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它叫《管钟》，我以前从未听说过（1972-1973）（1）
由于迈克·奥德菲尔德是我们签约的第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写合同。幸运的是，桑迪？丹尼最近在庄园录音，已经单飞了。桑迪是我的朋友，我向她要了一份她同爱尔兰唱片公司签订的合同，显然这是一份爱尔兰唱片的标准合同，我们逐字照抄，仅仅将“爱尔兰唱片”改做“维珍音像”，“ 桑迪·丹尼”改为“迈克·奥德菲尔德”。合同注明迈克将为维珍音像制作10张专辑，从唱片批发价的90%（另外10%由唱片公司交付包装费和破损费）中抽取5%的版税。由于迈克没钱，所以我们给他大家都一样的维珍标准工资——每星期
20英镑。如果唱片发行了，我们会从以后的版税中扣除。虽然我和西蒙都喜爱迈克的音乐，但是我们从未想过我们将用它赚钱。
1973年迈克感觉挺好地录制了唱片《管钟》，里面交织了一系列空想的录音，迈克和汤姆？纽曼在录音棚里面反复润色——混录、配音和调整音乐所有不同的层次。迈克演奏了20种不同的乐器，直到做了2300遍录音后他才满意。同时我们努力将庄园租给任何乐队，因此迈克经常被打断，不得不将他的工具箱搬出录音棚，让位给滚石乐队或者亚当？费思。
弗兰克是一个有名的原创、创新和玩世不恭的摇滚乐手。他的专辑，比如《我们仅仅为了钱在那里》和《黄鼠狼咬我》，充满了尖锐的嘲讽。当他来庄园看看有没有录音的可能时，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我亲自驾车载弗兰克离开伦敦，热心地介绍录音棚所在庄园里奇妙的房子。但是我并没有直接开上去，而是绕道去了邻近的伍德斯托克。我驾离大路，穿过一个大拱门后，沿着一条长长铺满碎石的车道开到一座宏伟房子的门口。
“我去停车，”我告诉弗兰克，“你可以去敲门，告诉他们你是谁。”
一位穿制服的男仆打开了门。特别有趣的是，他不认识弗兰克·Zappa，当被告知这位长发音乐家要留下来时很不高兴。弗兰克·Zappa是否知道他是在敲布伦海姆宫殿的门，而这所宫殿是马尔伯勒公爵的祖屋？
弗兰克回到了轿车，从此没有在庄园录过音。
1972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的邻居试图关闭我们的庄园，录音棚是隔音的，但是我们的一个邻居老觉得他能听见音乐无法入睡，一直呼吁拒绝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如果我们不能在晚上录音，那么同其他录音棚相比没什么优势，乐队将不会从伦敦跑过来。
我们同这邻居展开了秘密的战争。在录音棚装好一堆锡罐，拴住底部的长绳延伸到马路，我们就整夜坐在篱笆旁，抓住长绳，感受芳草的味道和獾穿过时发出的沙沙声。但是我们得注意邻居，当听见他过来时，我们猛拉绳子，让录音棚内所有的罐子在哐当作响，无论音乐家在做什么，他们都必须立刻冲进庄园，开始装作喝咖啡，邻居所能看见的是一群人围坐在餐桌旁。或者当他开始报警时，相同的把戏也会产生效果，警车快到时，我们立即拉绳子，几次错误的报警后，警察就不再来了，但是这个邻居仍然阻止我们晚上录音的申请。
当保罗和琳达来庄园录制《被通辑的乐队》时，我们依旧在玩这套把戏。那已是6月，夜晚安静却闷热，茉莉花香穿过田野。琳达？麦卡特尼一直开着录音棚的门呼吸新鲜空气，我在门口放哨，偶尔听见一点点音乐，我就跑回去关门。当我回到篱笆边时，我听见琳达？麦卡尼拉开门大喊：“谁一直在关这该死的门？”幸运的是，我们的邻居那星期没有出现。
一天前门铃响，一对老夫妇站在那里，他们问我是否和那位邻居——索特尔先生相处不快，当我们告诉他们索特尔是唯一反对我们的邻居时，他们告诉我们索特尔当初也是这么对待他们的。他们当时想改建旁边的谷仓给老妈妈住，但是索特尔先生一直阻止，直到一天他们给了他500英镑，索特尔先生就撤回了上诉。
“他就是要回扣，”夫妇俩说，“有人应该教训他。”
第二天我带了微型录音机，把一只麦克风插在衬衫里，顺便去看望索特尔先生，问他是否能撤销上诉，否则我将有破产的危险。
“嗯，我这些申诉造成了巨大的开支，”他说，“如果你支付开支，我将考虑收回。”
“多少钱？”我问。
“5千英镑。”
“这可是个大数目，”我说，“你一定请了个律师事务所打这场官司。”
“是很贵，”索特尔先生说。
“那我是否应该给你的律师开张支票？”
“不，不用。直接付钱给我就行了。”
我答应会考虑他的要求，当天下午就写了封信给他，里面有复制的录音带，建议他最好撤诉。从此我再也没听说过他，庄园也允许在晚上录音。
1972年7月22日，克里斯蒂和我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我刚满22岁，克里斯蒂只有20岁，去年5月我们才认识。我仍然还保存着一张婚礼前发出的请柬，上面写着：“克里斯蒂和我决定结婚，我们认为这是举行聚会的好理由。届时有一头烤猪提供，所以请过来搞定；‘脚手架’乐队将进行演奏。”
庄园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在这里举行完美的聚会。我们有乐队，幽深的庭院，装有古代壁炉的大房间，还可以去河里游泳。
我喜欢享受聚会的乐趣，聚会是在维珍生活的重要部分。毕竟，如果招待员和经理们面对面地相会，如果有问题他们就更愿意互相帮助，同样地店员会认识唱片公司的职员，等等。在维珍我们经常举行员工聚会，常常在周末远离工作，这样人们能真正发泄情绪。这些年里，虽然聚会越变越大，但是主题通常还是一样：整晚无所顾忌地玩闹。在一次聚会上员工们把我赤裸裸地铐在旅馆外的栏杆上，我设法用砖头敲掉了手铐，然后拿着消防水管冲进了餐厅大肆喷水，自那以后布莱顿和朴利茅斯附近大多数的旅馆都拒绝我们入住。
我们的野餐婚礼是一场盛宴，参加的有全村居民、维珍全体员工和当时的许多摇滚乐队。婚礼那天始终有特别的事情，当我们在教堂等待克里斯蒂到来时，一辆大型拖车开始沿着小道向我们挤过来。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一个瘦小的老夫人穿着蓝色套装，戴着蓝色帽子，从里面爬了出来。
