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梁启超传 > 第十三章 功败垂成：梁启超与袁世凯
袁世凯几乎可以说是梁启超的克星。在梁启超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有过两次与袁世凯的交往，甚至合作，但是，都未能善始善终，后一次，几乎搞得梁启超身败名裂。
晚清时期的第一次合作
梁启超第一次与袁世凯打交道，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梁在北京发起创办强学会，袁世凯亦参与其中。民国元年（1912年），梁启超自日本归国，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讲时，他还提起这段经历：“乙未（1895年）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顾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 ～ 2页）
康有为也曾提到此事，他说：“七月初，与次亮（陈炽）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淑衡（立钧），及沈子培（曾植）、沈子封（曾桐）兄弟，张巽之（孝谦）、陈口口，即席定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陈炽）为提调，张巽之帮之。“（《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0页）此时的袁世凯刚从朝鲜回国不久，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他正在为自己寻找新的机会和出路。他拼命巴结荣禄，向荣禄递门生帖子，还把别人编译的军事著作换上自己的名字，恭请荣禄指教。同时，他又频繁出入于京城文人的各种饭局，与清流和维新人士拉关系，套近乎。据最新披露的徐世昌《韬养斋日记》记载：“乙未（1895年），三十日，晨起。看书。写信。云甫、子封来。午后看书。检什物。慰廷、巽之来，略坐，约同至嵩云草堂（疑即松筠庵），谈至二更后归。”又记：“八月，朔日，晨起。写信。出门。晚赴嵩云草堂巽之之约，议开书局。同座陈次亮、陈养元（疑为陈三立）、康长素（康有为）、叔衡、子培、子封、慰廷。席罢，又谈至三更后归。“（徐定茂：《戊戌年间的徐世昌》，见 《北京观察》2011年第三期，51 ～ 52页）徐世昌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袁在小站练新军，特聘徐为参谋长。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多年以后，袁世凯当上了洪宪皇帝，康有为发电报请他退位，电文中还有一段叙旧的话，他说：“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觑，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以灭亡也。”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941页）这里的徐菊人，就是徐世昌，菊人是他的号。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脑，辛亥革命后当选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1915年称帝，不久被迫取消帝号，随即去世。此为1899年袁氏任职山东巡抚时留影。
可见，康梁等维新人士最初对袁世凯是有好感的，以为他和荣禄的部下聂士成、董福祥不一样，是个通洋务、讲变法的新式军人。所以，戊戌年（1898年）变法进行到紧要关头，他们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能有一支军队是支持变法的，于是想到了袁世凯。根据王照的记载，最初也想到争取聂士成，康有为曾托徐致靖、谭嗣同、徐仁镜劝说王照，让他去游说聂士成，并许聂士成直隶总督的官职。但王照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光绪与慈禧的矛盾“纯为家务之争”，而且，“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因此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近代稗海》第一辑，4 ～ 5页）
于是，六月初，康有为又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字艺郛，又作义甫）到天津去见袁世凯。这次走的是徐世昌的路子。徐世昌与袁世凯是多年的朋友，有一种说法，袁世凯遇到大事一定先和徐世昌商量。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六月）初九日，晨起，来客。与延年谈。澄甫仲明、徐艺郛仁录，赵体仁同食，聚谈半日。“十二日又记：“午后到小站。到慰廷家久谈。徐艺郛同来，留宿营中。“十三日又记：“晨起。合大操。归。与慰廷谈。午后沐浴。与艺郛到文案处。“十四日又记：“阴雨。与艺郛、仲远畅一日，云台（袁克定，字云台，袁世凯之子）来。“十五日又记：“晨起。艺郛冒雨行。”（《戊戌年间的徐世昌》，见《北京观察》2011年第三期，51页）
从徐世昌的日记中我们看到，徐仁录在天津停留了大约一周，至于他是否见到了袁世凯，却很难说。据十二日所记，“到慰廷家久谈。徐艺郛同来，留宿营中”，也很难认定，徐仁录只是“同来”，而没有参加谈话。最早认定袁世凯没有与徐仁录相见的人还是王照，他写道：“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徐致靖）之姪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即徐世昌），所征得者模棱语耳。”（《方家园杂咏纪事》，见《近代稗海》第一辑，5页）但《康有为自编年谱》则言之凿凿，甚至复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先于六月，令徐仁禄（录）毅甫（义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使毅甫以词激之，谓‘我与卓如、芝栋、复生，屡奏荐于上，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何为与荣不洽？ ’袁恍然悟曰：‘昔常熟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 ’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 57 ～ 58页）
康有为一厢情愿
这些话大约是徐仁录告诉康有为的。不管他是否见到了袁世凯，事实上，他都没能摸到袁世凯的底。以袁世凯的老谋深算，对付一个阅历甚浅的年轻人，岂不绰绰有余！但康有为这边却按照他们的理解在行动。“先是为徐学士（徐致靖）草折荐袁，请召见加官优奖之，又交复生递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同上，58页）徐致靖所上《密保统兵大员折》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当日，光绪皇帝就发了上谕：“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戊戌百日志》，464页）二十九日，袁世凯抵京，八月一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并下谕嘉奖，命袁世凯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而就在前一天（关于此次密诏的颁发时间，各书记载不同，有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多种说法，这里采用赵炳麟所录，根据了汤志钧先生的意见），光绪皇帝交由杨锐带出了给他和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京卿的第一道密诏，另有赐给康有为的密诏，亦由杨锐带出。到了初二日，光绪皇帝明发上谕催促康有为迅速出京，又赐第二道密诏，由林旭带出，令其速往上海，以待”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同上，555页）这一天，袁世凯”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并令其初五日请训。次日初三，袁世凯就接到荣禄电令，要他速回天津备战，以防英军来犯。当天傍晚，谭嗣同到法华寺去见袁世凯，向他介绍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徐致靖、林旭等人商议的救皇上的全部计划，并请他在天津阅兵时出手搭救皇上。袁世凯亦表示：“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又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梁启超年谱长编》，142页）初五日晨，袁世凯请训，再次被召见，听说还奉有光绪皇帝的密诏。第二天的《国闻报》报道了袁世凯回天津的行踪：练兵大臣袁慰庭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同上，143页）
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党吗
这一天，八月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党人，但据袁世凯自己表白，昨日回到天津之后，他已向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清廷戊戌朝变记》 〔外三种〕，71页）第二天一早，他更将全部内容向荣禄和盘托出，特别是说出了围禁颐和园与请旨杀荣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整个事件的性质。如果说初六日慈禧还仅仅是想“训政”的话，那么，当荣禄将袁世凯所言汇报给慈禧之后，戊戌政变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残酷而又血腥的政治清洗，“六君子”更于政变发生后的第七天，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就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杀害。第二天，一道朱笔上谕道出了政变的原委和杀戮“六君子”的经过，其中就曾讲道，“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似乎可以证明袁世凯与此事之关系。无论如何，随着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梁及一批同志流亡海外，更多参与、同情变法的人被关押、革职和流放，袁世凯得到了加官晋爵的回报。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八月初十日……德律风（电话）传，慰廷代理北洋大臣。”（《戊戌年间的徐世昌》，见《北京观察》2011年第三期，56页）
此后，袁世凯就成了康梁及维新党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如果说他们第一恨慈禧，第二恨荣禄，第三个恨的就是袁世凯。戊申年（1908年）十月，光绪与慈禧死后，爱新觉罗·溥仪登基，他的父亲、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做了监国摄政王。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梁启超非常了解以载沣为代表的年轻的满洲权贵对袁世凯的态度，他以为倒袁的机会终于来了，除了利用各种关系，挑拨当权者对袁世凯的猜忌和不满外，还专门上书载沣，请杀袁世凯。这封书信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发现，其中写了些什么亦不得而知。不过，他当时还分别写信给蒋智由和肃亲王善耆，其中都提到了袁世凯的罪状。他在写给善耆的信中将袁世凯的罪状主要归纳为三条：一、甲午战祸，全由彼所酿成。
二、戊戌之事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以致两宫之间常有介介。
三、团匪之变时……乃为两面讨好之计，将团匪驱逐出境，以畿辅为其邻壑。（《梁启超年谱长编》，478 ～ 479页）
关于第二点，梁启超却不得不多费一些笔墨，因为很多人相信，“谋围颐和园”一语绝不是袁世凯“无端造出”来的，所以他说：“夫德宗皇帝之仁孝与英明，皆天下所共闻也。以仁孝之德宗岂其对于太皇太后而有此悖逆之举？若谓全由康有为主谋，德宗不预知，试思德宗岂昏庸之主，由疏逖小臣之康有为得任意播弄者耶？当时彼以一按察使特授侍郎，全由德宗爱其才，且以为彼久于国外，谙练外事，欲以为维新之助，岂有他意？若谓康与彼有密谋，康何人，敢以此密谋渎德宗之听耶？康又何能使德宗不次拔擢而授以侍郎耶？夫使果如彼贼所言，有谋围颐和园之事，是必德宗与闻康之谋也，否则德宗为康所卖也。使德宗而与闻康之谋，德宗不得为仁孝也；使德宗而为康所卖，是德宗不得为英明也。二者必居其一于是，而德宗岂其然哉？故知此事实毫无影响，而彼贼徒为一人之富贵利禄起见，遂不惜厚诬君父，以致德宗皇帝郁郁引歉，赍志以殁。”（同上，478页）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有几个人听得进去，姑且不论，但他深知，载沣兄弟对光绪皇帝的感情，一定不肯让他背上不仁不孝的黑锅，而肃亲王善耆更是光绪皇帝的同情者。汤觉顿有一封给康有为的信中说：“肃邸纯为帝党，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坚定，经千曲百折，曾不少变，于贵胄中诚为仅见，徒以平日不修边幅，好下交处士，往往受人指摘。”（同上，448页）所以，梁启超把信写给善耆，也是希望通过他影响载沣。
倒袁成为康梁的主要目标
实际上，自戊申（1908年）以来，倒袁就成为康梁的主要目标。康有为在写给梁启超和麦孟华的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指袁世凯）为先。”（同上，449页）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袁世凯在朝中掌权，那么，开放党禁将遥遥无期，他们也就不可能结束海外流亡生活，回国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立宪运动，从而丧失与其他政治力量竞争的机会。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时隔不久，问题就发生了。梁启超推动创建的政闻社于年初迁回上海，并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慈禧虽然迫于形势压力宣布预备立宪，但实际上并无改革的诚意，一旦威胁到自己和满洲贵族的权利，她就要出手打压，绝不手软。所以，六七月间，清政府借口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发电攻击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下令查禁了政闻社。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又做得不够光明磊落。庚子（1900年）事变之后，他一直想为自己争得一点维新、进步的名声，对立宪、改革也表现得很积极。但他有他的打算，他的出发点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势，限制满洲权贵的权势。他并不希望真的实行国会制度，更不希望康梁回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于是，他告诉慈禧，政闻社背后是梁启超在主持，他才是政闻社的发起人。慈禧闻其言而大怒，才有了将陈景仁革职、查禁政闻社两道上谕。这件事更加深了梁启超对袁世凯的仇恨。
戊申年（1908年）十月，爱新觉罗·溥仪登基，他的父亲、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做了监国摄政王。图为醇亲王载沣与其儿子溥仪（右）、溥杰（怀中所抱婴儿）合影。比利时大使柯霓雅男爵拍摄。
庚戌年（1910年）夏秋间，国内立宪派发起一场开放党禁运动。所谓开放党禁，主要是指赦免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党人，但也兼及孙中山等革命党。当时，康、梁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潘之博、麦孟华、长寿卿负责运动载涛、载洵、善耆等几个王公权贵，徐佛苏、黄与之、侯延爽负责运动国会请愿代表，罗杰、方还二人在资政院提出议案，御史赵熙、温世霖等人也相继上奏。（《梁启超年谱长编》，515页）但经过各方面几个月的努力，他们并未得到预想的结果。何擎一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十九日给梁启超的一封信总结了几个方面的原因：“顷宪子（伍庄，字宪子）自都来，言反对吾党者甚多，单刀直入，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者，土头也；造谣惑众，肆口乱骂者，革党也；阳甚赞成，而阴施其鬼鬼祟祟之手段者，章、陈、陆诸人也；不见其反对之迹，而人言其甚为反对者，郑（孝胥）、汤（寿潜）、张（謇）三名士也；之数党者，互为利用，务达其目的而后已，最为可畏。日前周公（指载沣）向龙寓（指隆裕太后）提议此事，答曰：非此二人（指康梁），先帝何至十年受苦？此言必有所受之也。”（同上，528页）这里特别提到了袁世凯“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虽说他早已被清廷罢斥，免去了一切职务，息影于彰德洹水（安阳河），做出一种“洹上垂钓”的假象，其实，他一直通过徐世昌等人，暗中窥测朝廷的动向，干涉朝政。所以，开放党禁运动一发生，就遭到了他的阻挠。何擎一信中提到的“土头”，就是袁世凯，而他以金钱运动的人，第一个就是庆亲王奕劻，所谓老吉者是也。
所以，作为倒袁第一线的领导者，梁启超负责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他们的策略是，首先离间袁世凯与庆亲王奕劻，袁、庆的关系举世皆知，而权贵中痛恨袁世凯的，也就是与奕劻争夺权力的那伙人，其中以载泽最坚决。当时甚至流传着“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的说法。（《我的前半生》，22页）这也说明，离间袁、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们又寄希望于载泽、善耆、端方、铁良这样一些权贵中的少壮派，利用他们担心袁世凯权力过大的心理，以为“能联二邸三相以行间，计必可成”。而且，他们特别看重载泽，“闻泽公颇厚重有魄力”。（《梁启超年谱长编》，444 ～ 445页）
