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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金曲排行榜
有一点我注意到了：好事发生的时候就像热面包上的黄油一样蔓延开来。西蒙·福勒刚刚走进我们的生活，我又遇到了斯图亚特·比尔顿。
“你应该多出去走走，”当我告诉马克他可以在哪儿继续看他的晚间问答节目时，露易丝就已经对我说过，“我指的是；为了上帝你参加了演唱组，但是为了乐趣，你该做什么呢？围着那些无意义的小轮子转的仓鼠得到的乐趣都比你多。”
你知道我怎么想？我想她也许是对的。失去了马克，我才发现我妹妹其实并不那么讨厌。事实上，她真的是个好人，而且很逗。
在布罗克斯堡一家我妹妹和她的朋友们经常去的酒吧，我遇到了斯图亚特。他很有魅力，能让我开怀大笑。斯图亚特属于那种每个人都喜欢的男孩儿：长得帅，穿着考究。
他有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格。他不一定符合流行时尚，但看起来总有一点与众不同，比如没有人穿衬衫、打领带的时候他会这么做。真的，他的着装绝对一流，他是那种走进房间时人们会扭头看的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有一种明星气质。他甚至和名人交往——这就是，哇噢，斯图亚特·比尔顿。
有趣的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当我在学校的厕所里重新化妆的时候，当那些女生们闲散地抽着烟、谈论男生的时：候，斯图亚特·比尔顿这个名字总是常常会冒出来。我其实：并不认识他，因为他在另一所学校。很奇怪我怎么会在若干年以后跟他约会了。
斯图亚特的祖父母在维姆利有一间花店，在拐弯的地方，就在你快进入布罗克斯堡地方。这是一家家庭式商店——每个家庭成员都出力，包括斯图亚特。他非常有艺术感，喜欢在店里走来走去摆放花束、整理那些花。那是和斯图亚特在一起时很赏心的事情之一。马克总是一副可怜虫的模样，而斯图亚特不管每次做什么事总是饶有兴致，总是带着微笑。他一家人都很勤劳——半夜起身去科文特花园取当日的鲜花。如果斯图亚特陪我出去晚了，他压根儿就不睡觉了。他真是个好男孩儿，他们全家也令人愉快。他们所有的人，他的妈妈安德里亚、他的爸爸大卫还有他的妹妹雪莉——更不用说他的奶奶和爷爷了。从一开始，他们就把我当作家庭的一员，他们真的绝对是理想的公公、婆婆。
比起马克·伍德，斯图亚特·比尔顿好得多了。
回到兰瑟姆码头，西蒙正忙着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出来。我们都认为偿还鲍勃、克里斯和奇克给我们的投资是公平的，包括偿还在美敦赫德我们拨下付费电话而实际上应该付的电话费，以及录制我们最初三首样本歌曲的花费。
再次见到克里斯是几年后在“《热门曲》杂志票选奖”颁奖晚会上，他带着“伍”演唱组。这是一次非常短暂的会面。
我们只是打了个招呼——但是相当友好——当然没有什么敌意。那时他们确实被激怒了，但是我想他们同样也把它看作一次学习的经历，并且承认他们犯了一些错误——显然主要在于没有尽早给我们合同。克里斯总是满怀激情、雄心勃勃，和我们一样他也有梦想。很高兴看到他现在于得这么好。
对我们的想法，赫伯特父子总是泼冷水，而西蒙·福勒却不仅喜欢这些想法，而且将它们付诸实施，再加以发挥。
他表面上像平静的湖水，但在内心深处，他像一座火山。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会在几个月之内推出我们的单曲，但是他“眼光看得很远”。事实上，这简直有点让人沮丧。难道他不明白？我们走到一起有一年多了，我们要展示自己，征服世界。就在现在。但事实却是《想要》要等一年才会推出。
西蒙的好处在于，虽然他想给我们身后的机器加足油料，但是，他非常愿意让我们保持本来的面貌。他对磨光毛边的东西不感兴趣。
洁芮嗓门大，也爱说大话。梅尔·B嗓音嘶哑，有一种无法驯服的品质。梅尔·C非常迷恋利物浦足球队。爱玛非常像甜甜圈。而我自从会说话起就一直扮演小妇人的角色。
我们彼此间的差别如此之大，而西蒙认识到了这正是我们的吸引力。他没有试图约束我们自我介绍式的《想要》表演。这支曲子把我们成功地推销给了他，因此，它同样也会把我们推销给唱片公司。
