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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章 和缓的风
朝鲜战争结束后，世界的战略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 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之间军事对峙 的冷战局面不但没有被打破，反而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新兴力 量和新兴国家为在世界上崛起而进行斗争。从北非的沙漠到南太 平洋的岛屿，三分之一的人类进入了一场争取新的自由、摆脱极 度贫困的历史斗争。
1953年7月26日美国时间晚上10时整，艾森豪威尔总统端 坐在白宫广播电视室内的那张维多利亚女王赠送的雕花橡木大写 字台前，向美国听众发表他连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广播演讲。演讲 一开始，艾森豪威尔一改往日的那种威严、沉思的神态，面带微 笑地向美国听众宣布：“就在我坐在这里前半个小时，也就是 1953年7月26日下午9时30分，美、中、朝三方代表正式在朝 鲜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这对美国人民来说，意味着战斗 和伤亡的结束。”宣布完这个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个激动人心的消 息后，稍为停顿一下，艾森豪威尔又以一种充满了忧虑的口气继 续说道：“我们仅在一个战场赢得了停战一而不是世界的和平。 我们现在不能放松警惕，也不能停止我们对和平的追求。”最后， 艾森豪威尔引用林肯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讲：“不与人交恶，而与 人为善。”次年春，柏林会议召开；4月至7月，日内瓦会议签 订越南停火协议……面对和缓的风，蒋介石不能死硬到底，无动于衷；毛泽东则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毛泽东多次呼吁与蒋介石第三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喜欢两手做事，做起来一手轻，一手重。在台湾海峡 炮声隆隆之际，毛泽东已经在考虑对待台湾的另一手。1954年7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解 放台湾的运动，以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毛泽东 的运筹下，周恩来于1955年3月在人大常委会上首次提出，中 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这一主张标志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
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由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
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参加会议的印、缅等七国代表团团长举 行会谈，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 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 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 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 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并表明我国解放 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 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此次会谈后，周恩来接受了美国《民族》周刊记者访问，表 示：“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提议和美国坐下来谈 判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的态度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同时也使美国政府 作出了迅速反应。4月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 意同中共举行双边会谈。后经英国穿针引线，开始了中美大使级 会谈。会谈虽然没有在台湾等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对缓和 台湾地区紧张形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美大使在日内瓦会谈，蒋介石极为不安。
有一次，他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道： “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 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励中 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 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 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 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 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蒋介石的话既表示了他对亚洲一些国家的不满，也表示了他 对美国反共政策不坚定的不满。蒋介石敢怒敢言，却不敢造次， 不管怎样，台湾小朝廷还得靠美国活着。而要让美国去跟一个已 有八亿人的共和国作战，美国也就不称其为美国了，它是宁做警 察，不当士兵的，更不会让战火烧到它的后院。
美国就这样撑着，蒋介石也就这样忍着。
海峡这边的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却从不肯等闲。要么 打，不打那就谈，僵持不是毛泽东的性格。
1956年上半年，中共对台湾的国民党，发动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频频向台湾发出了和谈信息。195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 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
“台湾那里的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 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
不久之后的1月30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政 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 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 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予应得的 奖励。”
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 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同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阐述了毛泽东的上述思 想，指出：
“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 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 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9月30日，来中国参加国庆活动的印尼总统苏加诺，与毛 泽东就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进行了长谈，在谈话最 后，毛泽东表示：“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 一条不行。第一是坚持斗争，每天都要叫，这是你的办法。第二 是不要着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我们同蒋介石也是这样微妙的 关系。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 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但是蒋介石反对。他每天反对，我 们就每天说要同他合作。这样就使我们的蒋委员长很难处，他的 内部正在分化。” 10月，毛泽东会见有关朋友，表示：如果台湾 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 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 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 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讲到： “我们在会上印发了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我看这封信主要 是给蒋介石泼冷水，然后又打点气。信上说需要冷静，不要冲 动，就是说不要打仗，要靠联合国。这是泼冷水。蒋介石就是有 那么一点冲动。打气，就是说要对共产党继续采取强硬的政策。 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出乱子上。在他看来，乱子已经出了，共产 党是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观察吧！”
