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商业启蒙（1967-1970）（1）
1967年夏季学期末，乔纳森和我搬入了位于伦敦康纳特广场的他家地下室。我们成功说服著名女演员凡妮莎·里德克雷弗与我们做次访谈。这次访谈是我们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的名人。当名人越来越多，甚至包括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时，要说服广告客户《学生》值得它们登载广告就变得轻而易举。
整个夏天，我和乔纳森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又黑又湿，没什么家具，我们的床是铺在
地板上的床垫。这个地方很快变得十分混乱，扔满了脏咖啡杯和包装纸的碎片。我们经常饿肚子，有时候我们溜上楼搜刮乔纳森父母的冰箱，妈妈偶尔会带着装满食物的大篮子破门而入。
“红十字会的救济来了！”她喊道，“你们两个多久没洗澡了？”
于是我们就在地上狼吞虎咽吃起来。
有一天，她带来了100英镑的现金。妈妈在山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拾到一根项链，交给了警察局，三个月后仍然无人认领，警察就把项链给了她。她知道我们没钱，所以她来伦敦卖掉项链，将钱给了我们。她的100英镑还清了电话费和邮费，还够我们熬几个月。没有它，我们可能早已破产了。
彼德？布莱克因为设计甲壳虫乐队的《警察热身》专辑封套而名声大震，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一个学生做封面。纯白底上只有两处红色，一处是标题“学生”，一处是学生打的红领带。除了这幅画，他还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开场白就语出惊人：“没穿衣服的漂亮女孩是最好的作品，而且我对此尤其感兴趣，她和透视或者解剖学一样，会告诉你如何画画。”
他进一步指出“学生势力”的危险——这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我认为学生拥有的权力不应该凌驾老师之上，我不喜欢把学生作为一个阶层，我认为他们高估了自己，他们说得过多，涉足过多的社会活动，有着过多的权力。我认为人们过于热衷当一名学生。毕竟，学生不是如此重要——他们实际上只是学习如何长大成人，学生不应该有权抱怨。”
也许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专业访问者那样咄咄逼人，因此我们的很多访谈对象坦率自由的诉说心声，杰拉尔德？斯伽非描述他的工作：“我经常画画——它让我有精神支柱。我从来无法停止，对我来说它如同吃饭一样重要。一旦我有了想法，就必须画出来——像患病似的，一种本能。”当我问达德利？摩尔他对学生的看法时，他回答说：“对于你们这一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们的年龄。”他是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管风琴教授，但是当我提到古典音乐时，他说：“我宁愿选择和六个女人整天在泥沼里打滚，也不愿坐在钢琴边。”
米克？贾格尔和约翰？列侬也同意接受访问，他们两个都是学生们所崇拜的偶像。《学生》杂志对贾格尔的采访进行了夸张的介绍：
“最近，《旋律制造者》写道：”贾格尔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他尊敬的哥哥告诉卡拉马佐夫为了学会善良，痛苦必须存在时，卡拉马佐夫回答说，如果小孩必须受苦才能学会神性，那么他虽然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却会很体面地拒绝通向天堂的车票。‘这就是米克？贾格尔式的叛逆与革命。“
我不知道为什么引用这段话，当然我们完全弄不明白它的含义。
我们对约翰？列侬的采访是另一个“经典”。我和乔纳森一起去，乔纳森试图引经据典：
乔纳森：一位批评家认为《生命中的一天》这支歌是《荒原》的缩影。约翰：什么的缩影？
乔纳森：艾略特的诗《荒原》。
约翰：我没听说过，我对文学一无所知。
讽刺的是，对列侬的采访几乎使《学生》杂志关门。访问之后，我想请约翰和大野洋子为我们杂志写首歌，我们可以把它与杂志一起发行。我和甲壳虫乐队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联系，那时甲壳虫乐队刚建立“苹果艺术基金”，用于资助贫困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德里克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会见一大堆申请者，每个人都有上百条不同的理由认为甲壳虫乐队应该资助他们。德里克是个温和的人，他就像国王的管家，他会耐心地倾听每一个要求，无论它是多么荒谬或者毫无意义。
当我把想法告诉德里克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说列侬和洋子会很高兴，他把我介绍给“苹果基金”的经理荣？卡斯和唱片生产厂商，然后我们定下了发行时间。
我带着这个好消息冲回了康诺特广场——我们不仅访问了约翰？列侬，而且马上还会拥有他没有发表的原创歌曲，这真是《学生》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联系当时最受欢迎的插图画家艾伦·奥尔德里奇，委托他设计一个独特的封面，上面留出空白位置安放唱片，我们计划印发10万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印数。
一个星期过去了，唱片仍然没有到，我越来越焦急，就打电话给德里克。“别担心，理查德，”他说，“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保证你会收到东西的。”事实上，我几乎无法做进一步的强求：因为此时洋子失去了她一直想要的孩子，列侬刚因为藏匿大麻被捕，夫妻二人正伤心地呆在公寓里休养生息。