我们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到这些唱片公司去，就是站在桌子上跳舞。人们对此十分钟情，而且立竿见影。无须有人鼓动。一旦他们看到了我们，那就够了。
大多数新乐队只要最后能骗得某一家唱片公司的赏识，他们就会非常迫不及待地与其签约。但是，西蒙不着急，在这儿透露一点点信息，在那儿放一小段录音，他已经让所有的唱片公司都在谈论我们了。在和他签约的六个星期内，英国的每一家唱片公司（除了“华纳兄弟”公司，他们说女子演唱组不会有作为的）都对我们刮目相看。我们闯进了流行乐坛，没有人能理解我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本能地感觉到我们要和一家小一点的公司合作。
1995年，一个明显的选择是“伦敦唱片”公司。与马特和毕夫有很多合作的“东部17”演唱组就签在他们公司；事实上，“伦敦”有一长串流行歌曲演唱组。加之皮特·唐，他们的歌手选拔和签约人，和特雷西·班尼特，他们的常务董事，很想要我们。他们都是一些我们知道能与其合作的人，非常不错的家伙。
接着是维京公司。维京有点像百搭牌。奇怪的是，那时他们的旗下没有其他任何一支英国流行演唱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其他唱片公司也许会自鸣得意，而他们不可能。他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证明。
我们最终决定和他们接触。那里的每一个人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保罗·康罗伊自从几年前理查德·布兰森把维京公司卖给了百代唱片公司就一直是维京的常务董事。他和西蒙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把事情做了却没有提高声音，非常平静，十分友好，不太咄咄逼人。
维京公司主管歌手选拔和签约的人是阿什利·牛顿。那时他三十大几岁，相貌英俊，非常时髦而且引领时尚。阿什利的“犯罪同伙”，假如你不反对这个说法的话，是一个名叫雷伊·库珀的家伙，他特别喜欢派对，总是泡在俱乐部里，但是总能把握乐坛的脉搏。即使他在外面呆到凌晨三点钟，你总能确信他八点钟就会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他们有很强的直觉——听了以后就知道好坏——虽然他们的差别很大，但他们彼此间心灵相通。他们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而我们也知道可以信赖他们。
几天过去了，我们还没有签约。不着急，西蒙说。我们得取之有道。
“伦敦唱片”公司认为他们仍然有希望——公平地讲，直到我们签约前，他们确实还有希望。因此，为了把我们从维京公司那边吸引过去，“伦敦唱片”公司做了最后的努力，他们在泰晤士河上为我们开了一个派对。问题是他们定的日期，1995年7月13日——我们本该和维京公司签约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把情况告诉了特雷西·班尼特——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可不想玩那种游戏。而他说，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无论如何要来。
因此这就像是一种诱惑：相当疯狂——一艘船拉着汽笛沿河而上，挤满了我们不认识的人，但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扬声器断断续续地响着，酒不停地倒着，精美的食品，还有“辣妹”演唱组。
时间嘀嘀嗒嗒地过去了。我们本该正在和维京签约。但是；嘿！我们在泰晤士河中央的船上正在无比兴奋地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我不记得放大的洋娃娃是谁的主意，但是这绝对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说服卡米拉——我们的私人助理——到“查林克罗斯”路的“安—萨莫丝”性用品商店买了五个洋娃娃，在它们的头发上喷上相应的颜色，把它们放到我们的车上开到维京公司去。那儿的人会以为我们到了，打开车门，快，说变就变。
如果维京公司本来不知道他们在和谁打交道，现在他们就知道了。
