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第一节我能自己养活自己
1958年前后，西安增设了许多所高等学府，我家好多亲友的儿女都相继考入了西安几所不同的院校，每逢节假日，哥哥姐姐们经常来我家相聚。
这些哥哥姐姐们不但学习好，文化生活也格外丰富，每逢相遇就会交流各自的校园活动和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还交谈他们学校放映的影片、阅读的文学作品以及当时流行的中外歌曲。我怀着羡慕的心情，从他们的谈吐中索取着自己所能理解的知识，偶尔提出一些幼稚的问题，他们笑我天真、夸我聪明。
残体的羁绊，使我缺少了儿童时代玩顽嬉戏的快乐。父母、哥哥、姐姐的影响和帮助，使我得天独厚地超前享受到当时同龄儿童难得的丰富的文学知识的熏陶。他们经常介绍并给我借阅当时流行于青年中的许多中外文学作品以及《人民文学》、《电影文学》、《收获》等文学刊物。哥哥、姐姐笑我是“开卷有益”，其实我是在生吞活剥“聊以自慰”。
在这些作品中，给我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有四本书，它们是：《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从这四本书中，我发现了生命的价值，它们点燃了我心灵的火焰，我为自己不能上学，不能过集体生活，不能和外界接触而痛苦。我幻想着能摆脱家庭投入社会，梦寐以求地渴望能到集体生活中去体现自我。姐姐哥哥们安慰我，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让我埋头多读些书，将来可以像保尔一样，当个作者，在家里写书。我却很悲观，认为：“人家保尔有辉煌的历程，才能写出那么伟大的作品。我一个依赖于人的寄生虫，有什么好写？”他们说：“那你可以写其他人和你所见的事呀！”我就更懊恼地说：“我整天都待在家里，看到的是柴米油盐，听到的是婆婆妈妈，一个小院四堵墙，挡住了我所有的视线，能写出什么吸引人的故事？”
有一次，父亲教导我要善待弟弟妹妹，说：“你身体不行，将来得靠他们管你养你，你对他们好，他们才能爱你、照顾你。”我听了感到非常委屈，说：“作为姐姐对弟弟妹妹好是应该的，但决不是指望依赖任何人。我虽然腿不能动，但还有健全的大脑和一双灵活的手，咋说也能自己养活自己。靠别人养活，那就是寄生虫，还不如死了好！”父亲听了非常气愤地说：“你说话也太绝，不给自己留一点后路。这样对你没好处！”听了父亲的话，我低下了头，但是心里并不服气，知道自己离不开人们的帮助和照顾，但这决不等于依赖。
『15』第二节月月
在大门口结识的和我同龄的三个女孩中，九号的月月和我来往最多。月月的身体很弱，性格内向，话很少。晚霞姐来了以后，我就很少再去门口，只有在暑假的晚上才偶尔出去，我们几个女孩经常是坐在一块讲故事猜谜语，我和月月都喜欢看书，我俩成了互相借阅的书友，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有一年收麦季节，她们院子的人除了几个上班的，全都回老家去帮忙，晚上她让我去和她做伴，我就用板凳挪着开创了串门的先例。九号的院子没有街房，进大门得直接下台阶，那台阶是用几个不规则的石头把较平的一面向上垒起来的，虽说只有四五个，去的时候是下台阶，心里挺害怕，硬着头皮顺势一溜就滑到下面的板凳上了，倒不怎么费劲。在她家我给她拉风箱烧火，她做饭。吃过饭，我俩躺在她家的土炕上谈到很晚才睡。我很少睡土炕只怕有虫子爬出来，总也睡不实在。第二天起床已经很晚了，她只好锁了门先去上学。我去她家后院上了厕所后独自回家。出门时可把我难够了，石头高，旁边又没有扶手，坐在低处的板凳上，上面的板凳比我的胸部还高，试了几次都没上去。想等大门口有人过时拉我一把，又怕人家笑我无能，一狠心憋足了劲，冒着翻下去的危险，两只胳膊分别撑着上下两个板凳使劲一跃，总算上了一级，能上第一个，便有了勇气加信心，终于出了大门。我能靠自己的能力去给朋友做伴，还上了那么难上的台阶，当时那种得意劲决不亚于阿q当了革命党。
月月不但喜欢看书，还会画人物画，我只要给她说小人书上那个姑娘好看，她马上就找一张纸给我画一幅大的，和书上的美人一摸一样。开始读长篇小说时我的书来源广泛，她更是经常过来借书看。哥哥姐姐的书都是借学校图书馆的，到我手里只有一周期限，我和晚霞姐订了君子协定，白天我读，晚上归她，月月只要看见我们有书就非借不可，我俩只好给她挤出一点时间，她不但遵守条约，而且总是提前归还，有的时候她来迟了，我们实在挤不出时间，她只能头天很晚才拿走，第二天一大早就还回来。看她的精神状况，不像一夜没睡，我怀疑她根本没读完，便试探性地向她提出书中的问题，想不到她都能讲得清清楚楚。我对她的读书速度感到吃惊，也想试一试，却怎么也做不到。
『16』第三节异想天开