“我来得不算太晚吧？”奶奶大声叫唤。
她的轿车在牛津被拖车撞上了，所以她押着拖车司机带她来参加我的婚礼。
父母送给我们一辆漂亮的老宾利车作为结婚礼物，配备着红色皮座椅和胡桃木仪表盘。克里斯蒂的伴娘是她的妹妹玛丽尔，我的伴郎是尼克，在婚宴上很显然他们间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然后那天晚上他们就去了庄园里的一个房间。到克里斯蒂和我度完蜜月回来的时候，尼克和玛丽尔已经宣布他们也要结婚了。
尼克和玛丽尔结婚甚至比克里斯蒂和我还要快，他们于1972年冬天举行了婚礼，距他们认识仅有5个月。克里斯蒂和我发现这次婚姻让人令人不快：我和尼克在南码头路整天相处，然后傍晚我又看见他和玛丽尔在一起。不幸的是，克里斯蒂来英格兰的一个原因就是逃离她的家庭，而现在她发现她和她妹妹嫁给了两个实际上整天穿一条裤子的男人。说乱伦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是，以前两人一体管理维珍的尼克和我竟然都结婚了。
从1972年冬天到1973年春天，迈克·奥德菲尔德一直住在庄园里面，录制“管状的钟”，我想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和沉迷于录音技术的汤姆？纽曼一起呆在那，不停地推敲录音。芒迪仍然住在那，一个星期五晚上克里斯蒂和我驾车去庄园时，我们就发现迈克、汤姆和芒迪坐在地板的垫子上，靠着熊熊大火，倾听最近的录音带，他们已经忘却了外面的世界。
“管状的钟”终于在1973年准备发行了。西蒙带着录音带参加了爱尔兰唱片公司的销售会议，他们将分销这张专辑。他们都在伯明翰附近一所旅馆的大会议室里，已经听了数小时的音乐，西蒙放出“管状的钟”，他们完整地听了第一面，结束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这是西蒙的首次销售会议，所以他不知道这种情况是空前的，后来他再也没有听到过一屋子对生活厌烦的销售员为一张新唱片鼓掌欢呼。
1973年5月24日，维珍唱片首次发行了四张专辑：迈克·奥德菲尔德的《管钟》，贡的《飞行茶壶》、《庄园生活》（一场由Elkie·布鲁克斯指挥，在庄园举行的摇滚爵士乐即席演奏会），德国浮士德乐队的《浮士德的磁带》。
对于摇滚和流行音乐，1973年是特别的一年，那个夏天单曲排行榜的统治者是迷人摇滚，专辑排行榜的头名是大卫·鲍威的《阿拉丁健康》（Aladdin Sane），接下来是甲壳虫乐队1962-1966和1967-1970两张专辑，平克？弗洛伊德的《月亮的暗边》，卢？里德的《变压器》和罗克西音乐的《为了你的高兴》
面对竞争，我们不得不努力奋斗，使维珍首次发行的4张专辑引起注意，除了《庄园生活》，那确实仅仅是摇滚爵士音乐的即席演奏会，其他的3张专辑都卖得很好。浮士德乐队得到新闻界的交口称赞，《音乐制作人》说“浮士德乐队可能是长期以来欧洲最令人兴奋的原创乐队”，《新音乐特快》把浮士德乐队评选为最酷的乐队。我们用单曲的价格销售他们的专辑，立即引起抢购，专辑马上登上了排行榜第28位。这种营销策略为新品牌维珍唱片吸引了众多眼球，虽然初衷可谓是有勇无谋。
每张唱片40便士，浮士德乐队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了4万张唱片，接下来一个月又卖出10万张。他们做的是非常深奥的音乐，事实上，他们以前是同德国古典音乐品牌德国Grammophon签约，由这点可以看出他们音乐的复杂性；关于他们专辑的封面，西蒙和他们的经理Uwe Nettelbeck去了西伦敦的欧洲花楸画廊，在那他们选择了圣布里奇特·赖利的画——“升起”。一次他们在伦敦举行音乐会前，在路边停下，邀请一位正在用气压钻孔机的建筑工人去音乐会，在演奏时让他上台在一块块水泥上钻孔。
其他3张我们发行的专辑零售价格是通常的2？19英镑，贡的《飞行茶壶》表现挺好，《音乐制作人》写道：“一旦他们停止反复低唱电台格言和一杯杯茶，唱片就会真得非常优秀：流动的摇滚主题，中间被怪异的效果打断。很遗憾很多音乐被隐藏在抒情歌词后。”贡的吉他手是史蒂文？希里奇，他被公认为世界最好的吉他手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他和贡在一起有点大材小用。显然贡不可能威胁平克？弗洛伊德的排名。
但是在维珍首次发行的四张专辑中，只有《管钟》真正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它完全是原创音乐，立刻吸引了无数顾客。人们为它着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播放，不仅听音乐，而且对迈克是如何把它们交织在一起觉得叹为观止。我还记得《NME》的一篇评论，我读了好几遍才意识到虽然我不可能理解评论家真正在说什么，但是他显然为这专辑着迷。《NME》是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报纸，有它对《管钟》的称赞，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张专辑。
除了这些评论之外，一旦人们听过一次《管钟》，专辑将大受欢迎，就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一次收听证明一切。”问题是怎样得到收听的机会。我向所能想到的电台打电话，试图说服他们播放《管钟》，但是那时候3分钟的单曲统治了电台音乐，没有空间留给45分钟长且没有歌词的音乐。无线电3台因为它不是莫扎特的音乐拒绝了它，无线电1套拒绝的原因是它不是加里？格兰特的音乐。