3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又说：“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 化。美国现在想搞垮蒋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人，想用这派人来 代表蒋介石。现在我们需要帮助蒋介石来反对美国。因为问题 是：蒋介石好些呢，还是美国所扶植的更亲美的势力好些？台湾 像目前这样作为美国半占领地好些呢，还是台湾成为美国完全占 领地好些？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它们 想一方面承认我们，一方面又承认台湾。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 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 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清理内部。”
毛泽东说的一些事，曾在台湾引起騷动。
●2.蒋介石决不容忍“亲美派”拆台
吴国桢与孙立人事件最为引入瞩目。
吴国桢是湖北人，生于1903年。他早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一一清华大学。毕业后越洋留学美国，饱学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后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返国后，吴氏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 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等要职，是蒋家小朝廷官 场红得发紫的人物。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吴国桢，固然是由于吴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同时也由于吴从不结党营私，对蒋绝对忠 诚。据说他到外交部当次长时，只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星 期后，就打发他走了，几年下来，不用一个私人。吴国桢做事特 别讲求效率，令出必行。由于他强调法治，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 “民主先生”之称。他个人能力极强，能为蒋独当一面，又有着 漂亮的仪表，能用英语流利演说，很有一股洋派神气。
国民党退台之初，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争取美援。1949年12 月15日，蒋介石尚未复“总统”职就以台岛最高行政长官的身 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本人开始也摸不着头脑。 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主席大印还不足一年，正当风雨飘摇之际，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且在吴上任省主席之职不久前，陈诚曾约吴 谈过一次话，陈邀吴屈就台湾省主席秘书长一职，遭吴婉谢。吴 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我当恐怕不合适，最好由 俞大维担任。”
蒋则毫不避讳地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合力争取美援。”
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的第三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 职，同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心里明白：“为了他把 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他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着我。”吴国桢 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蒋介石依然不避讳他：“辞修和我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蒋介石有说假如同真话的本领，吴国桢飘飘然了。并暗地里 发誓“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 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既然蒋介石对吴国桢宠爱如此，为何又遭蒋抛弃呢？吴国桢 自己认为是因为蒋经国之故。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命以督导员身份赴上海“打老虎”。当时蒋经国持尚方宝剑，雄心勃勃，想在上海一显身手。 他当时手法严峻而急切，但效果不佳，演变成只拍“苍蝇”不打 “老虎”的局面。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祯除了不同意蒋经国的做 法之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亦使吴颇为不悦。蒋经国与吴的矛盾 由此发端。
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后，一切以巩固这最后的立足之地为核 心，由此，蒋经国又奉父命独揽了整个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 务系统大权。蒋经国虽名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却能 一手遮天，躲在幕后发号施令。只要戴上红帽子，想抓谁就抓 谁，想杀谁就杀谁。吴国桢对蒋经国能忍且忍，对他手下的特务 打手的横行霸道却难以容忍，直接告到老蒋：“非改革不可，任 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不能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 要释放，或起诉。”
蒋介石打起哈哈，顾左右而言他。
吴国桢还向蒋介石进言：“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 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俾能奠定两党制度。”对于 蒋经国领导的许多不在编机关、特务组织预算外的经费要求，吴 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吴后来告诉蒋的另一反对派雷震说： “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
吴国桢因惊宠而骄，以为蒋介石真把他当作心腹，竞天真地 向蒋介石说：“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 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蒋介石不言，脸色有变。
直到此时，吴国桢才明白蒋老先生“爱权之心，胜于爱国； 爱子之心，胜于爱民。”
而蒋介石也渐渐明白吴国桢“不识相”，并暗下除之之心。
1953年10月30日，蒋介石为过65寿诞，与宋美龄去台北 郊外草山避寿，特邀吴国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留他们过夜。第二天吴氏夫妇返归台北时，发现开汽车的司机不见了，派人找也 未能找到，只得由蒋氏另派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该吴氏夫妇 走运，正巧吴夫人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老百姓家方 便。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发现司机脸都吓白了。原来汽车的 三个车轮的螺丝钉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腹泻， 汽车飞速到某转弯处，车轮必飞脱车身，吴氏夫妇也将粉身碎骨 了。
吴国桢死里逃生后，大彻大悟：现美台关系已好转，他完成 了使命，蒋不必再通过他来向美国拉关系。蒋介石怕吴与美国的 关系太深，会埋下顶替蒋氏的后患。想到这一层，吴国桢认为不 能再呆在台湾了。回到家里，又发现家中电话有人窃听。心慌如 麻的吴国桢忽然想到美国好友美联社记者阿瑟戈尔，他找到阿 瑟，对他神秘地说：“阿瑟，把手放在圣经上，我要告诉你一件 事，你要发誓，帮我保密。”
阿瑟戈尔吃惊地瞪圆了眼睛：“什么事这样严重?”
