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梁启超传 > 第九章 血荐轩辕：梁启超与唐才常
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礼部主事王照与他同行。他们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初二日抵达东京，最初就住在早稻田鹤卷町四十番地高桥琢也家，生活起居悉由日本政府供给。
康有为是政变前一天离开北京的，辗转天津、上海，十四日抵达香港。在这里，他受到英国前海军大臣柏丽辉的约见。柏氏慷慨陈词，在他面前拍了胸脯，并指头发誓，不惜一死，也要救光绪皇帝。康有为大为感动，称赞他是“雄才热血，不可多得之人”。这时，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次郎也找到康有为，并带来首相大隈重信的邀请，要他先到日本，并许诺给他以支持和帮助。他的老朋友宫崎寅藏还受日本政府委托，秘密提供两千金给他做路费。（《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66页）于是，九月初五日，康有为满怀着希望，自香港动身，与宫崎寅藏一起前往日本。他抵达东京的时间大约是九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先住在麴町区平河台区四丁目三桥旅馆，不久又搬到早稻田四十二番的明夷阁。这里距梁启超所住高桥琢也家应该不远。按照他们的想法，日本政府或许可以帮中国一把，使光绪皇帝尽快恢复权力。
废立皇上
这时，距政变的发生虽仅月余，梁启超与康有为却已历经生死大限，如今总算脱离险境，但惊魂未定，用康有为的话说：“日日忧君亲之亡，哀家族之危，闻捕杀之信。”（同上，67页）逃亡海外的党人和志士，以及中外媒体的报道，也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真假难辨互相矛盾的流言和信息。梁启超在其所著《戊戌政变记》中就保存了一种说法：“政变之日（八月初六日），北京即有电旨往上海，言皇上已崩，系康有为进红丸所弑，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4页）据说，这番话是英国驻上海领事普兰德亲口对康有为说的，但这道谕旨是否真的存在，很多人仍然心存疑问。这天，关于康有为的谕旨确有一条，其内容为：谕军机大臣等：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拏交刑部，按律治罪。（《戊戌变法》二，99页）
至于光绪，社会上流言更多，梁启超在同一书中还记载了另一种说法：“初七日，有英国某教士向一内务府御膳茶房某员询问皇上圣躬安否？某员言，皇上已患失心疯病，屡欲向外逃走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5页）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女婿苏继祖，曾在湖北总督府做张之洞的幕僚，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里记载了八月初六日慈禧初审光绪时的情景：是日太后御便殿，召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皇上跪于案左，设竹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讯问皇上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戊戌变法》一，346页）
根据他的记载：
初七日，太后单讯皇上一次。
初八日，又同诸臣质讯一次，若原被告焉。
八月初十日，下召医进京之旨。
在他的记载中，初八日那天：
皇上率百官恭贺训政。太后旨，命皇上拜于阶下。礼成，复于便殿召群臣质讯皇上，将所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内有杨锐、林旭述上意催康迅速出京之函，太后大怒，问皇上，上不敢认，推杨锐之意。时太后已接北洋袁世凯出首告密之事，追问皇上何意。上只得推康、谭，否则立受廷杖矣。当即饬下步军统领捕拿张荫桓、徐致靖及新进诸人，禁皇上于瀛台，将近御各太监看押，另派太监二十名，随侍皇上，实监禁之。二十名太监，皆太后心腹也。（同上，347～348页）
于是有了初十日召医进京的谕旨：
谕内阁：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戊戌变法》二，100页）
他也提到社会上的流言：
此时京中议论汹汹。有太监云：皇上有病，正须静养，不能接见臣下；当轴大臣有谓皇上因服康药病危甚，又有言上已大行，俟康拿到讯明酖弑逆谋之党，方声张，恐逆党逃去也。（《戊戌变法》一，348页）
尽管这些真假难辨的消息看上去扑朔迷离，但梁启超还是相信，一向身体健康的光绪此刻已经有了性命之忧。他写道：自四月以来，召见引见群臣不下数百人，日日办事，早朝晏罢，圣躬之无病，众所共见。乃今忽有此诏，盖西后荣禄等之用意有三端焉：一欲施酖毒，二欲令皇上幽囚抑郁逼勒而死，三欲借皇上久病之名，因更立太子，强使禅位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5～66页）
不唯梁启超这样想，其他不信光绪有病的人也有很多。有人问军机大臣王文韶，皇上的病究竟如何？王文韶说，我天天见皇上，实在不觉得他有什么病。如果非要说他有病的话，那么，他的病也只是肝病。因为皇上总是抱怨诸臣贪图安逸享乐，常厉声责备，可见其肝火很盛。谭嗣同在光绪召见他时，曾当面询问其病体如何。光绪说，我向来不曾有病，你怎么忽然问起我的病体？搞得谭嗣同很惶恐，也很狼狈。恽毓鼎曾在光绪年间担任宫廷史职长达十九年，他作《崇陵传信录》一书，应该是较为可信的。崇陵是光绪的陵墓，书中所记见闻多与光绪有关，其中也提到光绪的身体状况，在他眼里，光绪“体气健实，三十四年无疾病，未尝一日辍朝，郊庙大祀必亲临，大风雪，无几微怠容，步稳而速，扈从诸臣常疾趋追随”。（《戊戌变法》一，474页）
由此看来，关于光绪有病的流言，绝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而是个包藏祸心的政治阴谋。尤其再将其与废立的传闻联系起来，阴谋的气味就更加浓重了。苏继祖也注意到一些蛛丝马迹，他在书中写道：九十月，有问皇上病者，某大臣曰：“吾料断无病好之日。”又有问枢臣者曰：“皇上如此囚禁，倘太后千秋万岁后，再出来，更不好。”曰：“幸病已深，恐非药石可能奏效。”十月初，有执事太监为其侄娶妇，原定腊月，忽催其媒人改十月底，其亲再三问故，乃密曰：“皇上病重，并有传宗人府近支宗谱，凡十二岁以内，溥字辈，皆预备太后召见之旨。”当时买小花衣袍者，极多。……怀尚书之罢斥时，其家人已知其不久仍出来，且曰：“一换皇上就好了。”虽小人言语，有由来也。（同上，351～352页）
种种迹象都表明，有人想制造光绪有病的假象，以便在合适的时候，宣布他病逝的消息或强迫他逊位，而这个人就是慈禧。当时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据“某西报载述法医（法国医生）之言，谓皇上每日饮食中皆杂有硝粉，故病日增”。（《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6页）这位法医，或许就是英法使臣推荐给荣禄，请求为光绪会诊的那位医生，报上刊载他的话，虽不可全信，却也不可不信。谁也不敢断言，慈禧没有这样的想法。现在有很多人愿意相信戊戌政变是家务事的说法，把光绪与慈禧的矛盾，说成仅仅是母子之间的矛盾，仿佛只有这样，历史才更加人性化。还有人为了贬低康梁，故作惊人之语，说慈禧不仅不反对变法，而且是主张变法的，说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王照：《德宗遗事》，见《陶庐老人随年录南屋述闻》〔外一种〕，166页）只是在争变法的领导权而已。殊不知，如果忽略了慈禧与光绪在政治身份、政治态度，以及政治远见等诸多方面的不同，那么，我们与历史真相的距离，可能会更加遥远。梁启超说：“夫皇上能行改革之事者，有忧国图强之原点故也，有十年读书之学识在也。”（《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下册，1195页）变法之初，大学士孙家鼐曾提醒光绪，他说：“方今外患殷迫，诚不可不变法，然臣恐变法后，君权从此替矣。”光绪对他说：“吾变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权之替不替何计焉。”（《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56～157页）试问，慈禧有这样的见识和胸襟吗？光绪做过的那些事，她肯做吗？可以想见，“今西后，则除一身之娱乐，非所计也；除一二嬖宦之言论，无所闻也。彼其前此当国三十年，其成效昭昭可覩矣。使他日而能改革，则彼前者应改革已久矣”。（《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下册，1195页）
慈禧既不能担负改革的历史重任，她与光绪也不能认为是母子关系。慈禧是穆宗（同治）的母亲，但她又是文宗（咸丰）的妃。光绪入继大统，过继给文宗，是文宗的后代。按照清代的规矩，凡入嗣者，是不能把妃当作母亲的。所以，光绪与慈安太后才是母子关系，与慈禧并非母子关系。就穆宗朝言之，慈禧是太后，到了德宗（光绪）朝，慈禧就不再是太后了，她只是文宗的遗妃而已。但慈禧是个热衷于权力的女人，善于用阴谋手段攫取权力。为了独揽大权，她害死了慈安；穆宗死后，她又通过立幼君的办法，继续把朝政抓在手里。她最怕光绪向她讨要皇帝应有的权力，哪怕光绪流露出一点点想法，她都很紧张，都要将其扼杀于萌芽之中。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下诏归政，布告天下，可谓光绪皇帝亲裁大政之始，却也是慈禧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无时无刻不欲将其拔除之始。随着皇帝一年年长大，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时候，恰逢中日甲午之战，皇帝是很想有一点作为的，但他手无寸权，空有抱负。“于是，有御史安维峻抗疏，言太后既已归政于皇上，则一切政权不宜干预，免掣皇上之肘。西后大怒，立将安维峻革职，遣戍张家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58～59页）同时，还将瑾妃、珍妃革去妃号，并加以廷杖的处罚；二妃之兄志锐则贬谪于乌里雅苏台；二妃的老师文廷式也被迫托病出京，仅免于罪。这是光绪与慈禧的第一次较量，虽以光绪失败而告终，但光绪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假我权，我宁逊位。”（同上，147页）于是慈禧遂有废黜光绪而立某亲王孙为新皇帝的计划，只是由于恭亲王的反对，入选的某亲王孙又“佯狂不愿就”，慈禧只好作罢。到了乙未年（1895年）六月间，光绪听取翁同龢的意见，将慈禧的两个亲信孙毓汶、徐用仪罢斥，“慈禧大怒，乃将翁同龢革去毓庆宫差事，令其不得与皇上有密谈”。不久，又借口长麟、汪鸣鉴与光绪议论“母子”问题，以“屡进谗言，离间两宫”的罪名，将他们二人革职查办，永不叙用。恭亲王问起长麟获罪的原因，“皇上垂涕不答，恭亲王伏地痛哭不能止”。以后更有将文廷式革职，逐回原籍以及杀宦官寇连材的事发生。
