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梁启超传 > 第七章 肝胆相照：梁启超与谭嗣同
谭嗣同：伯理玺之选
梁启超说，谭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这颗彗星以迅疾的速度划过梁启超生命的天空，留下一道璀璨的光芒。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初春，梁启超又一次来到北京，名义上是来参加会试的，实际上却另有所求。他在写给夏曾佑的信中就曾这样表白：“此行本不为会试，第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梁启超年谱长编》，33页）他这里所说的“略求天下之人才”，其实就是多方联络同志，壮大自己的势力，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讲求新学、倡言变法的声势和风气。这期间，他的确结交了不少社会名流和青年学子，其中有几位是他非常看重的，像谭嗣同、曾广钧、吴雁舟、宋燕生、陈次亮、杨锐以及吴季清和吴铁樵父子。在这些人里，与他结交最晚而交情又最深的，恐怕非谭嗣同莫属。戊戌政变，谭嗣同死难，临刑前他作《绝命书》两封，一封给康有为，另一封就是写给梁启超的。其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作《饮冰室诗话》，首先写到谭嗣同，称他“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饮冰室诗话》，1页）
梁启超第一次见到谭嗣同应该是在北京强学会兴办期间。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记载此事：“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8页）
人们习惯上把那种自己敬仰某位老师但未能亲自受业的学生称为私淑弟子。可是，有人不大相信梁启超的这段记述，以为谭嗣同不会专门跑到北京登门拜见康有为。其中缘由或许是康有为的名声后来颇有争议，仿佛这样就玷污了谭嗣同的名誉。因此，有人坚持要把梁谭二人会面的时间推迟到第二年的春天，即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三月之后。然而，这个建议并不具有太强的说服力。梁启超一再说，他结识谭嗣同得益于吴铁樵，是吴铁樵引荐的，甚至有可能谭嗣同是在吴铁樵的陪同下来见梁启超的。如果是在三月之后，那么，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把谭嗣同介绍给梁启超的吴铁樵，都已离开北京，到达上海，见面的机会反而不存在了。这样看来，梁启超与谭嗣同定交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冬之间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但以梁启超当时对康有为的态度，他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总要把康有为摆在前面，这样做不仅对老师表示了尊重，也给足了谭嗣同面子。
谭嗣同的到来让梁启超眼前一亮，这个人的风采、气度一下子就把他征服了。翁同龢曾在日记中写下第一次见到谭嗣同的印象，称他“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122页）我们不知道梁启超的第一反应是怎样的，但他很快就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以如获至宝的心情介绍这位新朋友，称赞他：“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理玺之选也。因铁樵相称来拜，公子之中，此为最矣。”（《梁启超年谱长编》，47页）这里所谓“伯理玺”，即“伯理玺天德”，是英语 President的音译，也就是总统的意思。十二月上旬，康有为离沪赴粤之前，曾托刘善涵（淞芙）将自己所著《长兴学记》送给谭嗣同，估计就是接到梁启超来信之后的一种表示。梁启超在信中还提到陕西刘光蕡自刻北京、上海《强学会序》一事，似也说明，这封信写于十二月七日（1896年 1月 21日）北京强学会被查禁之后的可能性不大。谭嗣同在《壮飞楼治事十篇》中也曾提到此事：“乙未（1895年）冬间，刘淞芙归自上海，袖出书一卷，云南海贻嗣同者，兼致殷勤之欢，若旧相识。嗣同大惊，南海何由知有嗣同？即欲为一书道意，而究不知见知之由与贻此书之意何在。五内傍皇，悲喜交集，一部十七史苦于无从说起。取视其书，则《长兴学记》也。”（《谭嗣同全集》，445页）或许，谭嗣同离开北京时走得匆忙，并不知道梁启超曾经写信给康有为，而康有为已经把他当作自己人了。否则，康有为有什么理由把万木草堂的自编教材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
其实，谭嗣同是否曾经专门进京拜谒康有为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当时确有一次短暂的北京之行。此行虽未见到康有为，却结识了吴铁樵，并通过吴铁樵结识了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谭嗣同对康有为早有耳闻，根据他的说法，“偶于邸钞中见有某御史奏参之折与粤督昭雪之折，始识其名若字。因宛转觅得《新学伪经考》读之，乃大叹服。以为扫除乾嘉以来愚谬之士习，厥功伟；而发明二千年幽蔀之经学，其德宏。即《广艺舟双揖》亦复笼罩古今中外，迥非耳目近玩。由是心仪其人，不能自释。”他对康有为及其学说的更多了解，则来自梁启超。通过结交梁启超，“始备闻一切微言大义，竟与嗣同冥思者十同八九”，说明他在思想上与康有为早有强烈的共鸣，这也是他与梁启超在感情上很容易接近的思想基础。（同上，445页）
康有为主张以孔教立国，并以孔子纪年，招致许多人的反对，不仅保守派从政治上肆意攻击他，说他借尊孔而反满、反清，图谋不轨，即使在维新派内部，也有如黄遵宪、严复等人，在学理上持不同意见。他们都曾与梁启超反复讨论教可保与不可保的问题，直至后来梁启超到日本后彻底放弃保教的主张。但谭嗣同却很看重“教”的实际作用，他认为：“教不行而政乱，政乱而学亡。故今之言政、言学，苟不言教，则等于无用。”他甚至对于民间所传要建孔子教堂的做法亦深以为然，他告诉欧阳中鹄先生：“强学会诸君子，深抱亡教之忧，欲创建孔子教堂，仿西人传教之法，遍传于愚贱。某西人闻之，向邹沅帆曰：‘信能如此，我等教士皆可以回国矣。’”（同上，464～465页）梁启超也曾把传教看得很重，他在《复友人论保教书》中写道：“夫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在他看来，现在世界上强盛的国家，都有强大的宗教作支撑，而中国之所以贫弱，其根本原因便在于中国人没有信仰。固然，由于孔教的存在，中国还不能说是无教的国家，只能说是半教的国家，但是，由于“其风俗之败坏，士夫之隘陋，小民之蠢愚，物产不兴，智学不开，耳目充闭，若坐眢井，耻尚失所，若病中风，则直谓之无教可耳”。（《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9～10页）谭嗣同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不认为孔教本身有问题，在他看来，西方人批评孔教不推崇天（上帝）而只尊崇君权，是他们不了解孔教。他说：“三代以上，人与天亲。自君权日盛，民权日衰，遂乃绝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祀天，天下人望天子俨然一天，而天子亦遂挟一天以制天下。”所以，“孔子忧之，于是乎作《春秋》。《春秋》称天而治者也，故自天子、诸侯，皆得施其褒贬，而自立为素王”。（《谭嗣同全集》，463页）他乐观地估计：“孔子教何尝不可遍治地球哉？”而所以未能如此，是因为推行孔教之人的做法有问题：其一是不能将孔子尊为唯一的教主，做不到“道德所以一，风俗所以同”；其二，不能一视同仁，门槛太高，“农夫野老，徘徊观望于门墙之外”，价值难以普世；其三为包容性差，排斥异端，“皆不容于孔子”。如果说普通民众信仰缺失，那么，责任不在民众，而在传教的方法不对，有待改进。当时有些耶稣会的教士就说：“中国既不自教其民，即不能禁我之代教。”（同上，465页）
恰恰是由于看到了这种危机，无论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谭嗣同，都把教化民众（即大众的启蒙），当作变法维新的基础，中国复兴的根本。谭嗣同说：“今之策富强而不言教化，不兴民权者，吴雁舟所目为助纣辅桀之臣也。”（同上，466页）不久，他接受梁启超的建议，作《仁学》一书，思想又进了一步，他在《自序》中说：“教无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同上，290页）这时，他对孔教似乎已有疑问。但他对康有为仍保持着一种敬意，康的《新学伪经考》问世后，清政府及保守派联手封杀，谭嗣同则仗义为之辩护，他说：“排君者何尝读君之书哉！特眩于 ‘伪经 ’二字，遂诋为非圣耳。向使不名 ‘伪经考 ’，而名真经考，必皆相率而奉之矣。”（同上，436页）谭嗣同的这种态度，曾让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很担心，戊戌政变发生后，他与皮锡瑞谈到谭嗣同结识康梁后思想发生的变化，皮锡瑞在其日记中记下了欧阳中鹄的说法：“丙申入都，见康而议论一变，颇不信其师说，今年几决裂矣。”（《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119页）这里所谓“今年几决裂矣”，所指就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谭嗣同因南学会和《湘报》的言论与老师发生分歧。当然，这是后话。
放浪形骸少年时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湖南浏阳人。谭嗣同是清末维新人士中著名的三位公子之一，另外两位，一位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他也是著名学者陈寅恪的父亲；另一位是内阁大学士、礼部侍郎徐致靖的公子徐仁铸，徐致靖曾破格向光绪帝荐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人入朝，推行变法。政变后，慈禧将徐致靖列为第一个必杀之人。如果不是李鸿章、荣禄等人尽力为他开脱，六君子就变成七君子了。
谭嗣同早年丧母，经历坎坷，备极孤苦。继母是个刻薄之人，经常虐待他，挑拨他与父亲的关系，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一片浓重的阴影，所以他说：“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谭嗣同全集》，289～290页）父亲谭继洵，是个循规蹈矩的官僚，官运一直不错，几经升迁，官至湖北巡抚。光绪四年（1878年），谭嗣同十四岁，谭继洵被任命为甘肃地方官，他随同父亲赴甘肃上任。这是他的第一次远行，历时约三个月。漫长的旅途使他备尝艰辛，不仅身心受到磨炼，沿途的风土人情也使他大开眼界。四年后，谭继洵升任甘肃布政使，谭嗣同又一次从湖南赶赴甘肃。这时他已经开始研读《墨子》，“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同上，290页），并作自题小照词一首，词牌为《望海潮》：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波，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同上，150页）
看得出来，他对自己这种人生经历颇有得意之色。此后数年间，谭嗣同一直往来于湖南、甘肃之间，南北赶考，疲于奔命。但他考得并不好，屡考屡败，从未成功过。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记载，他的功名始终是个监生。他自己觉得无所谓，谭继洵对儿子的这种态度却很不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七儿好弄，观近作制艺文，不合式。”制艺文就是八股文，不合式就是不合乎八股文的写作规范。不过，谭嗣同写不好八股文，倒并非他不肯用功或才学不够，而是“鄙视时文，不屑为”也。在这方面，他更多地受到老师欧阳中鹄和刘人熙“有复古之思，用世之志”的影响，而不想沿袭千百年来读书人所走的老路。（《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59页）
另外，他的性情似乎也影响到他的人生选择。谭嗣同从小喜动不喜静，幼年在京读书时，就结交了“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这两位武艺高强的江湖人物，并随王五学习单刀。王五不仅教他技击之术，还把江湖上锄强扶弱的掌故以及自己冒险的经历讲给他听，这些都给少年谭嗣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内心深处一直渴望着成为锄强扶弱、快意恩仇的人物。他读过《墨子》之后，更强化了他从王五那里接受的任侠思想。所以，他喜欢在粗犷的西北大漠中漫游，以此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开阔自己的胸襟。他在写给沈小沂的信中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嗣同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裤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谭嗣同全集》，4页）