儿童时代，不论病给我造成了多少苦难，毕竟那还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岁月。随着日月的轮回，我在一天天长大，和我同龄的朋友转眼就要踏入中学的大门，而我只能束手无策面对着无奈的现实。
1961年春天，正当我为自己的命运苦恼的时候，《中国少年报》上开辟了一个“知心姐姐”的新栏目。栏目开张时，大概是这样写的：“我叫知心姐姐，是少年儿童的朋友，哪个少年儿童有什么疑难问题，可以写信告诉我，我会帮你们解答。”读了这段话，我马上想到自己不能上学的事，考虑是不是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知心姐姐，问问她，我能不能上学和入队。又认为，知心姐姐只是说解答问题，我这是上学的事，她能帮助解决吗？即便是可以帮忙，她在北京，我在西安，离得这么远，她能来帮我吗？
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就把这个想法给姐姐们说了，她们虽然鼓励我，让我写，但都没有作出积极支持的行动。当我把这一切告诉月月时，她却毫不犹豫，鼓动我马上就写，由她帮我邮寄。于是我俩商量着拟了底稿，详细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用24开作业本纸写了不满一页，主要内容是：我是西安的一个下肢瘫痪的儿童，因为残疾没有上学也不能加入少先队，只好在家里自学了一些语文和算术，读了很多小说，还会写作文。我很想上学，想当少先队员，希望知心姐姐能帮我实现愿望。
那时的我只读书不写字，字写得特别烂，想着是给《中国少年报》写信，更是紧张，不是掉字、错字，就是墨团，实在看不过眼，只好请月月又帮我抄了一遍。感到希望太渺茫，担心万一没有答复，会被人当作笑料，说我俩异想天开，就偷偷摸摸地寄了出去，连底稿都销毁得无影无踪。
为了记住发信的日子，我在那天的日记上写了这样几个字：种子发芽的日子。虽然没有抱希望，写过信后我还是一天一天地计算着日子，眼巴巴地等着回音。一个多月过去了，唯一的一线希望似乎也破灭了。我和月月庆幸自己没有告诉任何人，否则有人要问起来，实在太尴尬了。
就在我彻底绝望之时，却出现了意外的奇迹。
1961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天小学生都放了假，一群小孩在院子里玩得特别开心。我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抱着一本巴金的小说《家》，书中悲惨抑郁的情节更增加了我的忧愁和烦恼。突然听到邮递员在大门口喊：“李春霞！李春霞的信！”我一下子惊喜地坐了起来，信！是《中国少年报》的回信，还是哥哥来信祝贺我节日快乐？这时在院子玩的弟弟已经把信递给了我。当我看到信封下面的落款是《中国少年报》时，我的整个心都在震颤，亟待知道信里的内容，却又怕得到的是让我难以接受的谢绝。
我暗自祈祷着能让自己如愿以偿，鼓足了勇气，拆开了这决定我一生命运的神秘的信封。揉揉被泪水模糊的眼睛，迫不及待地读完了那页简短的信笺。信中表扬我身残志坚，肯定了我的渴望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受到支持和帮助，并告诉我，他们已经把我的情况转告给共青团西安市委员会，请他们帮助我实现上学和入队的愿望。
读完信我哭了，不知是高兴还是伤心，抽泣得特别厉害。多少年来，我一直把自己的期盼当作梦想，深深地埋在心底，只怕说出来会有人讥笑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今天竟第一次得到了《中国少年报》里“知心姐姐”的肯定和赞许，我太幸福了。
我又把信反复读了好几遍，确信不是梦，也没有看走眼，才让弟弟去隔壁找来了月月。她看完信也高兴地跳了起来，我们的大胆尝试终于成功了，我将迎来命运的变迁。
我和月月都认为，北京的信都来了，团市委近在咫尺，不会再等多久。为了给人意外的惊喜，我俩决定还是先不给任何人讲。
于是，我又开始了新的等待。然而，这次的等待却使我倍感焦急。给《中国少年报》写信就好比买彩票，虽然知道中奖的几率极小，但还是在等待中希望出现奇迹。如今奇迹已经出现，对我来说就像饥饿的人已经看到了丰盛的美餐却不知到底能不能让我就座。我心急如焚，坐卧不宁，希望早日来人，帮我摆脱炼狱的煎熬。
我怀着满腔激情期待着好运的降临，也想奉献给亲人一个特大的惊喜，却不知好事多磨。焦急地等了一天又一天，总不见团市委来人。是团市委无能为力呢，还是《中国少年报》写给团市委的信丢失了？要不要在写信问问《中国少年报》？
还是再等等吧！
我第一次体会到度日如年的痛苦滋味。只要听见大门口有脚步声，都要听听是不是有人喊李春霞。几乎天天都坐在厅房门口期待着看到一个陌生人出现在前院，可总也听不见、看不着。就这样等呀等呀，一直等了二十六天。又开始暗自庆幸没把《中国少年报》的信公开，否则，周围人的询问会给我造成难以应对的难堪和烦恼。