戊戌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下《定国是诏》，第四天，慈禧就强迫光绪下诏，将翁同龢革职，开缺回籍；又命在廷臣工蒙慈禧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具折向慈禧谢恩；再命直隶总督王文韶入朝，而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这三道上谕犹如三条绳索，将光绪手脚紧紧锁住，“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但也昭示其“篡废之谋已伏”，只待时机一到，光绪便只有束手就擒了。（同上，57～67页）而袁世凯出首密告，将康有为的“戊戌密谋”和盘托出，更激发了慈禧对光绪的敌意，她厉声质问光绪：“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竟吓得光绪“魂飞齿震，竟不知所对”。（《戊戌变法》一，347页）当时，日本《时事新报》刊登了驻北京特派记者发来的专稿，“最能窥见满洲党人之用心”，也最能说明光绪的处境：太后欲九月八九日废立皇上，预约庆端二亲王率神机营之兵入宫，发西太后之诏而举事。而卒不见诸实事者，亦有故也。废立之谋，自摄政时已定计画，非猝然而起也。自摄政以来，悉废皇上之新政，帝党或刑或放，或革帝之爱妃，亦剥夺其首饰，以今之天时，犹穿单衣，此皆以禁制皇上之自由，而使毫无生趣者也。今传闻政变以来，宫人咸怀匕首，潜迹宫中，不幸发觉，竟被斩戮者甚多，故太后深忧之。满洲人之意，以为太后既老，皇上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皇上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太后在时，绝其根也。然彼辈之所恐者，一日废立，国人必有兴师问罪，而外国亦必责问之。故尚犹豫。虽然亦不足为皇上幸也。今托词皇上有疾，召集名医，而观九月三日之病谕，则可为深虑焉。盖彼辈之意，以为废病危之帝，而招天下物议，不如俟其自死。今惟设法速其死而已。故皇上今有大病，而求米粥则不得，求鸡丝则不得，凡所求食，皆诡词拒之，故伤其意，而太后置若罔闻，惟数日一招优伶入宫，临观取乐而已。或曰，已召濂贝勒之第三子于宫中，将立之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7页）
康梁保皇
这时，对孤悬于海外的康梁来说，光绪不仅牵动着他们的情感神经，也蕴涵着他们的精神寄托。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大声疾呼：“吾以为海内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则宜于今日而兴讨贼之师也；海外各国，如有恤友邦之难者，则宜于今日而为问罪之举也。”（《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下册，1189页）在他看来，保光绪，就是保中国；光绪有救，改革就有救，中国就有救。他还记述康有为的话说：“中国危亡如此，今躬遇圣主，安可计较祸患而不救？”（同上，1193页）当时，对于如何保全中国，有三种主张：甲说曰：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则中国可保全也。
乙说曰：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或此辈入政府，则中国可保全也。
丙说曰：望民间有革命之军起，效美、法之国体以独立，则中国可保全也。
梁启超逐一驳斥了这三种说法：甲说不可能，乙说亦无望，丙说则时机尚不成熟。他认为，在民智未开，民力不厚之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搞不好还会带来瓜分的危险。“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同上，1198～1199页）所以，康梁此时一定要把保皇乃至勤王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诉求，并以此来号召国人。固然，他们的这种主张说服不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但在绝大多数国民和海外华侨中，尤其是在知识阶层和士绅官吏中，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所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当康有为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港和温哥华创建保皇会时，真可谓应者云集。保皇会很快在南、北美洲及澳洲遍地开花，一时号称有百万之众，兴中会员多有投奔保皇会者。其势力之大，即使孙中山亦不敢小觑。“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故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此保皇会之缘起也。”（《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72页）
康梁既以救光绪为当务之急，那时，他们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求助于日本政府，如果日本能出面干涉，光绪恢复权力或指日可待。所以，康有为抵达东京的当天，梁启超就与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进行了笔谈。这显然是有意安排的一次谈话。笔谈中，梁启超除了向日本政府及大隈重信、犬养毅诸君表示感谢外，更多的是向日方介绍了戊戌变法及政变后的有关情况，并明确表达了“深望贵邦之助我皇上复权”的愿望。按照梁启超的设想，如果日本政府能够与英、美两国合谋，仗义干涉，使慈禧归政于光绪，中国每年可以出五百万金将慈禧供养起来，并请英、日、美作为监督。为了说服日本政府，梁启超还一再表示，戊戌政变的发生，将“牵动地球全局”，而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所关尤为重大”。他还说，东方的安危，全在于中国能否自立。中国能够自立，则日本“受其利”，反之则“受其害”。但是，中国能不能自立，却“全系于改革不改革”；而中国的改革能否继续并最终完成，“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梁启超年谱长编》，159页）
于是，如何保护光绪皇帝的人身安全并使其尽快恢复权力，就成了那段时间梁启超最焦虑的问题。不久，梁启超又作《与日本东邦协会书》，重申他们的主张。该书发表于《东邦协会会报》，而成立于 1891年的东邦协会，正是日本亚洲主义的大本营，与他笔谈的志贺重昂就是其重要成员之一。他在书中继续发挥其思想逻辑，极言中国改革成败与日本的利害关系，并敦促日本政府，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因为，中日两国有“同洲同文同种”的先决条件，只有中日联合，才能抵御西方国家对亚洲的侵略和瓜分。他提醒日本人注意，俄国、法国、德国已经结盟，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强化俄国在远东的地位，以牵制英国、美国和日本。而西太后恰恰是亲俄派的首领，“惟一意求俄人之保护，甘心为奴隶”，如果西太后一派得了势，恐怕“亦非日本之利也”；而“哥杀克（哥萨克）之兵队长驱以入关，蹴踏支那东北，日本能高枕无忧乎？故今日为日本计，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51～55页）然而，防止这一切成为事实的唯一办法，就是恢复光绪的权力，使他能重新推行新政。
梁启超的“为日本计”，其实也是为中国计。而数月前刚刚接任日本首相的大隈，竟也持同样看法。他的“大隈主义”，其思想核心，便是以种族性作为西方侵略亚洲的根源。在他看来，日本除了联合中国一起对付西方，别无选择。因此，他很愿意帮助中国的维新派和革命党。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康有为，从一开始就受到日本上层人物的照顾和殷勤接待，不是无缘无故的，大隈重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梁启超还被安排会见了主张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近卫笃麿。在日本，近卫以其精神领袖的显赫地位，拥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并有众多的追随者。他的名言是：“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424页）他既愤慨于中国遭到列强瓜分的现状，提出“东亚保全论”，主张建立日清同盟；同时，又创建东亚同文书院，其目的也在于反对欧美、俄国主导支配中国。吊诡的是，多年后，他的儿子近卫文麿恰恰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并发动了持续八年之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和“不惜与英美一战”的太平洋战争。
当初，梁启超与康有为对大隈重信的确抱着很大希望，以为他迟早会履行其承诺。但谁都没有料到，就在康有为抵达日本的第五天，大隈内阁便倒台了。作为首相，大隈甚至没有在国会议政坛上站过一次。康梁的希望也因此而落了空。这时，日本政府担心康有为名气太大，长期留在日本会有诸多不便，再加上清政府不断地施加压力，于是，由近卫出面，向康有为提出了离开日本的建议，并由外务省提供给他一笔秘密经费。转过年来的二月十一日，康有为过完四十二岁生日，一周后，便在几十个学生及追随者的目送下，从横滨登船，向美国驶去。康氏此行的意图，在于争取英美的同情和支持，帮助光绪收回权力。但他不仅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反而领略了多年来他一直所向往的西方议会政治效率低下的一面。失望之余他作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无奈之情：秦庭空痛哭，晋议自纷纭。使者是非乱，盈廷朋党分。陈桓谁得讨，武曌亦能君。只愁飞祻水，八极起愁云。（《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72页）
浏阳志士
外援既不成，他们只能把目光转向自身。
康梁初到日本时，他们的老朋友，湖南志士唐才常就从上海赶来了。唐才常与谭嗣同是“刎颈交”，多年的挚友，他也是湖南浏阳人，所以人称“浏阳二杰”。政变前的八月初一日那天，他忽然接到谭嗣同发来的急电，催他“速偕同志，来京相助”。据唐才质回忆，谭嗣同进京前曾与哥老会有过接触，唐才常与会党更是素有来往。他们曾与会首们相约，挑选数十人，由谭、唐二人指挥，并秘密地培训他们，以备急用。现在，变法到了关键时刻，面对保守派和满洲贵族的强大压力，谭嗣同急电唐才常，让他带人赴京，以助其一臂之力。（《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218页）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也记下了谭嗣同对他说过的话：“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戊戌变法》一，551页）
不料，形势发展太快，唐才常刚刚行至汉口，政变已经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唐才常闻讯恸哭，并以联语挽之：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卅）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唐才常集》，273页）