我同样陷入了麻烦，发行特刊的计划使我们濒临破产，绝望中，平生中第一次我联系了律师，请他写信给德里克，声称如果他们违背诺言，我们将起诉苹果基金和列侬夫妇。
几天后，我收到了德里克的电话，“理查德，快来我这，”他说，“我们有些东西给你。”
那个下午我坐在苹果基金的地下录音室中，和德里克、列侬、洋子还有律师一起听带子。磁带的杂音后传来一阵持续、稳定的拍打节奏声——就像人的心脏在跳动。
“这是什么？”我问。
“是我们婴儿的心跳。”列侬说。
他一说完心脏声就停止了，洋子泪如泉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来不及说话，约翰从洋子的肩膀上直视着我的眼睛。
“孩子死了，那是我们死去孩子的静默。”
我回到《学生》杂志社，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不能把这种私人录音当作唱片发行，只能重新设计杂志的封面。也许我错了，因为德里克说它是“概念音乐”，会被人收藏。我考虑过对列侬夫妇采取法律行动，但是他们已经够麻烦，而且毕竟，他们还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履行了合同。解决问题后，德里克写了封道歉信，信的结尾是他所有信件末尾都会说的一句话：“你所需的是爱……”
乔纳森阅读广泛，我则极少读书，我没有这工夫。我把时间花在电话上，不是努力拉广告，就是游说名人们无偿为《学生》写稿或者接受采访。在我的一生中，一致需要有人来平衡我，分担压力，弥补弱点。我和乔纳森是一对好搭档，他知道我们应该采访谁以及为什么采访，而我知道如何说服他们接受采访，锲而不舍，孜孜不倦。通常在《学生》做的采访中，我仅仅打开录音机，让被采访人自由畅谈。
几期后，参与《学生》的人开始增多。我和乔纳森去夜总会同姑娘们聊天，带她们一起回公寓“喝咖啡”；如果她们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劝说她们留下来帮忙卖杂志，而她们常常会同情我们。消息口头相传，学校的老同学来了，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杂志的人都前来表示想要加入，并不要求薪水。地下室变得越来越像难民营，我们靠冰箱里的剩余过活，偶尔打打牙祭买的也是便宜的咖哩饭菜。
各种各样的人帮着卖杂志，刚开始的设想是他们先带走杂志，以每份两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然后给我们一半。这意味着他们要预付款给我们，但其实很少这样。不过实际上我从不担心《学生》的盈利，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各种账单和出版下一期杂志就行。我认为卖得越多口碑就越好，最终将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
当时我并未意识到，维持杂志生存的现实需要已经把我当记者的理想搁置一边。乔纳森负责编辑，而我负责商业运营，卖广告、与印刷商讨价还价。我开始自然地转变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有人对我提到这个词，我很可能还会去问问乔纳森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没有把自己视为商人，商人应该是城市里那些一心想赚钱的人，他们穿细条纹套装，在郊区有个妻子和2—4个孩子。当然，我们也希望《学生》杂志赚钱，我们需要钱生活，但是我们更多地是视它为充满创意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
不久后，我进一步意识到商业自身可以充满创意。出版杂志，是在创造一份具有原创性、深入人心、持久、充满理想并且能达成一些有用的目的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创造你所引以为傲的成果——这一直是我的商业哲学。我从未仅仅为了赚钱而去从事某项商业活动，如果仅仅为了赚钱，我建议你最好别做。做商业必须有趣，还能激发你自身创造力。
经营《学生》当然有趣，每天打开音响，震耳欲聋地放着鲍勃？迪伦、甲壳虫和滚石乐队的音乐，陶醉在摇摇欲坠的地下室中。当我和乔纳森出去兜售杂志时，我们会为了庆祝卖出一份两先令6便士的杂志，而去买两块1先令3便士的汉堡。当我从地下室脏兮兮的窗户望出去，看见天气不错，就会关掉音乐，叫每个人出去走走。我们漫步过海德公园，然后在瑟盆庭停下，所有人都下去游泳。
托尼？米勒是我们主要助理编辑，我们都尊敬他因为他过去是一个工会官员，他比我们其他人都大许多，特别喜欢谈论社会主义。当每个人在争论一些政治声明的准确用词时，我开始意识到更广阔的层面：生存之道。在某些方面，我成了杂志的旁观者。当他人讨论迷幻药宗师蒂莫西？李尔瑞、平克·弗洛伊德和最近学生政治的变化时，我却在担心印刷商和电话单的付费。除了花时间打电话说服当时的风云人物为《学生》写稿以外，我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打电话给广告客户，努力劝说他们来购买广告位，否则，《学生》就会破产。
责任让我飞快成长，甚至可以说早熟。当其他人兴高采烈地整夜围坐在一起醉酒，不必担心第二天早上宿醉未醒的麻烦时，我则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父母和琳迪过来帮我们卖杂志。妈妈带着一捆杂志去海德公园的演讲角，把它们塞到游客手中；琳迪和我在牛津街栏着每个人推销杂志，有一次我俩还碰到一个流浪汉向我们要钱，我们没有钱——那可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下，我把身上的衣服脱给他，然后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是裹着条毯子在大街上乱走。