吴国桢递给阿瑟一些文件：“有几封信，请你带回去交给 《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时代》、《生活》的亨利鲁斯， 假使我不幸去世，请全文公布，没有事，请代为保存。”
吴国桢与阿瑟戈尔会面之事，逃不过蒋氏父子的眼线。当阿 瑟离台返美时，宋美龄亲自为阿氏送行，并邀他为其私人秘书， 但阿瑟不肯背叛朋友，婉拒宋氏邀请。
1953年4月，吴国桢迫于各方面压力，向蒋介石请辞台湾 省主席一职。5月，吴国桢夫妇得到美国邀请，准备赴美。蒋介 石欲扣留，经宋美龄从中周旋，最终放行。但吴年近八旬的老父 及次子吴修潢不准同行，留作人质。
吴国桢初到美国，顾及老父和次子的安全，谨言慎行，没有 半句对蒋氏父子的不满之词。来年元月，台湾传出“吴国桢携资 外逃”的风声。吴国桢立即写文辟谣，但台湾各报无人敢登。这年2月，吴国桢毅然向台湾当局发难，对台发表不同政见。台岛 内许多忠于蒋家的要员们纷纷指责吴国桢“反对”、“狂妄”。在 一片无中生有的谩骂声中，吴国桢在美刊出《上总统书》，批评 蒋介石“自私之心较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 批评建议之机会”。吴将攻击的主要矛头直指太子蒋经国，说他 是台湾政治进步的一大障碍，应该将他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 书，在大陆未恢复之前，不必重返台湾。至此，吴国桢与蒋氏父 子正式决裂。
“ 蒋介石心胸狭窄，不能见谅于吴国桢，使吴成了蒋氏父子权 力重新组合下的栖牲品。1984年吴国桢病逝美国，葬于佐治亚 州滨海小城。他终生遗憾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完成揭露蒋氏父 子统治内幕的著作。有幸的是，蒋经国的老部下刘宜良（即江 南）在美留学期间，多次访问吴国桢，并从吴氏手中收集大量资 料，著成《蒋经国传》。然而正当此书出版之际，江南便遭枪杀。 事后查明，枪杀江南的主谋便是蒋经国的二公子蒋孝武。江南命 案与吴国桢案一样，不仅招致整个社会关注，也引起美国不满, 在美国干预下，蒋经国被迫放弃传子部署。
正当吴国桢案在台岛余波未尽之际，又突发了所谓孙立人“兵变”案。
孙立人有吴国桢相同的出身，比吴大两岁，也是清华毕业， 后被保送赴美，进人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学位，转 入弗吉尼亚军校，和美国的马歇尔元帅是先后期同学。毕业回 国，先入国民党特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 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
在中国对日抗战史上，有一段精彩的“异域”篇章，这就是 孙立人所率新三十八师远征缅甸时的“仁安羌大捷”：以不满 1000人的兵力，击败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救出数十倍于自己的 友军。此战之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奉调东北，因与杜聿明不和，被解除兵权，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 系的排挤欺压。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蒋介石依从 美国的授意，任孙立人为“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在 美国顾问的直接控制下，开始在台湾训练新兵，颇为“呕心沥 血”。他见新兵眼睛不好，打靶影响成绩，就与一家糖厂经理研 究，把蔗渣制成健素糖丸，吃后既提髙视力又帮助消化。20万 新兵吃后，据说射击成绩确有提高。他本人从此也认准了这条养 生之道，每天饭后吃10颗素糖丸，果然直到九旬高龄目光仍炯 炯有神。
其后，蒋介石又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除了部署逃命外，也 有牵制孙立人的用意。陈到台后，即曾暗中策划孙立人的风山军 官训练班并入军校中，陈系的林蔚、郭帏、罗卓英等企图将孙的 练兵权转到罗卓英手上，都没有成功。1949年9月，蒋介石为 取得美国的积极援助，又提拔孙立人为“台湾防卫总司令兼东南 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但在陈诚“公署长官”的控制下，孙实 际上是空头司令。
蒋介石在到台的前几年，要向美国作出姿态，用“亲美派” 孙立人，但都置于他的心腹控制之下。在蒋氏父子看来，军队是 生命线，孙立人为抓军权，早在1949年就和美国勾结。当时， 麦克阿瑟曾派专机将孙立人接到自己驻日本公馆中密谈。据孙事 后向蒋介石汇报说，密谈的内容是：美国为使台湾这艘不沉的航 空母舰不落于中共之手，有意让孙负起保台的责任,美国全力支 持，要钱给钱，要枪给枪。对国民政府已不抱多大希望。孙对麦 克阿瑟的答复是，他忠于蒋介石，不能临难背弃，自己必须在蒋 指导下挑起保台重担。蒋介石性情多疑，对此话既信又疑。
在孙立人接连晋升之后，蒋氏父子风闻美国已考虑对台湾实 行“换马”，在美国留过学的孙立人是“上马”的最佳人选。这些不管是真是假，都足以引起蒋介石的警觉。美国人之所以看中 孙立人，虽然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一条是对蒋的绝望。打仗要 用兵，美国“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策略需要亚洲人，而在台 湾，兵力是蒋介石最后一张“王牌”，不管这些破铜烂铁是否管 用，总比没有强，因此美蒋之间，便环绕争夺军权的磨盘团团打 转。美国意图驱蒋，而驱蒋的本质只有一个，就是要更直接地插 足台湾，将台湾独立出去，变现在的半占领为全部占领。这正是 毛泽东所担心的、所说的为何不倾向“亲美派”代替蒋介石。