我怎么下的船已经没有印象了，也不记得去过维京的总部拉德布罗克—格罗夫，不记得签约，不记得拿到支票。但是我能记得那派对。我记得把那些放大的洋娃娃从桥上扔进了运河。我完全醉了——任何酒我只要喝下一杯就不能保持清醒了，这在现在尽人皆知——而那一夜才刚刚开始。
西蒙让送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开到肯幸顿。他没和我们一起走，因为司机不肯带六个人，这不合法。
“最多五个。”
“最多五个”，多好的名字。怎么样，姑娘们？
我们爬进车里，“最多五个”演唱组外加鲜花和香槟。拐过一个弯——喔——车里到处都是香槟。我穿着一件非常紧的莱卡裙子，红色，侧面有蓝、白条纹，像田径服，长度只达到膝盖上面。
“抓你们自己的内裤，姑娘们！”我吼着。
我醉得太厉害了，跌倒了，其他女孩儿扯下我的衬裤扔到了窗外。咳，嗬，车又拐了一个弯。这糟糕得像乘坐我爸爸的货车。掉在地上的是我的手袋吗？嘎扎一声。又一支唇膏完蛋了。
“你看不到那该死的标志吗？”有人点起香烟时，那个出租车司机咆哮起来。
香烟在地板上滚来滚去，浸透了水，像白色的虫子，黏着尘土和化妆品。上帝，真让人讨厌。出租车的后面就像一个合唱团舞女的化妆室——化妆品、纸巾、香槟、鲜花。每个人都用它们在头顶上相互敲击着。摇摆舞！我们是“辣妹”！
我们出名了。或者说我们快要出名了。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倚出窗外对着世界大喊：“我们和维京签约了。”
西蒙正在饭店外面等着我们。出租车司机的脸色和声音就像心情不好时的播音员丹尼·贝克。我们都推推搡搡地出来了。车费，一声咆哮，司机因为车内的情形对着西蒙喊着。50英镑让他闭上了嘴。
肯幸顿相当酷、非常时髦、迷人，巨大的玻璃窗显得很简洁，就像一个巨型金鱼缸，我们是鱼。饭店里的洗手间非常棒。因为，坦白地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洗手间里。姑娘们把我弄过去，把我的头发整理好，化好妆。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真可惜，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我们无比得意。那真是美好的一夜。
第二天，7月14日，是我妈妈和爸爸结婚25周年纪念日。
我们拿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中的我站在那儿，拿着支票，脸上带着傻乎乎的笑容。这是一张10，000英镑的支票。比我一生曾经有过的钱还要多。
和维京签约后的头几个月有点像是和西蒙的蜜月期。
他的工作方式和音乐圈内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他总是彬彬有礼，从来不抬高声音。如果他不知道如何处理某件事，他就走到一边去思考。也许这听起来好像他有点古板，但是他绝对不是那样的。他只是在克制。总是克制。他最喜欢的词是“当然”和“没问题”。有一件事我们一直都清楚，他对我们百分之百的负责。
和维京签约以后，西蒙日程表上的下一件事就是找赞助人。同时，还要写更多的歌曲，我们遇到西蒙之前已经录好的歌曲需要重新录制、灌制原版带，因为它们中的大部分仅仅具备样本带的质量。每隔几个星期我们就会被告知他们即将推出《想要》，但是他们不断地推迟再推迟。不过，歌曲只是“辣妹”的一个方面。现在需要的是让人们更多地谈论“辣妹”。
我们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1996年2月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我们作为维京的嘉宾出席，和名叫“兄弟”的演唱组的两个家伙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迈克尔·杰克逊玩了从房顶上下来的把戏，而贾维斯·科克尔（Pulp乐队主唱。该乐队经历坎坷，早期曾出专辑《糟糕透顶》，直至90年代他们才进入英国流行乐坛领导者之列）跑上台咆哮了一阵。
公众大为愤慨。只要在现场你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音乐界知道维京有了一支叫“辣妹”的新女子演唱组，但是仅此而已。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人们转过头，听到他们在叽咕——她们是谁？接着你就会听到回答：那些“辣妹”