七十二个字，“至今读之，犹字字精神活现，凄人心脾”（《饮冰室诗话》，15页），“其悲愤之意，可以想见”（《唐才常集》，273页）。
谭嗣同戊戌死难，唐才常是准备到北京为他收葬的。行至上海，听说他的骸骨已经南下，只好作罢。于是，他返回湖南，安排好家务，又直往上海，东渡日本，去见康梁。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记，就记载了在康有为处见到唐才常的情形：“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物唐才常在座。”（转引自《寻求历史的谜底》，44页）这是康有为抵达日本的第五天，唐与康就见了面。九月初八日或初十日，毕永年、罗孝高（普）一起拜访了梁启超，不知唐才常是否同行。但唐才常的出现，确实让康梁眼前一亮，他所言在“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之计划，更让康梁激动不已。“其眼中之徐敬业，舍唐莫属”。（《革命逸史》下册，1024页）冯自由的这个比喻或许带有揶揄的成分，但是，对康梁来说，唐才常的计划不仅非常及时，而且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们显然都参与了这项计划的讨论和完善，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转引自《寻求历史的谜底》，44页）他希望唐才常早日回国，谋划此事。
唐才常与康梁的关系自是不同，他在写给谭嗣同的挽联中提到“扶桑三杰”，所指应该就是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毕永年。后者也是戊戌年（1898年）积极参与湖南变法，倡导民权的活跃分子，康有为曾想派他入袁世凯军中，协助其完成“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任务。但他不相信袁世凯，认为这个人极不可靠，拒绝前往。这时他已看出康有为的计划有可能失败，力劝谭嗣同，尽早离开北京。谭嗣同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便自己先跑到日本去了。毕永年对清政府的态度较谭嗣同、唐才常都更激烈，从小便有兴汉灭满之志，即使谭嗣同等在遇到光绪的恩宠，有辅佐其实现改革理想的愿望时，他也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唐才常集》，198页）的理念。政变发生后，他得知谭嗣同死难的消息，立刻动手剪了辫子，烧了护照，表示不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后来，他在横滨遇到孙中山，意气投合，以为遇见了知音，马上要求加入兴中会。他和唐才常同为丁酉年（1897年）拔贡，唐才常到日本后，他不仅全程陪同，还把唐介绍给孙中山。他们也谈到在“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的计划，此时，孙中山正与李纪堂商议发动会党在粤起义的事，自然对唐的计划表示极大兴趣。于是，唐才常与毕永年便建议孙中山，不如趁此机会，促成兴中会与康有为的联合，以两党之力，共同完成这项计划。孙中山当即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据说，唐才常“闻之大悦”，马上自告奋勇，要“约梁启超同向有为进言”。（《革命逸史》上册，64页）
然而，两党联合一事进行得并不顺利。原因是两边成见太深，一时很难调和。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记述，说到两党联合的，主要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以及《孙中山年谱长编》与《梁启超年谱长编》所引述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和日本的某些文献档案、个人回忆等材料，其中往往将两党不能联合的责任推给康有为，或说他“骤获显要，以帝师自居”，或谓其“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或记其所言：“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革命逸史》上册，46～47页）这里所记康有为的话，或能说明他拒绝与孙中山合作，有他狂傲自大、顽固不化、固执己见的毛病，但他讲到对光绪的感情，却应该是真情流露。《孙中山年谱长编》也看到了这一点，其中讲道：“康有为避而不见，乃是因为清帝视先生为大逆不道的叛徒，先生则视清帝为不共戴天之仇敌，康有为想恢复皇上的统治，囿于以往的情义，又担心受人怀疑，加上他自负心盛，以为能说服日本外相出兵牵制顽固派，挽回其势力。”（《孙中山年谱长编》，165页）不过，需要指出：康有为与孙中山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去那么大。第一，康有为的思想中本来便包含着“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内容，他与孙中山的不同在于，孙想造反，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康想通过自上而下的“自改革”，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第二，他在慈禧政变后提出保皇，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保皇帝，而是专指光绪皇帝而言。他们甚至有过改革成功，请光绪担任大总统的想法，这在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亦有所表现。
说到底，孙、康两党在晚清社会仍然属于少有来往的两类人，孙党所依赖的，多为游民或商人，任侠好义，性情不羁，少年负气，慷慨激昂是其特点，比较容易接受反满复汉的主张；康党却是个有师承关系的群体，成员主要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的同学、老师，兼有私淑康梁的士子，以及变法维新中的支持者、合作者与同路人，他们或是青年学子，或是官吏士绅，与孙党之人即使说不上格格不入，也是相当隔膜的。唐才常周旋于两党之间，想要说服他们放弃各自的主张，求同存异，建立统一战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两党都看重他是个人才，有能力，有资源，都想笼络他。他也只能“脚踩两只船”，在两党之间虚与委蛇，见康梁则慷慨“勤王”，“清君侧”，“请光绪皇帝复辟”；见孙中山就“保种救国”，“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要把乾坤扭转来”，“成一新政府”。（《唐才常集》，2页）
然而，唐才常与康梁的关系，自非孙中山所能比。尽管有毕永年居中谋划，又有所谓保皇会比兴中会有钱的说法，但是，我们在谈到唐才常与康梁的关系时，还是要看到其中的情感因素与思想的一致性。这是孙中山所不具备的。
时务学堂缔交谊
梁启超与唐才常早在湖南时务学堂时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天，梁启超到长沙讲学，谭嗣同把唐才常介绍给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记下了这件事：余识唐浏阳最晚。乙未（1895年）秋，与谭浏阳定交。叩其友，则曰二十年刎颈交，绂丞一人而已，余心识之。丁酉（1897年）冬讲学长沙，谭公乃为余两人介绍焉。（《饮冰室诗话》，15页）
这里所说唐浏阳与绂丞，都指唐才常。绂丞是唐才常的字，又作黻丞，亦字佛尘，自号洴澼子。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南兴起改革运动，他表现得十分积极，先与谭嗣同、江标等创办《湘学报》，并自任总编辑兼史学、时务、交涉三个栏目的编辑和撰稿人，撰写了很多文章，当时就有人称赞他“所为文有雄直气，高洁稍不及谭（嗣同）。两人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戊戌变法》四，90页）这年八月，江标离任，徐仁铸被任命为湖南学政，谭嗣同读邸钞得到消息，马上写信表示祝贺，并向他介绍了湖南新政的情况，特别提到《湘学报》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诸新政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巨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而可贵。主笔者为同县唐绂丞拔贡才常，嗣同同学，刎颈交也。其品学才气，一时无两。（《谭嗣同全集》，270页）
不久，在陈宝箴、黄遵宪等人的主持下，又办起时务学堂，以熊希龄为总办，并以高薪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别担任中西文总教习，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中文教习。那时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讨论学问，鼓吹革命。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局面出现在湖南，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都是开创这新局面的急先锋。他们一起办南学会，一起办《湘报》，很快使湖南气象为之一新。梁启超一直很怀念那段日子和那些朋友，二十六年后，他在为《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所作书跋中还深情地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余生平所历，镂刻于神识中最深者，莫如丁酉戊戌间之在长沙，时义宁陈公（陈宝箴）为抚军，其子伯严（陈三立）随侍，江建霞（标）、徐研父（仁铸）先后督学，黄公度（遵宪）陈臬，谭壮飞（嗣同）、熊秉三（希龄）、唐绂丞（才常）以乡党之秀左右其间，咸并力一致，以提倡当时所谓新学，而余实承乏讲席。（《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四〔下〕，31页）
他在这篇书跋中提到了唐才常赠送的一方菊花砚，他说，江标离开湖南时，船就要开了，他来时务学堂与梁启超告别，碰巧看到了这方石砚，上面有谭嗣同撰写的铭文：“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公石交我作证。”江建霞看了谭嗣同的铭文，他说，这段铭文怎么能让石工来镌刻呢？能做这件事的只有我了。我要为此再留一日了此因缘。于是，回到船上，换下官服，连夜奏刀，将铭文镌刻在石砚上。第二天天将明时才解缆东去。然而，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件寄托着梁、唐、谭、江四人情感的珍贵证物，竟然在戊戌去国之际，被他遗失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并开始发表《饮冰室诗话》，写到第三则的时候，就讲到了这方菊花砚：“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顾无甚可留恋，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惟一菊花砚。”更令人伤心的是：“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没矣，而此砚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咽。”（《饮冰室诗话》，2页）