在他的武学老师中，还有一位刘云田先生，是他的湖南老乡，当时在他父亲的幕府中做幕僚，曾教他骑射之术。后来他写《刘云田传》，还很怀念与其一起游历的情景：嗣同兄弟少年盛气，凌厉无前 ……独喜强云田并辔走山谷中，时私出近塞，遇西北风大作，沙石击人，如中强弩，明驼咿嚘，与鸣雁嗥狼互答。臂鹰腰弓矢，从百十健儿，与凹目凸鼻黄须雕题诸胡，大呼疾驰，争先逐猛兽。夜则支幕沙土，椎髻箕踞，匊（掬）黄羊血，杂雪而咽。拨琵琶，引吭作秦声。或据服匿，群相饮博，欢呼达旦。（同上，20页）
可以想见，谭嗣同的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这种略带轻狂的放浪形骸之中度过的。光绪十年（1884年），年方二十的谭嗣同第一次脱离了家庭的羁绊，来到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幕府任职。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谭嗣同愤而作《治言》一文，此时的他，心中已经孕育着变法的思想，只是这种思想还停留在正人心、励风俗的层次。随着对西方文明的进一步了解，以及现实给予他的切肤之痛和思考，他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幼稚不成熟。不久，刘锦棠为赡养父母而辞官，谭嗣同也只好离开新疆，浪迹天涯。那些年，他“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6页）
谭嗣同五岁开始读书，最初的启蒙老师是北京的毕莼斋。他先后拜过五位老师，除了毕莼斋，还有韩荪农、欧阳中鹄、涂启先和刘人熙。韩荪农也是他幼时启蒙的先生，他们给了他最初的知识并养成他读书的兴趣。他很聪明，“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谭嗣同全集》，55页）涂启先与刘人熙都是浏阳当地的著名学者，对儒学典籍素有研究，并恪守儒家的道德伦理。涂启先更注重儒家的知行统一观，强调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刘人熙对儒学，尤其是王船山学说倍加推崇，此外，对老庄、佛学也有相当的了解，但他死守儒学孔孟之道，将其他思想学说一律斥为异端。谭嗣同写作《治言》时思想非常保守，就是受到刘人熙的影响。不过，对他影响最大，也最持久的，非欧阳中鹄先生莫属。欧阳中鹄也是湖南浏阳人，他与涂启先、刘人熙合称浏阳三先生。谭嗣同先后师从三先生，也算当时儒林的一段佳话。欧阳中鹄信奉儒家学说，他也很看重王船山，将其视为朱熹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继承人。但他反对学术界的门户之见，对于当时流行的宋学与汉学，都有所批评。谭嗣同是欧阳中鹄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对老师十分崇拜，一直与老师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关系，几乎事事都向老师请教，有了心得也总是先向老师汇报。
谭嗣同：学思大转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一月二十一日，谭嗣同致信欧阳中鹄先生，谈到甲午战败和中日议和的情形，可谓痛心疾首。随后又传来湘军与日军战于牛庄而大败的消息，更引起他的极大愤慨。他的思想、学术发生变化也在这个时候。那一年他恰好刚满三十岁，特意作《三十自纪》，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总结。他在给唐才常的信中写道：三十以前旧学凡六种，兹特其二，余待更刻。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境能生心，心实造境。天谋鬼谋，偶而不奇。故旧学之刻，亦三界中一大收束也。（同上，259页）
促成谭嗣同思想、学术发生转变的，主要有两大因素：其一，甲午战败后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特别是朝中官吏的庸碌瞻循，愚昧麻木，顽固守旧，苟且偷安，给予谭嗣同强烈刺激，他不得不考虑国家的前途和出路，所得结论就是抛弃旧学，而“发愤提倡新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6页）先是，他与唐才常、刘善涵等人筹划，打算在他的老家浏阳，设立算学馆，并得到老师欧阳中鹄的支持。在他们看来，算学要比八股更有实际的用途，“小可为日用寻常之便益，大可为机器制造之根源，即至水陆各战，尤恃以为测绘驾驶放炮准头诸法。中国之所以事事见侮外洋者，正坐全不讲求之故。”（《致唐次丞书》，《唐才常集》，243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新也很时尚的思想，既脱胎于洋务派又略有不同，有点饥不择食、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意思，但他们的做法，“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6页）其作用就在于开风气之先，打破了万马齐喑、凝固而僵化的气氛。
其二，通过结交梁启超，谭嗣同对康有为的学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也促成了他思想、学术的转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专门讲到谭嗣同的这一“变”，他说：“嗣同幼好为骈体文，缘是以窥‘今文学 ’，其诗有‘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闿运）始是才 ’之语，可见其向往所自。又好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自交梁启超后，其学一变。”（《清代学术概论》，91页）
在《谭嗣同传》里，梁启超也提到谭嗣同三十岁时思想、学术所发生的变化，这里他讲得更加详细：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文、算术、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窒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9页）
谭嗣同私淑康有为的情形，也被其他朋友看在眼里，叶瀚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写道：“谭福（复）生已见过，此人乃康（有为）、夏（曾佑）之使徒也，天分极高，热力亦足，惜尚性情未定，涵蕴未深。”（《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573页）
冲决网罗之《仁学》
天分极高，热力亦足，性情未定，这就是当时一些人眼中的谭嗣同。《仁学》是其“新学”的代表作，发表时，梁启超在其所作序中说：“《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仁学—谭嗣同集》，1～2页）这篇序文最初发表于《清议报》第二册，其中“光大南海之宗旨”一句，《饮冰室合集》中没有，显然是编书时删去了，透露出后来的梁启超对康有为已有保留。但谭嗣同的《仁学》确实与其三十岁以前的著作有大不同，其中康有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在某些方面，他对康有为的认同，甚至超过了梁启超。比如他和康都认为，“仁”所体现的道德理想是康的社会理想或理想社会（即所谓大同）的前提和基础。他在《仁学·自序》中就曾表示：“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佛能统孔、耶，而孔与耶仁同，所以仁不同。”（《谭嗣同全集》，289页）而此时梁启超的思想却出现了疏远“仁”的趋势，美国学者张灏就曾指出：“带着‘群’的思想，梁正从儒家合乎道德自发产生的有机社会关系的文化理想向一个早期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迈进。”（《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71页）
不过，谭嗣同对“仁”的内涵的阐释，远比康有为或梁启超要激进得多，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名教、“三纲”、天理、人欲这些问题的态度上。他不认为这些也是“仁”的一部分，相反，在他看来，恰恰是这些东西，把“仁”给搞乱了。他开宗明义在《仁学界说》中即指出：“仁以通为第一义。”又说：“通之象为平等。”又说：“智慧生于仁。”又说：“平等生万化，代数之方程式是也。”又说：“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这是他对“仁”的看法。他又把“仁”归结为一种自然力，他称之为“以太”，由于“以太”是无色、无声、无臭、无名的自然状态，我们无从感知，“仁”便成为“以太”与天地万物之间的中介，“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但是他说：“其显于用也，孔谓之 ‘仁’，谓之 ‘元’，谓之 ‘性’；墨谓之 ‘兼爱’；佛谓之 ‘性海 ’，谓之 ‘慈悲 ’；耶谓之‘灵魂 ’，谓之 ‘爱人如己 ’‘视敌如友 ’；格致家谓之 ‘爱力 ’‘吸力 ’，咸是物也。”既然“仁”在谭嗣同的眼中如是，那么，他对历朝历代所谓 ‘仁’肯定深恶痛绝。他批评道：“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他还指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他对宋儒的天理人欲之说也很不屑：“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谭嗣同全集》，291～301页）
谭嗣同的《仁学》是应梁启超之约为香港《民报》而作。写作期间，他多次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与梁启超商谈、讨论；写成后，曾给梁启超、宋恕（燕生）、章太炎、吴雁舟（嘉瑞）、唐才常等人看过。由于他的言论过于激烈，不仅直指纲常名教和君主制度，甚至直接痛诋清廷，被梁启超称为“悍勇”，却也失去了生前发表的机会。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唐才常分别把所藏原稿或抄本先后发表于《清议报》和《亚东时报》，梁启超还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梁启超写作《清代学术概论》，称赞谭嗣同的《仁学》是“打破偶像”之书、“冲决罗网”之书，谭嗣同也在《自序》中历数将要冲决网罗之次序：“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同上，290页）其核心思想仍然是一元论的宇宙观和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进化的历史观。在这点上，康梁与他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康梁都不能接受他对“三纲”的批评。梁启超在以后的日子里，特别是在流亡海外之后，虽然接受了谭嗣同批评君权、夫权的观点，公开主张民权、妇权，但对于孝道，仍然有所保留。这显然与二人童年生活经验的截然不同有关。梁启超对于孝道的认同和坚守，不仅是学理的，更是感情的，源自他从小所得到的父母之爱和伦理熏陶。
不过，谭嗣同的《仁学》毕竟是一部百余年前的作品，由于作者接受新学及西学的时间不长，还不能融会贯通，其中“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梁启超曾尽力为他开脱：“由今观之，其论亦至平庸，至疏阔。然彼辈当时，并卢骚（卢梭）《民约论》（《社会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清代学术概论》，92～93页）他的意思是说，作者的思想局限是历史的，但其解放思想，冲决罗网的勇气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却影响了不止一代人。在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他便借了主人公“毅伯”之口承认，其一生事业的大半是从《长兴学记》和《仁学》这两部书得来的。在《〈说群〉序》里，他更具体地提到《仁学》给予自己的影响：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之宏著，或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其于南海之绪论，严、谭之宏著，未达什一。惟自谓视变法之言，颇有进也。（《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3页）
治国要方：变“独术”为“群术”
