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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负起两个十字架

  1922年10月10日,南开中学召开“双十”庆祝会,老舍应邀在会上发言。

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预备必须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这可以看作是老舍最早的人生宣言,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不过,老舍为何单单以“十字架”作譬呢?老舍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而时刻准备牺牲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基督教耶酥献身精神的影响。

  老舍在做劝学员时,曾在教堂的英文夜校学习并参加宗教服务,这时他结识了宝广林。宝广林,字乐山,当时刚从英国神学院留学回国,与老舍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随着不断的交往,宝广林给了老舍很多帮助,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据老舍夫人胡絜青回忆:“老舍结婚时,操办者原准备请一位有名的学者证婚。老舍不同意,他要让宝乐山大哥——一位比他大十一岁的、被他视为兄长的、对他有过帮助和影响的普通人——为他证婚。”这自然是后话。

  受宝广林的影响,老舍加入了他所组织的“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率真会”是个小团体,总共也就十几个人,除了宝广林是个中年的职业宗教家之外,其余的全是青年知识分子,有信教的,也有不信教的,有大学毕业生,也有正在念书的大学生,还有像老舍这样已经工作了的大学毕业生。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教育、文学和宗教,更多地是讨论如何改造社会和为社会服务。1922年上半年,老舍在缸瓦市教会接受了洗礼。缸瓦市教会隶属于英国伦敦会,创建于1863年,于1922年改建新堂,实行自立自养,加入“中华基督教会”,是北京市现存最早的基督教会。

  随后,老舍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教会系统的许多社会服务工作。

  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期间,他依然与基督教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1922年10月,在南开中学部青年会(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协会”的下属地方组织)童子部举行的第四季度大会上,老舍还曾与教师朱星樵登台合说相声,受到热烈欢迎。这个青年会还组织了一种带有“修身”性质的团体“辰更团”,老舍应邀在该团讲课广受好评,随后被推选为辰更团“主领”,主持该团体的活动。中学部学生中还组织有“查经班”,这是基督教在群众中影响青年的松散团体,老舍也曾被特邀为“主讲”。

  从天津回到北京后,主日学成为老舍从事教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主日学即“sunday

  school”,又叫做“礼拜日学”或“星期日学”,是一种专门在星期日进行活动的宗教教育形式,组织比较松散,不一定只讲圣经,也讲宗教以外的各种知识。老舍先生在这里涉及的儿童主日学,是专为儿童开办的讲习所。1923年4月至1924年4月间,《真理周刊》的“来稿”栏连载了老舍的《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一文,记载了老舍对主日学的思考与建议:

  一、对现实社会完全持批判态度;二、强调教育治国的思想,尤其注重儿童教育,认为是富国之首务;三、批评宗教人士的照章行事,目光短浅和不负责任,存心敷衍;四、强调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原理的作用;强调采用适合儿童特点的教育方法;五、注重立足公众,陶养性情,启迪心灵,培养道德。

  同时,老舍不主张对儿童搞什么赎罪祷告,搞什么背诵圣经,唱什么圣歌圣诗,宣讲什么神仙故事或者寓言故事,搞什么信仰早熟。

  他偏重教育,主张实实在在,他的想法是促使儿童德智体都发达,活活泼泼,自己动脑筋想问题,自己动手,去劳作、去探索,做个有道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老舍先生在“商榷”中还主张多让儿童唱歌,因为圣歌比较难懂,所以他主张主日学领袖们自己编写歌词。

  20世纪80年代,宝广林先生的长女宝英曾唱了一首当时老舍教她的歌《日月蚀歌》,这是当年老舍先生在缸瓦市教会为孩子们编的歌之一:

  先生好比是太阳,我们地球围着它转,弟弟好比是月亮,它又围着我们转。

  只因走到一直线,也别打鼓且莫要打锣,听它慢慢地转。

  “这首歌是舒舍予式的‘儿童主日学’的一个极好的注解”。老舍的这种基督教情结,日后在他的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来。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的李应、龙树古、龙凤和赵四都是救世军教会的信徒;另一部长篇小说《二马》的主要人物大都是基督徒,如伊牧师一家、老马和小马、温都太太等;还有《四世同堂》中笃信耶稣的丁约翰、《正红旗下》虔诚的牛牧师,都不吝笔墨,刻画得十分细致。对不屈不挠地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老诗人钱默吟,《四世同堂》中有这样一段评价:

  他一向钦佩钱先生,现在,他看钱先生简直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特别的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切着人们的灵魂。可是,在敢负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说,钱先生却的确值得崇拜。

  老舍誉其为“又是一个自动的上十字架的战士”。这与老舍当年的“双十”感言如出一辙。

  从1922年上半年接受洗礼,到1924年9月出国,这两年是老舍与基督教接触最为紧密的时期。五年后老舍自英国回国,与胡絜青——自己日后的夫人刚刚相识时,老舍曾在通信中坦率告诉她自己信基督教,并询问胡絜青对此是否避讳,此后便很少有相关记载。胡絜青说:“婚后,老舍可是从来没做过礼拜,吃饭也不祷告,家里也没要过圣诞树。……老舍只是崇尚基督与人为善和救世精神,并不拘于形迹。”抗战时期,老舍应邀在汉藏教理院对和尚做过一次公开讲演,题为《灵的文学与佛教》。老舍把佛教与现实联系起来,遗憾地说:

  中国的佛教,已宣传了将近二千年,但未能把灵的生活推动到社会去,送到人民的脑海去,致使中国的社会乱七八糟……一些信奉佛的老公公老婆婆,大都存着一个老佛爷来保佑他或她的一切底观念;这样的信佛,佛学能推动?社会岂能不糟?而佛教又何能不衰?我们要告诉他们,佛不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老板,他不能保险你的一切!我们对于这种不正确的佛徒,要他来干吗?

  根本就要打倒。

  可见,老舍虽然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但并不是一个至虔、狂热的教徒。

  其实,早在童年时期,老舍就深受宗月大师的影响,常在他办的贫儿学校做义务教师,或是帮忙调查、散发粮米等慈善活动,这种助人为乐、悲天悯人的品性贯穿老舍的一生。以至于挚友萧伯青先生在读了老舍的散文《宗月大师》,特别是又听了一些宗月大师的事迹之后,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在萧伯青看来,老舍助人为乐的品性与宗月大师的慈悲情怀实乃一脉贯通。冰心先生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一书的序文中也曾讲到老舍的“行善”、“分享”、“给人温暖”,她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圣经》(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我从来不知道。我却是从中学到大学,都受的是基督教的教育),他说过《圣经》的要义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这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在‘行善’上,老舍是个最有福的人。”所以说,老舍对基督教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其牺牲救世的教义的认同,他对基督教的理解已超越了其原有之义,而重在利用宗教影响以推动社会进步与文化改革,这早在他的“须负起两个十字架”的“双十”宣言中就可以看出,而这也构成了老舍在救国救民道路上的最初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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