更有意思的是，这则诗话发表后，引起了远在广东乡下一位朋友的极大兴趣，他就是黄遵宪。他在戊戌政变后被逐还乡，此时与梁启超刚刚恢复联系不久，见他不能忘情于菊花砚，就在这年中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吾有一物能令公长叹，令公伤心，令公下泪，然又能令公移情，令公怡魂，令公释憾。此物非竹、非木、非书、非画，然而亦竹、亦木、亦书、亦画。于人鬼间抚之可以还魂，于仙佛间宝之可以出尘，再历数十年，可以得千万人之赞赏，可以博千万金之价值。仆于近日，既用巨灵擘山之力，具孟子超海之能，《楚辞》送神之曲，缄滕什袭，设帐祖饯，复张长帆，碾疾轮，遣巨舶，载之以行矣！公之见此，其在九月十月之交乎？（《黄遵宪集》，496～497页）
不知道梁启超刚接到这封信时心情如何，但其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中写道：“余狂喜几忘寝餐。”尤其是在黄遵宪不愿过分吊其胃口，提前将自己补作的铭文拓片寄去之后，梁启超更加兴奋起来，他不仅建议以新的铭文拓本向朋友们征集诗作，并征求黄遵宪的意见，甚至想象着遗失的那方石砚有一天能由武昌或京师寄来。
这当然只是一段文人佳话，但透过这段佳话，我们分明感受到了洋溢在这些志同道合者之间那种难以言传的友情。而这种友情恰恰是在思想的讲求磨砺与理想的追求向往中建立起来的。
唐才常与康梁
唐才常的思想是相当复杂的，也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但其主导方面，却与康梁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他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内忧外患，时局艰难，瓜分的危险迫在眉睫，而朝中守旧大臣与地方上的顽固士绅，“惟因循苟且，偷一日之安，而不顾其后。其以洋务自重者，徒粉饰夤缘以邀厚糈，于制造学术茫无头绪。其以清议自许者，惟痛诋西学，目为异类，以自护其时文试帖之短。湘人虚憍（骄）尤甚，辄为大言曰：‘夷人特深畏我湖南耳！’及问其所以制敌之策，则曰：‘恃我忠义之气在。’”（《唐才常集》，227～228页）他们都是有感情，有血性的年轻士子，现在，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他们固然不能坐视不管，但“士人不得志于时，无所藉手而奏其效。位卑言高，已干咎戾，矧并无位之可言，其亦不可以已乎”？（同上，229页）尽管如此，他们却不肯罢休，更不轻言放弃。他与谭嗣同互相激励，“恒两人对坐，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藉手，泣数行下”。（同上，158页）那时他们的心情，真是悲愤万千。特别是甲午一战，水陆诸军，溃败不可收拾，煌煌大国，竟败于小小的日本，直闹得割地赔款的地步，而“静观朝政，秽浊之气，充塞天地”，“如再不变法，亦万无复存之理”，他担心，“如再拘泥故常，因循不振，虚以圣人之道，自欺欺人，异日求为土耳其、暹罗（即泰国）之苟延残喘而不得，乃任彼教之横行中土而无可与抗，则匪惟中原陆沉之忧，而吾千万年周孔之道，将有不堪设想之日”。（同上，228～229页）
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唐才常最终与康梁走到一起并惺惺相惜的思想基础。在湖南新旧两党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有人诬蔑“浏阳二杰”因为追名逐利而依附于康门，他毅然写信给老师欧阳中鹄，义正词严地宣称：“至其拜服南海五体投地，乃因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足愧尽天下之尸位无气而窃位欺君者，故不觉以当代一人推之。”（同上，238页）说到时务学堂的课程，“只以卓如（梁启超）勤恳付托，未忍背之”，并非专为那一点“微名微利”。他在另一封致欧阳中鹄的信中更与康梁以赞美之词：“工部（康有为）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死生祸福，早已度外置之。卓如汪洋千顷，今之叔度（东汉黄宪，字叔度），外似温柔，内实刚劲，尤非人所易知。夫子（欧阳中鹄）曾与绍航言云：‘天挺异材，五洲仅见 ’，受业（唐才常）等极叹为知人。”（同上，239页）唐才常既以知人、知音、知心自许，可见，他与康梁绝非泛泛之交。虽然冯自由素以贬低康梁为己任，他在写到唐才常与康梁的关系时，也不得不承认：时才常亦奉康有为命经营勤王军事，先在上海发起正气会以为活动机关，继复以挽救时局为辞，邀请海上名流容闳、严复等开国会于张园（又称味莼园）。其宣言书有曰：“低头腥膻，自甘奴隶。”又曰：“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毕）永年以才常为自相矛盾，且违背向日宗旨，特以此相驳诘。才常借口须恃保皇会款接济，为权宜计，不得不措辞如是。永年大非之。适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张（尧卿，以上四人均为哥老会头目）诸人株守申江，浪用无度，闻才常方面富而多资，遂纷纷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永年复力劝才常断绝与康有为关系，才常坚不肯从。（《革命逸史》上册，64页）
毕永年与唐才常虽是同年，但他对唐才常并不真懂。冯自由以赞赏的口吻讲他：“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遇乡人有称道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面呵之曰：‘吾湘素重气节，安得有此败类？’闻者为之色变。”由此也看出他的狂妄和浅薄，后来他之所以与浏阳二杰“相善”，主要是因为，“谭、唐亦夙具种族观念，佥谓非推翻异族政府无以救国”。（同上，63页）其实，谭、唐都不认为“非推翻异族政府无以救国”，在他们看来，救国的途径非此一途，更重要的，以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推翻异族政府所能奏效，关键要看有没有办法改造这个国家，改造这个社会，改造这一群人。康梁在戊戌以前乃至戊戌之中，确实有过“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想法，康梁讲素王改制，讲春秋三世，讲民权民主，其中便隐含着建立新的国家的诉求。而且，他们的理想并非到此为止，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世界大同，这个大同也就是春秋三世的太平之世。所以，梁启超认为，西方的民主也仅仅达到升平之世而已，“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4页）但是，他相信，“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108页）谭嗣同的《仁学》，对于这种最高理想，也有明确的表达，以及进一步的发挥。他以儒学、佛学，乃至基督教的原理，推演了康有为《大同书》所提出的平等自由之旨，“主张各国联成一邦，进而废除国界，达到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谭嗣同年谱》，93页）
至于唐才常，却更愿意谈素王改制，他说：“欲治公法，以平一国权力，平万国权力，谁其信之？虽然，此亦无戾于吾素王也。吾素王以《春秋》为公法，或与当世乖午，而诡其实以有避，五其比，屠其赘，微其词以有需。或治据乱世之律，治升平世之律，治太平世之律，纷然殽陈。要其微言闳旨，如重民恶战，平等平权，以礼仪判夷夏，以天统君，以元统天，与远近大小若一诸大端，则所以纳万世于大同之准的，与天地相始终。彼西国布衣有能不戾吾素王改制之心者，乃全球之公理，而世界日进文明之朕兆。”（《唐才常集》，156～157页）他的这种讲法，很容易使人觉得他与康梁有什么关联，因为康有为治《公羊》学，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讲的就是这一套，借所谓素王改制，发挥其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思想。唐才常不希望别人误解他，为此，刻意要把“素王改制”与老师欧阳中鹄联系在一起，他作《浏阳兴算记》时强调，早在接触康梁之前，他已接受素王改制的说法：“先生早即力昌西学，至谓华盛顿为尧、舜、汤、武合为一人，皭然西方之圣者。我中国不欲保种则已，如欲保种，必尊崇西人之实学，而后能终卫吾素王之真教，黄种乃以孳孳于无尽。往者才常偶于应试小文，引用素王改制，即蒙激赏，至贻书奖励之，亦可知为学宗旨之所在矣。”（同上，159页）这倒也透露了唐才常与康梁之间同气相求之所以然。
对于新党的异志，湖南旧党是看得很准的，他们攻击新党之稳、准、狠，一下手便抓住了对皇帝的态度问题。他们是忠君的，而新党则“专以民权、平等、无父无君之说，为立教宗旨”，“视君父如弁髦”（《苏舆集》，177页）；张之洞亦心如明镜，何况还有梁鼎芬的嗅觉，《湘学新报》在其创刊《例言》中只说了一句“或主素王改制”，张之洞马上出面干涉强令改正。这些都从反面证明，新党即康党绝非简单的保皇党，与其说康梁保皇，不如说他们保的只是光绪。他们对光绪的情感，既有报知遇之恩的成分，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成分，正是光绪，给了他们施展其政治抱负的机会，他们也看到了光绪皇帝“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页）的决心。在此之前，他们所主张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遇到光绪之后，他们可以自上而下推行新政，变法维新了。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所谓保皇、勤王、清君侧，说到底，就是要搬掉慈禧这块绊脚石，将他们的“自改革”进行下去，继续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
于是，唐才常在见过康梁之后，很快便启程回国了。按照他们商定的计划，唐才常先回湖南老家，与哥老会中的朋友取得联系，动员他们起兵勤王。将抵家门的时候，在浏阳境内枨市（今枨冲镇）这个地方，他被一个姓邹的乡绅认了出来，此人是个顽固派，与旧党是一伙儿的。戊戌政变后，唐才常也是朝廷通缉的罪犯之一，他马上报了案，并纠集一些人来围殴之。幸亏这里离唐家祠堂很近，同族的人听说了，都跑来救护，唐才常才免除了一场灾难，但左额还是被铁尺击伤了，在家休养了十几天才痊愈。这期间，他陆续见到一些老朋友，谈起湖南的情况，他们的情绪都很消沉，不敢轻举妄动。康有为寄予很大希望的南学会及公法学会都已瓦解，唐才常所称的一万二千名会员也已不复存在，只有哥老会的人还肯出力。看到这种景象，他也无能为力，只好先行离开，再作打算。大约在己亥年（1899年）的正月，他不敢再经长沙，乃绕道江西，折往上海。