其实，对于袁世凯与奕劻的关系，慈禧亦很担忧。虽然自戊戌政变以来，袁世凯由直隶按察使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胡、左、李可以比拟，但慈禧对于这个执掌北洋新军大权的汉人并不放心，特别是在听说袁世凯给贪财如命的奕劻大量送银子后，更提高了警惕。所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撤销了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内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样的安排，表面上他是升官了，地位更高了，实际上是被解除了兵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讲到后来的情形，他说：“对他（指摄政王载沣）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 ’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我的前半生》，21页）
尽管袁世凯没有丢掉性命，仅仅被罢斥开缺，已足以鼓舞海外维新派的士气。但说到底，他们在这件事上的作用并不大。溥仪有一段话说得很好：“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梁启超他们只是从中捡了个便宜。（同上）
民国时期再合作
于是，庚戌、辛亥这两年（1910—1911），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回光返照的景象，一方面是满洲权贵以中央集权的名义强行收回各省督抚的权力，对于汉人中的各省疆吏或罢免、或内用，前者如袁世凯、岑春煊，后者如张之洞；一方面提拔满洲权贵中的少壮派，让他们担任重要方面的尚书或重要省份的总督。辛亥四月，朝廷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新内阁总理大臣由庆亲王奕劻出任，阁员十三人中，满族占九人，其中皇族七人，被时人称作“皇族内阁”。皇族内阁一登场，全国舆论为之大哗，立宪派更是极度失望。次日，清政府宣布了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政策，此前批准的干路商办各案一律取消，更引起全国震动，民怨沸腾。自上一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以来，国内立宪派对清政府已大为不满，现在更加不抱希望，到七八月间，作为民意民权的代表，各省谘议局纷纷驰电反对铁路国有，并组织大规模民众集会，请政府收回成命。不久就发生了四川总督赵尔丰枪杀请愿民众的惨案，结果，全国舆论更加激烈起来，结果竟促成了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这是出乎清廷预料的，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不到二十天，又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省宣布独立。随即，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迫于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摄政王载沣的名义下了“罪己诏”。随后，又批准了资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并请出袁世凯，以救时艰。
袁世凯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九月初九日的上谕也给了梁启超一条生路，其中特别讲道：“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梁启超年谱长编》，552页）这意味着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再次相遇。
九月初八日，梁启超在给徐君勉的信中详述了他们应对新形势的计划，其中一个大原则就是：“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同上）北军即北洋军，所以“或须与袁言和，同戡此难亦未可知”。（同上，554页）在梁启超看来，现在最大的危险是孙、黄革命可能造成国家分裂，从而使外国势力坐享渔人之利。“故革命军杀尽满人之时，即中国瓜分之时也。”他说：“夫痛恨满人之心，吾辈又岂让革党？而无如此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暂借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国势既定，存之废之，无关大计，岂虑其长能为虐哉？吾党所坚持立宪主义者，凡以此也。”（同上，553页）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载涛掌握禁卫军，以对抗载泽和奕劻，必要时进驻宫门，驱逐奕劻和载泽，由载涛自为总理，杀盛宣怀以快天下之心，并立即召开国会。同时联络驻防保定的第六镇，以为己用；因其统制吴禄贞曾在庚子年（1900年）参与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勤王起义，与梁启超也有一些交情。十数天后，情况发生变化，在梁启超启程由日本返国时，吴禄贞已死，滦州起义则在策划之中。他不得不转而实行以张绍曾、蓝天蔚二军恢复北京秩序的计划，临行前又致徐君勉一书，其中明确讲到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同上，558页）而袁世凯出山不久，也在九月二十六日通过的新内阁名单中为梁启超安排了法律副大臣的位置。双方这么快就能放弃前嫌，互致善意，并不说明他们马上就能走到一起，而只能是一种审时度势之后的策略安排。说白了，他们双方都感觉到了，要在此时有所作为，都不能不借助于对方的势力和能力。现在讲到辛亥革命，只讲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则被说成反动派、窃国大盗，梁启超和立宪派根本不提或很少提起。其实这是不对的，不是辛亥革命的真面目。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势力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王朝，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而梁启超正是立宪派的精神导师或领袖。他们居于革命党和袁世凯之间，他们倒向哪一边，都将深刻改变当时的力量对比。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袁世凯也看到了这一点，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恰恰是革命党。
中国应该采用何种政体
不过，梁启超最初并不为所动。据十月初六日《申报》载，他致电袁世凯，恳请辞去法律副大臣一职，并建议“速开国民会议，合全国人民代表，以解决联邦国体、单一国体、立君政体、共和政体之各大问题，及其统一组织之方法条理”。（同上，563页）他认为，只有这样，或者可以避免分裂之祸。同一天，他又致信罗瘿公，要罗向袁世凯陈述他不就职的理由以及准备与袁合作的设想。其中写道：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袁世凯），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至旁观或疑为大势已去，引身规避，此则鄙人平生所决不屑者。鄙人既抱一主义，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强御之可畏。昔者与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与不正之舆论斗，亦同此精神。项城若真知我，当不至以此等卑劣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坚辞不就职者，凡办事贵期于有成，当不惟其名，而惟其实；当用所长，而不当用所短。
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当今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为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冀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熟思审处，必当先开去此缺，乃有办法。
他还说：
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渴思所以治之。此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而此三月之中，最要者需保京师无恙，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同上，569· 570页）
梁启超所说不无道理，对于一个试图以言论影响舆论，转移国民心理的人来说，必须与政府断绝关系，确保其独立之身份，才能保证言论的客观公正性，并具有说服力。他最初的理想仍是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希望通过不流血的和平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此时，他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欲就理论方面贡献其解决国体、政体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的问题，下篇论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联邦国体的问题呢？梁启超说：“我国之大一统，逾二千年，单一国联邦国之问题，本无从发生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27页）但武昌起义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各省相继宣告独立，于是，有人提出以组织联邦国的方式实现新的统一。他讥笑有这种想法的人，“手段毋乃太迂曲”——绕的弯子太大了，本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分割成若干小国，再联合成一个大国，这么做意义何在？而且他说：“今日合全国俊髦，以谋构造唯一之新中国，犹惧不给，其更有余力以先构造此二十余邦乎？此不可不熟审也。夫构造唯一之新中国，不过由旧而之新耳，为事虽难而尚易；构造二十余邦，乃自无而之有，为事似易而实难。此不可不熟审也。”（同上，29页）
梁启超最担心的，就是国家的分裂，乃至被瓜分，因此他一直呼吁，今日中国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有一个强固统一的中央政府。于是发生了下面这个问题：这个强固统一的中央政府，是实行虚君共和呢，还是实行民主共和呢？就共和政体而言，梁启超列举了六种，并比较了它们的优劣和利害得失。这六种共和政体分别是：第一种，人民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掌行政实权之共和政体。此共和政体之最显著者，美国是也，中美南美诸共和国皆属此种。
第二种，国会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无责任之共和政体，法国是也。
第三种，人民选举终身大统领之共和政体，罗马奥古斯丁时代法国两拿破仑时代曾行之。
第四种，不置首长之共和政体，如瑞士联邦是。
第五种，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英国是也。
第六种，虚戴名誉长官之共和政体，英属之自治殖民地。（同上， 34 ～ 35页）
这六种共和政体，梁启超说，第三种、第四种、第六种可以不必深论，其中我国人所最熟知的，不过第一种和第二种，尤其渴望实行的是第一种，也就是美国式的共和政体。因此他重点谈到对这种共和政体的看法：“此可为诸种共和政体中之最拙劣者，只可以行诸联邦国，而万不能行诸单一国。惟美国人能运用之，而他国人决不能运用。我国而贸然欲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至于酿乱。”（同上，37页）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有四个方面的理由：其一，凡立宪国，于元首之下，必别置行政府，对于立法府而负责任，两府相节相济，而治以康。独美国不然。彼固有行政府之国务大臣也，然惟对于大统领负僚属之责任，未尝对于议会而负责任。盖其系统各不相蒙也。然则为行政首长之大统领，亦对于议会负责任乎？曰：否，否。议会由人民选举，大统领亦由人民选举，所自受者同，不得而相凌也。故美国政府实无责任之政府，而与欧洲立宪国所谓责任内阁之大义正相反对者也。 （同上）
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流于专制政府呢？
美国政府联邦之国也，政权之大部分，为各州政府所保留，其割爱以献诸中央政府者，实至微末耳。而即此微末之政权，其立法权之全部在两议院，行政府并提案权与不裁可权而两皆无之也。所余行政权之重要部分，上院犹得掣肘之。故美国行政府实权限至狭、权力至脆之行政府也。（同上）
梁启超认为，今日之中国正处在一个列强环伺、虎狼当道的世界，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还说，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已经看到了他的政府的弱点，要进行改革，我们为何要蹈其覆辙呢？
其二，既然如此，赋予大统领以广大之权限，怎么样？他说，固然可以，但其结果就是回到专制的老路上去。这一点，只要看看中美南美诸国的情形就明白了。“彼诸国皆袭取美国之成文宪法以建国者也，顾名则民主共和。而民之憔悴虐政，乃甚于君主专制。”（同上，38页）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启超认为：“美国政治之大部分，出于联邦各州，而彼诸国则全集于中央。大权所集，而他机关末由问其责任，欲其不专制焉，安可得也。”所以他说，如果我们采取美国的办法，政府权限太小，不能适应当今的时势；但如果效法中美南美，政府权力又太大，必定走向专制。“故以美洲之法系施诸我国，实无一而可也。”（同上）
其三，如果采用美洲法系，加强政府权力，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即革命不断发生，国家将永无宁日。他分析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欧洲诸国，有元首超然于政府之上，政府则对国会负责任，人民不慊于政府，则政府辞职已耳。政府更迭太频繁，虽已非国家之福，然犹不至破坏秩序，危及国本也。美洲诸国，大统领即为行政府之首长，而任期有定，不以议会之从违为进退。人民不慊于政府，舍革命何以哉？夫国家元首与行政部首长以一人之身兼之，此实天下最险之事。专制君主国所以易酿革命者以此。美洲诸共和民主国所以易酿革命者亦以此也”。（同上，38 ～ 39页）
其四，大统领的选举问题。即使美国，每次大统领选举，依然闹得“两党肉薄（搏），全国骚然”。（同上，39页）多亏美国只有两党，而美国民众的素质又比较高，不致酿成国家动乱。中美南美诸国则每届选举都要闹得”杀人盈野，非拥重兵不能得之”。所以，这些国家往往沦为军人政治，“前后相屠，国家永沈九渊，累劫不能自拔”。（同上）他们所以这样拼死相争，其原因就在于大统领的权力太有诱惑力，即使如美国的大统领，权力受到很多限制，但依然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他因此担心，如果中国实行美式民主共和，那么，其争夺之惨烈将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民国初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梁启超的担忧不是多余的。
他说：
综而论之，吾国若欲采用美制，则有种种先决问题必须研究者。（第一）美国之中央共和政府，实建设于联邦共和政府之上，而彼之联邦，乃积数百年习惯而成，我国能以此至短之日月，产出彼巩固之联邦乎？（第二）美国政权之大部分，皆在联邦各州，其所割出以赋与中央者，不过一小部分，我国效之，能适于今日之时势乎？（第三）美国行绝对的三权分立主义，中央立法之权，行政部不能过问，此制果可称为善良之制乎？我国用之，能致国家于盛强乎？（第四）美国由英之清教徒移植，养成两大政党之风，故政争之秩序井然，我国人能视彼无逊色乎？（第五）美国初建国时，地仅十三州，民仅三百万，其选举机关夙已完备，我国今日情形，与彼同乎异乎？吾愿心仪美制者，于此诸问题一加之意也。（同上，41页）
那么，法国的制度如何呢？梁启超对比了法、美两种制度和法、英两种制度，然后指出，法国的制度在四个方面优于美国的制度：一、选举大统领不用全国投票，纷争之范围较狭。
二、其大统领与君主立宪国之君主等，缘无责任故无权力。人不乐争之，故纷扰之程度减。
三、大统领既超然政府之外，政治有不慊于民心者，其极至政府辞职而止，非如美洲法系之将大统领与政府合为一体，施政不平，动酿革命。
四、政府由国会多数党组织，立法部与行政部常保联络，非如美国极端三权分立之拙滞。（同上，41 ～ 42页）
然而，美国的制度就没有优于法国制度的地方吗？梁启超认为是有的，主要表现在美国的政府和大统领是一回事，国会即使与大统领政见不合，也很难干扰大统领施政。法国则不同，虽然大统领地位稳固，但政府更迭频繁，难以将一种施政纲领贯彻到底，法国在世界竞争中常常居于弱势，与此不无关系。不过他说：“法制行之而不善，其极则足以致弱耳，美制行之而不善，则足以取乱亡。”（同上，42页）
法、英两种制度比较，他认为，英国的制度在两个方面优于法国的制度：一、英王与法大统领，其超然立于政府与国会之外也虽同，然英王不加入政党，法大统领则藉政党之力以得选。使大统领与总理大臣常为同党，则固无甚窒礙，然此实绝无仅有之事耳。法内阁每数月必更迭一次，安所得常与大统领同党者。苟非同党，则大统领常能用其法定之权，或明或暗，以牵制总理大臣。
二、英王名虽为王，实则土偶，此种位置，惟以纨绔世胄处之最宜。法大统领既由选举，其人非一国之才望，不能中选，既为一国之才望，乃投闲置散，使充数年间之装饰品，未免为国家惜。（同上，42 ～ 43页）
于是他说，将现行的各种政体加以比较后就会明白，没有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更好的政体了，“其为制也，有一世袭君主称尊号于兆民之上，与专制君主国无异也。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必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者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故言国法学者，或以编入共和政体之列。独其所以异者，则戴一世袭之大爵主为装饰品”。（同上，43页）