头两个星期，《管钟》销售死气沉沉，然后我邀请了约翰？皮尔到“阿尔伯达”号吃午饭。自从《学生》对他采访后，我们就认识了，他也建立自己的蒲公英唱片公司。作为唯一在电台演奏严肃摇滚音乐的人，他的节目也是《管钟》赢得电台播放的唯一机会。吃过午饭，我们平静地坐在沙发上，我放出《管钟》，他被迷住了。
“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约翰最后说。
下半个星期我们从电台听到约翰？皮尔的推荐，当时我、迈克·奥德菲尔德以及维珍来的每个人坐在游艇的甲板上。
“今晚我将不播放很多的唱片，只为你们播放一张由年轻的作曲家迈克·奥德菲尔德所制作的唱片，这是他的首张唱片，名叫《管钟》。我一生中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它由一个全新的唱片公司维珍发行，而且是在牛津维珍自己的录音棚里面录制的。你将不会忘记它。”
这时《管钟》开始播放。我躺在沙发上，每个人都躺在大扶椅或者垫子上，拿着啤酒、葡萄酒、香烟和大麻。我看见其他人都躺在那沉迷于音乐中，但是我依然担心，在任何时候我都不可能停止考虑所有的想法和各种可能。我想知道，有多少人会收听约翰？皮尔的节目？其中有多少人第二天会出去购买《管钟》？他们是否会等到星期六或者到那时就忘记了？他们会来维珍音像店还是从史密斯店定购？我们多久可以收到版税？我们将加印多少张？我们怎样把它打入美国市场？我觉得自己自己像个局外人，无法全神贯注于音乐中，就像西蒙、尼克和佩妮那样（佩妮是我的新助理，她十分可爱漂亮，有一头飘逸的黑发，经常大方地微笑）。我十分清楚维珍需要卖出许多唱片才能赚钱交下个月的税，《飞行茶壶》和《浮士德的磁带》很难在排行榜上赶超滚石乐队或者鲍勃？迪伦，但是《管钟》很特别：今晚广播后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维珍将再也不能购买如此长的广播时段为它做广告。
迈克·奥德菲尔德沉默地坐在那，靠在佩妮的身上，直盯着收音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把《管钟》的唱片封套镶在画框中，封面是一个巨大的管钟悬挂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迈克盯着它就像看见了海。一个贪婪的想法从我的脑海中冒出来：或许他已经在梦想下一张专辑了？
第二天一整天都有音像店打电话来定购《管钟》。除了打破传统播放《管钟》，约翰？皮尔在《收听者》节目中又做了如下评论：“当在太多的场合有人说某位当代音乐家的唱片值得”永远珍藏“时，我都想去外面透透气。加里？格兰特和Sweets没有任何持久价值，仅被认为代表了70年代真实的声音。说完这些，我将告诉你一张有力量、能量和真正精彩的唱片，对我来说它代表了一个摇滚音乐家在历史上的首次突破。”
约翰？皮尔还说了很多很多，全国成千上万的人收听了他的话。
我们安排贡和浮士德乐队在全国巡回演唱，但是计划在6月25日举行的《管钟》音乐会，才是我希望能让全国性的媒体来目睹的盛会。我们让人觉得《管钟》音乐会不可错过，设法让后来是滚石乐队的吉他手的迈克？泰勒、史蒂文？希里奇和北方乐队同意一起演奏不同的乐器。
音乐会的那天迈克来游艇看我。
“理查德，”他平静地说，“我不能完成近今晚的音乐会。”
“但是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说。
“我就是不能去，”他喃喃地重复道。
我感到一阵绝望。我知道当迈克想要什么时，他和我一样固执。可是整个音乐会已经安排好了，票也卖了，甚至电视报道也有了，不过我不能利用任何一样来施加影响，因为这样只会加强迈克的决心，我必须狡猾些。
“让我们去兜会儿风，”我平静地说，走过船道去发动外面的宾利车。我知道迈克经常羡慕地看着这辆有红色皮座椅的蓝灰色轿车。我希望平静地驾驶过伊丽莎白女王大厅后会让迈克改变想法。很快我们到了伊丽莎白女王大厅，我将速度放慢，已经有一群人在去音乐会的路上。
“我无法上台，”迈克重复了一遍。
我不能告诉他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事情，这场音乐会可能把他推到完全不同的平台，让他有可能和平克？弗洛伊德站在一起。我停下车。
“你想开车吗？”
“好的，”
我们继续开车，上了威斯敏斯特桥，经过维多利亚港，海德公园从车窗前闪过，从我以前编辑《学生》的教堂附近经过。
“迈克，”我说，“你喜欢要这辆车吗？作为礼物？”
“礼物？”
“是的。我现在就出来，步行回家。你就一直驾车，车是你的了。”
“住口！它是你的结婚礼物。”
“接下来你必须做的是开车去伊丽莎白女王大厅，今晚上台，它是你的。”
我们陷入了沉默。当迈克握着方向盘时，我注视着他，知道他动心了，我希望他会同意。
“成交，”迈克说。
我将不得不告诉克里斯蒂和我父母，我是如何处理我们的宾利车，但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太在意。算上所有的魔力和情感价值，宾利只不过是辆轿车，至关重要的是让迈克登台和销售《管钟》，如果他成功了，我将能买我想要的任何车。随着《管钟》的节奏在伊丽莎白女王大厅飘荡，周围一阵沉默，人们在回味他们刚刚听到的东西，似乎被催眠，没有人想破坏这种状态，然后他们跳起来大声喝彩。我坐在克里斯蒂和西蒙中间，我们站起来，欢呼鼓掌，泪水流过脸颊。迈克站在管风琴前，鞠躬说着谢谢，我们只看见他小小的身影，甚至乐队都向他鼓掌，他成了新的明星。
那天晚上我们卖出了几百张《管钟》，迈克太惊骇了，以至不能同新闻记者说话。看着所有的人欢呼，挤着去买他的唱片，他只说了一句：“我觉得我似乎被强奸了。”就和他的新宾利一起消失了，后来很多年迈克一直拒绝回到舞台上。克里斯蒂和我走回家。从那晚以后，迈克·奥德菲尔德的《管钟》成为当年最著名的专辑。维珍唱片也出名了，钞票滚滚而来。
《管钟》于7月14日登上专辑排行榜第23位，没到8月就上升到第1位。接下来的15年里，无论迈克·奥德菲尔德什么时候发行专辑，它都会成为前10名。《管钟》最终卖出了1千3百万张，在英国有史以来销量最好的专辑中排名第11位。牺牲我的宾利车是值得的。