梁启超曾有写作《说群》的计划，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未见其动笔，成为其一生留下的无数遗憾之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有《〈说群〉序》和《说群一群理一》两篇。从这两篇短文中，我们很难找到梁启超所说的对康有为、谭嗣同及严复思想的发挥，但其基本观点总还露出了一些端倪。在梁启超看来，所谓群，首先是指群术，和它对立的，即为独术。他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术都是独术，统治者往往自称“孤”“寡人”，也有人称他们为“独夫”。然而，独术有哪些特征呢？梁启超说道：“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君私其府，官私其爵，农私其畴，工私其业，商私其价，身私其利，家私其肥，宗私其族，族私其姓，乡私其土，党私其里，师私其教，士私其学，以故为民四万万，则为国亦四万万，夫是之谓无国。”这就是“独术”统治下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无论是君，还是官，还是士，还是民，都不可能真正地负起责任，也不会形成有凝聚力的核心价值观，而只能是一盘散沙。所以说，这样的国，有等于无。如果是以“群术”治理国家，就不同了，他指出：“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同上，4页）这里，他所强调的是“合”，“使其群合”，即如何将涣散的中国人集合或整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良好的政治实体，其实已经触及现代国家的政体设计问题，这或许就是康有为所说的“以群为体”。他还看到，西方国家百余年来由于以“群术”治理国家，很快使国家变得强大、富足；相反，中国却以“独术”对抗西方的“群术”，在野蛮时代，以“独术”对抗“独术”，尚可自保，在文明时代，以“独术”对抗“群术”，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他批评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只做表面文章，以“中国特殊”“中国特色”为理由，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虽也搞了些花样，却犹如东施效颦，羊披虎皮，最终搞得中国日益衰弱，甚至落到割地赔款、列强瓜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这都是不肯放弃“独术”的结果。他因此得出结论，要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改“独术”为“群术”。康有为的“以变为用”，也是这个意思，如何变？怎么变？一言以蔽之，就是变到“以群为体”，他数次上书，要求变法维新，所言都是要改体，改变天下者一家一姓之天下的“独术”体制。
梁启超认为，假如宇宙中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中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体构成只是一种物质，那么，谈论“群”的问题确实没有必要，但事实恰恰相反，所以，他提出：“群者，天下之公理也。”向心力与离心力相反相成，如果只有离心力而没有向心力，宇宙早就毁灭了，不存在了。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组合而成，不可能独立存在。如果六十四种化学元素都不肯配合，那么，地球之大也只能有六十四种物质，不可能演化出现在这个世界。所以说世界万物，越复杂的越高贵，越简单的越低贱。而且，社会是发展的，自然界也是发展的，都是从简单向复杂进化。这样看来，“群者，万物之公性也”。这是世界万物的共性，也是基本属性，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会因物竞天择而淘汰。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都为物竞天择的规律所支配。群力不弱的，固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群力不足的，则只能被“开除球籍”，落一个“断其种，绝其育”的下场。（同上，5～6页）
梁启超的这些思想，明显来自严复所译《天演论》一书，其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被他生动地用于社会进化的演绎。他在写给严复的信中也曾谈到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就像自然界的进化“皆有一定”一样，人类社会的进化也是循序渐进，不可超越的。他以春秋三世为例，说明人类社会在政治领域的进化，一般要经历“据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有人说，西方是有民主传统的，“民主之局，起于希腊罗马”。梁启超认为，这种说法很不妥当，“希腊罗马昔有之议政院，则皆王族世爵主其事，其为法也，国中之人可以举议员者，无几辈焉，可以任议员者，益无几辈焉。惟此数贵族辗转代兴，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继相及耳。至于蚩蚩之氓，岂直不能与闻国事”。他因此认定，这还不能说就是民主，只能说是多君之世，离民主还隔着两层呢。就像在花岗岩之下很难找到生物的遗迹，恐龙之前不复有人类一样，我们也不能指望在君权之前，一定能找到民权。“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他又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108～109页）
梁启超在这里指出了社会进化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中国固然还很落后，但中国却不能拒绝进步。因为，不进步就意味着倒退，意味着灭亡。不过，这个进步却并非康有为、谭嗣同所设想的，依赖于国民，特别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提高，以为“仁”就可以自发地造成一种合乎道德理想的新型的社会关系，在那里，人们因爱力彼此相吸，组成一个有机的和谐的社会。尽管君主被认为是“私而已”，民主被认为是“公而已”，而且，“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但梁启超并不认为，中国的进步靠道德的约束就可以实现。（同上，109页）这时，他的政治理想已经不是君主的所谓仁政，而是有民众广泛参与的新的政治实体。在痛斥君主的自私和君主独裁统治即“独术”的腐朽时，他和谭嗣同没有什么不同，但他所谈论的“公”与“私”，已非道德层面，而是制度层面，他巧妙地通过对“群”的探讨，提出了民权和民主的内容。利己主义不再只是关乎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更是君主政体的制度化身，是君主政体的本质。他认识到，西方人所说的自主之权，是指每个人都有其责任和义务，并享有相应的权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公”或“群术”；如果只是“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这就是“私”，是“独术”。他视国家为权力的象征，在他看来，世间只有三种国家，即全权之国、缺权之国和无权之国，“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他解释道，全权之国，每个人都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缺权之国，一部分人有权利，而另有一部分人无权利；无权之国则不知权利究竟在哪里。在这里，一个人掠夺了所有人的权利，却不能真正地负起责任，这个权利只能是“糜散堕落，而终不能以自有”。为什么中国人做事总是互相推诿呢？原因就在于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被剥夺，这样一来，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也就丧失了，你也就很难调动公众的力量参与国家事务，这是一个国家丧失其生机和活力的开始。（同上，98～100页）
梁启超对于现代国家及社会政治整合的思考，肯定来自刚刚接触不久的西学。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群”的思想，比如《荀子》一书，就曾多次用到“群”这个概念，但梁启超所理解的“群”与荀子的“群”根本不是一回事。虽然荀子也将“群”看作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基本特征，人因为能“群”，而成为万物的主宰，然而，这个万物的主宰也主宰他的万民。荀子是这样说的：“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荀子简注 ·君道篇》，129页）很显然，荀子的所谓“群”是和王权、君权密不可分的，这里的“群”绝不可能包含民权、民主的内容，而只能是君主的私权，也称为君主的统治术。这一点正是梁启超不能接受荀子的原因之一。当时，他曾与谭嗣同、夏曾佑等人发起“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他还谈到其中的学理路径，“孔学之门，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汉代经师，不问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说）；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引《孟子》中诛责 ‘民贼 ’‘独夫 ’‘善战服上刑 ’、‘授田制产 ’诸义，谓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清代学术概论》，84页）谭嗣同说得比梁启超更要直接痛快：“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曰：‘法后王，尊君统。’以倾孔学也。曰：‘有治人，无治法。’阴防后人之变其法也。又喜言礼乐政刑之属，惟恐箝制束缚之具不繁也。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谭嗣同全集》，335～337页）
通过声讨荀子，重新阐释孟子，他们从传统文化的“民为邦本”中，为民权、民主在君主政体范畴内的政治合法化找到了可以为更多人所接受的依据。那时，他们都为得一知己而感到高兴。谭嗣同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梁启超比他小九岁，不像吴铁樵，只小他一岁，以弟相称显得很自然，谭嗣同对梁启超，则只称卓如。梁启超基本上是个农家子弟，家风朴实，中规中矩；谭嗣同则出身于标准的官宦之家，见多识广，狂放豪迈。就阅历而言，梁启超自然是望尘莫及。如果说梁启超的学识和经验主要来自书斋和书本的话，那么，谭嗣同则除了读万卷书，还有过行万里路的经历。谭嗣同留下的影像不多，从目前仅见的几帧照片来看，他是个性情洒脱、英气逼人、慷慨磊落、无拘无束之人。实际上，他们的友谊，既基于相同的学术兴趣，也基于相同的政治观点，更基于相互之间的仰慕和惺惺相惜。谭嗣同欣赏梁启超的才情，梁启超虽然不像谭嗣同那样，经历过侠义思想的濡染，但少年气盛总还是有一些的，至少，谭嗣同的人生经历以及豪爽、自由、不受世俗束缚的真性情和阔达张扬的人格风采，都让他心生羡慕，也鼓荡起他的激情与冲决网罗的勇气。
办事读书两不误
梁启超在《〈仁学〉序》里也说：
余之识烈士（谭嗣同），虽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与共。其于学也，同服膺南海，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仁学—谭嗣同集》，1页，此据《清议报》本录）
多年后，在悼念亡友夏曾佑的文章里，梁启超再次回忆起与谭嗣同等人一起读书、切磋学问时的情景。他说：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夏曾佑）—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么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嗣同），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 —“衡宇望咫尺”，我们几何（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20页）
这种令人向往的境界，只有怀抱共同理想、追求同一人生目标的人，才可能拥有。他们就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思考、争辩，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并不固守自己的成见，如果有更好的见解，他们愿意放弃自己曾经信奉的东西。他们互相影响着，启发着，梁启超晚年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说：“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 ‘浪漫 ’得可惊，不知从那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但帮助我们解决的资料却没有。我们便靠主观的冥想，想得的便拿来对吵，吵到意见一致的时候，便自以为已经解决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但到后来知道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发生问题的勇气也一天减少一天了。”（同上，20页）
梁启超后来所感觉可笑的，正是当时他们所困惑、所迷茫的，他们因困惑、迷茫而感到痛苦，而努力求索，谭嗣同在写给老师欧阳中鹄的信（即《北游访学记》）中，汇报其游历京城、访师求友的经历，也谈到他的精神困境，他说：“平日所学，至此竟茫无可倚。”他总结其原因道：“因自省悟，所愿皆虚者，实所学皆虚也。”（《谭嗣同全集》，459～460页）
谭嗣同的困惑正是梁启超的困惑，谭嗣同想要探求的，也是梁启超正在探求的。从公车上书后到戊戌变法前，约有两年多的时间，梁启超与谭嗣同大致在两个方向上努力：简而言之，一曰做事，二曰读书，如有其三，便是因读书而引起的思考和讨论。
就做事而言之，梁启超在此期间是以办报为主，他参与创办并担任主笔的报刊先后有《中外纪闻》、《时务报》和《知新报》，他的办报生涯亦由此开始，并因此奠定了他的舆论界骄子、启蒙思想家的地位。说到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在当时，没有人可以和梁启超相比，换句话说，当年中国人的觉悟和思想启蒙，首先得益于梁启超的文章。王照之流后来说过，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期间没做过什么事，以王照的眼光，不可能看到这一点。