“可怜的流浪汉！”当爸爸听到这个故事时他吃吃直笑，“这将给他一个教训，他想讨些零钱，结果从你这得到了一堆满是跳蚤的衣服。”
在斯托有非常残酷的一种传统，每个男孩必须学会一首长诗，面对全校师生背诵它。如果你犯了一丁点错误或者停顿了一会儿，那么校长就会敲钟，你将被赶下台，伴随你的是周围的嘘声和嘲笑——你被“钟击”出局。由于我有轻度阅读障碍，我很难熟记任何事情，那
几年中我一直被无情的规则“钟击”出局。
即使现在，无论我什么时候接受采访或者不得不做个演讲，我同样感到颤抖，我不得不克服同样害羞的感觉。如果谈到一些我知道或者很感兴趣的话题，我能够相当地流利；但是当谈论我一点都不懂的东西时，我就变得手足无措。我明白自己永远也无法像政客那样可以对任何问题应答自如，那么我不再试图克服口吃和不能圆滑回答的毛病，相反我尽量给出真实的答案，即使需要的时间更多，我宁愿给人一个缓慢、犹豫的回答，而不是快速、油腔滑调的答复。
20世纪60年代末最重大的两次事件就是越南和比夫拉战争。如果《学生》要成为令人信服的出版物，我们必须在这两个国家驻有记者。我们没钱往那里派记者，更别说付他们的住宿费和传真费，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最终我们想出了个主意，如果我们挑选年轻的记者前往采访，他们自身或许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报道题材。所以我打电话给《每日镜报》，问他们是否有兴趣独家报道一位年仅17岁的记者去越南采访，他们买下这个故事，支付这位《学生》杂志的记者朱利安？曼永去越南的费用。朱利安发回了有关越南战争的一系列重要报道，后来更成为英国独立电视台的著名记者。我们又同样成功地安排一位16岁的记者去了比夫拉。这两次冒险是我首次利用《学生》品牌为杠杆：我们出品牌和人力，另一方出钱资助。
我对反对美国越战充满激情，1968年10月，《学生》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凡妮莎·里德克雷弗一道加入学生游行，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抗议。我、凡妮莎和塔瑞克？阿里走在一起，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和成千上万人一起游行令人非常兴奋。人们的情绪高涨，但同时有点令人害怕，事情可能随时失控，的确不久就出事了。当警察开始攻击人群时，我落荒而逃。这次示威的一张照片后来出现在《巴黎进行曲》杂志中，图中我弓着后背，正飞奔穿过广场，离试图抓我的警察的手仅有一英尺。
虽然我反对越战，但是并不像其他示威者一样是个极左翼分子。
“我也许是个左派，”我对《卫报》的记者说，“仅当他们头脑清楚，充满理性时才是。”
在政治上，《学生》不是一份激进杂志，我们也不是一份像《Oz》和《IT》一样的地下杂志，我们不像他们那样赞成在饮料中加迷幻药——当然我们同他们有一样在办公室大谈自由性爱。
我努力在左右派间保持平衡，游人却认为我的这种平衡就是支吾搪塞。作家兼诗人罗伯特·格拉夫从马略卡岛写信给我：
“你的双手似乎比学生们捆得更紧。比如在比夫拉报道中，你一次也没有提到在国际现状中这次战争究竟为何爆发，那是因为你不得不同主流人士和商业伙伴们保持良好关系，否则杂志就不能生存。是的，你已经尽了全力。”
事实上，那些“商业伙伴”一点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友善，找广告比找人撰稿难得多。我们能采访演员布赖恩？福布斯、登载加文·麦克斯韦的文章，但是这些没法立即套现资助我们经营和发行。我们每一版的广告费是250英镑，1/8版的广告费是40英镑。举个例子，在打了无数个电话后，我成功地让9家公司在创刊号上作整版广告，这9家广告客户是从300多家潜在客户中好不容易才拉到的，它们带来2250英镑的收入，已经足够印刷3000份创刊号了。有了这些资金后，我在高兹银行开了户头，把它作为我们的票据交换银行，我家以前经常去这家银行，我一定是他们顾客中最特别的一个，我两手空空走进银行却要求透支1000英镑。《学生》杂志的自始至终，卖广告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尽管我们都很尽力，但《学生》依旧没有赚钱，我开始想办法如何在其他方面扩展杂志和《学生》品牌，比如“学生”会议中心、“学生”旅行社和“学生”住宿代理。我不仅仅把“学生”看作一个名词，我把它看作一个形容词、一个系列服务、一种重要价值的开端，用70年代的话说，《学生》杂志和它延伸的一切东西都是“嬉皮”的。“学生”是个多元的概念，我想充分开发这种多元性，看看我能把它扩展多远，看看它会走到多远去。这样一来，我和我的朋友开始有所不同，他们仍专注于杂志本身，热衷于报道学生政治。
地下室里的生活是一场混战。我们从来没有钱，却无比繁忙。我们是个团结紧密的团队，在工作中获得乐趣，觉得自己在做重要的事情、过伟大的生活。
不久一些全国性报纸的记者们前来采访，看看我们怎么回事。通过一个十分简单的方法，我们令他们印象深刻，我和托尼坐在桌上，电话在手边。
“很高兴见到你们，请坐。”我一边说，一边请记者坐在我对面的布袋上。当他们手忙脚乱地拍去布袋上的污垢时，电话响了。
“托尼，帮我接一下？谢谢，”然后我问这些记者，“现在，你想了解《学生》什么？”
“特德·奚斯找你，理查德。”托尼插话。
“我就回电话，”我回答，“现在，你们想知道《学生》什么？”
记者伸长脖子看着托尼告诉特德·奚斯，很抱歉理查德在开会，只能待会儿回电。接着，电话再响起，托尼再度接起电话。
“大卫·贝利找你，理查德。”
“我就给他回电，顺便问他午饭是否可以改时间？我必须去巴黎。”我朝记者抱歉地笑着，“——现在，我们说到哪呢？”
“我想问你——”
电话又响了。
“很抱歉打扰了，”托尼道歉道，“但是米克？贾格尔找你，他说很紧急。”
“请原谅，等我一分钟，”我说，不情愿地拿起话筒。“米克，你好。我很好，谢谢，你呢？真的？独家采访？好的，听起来不错……”
我就这样说下去知道乔纳森电话那头笑得喘不过气来，或者报时器响了。