虽然维珍一夜成名，但我们还是家只有7名员工的小公司，没有能力把唱片发行到全国去。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把我们的唱片授权给另一家较大的唱片公司代理，我们可以得到预付金，所有利润都归他们。如果唱片公司销售额回收了预付金，才会付给我们版税，一般在16%左右。这是像维珍这样的菜鸟唱片公司的常规选择。
第二种选择更冒险。不谈付预付款和版税，只让另一家唱片公司代为生产和发行唱片，维珍自己负责所有促销工作，承担所有风险，可能一败涂地，相应地，如果唱片卖得好，那么我们会获得所有的利润。
绝大多数小唱片公司将自己的唱片代理权让出，这种钱来得很容易，他们从其他唱片公司抽取16%的版税，一般只需要付给艺术家5%或者10%.但是我和西蒙决心要同时做生产和分销，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但是只有大胆，你才能去想去的地方。对我们来说，《管钟》看起来挺好，我们有能力自己促销。我确信它会卖得很好，足以还清我们的投资。有了做生产和分销而不是直接授权的想法后，我们去了爱尔兰唱片公司。
我第一次去爱尔兰唱片还是在编辑《学生》时，克里斯·布莱克威尔创办了爱尔兰唱片，他在牙买加长大并且把瑞格音乐带入英国。爱尔兰唱片发行了鲍勃？马里的唱片，他后来成为首位瑞格音乐巨星，爱尔兰唱片还发行了卡特？史蒂文斯和自由乐队等其他人的唱片。
毫无疑问，爱尔兰唱片一开始拒绝了做生产和分销的生意，他们已经取得了“蚕茧” （Chrysalis）和“魅力”（Charisma）两家公司的代理权，希望维珍也是如此。所以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版权比——18%.我们只要付给迈克5%，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接受爱尔兰唱片公司的出价，那么我们自己将有《管钟》销售额13%的收益。如果每张2？18英镑，那我们相应有28？5便士，也就是说如果《管钟》卖得非常火的话，那我们大约有17万1千英镑的盈利，当然这要卖出60万张（双白金唱片，一张唱片销量达到20万张就成为黄金唱片，达到30万张就是白金唱片），如果销量达到百万，那么维珍将进帐28万5千英镑，且不必付任何促销和市场费用。从经验上说，爱尔兰唱片远比维珍有能力将唱片推广到全国的唱片店中，处于我们这个地位的绝大多数小唱片公司会欣然接受它，爱尔兰唱片和我们的律师也都鼓励我们这样做。
但我和西蒙感觉不一样，我们在全国有14家维珍唱片店，它们可以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纽卡斯尔、谢费尔德、爱丁堡、格拉斯哥和伯明翰促销《管钟》，还可以穿越英格兰南部到布里斯托尔、巴思和南安普顿。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能够在全国音乐新闻界做促销，在全国卖出10万份《学生》的经验使我确信能够大批量地销售该唱片。当然，我们的工作更加容易，因为《管钟》非常好听，一旦人们听过就会想来买。
对局外人来说，这看起来像大赌博，如果《管钟》被人忘却，那么维珍唱片将破产，但是如果我们卖出60万张，价值约130万英镑，那么维珍将通过零售价格差获得92万英镑。从中我们要付给迈克·奥德菲尔德6万5千7百英镑，付给爱尔兰唱片19万7千1百英镑作为生产和发行费用，还有65万8千英镑——这就是优势！
《管钟》的知识产权是我们应有的权利，我们决定指望它，所以我们拒绝了爱尔兰唱片的报价，坚持自己做生产和发行，他们将出版和分销唱片，付给他们10%到15%的印刷发行费用。爱尔兰唱片仍然坚持代理权，直到我们威胁说要去他们的死对头CBS那里。就这样我们牺牲了的一笔现金收入，决定致力于用我们自己的资源销售《管钟》。
爱尔兰唱片没想到在自己的巢里养肥了个一只布谷鸟——维珍唱片。当《管钟》的销量
从银唱片攀升到金唱片、白金唱片、双白金，然后超过百万时，我们的财富超乎想象。我们成长为唱片业的一支主要力量，并最终成为爱尔兰唱片的对手，当然我们付给迈克·奥德菲尔德和爱尔兰唱片的版税和费用随时间不断变化。时至今日，《管钟》仍然在全世界销售，业已卖出了数百万张，我们在自己推广唱片的赌博中掘到了第一桶金。
下一步是努力拓展国外市场，我飞到纽约去见大西洋唱片公司的总裁阿曼特？厄特冈，娱乐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阿曼特是美国音乐界的资深人士，我却只有23岁。他的办公室可以俯瞰曼哈顿全景，阿曼特从一个大桌子后站起身，同我握手，他是一个土耳其后裔，非常温和、健谈。他告诉我他非常忙，有许多新闻采访，但他愿意安排15分钟谈定迈克·奥德菲尔德的生意。他对迈克·奥德菲尔德的原创性非常有兴趣，但是他认为这笔生意是一次性的，他报价18万美元。我知道他期望我加价，然后15分钟内我们就将以20万美元成交。我摇摇头，阿曼特又笑起来，承认他也会拒绝这样的报价，但是现在他的底价是20万美元，我俩陷入了沉默。
“你究竟在想什么？”阿曼特问。
“我不告诉你，”我说，“但是要高很多。”
傍晚前我们仍然没有达成协议，他的日程被大大延长了，于是提出带我去家夜总会，但要在回家之前取得共识。当他的加长豪华轿车停在我破旧的旅馆前时，我看见阿曼特和两位漂亮的黑美人坐在后座上，我狂喜不已，我想既然他肯大菲周章的安排这些，那么他一定特别想要《管钟》。我不仅可以和其中的一位女孩共度良宵，而且阿曼特还会为《管钟》出价50万美元以上。
路上，阿曼特从车子的冰箱里拿出一瓶香槟，我们边喝边聊。到达夜总会，我跟着他和女孩们进了夜总会。
“我能和你说句话吗？”我们站着等座位时，阿曼特把我拉到一边说。
“当然可以，”我笑道，是时候了！他出价100万美元和高额版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那天晚上我们尽情享受接下来的时光。
“你听得见我吗？”阿曼特提高音量。
“可以。”我说，冲着其中的一位女孩微笑。