谭嗣同比梁启超更敏于做事，吴铁樵说他“精锐能任事”（《汪康年师友书札》一，486页），算是看得很准的。他也曾提出变法的主张，按照他的设想，则广兴学校，大开议院，训练海军，兴办商务，如此十年，等到国力强盛后，就可以逐渐修改乃至废除与外国的不平等条约。于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谭嗣同回到浏阳，先与欧阳中鹄、唐才常等筹办算学馆，集资设立算学社，并协助先生参与了浏阳的赈灾行动。为筹集赈灾之款，他又与唐才常一起提出过在浏阳开金矿及煤矿的主张，并于当年十二月上旬到武汉去见他父亲的朋友，英国传教士马尚德，请教开矿之事，并为其产品寻求出路。此事大约并未办成，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半年，谭嗣同游走于北京、上海、武汉、南京之间，其间还同傅兰雅商量过浏阳锑矿的销售问题，并写信给唐才常等人，让他们到上海与傅兰雅进一步洽谈、交涉。不过，此事直到岁末也还在议论之中，并因官办商办的问题，朋友之间还发生了意见分歧。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此时，谭嗣同大约已经结束了《仁学》的写作，更积极地投身于他所谓的新政之中。从这一年的四月开始，他开始参与时务学堂的筹办事宜；几乎同时，又与杨文会、徐积余等人，在南京办起了金陵测量学会；五月底，还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不缠足会，并提议以《时务报》的盈余在武汉创办《民听报》；六七月间，又有创办《矿学报》的动议；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末，谭嗣同还有受张之洞的委派，到长沙劝陈宝箴速办铁路、轮船的举动，并呈请设立湘粤铁路公司。
当年有许多新政，或是没有实行，或是半途而废，有时是因阻力太大，困难太多，推行不下去，有时是因办新政之人，不甚得力，一人任事过多，顾此失彼。这都是那个特定时代很难避免的。
做事之外，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读书。谭嗣同在南京候补一年，官场他很少应酬，书倒是读了不少，他颇为自豪地说，这一年犹如入山读书，所获颇丰。当时，他们所读之书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传统旧学，再一类是所谓新学，也就是新译的西方书籍。他们努力造成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除此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对佛学感兴趣。梁启超则把佛学称作晚清思想界的“伏流”。由于作为“今文学家”的魏源、龚自珍的提倡，晚清许多“今文学家”都兼治佛学。康有为最具代表性，在他的影响下，梁启超也把佛学看得很重要。
除了康有为的影响和引导，梁启超治佛学还得益于朋友之间的相互启发和促进。那时经常参与谈佛的，有夏曾佑、吴嘉瑞、吴铁樵、宋燕生和谭嗣同。其中以夏曾佑、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关系最为密切。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梁启超年谱长编》，66页）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谭嗣同治佛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清代学术概论》，99页）
他在给夏曾佑的信中也谈到治佛学的情形：
启超近读经，渐渐能解，（亦不能尽解，解者渐多耳）观《楞伽记》，于真如生灭两门情状，似仿佛有所见，然不能透入也。大为人事所累，终久受六根驱役不能自主，日来益有堕落之惧，（日夕无一刻暇，并静坐之时而无之，靡论读经）既不能断外境，则当择外境之稍好者以重起善心，兄之闲暇望如天上也。（《梁启超年谱长编》，75页）
梁启超治佛学曾得到谭嗣同的激励，但谭嗣同治佛学却是从梁启超这里得到启发。在此之前，谭嗣同甚至“不知有佛”，正是梁启超的现身说法，使他了解到佛学与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关系，才对佛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9页）其后，在南京候补期间，他又结识了杨文会（仁山），“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同上，109～110页）杨文会是当时的佛学大家，学问博而道行高，与康有为亦有交往。谭嗣同随他治佛学一年，领略了佛学的博大精深，在哲学认识论上接受了唯识论，并把这种影响施加到《仁学》的写作之中。学佛既然是件时髦的事，当时热衷于此的人也就很多，但梁启超说：“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清代学术概论》，100页）
谭嗣同治佛学，吴嘉瑞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他在《金陵听说法诗 ·序》中还说：“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谭嗣同全集》，246页）实际上，在这些人中，夏曾佑、吴嘉瑞、宋燕生在佛学方面的造诣，都比梁启超和谭嗣同高出许多。孙宝瑄（仲愚）的《日益斋日记》便记载了他们与学佛有关的聚会：八月十四日，宴复生、卓如、穰卿、燕生诸子于一品香，纵谈近日格致之学，多暗合佛理，人始尊重佛书，而格致遂与佛教并行于世。
十九日过午，诣谭复生，与燕生、雁舟、穰卿、仲巽、卓如及复生七人同映一像，或蚨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着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梁启超年谱长编》，57页）
这里提到的七个人，即宋恕、吴嘉瑞、汪康年、胡仲巽、梁启超、谭嗣同和日记的主人孙宝瑄。据说，这张照片拍摄于上海光绘楼，孙宝瑄还在照片背面题有一偈：“众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他们自比魏晋时的“竹林七贤”，每个人都摆出了不同的姿势，谭嗣同甚至致信汪康年，希望能通过对底片进行特殊处理，造成类似佛像的效果。他说：雁菩萨（吴嘉瑞）又带到造像七躯拓本，具种种庄严、种种相，同人咸喜赞叹，说雁是入正定菩萨，嗣同是菩萨旁侍者，抑亦阿那含之亚也。此与嗣同平昔师事雁菩萨之旨正尔微合。前在上海，曾嘱造像之光绘楼造像，若佳，请其将原玻璃片存留，勿遽揩去，以便购回，随时晒印，务恳即为购出。并倩（请）其将雁菩萨与嗣同二躯另晒上一块小磁片，勿添颜色，第将余像暂用纸隔住，则所印止二像矣，亦甚易办耳 ……异时流落尘寰，后之考据家将曰此大魏太和几年龙门摩崖碑也，岂不亦狡狯矣哉！（《谭嗣同全集》，491页）
遗憾的是，当时的技术条件并不能实现谭嗣同的想法，而更加遗憾的是，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造像，竟然真的“流落尘寰”，不知“后之考据家”能否将它重新发掘出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佛学给他们带来的诸多乐趣。
“湖南之士可用”
丁酉年（1897年）十月初，梁启超离开上海《时务报》，大约在十月二十二日前就已抵达长沙。他此次湖南之行，是应黄遵宪等人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随行的教员还有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都是康有为的学生。
当时的湖南，在全国堪称最具活力，最有生气。梁启超说：“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30页）
戊戌变法期间，新旧两党在湖南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旧党反应之激烈超过了任何地区，这与湖南的实际情形有很大关系。梁启超说：“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天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及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陈三立佐之。黄遵宪为湖南按察使，江标任满，徐仁铸继之为学政，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与本省绅士谭嗣同、熊希龄等相应和，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同上）
当时，湖南的形势非常喜人，康有为、梁启超都认为“湖南之士可用”。所以，当梁启超受到邀请“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时，康有为显得很激动。（《梁启超年谱长编》，66页）在梁启超入湘之前，特意就教育方针等问题，与同人一起商议，提出了四条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据说，梁启超极力主张第二种和第四种。而“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他们还根据所定宗旨编写了课本，后来，“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张之洞）。赖陈右铭（宝箴）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同上，88页）这些收回来的课本装满一箱，后来由狄楚青（卿）带往日本，保存在横滨的大同学校，由麦孺博负责，但以后亦不知去向。
很显然，康有为特别看重湖南，还有更深层的考虑。他不仅积极支持梁启超等人入湘讲学，他在与谭嗣同见面后，也“令复生（谭嗣同）弃官返湘”。那时，恰好发生了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危机，并在西方列强中引发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热潮，“国势之陵夷”逼得他必须早作准备，所以他说：“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同上，94页）这里包含着一种最坏的打算。梁启超后来写信给陈宝箴，还在发挥康有为的这种设想。他先讲到陈三立邀请诸公讨论时局，并转达陈宝箴的意见，希望大家能商议出一个“破釜沉舟万死一生之策”。梁启超听了他这番话，“心突突不自制，热血腾腾焉，将焰出于腔”。而且，“欲哭不得泪，欲卧不得瞑”，竟已六天六夜。睡不着时他想了很多，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今日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不变法只有死路一条，但变法之事却很难指望政府官员。如果寄希望于这些人，那么，“南山可移，东海可涸”，变法一事终究是办不到的。这样看来，就只有束手待毙这一条路了。数年之后，中国只能成为西方列强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所以，他说：“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上册，11～12页）
这显然是个很危险的想法，梁启超并非不了解这种危险的严重性，他明白：“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内为一，而贸然说疆吏以自立，岂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但他认为，既然瓜分的危险已迫在眉睫，那么，忧国忧民的人就难免铤而走险。他看到了另一种危险性，说道：“今日之督抚，苟不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虽有雄才大略，忠肝义胆，究其他日结局，不出唐景崧、叶名琛之两途。一生一死，而其为天下之人万世之唾骂者，一而已。”（同上）陈宝箴看了他的信，估计会有一点心惊肉跳，他不希望更深地卷入到康梁的政治冒险中去，他的政治倾向、道德操守也不允许他这样想、这样做。但他并不怀疑梁启超救国救民的真诚，他知道梁启超所谓自立，绝不同于旧时代的军阀割据，只不过，他对康梁的激进亦有所不满，所以，只有采取有意疏远他们的态度。
实际上，入湘之初，梁启超几乎受到了全湘政学两界的一致欢迎，甚至像王先谦这样的守旧人物“亦称美焉”。在这里，他很快便进入角色，担负其总教习的责任。虽然他的教学生涯短暂到只有三个月，但他不仅为此制定了一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还制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并附有《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这期间，他还作了《读春秋界说》和《读孟子界说》等文章。那时，他与学生都住在学校里，每天上课四个小时，其他时间或讨论，或写札记。“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他给学生讲的主要是《公羊》、《孟子》，以此发挥他的民权思想，倡言革命。谈到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后来引起全湘大哗，群起而攻之，从湖南一直影响到北京，有御史甚至上书弹劾—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戊戌党祸的，就是这些札记和批答。（《清代学术概论》，84～ 85页）
