当归、黄芪、红花等不同的中草药针剂。也许是因为父亲和姐夫都是大胡子，我对这位医生的印象及好，因此对治病也产生了信心，再加上医院对我的热情和重视，竟作出长期治疗的决定。
回到了厂里我毅然决然地请了一个月假，为了能被顺利批准也顾不得大家的寻根问底，厚着脸皮说明了自己请假的原因。从此我便过起了一段至今还回味无穷的从家到医院又从医院回家的两点一线的特殊生活。虽说是走出厂门成一统，但是每逢与到阴天我却最怕下雨，因为在那漫漫长路上很难找到一处躲雨的地方。还好，老天爷对我不薄，虽说有几次阴天我还斗胆上路，却只沐浴到几个星星点点，不但不足为患反倒格外爽心。
为了能赶回家吃午饭，每天早上我尽量在七点多就出发，出门时带上一个馒头当干粮再带上我的收音机。去时一路上坡，途中必须作一次休息才能有力气去应付医院门前那段坎坷的土路。那时的雁塔路上人稀车少，南头的路东边有不少麦田，每次我都在向小寨东路拐之前在路边停下来打开收音机听着，吃着干粮，暇意地望着路边绿油油的麦田，偶尔还可以看到几只活蹦乱跳的小羊和小牛，享受着远离纷扰的恬静。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见到一个提着小篮卖鸡蛋的农妇，一元钱买了七个大鸡蛋装在饭盒里，第一次享受着独自购物的乐趣，回到家里奉送给祖母，祖母高兴的表扬我是一个孝顺的孙女。
有一天早上去看病时，刚走到东羊市小学门口，车链上的活扣开了链子掉了下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试着用一只手把着车头掌握方向另一只手滚着后车轮往前行，26的车轮滚一圈才一米多，走了好长时间，快到和平门口时远远瞅见一个自行车修理铺正在出摊，我找了一处没有路沿的地方上了人行道，在修理铺门口下车坐在我的板凳上，请修车师傅帮我接好了链子又自己爬上了车。这是我第一次在大街上上下车，开始只担心有人围观会搞得我很难堪，好在当时街上行人稀少，上车时只有修车师傅帮我扶着车。交钱后向师傅表示感谢又重新上路，为自己圆满地处理了这次意外“事故”而沾沾自喜。
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天，有一天我又去看病时，那位大胡子医生竟然不在这个诊疗室了，接替他的是一位女医生。这时我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失落感，眼泪情不自禁的夺眶而出，怕有人看见赶紧擦，谁知却越擦越多，往日的积怨和委屈似乎都在随着泪水往外流，既然如此索性让它流个痛快，反正没有人认识我。周围的医生和患者都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我很理解，因为连我都对自己感到莫名其妙。随它过了一会，大约是把体内的泪水暂时流干了，终于自然收了场，也不知流走了多重的负担，身上感到从未有过得轻松。
从那天起，我彻底失去了治病的信心，因为假还没有满，加上我对这段特殊生活的余兴还未了，决定再去几次，也好借此机会多浏览一番南郊的的特色去处。为了玩得更尽兴更开心还特意叫上了大妹，一路上大妹蹦蹦跳跳，我俩说说笑笑。有一天看过病后我带着妹妹去登大雁塔，那时登塔不收费，我在下面享受古刹的宁静让妹妹去登高望远，过了一会儿妹妹下来后问我：“姐，我在上面都看见你了，你看见我了没有？”我抱歉地说：“没有。”妹妹的小心眼里感到特别遗憾，为了弥补不足她不辞辛苦的又上了一次，这次她把我的车子推得正对着塔的一个面，每上一层就把头伸出塔洞对着我喊：“姐，我在第二层呢，你看我。”“姐，我在第三层你看我。”……一直到最高的一层，我望着站在顶层的妹妹眼里盈满了泪水，要是我能领着妹妹同登宝塔那该有多幸福。