“我想说明一下，我不在乎是否签下迈克·奥德菲尔德，”他边拍我手臂边说，“但是我不想引起误会，这两个美女都是我的。”
8.第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4-1976）（1）
伊丽莎白大厅里举行的音乐会后，迈克·奥德菲尔德开着我的老宾利离开了，他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在他和汤姆？纽曼关在庄园独自打造唱片、追求完美的每时每刻，他梦想每个人都来买《管钟》；但是当他站在伊丽莎白大厅，看见观众站起来向他欢呼时，他发现，虽然这种崇拜是他曾经想要的，但是他无法适应。
音乐界可以在几个月内使人超乎想象地富裕，无论他是否愿意，迈克现在飞速成为英国
最富有的人之一。成功也许会毁了他，但我必须负责，我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诱使他举办那场音乐会。迈克和他的女朋友去威尔士一个偏远的地方隐居，除了我之外，拒绝同任何人说话。
当我第一次驾车去看他时，我几乎找不到那所房子。那是一个建在荷杰斯特山脊上的石头小屋，狂风肆虐，就像呼啸山庄，前厅放着一架大钢琴。迈克带着一架6英尺长的木制滑翔机和我上了荷杰斯特山，他小心地从山上跑下来，逐渐推动这架大飞机，虽然一开始它不动，但是接着风托起了它，它侧过身子，盘旋而上，飞离我们，沿着山脊向田野飞去。迈克看着飞机，风吹动了他的头发，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笑容。
我离开迈克，驾车回到伦敦。让人悲哀的是，与我把克里斯蒂的衣服带到“阿尔伯达”号使她不得不搬过来和我住的行为相反，一天晚上迈克去了当地的一家酒吧，让一位朋友收拾好迈克女朋友的衣服后把她送上火车。接下来的10年，迈克？奥德菲尔德过着隐居的生活，没有为他的任何专辑做促销。幸运地是，我们有迈克演奏《管钟》的录像带带，我们把它做成纪录片，中间插入威廉？派伊的雕塑精选。BBC将片子播放了3次，每次播放时《管钟》和迈克的其他的唱片销量都会大增。如果10年中迈克像平克·弗洛伊德那样巡回演唱，我确信他会成为世界上摇滚巨星之一，恰如约翰？皮尔的预言。事实上，《管钟》比迈克·奥德菲尔德有名，虽然他录制了其他许多精彩的唱片，比如我最喜欢的《欧玛黎明》，但是没有一张能超过《管钟》。
迈克的沉寂让其他的唱片公司非常不解，阿曼特？厄特冈就很疑惑。“你是说你的广告片是一堆雕塑？”他怒骂我，“我不想要，这儿没人想要它！”
像通常一样，阿曼特设法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把《管钟》作为电影《驱魔人》的配乐，影片在美国轰动一时，专辑也一样。在英国创出佳绩后，它又在美国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了一年。
每家唱片公司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乐队家喻户晓，当一个乐队达到相当的高度，它就更像品牌，人们开始放心地购买每张新专辑。虽然两张差的专辑会对明星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一旦你有了一批拥护者，很容易预测下一张唱片的销量。新人的夭折率很高，但是一但他们越过了门槛，那么与书、电影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相比，他们有大得多的潜力。如果一张唱片开始火起来，它能直冲顶峰：例如一开始没人听过《卡马变色龙》，也许下个星期全世界都在抢购它。
除了惊人的成长潜力，音乐比大多数行业更加国际化，就连法国和日本这样自我的国家，史蒂夫？旺达、保罗？麦卡特尼或弗利特伍德？麦克等巨星依旧销售。对很多公司而言，从事出口很困难，但是音乐是可以靠电波和言语穿越国界的买卖，在全球卖英语唱片也更容易，举个例子，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听众非常喜欢听甲壳虫乐队的演唱，而我们却几乎不能忍受非英语流行歌曲。
有了这些想法后，当同乐队谈判时，我和西蒙规划出3个主要目标，同迈克·奥德菲尔德的谈判教会了我们这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尽可能取得长期的版权，因为一家唱片公司仅有的资产就是它的版权，所以我们尽全力不把版权还给艺术家，我们也努力把艺术家以前的作品尽可能多地涵盖到我们的合同中，虽然这经常要牵扯到其他唱片公司。在同摇滚巨星们做生意的荣耀下，最大的价值就是他们歌曲的知识产权，所以我们通常报出高价诱使艺术家签下8张专辑。我们很骄傲在维珍唱片的历史中，我们从未流失过一个乐队，因为我们在几张专辑后会重谈合同。不过讽刺的是，因为我的耽误，差点失去和迈克·奥德菲尔德。经营新乐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常他们的第三或者第四张专辑价值才会凸显。最好的例子是“人类联盟”乐队，他们在维珍发行了两张专辑，销售缓慢增长；但是他们凭着第三张专辑《挑战》进入一线行列，《挑战》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张。我们同艺术家签约后会努力延长合同，虽然我们在版税上让出2%或3%，但是与合同后增加两张专辑相比，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让步。
自成立开始，我和西蒙把维珍定位为国际公司，所以我们坚持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在合同中拥有国际著作权。我们告诉艺人们如果我们在英国宣传他们，而他们却用别的公司在海外宣传销售的话，对双方都不利。