“很抱歉，”我对记者说，“总有突发事件，我们快忙死了。可以结束了吗？”
记者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送出门，与乔纳森擦身而过，电话再也不响了。
记者们完全相信了我们的诡计，《星期天电讯》写道：“全世界的摄影家、记者和作家看来都与愿意全身心协助《学生》杂志，而且一个庞大的义工发行渠道已经遍布中学和大学，国内超过五十万学生会阅读这份杂志。”
“众多风云人物是他们的采访对象，内容包罗万象。”《观察家》写道。
《每日电讯报》说：“《学生》吸引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将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1968年秋天，乔纳森的父母受不了20多个员工生活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要求我们搬离。我们搬到阿尔比恩大街44号，就在康诺特广场拐角处。乔纳森被迫离开我们继续他的学业，他对抛弃我十分内疚，但他父母不相信一个由地下室制作的小杂志能成为他可靠的经济基础。
失去了乔纳森，《学生》几乎四分五裂。我没法一个人做太多的事情，又没有值得我真正信任的帮手，几星期后，我请尼克来帮我。他刚结束了阿姆颇佛斯的学业，准备去布莱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他同意延迟入学，来《学生》帮忙。
尼克来后，《学生》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他开始控制现金，不再用一个大饼干罐装钱，那会让任何人可以伸手拿钱去买食物、饮料或大麻。尼克恰当地使用我们的银行户头，核对银行往来账目。尼克掉了一颗门牙，再加上一头黑色的长发，他看起来挺凶悍，吓住了很多讨债者。
到如今，在《学生》工作的人绝大多数人只有19或20岁，有很多自由性爱的言论和实践。过去挤在乔纳森地下室的员工们，现在可以住进新房子，大家纷纷忙着营造私人空间。我在顶楼安装了一个大铜床，沿着床栏杆拉过来一条长长的电话线，我经常就在床上谈生意。
我用父母的名义登记租了这座房子，这样房东——教堂委员会——就不会认为我们把它用于商业用途。父母喜欢新闻业的刺激性，虽然爸爸是一个短发律师，星期天还会衣冠楚楚去教堂，但是他和妈妈乐于同披着一头长发、一个月都不刮胡子不洗澡的人聊天。每半学期和假期里琳迪会过来帮助我们卖《学生》，并同杂志社的小伙子们谈恋爱。
我和《学生》的一个职员黛比有一段短暂的恋情，当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们都吓坏了，不知如何处理一个婴儿。黛比决定去堕胎，打过一些电话后，发现很难安排，黛比不能在国家保健医疗机构流产，除非她能证明有精神上或者生理上的毛病。我们疯狂地给所有医院打电话，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当我们找到一个私人医生帮忙时，我们发现费用要400多英镑，我们没有这么多钱；无计可施，终于一个伯明翰的医生愿意以50英镑帮我们做这个手术。
手术后，黛比和我意识到一定有很多年轻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穷途末路，如果你能通过一个电话号码打听到合适的医生，这肯定会让情况大大好转。除了意外怀孕，还有其他问题，例如你需要心理援助，或者有性病却害怕向你家庭医生承认，又或者离家出走而无处容身……我们列出一大堆学生们面临的问题，决定就此做些事情。我们预备给出我们的电话热线号码，搜集所有最好和最有用的医生的名单。
“把你的难题交给我们”是学生咨询中心的口号。我们在牛津大街分发小册子，在《学生》上做广告，不久电话开始来了。许多医生、包括国家医疗机构和私人医生，都同意免费或者低收费来提供服务，于是我们建立一个人们想求助的专家网络，许多电话是有关怀孕和避孕。
学生咨询中心开始比《学生》杂志占用更多的时间。我早上每小时得同3个意图自杀者谈心，然后建议怀孕的女孩去找医生看病，或者写信指导那些正担心自己得了性病却不敢告诉父母或去看医生的人，我们的工作是帮助那些陷入麻烦却又无处可去的人——然后用仅剩的时间打理杂志。我们要处理的最大问题是青少年不相信父母。听着他人的故事，我意识到我同父母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多么幸运，他们从来不审判我，而是支持我，经常表扬我的长处，绝不批评我的短处。
同时有学生咨询中心和《学生》杂志，在阿尔比恩大街的生活一直十分忙乱，白天黑夜里任何时候都有人进出我们的房子。因为邻居们的抱怨，教堂委员会的巡视员经常来这检查我们是否进行任何商业活动。这些检查如同西伦敦滑稽剧，让人产生定期焦虑。委员会在检查前24小时通知我们，一旦接到通知，所有《学生》杂志的同仁和妈妈立刻忙碌起来：所有的电话堆进一个食橱；杂志的职员拿出油彩和画刷，穿上工作服，开始在墙上作画；妈妈带来琳迪、8岁的凡妮莎和一大堆玩具。当教堂委员会抵达时，他们只见一群画家兴高采烈地装
修房子，所有家具都用防尘罩包扎着。
教会巡视员会看着这欢快的家庭画面，他们尴尬的挠挠头、夸凡妮莎可爱、和我的妈妈友好地谈话。只要他们一消失，妈妈回家，我们扯开防尘罩，插上电话，重新开始工作。
这一切结束在我们忘记拆电话的那一次。到那时他们已经来了5次，也一定开始有点怀疑。当他们留下来喝完茶准备离开时，两个电话在橱柜里面狂响起来，一片可怕的沉默。
“听到什么了？”我马上借题发挥，“你们能听到那个电话吗？这些房子的墙太薄了，我们可以听到隔壁的所有活动的声音。”
巡视员大步向前，拉开橱柜门。5部电话、1个接线总机和大把电线全部从他头顶上滚落下来，再大的家庭也不需要接线总机。阿尔比恩大街44号的一切结束了，《学生》杂志不得不另找地方当办公室。
我们把附近四处寻找地方，尊敬的卡斯伯特·斯科特喜欢学生咨询中心，向我们免费提供了圣约翰教堂的地下室，我们甚至游说当地邮局工程师为我们装上电话，而不是让我们按照惯例等3个月。不久，我们没人注意到我们正在昏暗的地下室里工作，周围是大理石雕像和坟墓。