朱爷爷家的三个孙子看我带着妹妹去远游非常羡慕，我便答应也让他们姊弟三个一块儿跟着过把瘾。那时的小妹才只有五岁，趁着人多力量大，我让小妹也站在我的车上。队伍庞大难以统领，只好等吃了午饭再出发。走到李家村口看到一个大商店，发现门口没有台阶，想着领他们进去逛逛，看到了汽水个个都喊渴，为了安抚这群淘气的小伙伴我只好付钱给他们买了两瓶。几个人说好了一人一口，不管轮到谁喝时其他的人都瞪大眼睛，担心一不留神让喝者偷偷多咽了一口。一路上走走玩玩，到了医院已经四点多了。看完病又率领他们从西边的长安路回家，顺便又去逛了一圈小寨商场。那时的小寨商场是一个很大的场院，里边盖了一圈屋子，按照货物的大类隔成一段一段，有相通的也有隔开的，很平，我可以绞着车子随意转。进了食品屋我的小兵个个都喊肚子饿，想想已经是该吃饭的时候了，加上长途跋涉确实该饿了，本打算“慷慨解囊”，破费上一块钱把这群辛苦的小朋友好好犒劳一番，一摸口袋一两粮票都没带，只好买了一斤既贵有不充饥的雪核桃，打开我捏了一块尝了尝没等咽进肚里，一包核桃糖已经一扫而空。几个人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走歇歇，回到家里天已经到了黄昏，个个都是又累又饿又渴，小脸上却都流露着无怨无悔的笑容。
历时一个月的鞍马劳顿终于不了了之，虽说病情没有任何好转，还得扣一个月的事假工资，却使我感受到不论是在家还是在厂都得不到的另一番收获。它增加了我的生活信心、增强了胆识、锻炼了能力、陶冶了我的情趣。那种天马行空的日子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段。
第一天上班当我用板凳挪进车间时，师傅们问我病看的咋样，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只有我知道自己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48』第七节东风无力
和cx一块进厂的有一位戴眼镜的女孩，刚进厂时也在装订车间待过，初次接触她对我总是多一分关心，只要从我身边过，会很有礼貌的和我打个招呼，或者问：“师傅，我去打开水，你要是喝水让我给你捎上。”还告诉我：“我叫chl，你如果有事就尽管叫我。”不久她去了被当作机房的过厅里屋，只要有事来后院，就会进来和我说几句话，问我有啥事需要帮忙。
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我了解到chl原来出身于生活富裕的家庭，她是一个内心充满爱的好姑娘，她给我讲她的家庭、姊妹、兄弟和她受家中人影响的处世哲理。从她的谈吐中我意识到她的母亲是一位很有见地的家庭妇女，受母亲的熏陶，她艰苦朴实，踏实认真到有些古板。她不轻易与人深交，一旦认为值得，就会对你无比真诚。她谦虚谨慎，总认为自己的知识很少，不论学什么都是一丝不苟。她以上的优点都是我的不足，我随时都在以她为榜样来鞭策我自己。
在厂子里她和一般年轻人都是君子之交，惟独对我关心备至，情有独衷。她家离厂比较远，上晚班经常和我同住，只要能和我在一起，就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她真心实意和我相处，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像姊妹一样亲近。
有一次她买了一件红白小格的衬衣，穿在身上问我是否合适。她人比较黑，按说不宜穿红，但是正在十七八岁的年龄，人长得又板正穿衣服挺有形，那件衬衣穿在身上更显精神，就信口告诉她：“很好。”谁知她回了一趟家，来厂就对我说：“我穿着这衣服回去，三姐一看就说我人黑穿红颜色特别傻。证明你没给我说心里话，不像我姐想啥说啥。”
chl买了一辆新自行车，每天上班时都放在机房窗外的屋沿下，正好对着我的视线。有一次厂里开职工大会，一位职工的小男孩瞅准了那辆新车，耀眼的亮光，链条滑，齿盘利，用手较着脚踏板转得铮铮响，玩得特别开心，我当时都被孩子那种童真的专心致志所感染，远远地看得入神。想不到就在孩子玩的正高兴时，车子竟倒下来压在了孩子身上。在我为自己没有及时把孩子喊过来而后悔的时候，chl听到了车子的响声跑过来扶起了小孩，问小孩把哪儿碰痛了没有，不但不怨小孩淘气，反而倒领着孩子去向母亲道歉，安顿好孩子这才过来扶车子心痛地看有没有摔坏。目睹事情的前前后后，我不由得自问，如果让我遇到这件事会怎样做？
就在我为自己能有如此善良的朋友而庆幸之时，我俩却不得不分手。