我们最后一个谈判点是确保维珍不仅有乐队的版权，而且还有乐队每个成员个人的版权。有些时候难以定义一个乐队，比如说，滚石乐队很显然包括米克？贾格尔、基思？理查德、查里？沃茨和比尔？威门，但是其他许多人也进进出出，唱片界最供定义滚石乐队为“米克？贾格尔和其他三个人”。还有一些乐队解散，成员单飞成功，“起源”乐队或许是个典型例子，彼得？加百利和菲尔·柯林斯都在离开乐队后成为超级巨星。我们必须确保维珍签的不是一个只剩下空壳的乐队。
另外一个我们发现的重要事实是如果我们想签一个艺人，就必须签下他们，不计任何代价。其他唱片公司的乐手成功是他们的事，和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经营唱片公司的秘密之一就是树立新形象，坚持同新乐队签约，把他们打入第一流市场。即使一个高知名度的乐队让我们赔了钱，总会有其他无形的收获，比如吸引其他人同我们签约，或者帮我们打开在电台播放歌曲的网络。
脑海中有了这些概念，我们把所有的《管钟》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艺术家和拓展公司上，维珍开始在迈克·奥德菲尔德成功之后签下新的乐队，哪怕他们中很多会不可避免地失败。
克里斯蒂和我结婚两周年时，我们之间出了些问题。婚后，克里斯蒂坚持卖掉船，搬到房子里去，她想要更大的空间画画，“阿尔伯达”太窄了。一开始我试图妥协，买了艘更大的游艇“恶鬼”号；但是那仍然不够，所以我只好把“恶鬼”号卖给了歌唱家凯文？埃也斯。克里斯蒂在登比坡找到了一所小房子，距离我们在弗农院的办公室只有两条街，我们搬到了陆地上。
我俩发现登比坡的生活毫无私密，克里斯蒂得不到片刻宁静，维珍的员工和乐队每天傍晚都在房子里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告诉维珍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有任何问题通知我，以免小事变大。自从学生咨询中心成立开始，我很多时间都用来打电话，因为就我关心的范围而言，维珍员工是维珍最重要的资产，所以我希望他们尽可能快乐。但是克里斯蒂抗议说我们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和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公私不分，她越来越泄气。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家，只要我一到家电话铃就会响起，很多人会说：“稍候再打过去。”但是我从来不那样，我觉得必须和人谈话，要知道，一个电话会带来另一个电话，然后带来下一个机会，我会全力赢得下一个合同。我的生活是一条电话交织而成的河流。
性过敏症是克里斯蒂和我之间另一个诡异的问题，一做爱我就会出一身皮疹，要3个星期才痊愈。我们去看了很多医生，却一直无法解决，我甚至做了包皮切除。24岁做包皮切除可不是好受的，尤其是如果手术后的晚上你不幸在看简？方达的色情电影《芭芭莱拉》。我情不自禁崩断了伤口的缝线，听见我的尖叫声，克里斯蒂连忙跑过来看个究竟。当她明白怎么回事时，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只能讪讪地停止叫唤。
我们的性生活难以置信地挫败，因此我们的其他关系也开始错乱。我们周末到巴黎旅行以远离维珍，住在凡尔赛宫旁的一家简陋旅馆里，那晚克里斯蒂拒绝和我做爱，我觉得自己像个麻疯病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拒绝。到1974年，我们婚姻濒临解体，我们各自都私通过很多次。我喜欢这种生理流浪的生活，但是克里斯蒂想要更大的安全感。回首那些年我仍然觉得奇怪，因为我认为我爱克里斯蒂胜过她爱我，我只同别的女人发生一夜情，但是一旦克里斯蒂私通，他们就会保持长时间的关系。1974年夏，我们决定抛弃一切去度假，试图修复我们的婚姻。克里斯蒂选择了墨西哥的科祖梅尔岛，因为那里没有电话，维珍公司的人无法和我联系。我们在那儿过了美好的两周，来到尤卡坦半岛。我从未去深海钓过鱼，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港口的酒吧同其他旅游者聊天，他们说这儿是世界上钓枪鱼和旗鱼的最佳地点，我们决意第二天找个渔夫带我们出海。
虽然第二天在我们看来天空晴朗，但是渔夫们担心出海，他们解释可能有暴风雨。
“来吧，”我恳求道，“我们在这只剩下两天了，我们愿意付双倍的价钱。”
他们接受了这个金钱诱惑，与其他两个付了双倍价钱的旅客一起，我们出发了。我们开始捕鱼，轮流拿鱼杆钓。不久克里斯蒂钓上了一条8英尺长的大旗鱼，我们几乎花了40分钟才把它拖上船。当我不停地拉动钓线让已经上钩的鱼疲乏时，我们突然注意到天气变得黑暗寒冷。我们身后乌云密布，显然不久后要陷入暴风雨中。大滴的雨水开始敲打甲板，一个渔民没有警告就掏出刀把我的钓线砍断。突然失去了我的鱼，又考虑到它会拖着食道里的两百码尼龙绳游泳，我觉得恶心。我们已经放掉了其他我们钓到的鱼，但是这条鱼拖着这么长的绳子肯定会死。
渔夫们启动马达，向家里开去，但是舵被堵住了，海水从四周涌来，波浪开始溢进船尾。克里斯蒂不由自主地打颤，我们全身湿透，寒冷彻骨。暴风雨的乌云完全遮住了太阳，越来越暗，就像夜晚降临。我们走进狭小的船舱，里面充满了马达的浓烟。一位游客生病了，我打开窗户，但是呕吐物和柴油机的味道没有消除，船被冲打得摇摇欲坠，眼看着将要沉下去。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持续1小时后，风雨突然停止了，海浪依然很高，浪花要比我们高10英尺。可怕的平静，我们一定在风暴眼中，一会儿出现了明亮的阳光，然后看见暴风雨的另一面来了，水平面上一条坚实的黑线，越来越近。
“理查德，我们应该游泳，”克里斯蒂说，“船撑不过下一次风暴。”
“你疯了，”另一个游客说，“呆在船上。”