很显然，这是梁启超心目中最理想的政体制度。在他看来，这种制度既能在当今国与国竞争日益激烈之际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能防止政府强大之后流于专制。但是，在这篇文章里，他却没有明确表示中国究竟应该实行哪种制度，他只是说，君主立宪是最好的制度，最适合目前中国国情的制度，是否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他却不敢断言。因为他很清楚，以清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让中国人接受君主立宪或虚君共和已不可能，其中横亘着一个难以跨越的民族情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新中国之建设因此而陷入绝境，以梁启超之远见和执著，也只能“尽举其所见，胪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同上，46页）
多方博弈后袁世凯胜出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宣统三年（1911年）的九、十月间。当时，南北双方组成了议和代表团，南方独立、光复各省的首席代表是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北方袁世凯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字少川）。他们二人不仅是广东省广州府同乡（伍是新会人，唐是香山即今中山人），而且都曾担任清政府的部院大臣，是同僚。他们于十月十八日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谈判应以君主立宪为底线。这期间，梁启超曾派罗瘿公等人多次与袁世凯接洽，传达其主张，并了解袁的态度。罗瘿公十月三日致信梁启超，还转述袁的话说：“我总抱定十九条宗旨；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时亦无可改变。”（《梁启超年谱长编》，567页）这里所谓“十九条”，即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为应付武昌起义而由清政府颁布的立宪纲领。不过，南方革命党既以推翻帝制，推翻满清为目标，对这些也就不屑一顾。其代表伍廷芳在谈判开始前便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北方必须首先承认民主共和制，否则会谈没有进行的必要。唐绍仪赶紧请示袁世凯，提出了国体问题可留待召集国民会议时表决的主张。经过一番权衡，南方代表勉强同意了北方代表的这一建议。
不久，对于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双方又发生了严重分歧。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的前一天，唐绍仪给袁世凯发了一封密电，其中讲道：“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初经提出国会决议一策，当亦全体反对。多方设法，方能有此结果。今北方议论既成反对，而连日会议所定条款，宫保又不承认，怡等才识庸懦，奉职无状，自明日起，不敢再莅会场。”（《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334页）他的这封电报说明，开始提出国体问题留待召集国民会议时表决，南北双方都不接受，经多方设法，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但议到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袁世凯却又不予承认，他只好提出辞职，退出谈判。
袁世凯此举自有其理由。要知道，按照唐绍仪和伍廷芳商定的这个办法，南方将以十四省对北方八省，这样一来，不待开会，北方的劣势则已成定局。所以，他当即通电声明不承认这个协议，并指责唐绍仪的行为超越了谈判代表的职权范围，迫使唐绍仪发表辞职通电。当时，袁世凯的心理活动颇有些微妙之处。第二天，也就是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改称中华民国元年。虽然，孙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革命党曾与袁世凯达成过默契，只要他正式宣布赞成共和，就同意推举他为大总统。孙中山也曾在就职前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担任”，实际上是“虚位以待”。（《孙中山年谱长编》， 605页）但孙的就职仍让他感到一丝不快。这时，唐绍仪却又自作主张，同意了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老朋友的孟浪也让他很不满意。就在这一天，还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人发表联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二是清政府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领衔，电请清帝退位。（《武夫当国》第一册，104 ～ 105页）这两件事都是袁世凯在背后策划的。一方面，他要使清政府相信，他和北洋军是拥护皇上，捍卫皇室利益的；另一方面，他也向革命党暗示，他并不一定站在清政府一边，但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手上还有北洋军可以一战。
有意思的是，南北代表协商产生的国民会议代表产生办法，不仅不被袁世凯接受，孙中山也明确表示反对。孙中山是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六日上午（1911年12月 25日）乘“地湾夏”号抵达上海的，四天后，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就被十七省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天，南北代表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决议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君主民主之国体问题。第二天，南北代表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国民会议组织、名额及召集办法。再过一天，中华民国就将宣告成立，临时大总统也将宣誓就职，而南北代表还在讨论由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可见，国民会议在未召开之初就已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所以，袁世凯在民国成立的第三天便致电孙中山：“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孙中山立马回电告诉他，我之所以不反对议和，是不愿意看到南北发生战争，生灵涂炭，至于“民主、君主不待在计”。（《孙中山年谱长编》， 619页）
这样一来，和谈基本上就陷入了停顿状态。1月2日，袁世凯批准了唐绍仪的辞呈，又电请伍廷芳北上与他直接谈判，遭到伍的拒绝。伍廷芳转而请他南下，他自然也难接受。此后的谈判就以电报方式进行，由他直接与伍廷芳交涉。暗地里，杨度与汪精卫亦加紧活动，使得革命党内主张向袁妥协的人占了上风。尽管孙中山一度曾有与袁决裂、准备北伐的打算，但实际上，双方当时都没有本钱打这一仗，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妥协。于是，袁世凯作了让步，接受孙中山提出的“绝对赞同共和主义”、“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等五项条件（同上，636页）；革命党也基本上接受了袁世凯提出的对清室的优待条件。这期间，1月16日，袁世凯遭到北方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幸免于难；十天以后，清室贵族中的少壮派、禁卫军实际上的统领、宗社党核心人物、力主与革命党进行最后之决战的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以炸弹击中，延至次日不治而亡。这两颗炸弹帮了袁世凯很大的忙，胆战心惊、坐卧不宁的载沣和隆裕太后最终不得不选择退位来保全性命。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次日，孙中山提出辞职，但附了三个条件：第一，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第二，袁大总统来南京就职时，孙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第三，袁大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制定的约法。孙中山的意图是想用这个办法将袁世凯套牢，确保共和不至半途而废，但袁世凯未必肯上这个圈套。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派出专使迎接他南下就职，就被他婉转地拒绝了。他在2月21日致电孙中山，在讲了若干不能南行的理由后，又耍了个手腕，说：我“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336页）
既然袁世凯赖在北京不肯南下，于是，南京政府派出使团迎接袁世凯南下。领衔者即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袁世凯自然有他的办法。2月29日，驻京北洋军曹锟之第三镇发动兵变，并陆续影响到保定、天津一带。枪杆子确实有震慑作用，迎袁使团不仅不再坚持袁世凯南行，而且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希望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1912年2月，由孙中山派出的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使在北京合影，前排左一为汪精卫、左二刘冠雄，左四起为魏宸组、蔡元培、钮永建。
第二天，孙中山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采纳了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给予参议院、国务员很大权力，就是希望能够以此约束袁世凯。孙中山原本是反对内阁制而主张总统制的，他在回国的第二天就在寓所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取舍，为此还与宋教仁产生了分歧，闹得很不愉快。黄兴曾出面劝宋教仁放弃自己的意见，但宋教仁一直坚持己见，不肯妥协。孙中山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他认为，既然你们推举我为大总统，就不能再设置防范我的法度。所以，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大总统有绝对的权力，而《临时约法》却选择了责任内阁制，规定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有效。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不使其恶性膨胀。这时，孙中山便不再反对内阁制了，因为他很清楚，既然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那么，就不能不对他加以防范。
这种因人而异制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争议的伏笔。袁世凯绝不是个容易被约束的人，他也绝不肯做梁启超前面所讲的，超然于政府之外、无责任亦无权力的法国式的挂名大总统，虽然他在和清皇室打交道时是主张内阁制的，因为那时他是内阁总理大臣，他要和皇室争权，不能不利用内阁制。现在则不然，身份变了，他是大总统了，自然不希望别人拿走他将要到手的权力。况且，他手里有枪杆子，还是个很会耍政治手腕的枭雄，所以，他根本就没把《临时约法》放在眼里。他对南下任职提出了异议，却对《临时约法》不置一词，说明他知道一定有办法对付它。民国第一名记黄远庸（笔名远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临时约法》颁定以后，排袁者谓足以箝制专擅；袒袁者为之扼腕叹息。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所谓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此真箝袁者所不及料，而袒袁者所无用其叹息者也。” （《远生遗著》上册，卷一，6页）实际上，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他来说，什么君主、民主，立宪、共和，都无不可，只要不影响他获得权力，实行什么他都不会太在意。
梁启超谈财政和政党问题
梁启超从一开始就对袁世凯抱有希望。他很清楚，现在中国这个局面，只有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才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但是他没有深究，袁世凯是否能够并且愿意为了其政治理想而放弃自己的权力欲望。所以他颇为乐观地说，如果袁世凯能够与他推心握手，天下事是大有可为的，他也真心实意地为袁世凯出谋划策。2月23日，梁启超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袁世凯，其中谈到财政和政党问题，对袁世凯来说，这些都是关系他今后能否“始终其功名”的大问题。梁启超告诉他：“今大事既定，人心厌乱，虽有殷顽，未从窃发，即一二拥兵自重者，其植基亦甚薄，不足以撼中央之威重。故军事上险艰，殆无复可虑。”但政府财政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旧朝税强半应归裁汰，而新税源复无成算”，财政收入几乎走到绝境，政费、军费开支却刻不容缓，而且有增无减。所以他说：“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他甚至认为：“今日中国非借十万万以上之外债，不足以资建设。“但是他提醒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经济财政政策，不仅借不到款，即使借到款，用得不好，也会给国家种下新的祸根。他说：“借债而能善用之，固救国之圣药，而不能善用之，即亡国之祸根。“又说：“是故，借债而不得，固不免为今之波斯，借债而即得，又安见不为昔之埃及。”因此他指出，新政府成立以后，应该制定一个”有系统的财政计画”，并尽快”昭示于天下”。这样才能避免列强干涉财政的噩梦变为现实。他原则给出了新的经济财政政策，即”合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国民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庶几有济”。（《梁启超年谱长编》，615·616页）
应该说，这是梁启超积十年研究所得提出来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据说，两年前，他就针对中国财政改革问题，写过十万字的意见书，托人呈送给载泽，人家读没读尚且不知，采纳就更谈不到了。我们看《饮冰室合集·文集》中所收，宣统二年（1910年），大部分为研究财经问题的文章和著作，计二十七篇，一二百万字，外债问题、发行公债问题、税收问题、币制问题、政府预算与财政经费问题、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问题，他都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袁世凯倒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称赞他”于此道研究入微，一时无两”，希望他能”发挥新箸，俾有方针”。（同上， 619 ～ 620页）梁启超也很用力，1912年6月，就写成了《财政问题商榷书》，由共和建设讨论会付印发表。（这篇文章没有收入《饮冰室合集》，后被夏晓虹先生辑入《饮冰室合集·集外文》，题为《财政问题商榷书初编》。其中乙编《偿还外债计画意见书》，即1910年所作《偿还国债意见书》，已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详细论述了他的经济财政政策，其核心就是重建国家信用。他的办法是创办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由银行发行钞币（今纸币）。而钞币与国家财政发生关系，就在于保证准备。当时，国际上通行的是金本位制，银行发行的钞币与其黄金储备必须是一致的。持有银行发行的钞币的人，随时可以到银行换成现金。这个现金不是现在的纸币，而是货真价实的金币。这种兑换制度的确立，使得政府在财政上得到数万万元内债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银行发行一元钞币，就等于向公众借得一元债务，而且是一种不付利息，永无偿还期限的债务。不过，“虽债主不遽索债，然安可不常思所以应之者？故必有同量之资产或债权与之相消，然后信用乃得孚”。这就要求“银行不可不别有债权以为此种债务之保证也，于是由国家发行公债，而银行引受之。银行一面对于公众为债务者，一面对于国家为债权者”。既然如此，币制一定要统一。中国当时还很落后，不仅没有本位货币，银元、银两混用，所含纯银的分量即成色亦不一样，而且，纸币和铜钱仍在流通。要使这些旧钞币退出流通，在一定期限内悉数换成新钞币，那么，“非吸集现款，无以厚兑换之基础而固其信用也，故宜将所借得之外债，存入中央银行以资其凭藉。对外汇兑现款流出，则兑换之基础摇，故宜储钜（巨）款于外国银行以调节之。外债之为用，专在此两者而已”。（《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310 ～ 1312页）
梁启超不反对借外债，他只反对盲目借债和滥用外债。他曾举俄国度相槐特的例子，面对濒临破产之俄国政府，槐特也只能借外债。但他“思虑缜密，规模远大”，所以，“不数年而苏甦之”。（《梁启超年谱长编》，616页）就连袁世凯也曾经感叹：“安得如俄相槐特者而任之。”（同上，619页）可是，中国不仅没有槐特这样的官员，即使有，在民国初年那种情形之下恐怕也很难发挥作用。由于列强在华势力牢牢掌控着借款的主动权，在这里，贷款完全是政治性的，他们借款给袁世凯，只是希望帮助他稳定政局，绝不可能让中国政府用借款来发展经济，实现民族独立。唐绍仪试图利用外国银行之间的竞争，争取条件更加优惠的借款，结果以失败告终，自己却落得辞去国务总理的下场。接替他与六国银行团谈判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很快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由于他在与银行团签下三百万两银子垫款合同的同时，还签订了《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竟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行为也被南方革命党人谴责为”卖国”。本来，他签下的这笔借款将主要作为黄兴在南京留守处遣散军队和发放军饷的费用，现在，为了这笔钱，竟然要在财政部附近设立核计处，不仅监督中国的财政，还要监督中国的军队，这是黄兴所不能接受的。他要求参议院责令熊希龄废除这个条约，并建议发行不兑换券，实行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