有一段时间城市里把很多自由职业的居民都疏散到农村去安家落户，chl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黑五类，自然也得服从当时形势的支配被迁往外地。chl在1967年的春季就退学参加了工作，便成为她家唯一留在西安市的人。西关公社看准了她家的院子大，搞社办企业是个好地盘。一心想把她也推出西安市，即可没收大院归公社所有。于是就给我们厂打电话说chl属于上山下乡知青，厂里不应该雇用。我们厂的头头怕帽子砸着头，不问青红皂白就通知chl停职回家。其实上山下乡政策中有个1967年颁发的“七•；；二○”指示，指示前退学的中学生不属于动员对象，正因为如此，我厂当时的其他青年都没有被所在学校动员，如今知青下乡的事已经过去了三四年之久，这种莫须有的问题竟然降临到她的头上。自私的头头为了自己的乌纱帽，连一句公道话都不敢出面去讲，实在令人气愤。
我知道此事后为她深感委屈，我俩商量了一番，决定到市上山下乡办公室去讨个公道，那时市委和市政府都接受了军管，进门要有工作证，我俩正好都没有。苦口婆心地说了很多好话，门岗也不放我们进去。无奈，我俩只好又去她们公社讲理。奇怪的是，一进门所见到的工作人员是清一色身着民航的灰制服的妇女，大概是因为出身坚钢，脸上都是盛气凌人，没等我俩把话说完就抢先打断，一开口就大帽子乱飞，根本不容我俩解释。面对当时的场面chl担心她唯一的退学证明被这些目无法纪的人没收销毁，也不敢当面出示，只好回头另做打算。
第二天上午，我厂的领导来到车间板着严肃的面孔找我谈话，说：“西关公社的人来电话说昨天有一个绞着车子的残疾人和chl一块儿去公社闹事，是不是你去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是的。”“人家指责你们是去那里破坏上山下乡工作！”我听了非常气愤的反驳：“chl是‘七•；；二○’指示前退学的青年，根本不属于下乡对象，他们公社不按政策办事才是破坏上山下乡工作。竟然还要反咬一口！”头头看我毫不畏惧，只好自讨没趣地走了。我却想不通这世间怎么就如此没有公理！愤恨、无奈、同情交加在一起，变成了流不禁的泪水，让我整整哭了一个上午。
从那天起chl不辞而别杳无音信，突如其来的分离使我心神不安，大约过了两个月之久，我的心绪日趋平静，牵挂却与日俱增。一天上午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使我不得不吃惊地看着她。她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我今天来是想给你说一件事。”我担心她真的被逼出了西安市，便急切地问：“啥事？”她却很平淡地说：“我明天就要结婚了。”我感到特别震惊：“为什么会这样做？”她低头躲开我的视线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公社追得太紧，只有我结了婚才能不被赶出西安，有我的户口在他们就无法没收我家那点根基。指望着一家人有一天还能有一个团聚之所，也就只好出此下策。”想不到她为了自己的家竟然采取了这样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措施。我又问：“为啥到今天才对我说？”她说：“本来不打算告诉你，今天在家里咋也坐不住，为了排解心中的不安才决定来给你说一声。”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想想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默默地望着她呆滞的面部。我俩无声的对坐着过了好一阵子，她的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说：“我该走了。”说完站起来扭身就走，我望着她再也没有回头的背影心中一片茫然。
整整一天我的心都不能平静，下班后回家吃了晚饭，只好决定让大妹陪着我去她家走一趟。路太远，到她家夜幕已经降临，开门的正好是chl，她没有让我进门就推着我去了离她家不远的婆婆家，向我介绍了她明天的丈夫，背我进去观赏了她的新房，低矮的小屋里陈旧的老式家具新涂了一层红色的漆，显得特别拥塞，感到压抑得令人窒息，只好在心里暗暗祈祷她好人能有好报。