其后，唐才常往来于上海、香港、南洋之间。同年三月，他接手《亚东时报》，担任主编，直到第二年庚子三月，起义迫在眉睫，无暇兼顾报纸，他才被迫离开。《亚东时报》是日本人创办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在上海出刊，开始为月刊，第六号起改由唐才常主编后，即改出半月刊，每册约三十页，并用日、汉两种文字刊登。该报创刊于戊戌变法的高潮中 ，对中国的变法维新表现出同情和支持。政变发生后，该报第四号未能准时出版，延期至同年十月初二（11月 15日）才问世。在当时中国出版发行的华文报刊中，它是唯一公开对戊戌六君子表示哀悼的，并对康梁的逃亡表示同情，反对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期《亚东时报》还刊出了梁启超的诗作《去国行》，《六士传》（即《戊戌六君子传》），以及日人深山虎太郎的《挽六士》，甚至刊出了孤愤子的《书八月初六日朱谕后》，公开否认慈禧政权。这期《亚东时报》出版时，上海各日报刊出了大字告白，进行宣传。这些举动，在当时都为清廷所不能容忍，但此刊为日本人所办，又在租界发行 ，上海地方官吏也只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亚东时报》第五号起就在卷首位置开始连载谭嗣同的遗作《仁学》，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论戊戌政变大有益于支那》、《论党会》、《大变小变说》、《答客问支那近事》、《论支那严治会匪之非》、《支那皇帝宜力疾亲政说》以及《论保救大清皇帝会》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多由唐才常执笔，“大率以开拓民智，阐明公理，革改旧习，以激发其忠君爱国之志气为宗旨”。（《自立会史料集》，223～224页）
《清议报》：“作维新之喉舌”
比唐才常在上海接管《亚东时报》更早一点，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这两个人，一人一支笔，一人一张报，声气相投，遥相呼应，成为维新派在戊戌政变之后最重要的舆论阵地。
《清议报》创刊于戊戌政变的三个月之后，当年的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第一期登台亮相，梁启超专门为其撰写了《叙例》。他想起三年前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时的风光，称它为“支那革新之萌蘗”；而《清议报》作为它的精神遗产继承人，其主旨依然是开民智，通声气，新政治，倡民权，“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把媒体称为“喉舌”，梁启超怕是第一人。他在《叙例》中讲到《清议报》的宗旨，共有四项：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
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
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
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30～31页）
《清议报》也是旬刊，十天一期，每逢阴历的初一、十一、二十一出刊，用连史纸印刷，按线装书的款式装订，每期三十至四十页，三万余字，几乎就是当年《时务报》的翻版。开办经费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旅日侨商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人的投资，二是梁启超逃亡时其恩师兼内兄李端棻赠与的“赤金二百两”，由于起居饮食自有日本政府供给，这笔救命钱遂被他拿出来办报了，三是黄遵宪等人的捐助。
梁启超是《清议报》的实际负责人，也是最主要的撰稿人。他把精力主要放在办好这份报纸上，为其撰写了几十篇文章和两部专著，以及《饮冰室自由书》和《汗漫录》等专栏作品。此时梁启超的言论，要比办《时务报》时激烈得多。其文章所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绝不像冯自由所断言的那样：“出版数月，除歌颂光绪圣德及攻击西太后、荣禄、袁世凯诸人外，几无文字。”（《革命逸史》上册，56页）冯自由是冯镜如的儿子，梁启超刚到日本的时候，冯镜如带着儿子前来拜访，并请梁启超收下这个学生。后来，父子之间因家事发生龃龉，父亲请来老师痛责儿子，并对老师的教育表示不满，说他“教得好学生”。学生也因此迁怒于老师。不久，广智书局开办，编译东西各国的书籍，冯自由所译非常草率，而且不忠实于原著。书局中的同事忍无可忍，遂请梁启超对他提出批评和警告，此人不仅不能接受批评，反而忌恨批评他的老师，反目成仇，投奔了孙中山的兴中会。此后他撰文讲到梁启超，多是无端捏造，很少实事求是，其中有党见，也有个人恩怨。
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心里还装着满腔愤懑，变法维新大业的夭折，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惨死，都让他痛心疾首。他要继续死难者未竟的事业，为死难者复仇，他作《去国行》，其中有“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西乡隆盛）”之类的诗句，都是其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时他的文章，不能没有保皇、尊皇、勤王，以及反对“废立”等方面的内容，但这些绝非梁启超思想的主旨或主流，他并不认为，保皇会的报纸就一定要宣传保皇。他在《清议报叙例》中讲到“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的目的，就明确地宣称，“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30页），而并非要做“保皇党的喉舌”。这是他对报纸的一贯看法。
梁启超是个具有理性自觉的报人，他对报纸的性质、地位、功能、作用，以及如何办好一份报纸、如何做一个好的报人，都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报纸到了梁启超这里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在创办《时务报》之初，就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阐述他的办报主张。他开门见山便说：“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西方为什么强？中国为什么弱？原因在哪里？他认为，就在于前者通而后者不通。怎样才能做到上下通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办报。他发现，无论西方，还是日本，“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所以，他把报纸比作人的耳目喉舌，以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0～101页）
他把报纸分成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日本今有一人报、一党报、一国报，而无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第 57页）他的自我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得当的，《清议报》不是为保皇而办的，或者说，保皇只是《清议报》的诉求之一，梁启超讲到《清议报》的特色，认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变，乙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同上书，54页）
在内容方面，《清议报》也有自己的特点。谭嗣同的《仁学》完成于 1897年，一直不敢公开发表，《清议报》创刊后，自第二期开始连载，直至全文载完，梁启超说：“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54页）他还以“自由书”为名写专栏，开宗明义宣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1页）这种见识，不仅在百余年前是振聋发聩的，即使在今天，人们也还仅限于向往和追求。他认为成败不在一人一事一时，往往前人的失败，给后人的成功铺平了道路。所以他说：“吾所谓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己而成于人，正谓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为天下耳，非为身也，但有益于天下，成之何必自我，我必求自我成之，则是为身也，非为天下也。”（上，2～3页）他讲文明的进步，以为对民众的启蒙最重要，“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故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鸠（孟德斯鸠）、卢梭，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亚丹 ·斯密（亚当 ·斯密）之徒，则英国不能行平税之政”。（同上，9页）还有一则讲到天赋人权：“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是犹水之于鱼，氧气之于鸟兽，土壤之于草木，故其在一人，保斯权而不失，是为全天，其在国家，重斯权而不侵，是为顺天。”讲到天赋人权非宪法所赋予，而且先于政府的权力。因为有了“整齐天下”的需要，民众才“假之以柄”，“故君相之权，固假之万民，非自有其权也”。所以说，“官吏者，天下之公仆也”。（同上，12页）他甚至主张“破坏主义”，他说：“甚矣，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也。”他还说：“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同上，25页）他的这些议论，“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54页）
梁启超历数《清议报》的其他内容：“有国家论政治学案，述近世政学大原，养吾人国家思想；有章氏（太炎）儒术新论，诠发教旨，精微独到；有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等，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扬子江中国财政一斑、社会进化论、支那现势论等，皆东西名著巨构，可以借鉴；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治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若夫雕虫小技，余事诗人，则卷末所录诸章，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别辟新土。凡兹诸端，皆我《清议报》之有以特异于群报者。”（同上，54～55页）