梁启超看到了国内舆论有反对借外债的倾向，他也认为，外国资本团乘我之危，提出监督财兵的条件要挟我国，是一种横暴的强盗行为，“所深为痛心疾首也”。但他又说：“熟鉴国内情形，苟非暂假外资以为母财，则虽有万全之计画，亦无从着手。”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323页）他指出：“抑我国民非必有所恶于外资也，恶夫缘外资而醸（酿）监督财政之恶果而已。然以现政府之漫无计画，而挥霍之跡历然，则人之不我信，毋亦我自取之耶？“（同上，1308页）所以他说：“此吾党所以不敢漫为无责任之言，侈谈拒债以迎合舆论也。”（同上，1323页）至于国民捐、强迫公债、不换纸币这三个办法，在他看来，稍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是提不出来的。
首先，国民捐是不能强迫的，否则，和强迫收税有什么区别？虽说这个捐“专诉诸国民之爱国心”，但在民穷财尽之时，爱国心所能发挥的作用怕也有限。其次说到强迫公债，他认为，如果“不根据生计上之原则，不应用财政上之学理”，得不到任何效果，操之过急还可能激起民变。于是他指出：“夫国民捐与强迫公债，皆空想而断不能收效，固无论；假使遂能实行，而其影响于国民生计者何如，又不可不熟虑也。吸集全国之游资，以供国家行政之消费，民复何所赖以从事生产者？民业既悴，税源亦涸，即国家又何利焉？“这其实就是竭泽而渔的做法。至于不换纸币，梁启超认为，作为财政的非常手段，在国家危急关头，冒险行之，不是不可以。但毕竟有一个纸币滥发过度的问题，谁能保证现政府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和诚意？“非直吾党所不敢保证，恐亦国民全体所不敢保证也。”（同上，1324页）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他还撰写了《吾党对于不换纸币之意见》一文，对于不换纸币所以不能骤然实行的原因，以及强制施行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弊端，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虽然他一再强调，应该实行他所提出的一整套经济财政改革方案，但历史没有给他留下机会，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我们也看不到一丝希望。
梁启超在信中与袁世凯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政党的问题。这也是新政府成立以来最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梁启超告诉袁世凯，组建一个自己的党，在当今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因为，“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而且，“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 （《梁启超年谱长编》，617页）他是希望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的，但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毕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而所谓开明专制，就是要在专制的同时服从舆论，这就必须要拉拢那些政治上的活跃分子，结成一党，为自己服务。他为袁世凯分析了目前活跃在政坛上的这些人，哪些是可以依靠的，哪些则必须加以防范。他说：今国中出没于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阘冗佥壬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以入立法部，使竞胜于言论，殊非用其所长？夫以我公之位置运用行政部，非所忧也，最当措意者，思所以博同情于立法部而已。此其道固不可不求诸旧官僚派以外。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虽然，即此两派人中，流品亦至不齐，有出于热诚死生以之者，有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善趋风气之人，不能以其圆滑而谓为无用也，政党道贵广大，岂能限以奇节，先后疏附，端赖此辈，多多益办，何嫌何疑。然欲植固党基，则必以热诚之士为中坚，若能使此辈心悦诚服，则尽瘁御侮，其势莫之以抗；若失其心而使之立于敌位，则不能以其无拳无勇也而易视之，虽匹夫可以使政府旰食矣。（同上，617 ～ 618页）
梁启超的回归与出路
梁启超固然属于旧立宪派，甚至可以说，他是旧立宪派的精神领袖，但他的朋友中既有旧立宪派，也有属于旧官僚派以及旧革命党中有政治思想的人。他们都有各自的打算，故对联合袁世凯及梁启超回国的时间都有不同的看法。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老同学徐勤、麦孟华等也对梁的下一步计划有种种意见。当时，主张联袁的人有很多，但其中多数人不主张梁启超马上回国，因为时机尚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袁世凯之间的书信往来与联络，主要通过罗瘿公、蓝公武、汤觉顿、范源濂以及梁士诒等人转交或转述。十月二十九日，蓝公武写信给梁启超，他在信中说，袁世凯有仰助康、梁二位先生之意，“深信二先生有整理中国今日难局之力”。他还说：“推测其意，所以仰望二先生出山者，有二故：一欲借二先生以收罗人才，挽回舆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侨，整理财政。”他于十一月初又致信梁启超，报告袁世凯及南方革命党的情况。他说：“前数函中述及项城欲与先生联络一节，并有资助经费等语，均系李柳溪正式转述项城之语。此事如何办法，尚待函示。惟以武等之见，此时仅宜虚与联络，万不宜轻动，俟战端开后，南方锐气尽时，我辈方可大活动也。盖南方之必败，识者早已料及。项城兵力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故南方败后，项城必仍以国民会议为收场地步，我辈活动当在此时。“他告诉梁启超：“武等急欲组织团体，惟以人才四散，在京之人，大都庸流黑暗者，不足以言大计，然反对项城静以待时之士夫，亦不乏其人。至南方士夫，则表同情于我辈者颇多，惟在民军威力之下，不敢轻动，故拟俟时机稍熟，即行发起一极大政党。”（同上，579 ～ 580页）
蓝公武，字志先，江苏省吴江县人，早年赴日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师从梁启超。他与张君劢、黄远庸合办《少年中国周报》，时人称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或称“新中国三少年”。他们都是梁启超安排在北京的耳目，南北双方有什么情况，他们会很快向梁启超汇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还有一位罗瘿公。他与梁启超有同门之谊，民国后做过总统府秘书、参议和顾问，有机会接触袁世凯。最初，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就由他传递信息，他也是较早主张与袁世凯合作的人。十月三日他致信梁启超，首先报告与袁世凯接洽的情况，然后才谈到时局，谈到南北和议，外人干涉的情形。十月初六日，梁启超复信罗瘿公，请他向袁世凯陈述自己不能回国就职的理由，以及向袁世凯提出的几点建议。十月二十三日，罗瘿公再次致信梁启超，讲到袁世凯入京后如何迫使满人交出军权，迫使载沣退位，以及他对君主、民主的态度，他还提到：“北军将领多袁旧人，甚为固结，只知听袁号令，不知满洲，更不知革命，袁足以自固。“过了两天，罗瘿公又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信中说到和议的情况，已从武汉移至上海，并且加派杨度为参赞，范静生也被邀同行。他还提到汪精卫的态度，也是主张南北和平的，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停，作了不少努力，已经引起上海各报对他的攻击。他还说，南方各省代表多系宪友会的人，都是老朋友，据他们来信介绍，“大势已趋共和，君位一层，开口即遭诟詈，恐不能不并入共和，将来解决民主，必举项城为总统，晳子谓项城仍（疑为乃）可为拿破仑云”。而且，据报纸所言，唐绍仪亦力主共和。信中还谈到办报一事，梁士诒说，梁启超是主张君主立宪最有力的人，如果由梁启超主持创办一张报纸，一定可以扭转舆论。他的意思是请袁世凯出资，办一家机关报。对于此事，罗瘿公的态度是“间接为之，未始不可也”。（同上，577 ～ 578页）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北和议正陷入僵局，唐绍仪辞职，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电商，而孙中山的介入让双方几乎决裂，似乎非有一战不可。罗瘿公去信谈到办报之事，说明还要与梁士诒细商，并提醒他此时千万不要去上海，“沪中宣告死刑，各报登遍，公岂不知之？有京官数人在沪，偶诋共和，即或絷或戕，断无明知其火坑而故蹈之理。津中《民意》等报，彼党之明机关也，日描写康梁丑态，昨又登梁微服入都，与袁密商，现匿袁处等。谓公有所计画，必以守定老策为主，若一离公位，危险立见，是非百出，故万无动理也”。到了清帝退位之前，即十二月九日和十八日，罗瘿公两次致信梁启超，详细报告了袁世凯这边的情况，“项城之心，千孔百窍，外人无从捉摸”。（同上， 589页）此时的袁世凯，周旋于南方革命党与北方清政府之间，他这边把清政府作为筹码，向南方临时政府要求最大利益；那边又以南方革命党威胁清政府，迫使它交出权力，而他又不想担一个欺负孤儿寡母的恶名，所以，他的行为就显得很不光明磊落。他还谈到清王室的情况：“前两日恭邸甚激昂，泽（载泽）亦甚主持听袁辞职，可以铁（铁良）组织内阁。若辈徒哄闹耳。太后决不敢听袁辞，袁亦必不辞，若辈纷纷主战，非不能战也，若辈战则义和团之故辙，徒增糜烂，以至亡国耳，袁必不肯。观日内袁氏从容之态，而知袁之必不放手也。昨日遂有袁氏封一等侯之事，此极笑话。日昨（疑为昨日），醇王谒太后，出即往告袁氏，即为此事，当系以此安其心，使其效忠，此真妇人孺子之见。皇位存废已在其手，一侯爵岂足以餂之耶。”（同上， 589 ～ 590页）
这段时间，国内形势日夕万变，纷乱复杂，梁启超一时也难有决断。他在十一二月间曾有过两次回国的打算，最终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海外的同志都主张他早日回国，积极进取。他们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先生才略盖世，尤富于政治思想，古今中外，无与比伦。方天下多事之秋，正赖先生出而谋苍生幸福。海邦久处，十有余年矣，时会未逢，故无所借手，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中国也。同人等组织同志，力为匡助，冀达先生救时之目的而已。现今中国风云四起，正豪杰有为之时，先生不尝云乎，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虽不能为造时势之英雄，亦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岂俯仰依违，因人成事哉。（同上，593页）
海外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等了十几年，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但他们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先生为海内外人望所归，若能提倡义声，云集响应，十万之师，可刻而集，于整军经旅驰骋中原，召号群雄，息兵争而议宪法，其敢有破坏，举兵诛之，执牛耳而为盟主，岂不伟哉。”（同上，594页）
然而，这种空言大话于实际一点帮助也没有。
在这方面，吴贯因（原名吴冠英，别号柳隅）倒是看得很清楚。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后东渡日本求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遂成为要好的朋友。听说梁启超有回国的打算，他马上写信劝其审慎从事。他首先谈到以什么名义回国的问题，提倡“义声”固然很好，但现在以什么为”义声”呢？附和民主共和之说？他认为“徒事雷同，有为革党所轻而已矣”。仍标榜君主立宪？他也觉得不妥，一年以前是没有问题的，如今再以此号召国民，就有些说不通了。他说：“盖昔所以主张君主立宪者，谓欲避杀人流血之惨也，今则已杀人矣，已流血矣。将士之暴骨沙场者，不知其几千百，人民之失所流离者，不知其几千万，问其原因何在，则皆由皇室无道所致耳。夫因一人一姓之无道，遂使举国涂炭，今仍欲倡议保全其皇位，其势实不顺。”他还特别讲到清政府滥杀无辜：“且十年以来，一国青年有为之士为政府官吏所杀者，无虑数万人。英暑假回潮州，闻诸乡人，潮州六年来，以革命及革命嫌疑之故为官吏所杀者二百一十余人，此等之家属亲友，皆处心积虑，思乘机以图报复。潮州一隅如是，各省亦皆如是。今者怨毒之气，已弥满全国，若不使其得一泄，而欲以术或以力钳止之，纵或能弥缝一时，而怨毒既深，他日仍必大爆发。故今日皇室之可否保存，只可听之革命之良心，此则俟袁世凯与之交涉可也，非吾党所宜代为言之。”（同上，595页）
既不能标榜民主共和，也不能标榜君主立宪，没有了旗帜鲜明的“义声”，反不如养晦待时，以观后变。在他看来，机会在数月之后一定光临，他说：“盖数月之后，苟新政府尚未成立，则全国糜烂，固渴需建设之人才，即新政府成立，无论居政治之中心者为袁世凯与（疑为或）为黄兴，要之彼辈皆不学无术，欲实施宪政，其缺点必次第暴露。且大乱之后，非用专制手段必不能整齐庶政，而现在人民所以慷慨赴死以事革命者，谓欲求得自由耳。苟新政府成立，仍用专制之手段，必大失人心之所望，窃意数月之后，执政者必厚集天下之怨谤，而为众矢之的，上下冲突之事，或仍（疑为乃）发生于斯时也。借舆论之势力，别树鲜明之旗帜，以号召一切，必有事半功倍者。”（同上，596页）
武昌起义之后，围绕梁启超的回归与出路，康梁一派也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的争论。大致以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为界限。此前，争论的焦点是速回还是待时，普遍的看法是，速回不如待时，因为南方革命党气焰正盛，难免会有对梁启超不利的举动，甚至会有性命之危。他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认为南北之争，南方必败。袁世凯有军队，有权术，对付革命党绰绰有余，搞建设，还要靠立宪派。他们梦想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梦想着袁世凯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他们低估了革命党，也错看了袁世凯。事实上，吴贯因所期待的机会一直没有如期而至。民初的国家政治始终如一团乱麻，很难理出个头绪。但梁启超对袁世凯似乎还抱有一些希望，他一面为袁世凯献计献策，一面继续策划回国。于是，各种意见又纷纷扬扬传到了蜗居日本的梁启超手里，请他自酌之。
这时已是民国元年（1912年），年初，由孙洪伊介绍，梁启超加入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并先后撰写了《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和《财政问题商榷书》两篇长文交该会印行发表。这是一个由前清立宪派人士以及旧官僚中比较开明的人创建的组织，其中有几位还是当地谘议局的局长，如汤化龙就是湖北谘议局长。他们都是梁启超的老朋友，都奉梁启超为领袖，希望袁世凯召梁回国。这一年的春天，梁启超又动了回国的念头。大约三四月间，他派遣汤觉顿先行回国，探询消息。这时，国内的形势似乎并不明朗，四月二日，汤觉顿写信向梁启超汇报回国后的所见所闻，他说：“同人对于我公行止，主归者多，惟断不可入政界，入党派，结党亦宜少待，但迁《国风》归，或办一法政大学，以为立足点，渐渐与社会接洽，为一无形之团体，待时机已熟，然后生发他种事业。”他也表示赞成这种意见。但他在信中所透露的康有为的态度，倒是希望梁启超能在政府或内阁中占有一席位置，袁世凯想来是不会反对的，如果说有人反对的话，也只有南方的革命党，“今用人之权全是南北协定，而南方议院权特重，岂有容我辈回翔之地耶”？（同上，624页）
在万木草堂的老同学中，身处海外的徐勤最拥护老师康有为的意见，他多次致信康有为，责问梁启超迟疑不决的原因：“究竟远（梁启超，有孟远之称）不知何故，弟子百思不得其解，乞即促其行。港中同志因远不行，无不大愤，各埠亦然，弟子亦不能为之解。当去年十二月和议未成，远如北行，则今日阁席必分一席，今若丧家之狗，无所归宿，言之气结。吾党之弊，全在理想太多，实事全无，不免有文人习气，岂能立于竞争之世耶？“所以，当他听说梁启超已有回国打算时，异常兴奋，马上致书梁启超：“大驾月内返国，合并各党为一党，与黎（黎元洪）为一党领袖，闻之狂喜。”（同上，626 ～ 627页）
然而，久在国内的麦孟华却另有看法，他五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梁启超，反对同人中请他到天津办报的主张：“同人皆主张公至津办《国风》，弟亦期期以为不可。欲办旬报，则仍在东发表政见足矣，何必人在津（原注：人在东与在津何异），然后能发政见耶？若木来，言北中阴象环伏，土（袁世凯）慑于过庭（孙中山）、叔度（黄兴），而唐（唐绍仪）则又利用同记，唐为同所挟，土又不为唐挟制，土且与唐大有意见，今留守一事，直几如两总统，现象如此，大乱即在目前，弟意以为断断不必居津。且天地昼晦，魑魅逢人，绝无益处，何必居此险地乎？又云南北合办一报，邀公主持，此无论必不能成，即成亦两姑之妇，且公之地位，岂有为人喉舌之理，此则不待弟之陈说，公必拒之矣。”（同上，621页）他在同一天还有一封信给康有为，说到当前局势：“南置留守，权极大，俨然两总统，南中又各有势力，各有意见，各有野心，必不肯受制，局势危险至斯而极。借得外债，亦止够兵饷一霎之用，必不足有为。爆发之期，不出二三月外，奈何奈何！”（同上，622 ～ 623页）
据说，同人中赞成梁启超回国办报的虽然很多，但对他入政界、入党派，却都持谨慎态度，比如被称为山人的潘之博，就不主张梁启超此时回国。甚至梁的老朋友杨度也表示，这个时候请梁回国，等于害了他。这里面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不仅有梁启超个人的问题，包括他的声誉、安全、出路、前途等等，还有民初的党争，除了同盟会，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打梁启超的主意，这使他感到颇有些为难。罗瘿公有句话说得很真切：“公之归无论何时，均可自主，若一人电招，即思归来，一人电阻，又不欲归，皆非自我作主也。”（同上，642页）梁启超的处境就是这样，其进退几乎全被别人所左右。但他的确是民初组党活动中的灵魂人物，他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则犹如一篇建党宣言。