『17』第四节激动人心的晚上
6月27日，我又整整等了一天，过了下午六点钟，失望已成定局。傍晚姐姐给我准备好了洗澡水，让我进里屋洗澡。就在我挪到里屋门口时，一位和哥哥年龄近似的年轻人走进了后院。他站在厅房门口，含笑脉脉地望着我，问我是不是叫李春霞。并且很抱歉地说：“我是受《中国少年报》的委托从团市委来的，因为工作太忙，只好抽了这下班后的时间来看你，很对不起。”盼望了多少天，想不到来的竟是如此出乎意料！
姐姐一脸的莫名其妙，我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他很随便地走进来坐在我家大方桌旁的椅子上，亲切地问了姐姐的名字以及她和我的关系。当他知道我没有把给《中国少年报》写信的事告诉家里任何人时，感到特别吃惊。我向他叙述了我和月月给《中国少年报》写信的经过，他说我俩的想法实在太有意思。
他自我介绍说：“我叫田润德，在团市委少年儿童部工作，是少年儿童的‘大朋友’，今天就是来和你们交朋友的，以后你们俩就都是我的‘小朋友’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和要求都可以提出来。”诙谐的语言逗乐了我和姐姐，我俩消除了尴尬，像老熟人一样和他随意畅谈。
田润德问了我的家庭成员和生活情况，问到我的学习时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我特别想上学，但却没有认真学习过，只是零零乱乱认了一些字，随随便便读了一些小说；凭借小聪明算术一学就懂，又从不认真做习题；姐姐给我出了几个作文题目，我作了，家里人都夸我写得好，于是我就沾沾自喜认为自己会写作文。真要问我到底学了些什么，我一点也说不清。田润德似乎看出了我的破绽，没有严加追究。
他告诉我，此次来访就是为了帮助我上学和入队的。千回百转，他终于道出了我的心机。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到了实处，并且开始沸腾，一时间思绪万千，往日的期盼，未来的美景全部涌上了心头。我强忍着盈眶的热泪，不知该找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和幸福。这位“大朋友”问我愿意上周围哪个小学时，我竟然没有听见，幸亏姐姐提醒，我才又回到了现实。想一想月月和弟弟都在东厅门小学上学，经常听他们谈论学校里的事，心里感到亲切，我便说最好能上东厅门小学，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说很快就可以满足我美好的愿望。
该分手了，当“大朋友”伸出他大而有力的手和我道别时，这一意外的举措使我受宠若惊，慌乱之际竟然伸出了左手。“大朋友”走了，我为自己不会行握手礼难堪了很长时间，也为自己没有把握好第一次人格享受而感到遗憾。
田润德是我一生中直接接触的第一个陌生人，他那低沉、轻快、温文尔雅的谈吐和和蔼、稳健、平易近人的神态永远浸入了我的灵魂，他是我心目中的幸运之神。
田润德走后，我担心事情并不像想像的那么顺利，为了预防在满城风雨中落空，我和姐姐还是决定先不告诉家里人。
父母亲很晚才回家，姐姐已经睡得很香，而我还翻来覆去想个没完。《中国少年报》的回信，田润德的来访，使我多年的梦想有了希望，可这上学、入队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团市委愿意帮助，东厅门小学会不会接收，怎样入队，如何上学，我又应该怎样扮演好这一角色？我期待着明天快点来临，看看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18』第五节肯定能跟上
6月28日没有人和我联系，我在疑虑中又煎熬了一整天。家里人除了晚霞姐谁也不知道我的生活中将要发生一次大变革。
6月29日，母亲上下午班，正在家忙着做午饭，田润德领着东厅门小学的大队辅导员老师走进我家时，蒙在鼓里的母亲慌得不知所措，抱怨我：“这么大的事，你咋也不提前给屋里人说！”老师也没想到我会做的如此神秘。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怕万一办不成，声张出去被人当成笑料；又想一鸣惊人，给我家人一个惊喜；更想气气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帮我办的事，我办到了！”
老师笑着对我说：“这回你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中国少年先锋队东厅门小学大队决定在七月一日到你家来举行大队会，正式接收你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学校还准备研究让你成为我们的校外学生，将由你的班主任老师到家来给你上课。”