一年多以后的暑假，我和妹妹从三桥姐姐家回来时顺路又去看了一次chl，她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小院里还挂着几个蜂箱，宝宝的笑脸和嗡嗡的蜂闹给小院和小屋增添了盎然生机。为人妻为人母的chl依然待人亲切热情，在她家我第一次品尝到甘美纯正的梨花蜂蜜，也第一次意识到爱情和幸福是用善良和勤劳酿制而成的。
『49』第八节贺妈妈
合并前幼儿园里有一位老年妇女叫贺秋云，人长的五大三粗，说话声音也特别大，在幼儿园里是一位干粗活的老保姆，合并后被安排看大门、管茶炉。
老人出身于贫穷的山村，幼年时被卖为童养媳，因为倍受虐待又出逃到一户财主家去当佣人，财主的老婆不会生小孩，便借用她当了繁衍的工具。除了怀胎哺乳，所有教养儿女的事都由大老婆包揽，她在财主家只能充当洗衣做饭拉驴磨面的下人角色。解放后老财主被镇压了，她为了帮大老婆承担养家糊口的职责，来西安给一家有钱人当保姆。为了供样三个儿女长大成人，她把自己每个月当保姆的工资全部捎回了老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雇保姆被视为剥削，老人只好被公社安排到幼儿园里来干杂活。
靠她竭尽全力地接济，两个女儿出了嫁，儿子还上了大学毕业，甚至连大老婆去世也是由她出的安葬费。尽管如此，因为她没有亲手抚养过自己的儿女，儿女们跟她一点也不亲近。在她的一生中只有无休止的奉献，没有被人爱护过、尊重过，更没有享受过温情。
她有一颗朴实善良的心，也做了一生好事，却显现不出一点温柔和随和，平日里性情急躁，不善于表达和交流，谁也不把她放在眼里。她为人勤劳对工作认真负责，不管是份内还是份外，只要认为不公平，她都要管，管起来又是简单粗暴。厂里几个比较调皮的男青年嫌她管得宽，故意戏弄她，整得她大喊、大骂、大哭，结果还要遭领导对她的批评指责。
我经常在厂里住，和她接触的比较多，她的年纪比我母亲大很多，我就叫她贺妈妈。她看我行动不方便，冬天的晚上贺妈妈帮我封炉子、打热水；夏天还操心着给我点蚊香。对我照顾的特别周到，遇到下雨天贺妈妈看到我上厕所艰难还要给我拿便盆。出于对老人的感激，我把贺妈妈的身世讲给了父母亲，他们听到后对贺妈妈非常同情。从此后家里只要做了好吃的饭菜，就会多盛一些让我给贺妈妈分一半。夏天的时候，家里人每次吃西瓜都要给我送，为了方便总是把西瓜瓤削下来装一大饭缸，还提醒我和贺妈妈共同分享。
有一次春节前贺妈妈准备去嫁到三门峡的女儿家过年，临走时没有装东西的包，我让她到我家去取旅行袋，那天我母亲正在家里熬鸭汤，鸭子还没有煮熟，只好先给她调了一碗鸭汤让她趁热泡馍吃了暖暖身子。回到厂里她高兴地对我说：“你爸、你妈真好，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咱这穷苦人不下眼观。”
我理解贺妈妈的心，感激她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对她很尊重。她受了委屈我也开导她、安慰她，劝她只要尽好自己的职责，不要多管闲事，我们相处的和谐亲切。有一段时间厂里让干部晚上轮流值班，妈妈就来车间和我睡在一个案子上，我俩拉着拉着家常她就打着呼噜睡着了，我却被吵得翻来覆去好长时间都睡不着。
厂子搬到古迹岭后，李厂长照顾我留在门市部上班，贺妈妈还经常来门市部看我。到了新的环境，人们对她更不理解，每次来都是牢骚满腹。简单粗暴又没有一点文化，门房的工作也难以胜任，只好在厂外租了一间农民房居住。冬季的一天，她在炭市街买了一堆价格便宜的疤痕梨，还拿出几个让我和白师一块吃，我们三个人说说笑笑吃得特别开心，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们娘儿俩的最后分离。没过几天，贺妈妈因为缺少安全常识，死于煤气中毒。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吃惊，却并不十分伤心。白师问我：“老婆跟你那么亲，你咋一点也不难受？”我说：“她没有一手拉扯儿女长大，母子之间亲情淡漠，又远离儿女享受不到一点天伦之乐，在单位也不善于和人交流，如今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住在厂外，工作中又是出力不讨好，在她的一生中只有熬日子，得不到任何享受。如今年纪已经不小了，身体又那么笨重，真要是久病卧床又有谁能侍侯她！这种死虽然很不幸却没有受长罪，对她来说倒是一个归宿。她的安息使我感到心里少了一份牵挂。”白师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我俩在沉默中过了很长时间。