五月十九日，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孙洪伊写了一封信给同会的黄可权，信中详细讨论了梁启超回国可能遇到的问题，他将其归纳为无一名义而有五害，所以“务请吾兄即切实作一书，以与沧公（梁启超），劝其万勿北行”。（同上，629 ～ 632页）他还要黄可权敦促何擎一、麦孟华给梁启超写信，劝其缓行。过了两天，他又致信汤觉顿，商量梁启超回国的办法：“惟就日来情形观之，似沧公归计，应俟本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协会并合结果如何，再定行止。”（同上，633页）他还说：“沧公归国之期愈迟重，则社会之欢迎愈至，自行归国，终不如国人迎之以归，能否于社会上占大势力，其关键全在此也。”（同上，634页）五月二十九日，他本人也给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党合并的情形，并告之：“总统聘公之命，日内当可发表（约在南京留守取销之后，至迟不出一月）。副总统通电谅亦可办到。公归不远……然总望我公归时，勿过急速也。”（同上，639 ～ 640页）
这期间，麦孟华果然给梁启超和汤觉顿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劝阻梁启超，第一不要急着回国，第二不要加入统一党。他说，这是向构父、孙洪伊、黄可权的意见，他本人也是赞成的。这个统一党是章太炎创建的，最初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不久，在张謇的主持下，统一党与国民公会、国民协进会、民社、国民党（不是后来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合并，在上海成立了共和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蒙古族）为理事。该党的主要诉求即强化袁世凯的权力基础，反对同盟会对袁世凯的制约，这与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中所言颇有相似之处，就是强调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主张开明专制。章太炎虽然创建了这个组织，但他对一些共和党人趋炎附势、谋官谋食的做法很看不惯，所以，共和党成立不足十天，他就在北京召集统一党开会，宣布统一党独立。又过了两三个月，他索性退出了统一党，成了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再后来，统一党在北京重新开会，选举王赓（王揖唐，后来成了著名的汉奸）、张弧、王印川、汤化龙、朱清华五人为理事。在此之前，他们或许向梁启超发出过邀请，拟举他担任调查研究部部长，时间应在章太炎宣布统一党脱离共和党之际。向、孙、黄、麦反对梁启超加入统一党，应该也在此时。麦在信中讲了不宜入统一党的五大理由，第一条就说，统一党推重梁任公，是为了排诋章太炎；其二是统一党内部纷扰，恐不久还要分裂；其三是说该党党员与梁没有感情基础；其四认为梁启超加入该党，也只能屈尊于五位理事之后，做不成事；其五则许诺共和建设讨论会即将与国民公会和共和统一党合并，并推梁为首领。除了这五条，麦孟华还特别提醒梁启超注意，不要因此伤了大家的心，这些人为你归国，“极力布置，极力运动，皆为公出力，今公忽顾而之他，则彼等种种布置运动，岂非鄙谚所谓巴结不上，彼等自极下不去，公亦太觉不情，且公方函来电来，极力与之拉拢，今忽有此，人亦疑公之有诡诈操纵（公固不必如是，然形迹可疑），大不可也。彼等数人中颇有一二人略有不满之微词，彼等不言，而其词气神色间已可窥见”。（同上，635页）这样的话，如果不是麦孟华，别人一定是说不出来，亦不肯说出来的。毕竟他们是几十年一同走过来的老同学，才能这样说。
不过，六七月间，罗瘿公连续两次致信梁启超，却透露出另外一些信息，说明当时这些人之间，关系是相当微妙和复杂的。他开门见山就说：“近日党争极烈，朝暮变更，所谓政客之推戴，至不可恃，政党之道德太薄，各怀利己之私，不独同盟会为然也。”（同上，641页）这时，似乎有一种在同盟会、共和党之外组织第三党的主张，并且准备拥戴梁启超为党魁。提出这个主张的，主要就是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的人。他们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人所共知，但他们与统一党、共和党的关系却不很融洽，合并之事，久议不决，因此才有组织第三党的打算。但他们的组织都很小，人不多，“思自立一帜，而无以为之招”（同上，643页），于是想拉梁启超作为他们的旗帜、招牌，“所以为此者，恃公为之帜，粤谚所谓村旛竿招鬼来耳。恐非推戴的，乃傀儡的”（同上，641页）。罗瘿公告诉梁启超，徐佛苏不仅不赞成组织第三党，还嘱咐他提醒梁：“第三党党魁之说，渠殊不谓然，嘱公勿遽高兴。”（同上，642页）他们担心，这样做的后果，梁启超可能会陷入两面作战之中，不仅“树同盟之敌，更树共和之敌，必不足以自存”。（同上，643页）但他很清楚：“公之与讨论会关系，既断不能脱，渠等责望于公者至深，而事势又万无公自立一党之理，惟有始终坚持超然耳。”（同上，644页）他所说的超然，其实就是“不入政党，不入政界，以言论潜养势力，俟潜力雄大，不愁不得总理”。（同上，642页）
实际上，民国初年的党争，争信仰，争精神，争纲领的很少，比较多的还是争人事，争权力，争地位，争势力，围绕梁启超的或归或留，或止或行，或南或北，或早或迟，人们争吵了一年有余，可见其党争之一斑。梁启超深陷其中，感觉自然是不很受用。但也不乏朋友的真情，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浙江绍兴的周善培，他自称，“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梁启超去世后，他写文章追念，“我再想找一个能容我的直言的朋友，再也没有了”。（《追忆梁启超》，149 ～ 162页）周善培以眼光长远著称，据说，梁启超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的，民国元年（1912年）四五月间，他数次致信梁启超，为他出谋划策。他在五月二十三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还说：“公归亦我所赞，顷所歧者，则公主北，而我主沪。”（《梁启超年谱长编》，636页）他的意思是反对梁与袁世凯合作。由于六月二日是他母亲寿辰，他要回去为母亲祝寿，于是约好六月四日到日本与梁启超面谈，同行还有他的老师——以文章、学问著称的赵尧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写道：壬子（1912年，周善培终生不用民国年号）二月，我由四川到上海；五月，汤觉顿奉任公（梁启超）之命，到上海征求我的意见，说：“袁世凯请任公到北京，任公决定要去了”，并问我的意见如何。我想此事太大，由觉顿转达是无用的。这时候，赵尧生师也在上海，我立刻去请教他，说：“任公是万不能去的，但非我当面去说不清楚。我想明天就到日本去。”赵先生说：“任公曾经寄给我很多诗，请我替他改订，我也替他改订了不少，他都能虚心接受。我也想去见见此人。“于是，我就买了票。第二天，就同赵先生同船到了横滨，立刻到任公家里，从午前九时谈到十二时。我提出：“对德宗（光绪）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任公也辩论了几句，最后说：“我不是不听你的话，却不能不听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话。你有什么意思，应当先去同南海先生说清楚。”赵先生说：“南海先生也主张你去吗？“任公说：“我不必多说，你们见了南海先生自然明白。“这时，南海先生住在武子，距东京只有三十分钟火车。午后二时，我就同赵先生到了武子。不但我对南海表示一种敬意，赵先生起初也是极尊敬他的，想不到谈到七点钟，我同他反复辩论不知多少，他竟坚决主张任公要去。在他家里吃了晚饭，我还同他辩论，而最后一班到横滨的火车要开了，赵先生也劝我说：“朋友交情尽到为止，再说下去就要妨害交情，不是我们的来意了，我们走吧。”回横滨旅馆住了一夜，次晨，任公到旅馆来，我对他说：“这一次，你的命运交给南海先生了。我们既是朋友，以后总有志同道合的机会。我要陪赵先生到东京箱根和西京游览几天，就由神户上船，少受几天风浪，不再到横滨看你了。”这样，我们就分手了。游了几天，就回到上海。赵先生九月就回四川去了，临行，还对我说：“任公是可爱的朋友，现在已到了身败名裂的时候，你还得想法救他。”任公到了北京，就做起司法总长来，我从此同他既不见面，也不通信了。（《追忆梁启超》，151 ～ 152页）
梁启超归国，仿佛英雄凯旋
实际上，到了这一年的六七月间，各方面呼吁梁启超归国的声音更多起来，不仅朋友间的意见渐趋一致，昔日的敌对阵营中也有人通电敦请他归国。五月二十八日，当年在日本对梁启超大打出手的老同盟会员张继，就联合刘揆一发出通电：“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梁启超年谱长编》，644页）官方反应也很积极。六月十七日，副总统黎元洪致电袁大总统及参议院，“谓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同上，645 ～ 646页）昔日的学生、云南都督蔡锷也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欢迎梁启超回国，并得到多数人的赞成与响应。八月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合并为国民党，共和建设讨论会也与国民协会合并为民主党，实现了成立第三党的愿望。于是，梁启超终以九月末由神户乘日本大信丸号启程归国，结束了历时十三年的流亡生活。
梁启超归国，可谓极一时之盛。各党各派、政府民间、各行各界，都派出代表来天津迎接，仿佛英雄凯旋一般。按照预定行程，大信丸号将于十月初五日抵达大沽口，但由于梁女令娴发电报时错将五日写作三日，故先期由北京赶赴天津的欢迎队伍在初二那天已经聚集了数百人，大街小巷的客栈也搞得人满为患，“自初二日各人麕集，客邸俱满”。（同上，651页）其中既有袁大总统派来的代表，也有参议院、内阁的代表，还有报界、学界、政府各部门，以及军队的代表，民主党本部及各支部都派了代表和党员前来，共和党也派了张謇为代表，国民党方面则有以稳健著称的黄兴参加。这个庞大的欢迎队伍，有天津本地人，更多的人则来自北京。六日下午二时，大家聚集码头，迎候梁启超登岸。但由于海上风大，邮船无法靠岸，虽然都督府派出小火轮，驶出大沽口，准备接引梁启超，但仍未成功。大家只得扫兴而归，当天便有数十人因盘费用尽而回京。张謇、黄兴也因为要赶在十日那天回湖北参加开国纪念活动，故只好于七日先行离津赴鄂。梁启超在舟中困守了三天，直到八日才弃舟登岸，到达天津。
梁启超在天津住了十几天，这些天，梁启超家里“无一刻断宾客”。仅前三天，“门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同上）还有一场接一场的欢迎宴和演说会，除了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也来凑热闹，又是请他入党，又是请他做理事。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向政府要求，任命他为新校长。此时此刻，他得到了一种万人瞩目的满足：“此次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前途气象至佳也。”（同上，653页）在这种种热闹的背后，梁启超积极策划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合并，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可以在议会和国民党抗衡的大党。十月十一日，他给女儿令娴写了到达天津后的第一封信，信中也流露出一种轻浮的满足感：“共和、民主两党合并已定，举黎为总理，吾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皆退居干事，大约一月内（现甚秘密）成立发表，国民党亦曾来交涉，欲请吾为理事，经婉谢之，彼必愤愤，然亦无如何也。入京期尚未定，项城颇盼速往，吾约以两旬后或竟俟新党成立后乃往，亦未可知。”（同上，651页）
此事最初进行得似乎很顺利，梁启超也很乐观，“连日两党议合并大略就绪，吾准二十日入京”。进京前，总统府为迎接他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出于安全的考虑，最初曾打算以军警公所为行馆招待梁启超，就因为听他偶然说起，曾国藩、李鸿章进京都住贤良寺，袁世凯马上派人将贤良寺收拾妥当。对袁来说，这不过是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罢了，梁却大为感叹：“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同上， 653页）不过，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些同志认为，梁启超住在贤良寺仍有不妥，在他们看来，梁既“以个人资格受社会欢迎，不宜受政府特别招待，以授人口实，故别借一宅，以作寓所”。（同上，655页）
到京以后，应酬自然就更多了。“在京十二日，而赴会至十九次之多，民主、共和党各两次（一次演说会，一次午餐会），统一党、国民党各一次，其他则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国学会政治研究会）、商会，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北京商会等”，有时甚至一天四场演说，“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钟客已麕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吾演说最长者，为民主党席上，凡历三时，其他亦一二时，每日谈话总在一万句以上，然以此之故，肺气大张，体乃愈健”。此时，他正在兴头上，尽管一再抱怨应酬之苦，但这种被人簇拥的感觉，心里还是很受用的。他对女儿言道：“一言蔽之，即日本报所谓人气集于一身者，诚不诬也。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在女儿面前，他竟有些飘飘然了，自我感觉甚好。他继续言道：“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孙中山、黄兴曾于1912年8月来京，与袁世凯会谈）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夏穗卿丈引《左传》言，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盖实情也。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陶醉之憨态，可见一斑。不过，他的积极活动和演说，的确鼓舞了旧立宪派的士气，“为国中温和派吐尽一年来之宿气矣”。（同上，655 ～ 657页）
经济不独立，则政治不能独立
此次进京，他与袁世凯“密谈一次，赴宴一次”，10月28日，总统府又召开欢迎会，国务员全体作陪。不过，梁启超也明白，他们之间“仍虚与委蛇而已”。（同上， 655页）但他对袁世凯馈赠的每月三千大洋，却没有拒绝，其理由是：“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同上，658页）说到底，人穷难免志短。他还透露，袁世凯向他许愿，如果他能成功地组建一个政党，还将赞助他二十万元。梁启超甚至希望能更多一些，比如五十万元，不知有没有可能。他表示到那时还要和袁世凯继续交涉。这一点暴露了梁启超以及所有党派、社会政治势力的软肋。经济上如果不能独立，又怎能祈盼政治上独立呢？实际上，除了梁启超尚未觉悟到主动寻求社会力量的支持外，客观上，当时中国的现代工商业还很薄弱，资产阶级也很薄弱，中国的城市市民阶层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时的第三等级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还不足以支持梁启超所要创建的以立宪议会政治为纲领的政党，他们即使不靠袁世凯，也要靠地方军政势力的支持。早在1912年初，徐佛苏在给梁启超和汤觉顿的信中就提议“加入黎（元洪）党”，其理由之一，即“彼系军队要人，吾国将来毫无阶级，纯系平民政治，然同为平民，各党相持又无可判其胜负，于是不得不挟军队以卫其主义，故吾国之政治可名之曰平民的军队政治也”。（同上， 599页）
同年五月二十九日，麦孟华致信康有为，也曾提到本党与黎元洪的合作，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推黎公为名誉长以张势，亦无可奈何之事。然名誉则可，万不可令直接，令有实关系，黎虽不必有野心，而海外人势必趋彼，倘有一人利用之（今陆乃翔已令黎照会陆逸君在澳筹款，逸电闻即是此事。），则吾直以全党奉送与人。势虽张而党非我有，（康批：孺真深议！此次推举，深为人作嫁，而党非我有也。）即有款可筹，亦为人作嫁，于我无与矣。”（同上，622页）其实，无论是徐佛苏的建议，还是麦孟华的担忧，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现有条件下，中国的政治现实，共和也罢，立宪也罢，最终只能走向军人政治，实力政治。袁世凯如此，孙中山亦如此。不久爆发的二次革命，不就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挟军队以卫其主义”的证明吗？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梁启超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的政党尽快地组织起来。在他看来，“共和国政治之运用，全赖政党”。他在十月二十二日民主党全体党员参加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特别提到国外舆论以为中国人没有运用立宪政体的能力，究其原因，“则谓中国人之性质，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4页）然而，梁启超急于组织政党，绝非要向外国人证明什么，以雪此辱，而是国内政治斗争的迫切需要。当时，国会中活跃着四个党，即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先是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组成了国民党；而统一党成立较早，是章太炎最先发起的，主要是同盟会中对孙、黄不满的异己分子，最初叫中华民国联合会，后与昔日预备立宪公会的领袖张謇等人合作，组成了统一党；晚清资政院时代主张君主立宪的立宪派有个宪友会的组织，这时也发生了分化，汤化龙、林长民率领一部分人成立了共和建设讨论会，不久，孙洪伊又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共和统一党，而北方的籍忠寅、周大烈等人又成立了国民协进会，到后来，统一党与籍忠寅的国民协进会，还有湖北孙武、孙振武等人的民社联合，组成了共和党；没过几天，章太炎又宣布了统一党的独立，这时，正式国会的选举已近白热化，汤化龙、孙洪伊辈自然也想在正式国会中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动员梁启超回国，推举梁启超作为本党的领袖，就在梁启超回国前夕的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汤化龙的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孙洪伊的共和统一党，以及共和促进会等几个小党合并，组成了民主党。（《中国近百年政治史》，321 ～ 324页）