据说孙的学识超群，这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变成他的负 数。孙的一位老部下就说过一句很概括的话：“孙是个非常优秀 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就是说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差。 和他的同辈，几乎无人可以合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 周军事汇报，他从未准时出席，其理由十分可笑：“他不愿意向 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
孙之傲慢，固有其理由，主要看不起他的一些同僚，认为自 己鹤立鸡群，再加美国的崇尚，又有战功，似可无敌于天下，然 而他常常孤立无援，且遭致群体的打击。他又和吴国桢有某些类 似，和小蒋为敌，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抑制蒋经国的政工 制度。
1950年12月，孙立人召开一个“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 来听取士兵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 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 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蒋经国觉得，孙立人捞过界，这 本来是该“政治部”份内的事，蒋经国反击，推行“庆生会”， 孙、蒋较量的火药味，乃全面扩散。
美军顾问团长蔡斯，他是带了支票签字权的美国大亨，负责 台湾的军援执行，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介石父子所不 满。孙、蔡不谋而合，蔡斯也主张撤消军中政工制度。蒋经国疑神疑鬼，迁怒到孙的头上，认为孙假外人以自重。于是蒋介石密 令除奉命者外，任何人不准与蔡斯接触。1954年6月，孙立人 在台湾的军事改组中因“任期届满”理由免去了 “陆军总司令” 职，改任“总统府参军长”，贬为闲曹。孙对此很不满意，发牢 騷说：“现在台湾是奴才统治人才。”他想借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给他工程博士学位为名去美国，蒋介石惟恐他到美国后成为 “吴国桢第二”，未予准许。但为了敷衍美国和缓和孙的反对，乃 提拔孙的亲信余伯泉任“副参谋总长”。尽管如此，蒋氏父子仍 觉得孙对“王朝”有潜在的威胁，不可“养虎遗患”。
1955年5月底，台湾当局抓到一个名叫郭廷亮的“匪谍”， 称其“为中共工作”。该犯是孙立人部队的少校营长，据说利用 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100余人，预备 于适当时机发动兵变，拥戴孙立人为“台湾元首”。于是，孙立 人便被指控为兵变事件的后台。3月，台湾当局公布了孙立人的 “辞职书”，并组织了 “调查委员会”，对孙进行侦讯，罗列了诸 多“罪行”。最后，由蒋介石出了一具手令，说孙立人“久历戎 行，抗战有功，且于该案发觉以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 责，深切痛悔，兹特准于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 考，以观后效”，从此，孙立人被软禁起来，成为台湾“第二个 张学良”。但对于“兵变”，孙立人始终说是不存在的，不独自己 无辜，连郭廷亮也是冤枉的。
至于兵变究竟是否属实，一直是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对台湾当局指控郭廷亮发动兵变的那些事情，孙立人是一无所 知，所以“兵变事件”的内幕是很明显的，孙立人与吴国桢一 样，是国民党内部权力再分配的失利者，也是蒋介石过河拆桥的 又一牺牲品。
孙立人被软禁后，居住在台中市一座日式宅院的家中，门外 有“安全人员”看守。孙立人以莳花除草、拜佛读书打发自己的后半生。初时，蒋介石召见过孙一次，叫孙再不要理会政治，此 后再不得见。1988年2月的一天，孙立人在被软禁后首度于家 中接受记者访问。他仍目光炯炯，头脑还很清晰，只是说话表达 较为吃力。在听到记者说“好像不少人想为您平反”时，孙立人 则说：“从未‘反’过，何‘平’之有？我只希望在我余生之年， 政府能还我清白，如此，亦将含笑九泉。”这时的孙立人，此前 曾开刀切除了静脉瘤，牙齿早已全部脱落，假牙又套不太好，吃 东西只能吃面食或糊状食物，当年那种铁马金戈的英雄气概荡然 无存。难怪75岁的孙夫人抱怨：“孙立人都89岁了，他能怎么 样？为何还得不到充分的自由？”看来国民党在软禁人上，最有 耐性和连续性，创造了不少世界之最。
1990年11月19日上午11时许，孙立人病逝台中市自宅，享年91岁。弥留之际，虽有夫人及子女等守护在侧，但终因“兵变”案不能公开平反而惘然若失。
●3.章士钊携中共给蒋介石的信，飞赴香港