『
50』第九节生不逢时也无奈
工作后经过权衡，终于感觉到中医是一份最适合我身体条件的职业。父亲的一本南京中医学院出版的《中医学概论》是我入门的向导，面对这本比《圣经》薄不了多少的巨著，我怀疑自己能否有吞噬的能力，想不到一开始的阴阳、五行就把我带进了一个玄妙的境界，使我有所感悟并产生了好奇，紧接着的“八纲辩证”更增加了我对祖国医学的惊叹。等到我把这本书读完，不但对这门知识产生了钟爱，而且对学好中医也有了足够的信心。在对中医知识的索求过程中，也使我的业余生活变得格外充实。
《伤寒论》里，张仲景从“太阳”直至“厥阴”由表入里的阐述了他辩证施治的理论，使我对中医有了进一步深入具体的了解。在汉代就能写出如此有理有据深入浅出的精辟医学论著，我对他治病救人的大智大勇和精益求精的行医态度非常敬佩。
读《黄帝内经》时，一开始我感到既深奥又生僻，经过反复琢磨，终于从古人那些抽象的对话中模糊的感到里面有一种玄机，它能在中医理论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如果能通过学习和实践感悟出其中的哲理，就可以将“八纲辩证”相辅相成地运用于治病过程中，再将中医药里的君臣佐使统一起来，稳、准、狠的大胆用药，一定会成为一名成功的中医。
为了达到目的，我陆续读了《濒湖脉学》、《汤头歌诀》、《药性赋》等很多中医书，还订阅了《新中医》杂志，把自己的业余时间绝大多数都用在读书、记笔记上，希望能有机会得以应用。
姨奶的孙子建平哥是碑林区医院的西医大夫，知道我想学中医心切，医院办中医学习班便介绍我去参加学习，医院的房子紧张，每次听课都是现找地方，有一次竟被安排在楼顶的平台上听课，哥哥只好把我背了上去，课后哥哥没有及时赶到，讲课的中医大夫看我坐在楼顶上等，过来问明了情况，诚恳的要求背我下楼。让一位陌生男人背我，我很难为情，但又更珍惜这位热心人的一片真情，为了不造成彼此的难堪我便大大方方接受了这位大夫的诚心帮助。遗憾的是这个中医班没上几次课就解散了。还有一次我家有个亲戚在中医研究院住院期间，介绍我去听他熟悉的中医给我讲了一次课，虽说收益不少，但是这种机会实在太少，要想学成一个医生是远远不可能的。
经过读书学习后，我试图用“望、闻、问、切”的方法观察周围人的身体情况，经过询问似乎还能对上号，只是书读得越多，那博大的中医理论却使我感到像老虎吃天一样，很难理出个头绪。我盼望父亲能找一个他以前认识的老中医给我做一些指导，希望能跟着医生学一学开处方。“文化大革命”时期却总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
医学是对人的生命负责的一门科学，没有人鉴定和修正我对这门知识的理解程度，我绝对不敢轻易拿病人当自己能力的实验品，为了我的理想随意草菅人命。另外当时我周围的人看病都是公费医疗，谁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有利条件来让我这只读了几本书的人拿他去作尝试。只有一次，母亲咳嗽气喘胸闷，在诊所看了几次都不起作用，我感到和张仲景的“瓜篓薤白白酒汤”症很相似，便斗胆用此方加减给母亲开了一剂汤药，竟然还治好了母亲的病。母亲高兴地说我没有白看书。
可漫长的“文化大革命”消耗了我18到28岁的生命最好时光，在这期间，政治运动的冲击、生活的波折，环境的改变，逐渐磨去了我追求中的激情，到了门市部后我干上了一门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职业——刻蜡版，便沾沾自喜于一时一事，使我为之奋斗了多年的理想终于不了了之。