这样一份报纸，在海内外风生水起，自然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惶惶不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十五日的上谕，命令沿海各省督抚，继续“悬赏购线，严密缉拿”康有为和梁启超，“该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种种悖逆情形，殊堪发指。着南北洋、闽、浙、广东各督抚，再行明白晓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等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并着该督抚逐处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此外如尚有该逆等从前所著各逆书，并着严查销毁，以伸国法而靖人心”。（《戊戌变法》二，117页）尽管清朝政府花费很大气力围追堵截，并不能阻挡《清议报》进入内地，由于有日本当局的协助，报纸出版后，则通过日本侨民和租界内的日本洋行，传送到内地，清政府也无可奈何。
扶桑办学
在主持《清议报》的同时，梁启超又在日本东京办起一所高等大同学校。在日本办学的动议，最早出自陈少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横滨倡议开办中国学校，得到侨商邝汝磐、冯镜如的响应，决定以中华会馆为校址，经费半由会馆产业划出，半由募捐，招收华侨子弟为学生，并打算从国内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师。大约是兴中会里能做教师的人才十分匮乏，当邝、冯二人与孙中山商议时，孙中山推荐了梁启超，并将学校定名曰中西学校。邝汝磐拿着孙中山写的介绍信到上海来见康有为，康以梁启超方主持《时务报》笔政，建议让徐勤代往，并派了陈汝成、汤觉顿、陈荫农辅佐他。康有为一时兴起，认为“中西”二字不雅，将校名改为“大同”，并亲笔写下“大同学校”四个字见赠。戊戌政变后，国内许多新式学校纷纷停办，一些年轻有为的学子求学无门，也找不到其他出路，有人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横滨大同学校负笈者蒸蒸日盛，而神户继之，新加坡继之，泗水继之，域多利（维多利亚港）继之，其余筹画开办者，各埠响应”。（《梁启超年谱长编》，183页）高等大同学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办的。一则横滨大同学校已开办数年，有不少成绩优秀的学生，应该给那些想要继续深造的学生创造必要的条件；二则神户、南洋、美洲各埠都相继开设了华侨子弟学校，一两年后，他们的毕业生也要有个深造的地方；三则国内新式学校被迫停课，学生们的学业如果因此而被荒废，殊为可惜，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完成学业的机会；四则国内有些怀抱远大志向的青年，自费游学海外，他们都有国学基础或其他方面的知识，办一所专门高等学校也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创办于己亥年（1899年）七月，得到了华商曾卓轩、郑席儒的资助。第一批学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横滨大同学校的高才生，其中有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曾广勷、郑云汉、张汝智等七人；再有就是前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他们是林锡圭、秦力山、范源濂、李群、蔡锷、周宏业、陈为璜、唐才质、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共十一人。梁启超后来多次回忆起那段经历：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清代学术概论》，85页）
他在这里提到的李，就是李炳寰，林就是林锡圭，又称林圭，蔡就是蔡松坡，即后来的蔡锷。提到蔡锷，梁启超更易动感情，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讲到与蔡锷的交往，一直追溯到戊戌变法前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蔡公那年才十六岁，是我四十个学生里头最小的一个。我们在一块儿做学问不过半年，却是人格上早已镕成一片。到第二年就碰着戊戌之难，我亡命到日本，蔡公和他的同学十几个人，不知历尽几多艰辛，从家里偷跑出来寻我。据我后来所知道的，他从长沙到了上海的时候，身边只剩得二百铜钱—即二十个铜子。好容易到日本找着我了。我和我一位在时务学堂同事的朋友唐才常先生，带着他们十几个人，租一间两丈来宽一楼一底的日本房子同住着，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哪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那时蔡公正替唐先生带信到湖南，幸免于难。（《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87～88页）
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的回忆，对于这段经历也有一些细节上的补充：我和一些同学离开时务学堂后，打算到湖北继续学习，但武昌两湖书院对于时务学堂的退学生，拒不收纳，其他的地方也没有适当的学校可以插足。光绪二十五年夏五月（1899年6月），我同范源濂、蔡艮寅三人，前往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七月间，梁启超听说我们来沪，自日本寄函相招，又得到先长兄才常的资助，买轮东渡。到日本后，梁启超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我们读书、写札记。随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益、朱茂芸、李渭贤等，都分别冒险经上海而到日本，并我共十一人。梁启超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屋给我们居住，又延请日人重田讲授日语等课，为投考日本学校的准备。（《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 3期，唐才质：《唐才常与时务学堂》，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186～187页）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还提到当时他们所读之书，可以想见这些人的精神状态：故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卢梭）、福禄特尔（伏尔泰）、丹顿（丹东）、罗伯斯比尔（罗伯斯庇尔）、华盛顿相期许。（《革命逸史》上册，62～63页》梁启超：善变之豪杰
梁启超是个有真性情的人，有时候他看上去温文尔雅，有时候看上去又慷慨激昂。谭嗣同曾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梁启超，他表面上很温厚，实际上内心很坚韧。常有人说他“善变”，说他“反复无常”，但是，他的“变”光明磊落，绝不苟且。他写过一篇短文《善变之豪杰》，很赞赏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荫的“善变”，称“其心为一国之独立起见”，“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所以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27～28页）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讲到英国首相、大政治家格兰斯顿，认为“其所以屡变者，非为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时之诡遇也，实其发自至诚，见有不得不变者存焉”。他又说：“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无自信力，每处一事，既见得透，自信得过，则出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经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虽千山万岳一时崩坼而不以为意，虽怒涛惊澜蓦然号鸣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动，霹雳旋顶上而不惊，一世之俗论，嚣嚣集矢，而吾之主见如故。”（同上，4页）这其实也是梁启超自己的写照。他的善变与他的自信是相辅相成的，他的善变恰恰是他自信的一种表现。
初到日本这段时间，梁启超的思想一直处在激烈动荡之中，起伏变化很大。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政变流血给他的刺激；二是到日本后读了很多新书；三是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梁启超是个最没有成见的人，他办高等大同学校时，常在一起高谈阔论的，不仅有唐才常和昔日时务学堂的学生，还有外校的留学生和北洋官费生，戢元丞、沈翔云、黎科、金邦平、蔡丞煜、郑葆丞、张煜全、傅良弼等，那时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每至大同学校访友，恒流连达旦”。（《革命逸史》上册，63页）这些人或主张排满，或持革命论调，难免互相产生一些影响。他又是个很容易被情绪感染的人，豪情满怀，下笔时谈自由、民主、民权、革命自然就多起来，但他不主张排满，他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视满、汉、回、蒙、藏等所有民族为一体。他认为，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超过了改朝换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改变国体的重要性，君主之国体也有实行立宪之政体的可能，当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形，也是君主立宪政体多于民主立宪政体。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在他也只是萌芽阶段，直到与同盟会诸君论战时才得以完全展开。此时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迫使慈禧恢复光绪的权力，搅动清朝权贵政治的一潭死水。他常与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商谈在长江沿岸利用会党起义的计划，谈到很多施行中可能遇到的细节问题。他还与孙中山等多次密商两党合作救国之可能性。他的同学中，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表现得尤为激烈。大家委托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了一封长信，试图说服康有为，接受他们的主张。然而，康有为非但没有被他们说服，反而大为恼火；恰在此时，一直反对与孙中山联合的徐勤、麦孟华各自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告梁启超的状，“谓卓如（梁启超）渐入行者（孙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梁启超年谱长编》，181页）当时康有为正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即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马上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拖延。