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先生，从50年代起，就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沟通与台湾 的关系。当他看到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周恩来 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中提到的：“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 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更增加了做统战工作的信心。 他向周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过去的一些朋友做蒋介石的工 作，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 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 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
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 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 款予以补助；
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 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笫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 党重新合作。
信的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中共领导 人欢迎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说起章士钊，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他是近、现代一 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活了92岁，一生经历极为丰 富。他是一个跨越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历史人物， 在思想、政治上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在武昌求学时，与黄兴 同住一室，成为莫逆之交。他在南京的学堂里成为反清学潮的 “魁首”。他加人过蔡元培、章太炎的爱国学社，与邹容是同窗好 友。他还策划过刺杀路经上海的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暗杀行动，并 为此坐大牢。他曾经编译日本人宫崎寅藏所著介绍孙中山革命事 迹的书《三十三年之梦》。在编译这书时，因一时笔误，将孙先 生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宁连缀成文，写成 “孙中山”。后来该书出版，这个名字也随着传开，久而久之，竟 成了孙先生的正式名字。可以说，孙中山的名字是章士钊起的。
章士钊经杨度介绍，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两人十分合拍。 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以为章士钊必是该会的积极成员，没料到 他竟不愿入会。他提倡苦读救国，一生坚持做无党派人士。他的 结义兄弟章太炎苦劝其人会，他也不为所动。章太炎知道章士钊对同盟会员吴弱男女士甚为倾慕，乃生一计，请吴弱男出面动员 章士钊人会。不料久久没有结果，吴弱男却通过此番接触成了章 士钊的情侣，后来他俩在英国结了婚。据说，孙中山后来谈及此 事时，开玩笑地说：“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
抗战期间，章士钊坚持民族气节，日伪劝诱他加入汪伪政 府，遭他严词拒绝。此后，日伪政权对他进行威胁，他乃秘密从 上海出走，避难香港，而后来到重庆。他在重庆结识的抗战夫人 殷德贞，就是他的第三夫人，她留居香港，章士钊每年都来看 她。
章士钊是毛泽东的同乡人，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了。
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甚至更早。章士钊和 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早年在长沙的至交。经杨怀中介绍， 他在1919年就认识了毛泽东。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中共的成 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送一部分同志到欧洲勤工俭学，需要一 批不小的银款。毛泽东到上海找到他，只说有一批有志青年要到 欧洲勤工俭学，请他支持。章士钊当即答应，运用自己的影响发 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最后共筹得两万银元，悉数交给毛泽东。 他当然不晓得这笔银款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一部分供一批同志去 欧洲，另一部分拿回湖南去造反闹革命了。当43年之后的1963 年，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到中南海给毛泽东教英文，毛泽东想起 了这件借款之事，并决定还债。毛泽东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 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 千元，10年还完两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他听了哈哈大 笑：“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几天之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 送上第一个两千元。