们。我们的名字就是那样正式形成的：人们问他们是否听过“那些‘辣’妹子演唱”。或者说：“你是‘辣’妹子吗？”因此我们就变成了“辣妹”。
这段时期有点滑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处于地狱的边缘却进不了天堂——就是说一身盛装却无处可去。我们的计划是在圣诞节推出唱片，首先要推出两支单曲，再往前那就意味着在7月推出第一支单曲，我们决定这支单曲将是《想要》——虽然我们还得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好吧，还得拍摄《想要》的影像带，还要准备第二张唱片，但是，在7月以前我们将做什么呢？
西蒙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到日本进行试演。他说人们往往最后才想到远东。以前从没有人那样颠倒过来做。因此“辣妹”将要改变规则。就这样！
同时，我继续努力减肥。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们会频频上电视，洁芮一直对我说电视会让一个人看起来更胖。
雷恩小姐说得很明白，她认为我超重了，但是说实话我不那么在乎。当雷恩小姐让我站在队末的时候，我也就认为我很胖。但事实是我并不胖。我只是比那里的瘦子们胖一点而已。不管怎么说，她知道什么？关于她我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洁芮不一样。我将永远感谢她说出了我有趣的一面，但是，认识洁芮也有不好的地方。
洁芮从来没有转弯抹角地对我说我胖。她知道奇克已经对我和梅尔·C说过我们俩都需要“减去几磅”，因此，她开始鼓励我们俩和她一起早点起床去跑步，去“控制一下体形”。那么为什么不呢？我从来不介意早起，而且又是夏天，因此那很容易。我们经常在美敦赫德的公园里跑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再去录音棚。接着，又转移到食物上。
这是逐渐开始的。洁芮会说些这样的话，比如不要往食物上涂调味汁，低脂肪的东西也很好，还有我可以尽量不要吃那么多。正是洁芮介绍我喝“速瘦”，一种奶昔饮品，它能填满你的肚子，让你不感到饿。
麻烦在于当你开始那么想的时候，你就很难再停下来了，尤其是假如你和我一样是个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彻底的人。你开始读标签了。那是不是低脂肪的？我刚到美敦赫德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西红柿汁里含多少脂肪，蛋黄酱里有多少脂肪。那样的事情我不想——它们从来没有进过我的脑子。不久我对脂肪含量就像对乘法口诀一样熟悉。当爱玛和梅尔·B在家看电视、吃咖哩鸡的时候，我会去体操房、或者游泳、或者吃一盘莴苣。
那么这有没有让我高兴一点呢？没有。事实上，正相反。
和那些姑娘们在一起，我已经从一个懵懵懂懂的青春少女变成了一个“辣妹”，现在我又开始担心了。粉刺我可以掩饰，但是肥胖就不一样了。我的外表开始困扰我。在体操房里，我不是在观察、核对我的姿势和体位，而是在检查我的臀部的大小，看看我的双下巴是否小了一点。
原本我只是为了减轻点体重而节食，而离开美敦赫德之后，我的节食变得有点强迫性了。我开始以蔬菜为生，其他什么都不吃。我经常把一碗一碗的菠菜、胡萝卜切碎和嫩豌豆一起蒸。或者我就只吃豌豆——比如一口气吃一整袋经济包装型的“鸟眼”（美国调理食品中的名牌，主要是冷冻食品）。但是，我从没想过我可能会饮食失调，因为大家都知道饮食失调的人很瘦，而我的体型一如从前。我只是在健康地饮食，同时控制一下自己的体形。
虽说我住在家里，但没有人真正为我的饮食状况感到担心，因为我的体重没有减轻，而且我的饮食习惯一向与众不同，所以，我对酸奶、皮塔饼（希腊和中东地区经常食用的一种食品）一类的东西不再感兴趣，这并不奇怪。而且这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会吃十碗“弗罗斯蒂”牌麦片，但是从来不想吃中国食品。
然而，去日本是转折点。我吃不到“弗罗斯蒂”牌麦片，没有正常的蔬菜，多数是怪异的像泥巴一样的蘑菇。他们有的只是寿司和类似的东西。这让人讨厌。