时务学堂育英才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在其变法维新总战略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指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然而，民智如何开呢？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办学校。所以，他的办学热情是很高的，且有一套完整的理念和设想。这套理念和设想与他在万木草堂所受到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给了他实践这些理念与设想的机会，他将其贯彻于自己所制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这个学约包含了十个方面的内容，依次为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与传教，其中，立志是根本，经世是核心。很显然，他所要培养的，正是以全新的社会理念治理国家的新型政治人才，从这里人们也很容易想到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的思想。
他首先谈到立志，立什么志呢？他提到了孔子、伊尹、孟子、范仲淹、顾炎武等人的志向，然后他说：“学者苟无此志，则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义逃难之华士。”他借用朱熹的话说，立志就如同播种，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以此强调求学之始，就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能为功名利禄所困。他明确指出，“科第衣食，最易累人”，因此，“有一于此，不可教诲”。（《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23～24页）
有了远大的志向，还要通过养心把自己修炼成一副金刚不坏之体，以抵御外界的各种诱惑，并使其成为道德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内在源泉，所以，他特别重视孟子的“不动心”这三个字，在他看来，孟子一生都得力于此。他指出：“学者既有志于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贵利达，耳目声色，游玩嗜好，随在皆足以夺志，八十老翁过危桥，稍不自立，一落千丈矣。”这种提醒时至今日仍有振聋发聩之感，实际上，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到处都充满了诱惑，一不小心，最初的人生目标就有可能被打破，被放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些是来自外界的诱惑，有些则纯粹是自己主动的内心选择，主动放弃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去追求功名利禄、物质享受或无关紧要的“破碎之学”。他以曾国藩为榜样，指出：“大儒之学，固异于流俗哉。今世变益亟，乱机益剧，他日二三子所任之事，所历之境，其艰钜危苦，视文正（曾国藩）时，又将过之，非有入地狱手段，非有治国若烹小鲜气象，未见其能济也。”所以他说：“养心者，治事之大原也。”他认为，养心有两种途径，一是静坐，二是阅历。年轻学子尚未走上社会，闭门读书，无所谓阅历，可行的只有静坐。程子曾要求学生“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今日之世，功课多，时间紧，没有这样好的条件，但每天也应拿出一小时或半小时做养心的功夫。这种静坐又并非如老和尚参禅入定，或道家的调息凝神、致虚守静，而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敛其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一纵其心，遍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理，或虚构一他日办事艰难险阻，万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极熟，亦可助阅历之事，此是学者他日受用处，勿以其迂阔而置之也”。（同上，24～25页）
作为学者道德修养的最后一功，梁启超认为是“治身”。所谓治身，也就是严格约束自身的外在行为和举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办法就是每日睡前反省自己这一天的言论行事有没有不合礼法、有悖道德的情况，用这种方法不断纠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完善自己的人格和品德。其目的就是为了“他日任天下事，更当先立于无过之地”也。（同上，25页）同时，群体精神，团结同志（乐群），以及强健身体，张弛有度（摄生），也被他纳入学校教育之中，成为学生必须完成的所有功课的一部分。这里，梁启超通过其教育理念，已经初步表达了他的“新民”思想，这应该也是其大同理想中人的改造的重要内容，我们在其后由毛泽东所发扬光大的对人进行改造和重塑的运动中，也还能看到梁启超的身影。
当然，学生以学为主。梁启超对于学生的学业也是非常重视的。他提醒，学生在其志向确定之后，还要在读书治学上下功夫，才能使得其志落在实处，“否则皆成虚语，久之亦必堕落也”。在其所定“学约”中，其四读书，其五穷理，其六学文，看起来都在讲知识的传授与接受，但是，与传统的私塾、书院教育已有很大不同。传统教育也强调读书，但“通古今，达中外，能为世益者”却很少，由于这个原因，“儒者遂以无用闻于天下”。梁启超不主张读无用之书，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读书一定是和经世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凡学焉而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而且，今日所言经世，又与唐宋以来所说的经世不完全一样，要解决今天的实际问题，不仅要读中国书，更要读世界各国的书，甚至，“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这是今天的学生所遇到的新的情况。所以，“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这样才能改变以往读书“于大道无所闻，于当世无所救”的状况。他说：“今与诸君子共发大愿，将取中国应读之书，第其诵课之先后，或读全书，或书择其篇焉；或读全篇，或篇择其句焉。专求其有关于圣教，有切于时局者，而杂引外事，旁搜新意，以发明之。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以知崖略矣。夫如是则读书者，无望洋之叹，无歧路之迷，而中学或可以不绝。”（同上，24～28页）
可惜的是，梁启超虽有极好的教育理念，但他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教育实践，却仅仅维持了三个多月，戊戌年（1898年）二月十四日，他便因病离开长沙，回上海去了。尽管如此，“在这样一种不拘形式，而朝气蓬勃、精神充沛、乐趣的、进取的学风之下，自然能够造就出非常奇伟的人才来。当初时务学堂第一班的学生只有四十人，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开国名人。庚子汉口革命之役，教习唐才常率领学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傅兹祥等二十余学生，受着孙、梁共同的指挥，联合会党举义兵不成，踏着 ‘戊戌六君子 ’的碧血，而碎首成仁于国贼张之洞之手。以上六人，就是所谓 ‘庚子六君子’！时务学堂第一班的学生已去了一半。那时四十门徒中，最小的一位蔡艮寅，只有十六岁，大家都很爱他，他便是我中华民国建国伟人中的一位，民四护国之役的元勋—蔡锷将军。门徒中最穷苦的，要推范源濂。他在开国时期，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在中国教育界、一般文化界及生物学界的建设成绩是决然不朽的。总之，这样一种 ‘设备不具 ’的学堂，竟培养了如此伟大、质量俱优的杰出人才，真是收获着‘乐育英才 ’最大的成功”。（《梁启超传》，44～45页）这里所述，应该是时务学堂最值得骄傲之处。事实上，在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学堂能和时务学堂相比。
开启民智南学会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讲学，梁启超还与谭嗣同、黄遵宪一起参与了南学会的筹办工作，并为之作《南学会序》。如果说办学校是为了培养年轻后学、少年子弟，为将来储备人才的话，那么，办学会则是为了开启民智，使民众觉悟到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并逐步养成参政议政的习惯和能力。在他看来，这是使国家由弱变强走向新生的最有效的办法。不过，南学会二月初一日首次开讲，谭嗣同、皮锡瑞、黄遵宪、陈宝箴等都发表了演说，梁启超却因病重未能参加。那时，他们的野心都很大，忧虑也很深，谭嗣同在给陈宝箴的信中就曾提到兴办南学会的目的是为了“救亡”，要作“亡后之想”，“筹办亡后之事”，他指出，既然封疆大吏如张之洞者不能保证中国不被瓜分，生民不遭杀戮，那么，就应该兴民权而自救之。而要兴民权，没有比国会更有效的了。学会恰恰隐含着国会和议院的性质。他说：“湘省请立南学会，既蒙公优许矣，国会既于是植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有了学会，也就有了未来国会的基础。（《谭嗣同全集》，278页）
梁启超在《湖南广东情形》中讲得更加具体：“而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先由巡抚派选本地绅士十人为总会长，继由此十人各举所知辗转汲引以为会员。每州每县皆必有会员三人至十人之数，选各州县好义爱国之人为之。会中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率官吏临会，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及学长 □□□等，轮日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将以半年之后，选会员之高等，留为省会之会员，其次者则散归各州县，为一州一县之分会员。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他甚至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37～138页）
大约那个时候的维新人士都很看重西方的议会政治，《黄公度先生年谱》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南学会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会中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讲论会友，以学问渊博、擅长言词者充任，当时公推先生主讲政教，皮鹿门（锡瑞）主讲学术，谭复生（嗣同）主讲天文，邹沅帆（代钧）主讲舆地。在第一次讲学时，陈右铭（宝箴）、谭复生、皮鹿门及先生俱曾讲演。先生首倡民治于众曰：‘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之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人境庐诗草笺注》，1224页）
维新守旧水火不容
很显然，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对于湖南的“政改”，抱有一种更大的希望或野心，而关键还要看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态度。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人，著名学者陈寅恪的祖父、陈三立的父亲。他不是一个昏庸、保守的官僚，而是一个有作为、有担当、有真性情且又老成持重的封疆大吏。乙未年（1895年）八月，由于荣禄的保荐，诏授湖南巡抚，甫一上任，便以“变法开新”为己任，将行新政作为其执政的基本诉求，先后“设矿务局、官钱局、铸钱局；又设电信，置小轮，建制造枪弹厂；立保卫局、南学会、算学堂、湘报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编，171页）黄濬著《花随人圣庵摭忆》对此有一段非常切实的评价，他说：“湖南之焕然濯新，实自陈右铭抚湘始。当时勇于改革，天下靡然从风，右铭先生与江建霞（标）、黄公度（遵宪）、梁任公（启超）等入湘，併力启发，一时外论以比于日本变法之萨摩长门诸藩。”（同上，226页）可见其声势浩大。不过，陈宝箴对于维新派的主张并不完全认同，而是有所保留。他几次请谭嗣同回湖南，但谭回到湖南后，却始终未被重用。据陈寅恪回忆，筹办时务学堂之初，黄遵宪曾向陈宝箴建议聘请康有为主讲时务学堂。陈宝箴征求陈三立的意见，陈三立说，他曾见过梁启超的文章，“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陈宝箴采纳了儿子的意见，才决定放弃康有为，改聘梁启超。（《寒柳堂集》，167页）从这里也能看出陈宝箴对康有为等人的态度，一方面，他不得不借助这些人的力量在湖南开展维新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很难接受其民权、平等的主张，对康有为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的议论，也不以为然。事实上，他对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请求设立南学会的真实意图是清楚的，但他总是尽可能地要控制局面，不让改革的列车驶出他所设定的轨道。所以，他在南学会的演说，并不理会谭嗣同、黄遵宪大谈民权、议会，而是强调该会宗旨在于防治有人反洋教，皮锡瑞在《师伏堂未刊日记》中记载陈宝箴所说：“中丞曲为譬喻，嘱湖南莫打洋人，学会之设，原为此事，至今日始点题。”（《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 4辑，77页）