此后每年春节都送上两千元。章士钊感到十 分不安，要女儿章含之传话给毛泽东说不能收此厚蹭，当时的银 元是募捐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了传话后笑了： “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呵！他给我们共产 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 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 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 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 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 论如何要还的。”
1945年，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有一次毛泽东 找章士钊叙谈，问他对当时局势作何估计。章士钊想了片刻，在 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诚恳 地向毛泽东谈了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 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他认为，应趁蒋尚未准备就绪，毛泽东 应迅速离开重庆，以防不测。尽管毛泽东没有马上离去，但很重 视他的这一建议。毛泽东说，章行老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 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上海解放的时候，军管会派了四名解放军战士轮流24小时 在章士钊在沪的家宅门前守卫值班，以防国民党在上海的残余势 力伤害章的家属。为首的那位军人说：“章士钊先生在北平一切 都很好，他是毛泽东主席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奉命 保护章先生在上海的家属。”
章士钊定居北京后，先是住在朋友家里。毛泽东、周恩来知 道后让他搬进史家胡同那所带大院子的宽敞明亮的住宅，一直到 他去世。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设法 保护了章士钊，还帮助他将那部显然属于“四旧”范畴的《柳文 指要》线装书破例在1971年公开出版。而章士钊还是老脾气， 仍是肝胆相照，不顾个人安危，在社会出现了要打倒国家主席刘 少奇的狂风巨浪时，斗胆向毛泽东直书自己的意见：不要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重视他的意见，在三四天后亲笔回了信。告诉他：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 3月10日
所以，以章士钊如此独特与丰富的资历，作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的代表，是最适合不过的。
其实，在1949年的国共北平和谈中，章士钊已经当过代表。 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由李宗仁代总统。李宗仁上任后想与中共和谈，找谁从中斡旋呢？想来想去，想到章士钊头上。于是，李宗 仁委派邵力子到上海请章士钊出面。当邵力子说明来意后，好管 “闲事”的章士钊二话没说，即刻答应下来。代表团原定2月8日飞北平，因中共通过新华社广播宣布，拒绝代表团中美国人走 卒甘介侯赴北平，致使代表团未能成行。消息传到南京，李宗仁 极为不安，怕和谈大门打不开。于是，李宗仁亲赴上海，找到章士钊等人，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决定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邵力子以个人资格前往。在征得北平军管会同意后。2月13日他们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名义飞赴北平。22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在接见章 士钊时，章向毛泽东陈述了李宗仁的愿望。其他代表也分别受到接见。和平之门是打开了，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于24日离开北平。同年4月1日，解放军渡江前夕，章士钊不作为代表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代 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议。后因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致使和谈破裂。章士钊此时对国民党已完全失望，决定不回南京，先去香港。但他不闲着，给李宗仁写信，劝其继续和谈，无奈李宗仁 受制于掌握兵权的白崇禧，未能幡然悔悟，接受劝告。他又给湖 南省主席程潜写信，劝其起义……