这四个党，尤以国民党的势力最大。此时正当第一次正式国会议员选举，以一个大党对抗三个分立的小党，而且，他们几乎掌控着所有重要省份的行政资源，这使得他们在选举中一直处在非常有力的地位，并最终赢得了选举。民国二年（1913年）的1月8日，国会选举结果正式公布，国民党共获得众议院、参议院的392个席位，其他三个党，共和党175个席位，统一党24个席位，民主党24个席位。国民党成了国会中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党。同一天，宋教仁在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就强调要组织国民党内阁，要以内阁来限制总统的权力。这自然引起袁世凯的不满。虽然他对政党政治并没有兴趣，也不寄予更多的希望，但此时的他，要想削弱议会和内阁的权力，提高和强化总统的权力，又不能不依靠议会中可以为他所控制的政党。统一党倒是亲袁世凯的，不过，作为他的傀儡，这个党能力太差，势力太弱了，尤其是在章太炎退出之后，已经很难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也产生不了太大影响。所以他寄希望于梁启超，在他看来，只有梁启超，有能力，也有办法，帮助他抵制国民党势力的扩张。如果梁启超真能把这个党组织起来，对他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
进步党：袁梁结盟
梁启超需要袁世凯经济上的支持，袁世凯看重梁启超是政治上的资源，于是，他们在组党问题上一拍即合。这时，在国会中，也的确形成了三党联合对抗国民党的大趋势。因此，三党合并组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大党，就显得愈来愈迫切。不过，就三党实际而言，除了在对抗国民党这一点上可以暂时达成共识外，在其他一些方面，他们又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人事安排上，由于多年积累的好恶、纷争、误解和矛盾，一时也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共和党的黄为基承认：“吾党素奉先生之教为圭臬，先生虽未入党，然吾党中人皆已认先生为精神上之同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8页）而梁启超考虑到政局危险，不可言状，更不能袖手旁观，竟于2月24日宣布，“为事势所迫”加入共和党，他还表示：“此后真躬临前敌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63页）其实，他始终隐身于幕后，并未亲临国会现场。不过，在这三个党中，他与民主党的关系应该更亲近一些，其中不仅有许多宪友会的老朋友，更有政闻社时的老朋友，有些甚至就是他的学生。而且，早在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之初，他就是其中一员了。民主党成立伊始，他们又公开声明：“一切待先生指导。”（《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3页）然而，就在三党将要合并的当口，他却忽然宣布加入了共和党，确实很让人费解。而问题就出在由谁担任将要成立的这个党的领袖。有人提出一个方案，以袁世凯为总理，黎元洪、梁启超为协理。共和党中的民社派和民主党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不同意以袁世凯为党魁，他们甚至有组织新党的计划。苦闷至极的梁启超提出不做协理，“别设参事长吾任之”，众人也不同意。他在3月27日给女儿的信中抱怨：“若不许我，则我将不复与闻也。现状实无可为，新党亦决办不好，吾既不能置身事外，又不值得与之俱毙，故处此职可以立于半积极半消极之地位耳。”（《梁启超年谱长编》，665页）这些党事纠纷让他产生了放弃政治生活的想法。4月18日，他在信中向女儿倾诉了自己的恶劣心绪：“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汝毕业归，两事皆可助我矣。”这是他第一次提到要放弃政治，专心于办报和办学。但他心里清楚，共和党人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而此时他对民主党竟已“恨之刺骨“，称他们为“民主鬼“了。4月22日和23日，他连续写信给女儿，还提到“愤极民主党诸人之所为”，“民主党二三狂傲之辈”，等等，他愤而赌气似的说：“新党成立后，吾不复与闻党事。”这番话竟引得“三党党员大哗（总统府闻此仓皇失色，吾本以该信登报，总统府立刻乞求各报勿登），今日有数十人来津哀求，吾尚未应之，然大约不能终隐，生成苦命无如何也”。面对这样的阵势，梁也只好表示：“在义在势皆不能辞。”并且无可奈何地说：“生为今日之中国人，安得有泰适之望，如我者则更无所逃避矣。”（同上，668 ～ 669页）
梁启超是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人，也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在顺境中或情绪激动时，往往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而遇到挫折或心境不佳时，又容易灰心丧气，表现得很消极。但他又是个自觉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负有责任的人，所以，他的内心常常就显得很纠结。他回国之初，国会选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竞争异常激烈，舞弊、贿选的现象很普遍，操纵选举、雇人投票，甚至军警到场百般威胁，种种违法乱纪之事层出不穷，各地还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这些都给了梁启超很大刺激，使他对国事、党事都深感失望。他在回国两个月后就向女儿令娴倾诉：“吾昨夕因得须磨（日本地名，康有为住此地）书，烦躁异常，又见国事不可收拾，种种可愤可恨之事，日接于耳目，肠如涫汤，不能自制……几欲东渡月余，谢绝一切，以自苏息也，大抵居此五浊恶世，惟有雍乐之家庭，庶少得退步耳。吾实厌此社会，吾常念居东之乐也。”（同上，第662页）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启超骨子里还是个文人士大夫，脑子里有时想的还是”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那一套。一月二十六日（3月 3日）是他四十一岁生日，京津诸友为他祝寿于天津孙家花园，说好不谈国事。但二十八日（5日）他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忍不住又说到”国内种种棼乱腐败情状”，为此他忧愤不已，痛言：“笔安能罄，公立所言，殆未能尽其万一，吾在此日与妖魔周旋，此何可耐，要之无论何路，皆行不通，而又不能不行，此所以为苦也。”（同上，663 ～ 664页）
这种消极的情绪直接影响到他对三党合并的态度，最初他以为三党合并已大概就绪，却没想到落实起来还有这么多的难处。他的性情中常有一些天真烂漫或涉世不深的单纯，这种性情，作为朋友也许很难得，但作为一党领袖、政治家，有时就显得很幼稚，看不到事情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袁世凯则非常直接，他不容梁启超消极、悲观，而主动伸出援手。他在4月8日国会开幕之后，明显加快了督促三党合并的步伐。4月25日，三党正式签订了合并组织进步党的协议书。5月29日下午，三党在京党员举行全体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31日，《申报》专门报道了此事：昨日进步党成立会到千五百余人，梁任公、孙武、王印川并有演说，秩序甚整。并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民国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申报》北京专电，见《梁启超年谱长编》，670页）
进步党的成立最终使袁世凯与梁启超的政治联盟既成事实。在民国初年政治动荡的局势下，梁启超选择支持袁世凯，固然有他对中国命运的长远考虑。就在三党商谈合并期间，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于4月14日在北京万生园（今北京动物园旧址）宴请本党参众两院的议员，与会者三百余人。梁启超发表了题为《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的演说，时间长达三个小时。他开门见山告诫本党同志：“故为国民者，不可不洞察世界形势，以求知本国所处之地位为何等；为政党员者，不可不洞察国中形势，以求知本党所处之地位为何等。”这两条也是梁启超确定其政治方针和策略的出发点。他接下来就说到了共和党的立党之本及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他说：共和党所以设立之故，凡以欲改良政治，此我党员所同知也。然一年以来，国中有二大势力，常为政治改良之梗者，一曰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二曰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我共和党既以改良政治为惟一之职志，非将此两种势力排而去之，则目的终不可得达。虽然，彼腐败派之势力，乃积数百年来历史之遗传，在专制政体之下，当然不能免者。辛亥革命于国中他种善良习惯，多所革去，独此腐败官僚之势力，曾未能动其毫末。其根深蒂固也既若彼。至于乱暴派之势力，则又自革命后，以新贵族之资格浡然而兴，国中凶戾狡黠之徒，相率依草附木攀龙附凤以扬其波，其炙手可热也又若此。质而言之，则以中国现在社会恶浊乖戾之空气，实最适于彼两派之发育。此如久酸之醯（醋）宜产蛆蚋；积霉之莽，应丛蛇蝎。以嘉鱼游酸醯之甕，以祥麟入霉莽之林，安见其能生存者哉？然则以适者生存优胜劣败之理衡之，彼腐败与暴乱两派，在现在中国社会空气中，实为适者而宜优胜；而与彼两派立于反对之地位者，实为不适而宜劣败。我共和党人，既不愿随逐腐败，又不愿附和乱暴，以此种不识时务不合时宜之党，在理实难得生存之余地，遑论发达？不宁惟是，我共和党非徒消极的不肯随逐腐败附和乱暴而已，更积极的欲矫正腐败裁抑乱暴。介于两大之间而毅然与之相抗，此无异奋螳臂以挡车毂，捧坏（疑为抔）土以塞孟津，不自量至于此极。自问亦良觉可笑。然我共和党同人，犹戮力进取而不辞者，诚确见夫腐败与乱暴两派之势力一日不消灭，则政治一日不能改良；此两派势力多存一分，即国家元气多断丧一分，驯至非陷国家于灭亡焉而不止。吾侪为良心所责备，所驱遣，乃不得不毅然决然，奋微力以当大敌。故地位之艰钜（巨）困衡，未有过于我共和党者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18 ～ 19页）
梁启超清楚地看到，共和党正陷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境地，这其实也是梁启超自身所面临的局面，所以，他主张先集中力量对付危害国家最凶的乱暴派，而对临时政府所代表的腐败派，则维持监督的态度。他说：吾党一面既须与腐败社会为敌，一面又须与乱暴社会为敌，彼两大敌者，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互国中，而吾党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胜两敌，实为吾力之所不能逮。于是不得不急其所急，而先战其一。不特此也，彼腐败派与乱暴派，其性质虽若绝不相容，然彼为个人私利计，未尝不可以交换利益，狼狈为奸，则国事愈不可问。故吾党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而与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吾党鉴观各国前史，见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况我国今处列强环伺之冲，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为祸宁有纪极。故本党对于横行骄蹇之新贵族，常思所以裁制之使不得逞。一面则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设立，在法律上当然认为国家机关，吾辈只当严重监督，而不必漫挟敌意以与相见。吾党对于临时政府之设施，无一能满意者，虽然，以为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而充乱暴派之手段，非陷国家于无政府不止，吾党为此懼。故虽对于不满意之政府，犹勉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焉。（同上，20 ～ 21页）
梁启超对袁政府的妥协和维持，当时和后来都受到许多人的严厉指责和肆意攻击，他在此为共和党所作的辩护，其实也是他的自我辩护。他说：吾党过去一年间，常取维持政府之态度，此诚事实，无所容讳也。然吾党之维持政府，绝非欲因以为利，徒以现在大局，决不能再容破坏，而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不可不思患而预防之。故于临时时期，暂主维持政府，俾国家犹得存在，以为将来改良政治之地步。（同上，21页）
梁启超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以对袁政府的暂时妥协，换取党内力量的高度集中，来对付以革命自我标榜的乱暴派，不让暴民政治祸害国家。但他并不认为政党应该放弃监督政府的职责，不仅不能放弃，还要采取“强硬监督之态度”。他说，将来无论谁来组织正式之政府，只要符合共和党的党义，采用共和党所宣布的各种具体政策，他们就举全力拥护之，否则，就举全力对抗之。（同上，22页）最初，他对袁世凯的支持大体就框定在这样一个范围里。5月29日，他在进步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重申了他的主张。他说，新成立的进步党在政治上有两大诉求：“第一，欲将全国政治导入轨道；第二，欲造成一种可为模范之政党，以立政党政治之基础。”（《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592页）
何谓将中国政治导入轨道？说到底，就是将中国政治导入合法的议会政治轨道；而议会政治轨道又以政党政治轨道为基础。所以，如果中国的政党不上轨道，那么，想要中国的政治上轨道也很难。而“国之政党既共上政治轨道矣，纵有何等野心家，亦无能自外此政治轨道两得存在也”。这是因为，政党的职责就是监督当权者，而任何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他说：如设有人询于启超曰：君有法以去腐败政治？于启超必谨谢不敏。即以此遍告国人，恐亦无一人敢自承曰能者。然苟有人问：进步党有能力以去腐败政治乎？则启超必首先应曰：能。大抵政治通例，苟国之人民对于握政权者不加以监督，则未有不出政治轨道之外者也。即以今大总统论，中外报纸评论其人者多矣，有爱敬之至极点者，有憎恶之至极点者。然无论为爱敬为憎恶，要其为人有一种政治材能者也。此种有政治材能之人物，握有政权之时，苟无一大政党监督于其旁，日谋所以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则徒令此种政治必将溢出于政治轨道以外，不亦惜哉！故吾党惟一之任务，在以稳健抵制暴烈，而以发扬抵制腐败。一方去腐败政治而守其老成持重之态度，一方去暴乱行动而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此其事非难为也。（同上， 592 ～ 593页）
不能说梁启超对袁世凯的野心和手腕没有认识，但在正式总统选举前提名候选人的明争暗斗中，他仍然主张力挺袁世凯，“以为目前能维持国家使存在者，莫今临时大总统袁公世凯”。（同上，595页）他这么说，主要基于两点理由：其一，推举袁世凯可以保持国家稳定，不至发生分裂；其二，他相信进步党（也是相信他自己）有能力对袁世凯实行有效之监督，不使其溢出政治轨道之外。所以，6月15日进步党开会讨论时局问题，他便提出了总统与宪法等问题，请在党内表决。6月19日《申报》以《进步党大会记》为题，报道了大会讨论的内容：十五日开会，梁任公为主席。梁演说略谓：现今时局所极应研究者，为总统与宪法之问题。鄙见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惟内阁则大半请假，几等虚设，非改组不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此外可议及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及大借款二问题，谓宋案纯为法律问题，为今之计，宜速与德人交涉引渡洪犯（洪述祖），自不难解决也。至于大借款最要关键，则为监督用途。鄙意则主张以此二千五百万镑存放代理国库之中国银行，作为准备金，但于此有一先决问题，则须用何种方法整理此中国银行是也。演说毕，某君提议以梁理事所主张付表决，多数赞成，作为该党主张。（《梁启超年谱长编》，670～671页）
人才内阁
此时的形势对于梁启超和进步党极为有利。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晚 10时，国民党内力主内阁制的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刺，至22日身亡。梁启超因此少了一个政治上的强大对手。有人曾怀疑梁启超是宋案的幕后黑手，就是看到了他与宋教仁在政治上的竞争关系，以及政见方面的冲突。他马上写了《暗杀之罪恶》一文，发表在《庸言报》上，开篇就说：“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奸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规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7页）