此时，梁启超已离开长沙，谭嗣同则留下来继续参与南学会的组织工作和演讲。如果说他的确是在四月初离开长沙的话，那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六次到南学会发表演讲（一说八次）；梁启超离开长沙的第二天，《湘报》创刊，他还担任《湘报》的董事兼撰述人，并为《湘报》撰稿十六篇。当时，梁启超、谭嗣同已不断遭到守旧人士的攻击。先是湖南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他联合杨宣霖等数人，上书院长王先谦，要求辞退梁启超等。他们指出：“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苏舆集》，164页）王先谦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并邀叶德辉等与巡抚陈宝箴交涉，受到陈宝箴的斥责。王先谦不服，再次致函陈宝箴，为宾凤阳辩护，并以辞去岳麓书院院长相要挟。陈宝箴感叹：“国家事势至此，我辈尚以口齿微嫌，龂龂不已耶。”最终只有将时务学堂教习中的康门弟子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全部辞退才算了结。
不久，又有左都御史徐树铭上疏弹劾陈宝箴、江标、徐仁铸，并要求责令其撤换梁启超，另聘宿学老儒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实际上，在徐树铭上疏的前两天，张之洞已经致电陈宝箴，提醒他警惕报纸的言论，以防言官弹劾，结果，不幸被他言中。但徐折留中，光绪帝不予理睬。不过，此事并没有完。在湖南守旧人士的鼓动下，紧接着，便“有御史黄均隆参劾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两疏并上，皇上于劾者置之不问”，也就是说，光绪又把它留中了。（《梁启超年谱长编》，126～127页）
至此，新旧两派的情形已成水火之势，而谭嗣同在《湘报》接连发表《读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书后》以及《治事篇第十 ·湘粤》两篇文章，则无异于火上浇油，不仅使守旧人士更加愤愤不已，而且，还引起了维新人士的不满，陈三立、邹代钧等人便指责谭嗣同钻营康门。随后又发生了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札记的事，更进一步造成了维新派内部的不和，谭嗣同与陈三立、邹代钧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邹代钧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一再谈到他与谭嗣同、熊希龄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湘事大坏，义宁（陈宝箴）有忌器之意，鄙人力量何能胜之，言之愤甚，谭猖狓过于熊，若早去谭，事犹可挽回。（《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756页）
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竟与谭、熊为深仇，谭虽得保而去，熊则仍踞此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与计较。学堂事渠虽交出，费尽许多心力，实一言难磬。右丈委汪颂年与鄙人接办，而熊怒未息，其无状竟及于义宁乔梓矣。湘中万难相容，势必走附康门，求一出身也。公以恬退责我，我不受也。苟不恬退，谭、熊必以洋枪中我矣。此二人者，鄙人向引为同志，本有才，从前作事尚为公，一旦陷入康门，遂悍然不顾。吁！康徒徧天下，可畏也。（同上，2757页）
这里似乎已经闻到了火药味。情况也许没有这么严重，但分歧和不满确实存在。谭嗣同在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就充满了愤愤不平之气：惟学堂事则有传闻不确者。姑无论功课中所言如何，至谓“分教皇遽无措，问计秉三（熊希龄）乃尽一夜之力统加决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云云等语。嗣同于调札记时虽未到省，然于秉三及分教诸君，深信其不致如此之胆小。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此其魄力所以横绝于五大洲，而其学且历二千年而弥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近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徧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谭嗣同全集》，474页）
陈三立平时对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的言行或有不满，对康有为更有很深的成见。他到欧阳中鹄那里告谭嗣同的状，说他有意与康有为套近乎，自称其门人，是给湖南人脸上抹黑，要欧阳中鹄设法阻止他。这事偏巧被谭嗣同撞上，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及下午到尊处，见某在座，神色颇异，方欲与言，旋即避去。”这个“某”，所指应该就是陈三立。他是否以为谭嗣同《读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书后》一文的结尾数语是骂他，我们已无从了解，但谭嗣同认为，他是出头领了这个骂的，“乃彼则自出承当，谓为詈彼”，并由此揣测他的心机，“平日诋卓如（梁启超），诋绂丞（唐才常），（及力阻不许聘康南海来湘。）则其人亦太不测矣。而又往函丈（欧阳中鹄）处陈诉，岂欲出死力钤束嗣同等而后快耶”。（同上477～478页）他以为陈三立是受了别人的蛊惑和影响，希望欧阳先生能转告陈三立：“远毋为梁星海（鼎芬）所压，近毋为邹沅帆（代钧）所惑。”这个梁鼎芬是张之洞的幕僚，在海内群起攻击康梁时，他是最积极的一个。湖南维新人士间发生矛盾，致使“湘事大坏”，他要负很大责任。陈三立视康梁为洪水猛兽，不能说其中没有他的挑唆。谭嗣同激愤不已地质问他们：“康某果何罪于天下，乃不许人著一好语耶！”（同上）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就在湖南的顽固守旧人士对谭嗣同、梁启超穷追猛打之时，他二人却已先后来到北京。梁启超到北京的时间大约在二三月间。当时，俄国向中国政府索要旅顺港口和大连湾，梁启超与麦孟华协助康有为奔走其事，遂约同两广、云、贵、山、陕各省举人上书都察院，力陈旅、大之不可割，并请求变法拒俄。不久，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梁启超紧随其后，也跟着大力提倡。保国会首次开会是在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地点在南横街粤东会馆，众人推举康有为发表演说。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梁启超没有参加，但闰三月初一日第二次集会，梁启超不仅参加，而且发表了演说。
这时，发生了德军在山东即墨孔庙毁坏圣像的事件，消息传到北京，举人们都非常愤慨。梁启超与麦孟华、林旭等十一人联名上书，他撰写的《呈请代奏查办德人毁坏圣像以伸公愤稿》还刊登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1898年 6月 3日）的《湘报》上。当年五月，梁启超还联合百余举人连署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的制度。但是，都察院、总理衙门都不代奏，举人们也无可奈何。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年的百日维新由此拉开大幕。就在光绪颁布《定国是诏》的第三天，二十五日，徐致靖上了著名的《保荐人才折》，向光绪保荐了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个人，他称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并称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当日虽然还有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上了参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诸人的折子，但光绪皇帝对弹劾他们的折子置之不问，对于举荐他们的折子则明发上谕，谭嗣同着江苏督抚“送部引见”；梁启超着总理衙门“查看具奏”。（《梁启超年谱长编》，120～121页）
对于光绪皇帝的谕旨，总理衙门没敢耽搁，五月十三日，奕劻等就上了《举人梁启超遵旨查看片》，称赞他“志趣远大，学问淹通，尚属究心时务”；而且称他“平昔所著述，贯通中西之学，体用兼备，洵为有用之才”，建议“酌予京秩，以资观感”。（《戊戌百日志》，98页）意思就是请皇上酌情委任他一个京官的职位。其实，早在五月初十日，奕劻等在《遵议开馆译书折》中就给梁启超作了安排：“兹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究心西学，在上海集资设立译书局，先译东文，规模已具，而经费未充，殊非经久之道。上海为华洋总汇，所购外洋书籍，甚为利便，刷刊工本，亦较相宜，该举人经理译书事务，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同上，91页）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又上了《请京师编译局并归举人梁启超主持片》，主张将京师大学堂所设译书局，一并交给梁启超办理，并称：“梁启超学有本原，在湖南时务学堂，编有各种课程之书，教授生徒，颇著成效，若使之办理此事，听其自行分纂，必能胜任愉快。”（同上，105页）
光绪在五月十五日这天召见了梁启超，并要他进呈所著《变法通议》一书。作为一介布衣（即没有官职的人），能受到皇帝的召见，这在当时已经是天大的殊荣。当天，光绪皇帝就下谕：“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同上，109页）不过，也有人认为召见并不顺利，梁启超当时并未得到重用。梁启超去世后，曾因弹劾礼部六堂官而在戊戌政变后与康梁一起逃亡海外的王照在写给丁文江的信中这样回忆：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不快而罢。（《戊戌变法》二，573页）
梁启超倒是不嫌皇帝给他的官小，他很快就将译书局的筹办工作开展起来，六月二十九日，通过孙家鼐代奏，将他所拟就的译书局章程十条，以及译书局筹办情形进呈给皇帝。光绪给内阁的上谕很快就发了下来，梁启超所请三件事，都得到了批准。上谕中说：“该举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着依议行。此事创办伊始，应先为经久之计，必须宽筹经费，方不至草率迁就，致隘规模，现在购置机器，及中外书籍，所费不赀，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尚恐不足以资恢扩，着再加给银一万两，俾得措置裕如。其常年用项，亦应宽为核计，着于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行增给每月二千两，以备博选通才，益宏搜讨，以上各款，均由户部，即行筹拨。以后至七月初一日起，每月应领经费，并着预先发给，毋稍迟延。”光绪还指示：“国家昌明政教，不惜多发帑金，该大臣等务当督催在事人员，认真筹办，务令经费卓有余裕，庶几茂矩闳规，推之弥广，用副朝廷实事求是至意。”（同上，54～55页）七月初十日，梁启超再上一书，请求在上海设立翻译学堂，并希望能为书籍、报纸免税，也得到了光绪的首肯。特别是梁启超提出，翻译学堂的学生，如果考试合格，学业有成，也应给予学生出身，光绪也欣然接受。梁启超后来作《戊戌政变记》，写到这里还颇有些得意：谨按我国科举，向皆由学政考试乃得出身，学校生徒，向无学级，故不足以鼓励人才。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四千年之创举。（《梁启超年谱长编》，128页）
谭嗣同进京
谭嗣同进京要比梁启超晚了许多天，因为他有些事务要处理，而且，他到湖北后又大病一场，也耽搁了一些时间。但对于能够离开湖南，进京发展，他还是充满了欣喜。他在给妻子李闰的信中情不自禁地说：“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谭嗣同全集》，530页）在圣旨和总理衙门电报的一再催促下，他决定于六月十六日启程，应召入京。康有为 1901年写给赵必振的信里，提到谭嗣同赴京之前见张之洞的情形：“复生之过鄂，见洞逆（张之洞），语之曰：‘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复生曰：‘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复生至上海，与诸同人论。同人不知权变，犹为守旧论。当时《知新》亦然。复生到京师，即令吾晓告《清议》（康记忆有误）《知新》诸报，然当时京师之哗谤，文悌攻我保国会，谓吾欲为民主，保中国不保大清，致荣禄得藉此以报那拉，于是圣主几弑，而令中国几亡，酿至今八国入京，东三省被割。虽诸贼之罪，而亦吾党当时笔墨不谨，不知相时而妄为之，有一（以）致之。”（《戊戌变法史研究》，3页）