1969年11月两个来自玛丽里本警察局的警官找我，他们提醒我注意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和1917年性病法案，要知道，为救治性病做任何广告都是违法的，这些法案原来是为了阻止庸医骗取人们接受其昂贵而又无效的性病治疗。我争辩说我仅仅提供咨询服务，我把患有性病的人都介绍给圣玛丽医院合格的医生，但是警察十分固执：如果学生咨询中心继续公开提到“性病”之类的话，我将被捕坐两年牢。
这星期前，我们成功地起诉玛丽里本警察局的一名警察，他在学生咨询中心的一个客户身上放置毒品。这个警察被降职，所以我怀疑这次访问与此事有关。
我们适时地改变了在伦敦周围分发的手册中性病的称谓，开始称它为“社会疾病”。然后我们收到了很多患有粉刺的人的咨询，而打电话求助性病的人数从60下降到10个。我们以为警察在诈骗，而且每星期帮助其他的50人值得冒受玛丽里本警察威胁的风险。于是我们重新提到“性病”，但我们错了，1969年12月，警察再次来到地下室，逮捕了我。
我相应地受到两项指控：按照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禁止为“下流的和淫秽的东系”做广告，认为提到梅毒和淋病就是下流的；按照1917年性病法案，禁止广告中提及治疗或者咨询“性病”。约翰·莫蒂默律师愿意为我辩护，通过为《Oz》杂志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所做的辩护，他获得了支持言论自由的名声。他同意这些条律很荒谬，而且警察仅仅是出于报复，约翰提醒我们，每个公共厕所门内都贴有一张政府告示：为性病患者提供建议。如果我有罪，那么政府也有罪。
1970年5月8日在玛丽里本地方法院的首次听证会上，著名的工党议员汤姆？德瑞伯格为我做了生动的辩解；善友会的创始人乍得？瓦腊也作证指出学生咨询中心指点许多人去向他求助。约翰·莫蒂默在辩护中提到如果我被定罪，那么我将不得已指控政府和地方机构，因为他们也在公共厕所里贴类似告示。地方法官撤销了关于性病法案的指控，因为学生咨询中心没有提供治疗，只是把他们转给合格的医生，同时他将另一项指控延期到5月22日。
在案件审理期间，统计数字表明性病患者的人数在上一年急速上升，达到了战后的高峰。健康与教育委员会主席伯克夫人把这项统计数字和我的案件放在一起，试图在下议院提出修正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
“用过时的法律来限制重大疾病的防止蔓延，这种行为十分愚蠢。”她说。
在第二次庭审前，许多报纸声明我被指控是多么愚蠢，修改法案的活动声势浩大。地方法官很不情愿依据严格的法律条文判定我有罪，但是他仅判罚款7英镑而非警察所威胁的两年牢狱之灾，表明他也认为这项法案不合情理。约翰·莫蒂默在法庭外对新闻界发表声明，他要求修改法案否则我们将起诉政府在公共厕所的门上张贴性病的告示。所有的报纸都成了我们坚强的后盾，伯克夫人的法律修正议案在第二次议会立法讨论中通过，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灵为这次轰动性的指控给我写了封私人信件致歉。
这次官司让我明白虽然我还年轻，没有钱做后盾，但我不用害怕警察或者政府机构的威吓，再加上有个好律师。
1970年的一天，我回到办公室，尼克正坐在那，他不小心留下一份写给所有职员的备忘录草稿，这项计划旨在废除我发行人和编辑资格，控制《学生》的编辑权和资金，把它卖给合伙人，我将只是团队中的一员，每个人对杂志的编辑方向有相等的权利。我十分震惊，我觉得我最亲密的朋友尼克背叛了我，毕竟，《学生》是我和乔纳森的点子，我们在斯托开始创建它，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把它出版发行。我知道我想要用《学生》做什么，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很高兴为它工作，我们挣相同的薪水，但是我是主编和发行人，重大决定由我来做出。
我把备忘录放入口袋，环顾四周工作的每个人，他们都在埋头苦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了计划。当尼克回来时，我站起来说，“尼克，你可否出来一下聊会天？”
我决定自己虚张声势挺过危机，如果尼克取得了其他10个人的支持，那么我想要阻止他们会很困难，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有联合，我可以分离尼克和他们，然后把尼克分割出来，我不得不把友谊放到一边，解决这次挑衅。
“尼克，”一边同尼克走在街上，我一边说，“很多人到我这来，说他们不喜欢你的计划。他们不喜欢你的想法，但是他们害怕当面告诉你。”
尼克看起来十分惊骇。
“我认为你留在这不是个好主意，”我继续说，“你正在试图破坏我和整个《学生》杂志。我想我们还应该是朋友，但是我想你不应该再留下来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说出那番话，一点也不脸红，声音平静，尼克垂下头。
“很抱歉，理查德，”他说，“我想这样可以更好地管理我们自己……”他越说越低声。
“我也很抱歉，尼克，”我抱紧双臂，盯着他，“以后我们在山姆里？格林继续碰面吧，但是《学生》是我的生命。”
那天尼克离开了，我告诉每个人我和尼克对如何经营《学生》有分歧，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他们都决定同我在一起，没有了尼克，地下室的生活仍在继续。
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人真正的争执，虽然我很苦恼，但是必须面对。我痛恨随意批评和我一起工作的伙伴，我也努力避免这一点；从那以后，我常常努力避免对他人挥舞大棒进行威胁。我承认这是个弱点，但是我无法采用这种方式。
尼克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希望他继续是我的好朋友。当我再次回到山姆里？格林时，我顺便去看望尼克，发现他正在吃他妈妈做的布丁。我们坐在一起享受。