不过，国民党内及社会舆论很快将目光聚焦于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和内阁总理赵秉钧，由此又牵涉到袁世凯。于是，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日趋激化。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宣布起兵，自称讨袁军，二次革命由此爆发。至9月1日，随着政府军克复南京，短命的二次革命则归于失败。讨袁军的导火索是宋案，宋案的导火索则是国民党在第一次正式国会选举中独占优势。不过，自宋案发生之后，国会也于4月8日开幕。至此，国会内部的党派力量对比则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迫于国民党的压力，合并为进步党，在国民党议员张继被选举为参议院议长、王正廷被选举为副议长后，民主党的汤化龙也被选举为众议院议长。进步党与袁世凯的联盟开始发挥效力，国民党内部却由于种种原因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困境。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本就不是一个思想理念非常一致的组织，宋案之前，有主张内阁制的，如宋本人，也有主张总统制的；宋案发生后，又分成了法律派和非法律派；直到讨袁军与北洋军开战之后，国民党中的温和派仍然坚持放弃武力对抗的主张，以为利用国会就能迫使袁世凯退位。而此时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也早已分化为不同的派别或组织，其中有人是被袁世凯威逼利诱收买的，也有自动倒向进步党一边的。国民党的势力至此已被大大地削弱，而进步党却由于其主张温和、行动谨慎，处处与被人视为暴民的国民党表现不同，颇为当时的舆论所重，袁世凯也不得不暂时借重他们以影响舆论。即使国民党中的温和派，这时也希望能与进步党联手对付袁世凯，他们迫于环境的险恶，不能不向进步党示好。
这是进步党最得意的时候。7月末，袁世凯决意改组内阁，以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进步党抓住这个机会，以为可以组织一个进步党内阁，所有阁员除陆海军两部外，全部由进步党领袖担任。但熊希龄却不积极，迟迟不肯来京就任。直到梁启超再三催促，才勉强于8月28日接受了国会的任命。袁世凯自然不肯把权力全部交给进步党，他在熊希龄进京之前，已将重要阁员安排妥当，只留下教育、司法、农商几个闲位，待熊来配置。这当然与熊希龄所希望的相差太远。熊希龄是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老搭档，他很想让梁启超担任财政总长，梁本意也是要做财政总长的，以便发挥他整理财政的计划。但袁世凯不同意，他提出的财政总长的人选是周自齐，梁启超只能去做教育或司法总长。熊希龄则以总理自兼财政总长的办法抵制袁的干涉，并希望梁启超屈就教育司法等闲位。然而，梁启超却不肯接受，借口党内事务繁忙，百般推辞。而梁若不出，张謇、汪大燮也不肯出，第一流人才内阁可就泡汤了。最后，经熊和袁再三劝诱，熊甚至以辞职相威胁，梁启超才勉强接受了司法总长的位子。9月11日，熊希龄内阁正式发表，以梁启超为司法总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工商兼农林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熊氏自兼财政总长。当时人称这届内阁为“人才内阁”，由于九位阁员中梁、熊、汪、张、周均为进步党党员，所以又称进步党内阁。
宋教仁，国民党代理理事长。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自上海北上，至车站检票处被暗杀。此图摄于宋教仁被刺当日。
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进步党终于过了一把组阁的瘾，但随后问题便接踵而来。袁世凯急于要当正式总统，但宪法尚未制定，何来总统选举？本来，按照梁启超的打算，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是不成问题的，但仍须遵守正当的程序，总要先制定宪法，待宪法制定后，再依照宪法上的总统选举法来选举正式总统。梁启超甚至希望，通过制定一部完美的宪法，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旧势力，逐渐引导走上宪政的轨道。这也是他为进步党制定的大政方针。但是，制宪需要时间，而实际情况是，宪法还未制定，关于制宪的程序和立法的权限已经吵得一塌糊涂。如果一定要先有宪法，后选总统的话，那么，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不仅袁世凯等不及，事实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等不及。8月5日，黎元洪联合各省都督、民政长致电国会，要求国会从速完成总统选举和制定宪法，成立一个强健稳定的政府。他们担心，如果临时政府的期限无限延长，很可能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也难以消除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当时社会上的一般心理也是喜治不喜乱，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能够使中国摆脱战乱、贫弱的局面。这个人似乎非袁世凯莫属。特别是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袁世凯的权力接近于顶峰。梁启超也满心希望，开明的袁世凯在集中权力之后，能带领国家走上建设的轨道。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国仿佛就在眼前。于是，梁启超不惜放弃先前的主张，支持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针对国内外舆论的质疑，他专门写了《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一文，为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寻找理由。他说：法律者事势之产物也，未闻能以法律产出事势者也。与事势不相应之法律，虽强为形式的规定，而不久必缘事势所要求所驱迫，从而废之变之。即未废未变，亦决不能发生效力，寖成殭（僵）石而已。不必徵诸远，但观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临时约法而可见也。推原当时立法者之意，其求适应于当时事势之要求者半，其凭主观的理想欲恃法律条文以矫遏事势者亦半，当时勾心斗角以争辩于一条一句一字之间，以为将来一切政象，皆为此区区数十条之所支配，曾几何时，事势渐变，该约法虽俨然尚存，然其中一大部分与事势不相应者，既成为殭（僵）石，未几且为事势所要求所驱迫，弃置而更新之矣。是故，离事势而言法律，迂儒之谈也，恃法律以拘制事势，尤妄人之见也。（同上，57页）
道理不妨这样讲，但事实上，却更像是理念对事势的屈从，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于是谈到了刚刚颁布的大总统选举法：我国今度所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亦我国现时事势所产出也。其最显著之事势，为立法时所据以作前提者亦有二端：一曰我国现在国中无所谓政党，即有之而其能力殊不足以举政治，故美国当改选大总统时，常由各党推荐候补者，其人数亦二三，而选举机关则专对于此二三人以投票，中国政党既不堪此任，故只得由现大总统任此烦劳。二曰我国现在恃军队以维持国本，而非全国军队素所敬爱之人，不能节制军队，故嬗代之际，不得不由其所最爱者指定其所次敬爱者，以定分而息争。此皆中国现时事势之所要求也。（同上，59页）
这就是说，除了袁世凯，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理由就是他手里掌握着军队，而且，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他指挥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势力已从北方扩展到南方。这时，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早已没有悬念，尽管他在选举当天照常上演了一幕军警强迫议会代表投票的闹剧。10月10日，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开国国庆和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袁世凯特别选择清宫太和殿宣誓就职，这也许可以视为袁世凯向共和政体的一次示威和挑战。梁启超还期待着完成总统选举之后制定宪法呢，而袁世凯在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却已经不打算再和议会周旋了，更不希望以一部宪法来约束自己的权力。10月16日，袁世凯要求众议院”增修约法”，取消《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同时，他还向国会提出，宪法须经大总统公布才能有效。10月24日，他让国务院派出八名委员前往国会，参加制宪会议，却遭到宪法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拒绝。10月25日，恼羞成怒的袁世凯指责国会专制，公开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要他们逐条研究《天坛宪法草案》（因宪法起草委员会设在天坛祈年殿，故称”天坛宪法”），并在五日内逐条电复。29日，直隶都督冯国璋致电国会，谴责宪法草案实行”议会专制”。30日，江苏都督张勋亦领衔通电，直接指责国民党破坏宪法，破坏三权分立原则，指控国民党犯了内乱罪，请大总统速发命令，将该党本支部一律解散。于是，各省都督、民政长、镇守使、师长、旅长等纷纷通电，主张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撤销宪法草案，解散起草委员会。 11月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提交宪法会议。于是，袁世凯抢在宪法会议投票之前，以暴力对待国会。11月4日，袁世凯借口查获李烈钧和江西籍国会议员徐秀钧的往来密电，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国会议员证书，共有460多人的议员资格被取消，致使两院议员所剩不到半数，被迫停会。袁世凯的这项命令，国务总理熊希龄和内务总长朱启钤是副署了的。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再经熊希龄和全体内阁成员副署，下令停止国会残留议员职务，给资遣散。至此，梁启超幻想可以发挥其作用的议会舞台已被袁世凯完全拆毁，进路已绝，但他并未完全绝望，还希望能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最后一搏。2月12日，随着熊希龄辞去国务总理及财政总长职务，梁启超也于2月20日正式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同时，却又接受了袁世凯为他安排的币制局总裁的职务。（《真假共和》下册，235 ～ 247页）
担任币制局总裁
梁启超是进步党的灵魂，精神上的领袖，而进步党又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关系最密切的盟友，尤其是所谓“人才内阁”的组成，国务总理虽是熊希龄，但社会舆论都以梁启超为真正掌舵之人，“以为指挥当日政府者为先生一人”。所以，国民党被解散，议员资格被取消，乃至最后国会被解散，“全国舆论颇多归罪先生者”。（《梁启超年谱长编》，672页）进步党党员、众议院议员刘伟就在袁世凯发布解散国民党之命令的第三天，致信梁启超，指责他对国会的存亡负有责任：先生以党魁入佐国务，以救亡为大政方针，不审为名乎为实乎？为名则全国生命财产岂堪再试，为实则自公等入阁，何为以破坏国会为初哉首基之政策耶？共和国不可无国会，夫人而知之矣。共和国之无国会，自中华民国始，中华民国无国会，自十一月四日始。四号之事孰实为之，命令出自总统，副署出自总理，形式所在，责有攸归，宜若与司法总长进步党理事之任公先生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道路之人，爱国之士，不问形式而苛求底蕴，不信谣诼而好察迩言，穷源探本，人有恒情，图穷而匕首自见，事久而黑幕益张，虽有知者无如之何，众口铄金，窃为高明危之。（同上，673页）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3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法草案》，以限制总统的权力。图为“宪法起草会”成员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合影。
这其实是一种不能深知梁启超的意见。7月12日，李烈钧起兵讨袁后，7月23日，北洋军警包围了北京公余俱乐部，逮捕了国民党议员冯自由等十余人，引起国民党议员的大恐慌，纷纷离京南下，其中不乏参议院议长张继这样的领袖级人物。他们看到议会已不能保持其作为立法机关的独立性，议员也丧失了言论自由，便鼓动议员离开北京，南方国民党的报纸也纷纷呼吁国会南迁，支持讨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国会的活动陷于停顿，起草宪法的工作也被迫停止。有鉴于此，7月25日，梁启超致信袁世凯，希望他从国家政治前途的大局出发，不要使议会受到伤害。他说：启超之意，以为彼党中与闻逆谋之人，诚不能不绳以法律，然与闻之人，实什不得一二，其余大率供阴谋者之机械而已。但使此辈不散至四方，则将来吸收之，使归正轨，为道正多。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然后国本始固，而欲达此目的，则以维持议员三分二以上为第一义，现进步党已从各方面极力设法，尤望大总统更将尊重国会之意一为表示，或用命令，或谘两院议长，使宣明此意，以释谣诼。其议员公费，亦请迅即筹拨，使议员知政府之对于国会，并未改前度，则人人安心，而吾党亦得有辞以联络疏通，则两院多数之转移或非难也。（同上，674 ～ 675页）
第二天，梁启超再次致信袁世凯，提醒他：“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并警告他：“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同上，675页）
也可以说，梁启超在为袁世凯出谋划策，但他维护国会的良苦用心亦昭然可见。他并不回避与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称帝后，他作《袁世凯之解剖》一文，还说：“吾与袁氏近数年来，私交尚称亲善，袁氏至今犹费苦心欲引我与彼共事，吾于袁氏历年常尽友谊以相扶助相匡救，直至一月以前，犹未改此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8 ～ 9页）倒是后来者对梁启超多了一些理解，郑振铎在谈到梁启超加入“人才内阁”时就曾指出：“这一次的登台，在梁氏可以说是一点的成绩也没有。然他却并不灰心，也并未以袁世凯为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终要立在维持现状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为，欲有所表见，欲有所救益。”（《追忆梁启超》，75页）他的学生张荫麟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此时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张，可以一言蔽之：先从民智民德方面着力，而以温和渐进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经济上之地位。惟其侧重民智民德，故于政治及经济上无具体而坚执之计画；惟其采温和渐进之手段，故易于优容军阀。民国以后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论也。”（同上，107页）
梁启超一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相信，凭借袁世凯的势力，“苟能善用之，诚足以致中国于治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8页）所以，即便是在国会解散，内阁辞职之后，他仍然接受了袁世凯为他特设的币制局总裁一职，并在参政院成立之后，被任命为参政员之一。对此，他后来曾作过一点解释，他是这样说的：“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于护国之役的——汤公觉顿专门研究财政问题，蔡公（锷）专门研究军事问题，虽然还做我们的学问生活，却是都从实际上积经验，很是有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8页）但这时已是强弩之末，尽管他还梦想着自己的主张能够实现，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最终，连币制局总裁这个空头职务也做不下去了，只好辞职走人。他说：民国三年（1914年）年底，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我们觉得有和他脱离关系之必要，我便把家搬到天津，我自己回广东去侍奉我先君，做了几个月的乡间家庭生活。那年（1915年）阴历端午节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顽耍，正值冯华甫（国璋）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不料，我们要讲的话，袁世凯都先讲了，而且比我们还痛切，于是我们以为他真没有野心，也就罢了。华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读我的书。过了两个多月——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天——筹安会闹起来了。（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等六人发起成立筹安会，8月23日，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正式发表，筹安会亦于是日宣布正式成立。）就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日（24日），蔡公（锷）从北京搭晚车来天津，拉着我和我们另外一位亲爱的朋友——这个人现还在着，因他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说他的姓名——同到汤公觉顿寓处，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夜，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同上，88— 89页）
周善培也曾回忆起这段历史，他说：
甲寅（1914年），约在春夏间，任公看清楚袁世凯夺取广东之后，以为国民党已经驱除净尽，天下统一了，专制独裁的力量加强了，因此，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下来，随时把袁的发展情况告诉我。我也把我在《论语时义》中预测袁世凯想黄袍加身、现在逐步快实现了的见解告诉任公。等到乙卯（1915年），筹安会问题一发现，任公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立刻发表出来，袁大惊，实际这件事任公早已见到，这篇文章是任公早已预备好的。（《追忆梁启超》，153 ～ 154页）