在此之前，梁启超似曾有过远行的打算。他在年初写给妻子的信中还提到康有为来信希望他能去美洲，因为那里“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梁启超还对妻子说：“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同上，177页）尽管如此，他却一直没有成行，直到康有为发出“最后通牒”，他才开始为这次远行作准备。
离开日本之前，他先送走了唐才常。与唐才常先后回国的，还有与他相约同赴义举的前时务学堂学生林圭、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秦力山等人。林圭还约了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同行，如鄂人傅慈祥（成城学校）、粤人黎科（东京帝国大学）、闽人郑葆成（丞）、燕人蔡丞煜（均肄业东京日华学堂）等，他们都欣然从之。出发那天，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等在东京红叶馆设宴为他们饯行，并邀请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周及宫崎寅藏参加。席间，大家举杯，预祝事业成功，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概。梁启超还把两党合作的话一再提起，表达了他的殷切希望。
梁启超于“西历十二月十九日即中历十一月十七日，始发东京……二十日正午，乘香港丸发横滨，同人送之于江干者数十人，送之于舟中者十余人，珍重而别”。（《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十二，186～187页）临行前，他将《清议报》等工作移交给麦孟华主持。此一去，直到庚子勤王事败，经香港、新加坡，赴澳洲，直到1901年春才回到日本。
庚子勤王
唐才常抵达上海应该是在十月十九日（11月 21日）之前。这一天，据杨天石先生考证，他在上海给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将要赴湖南开展工作的林圭、沈荩和日本人田野橘次。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联络张之洞，谋取合法身份，以开办学堂、报馆为名，在湖南进行军事准备。他在信中强调：“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但由于张之洞的关节未能打通，他们无功而返。（《寻求历史的谜底》，43～46页）田野橘次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他说：“惜哉！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竟向予等之计划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自立会史料集》，207页）他这里所谓“愚物三人”，就是唐才常信中提到的“白岩、荒井、宫坂诸君”，由于他们拒绝在林圭、沈荩与张之洞之间充当中介，唐才常的这个计划事实上便夭折了。
于是，庚子年（1900年）初，唐才常与林圭等人又以田野橘次的名义，开办了一家东文译社，名为教授日文，翻译日籍，实则以此为掩护，暗中继续进行起义的筹划和准备，社址就在上海虹口武昌路仁德里五五二号。不久，他又与沈荩、林圭、毕永年等创立正气会，即自立会之前身，对外则托名东文译社，以避清政府之耳目，该社社址亦成为正气会联络党人、策划革命的秘密机关。唐才常还亲自制定《正气会章程》二十余条，其宗旨有“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及“有标榜声华，及党同伐异，妄议君父者，请勿列名会籍”等条款，并在其撰写的《正气会序》中讲了“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唐才常集》，197～198页）这样的话，引起毕永年、章太炎的不满和反对。“毕力劝唐断绝康有为关系，唐利保皇会资，坚不肯从，相与辩论一日夜，失望而去”。（《自立会史料集》，13页）此时二人尚未完全决裂，有记载说，毕永年愤而削发为僧，当和尚去了。其实他并未走远，和尚当了没几天，又跑回上海，三月十一日（4月 1日），唐才常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永年仍被推为副龙头。
唐才常在国内布置筹划之时，梁启超孤悬海外，也在为筹集经费而煞费苦心。这次勤王运动是保皇会成立以后所从事的第一件大事，“当时几乎是全体总动员，规模很大。那时候南海先生驻新加坡主持一切，先生（梁启超）在檀香山负责筹款，并计画联络各事。当时保皇会总局在澳门，有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等负责。日本方面有叶觉迈、麦孟华、罗普、麦仲华、黄为之等负责。而在国内从事实际运动方面则有唐才常、狄葆贤主持于沪、汉，梁炳光、张学璟活动于两粤。此外徐勤奔走于南洋，梁启田运动于美洲”。（《梁启超年谱长编》，198～ 199页）就这种安排而言，看上去确实面面俱到，而实际上，其中的灵魂人物只有两个，在内则为唐才常，在外便是梁启超。
梁启超远赴檀香山，在康有为看来或许带有“发配”的性质，但以梁启超的禀性，他却显得兴高采烈。抵达檀香山后，迅速在华侨中开展工作，发展保皇会的组织，也搞得轰轰烈烈。但他时刻不能忘怀，备感焦虑的，还是在国内发动起义，勤王救主这件大事。二月十三日，他给康有为写了一封长信，上来就说：“连上六书，想悉达，未得由彼一赐谕，愤悱不可任。”他在信中汇报了自己加入三合会，并被推为会魁的情况。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会众联络感情，吸引他们加入保皇会。而最让他愤慨的，是同门中很多人“无心于大局之事”，他说，“弟子来此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他为此而感到焦灼不安：“弟子每一念及南中之事，时时惶惑屏营，不知所措。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弟子每思此，辄觉无地自容。今筹款未必能多得几何矣，如金山之二万左右，加拿大之一万左右，地力则已尽矣。此后欲再扩充，恐无几矣。然彼出此款者，其数虽微，然其望则甚厚，我若做事不成，犹有词以谢彼，我若无事可做，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这就是梁启超所以为梁启超，情急之下，他主动请缨，要求回香港，“盖弟子诚见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虽亦不才，□□□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着，无人握其枢，则一切皆成幻泡，故弟子欲冒万死，居此险地，结集此事。”（同上，199～200页）
但是，康有为并没有同意梁启超的请求，他甚至没有给梁启超回信。一周后，梁启超再次致信康有为，为他所言“大局之事”进行谋划。他在信中谈到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汇报檀香山的捐款情况，并提到有可能赴美国纽约筹款；其二，建议借用菲律宾的散勇；其三，建议早日谋划在港、澳谋一运货入口，并安排专人负责；四是尽早安排一二人学打电报，并先期安置于电报局；其五，建议办一张西文报纸，向西方各国宣传本党主张；六是提醒康有为，不要轻易说“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他担心，“常作大言，与行者（孙中山）何异，徒使人见轻耳”。（同上，205页）在这段时间里，梁启超几乎每周都有写给康有为的信，他也直接写信给邱菽园，或《知新报》的同人，以及唐才常等人。二月二十日，他在写信给康有为的当天，也致信唐才常和狄楚青，向他们汇报在檀香山筹款的情况，并建议他们注意网罗通西语的翻译人才和会打电报的人，特意提到要联络大刀王五。一周后，他再次致信唐才常、狄楚青等三人，对他们的筹划、布置感到欣慰，尤其是争取到淮阳一带的“盐枭”首领，人称“徐老虎”的徐宝山加盟，更是可喜可贺。他很清楚：“今日最急者，只在款项。”（同上，208页）所以，他每信必向大家汇报筹款的情况，以安众人之心。而他最放心不下的，却是同党的敷衍、狭隘和短视，他一再写信劝诫各地同人，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今日欲成大事，万不可存一同门不同门之界，办天下之大事，非尽收天下豪杰不可”。（同上，210页）他还说：“大约 ‘阔达大度，开诚布公 ’八字，为不二法门。”（同上，207页）他致信黄为之，对“江岛人物”的颓唐深表失望，“想来总是志气不定，脊骨不坚之所致。如此安能任大负重？今日之事，责在我辈，真当每日三省，时时提起，不使有一毫懒散，乃有可成”。（同上，212页）
这里所谓江岛人物，指的是一八九九年六月，梁启超与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君力、罗伯雅、张智若、梁子刚、陈侣笙、麦仲华、谭柏笙、黄为之等人同结义于日本江之岛的金龟楼，据当时叙齿，梁启超次居第五，其余诸君便如以上次序。（罗普：《十二人江之岛结义考》，见《梁启超年谱长编》，180页）他们结义的目的，自然是志在救世，而以此表明心迹。所以，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提起精神，三月六日，他致信叶觉迈、麦孟华，还一再叮嘱各位：“望刻刻提起，勿稍懒散，我辈稍松劲，则更无面目复见天下。今日真乃背水阵，真乃八十老翁过危桥，望日日以敬畏之心行之。为一大事出世，念兹在兹，念兹在兹。”（同上，215页）由此可见梁启超的历史责任感和博大的爱国情怀。
梁启超：保皇并非保君主专制
我们很难猜测康有为的真实想法，在梁启超给他写过数封信之后，他回复了一封信，其中讲到将要起事的种种安排，梁启超大受鼓舞，也把自己深思熟虑的想法和盘托出。首先是进军路线问题，梁启超主张先取粤，即广东，他说：“弟子以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着；洪秀全之事，其前车也。”（同上，216页）在他看来，洪秀全以粤人而不取粤地，是其一大失误，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如果不先取粤地，作为根据地，而“以孤军深入，千里馈粮，前有劲敌，后无老营”，（同上）就没有必胜的把握。他明确指出：“今日我辈举义，与秦汉之交，元明之季，诸豪杰全然不同。彼辈制胜之诀，不外流之一字，先取天下而糜烂之者也。……若我辈今日，则岂能如是。无论勤王仁义之师，不应尔尔，即以势论之，亦所不能，盖外国必不我许也。”（同上，216～217页）所以他说：“故最要之着，莫如先开府，与外人交涉，示之以文明之举动，使其表同情于我，而又必须示以文明之实事，使其信我实有能统治国民之力量，（公法凡能有统治国民之责者，即认为之国家。）然后不惹其干涉。”（同上，217页）他的这种见识是看得很高、很深远的，不仅保皇党内部绝无仅有，即使革命党这边似也未见，那些打打杀杀，以为革命就是暴动，就是暗杀，就是赶走满人的革命者，对革命之后建设怎样一个国家，并无具体的设想，也难有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在这些方面，梁启超略高一筹，他提出了应该注意的若干事项：大军甫动，即须以西文公文布告各国，除声明举兵大义之外，有最要者数事：一、保护西人身命财产；二、若用兵之地，西人商务因我兵事而亏累者，我新政府必认数公道赔偿；三、北京政府旧借国债以海关作抵者，我新政府所管辖之地有关税者，即依其税关所抵之数照旧认还。以上三条，与外国交涉最紧要者。一、将全国之地，尽为通商口岸；二、改正税则，豁免厘金；三、国内人欲从何教，许其自由，政府不分别相待。以上三条内政，而与西人有关涉者亦当布告。布告之事，使人知我为文明举动，格外另眼相待，所益不少。新宪法虽与西人无涉，亦当布告，使人重我也。（同上，220～221页）