除了是我相处最久的朋友外，尼克还曾掌握杂志的发行，搞清了中间的过程，尼克来之前，发行只是偶尔被重视，多半是将杂志捆好发往中学和大学的志愿者手中。《学生》在缺少尼克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我们出版了四五期杂志。当尼克告诉我他正参加苏塞克斯大学的学生选举时，我利用《学生》和印刷商的采购关系赶印了一批便宜的竞选海报。尼克赢得了选举，但是不久因为利用了外界的支持而被剥夺了资格。
我知道每个来和我们聊天或者工作的人会花很多时间听音乐，花很多钱买唱片。我们常常打开唱片机，每个人都会在专辑上市的那天，跑出去买滚石乐队、鲍勃？迪伦或者杰斐逊的最新专辑。音乐可使人极度兴奋，它是政治的无政府主义，它汇聚了年轻一代改变世界的梦想。我也注意到决不用40先令吃顿饭的人会花40先令买鲍勃？迪伦最新专辑，专辑越不出名，要价越贵，越值得收藏。
在此之前我只是醉心于赚钱保证《学生》续写辉煌，同时为学生咨询中心提供资金，但是这个绕有趣味的商业机会击中了我。尽管政府废除了零售业定价协议，仍没有一个商店提供打折的唱片，我开始考虑建立一个唱片发行公司。
我考虑唱片的高价和《学生》读者的类型，想确定我们是否能通过杂志登广告出售便宜的邮购唱片，《学生》最后一个版本里出现乐第一个为邮购唱片做的广告。没有尼克管理《学生》的发行，它一直在苦苦挣扎，但是提供便宜唱片的做法带来了潮水般的购买需求，以及我们从未看到过的大笔现金。
我们决定给邮购业务起另外的名字，这个名字能吸引眼球，有独立性而不仅仅迷住学生。我们环坐在教堂的地下室里，苦心孤诣寻找名字。
“滑动唱片”是其中一个不错的建议，后来一个女孩探身过来：“我知道了，”她说，“‘维珍’（Virgin 英语意思为处女、童贞的，原始的）怎么样？我们都是商业上的新手！”
“现在也没有多少处女了，”另外一个女孩笑着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名字了。”
“太好了，”我当场决定，“就是‘维珍’！”
4.我准备每件事情都尝试一次（1970-1971）（1）
就这样我们组建了维珍。回头看看一直以来我们把维珍品牌用于不同的行业，我想我们选择正确，我肯定“滑动航空”、“ 滑动新娘”或者“滑动避孕套”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我们小样本的市场调查证明：学生们在唱片上花了很多钱，当他们发现在维珍购买唱片只要35先令时，他们就不会在怀特？史密斯花39先令购买。我们开始在牛津街上和演唱会外分
发有关维珍邮购唱片的手册，每天的邮件从一捆增加到一袋。有关我们邮购业务的一条最好的消息是顾客们提前付款：这为我们提供了资金购买唱片。我们在考茨银行的账户开始有大笔现金流动。
在维珍邮购公司开始成长时，我试图将《学生》卖给其他杂志集团。IPC杂志集团是唯一的有兴趣的买家，我们经过了漫长的谈判，谈判在他们要求我留下当主编的会议上到达顶峰。我同意这样，但是接着错误地告诉他们我未来所有的计划（梦想未来是我最喜爱的一个消遣），我告诉与会者关于《学生》所有其他的计划：我觉得银行对待学生不公正，我想创建一家便宜的学生银行；我想创立学生可以呆的连锁学生夜总会和旅馆；还有好的交通工具，比如学生火车或者学生飞机，谁知道呢。当我激动地说我的梦想时，他们目光呆滞，认为我疯了，同时决定他们不准备让这样一个疯子在《学生》当主编，最后他们甚至决定放弃购买。《学生》静静地死去，我未来的计划不得不从此束之高阁。
我们把精力转向维珍邮购公司，订单蜂拥而至，需要仔细思考如何购买唱片和把它们送到顾客手中，需要人手帮我。虽然我们都在阿尔比恩大街过得很愉快，但是我越来越担心支付工资的压力，即使这些钱不多，但是降低成本保证盈利十分困难。只有一个人我可以依靠，就是尼克，我希望我的老朋友回来。
埋葬了尼克曾试图把我赶出去的记忆，我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回来和我工作，我将赠给他新组建的维珍邮购唱片公司百分之40的股权，他立刻同意了。
虽然尼克不是职业会计，但是他小心翼翼地计算每一个便士，并以身作则：他自己从不拿一分钱，所以其他人怎么可以呢？他精打细算，节省下每个便士，当他离开房间时他总是不忘关灯，他言简意赅的打电话，他熟练地处理我们的账单。
“最后一刻才付账总是好的，”他说，“只要你定期交钱。”
所以我们立刻付账，只可惜经常都是快到期的账单。除了我和尼克，地下室里没有其他长期的雇员。临时雇员们循环进出，每星期的工资是20英镑。熬过1970年，维珍邮购唱片公司幸存下来。
然后，1971年1月，我们几乎被意外的事情弄得破产：邮局职工罢工了。在邮政工会主席汤姆·杰克逊的领导下，邮政局用胶带封上邮筒，邮递员们回家去了。我们的邮购业务即将烟消云散：人们无法给我们寄支票，我们也无法发送唱片。
我们决定开一家店铺卖唱片。我们被迫在一星期内找到店面，否则钱就会用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店铺如何经营，我们的全部知识就是，必须采取邮寄外的某种方式卖唱片，否则公司就会倒闭。我们开始寻址。
1971年怀特？史密斯公司和约翰·孟席斯公司垄断了音乐零售业，二者的营业都很枯燥和正式。唱片部一般都在楼下，店员穿着单调的褐色或者蓝色制服，看起来对音乐一点没兴趣。顾客从架子上选择和购买自己的唱片，到离开店铺不过10分钟。这些店铺不受欢迎，他们的服务一点没有人情味又价格昂贵。虽然摇滚音乐令人兴奋，但是从卖这些唱片的店铺中看不出丝毫兴奋。如果你买了新出的《门》专辑，懒散的店员毫无反应，他们只把款项记入现金记录机，一如你购买了曼托凡尼乐团或者佩里·科摩的音乐，对店员们来说，它们都一样。我们的朋友没人在唱片店觉得舒服，它们仅仅是功能性的地方，必须去那个地方购买自己喜欢的唱片。
我们希望维珍唱片成为《学生》杂志的延伸；人们可以在那里一起聚会听音乐，而不是那种仅仅想冲进去买完唱片就离开的地方。我们希望顾客呆长点，同店员聊天，真正沉浸到他们想要买的唱片中去。比起生活中的其他许多事情，人们对待音乐要严肃认真得多，某种程度上它代言着人们如何定义自己，如同他们开的车、他们看的电影、他们穿的衣服。相对于其他任何东西，青少年会花更多的时间听音乐，谈论他们着迷的乐队，选择喜欢的唱片。