“你不会相信他们这儿让你吃什么，”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告诉妈妈。“我们吃的食物里有一半不仅是生的，简直是活的。”
就这样，我干脆不吃了。突然我发现我的体重在减轻。
我在想，既然我吃不下那些食物，那就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减肥吧。因此，每天晚上我们干完工作，我就会花一个小时做仰卧起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做一些有氧运动。我一天比一天瘦。我在收缩。变瘦了的兴奋带走了饥饿。甚至其他姑娘也注意到了，但是，搪塞她们很容易。因为当你的饮食失调时，你就会骗人了。骗人也成了让你兴奋的一部分。
那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大约两个星期。当汽车在我妈妈、爸爸的家门口停下来时，妈妈看到我瘦成这个样子，哭了起来；爸爸认为我肯定是病了。从某个方面来看我确实是病了。妈妈意识到我一直没有好好吃东西，因为我在电话里说过那些关于生鱼的话。因此她开始说些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吃香肠，或者奶酪三明治？”——这些都是我过去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很难知道我想吃什么，饮食习惯古怪的人是很难应付的。对待他们你得很谨慎。
我同意去看医生。滑稽的是他并不认为我有多瘦。但是当我们把每件事情都回顾一遍的时候，例如我的经期从来就没有正常过，还有我可怕的皮肤，他说这可能是一种叫多囊卵巢的东西，他让我去恩菲尔德的“国王橡树”医院做一下扫描检查。一点没错，你可以看见它们，小的圆形包囊拥在卵巢周围。
这是一种激素问题，多数还没有找到发病原因。但是在美国现在有一家机构叫“多囊卵巢研究会”。他们估计在美国有一千万个妇女染上了此症——每十五个里就有一个，并且这是导致不孕症的惟一的、也是最大的诱因。我具有所有典型的症状：经期没有规律乃至消失、成人粉刺、超重。我惟一没有的就是过量的体毛，假如有的话，我想真的能长到接近6英尺。
胰岛素高出通常水平导致体重增加，而多囊卵巢更容易导致子宫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中风。那时他们并没有告诉我这些。他们只是说我可能很难怀孕，并说我开始考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应该再回去见他们。
我的食量确实开始增加了，但是，对身体的损害已经形成。我只肯吃蔬菜、水果、鸡和鱼。
《想要》在1996年7月8日推出了。我们做了几个星期的宣传——最大的一次行动是几个星期前我们上了西拉·布莱克的“惊讶惊讶”节目。我们将该节目的制片人堵在洗手间里，用这支歌的无伴奏版对她进行轰炸。我们成功了。接下来的星期天，我们位居第三。事实上，在那之前的星期三我们已经听说我们是上周中第三，我们简直无法相信。我们的第一首歌就位列十大金曲。
我们刚刚结束一次电台采访，接到电话的时候我们正在卡纳比街附近。我们太激动了，我们得做点什么。因此我们把车停在我们看到的第一家饭店门口。这只是一家小型意大利三明治酒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进了十大金曲！离开饭店的时候，有人走上前来请我们签名。这种事情第一次发生。幻想变成现实了。小的时候，我记得和妈妈一起徘徊在约翰·刘易斯（活跃于1970年代的爵士乐与蓝调歌手）周围，想像着人们会走过来请我签名，而在这里，这一幕真的发生了。
我梦想着这一刻已有好多年了，但奇怪的是，现在这一刻来临了，它仍然让我们吃了一惊。
对普通人而言，我们看起来肯定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引起了轰动——事实是我们已经努力了两年，而且我们从来没想到要花这么长时间。但是即使我们已经花了那么长时间去想像一曲轰动会是个什么样子，它来临之际还是让人大吃一惊。你所体会到的那种复杂心情，任何东西、任何人都无法让你做好准备。
这太令人激动了，而让人更加激动的是我有四个同样兴奋的朋友分享这份激动、倾诉兴奋的心情。