1956年春天，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 的信件，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与章士钊是同乡，抗战期间, 在重庆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党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这次两人在香港会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和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事关重大，许孝炎不敢耽误，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 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与章士钊的会谈向蒋介石作 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通，长时 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4.蒋介石派往大陆的和谈密使搁浅在香港
蒋介石像是面对着一副摆满了黑白子的围棋，长考了近一年，才下了决心，要往北京投下一颗棋子。
1957年年初，蒋介石将许孝炎召回台北，在“总统府”密谈了很长时间。
蒋介石先递给许孝炎一本本年1月号的香港刊物，上面有篇署名“衣爵”的文章，题为《解决中国问题之途径》，已被蒋介石用红蓝铅笔划了许多道，有的地方还狠狠地打了；1个问号。
许孝炎接过杂志，粗略一看，文中有叫蒋介石退休的字样，便细看起来，文中写道：只要胡适先生登高一呼，提出请蒋退休的要求，“海外华侨必定群起响应，台湾同盟及三军人员受外来的鼓励，必定有所表示，美国友人对于中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蒋介 石退休的运动，势必重视。”
许孝炎表态说：“太不像话！竟然如此放肆。香港那个地方就是太自由。我离开香港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份东西。”
蒋介石听到了安慰话，心情比较平静：“你回去查一查，是不是我们这里那伙《自由世界》杂志的人化名去香港造舆论。”
许孝炎答应：“我一定照办，尽快搞清楚。”
蒋介石转入正题：“今天找你来还不是为这件事的。”蒋介石咂巴着嘴，讲得很慢：“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因， 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正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 择。”他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本无准备，说要想一想。考虑再三，他提出三个人，他们是：曾任“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秘书长陈克文，现任 “立法委员”的宋宜山。
“你认为三人中谁最为适宜?”蒋介石继续发问。
“宋宜山更合适一些。”许孝炎讲了几条理由：第一，宋宜山对国民党的忠贞，已经经过长期考验，是蒋介石的黄埔学生，自南京中央党校毕业后，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 一直在中央党部工作，南京撤退前夕，尚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 长。第二，宋当时为台湾“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 身份比较灵活，官式意味较轻，蒋介石曾表示不愿派一个官式身 份过重的人前往。第三，宋的兄弟宋希濂为国民党名将，当时正 关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改造。万一宋的大陆之行被人发现，可以 说是探亲。第四，宋为湖南人，而当时中共重要领导人毛泽东、 刘少奇，担任中共统战部长的李维汉，以及中共派往香港活动的 章士钊，都是湖南人，便于以同乡名义接触，对话比较方便些。
蒋介石同意这样的分析，遂决定派宋宜山前往。
宋宜山自觉身负重任，极想将此事办成。经过认真准备后，于1957年4月成行，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事先得到消息的章士钊约上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到车站迎接。宾主到了 新侨饭店，安顿下来后，唐生明告诉宋宜山：“这两天，周恩来总理要请你吃一顿饭。”
宋宜山虽说是公事，却难断血缘之情，他试探地问唐生明：“我想探望一下胞弟希濂，不知……”
唐生明是个直性子，马上说：“我看可以。”但转念一想，又说：“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周总理提出来。”
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宋宜山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宋先生，欢迎你到北京来，我恃地让 生明兄来接待，他和你是老乡，前几年在香港又见过面，他跟你 做朋友的历史已经不短了。”
宋宜山说：“抗战时期，生明兄忍受了误会与委屈，执行‘特殊任务’打到汪精卫汉奸政府里去，为国家与民族做了许多 工作，不但蒋先生与国人赞赏，连我也十分敬仰。”
周恩来笑道：“我们共产党人也忘不了他。1927年大革命受 挫，我们党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生明兄的同情与支持。我 们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得到了他给予枪支、弹药和物资的 支援，一些伤员也得到他的营救和保护。”