听到这两个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我无比激动，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我想告诉他们以往的困惑，但这似乎离题太远；想说我的期盼，这很快就会实现；想表达我快乐的心情，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想向他们表个态，我心里还是一片茫然。多年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实现的却又太突然，写给“知心姐姐”的信，我只想着会石沉大海，想不到那小小的一页纸，将要使我的命运发生改变，但愿它能让我永远像健康儿童一样幸运。
辅导员老师的话打断了我的沉思，她对我说；“少先队是由基层组织组成的，每个少先队员都是基层组织的成员，你入队后也要编入班级里中队的小队中，要过队的生活。按你的程度不知能上几年级，只有决定了班级，才能确定编入哪个中队。这件事你得认真做出决定。”
我想了想，感觉自己当时已经十三岁了，论年龄下半年应该上初中，但是现在马上就参加毕业考试，凭我的能力肯定考不上，而我又不愿意从低年级上，像个大姐姐，太丢人了！再说也太浪费时间。于是就毫不犹豫地说：“我想跟现在的五年级上，这样开学就可以上六年级，明年就可以毕业，上中学。”母亲听了我的话，担心地望着我说：“小学课本你就没好好学过，下学期跟六年级上，你能学懂？”我胸有成竹地说：“我虽然没有系统地学过语文课本，可是已经读了很多书，连我姐的初中语文课本我都能看懂。算术前面的都很简单，四、五年级只有四本书，我可以利用暑假时间，抓紧看书做题，肯定能全部学完。总之不管有多难，开学我一定要上六年级。”老师看我有决心又有信心，就按我的要求作了决定。母亲只好默许了。
中午父亲回家后听了母亲的叙述，在感到惊喜的同时指责我自不量力，说：“语文没有系统学，算术就没见你学过，按你的水平最多只能上四年级。到时候你要跟不上就更浪费时间，留了级才丢人。”我不服气地反驳道：“我从四年级上，得迟毕业两年，到时候我还上不上初中！你别管，我肯定能跟上。”父亲气得直瞪眼，又把我没辙。
『19』第六节最最幸福的时刻
196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这对健康儿童来说，也许是一件极平常的事，可它对我却是盼望已久，来之不易的大事。它是我生命中一个特殊的日子，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它意味着一个残疾少年的命运靠自我拯救获得的成功，也标志着我的生活将要迈出新的步伐。
为了改变我的命运，《中国少年报》、团市委、东厅门小学都做了很大地努力，如果没有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我的愿望只能是空想。我感觉社会就像上帝，只要它的手臂一挥，就能耕云播雨，创造奇迹。是党和社会给了我新生，我决心终生依靠社会，长大为社会服务。当然，团市委之所以安排我在这一天入队，就是为了让我永远记住党和社会的恩情。
一大早，祖母和母亲就把小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晚霞姐上学前专门为我梳了小辫，还扎了两个漂亮的蝴蝶结。遗憾的是我没有白衬衣，只好穿着一件母亲新做的花短袖衣。母亲准备了早点，我却一口也吃不下去，只是焦急地望着前院，感觉时间过得咋就那么慢。
九点多，大队辅导员李老师领着几位学生来布置会场，刚把队旗挂在毛主席像前，鼓号声已经从巷子里传了进来，他们穿着整齐的队服，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在老师的指导下敲着队鼓吹着小号走进了小院。田润德也满面春风地跟在后面。前院挤满了看热闹的邻居，那些往日议论纷纷的妇女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我仿佛置身于幻觉中，在欢腾的气氛中任人摆布，同学们把我架坐在椅子上，给我戴上了红领巾，我们一块宣誓，一块唱队歌，我含着幸福的热泪，机械地应付着会场上的一切，脑子里却在憧憬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幸福冲昏了我的头脑，当时已经忘乎所以；幸福蒙住了我的眼睛，对会场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留下记忆。
那一天，社学巷八号的小院因我而别开生面，我也因为这不同寻常的入队仪式，开始走上出乎人们意料的人生旅途。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