克里斯蒂和我认为这艘船经不起下一次的重创，我们同渔夫和其他旅客争辩，没人同意。海岸离这里大约还有两英里，四周的海水漆黑一片，汹涌澎湃，白色的泡沫在海面上不断吐出。虽然害怕，但是我认定克里斯蒂是对的，当年在学校她是优秀的长距离游泳选手。我们脱得只剩内裤，渔夫们给我们一块厚木板，克里斯蒂把甲板上唯一的一付脚蹼给我，相互祝福后我们跳下了水。水流立刻把我们卷离船只，推向岸边。我们看不见了船，只能全神贯注地游向海岸。克里斯蒂带路，我努力跟上她。在钓枪鱼时，我们曾经担心有没有鲨鱼，现在我感到似乎一条大鱼在身下，把我推向一边，撕开我的肚子和大腿。
“别太用力踢腿，”克里斯蒂向我大叫，“免得抽筋。”
我们穿过水流，慢慢地相互靠近了些，两个小时后终于看见了陆地：海岸首先像一条绿线，然后是树林，最后是海滩。即使在我们看见了海滩，又花了1小时才游到。我们从海浪里挣扎出来，瘫倒在沙滩上，浑身冰凉，手脚泡的苍白起皱。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发誓从此以后永远不分离。
“我们必须回到港口去，”她说，“我们必须让人去救那艘船。岸上有救生艇。”
我们一路奔跑，从红树林沼泽穿梭，1小时后终于到达了小港口，我们半身赤裸，由于惊吓和疲惫直打颤，脚上鲜血淋漓。
在港口，我们找到汽车摆渡船的船主，克里斯蒂告诉他情况危急，他同意出海去营救，我们立即出发了。15分钟不到，第二次暴风雨来了，它比第一次恐怖得多，把沉重的摆渡船像小飘浮物一样托起，推得四处乱转，10分钟后，船长告诉我们完全没有希望了，必须掉头，否则渡船有倾覆的危险。
那艘渔船再也没有找到。两天后克里斯蒂和我离开了墨西哥，我常常回想，如果没有我们，那些渔夫根本不会出海，现在两个渔夫和两个游客已经淹死，一艘渔船永远消失了，二者都源于我们和其他两个游客向渔夫挥舞一把美元。
虽然当我们被冲上海滩时，克里斯蒂和我发誓永远在一起，但是一回到伦敦，我们的婚姻很快破碎了，它结束、开始都在同样的地方：游艇上。
一天晚上，我们去“恶鬼”号和凯文？埃也斯夫妇共进晚餐。夜幕低垂，很明显我们对彼此的妻子更有兴趣。我们分别在两张沙发上聊天，接吻，然后凯文和克里斯蒂走向他的卧室，我和他的妻子留在沙发上。
同洛尔德·达西尔陛下描写得换妻故事不同的是，那晚克里斯蒂和凯文之间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一开始只是为了找乐子，却导致克里斯蒂离开了我，搬到“恶鬼”号同凯文一起生活。我知道如果她回到船上生活，那么她一定很认真。几星期后，他们开始环游欧洲，我绝望地想让她改变主意，跟随他们去了巴黎，然后是马略卡，每次我痛苦地恳求克里斯蒂，试图劝说她回家。当我听到他们搬去海德拉后我几乎崩溃，但是我必须做最后的努力。
我飞往雅典，自己找到去海德拉的路，我到了岛上，那儿没有汽车，我让一头骡子驮着一袋玫瑰上山，带去我来到港口的消息。克里斯蒂下山来看我，毫无表情。我们在码头周围的一家酒吧谈话，都痛哭流涕，克里斯蒂觉得夹在我和凯文之间很痛苦，但是她最终选择凯文。看着她一步步地离开我，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她，回到酒吧，老板又给我满上一杯茴香酒，抱住我安慰。
1974年我的婚姻破碎了，同时维珍唱片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1974年8月迈克·奥德菲尔德第二张专辑《荷杰斯特山脊》直奔榜首，《管钟》仍然排名第二，虽然一直赚钱，但是维珍只被视为迈克·奥德菲尔德的品牌，即使不做任何促销，迈克唱片的销量依然让其他人黯然失色。
我和西蒙迫切希望签更多的艺人以平衡迈克·奥德菲尔德的成功，我们需要大突破，当然任何新乐队必须符合西蒙严格的标准。1975年1月西蒙给我看《声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10cc将离开他们老东家，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10cc是以男人平均一次射出的精液量命名，他们非常商业化，但是不低俗，机智聪明、动人而且成功，比如《橡皮子弹》这样的歌曲卖掉了75万张，他们非常符合西蒙的标准。我们意识到需要大额预付款来买断他们，与是立即给当时他们的经理哈维·里斯伯格打电话，约好1975年1月18号在曼彻斯特同他和乐队会面。
10cc有4名成员，埃里克？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古尔德曼、罗尔 ？格瑞姆和凯文？戈得利，但是绝大多数时间是哈维·里斯伯格在讲话，像西蒙预测的那样，他认为10cc需要大额预付款，因为他们确信下一张专辑《原创声道》会畅销，足够抵御风险。哈维·里斯伯格也告诉我们他们还在同音符唱片公司谈判。
我和西蒙提出10万英镑预付款的报价，并告诉乐队我们想和他们长期合作，签6年合同。虽然音符唱片的报价更高，乐队自己更愿意同维珍签约。一天天过去，出价也在一路递增，一月的最后一天，哈维·里斯伯格要价20万英镑作为预付款，我和西蒙同意了，西蒙对他们的专辑很有信心，因此就算后来预付金飙升到30万以及后来的35万英镑时，他也没有退缩。我们给维珍在法国、德国和荷兰的特约经销商逐个打电话，还让大西洋唱片的阿曼特？厄特冈负担20万英镑。这是我们同大型国际唱片公司竞争的第一笔单，也是首次接手那么大的买卖。
我们同罗尔和埃里克相处得很好，但是显然这个乐队存在分歧。合同签署的前一天，罗尔和埃里克飞到圣露西娅度假，把委任书留给哈维·里斯伯格。他们离开的那天，我写信给所有维珍店铺的经理，告诉他们这次成功的签约，让他们都出去买瓶香槟为维珍庆祝。但是让我迷惑的是，稍后我打电话给哈维·里斯伯格讨论专辑的剪辑进程时，他突然变得非常冷漠。
“我们自己会处理剪辑，”他说，“我们还没有同你们签约。不要打扰我们。”
那天傍晚，生意破裂了。10cc的另一位经理汤姆？狄克逊打电话告诉我不用去签约，因为他要同音符唱片开会。10cc最终同音符唱片签约，西蒙对《原创声道》预计正确，它前后卖出了几百万张。这次实践教会我不要过早乐观。