宋宜山第一次听说唐生明的这些旧事，流露出一些惊奇： “生明兄的经历真是丰富多彩。”
周恩来对宋宜山说：“宋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该是 你希濂老弟50岁的生日。”
宋宜山直点头：“周先生记忆力真好。你不提起，连我这个 当兄长的都想不起。”
周恩来对宋希濂这个当年突出的黄埔学生比较熟悉：“希濂兄是 黄埔一期嘛！他跟你们湘乡同乡陈赓一起在长沙应考合格后，绕了一大弯，经武汉、上海来到广州的。抗战时期，他在大别山和滇西 通惠桥，重创日军，立下了卓著战功，人民都不会忘记。”
宋宜山听得心里热乎乎的，没想到一个在战犯营里的人，还 被如此夸赞。他顺势提出想去看看弟弟。
周恩来一口答应：“50岁是人生的大日子，你来看他正是时候。”
宋宜山很受感动：“感谢周先生关心。”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总的来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 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在重庆谈判的吋候，蒋先生说过， 大革命的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 锅吃饭。我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的。具体的问题，李部长跟你谈。”
随后，李维汉出面，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 体问题与宋宜山协商。李维汉提出：
“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可以作为中 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 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 政权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李维汉还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我将率团前往。”
宋宜山考虑了一下：“我愿回台湾后，力促成两党谈判而努力。”
李维汉：“你不必急着回去，你可以在北京的工厂、农村转 一转，也可以去看看你的弟弟宋希濂。”
宋宜山同意后，就在章士钊、唐生明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 工厂、农村，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并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探望了他的胞弟宋希濂。宋宜山见弟弟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 造、生活都很不错，也就放心了。宋希濂也感慨万端，当年他报考黄埔军校入了第一期，他的哥哥是后来人黄埔的，所以弟弟的 军衔反而比哥哥高许多，宋宜山曾对此很不高兴。可如今，还是 哥哥的前途光明……
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宣传“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方针，又加上号召和平统一祖国，整个政治气氛和社 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气，给宋宜山以欣欣向荣的印象。
5月份，宋宜山回到香港。根据自己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写了一份长达1.5万多字的书面报告，由许孝炎转呈蒋介石。
在这份报告里，宋宜山陈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 情及中共提议，还把各种见闻和北京一派龙腾虎跃的气象描绘了 一番。宋宜山真是一介书生，他根本不了解蒋介石骨子里的想 法，天真地在报告里说道：“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 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 兴，民众安居乐业，犹如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
最后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割在蒋介石心上。蒋介石越看越生气，将报告往桌子上一摔，以他晚年难得再用的“娘希匹”狠狠 地骂道：“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吩咐人 告诉宋宜山，不必再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算了，将“立法委员”的薪饷每月寄给他。（1972年，宋宜山与另外三个立法委员 在香港参加了章士钊逝世的追悼会，国民党台湾当局便以“附共”的罪名，宣布撤消他的“立法委员”职务。）
就这样，蒋介石派往大陆的第一个和谈密使被他搁浅在香港，蒋介石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系列和平统一祖国的提议。一次本来很有希望的和谈刚起步又中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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