维珍的首家唱片店必须整合所有的这些方面，即音乐如何适合人们的生活，我认为我们创造了维珍后来变个发展的理论架构。维珍唱片店是一个去了会开心的地方，我们希望同顾客联系，而不是资助他们，我们希望比其他店铺更加便宜。要完成所有的目标是有些离谱，但是我们希望追加的资金继续创造气氛和卖得便宜收到盈利，使人们购买更多唱片。我和尼克花了一个早上统计牛津街的人流量，并与金斯顿高街的人流量做比较。最后我们决定牛津街顶端是便宜的好地点。我们知道不能依靠维珍唱片的老顾客口口相传，所以我们必须引起路过的人的冲动，引诱他们走进店铺。我们估算出大多数人在这条街上经常驻足地方，我们开始租一家空置的物业，一家有楼梯的鞋店二楼是空的，所以我们上楼看看。
“你们在干什么？”一个声音朝我们嚷道。
“我们在找地方开店，”我们说。
“什么店？”
我和尼克回头走下楼，发现鞋店店主堵住了去路。
“一家唱片店。”我们说。
店主是一个高大古板的希腊人，名叫阿拉丘佐斯先生。
“你们永远不会付租金的。”他说。
“对，你说得对，”我说，“我们付不起任何租金，但是我们将吸引很多人经过你的橱窗，他们会买鞋子。”
“什么类型的鞋子？”Alachouzos先生眼睛眯起来。
尼克说：“多克？马腾斯鞋？（Doc Martens）
我们保证装修唱片店，而且如果没人也过来租的话，那么可以一直免费用下去，毕竟，这是一个空房间。5天之内我们建好了唱片架，把一堆堆垫子铺到地板上，搬上来一对旧沙发，放好一个装钱的铁柜。首家维珍唱片店就要开业了。
开业前一天，我们沿牛津街发放了数百份手册，宣传我们提供打折的唱片。第一天是礼拜一，外面排起了超过一百码的长队，当顾客们开始涌进来时，我呆立一旁。首位顾客购买了“丹吉尔之梦”的唱片，我们通过邮购业务知道这个德国乐队的唱片卖得很好。
“有趣的小伙，你应该下楼，”他说，“在我排队时，有人一直拼命把多克？马腾斯鞋推销给我。”
那天生意结束时，我带钱去银行，发现Alachouzos先生在店外徘徊。
“生意怎么样？”我一边问，一边装着对我所拿的沉重的现金袋表现得不屑一顾。
他看着我，接着回望他店铺的橱窗，那里仍然堆满了没有卖出去的多克？马腾斯鞋。
“好，”他坚定地回答，“不能再好了。”
1971年期间尼克都在经营牛津街唱片店；黛比在皮卡迪利大街管理学生咨询中心；我通常看看有有什么东西可以扩展。我们正在从《学生》杂志转变为维珍公司，因此我们重新命名学生咨询中心为一个新慈善团体名“帮助！”，直到今天它仍在运行。
我对唱片行业了解非常少，但是通过这家唱片店，我看到唱片业是极好的不正规、没有严格管制的行业。它具有无限成长的潜力：一个新乐队能立刻畅销全国，取得巨大的成功，比如突然性狂热迷恋文化俱乐部或者辣妹。音乐行业奇妙的混合了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流行乐队自身就是品牌，在他们的舞台生涯中，仅仅以名字就能保证唱片的畅销。但是这个行业中也只有很少的乐队非常有钱，大多数乐队鲜为人知，十分穷困。摇滚音乐就是资本主义最残酷无情部分的典型代表。
作为唱片零售商，维珍不关心个别乐队的成功或者失败，只要有乐队的唱片让人愿意购买，但是我们只能获得微薄的零售收入，而且我了解唱片业最能赚钱的一环是唱片公司。
我和尼克暂时集中注意力去树立我们店铺的形象，我们继续想出各种方法让我们的顾客尽可能觉得宾至如归，允许他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们向他们提供了耳机，他们可以坐在沙发和布袋上，可以免费阅读《新音乐特快》和《音乐制作人》，可以免费喝咖啡。
口碑流传，不久人们宁愿从我们这里购买唱片，而不去大型连锁店，他们似乎认为同样一张鲍勃？迪伦的唱片在维珍购买就比在布茨购买的要有价值。无论什么时候我看见人们在牛津街上拿着维珍购物纸袋，我都会感到非常骄傲，我们的店员开始报告说没几个星期都有老顾客过来，有了忠实的顾客基础，维珍的名声开始广为人知。
唱片业另一部分是录音棚，听说那儿的环境十分正式，乐队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入场，到时间得携带所有的设备离开。因为预订录音棚的要求太多，所以乐队经常必须早饭后立刻录音。滚石乐队不得不刚放下碗就去录制“褐色的糖”（Brown sugar）。这一现状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我头脑中最好录制唱片的环境应该是村里很大很舒服的房子，乐队可以去那里住上几个星期，什么时候想录就录，在傍晚也行。因此1971年期间，我开始寻找一个农村的房子，把它改造成录音棚。
在一期《乡村生活》上，我看见一座童话中的城堡在出售，价格仅两千英镑，看起来真是便宜。我和汤姆？纽曼一同驾车去看房，汤姆是维珍邮购公司早期的会员，一位已经发行过好几张唱片的歌手，但是他对建立一个录音棚更感兴趣。当我们抵达城堡时，发现销售条文中并未指出这座城堡就在一个居民区中央。
又累又失望，汤姆和我只好倒回车头，花了5小时回伦敦。回家路上我仔细又看了《乡村生活》，发现了另一处房产的广告，那个旧庄园的房子在牛津以北5公里。我们调转方向，跟着去Shipton-on-Cherwell的路标，最后到了一条通向庄园的死路。庄园大门紧锁，汤姆和我爬过墙，发现自己身处一座美丽的17世纪庄园内，房子用科茨沃尔德石头建成，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在房子周围走动，这房子太完美了。
第二天早上给房产中介打电话，我们发现这座庄园在市场上待售很久了。15个卧室对于家用来说太大，改造成旅馆又太小，标价是3万5千英镑，为了尽快交易他同意以3万英镑出售。我穿着西装和黑皮鞋，走进考茨银行要求贷款。我向他们出示了维珍邮购公司和牛津街上维珍店铺的销售数字，我不知道他们对此有什么印象，但是他们同意给我两万英镑的抵押贷款。
对我来说，考茨银行的贷款是一次突破：第一次有银行相信我，借给我这么多钱，我知道我差不多可以买下这座庄园。虽然我自己没有钱，但是我的父母在我、琳迪和凡妮莎30岁时将给我们每人两千5百英镑。我问他们是否可以提前支取，用来买庄园，他们俩都同意了。我们顶着风险，如果录音棚失败了，银行会以极低的价格拍卖庄园，但我仍然缺少7千5百英镑。