梁启超正式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是在1914年12月27日。此前，已有不少朋友关心他的“出处”问题，其实是想让他尽快摆脱袁世凯。五六月间蹇季常致信陈叔通就曾询问：“任公定何宗旨？”第二天，陈叔通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劝他：“先生亦岂能委蛇其间？“他的同门刘复礼说得更加直接，他在写给梁的一封信中说：“任公岂犹有衣食之念耶？读书破万卷，足迹遍全球，捧手受业于名贤之门，交游侪辈非齐鲁奇节之士，即燕赵悲歌之士，出处去就之义，固宜素讲，而迷谬濡滞如此，北溟之鹏縻于尺寸之丝，窃为足下痛之。”（《梁启超年谱长编》，690 ～ 692页）
对于朋友们的担忧和责难，梁启超不能无动于衷，而币制局的事情又由于欧战的爆发和袁世凯的拖延，各种计划均成空想，没有一件能够实行。10月30日《申报》报道《梁任公之近况》，就曾提到：“欧战以来，币制借款之事，暂时既无可谈判之余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任公不欲虚应故事，故数日以来数辞总裁之职。”（同上，698页）
政坛失意，决心退隐
这时，梁启超对于袁氏真的是有些绝望了，对于政治生涯也渐渐地生了厌恶、舍弃之心。他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宣言《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极诚恳地检讨和反思二十年来自己在政治理想以及组织政治团体、参与政治活动等方面，为什么会陷于失败的困境。他写道：吾亦尝欲藉言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吾之作政治谭也，常为自身感情作用所刺激，而还以刺激他人之感情。故持论亦屡变，而往往得相当之反响。畴昔所见浅，时或沾沾自喜，谓吾之多言，庶几于国之政治小有所裨，至今国中人犹或以此许之，虽然，吾今体察既确，吾历年之政治谭，皆败绩失据也。吾自问本心，未尝不欲为国中政治播佳种，但不知吾所谓佳种者误于别择耶？将播之不适其时耶？不适其地耶？抑将又播之不以其道耶？要之，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吾尝自讼，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吾躬自为政治活动者亦既有年，吾尝与激烈派之秘密团体中人往还，然性行与彼辈不能相容，旋即弃去。吾尝两度加入公开之政治团体，遂不能自有所大造于其团体，更不能使其团体有所大造于国家，吾之败绩失据又明甚也。吾曾无所于悔，顾吾至今乃确信吾国现在之政治社会，决无容政治团体活动之余地，以今日之中国人而组织政治团体，其于为团体分子之资格，所缺实多，夫吾即不备此资格者之一人也。而吾所亲爱之俦侣，其各皆有所不备，亦犹吾也。吾于是日憬然有所感，以谓吾国欲组织健全之政治团体，则于组织之前，更当有事焉。曰务养成较多数可以为团体中健全分子之人物。然兹事终已非旦夕所克立致。未能致而强欲致焉，一方面既使政治团体之信用，失坠于当世，沮其前途发育之机；一方面尤使多数有为之青年，浪耗其日力于无结果之事业，甚则品格器量，皆生以外之恶影响。吾为此惧，故吾于政治团体之活动，遂不得不中止。吾又尝自立于政治之当局，迄今犹尸名于政务之一部分。虽然，吾自始固自疑其不胜任，徒以当时时局之急迫，政府久悬，其祸之中于国家者或不可测，重以友谊之敦劝，乃勉起以承其乏。其间不自揣，亦颇尝有所规画，思效铅刀之一割，然大半与现在之情实相阂，稍入其中，而知吾之所主张，在今日万难贯彻，而反乎此者，又恒觉于心有所未安。其权宜救时之政，虽亦明知其不得不尔，然大率为吾生平所未学。虽欲从事而无能为役，若此者，于全局之事有然，于一部分之事亦有然。是故，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之义，吁求引退，徒以元首礼意之殷渥，辞不获命，暂靦然滥竽今职，亦惟思拾遗补阙，为无用之用。而事实上则与政治之关系，日趋于疏远。更得闲者，则吾政治生涯之全部，且将中止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52 ～ 53页）
他由此得出两大教训。其一，他这个人本质上还是个书生，缺乏实际的施政能力，不适合参政。一年来，虽然勉为其难，鞠躬尽瘁，并没有为国家做多少事，只好退回书斋，做自己所擅长的理论、学术研究。其二，当今中国的政治实践，需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完全以理论的条条框框来要求，不能太理想化。可是，现实中的权衡、变通又非他所长，所以他表示：“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见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虽以骨肉之亲，或不能苟同也。”（同上，53 ～ 54页）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然而，他以什么来报答这个国家呢？他一再地问自己，然后他说，他还有一个“莫大之天职”，就是去做国民教育，使人人明白，人何以为人，国民何以为国民。如果国民不能觉悟，愚昧无知，盲目轻信，“而谋政治之建设，则虽岁变更其国体，日废置其机关，法令高与山齐，庙堂日昃不食”（同上，54页），政治建设依然无望。于是，这一年的冬天，他真就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而且，很快就有了《欧洲战役史论》问世。新年到来的时候，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大中华》杂志，特聘他为总撰述，他欣然接受，还为其策划了规模庞大的”时局小丛书”，第一集便开列十个选题。这期间他作了不少诗，并于4月末返粤省亲，为父亲祝寿。看起来，他似乎正在回到那个久违了的“著述时代”。
但袁世凯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也不允许他回归书斋。恰在这个时候，欧战爆发了。日本一直梦想着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它看到西方列强陷入混战之中，无暇东顾，野心突然膨胀起来，乘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强行要求对华的控制权。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竟准备接受日本的条件，出卖国家主权。种种大事变紧迫而来，使梁这个敏于感情的人，不可能困守于书斋。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加紧了恢复帝制的步伐，这更加重了梁启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他后来在《国体战争躬历谈》和《护国之役回顾谈》两篇文章里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说：帝制问题之发生，其表面起于古德诺之论文及筹安会，实则酝酿已久。而主动者实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数辈，于全国军人官吏无与，于全国国民更无与也。先是去年（1915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生在焉，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同上，143页）
但在南下省亲之前，他反复权衡，还是给袁世凯写了很长的一封信，提醒他“若大乱之即发于旦夕”，劝他回心转意，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荒唐事。在这里，梁启超不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且，设身处地为袁的身前身后打算，把利害关系讲得很清楚，很透彻。他告诉袁世凯：“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传》不云乎，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同上，2 ～ 3页）他甚至以推心置腹的口吻规劝袁世凯：“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是用椎心泣血，进此最后之忠言。”（同上， 3 ～ 4页）
事情到了这一步，再说什么都显得多余了。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在京发起筹安会，大规模开展请愿及劝进活动，鼓动变更国体，恢复帝制，推举袁世凯做皇帝。8月22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愤愤不平地说：“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汤觉顿）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若同人不沮，则即告希哲，并译成英文登之。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梁启超年谱长编》， 720 ～ 721页）他在信中提到的文章，就是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吴贯因见过这篇文章的原稿，他在《丙辰从军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余何为而将随梁任公入广西起义，言及此则不能不溯其由来。先是乙卯七月（1915年8月）京师筹安会发生，无何请愿变更国体，及电呈劝进者蝉联而至，全国有权位有声望之人，未有敢昌言其非者。梁任公先生耻之，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行将发表。余时在京师，闻任公此文草成，出天津索观之（时任公居天津）。原稿比后所发表者较为激烈，中一段痛斥帝制之非，并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意如此，词或有一二字之异，今不能确记。）后有人语以袁氏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见，不必如此激烈，乃将此段删去，其余各段比原稿亦改就和平，旋即发表于京、沪各报，此为梁任公公开反对袁氏之始。”（同上，721页）
在南下省亲之前，梁启超反复权衡，还是给袁世凯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图为梁启超劝阻袁世凯复辟的亲笔信，收藏于广州黄埔区长洲岛辛亥革命纪念馆。
梁启超事后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也回忆了与此文有关的一些情况，他说：“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圆，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者语塞而退。观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当时各省劝进之文及北京各报馆鼓吹之论，皆由利诱威逼而来，无一出自本心也。其时余尚有数函致袁氏，苦词力谏，袁遂不听，但袁方欲收揽人心，不肯兴大狱，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无从加害于余，然侦探固日日包围于吾侧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43 ～ 144页）不久，梁启超借口出国治病，于十一二月间乃与蔡锷相继南下。12月16日，他由天津乘中国新济轮赴上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护国战争将要在他的领导下拉开序幕，袁世凯的末日也已经不远了。
梁启超不是一个醉心共和的人，他的头上至今还戴着一顶君主立宪的帽子，但是，当筹安会诸君以立宪为理由鼓吹帝制的时候，奋起反击的，不是天天把共和挂在嘴边的人，倒是十余年来积极鼓吹君主立宪的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梁启超的这篇雄文恰好可以为我们释疑。他首先告诉我们，作为立宪党之政论家，他“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这一点恰恰是他立论的基础。（同上，85页）那么，何为政体，何为国体呢？简言之，政体是指或立宪，或专制；国体是指或君主，或共和。在他看来，政论家应当恪守的原则之一，就在于依据国体而立论，“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故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础”。而且，国体的变更往往源自历史的大趋势，不会因为政论家的赞成或反对就有所改变。所以，“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而“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事也”。（同上，86页）对于革命，他在这里有一个解释：“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同上，96页）他把筹安会的鼓吹恢复帝制称为“革命”，就是这个道理。
他不认为国体有美丑善恶之分，也不反对任何国体，只反对在现行国体之下鼓吹另一种国体，他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所以，在君主国体之下，他不主张共和；在共和既成事实之后，他又反对恢复帝制。他在清末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直到辛亥革命既起，他还作了《新中国建设问题》，希望能维持旧国体，但在旧国体的基础上革新政治，引导国家走上宪政的轨道。他当时能和袁世凯走到一起，甘于做他的羽翼，不过是心怀一种希望，以为可以“合群策合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如果“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不幸则亡国恒于斯，即幸而不亡，而缘此沮政治改革之进行，则国家所蒙损失，已何由可赎”。（同上，87页）事实上，辛亥革命以来这四年，全国民众所受之苦痛，全部来自国体变更之后所带来的社会动乱。现在，前一次变更国体的余波未尽，第二次变更国体的议论又已兴起。如果说前一次变更国体尚有不得不变的事势所推动，并非政治家一厢情愿的话，那么，这一次则完全是几个文人在那里翻云覆雨。而且，怎么能说共和一定带来专制，而君主才能立宪呢？这与从前有人提出的君主决不能立宪，唯有共和才能立宪，如出一辙。辛亥革命之初，倒是有过以君主制行立宪政治的机会，但机会既失，共和已成事实，就应在共和的基础上共谋立宪，不能将立宪不能马上实现的责任推到共和身上。国体是天下重器，可静而不可动，是不能翻来覆去做实验的。只因共和不能马上实行立宪就想推翻共和，但谁敢担保国体一变宪政即可实行呢？如果不能实行，那么，有人是否又将以此为理由，要求改变国体为共和呢？这样改来改去，国家真的要永无宁日了。
辛亥之后，梁启超一度放弃了他对立宪、对民权的诉求，转而呼吁国权，呼吁专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解释道：吾以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宪之原因，盖有多种，或缘夫地方之情势，或缘夫当轴之心理，或缘夫人民之习惯与能力。然此诸原因者，非缘因行共和而始发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灭。例如，上自元首，下自中外大小独立官署之长官，皆有厌受法律束缚之心，常感自由应付为便利，此即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变不变，有何关系也。例如人民绝无政治兴味，绝无政治知识，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以运用神圣之议会，此又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诸类此者若令吾悉数之，将累数十事而不能尽，然皆不能以之府罪于共和，甚章章也。而谓共和时代不能得者，一入君主时代即能得之；又谓君主时代能得者，共和时代决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为中国而思实行立宪乎，但求视新约法为神圣，字字求其实行，而无或思遯于法外，一面设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机会，而毋或壅其智识，阏其能力，挫其兴味，坏其节操，行之数年，效必立见。不此之务，而徒以现行国体为病，此朱子所谓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同上，90 ～ 91页）
梁启超是雄辩的，他从各个角度一一驳斥了筹安会诸君关于立宪非行君主制不可的陈词滥调，告诫他们，如果真想实行立宪，不必拥戴什么皇帝，只要把新约法放在眼里，就是国家百姓之福了。他说：自辛亥（1911年）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同上，95页）
这种情形也让一心很想有所作为的梁启超一筹莫展，他想借助袁世凯的势力以造成立宪事实的理想，实际上是落空了。现在袁氏竟要以立宪为借口而恢复帝制，他担心袁氏此举将使中国陷入革命的循环往复之中，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大的灾难。最后，他强调指出：夫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此徵诸学理有然，徵诸各国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谋国者，必惮言革命。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日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良以中国今日当元气彫（凋）敝汲汲顾影之时，竭力栽之，犹惧不培，并日理之，犹惧不给，岂可复将人才日力耗诸无用之地，日扰扰于无足轻重之国体，而阻滞政体改革之进行。徒阻滞进行，犹可言也，乃使举国人心，皇皇共疑骇于此种翻云覆雨之局，不知何时焉而始能税驾，则其无形中之断丧所损失云何能量。（同上，97 ～98页）
他在这里所表达的对于革命的担忧和恐惧，成为百年来人们对他的最大误解和扭曲；而当代学人的倡言告别革命，却要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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