我们是流行歌星了。这不再只是一个梦想。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人们开始认出我们了。这几乎就好像我们刚才还都站在那儿，转眼之间刮起了一阵巨大的旋风，把我们五个人都吹上了天。这近乎疯狂。
有时，比如我一个人乘车回家的时候，司机在前面一言不发，这种想法就会进入我的脑海：我成功了。其他姑娘不在身边的时候，我的心情比起兴奋来更像是胜利。我能听见我学校里所有那些白痴们，那些连站稳都困难、经常辱骂我的女生们，我能听到她们对朋友们说，啊，是的，我是“高贵辣妹”的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做这、做那。那些骂我性冷淡的男生们，他们可能在说他们如何和我睡觉。提醒：如果你曾经听到有人说他们是我上学时的朋友，你就该知道这些人在撒谎。我一直在说我会让他们看到的，我做到了。
我能听到雷恩小姐告诉她的女生们我在雷恩如何如何，以及她早就知道我有多么能干。我想知道她们当中是否有人记得真相，或者她们是否会把她们真正说过的话、真正做过的事避而不谈？我不会避而不谈。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想到了克里丝廷·莎土比亚，我有几年没见着她了。我欠她很多，但是她却消失了，从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不幸的是，想起那些羞辱过你的人要容易得多，但是，每当回忆帮助你取得成功的人时，能想到的人却如此之少——只是你的家人以及经过特别挑选出来的几个人。
两天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日本，在那里，《想要》在畅销唱片中的排名正在上升。我记得我们所有的人正在旅馆的日本餐厅里吃饭。我穿着一件一直拖到地板的长裙，这是我向露易丝借了带出来的。那天是星期天，我们的私人助理卡米拉进来说她刚从西蒙那里得到消息我们到了排行榜首位。这简直叫人无法相信。排名第三已经够让人惊喜的了。
虽然那天晚上很棒，有香槟，什么都有，但还是缺了什么。大家都睡觉以后，我坐在房间里，给我的妈妈、爸爸打电话。全家人都在，如此兴奋，他们说大家正聚在花园里烧烤并以此来庆祝。迪和戴尔也在，他们邀请了所有的朋友来听流行音乐排行榜。
我能听见妈妈说“这真是太棒了”。我也能听见爸爸说“这真是太棒了”。我能听见背景里有我弟弟、妹妹的声音，我甚至能听见那间房子，它发出的声音，冰箱门关上了，爸爸还没来得及加油的吱吱响的铰链，厨房里的回声，甚至游泳池里的拍水声以及我辨认不出来的说话声。我这么高兴，所有能做的就只有哭了。因为我只想回家和家人们在一起。
《想要》打破了单曲首次亮相的所有记录。它连续7周保持榜首。《说你会在那儿》为我们赢得了第二个第一，同时，拉德布罗克已经让《2变成1》成为“最重要的”圣诞排行榜第一的最有力竞选歌曲——这支歌曲甚至还没有发行。《2变成1》成为继“邦迪创可贴”以来最畅销的单曲。连续三支歌曲。满堂红。我们一刻不停地做宣传，先是为每支单曲，接着是为第一张唱片。一有空我们就接到预约到某个工作室创作第二张唱片。我们忙得脚不点地。
不久就有传闻说“辣妹”是通过一则广告走到一起的，说我们是机械制作出来的演唱组，所有这些说法都对我们不利。假如埃里克·莫康比（两人是英国著名的男子喜剧表演组合）没有在《舞台》上登出广告，假如厄尼·怀易丝（两人是英国著名的男子喜剧表演组合）没有应聘，那就永远不会有“莫康比和怀易丝”，但是你从不曾听到有人抱怨他们是机械制作出来的。
每当我谈论这样的消息时，姑娘们总是嘲笑我说：“你妈妈在《你好》杂志上读那些东西的吗！？”事实上，可能是在“哈洛作坊”看问答节目的那些夜晚让我对无聊的信息产生了兴趣。如果带我去参加一个晚间问答节目，我会让反对方铩羽而归。
不久，不仅是未成年人杂志连篇累牍地在显著位置刊登关于我们的新闻，甚至在一些严肃的报纸上登载关于我们的文章。他们说“辣妹”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想要》，有人写到，“把美臀流行乐和隐约的女权主义者的性别换位结合到一起。”
是的。没错。