康有为的这段话至少提供了两个信息，一个是说，谭嗣同应召北上，寄希望于光绪皇帝能推行维新变法，他在写给妻子李闰的另一封信中说得更加清楚：“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他甚至告诉妻子：“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谭嗣同全集》，531页）另一个是说，朋友们不知权变，在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以后，还在大谈民主、民权，给顽固派留下把柄，诬蔑他们“保中国不保大清”，导致了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政变的发生，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
谭嗣同到北京已经是七月初五日，离八月十三日“六君子”蒙难，只有三十八天。在他进京半个月后，即七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谭嗣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所作《谭嗣同传》中提到：“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饮冰室合集 ·专集》，107页）他还写到召见时的情形：“谭嗣同召见时，当面询皇上病体若何，皇上言朕向未尝有病，汝何忽问此言？谭乃惶恐免冠谢云。”（同上，63页）关于这次召见，坊间也有许多说法，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嗣同既得见上，慷慨论列当年之利弊，上大悦。”（见《知新报》第 75册《清国殉难六士传》，转引自《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192页）又如《知新报》第 73册载铁冶生的《书今上口谕军机章京谭嗣同语后》一文，其中引述了《天南新报》所录光绪皇帝给谭嗣同的口谕：我为二十三年罪人，徒苦我民耳，我何尝不想百姓富强，难道必要骂我为昏君耶？特无如太后不要变政，又满洲诸大臣总说要守祖宗之成法，我实无如之何耳……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也。（同上）
谭嗣同就在这天与杨锐、刘光第、林旭一起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按说，军机章京归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军机大臣直接领导。但是，新任命的四章京却有些特殊，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职责是专门阅看司员士民的上书，并由他们对这些条陈添加“签语”，再奏明皇帝，形成旨意，其实就是光绪皇帝的秘书班子。梁启超把他们比作宋代的参知政事，说他们实有宰相之职，其实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他们四人分值两班，杨锐、林旭一班，双日入值，刘光第、谭嗣同一班，单日入值。值班期间，如有司员士民上书，先由他们签拟，类似于传统内阁的“票拟”，即在这些时务条陈上签拟意见，方便皇帝阅看。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却要大于军机大臣，因为军机大臣只是奉旨票拟，是先有旨意后有谕旨，而新晋的四章京却是先有意见，然后奏明，形成旨意。（参见《戊戌变法史事考》，81页）
请开懋勤殿
据梁启超讲，七月二十七日上谕就是谭嗣同草拟的：“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7页）
关于开懋勤殿，命谭嗣同拟旨一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还有一段记载，与上述略有不同：“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秉命西后，即见施行。”（同上， 73页）梁启超的这两段记载在细节上有一些出入，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提到了皇帝命谭嗣同草拟上谕。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中也说，光绪曾因开懋勤殿令谭嗣同拟旨。不过，据后来许多学者考证，光绪皇帝自七月二十日召见谭嗣同之后，一直没有再召见他，于是，谭嗣同是否替皇帝拟过这道谕旨也就变得十分可疑了。
不过，光绪皇帝那天的确发布了一道谕旨，而且要求各省督抚将这道谕旨悬挂在衙门大堂让众多的人都看到，“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在这道谕旨中，他批评了“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大夫”，提出要学习西方政治，各地司员士民上书言事，督抚不能稍有阻拦，必须将代递各件原封呈递，“总期民隐尽能上达”。（《戊戌变法》二，84～85页）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新政诏书恭跋”里称赞这道谕旨：“此诏为国朝第一诏书，恻怛爱民，饥溺自任，以变中国二千年之弊政，定开懋勤殿选通才入直之旨。”并再次强调此诏“为谭嗣同所草”。（同上，85页）
其实，不管谭嗣同是否拟了这道谕旨，重要的是，光绪皇帝确有开懋勤殿的打算，而康梁一党也的确一直鼓动光绪皇帝开懋勤殿。因为，只有通过开懋勤殿（又称议政局），康有为、梁启超等才有可能进入权力中枢，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所谓懋勤殿，是宫中的一处殿阁，位于乾清宫西侧，共三间，建于明嘉靖年间。它的南面为月华门，由此可出入养心殿。月华门南为内奏事处，再往南就是南书房。明代礼部尚书夏言拟额为“懋勤”，取“懋学勤政”之意，用于收藏图史文书。清沿袭明制，凡图书翰墨仍藏于此处，康熙就曾在这里读书。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咸丰中叶，何秋涛福建主事以进《朔方备乘》，诏在懋勤殿行走。同治后，殿久虚，惟南书房诸臣，时就其中应制作书，以其与南斋毗连也。”而光绪皇帝有意开懋勤殿，目的却是“择康有为、梁启超、黄绍基等八人待制，燕见赐坐，讨论政事”。（《戊戌变法》一，477页）也就是光绪皇帝在原有权力格局之外，拓开一点属于自己的权力空间。
根据内档记载，光绪皇帝二十九日到颐和园乐寿堂给慈禧请安，侍膳。其间或许提到开懋勤殿的想法，慈禧没有同意。这个惯弄权术的老太太当然明白皇帝想要什么，而且在她看来，光绪皇帝的这个想法，不仅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权力的挑战，绝不能让它实现。何况十天前光绪皇帝一怒之下革去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位堂官的官职，同时表彰了敢于顶撞礼部堂官，坚持上奏言事的礼部主事王照，赏他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已经让慈禧大为恼火，被她看作是光绪的大不敬，要夺她手中的权力。现在，他又提出开懋勤殿，在总理衙门、军机处之外另搞一套，对她的权力基础更是一种很严重的威胁，所以她坚决反对。慈禧的这种态度从第二天光绪皇帝的反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甚至感到有一些不安。所以，第二天，就有了光绪皇帝召见杨锐，赐他密诏的事情发生。
光绪密诏
但这个密诏的具体内容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才公之于世。据罗惇曧《宾退随笔》记载：“宣统元年，杨锐之子诣都察院上书，敬缴德宗朱谕。既奏上，监国询庆亲王奕劻云何，奕劻言不当宣布，以伤孝钦后地下之心，乃仅付史馆敬护而已，亦不敢卹（恤）杨锐也。是诏当时多录存者，荣县赵尧生（熙）、汾阳王书衡（式通）先后录以见示，足见德宗绝无废太后之心，特当时造谣以重变法诸臣之罪耳。”（《戊戌变法》二，92页）录存这个密诏的还有康有为的同年，广西人赵炳麟，他在《光绪大事汇鉴》中所录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目前所见最好的版本：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通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知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见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转引自《戊戌百日志》，528～529页）
可见当时的情形已非常紧张，而且，就在七月二十七日这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即湖南举人曾廉请都察院代递了弹劾康有为、梁启超的条陈，并将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课卷上的批语摘引下来，逐条加以批驳，作为他指斥康梁以民权平等之说蛊惑人心的证据，他甚至请求皇上“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慝之门，而后天下人心自靖，国家自安”。（《戊戌变法》二，493页）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之《刘光第传》中写道，光绪看到曾廉的上书，“深文罗织，谓及叛逆”，“恐西后见之，将有不测之怒，乃将其折交裕禄，命转交谭君，按条详驳之。谭君驳语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君（刘光第）与谭君同在二班，乃并署名，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谭君大敬而惊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5页）但据茅海建等人研究，实际情况应当是：当日，由刘光第、谭嗣同当值，见到曾廉的条陈，谭嗣同按规定先拟了“签语”，称言“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见之，也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光绪皇帝见到后，不愿将事态扩大，遂将此折作为“留中”处理，搁置了之，并下旨此条陈不再呈送慈禧太后。总之，从目前的清室档案中我们看不到曾廉的这个条陈，有传言说已被谭嗣同烧毁。但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应该是在都察院代递之前，已有很多人传抄的结果。（参见《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679页）
曾廉弹劾康梁一事几乎可以说是戊戌政变的序曲或前奏。据说，光绪七月三十日赐杨锐密诏的同时，另有赐康有为的密诏，亦由杨锐带出。到了八月初二日，形势更加紧急，光绪皇帝明发上谕，催促“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而且，又赐康有为密诏，并由林旭带出，嘱咐他“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戊戌变法》二，97页）这次密诏就是康有为所谓“衣带诏”。但根据今人的大量研究，与康有为有关的这两个密诏都是他事后伪造的，可以确认的似乎只有光绪赐给杨锐的那个密诏。八月初二日召见林旭，很可能只有“口诏”。在这里，光绪的用意很明显，无非是想在锐意改革和让太后满意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说近来揣摩皇太后的意思，不愿意将法尽变，也不希望把老臣都赶走，完全起用新人。十九日礼部六堂官被罢免，皇太后也认为做得太过了。如果不顾一切，“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于是他问，你们这几个人，有没有什么良策，既可以将旧法完全改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让通达英勇的新人都能参政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他希望四章京与其他同志能商量出一个妥善可行的办法，“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见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转引自《戊戌百日志》，528～529页）
不过，这几个人无论如何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使光绪皇帝摆脱困境。甚至，杨锐在拿到密诏后是否和其他几个章京商议过，现在也还不能确定。直到八月初三日早晨，林旭才将两份所谓密诏带到康有为的住处南海会馆，希望他能拿出个办法。这时，谭嗣同恰好也在。他又把梁启超、徐致靖、徐仁镜、康广仁等人召来，一直在袁世凯处襄办军务的徐世昌也来了，大家先是痛哭了一阵，商量出来的办法，似乎仍是劝袁世凯起兵勤王。《康南海自编年谱》详细记载了那一天的活动：初三日早，暾谷（林旭）持密诏来，跪读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以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廿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谭嗣同）跪读痛哭。乃招卓如（梁启超）及二徐（徐致靖、徐仁镜）、幼博（康广仁）来，经画救皇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9页）