他还提到光绪。固然，我辈如此千辛万苦，为什么呢？为了救皇上。但是，从南方起事，去救皇上，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兵力达不到，即使打到北京，俄国人难保不加以干涉，而英、法亦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能否成功更成为变数。而现时皇上已经呕血，万一出现意外，“则主此国者谁乎”？（同上，221页）他显然是在委婉地提醒康有为，应该考虑新的国家应该选择怎样的政体。“先生（康有为）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梁启超）亦欲闻之。”（同上）他甚至想到在拿下广州之后如何处置李鸿章：“得省城不必戕肥贼（李鸿章），但以之为傀儡最妙。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同上，220页）
梁启超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清楚，这一次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不是李自成和张献忠，新的世界格局也不允许他们成为李自成和张献忠。那些以为“保皇党”一定是保君主专制的人，如果了解到梁启超的这些主张，不知又将作何感想？不过，此时的梁启超亦无回天之力，他的这些设想、思想，既得不到重视，更得不到落实，也只能说说而已。他们既以民间会党为主要力量，那么，被人以“闯、献”视之或自己走到“闯、献”的老路上去，是很容易的。事变发生之时，英国之所以放任张之洞在湖北杀人，就是担心北方的义和团也闹到南方来。
他还建议康有为亲自掌握一支军队，到第一线军营中去。先是康有为在信中征求他的意见，希望在星洲（新加坡）、澳洲、日本中间选择一个地方作为自己的驻扎之地。梁启超认为，这三个地方都不合适。他说：“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他日能驾驭之，而范我驰驱，皆在此时也。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赳赳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且非欲争此权也，无此权，则无所统一，而将至于偾事也。故弟子之意，即定以某军为正军，则先生必当入而亲率之，即弟子亦然；或随先生赞帷幄，或入别军为应援，要之万不能置身于军外也。”（同上，218页）
关于起义的时间，梁启超认为，虽然形势紧迫，但更要慎重。在复信给康有为的同一天，他给唐才常和狄楚青也写了一封信，希望起义发动的日期最好待至七月。不过，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他再次致信唐才常和狄楚青，又说若时机迫切，不妨迅速发动，相机行事，不必久待借款。而实际上，保皇会的内部关系始终没有理顺，梁启超亦感到处处掣肘。甚至直到四月，康有为来信仍然有“或游澳洲”之语，急得梁启超只好求助邱菽园，请他“力尼此议”。他对邱说：“弟思中原事，一日百变，数省豪杰皆喁喁待南海指挥，岂可远行？”（同上，240页）
赴汤蹈火自立军
梁启超运筹于外，唐才常谋划于内。正气会成立不久，因考虑到“正气”二字含义比较狭隘，于是，改名为自立会。当时入会的人很多，声息相通，影响所及，东至苏浙，北至河陕，西南至巴蜀、两粤，纷纷响应，踊跃加入。其中以拒绝科举的青年士子为主，特别是戊戌政变前各地所办新式学堂的学生，这些人都抱有一种进取的勇气。如果有办法能救国救民，他们可以赴汤蹈火，绝不顾惜。另有一些入会之人，原为各地所办各种学会的会员，其中士绅颇多，现在亦转身加入自立会。五月间，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形势严峻，而机会亦属难得，为了更广泛地联络维新志士，加快筹划起义的进程，他又发起倡议，设立“国会”，并于七月初一日（7月26日）正式召开“国会”于上海的张园。孙仲愚《日益斋日记》记述这次开会的情形甚详：七月一日，是日海上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应为上海张园）之南新厅，群以次列坐北向，浩吾权充主席，宣读今日联会之意：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定名曰中国议会。令大众以为然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乃投票公举正副会长，令人各以小纸自书心中所欲举之正副姓名，交书记者，书记收齐点数。凡举正会长以举容纯甫为最多，计四十二人；举副会长以严又（幼）陵为最多，计十五人。于是容、严二公入座。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同上，243页）
此后，唐才常又组织了自立军，“拟先组织五军，分中、前、后、左、右各军，以湖北为中军，安徽为前军，湖南为后军，河南为左军，江西为右军。以唐才常总持各军事宜，林锡圭副之。其各军分文事、武事两部，文事以文人主之，武事以江湖豪杰主之”。（《自立会史料集》，34页）根据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奏报，“当时自立军之声势，沿江沿海各省皆有组织，以武昌、汉口、汉阳为总汇，如襄阳、樊城、枣阳、随州、应山、监利、沙洋、麻城、嘉鱼、崇阳、巴东、长乐，湖南之长沙、岳州、常德、澧州，河南之信阳，安徽之大通，四川之巫山……上游则达于四川，下游则达于江西，南则达于湖南，北则达于河南，此仅据已经起义及已为清吏破获者而言。至于江苏、浙江以及广西，或已联络军界，或已借名团练，及总汇失败，遂隐忍未发者尚多”。（同上，35～36页）
自立军中，会党的势力最大，因为保皇会在海外虽号称百万，但在内地，其影响仅限于士绅和青年士子之间，所以，要举事，不能不借用会党的势力。多年后，狄楚青在梁启超五月十日写给他的信后，写下一段按语：按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人。会名不一，山名不一，每会有一票，票上有□□山，正龙头□□，副龙头□，下方其宗旨下，或八字或四字或两字，语句多不通，有曰灭洋者，有曰杀尽洋鬼者，其宗旨实则排外，与义和团相等。于是吾人以状告任公，任公深以其票旨为虑，谓如果杀戮外人者，将有亡国之祸，嘱专以改其宗旨为第一要图。于是不能不以票易票，票既多，票名亦多，固不止富有一种也。且其票上形式亦不易改，一切仿其旧，但专改其宗旨，所以亦有□□山，亦有正龙头□□，副龙头□□也。然庚子北方闹得如此，而南方不杀一外人者，实皆赖此宗旨之既改也。此事全属任公（梁启超）之力，当以加入英法战团事同一伟迹。（《梁启超年谱长编》，246页）
由此可见，改用富有票除了要整合各个会党的力量，实现统一指挥，再有一点便是要改变其宗旨，不能以排外相号召，李宣龚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九日写给丁在君（文江）的信里提到他和狄楚青的一次谈话，就谈到当日改用富有票的原因，只是“不得已用富有二字，为扶清灭洋之交换品，此外并无其他之新意义”。（同上，246页）即便如此，没有人能够保证外国人不在关键时刻出卖他们。事实上，英国人在下决心放弃唐才常这块筹码时，唐才常还蒙在鼓里。于是，当张之洞准备动手时，汉口的英领事立刻签字放行，使得张之洞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英租界抓人。
当时正值北方闹义和团，慈禧太后不满于各国对废立之事横加干涉，下诏对各国宣战。不久，各国联军便攻陷天津，直逼北京，朝廷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林圭认为机会难得，催促唐才常速来汉口主持大局，乘时发难。唐才常遂于七月初自上海启程，乘船直抵汉口，就住在汉口英租界泉隆巷的李顺德堂。最初他还寄希望于几个日本人能说服张之洞，在自立军的拥护下宣布两湖独立。但张之洞始而犹豫，继而准备对唐才常下手。唐才常则“与林圭诸同志密议，定于七月十五日，武昌、汉口、汉阳同时举义。并约定各处自立军，剋期发难，近者趣（趋）三镇为接应，远者则遥为声援。部署既定，而海外之款不至，不得已一再展期。时长江沿岸戒严，信使不得达，秦力山在大通，未得军报，遂于十五日举事，以无应援而败，秦仅以身免”。（《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集》，278页）
这时，武汉的风声也一日紧似一日，张之洞已经侦知唐才常所为是要据武昌而独立，他决定先发制人，将其一网打尽，以绝后患。而唐才常还在犹豫不决，举义的日期一变再变，从七月二十五日，又推迟到七月二十九日，没想到，二十七日这天，他们请同街的一位理发匠前来理发，言谈之中，泄露了秘密，竟被这个理发匠告发。“张之洞闻报，即照会租界各国领事，于二十八日清晨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与轮船码头等处，先后逮捕唐、林及李炳寰、田邦璿、瞿河清、向联升、王天曙、傅慈祥、黎科、黄自福、郑葆晟（丞）、蔡丞煜、李虎生（李炳寰，疑重）及日本人甲斐靖等二十人”。（《自立会史料集》，19页）
唐才常等人在被捕的当天夜里即被杀害。据说他在临难时作了一首诗，只有两句保留下来：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邱。（同上，265页）
故友即谭嗣同。这时，梁启超已从檀香山绕道东京回到香港，因为没有说服康有为，他决定自己投身军中。他准备乘船前往上海，转道武汉，恰逢船上一人丧命，被怀疑为瘟疫，船被扣留检查，进行消毒，耽误了时间，到上海的第二天，忽然得到了汉口失败的噩耗，冥冥之中躲过了张之洞武汉杀人之一劫。
关于自立军起义失败的教训，事后有很多说法，比较著名的是说海外汇款迟迟不到，延误了时机，最终使事情败露；事实上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布置得不够周密；唐才常与张之洞的矛盾；甚至有一种说法是，康有为几次催促，唐才常心情激愤，以一死塞责耳。而《日益斋日记》所言，似乎是个更重要的原因：“（八月）十七日，祖荔轩（孙多鑫）、荫庭（孙多森）谈及汉口之役，相与太息，谓新党即欲举事，宜俟东南腹地土匪遍起，官军不暇兼顾，乃借团练为名，扫除一土，渐扩充其权力，如是或能保卫一隅，立自主之国，未可知也。今者南部大吏，方与外联和同之约，镇卫长江一带，而土民又无蠢动者，新党竟先为祸首，乱太平之局……故英领事有公文致鄂督云：南方有所谓大刀会、哥老会、维新党诸种，皆与北方团匪相仿佛，有为乱者，即速逮捕，敝国决不保护。”（《梁启超年谱长编》，247页）这似乎只能说是旁观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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