在1974年到1976年之间尴尬的日子里，迈克·奥德菲尔德是我们唯一的超级明星，维珍也没能签下“谁”乐队和平克？弗罗伊德，看起来我们将永远是别人的第二选择，音乐界的第
二选择就什么都不是，1975年年底我们把目标对准滚石乐队。业界曾传言我们准备以35万英镑签下10cc，这让我们的竞争对手，比如爱尔兰唱片公司，感到震惊。当我打电话给滚石乐队的经理普林斯？鲁珀特？罗文斯坦时，他认真地听我们说话，显然相信了这个传言。
“你开价多少？”我问他。
“你永远不可能有这个经济实力，”普林斯同情地告诉我，“至少3百万英镑；而且无论如何，维珍太小了。”
我知道唯一吸引他注意力的方法是出更高的报价。
“我出价4百万，”我说，“只要包括他们以前的专辑。”
买下以前的歌曲可以让维珍发行他们的畅销精选集，如果新专辑失败，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作法。
“我发给你可以包括的专辑单子，”普林斯？鲁珀特说，“如果你能在星期一前带4百万英镑的银行担保到我的办公室，我会认真考虑。祝你好运。”
当天已经是星期五，普林斯？鲁珀特以为给了我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那个周末我巡游遍布在欧洲的维珍分销处，从法国、德国、意大利到荷兰、瑞典和挪威，期望每个分销商能提供25万英镑。周末结束前，我找全了他们，要求他们致电伦敦的考茨银行确认他们将提供资金。星期一早上前我回到伦敦，离我向普林斯？鲁珀特保证的4百万英镑还有些距离，考茨银行合计好分销商们所有的委托款后同意补齐余款。早上11点前，我带着4百万英镑的担保书，驾车到了普林斯？鲁珀特家门口。
普林斯？鲁珀特愣在那，完全出乎意料，他拨弄着那张4百万的支票，接着就还给了我。
“你有机会和别的公司一较长短，”他保证说，“但是你也挑起了一场竞标。”
百代唱片公司最终出价5百万英镑赢得了拍卖，同滚石乐队签约。我无法筹集到4百万以上的资金。虽然我很失望，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帮了滚石乐队一个大忙，从普林斯？鲁珀特原来盘算的3百万加到5百万。
1976年，排行榜前10名中维珍占了两席：迈克·奥德菲尔德的《欧玛黎明》和《贡》。我们签下超级乐团的计划依然没有实现，又花了很多钱同新乐队签约却推广不力，除了“丹吉尔梦想”乐队。他们的专辑《菲德拉》横扫欧洲，大大地提升了维珍的知名度。
最麻烦的是，迈克？奥德菲尔德想重谈他的合同。我们很高兴重谈合同，但就在我们第二次谈好增加版税后，他让另一个律师向我们索要更高的版税。我和西蒙指出维珍作为一家公司，盈利比他个人还少。当他问这怎么可能时，我愚蠢的告诉他实情，说我们需要从象他这样成功的艺术家身上赚钱来平衡手中不成功的艺人，他的同情心顿时完全消失。
“我不是用来给你们浪费在一堆垃圾上的，”他说，“我要回去找我的律师。”
最终我们同意重新签约，迈克留在了我们公司。
1975年夏天，我同西蒙、尼克、肯？贝里（Ken Berry，现任EMI百代总裁）开了个危机会议。肯从诺丁山唱片店的店员干起，他的工作是核对账目，不久就接管了其他全部工作。无论我们想知道什么事情，比如本周平克？弗罗伊德的销量、店员工资、萨宝汽车的折旧价，肯都能准确回答，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帮手。他安静而谦逊，不仅擅长数字，也善于和人打交道，从不会丢失任何一笔买卖，我和西蒙赋予他越来越多的权力。原来的铁三角——我、尼克和西蒙，腾出位置给肯，在很多方面他成了我们之间的纽带。
在那次危机会议上，我们仔细检查了每间商店的状况，它们销售不错利润却不足。我了解尼克已经尽其所能推动营业，不愿批评他。然后我们开始检查维珍的艺人花名册，一个接一个讨论是否需要花钱促销那些无法收回的乐队，比如海特菲尔德、北方乐队和戴夫？贝德福德。
“很清楚，”肯说，“除了迈克·奥德菲尔德，我们应该放弃所有签下的乐队。”
我们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其他的乐队都在亏钱，”他继续说道，“如果我们裁掉一半员工，还能应付，现在迈克·奥德菲尔德在为整个公司赚钱。”
我一直坚信解决现金危机的方法不是紧缩开支，而是不断扩张。
“如果我们找到超过10个迈克？奥德菲尔德，你觉得怎样？”我开玩笑。
最后，我们有两个选择：节衣缩食不再冒险，竭力维持生计，或者用剩下的钱签另一个会让我们重回快乐时光的乐队。如果选择前者，我们可以靠着一个小公司，毫无风险地安然度日；选择后者，也许维珍几个月之内就会破产，但是至少我们有最后一次赌博的机会。
我和西蒙想尝试最后一次的突破，尼克和肯虽然不愿赔上整个公司也只得最终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从那晚开始，我们就处于紧急状态，拼命地找下一个“超级巨星”。
同时我们削减一切开支，卖掉轿车，关掉庄园的游泳池，压缩唱片店的库存，自己不领工资，裁掉9名员工，放弃一些艺人——这是所有事情中最困难的一件，我回避这次情感的难堪，让尼克去做。
我们迫不得已裁掉的艺人中有一位叫戴夫？贝德福德，他是很有天赋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戴夫收到这个坏消息并未暴跳如雷，他写了封长信给我说，十分理解这个决定，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唱片卖得很差，如果处于我的位置他也会这么做，他不怨恨维珍并祝我们前景光明。同时，他给迈克？奥德菲尔德也写了封信，信中大骂我是狗屁，一个私生子，一个卑鄙、五音不全的小人，一个依附于音乐天才的金钱寄生虫。对戴夫不幸的是，他把这两封信装错了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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