求援袁世凯
谭嗣同当天晚上就去了袁世凯在北京所寓之东城报房胡同的法华寺，这在袁世凯《戊戌日记》中记载甚详。在这里，谭嗣同向袁世凯详细说明了他们的计划，袁世凯记下了谭嗣同的所为和说辞：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荣禄）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67～68页）
然而，以袁世凯的巧诈多智，并没有给他具体的承诺，只是虚词应对而已。第二天一早，他在寓所遇到来访的毕永年，告诉他“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然而毕永年却因此判断“事今败矣”，并于当天中午搬出南海会馆，转寓宁乡会馆去了。（见毕永年：《诡谋直纪》，参见《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761页）而就在前两天，谭嗣同还曾发电报给唐才常，让他尽快带人来京相助。据说，谭嗣同入京前就与哥老会的人接触过，并托唐才常、毕永年和他们联系，有几十个人可以听从他的指挥。他甚至还有过请大刀王五入宫救出光绪的想法和安排。
胡思敬也认为是谭嗣同首先提出了“围攻颐和园，囚禁西太后”的计划，他在《戊戌履霜录》中说得有鼻子有眼：谭嗣同“引有为入卧室，取盘灰作书，密谋招袁世凯入党，用所部新建军，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遂锢之。有为执嗣同手，瞪视良久曰：‘母后固若是，其可劫耶？’嗣同曰：‘此兵谏也。事成请自拘于司败，古人有行之者矣。’次日，以告梁启超、林旭，启超称善，旭言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招董福祥，嗣同不可”。（《戊戌履霜录》卷二，见《戊戌变法》一，377页）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故意编的一个故事，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至少以谭嗣同的性格而言，他能说出这番话来。
初六日政变发生时，梁启超正在浏阳会馆谭嗣同的住处。谭嗣同恰好昨天从南海会馆搬到了浏阳会馆。他们正在商议对策，忽然有人来报，说康有为在南海会馆的住处已遭查抄，并传慈禧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好在康有为已于昨日出京。谭嗣同这时倒很从容镇定，他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8页）这时他已抱定了必死的信念。但他又说：“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梁启超听从谭嗣同的建议，当天就去了日本使馆，当晚就住在那里。而谭嗣同则“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但捕者竟没来，第二天，他又去日本使馆与梁启超见面，劝他到日本去，并带去了自己所著书籍和诗文辞稿本数册，以及家信若干，托付给他。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程婴杵臼是春秋时的人物，为救赵氏孤儿，一个活了下来，一个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僧月照和西乡隆盛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人物，参与维新变法，在失败后的绝望中，也是一个活下来，一个死去了。谭嗣同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比附他与梁启超，希望也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同上，109页）
喋血菜市口
八月初八日，谭嗣同被捕。梁启超最初担心自己也将被捕，并在三天内被杀，他到日本公使馆去见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的时候，还郑重地请他帮忙做两件事，一是救皇帝，再一个是救康有为。但林权助和伊藤博文都准备先救他，并说：“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梁启超年谱长编》，156页）大约第二天，他便化装成外出打猎的日本人的模样，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的保护下离开了北京，并很快登上了日本军舰大岛号。谭嗣同被捕时，梁启超应该已在日本兵舰上了。这时，他孑然一身，仓皇东渡，后来他曾写道：“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饮冰室诗话》，2页）船行期间，他还作了一篇《去国行》，慨然长叹：“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五〔下〕，2页）
谭嗣同或许是可以不死的。据梁启超介绍，当时日本人一再劝谭嗣同到日本去，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赴死，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当年《知新报》在报道此事时，也提到谭嗣同曾说过这番话，这与谭嗣同一贯的想法是一致的。八月十三日，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谭嗣同年仅三十三岁。梁启超写道：“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9页）也有记载说他是讲了话的，流传比较广的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全集》，287页）还有一种说法，见于《知新报》第 103册：“临斩之际，曾号于众曰：‘是日每斩一首级，则异日必有一千倍人起而接续维新。’”这自然是谭嗣同所希望的，他之所以一定要死，就是想以自己的死，唤醒更多的人，投身改革变法的事业。李提摩太有一段话似乎可以和《知新报》的报道相互印证，他说：当他们解往刑场的时候，林旭请求允许说几句话，但是被拒绝了。可是，谭嗣同不顾是否允许，勇敢地说，他听说别的国家有许多维新志士为自己的国家而牺牲，他对刑官喊道：“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但是今天每一个人的牺牲，将有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的工作，尽其忠诚去反抗篡夺。”（《戊戌变法》三，566页）
谭嗣同狱中绝笔信是真还是假
谭嗣同死后，他在狱中写给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绝笔信经报纸刊载而广为流传，并分别收入《谭嗣同全集》。但王照在梁启超去世之后写给江翊云和丁文江的信中，却揭发绝笔信为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三人伪造。（《辛亥革命》二，575页）据唐才质所作《戊戌闻见录》，他说，唐才常当年曾讲到，绝笔信出自梁启超之手，他伪造此信的目的，“欲藉以图勤王，诛奸贼耳”，是一种政治需要。（《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236页）
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也很有名。此诗最早由梁启超刊布，他在《戊戌政变记》之《谭嗣同传》中写道：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9页）
此后，梁启超撰写《饮冰室诗话》，又一次刊载此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饮冰室诗话》，14页）
关于两昆仑，梁启超认为：“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谭嗣同）作《吴铁樵传》中所称王正谊者是也。”
这里略有不同的是，“望门投宿”改为“望门投止”。民国初年，谭氏后人刊出《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就从梁著转录此诗。再后，陈乃乾和蔡尚思等编印《谭嗣同全集》，都将《狱中题壁》诗收录其中，一直未见有人怀疑其真实可靠性。直到1969年，台湾学者黄彰健对此提出了疑问，他的根据来自一本名为《绣像康梁演义》的小说。该书卷四记载了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在临死前吟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黄先生首先判定，这首诗是谭诗，却被演义作者误记为林诗；同时他认为，《绣像康梁演义》所记谭诗比梁启超所记更加真实可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为了宣传保皇，故意贬低谭氏的自立民权思想，导致了他对谭诗的“润色改易”。但他也承认，《康梁演义》毕竟是小说，而且错字甚多，希望在北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努力访求谭诗早期的传抄本。
1995年 6月，研究清史的学者孔祥吉先生发表《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刑部传抄本之发现及其意义》一文，公开了自己在近代史研究所找到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戊戌年刑部传抄本。这个传抄本保留在《留庵日钞》中，它的作者唐烜当时为刑部司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1898年 10月 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廿五日，晴，入署。李左堂是日午刻到任。散值回寓，在润田书室遇樊竹臣，小谈。……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二句，似有所指，盖谓其同党中有惧罪逃窜，或冀望外援者而言，末句当指其奴仆中，有与之同心者。然崛强鸷忍之慨，溢于廿八字中。（《晚清佚闻丛考》，200页）
唐烜的这段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他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乙丑科二甲第九十四名进士，旋授刑部主事，尔后一直在刑部任职。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戊戌政变期间，他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记下了他本人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关于六君子在刑部狱中的表现，记载尤详，我们不能不相信他的记载。
既然如此，我们再看唐烜所记与梁启超所记有哪些区别呢？首句“望门投宿邻张俭”，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将“宿”改为“止”，这是用了《后汉书·张俭传》中“望门投止”的原句，他又将“邻”改为“思”，却有些费解，如果说邻与怜通，显然用“怜”字比用“思”字更有意味，梁启超选择用后者，只能说他在作诗上还欠些火候。这一点他本人也不否认。
第二句“忍死须臾待树根”，梁氏将“树根”改为“杜根”，“树”“杜”音近，听错以致误记亦很难免，以梁启超对史书之熟悉，想到“杜根”是很有可能的，杜根亦东汉时人，曾上书请邓太后归政于安帝，太后大怒，杀之。幸好行刑人不甚得力，使杜根得以逃过一死。谭嗣同或许希望在他死后朝中能有人效法杜根，也未可知。至于把“树根”比附为菜市口刑场每以巨大树根剖面为刀俎，则大可不必，太过牵强了。
第三句“吾自横刀仰天笑”，梁启超将“吾”改为“我”，“仰”改为“向”，这一改动并不涉及诗的含义，只是对平仄四声的一种调整，读起来更有抑扬顿挫的感觉。
第四句“去留肝胆两昆仑”，则梁氏所记与唐氏所记相同。
至此可以认定，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和《饮冰室诗话》中刊布的谭嗣同所作《狱中题壁》诗是真实可信的，并无不妥。虽然他在转抄过程中对个别文字有所改动，但无伤大雅，说不上是“篡改”。这一点，黄彰健先生在读过孔祥吉先生的文章后也不甚认可，不过，他并不认为这就是谭嗣同在狱中写下的诗作，而推测其可能作于戊戌（1898年）八月初七日与梁启超言及“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一抱而别”之后。由此可见，这段公案尚未了结而有待后人。但他将“两昆仑”解释为“谭嗣同”与“梁启超”，一留一去，似乎更符合诗人当时的所思所想。梁启超硬要指为“康有为”和“大刀王五”，的确有些牵强。或许他确有难言之隐，也说不定。（以上参见《晚清佚闻丛考》，201～209页；黄彰健：《论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808～8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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