不幸的时代摧毁了我的理想，丰富的祖国医学宝库却填补了我业余时间的空虚，在名医和病案的医德医风中，我感受到许多优秀中医的优良品德，又用知识把我意识中的不良情感和身体痛苦在青年时期所造成的波动深深压在了心底。在那段时间里，读书使我满足和骄傲，除了读医学书，我担心当时那种焚书坑儒的形势会使好书越来越少，因此只要能传到手边的书我几乎都不放过。
不论能否成功，有梦有追求竟使我那段时期的生命变得异常美好充实。
『51』第十节无怨无悔
自从和幼儿园合并后，我意识到厂子已经开始稳固发展。扩大后的厂子，环境也有所好转。从此我除了每天八小时的认真工作，完成当时所处政治形势下的开会、学习、大批判，可以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尽情享受能属于我自己生存条件的人生。
虽说我是一个重残的青年，却没有局限在自己车间中妇女的小圈子里，让婆婆妈妈困扰着我。性格决定了我不论是在家、在学校或者在工厂，都愿意快快活活地和青少年在一起，开开心心地享受青春乐趣。
正像作者邓贤在《中国知情梦》里说的：“我们不否认每个人内心都潜藏着种种道德和不道德的个人欲望和动物本能。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断增加理性和完善自我。”我庆幸自己在这个阶段结识了几个能推动我健康生活的朋友，他们对我的尊重和帮助给我增添了生活的自信心，使我把这段路走得丰富多彩，无怨无悔。
青年朋友们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问题和我交流，我会以积极诚恳的态度开导他们，帮助他们尽可能圆满地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厂里的年轻人在不断增加，我为自己不但能和女孩交往也能受到男孩的尊重和爱戴而自豪，更为自己能以理智战胜情感而庆幸。
在谈笑风生的过程中我会主动向他们倾诉我的认识，他们有了问题也会视我如大姐向我请教，有时我也会单刀直入地分析他们的心理活动，有人好奇地问我为什么看问题比他们准确透彻，我便逗乐地说：“因为我善于洞察。”和我同车间的一位女青年很羡慕我和厂里年轻人的关系，说她将来也要像我一样，真诚和谐地和厂里的所有年轻人相处。其实有些事情不是刻意就能做到的。
身体的残疾是命运的安排，没有必要沉浸在怨天尤人的痛苦中当寄生虫。残疾的身体给我造成了许多健康人想像不到的困难，但却没有成为压得我爬不起来的包袱，相反，倒磨练了我的意志，增强了我的拼搏意识。只希望在和命运的抗争中寻求出尽可能好的结局，我除了贪婪地获取知识，不想索取任何份外的东西，只想让自己有限的生命和身体做好该做并且能够做的事，使我的精神得以安慰。
在这段时间里，我按照自己的意愿而生活着，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虽说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在我内心也有过许多痛苦和烦恼，但是在和这些痛苦和烦恼的搏斗过程中，生活的味道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我更加珍惜幸福和快乐。为了让生活更加美好，我把幽怨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和所有人相处，和大家共享快乐。我体会到人的幸福莫过于主宰自己的灵魂行驶在自由、自尊、自爱的正确轨道上问心无愧地前进。
这是我既会把握命运又能充分享受人生乐趣的最好阶段，它给我留下一段丰富美好的回忆。
遗憾的是这段时间并不长久。1973年前后，公社经过调整，将管辖内的一批发展起来的厂子上交给了区级，我厂也算其中的一个。和我厂合并的是区级的泰柏印刷厂。经过合并整顿，将要搬到东关南街的一个叫古迹岭的大坡上。合并后的厂子有一个油印车间，其中的刻蜡版工作可以由个人单独完成。李义斌厂长考虑到厂子离我家太远，出于特殊照顾，安排我在东大街的门市部里学刻蜡版。我的集体生活从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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