当我们星期天正在山姆里？格林边吃午饭边讨论这个庄园时，爸爸建议我去看乔伊斯姑姑。乔伊斯姑姑自己没有小孩，常常为我们做贡献，战争夺去了她未婚夫的生命，她再没有谈过恋爱。她住在汉普郡，那天下午我驾车去看她。
“理查德，我听说了庄园的事，”她告诉我，“我推断考茨银行已经借钱给你。”
“对。”
“但是还不够。”
“是的。”
“嗯，我可以加入进来，但要和考茨银行一样的利率，”她说，“你可以在有能力时再还我。”
我知道乔伊斯姑姑对我非常好，但我不知道她抵押了房子以获得7千5百英镑给我，还要自己偿还贷款利息。当我表示感谢时，她说，“如果我不愿意，我不会借给你钱。钱意味着什么？就像你学习游泳时赢得我10先令一样，我相信你可以用录音棚做些不一样的事。”
我向自己保证，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还她的钱，先还利息。
我同房产中介只用电话做了买卖，但是钱转完账后，我就去他的办公室取钥匙。
“我能帮你吗？”他说，想知道像我这样的社会渣子在一处漂亮的房产中介办公室里面想干什么。
“我来这取这座庄园的钥匙，我叫理查德？布兰森。”
他看起来十分吃惊。
“好的，布兰森先生，”他抽出一大串铁钥匙，“给您庄园的钥匙，请在这签名。”
在纸上大笔一挥，我拿起钥匙就驾车去巡视这座庄园了。
汤姆？纽曼和他的朋友菲尔？纽厄尔立刻着手将庄园外部的房子改成录音棚。他想安装一台16音轨艺术专用的Ampex磁带机，还有其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设备：20频道的乐谱架、4声道的监控器、回声设备和一架三角钢琴。我们都想确保每一样东西不逊色于伦敦最好的录音棚。庄园渐渐初具规模，每个周末我和尼克驾车过来，在地板上扎营，撬空壁炉里的隔板，抽掉油毡使原来石板地露出，油漆墙壁，琳迪也过来帮忙。一天妈妈带来刚从菲利普买的落地大座钟。
“你需要它。”她说。
我们把钟放在走廊里，钱装在它的窗扉里。现在这个落地大座钟站在希思罗的维珍顶级休息室里，但是已经没有钱塞在里面了。
当阿尔比恩大街的合约到期时，我和一些朋友一起搬到诺丁汉？希尔一段时间，我们仍继续在地下室工作。不久地下室太挤了，我们在南码头路找了个旧仓库，那儿离成为维珍邮购公司基地的帕丁顿火车站不远。
一天我发现自己驾驶在西路山下，进入了美达峡谷，经过一座拱形桥时，我看见一队游艇停在运河边。清澈的河水，成排的树林，明亮的红蓝色油漆好的游艇，游艇上的花盆，游艇周围还有不同的鸭子和天鹅，我仿佛突然回到了乡间。
由于我在乡村自由地成长，因此我确实不喜欢伦敦的生活，经常觉得自己从未看见过太阳，呼吸不到任何新鲜空气。我喜欢水和船的滋味：机油、焦油和绳索，当地事务委员会告诉我去找负责发放游艇的水务局，他们提醒我如果现在申请，那么我最终大约要5年才分到一艘。虽然我不怕申请的麻烦，但是肯定有办法绕过规定。就在我沿运河边下行时，我的车坏了，我钻出车，无望地盯着汽车发动机罩。
“你需要帮助吗？”有人用爱尔兰口音大声叫唤。
我转过身，看见游艇顶上一个老人正随意地拨弄火炉的烟囱。
“好的，”我说，看着他神情恍惚，“我真正需要的帮助是怎么在这些游艇上生活。”
老人站起身来，他掏出烟斗点着火，“你应该去那艘游艇，”他说，“我刚刚卖掉它，一位年轻的女士搬了进去。虽然现在我不知道，但是那有两间卧室，她或许在寻找一名投宿者。你穿过一个小木门，沿着拉船道走。她在桥前面的最后一艘船上，叫阿尔伯达。”
我沿路走去，推开倾斜的木门，再沿着狭窄的拉船道走。在最后的一艘船上，我从舷窗窥视过去，看见一位金发姑娘在厨房里猫着腰。
“你好，”我说，“你一定是阿尔伯达。”
“别傻了，”她转过身说，“那是船名。我叫芒迪。”
“我能进来吗？”我问，“我的车坏了，我在找地方住。”
芒迪很漂亮。她不仅漂亮而且她刚搬了一张床上船。我们坐下来，吃了点午饭，她全名叫芒迪·埃利斯。我那晚跟她住在一起，躺在床上做爱，第二天早上又将我的箱子搬了上来。她有一只叫“星期五”的拉布拉多猎狗，和芒迪、“星期五”在一起，我整个星期过得非常充实和愉快。我们在“阿尔伯达”号上很浪漫，夏日的夜晚下我们在船顶共进晚餐，看着鸭子和其他的船在运河上来回穿梭。
芒迪和我一起生活了大约1年，她先在学生咨询中心帮忙，后来又去了庄园。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吸毒，不久芒迪常带着迷幻药，和汤姆？纽曼一起享受梦幻时间；她让我也试试，一天傍晚我们与另两个朋友鲍勃、卡罗琳？金在“阿尔伯达”住下，一起吃迷幻药，鲍勃决定他不吃以防万一出现问题。我的人生座右铭似乎很危险（有时候更可能是愚蠢的），那就是我准备每件事情尝试一次。我吸了一小块，起先一切还好，我们听了一下音乐就走到外面看夜空，但是我们再次走进房间时，一切开始变坏：很快开始头晕目眩，眼前的东西开始倾斜；芒迪变得模模糊糊，就像一个8岁的小孩。我看见其他人微笑、聊天和打闹，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看见芒迪，我所见到的就是一个消瘦的人，就像电影中穿衣服的侏儒杀手。我痛恨失控和不知所措，虽然在《学生》或者后来在维珍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有很重的毒瘾，但是我从未真正加入进去，我宁愿彻底放松，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我第二天必须早起，所以我几乎从不头天晚上喝醉。迷幻药会控制我的神志，让人无法正常思考，我绝对无法适应这种东西。我最终走到外面，躺在地上遥望天空，芒迪出来拖我回床上。当我们开始做爱时，我紧闭双眸，害怕如果我睁开眼就会再看到那个侏儒。
当这迷幻时刻结束时，我和芒迪的关系也结束了，即使第二天早上她看起来不再像侏儒杀手，我也不能用相同的方式看她了。不久后芒迪离开了“阿尔伯达”号，搬到庄园里同汤姆？纽曼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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