在文化天平的另一端是彼德·洛林，《流行金曲排行榜》杂志的编辑，他给“辣妹”成员们起了名字。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一页——架子上五种调味罐，然后是我们标有名字的头像：姜汁；疯狂；运动；宝贝和高贵。所有人都喜欢这些名字，孩子们、媒体还有我们自己。虽然现在这也许显而易见，但那时并不是这样。我们只是洁芮、梅兰妮、梅兰妮、爱玛和维多利亚。这对我们来说很不错。每个人都喜欢别名——别名让你感觉与人更接近而且这确实是孩子们能够认同的东西——从一开始他们就从我们当中选择一个名字并且模仿我们的着装。后来每当我们举行演唱会时，总有一些孩子看上去与我们相像。在美国甚至有一些母亲后来也学我们穿衣服的样子。这些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而且——除了洁芮，真让人伤心——我们都仍然以“辣妹”的几个名字而骄傲。令人惊讶的是那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名声这么大。我们自己没有时间读报纸，西蒙每天发下来的日程表让我们太忙了，而且日程越来越满。是的，我们做电视节目，像“金曲排行榜”，但是，那儿的孩子们对每个人都大声欢呼，而我们从来没有时间看媒体在说什么。我记得曾经读过妈妈剪下来的东西：“我要让流行歌曲重现魅力。”据说这是我说过的话。我身穿“古琦”酷而优雅的名声已经成了神话的一部分。“她们表现出良好的气质和生活的乐趣……无穷的能量……用之不竭的活力……她们爱她们的母亲而且非常脚踏实地……但是在性方面掠夺成性。”“性”方面什么？“综合了‘甜妞’明妮（英国电影演员，原为模特，现为好莱坞明星）、科莱特的克劳丹（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个放荡不羁而又优雅的巴黎女人）还有圣特里安的美人儿们（原是英国一部系列喜剧片，讲述了好多女人的故事）。让男人们对着她们时髦的性感流口水吧。”
让我真正感觉到一切都永远改变了的那一刻是当我们打开牛津大街圣诞街灯的时候。我们径直穿过那些路障，到处都是警察和保安人员。我们径直开过去。我们相互看了一眼，开始尖叫。那一天是1996年11月7日。对我来说，单单是被邀请就已经让我十分兴奋了。那么多年了，我都是和家人一道去那儿，仰望着一些魅力四射的人合上电闸。我记得站在旅馆的阳台上看着下面熙熙攘攘的街道，心想我以前经常就在那人群中间。
我也想，我非常需要到下面去，从那儿往上看，因为眼见为实。通过看其他人，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你努力使它变得真实起来。我已经注意到人们看我的神情不一样了。我小的时候曾经见到过一些名人，比如大卫·詹森（1940年生于伦敦，1967年开始了他的电视生涯，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喜剧明星），邦妮·朗福德（英国著名音乐剧演员），我记得自己变得十分可笑，感到有点愚蠢。有时看到人们看我的样子是惟一能让我相信我确实出名了的方法。我的一切都没有变。本质上，我仍然是那个牙齿开缝、笨拙的小女生。
不久我们回到了正在等候我们的车里，往位于南岸的“沃克苏”塔驶去，在那里，维京正在举行那张唱片的发行仪式，与唱片上所有单曲同一天发行。那些歌好像是我们上一辈子创作、录制的。
“沃克苏”其实是一家新开张的嘈杂的酒吧和饭店，在布莱克弗里尔桥附近一个经过改装的库房的顶层。虽然他们说这个派对是为我们举行的，但我想不是。我们慢慢明白了这些东西从来就不是为了我们的。没有我们的朋友，没有男友，没有家人。我们甚至不得不在牛津大街的旅馆里等着，让那些客人们在我们到那儿之前有时间吃完他们的晚餐。
克里丝廷·莎士比亚是这样说的——穿上杂色衣。这是指你头脑中的转换，从站在后台到登台、表演。另一个戏剧老师说，只要记住眼睛、牙齿和胸脯。我们是去表演的。在“沃克苏”塔，后台就是衣帽间。舞台就是酒吧和饭店。我们的工作是销售，产品是“辣妹”。不是以一种放荡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你不想加入我们这伙女孩儿吗”的方式。你难道不希望年轻二十岁。
午夜时分有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燃放焰火的活动。我们从一个俯视河面的平台上观看。后来我听说他们被迫将泰晤士河关闭了一个小时。我俯视着河岸边的人行道，想知道我的家人是否在那下面的什么地方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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