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莫妮卡·莱温斯基自述：我的爱情 > 第十一章 1012房的恐怖
莫妮卡依然穿着晨练的健身服，感觉很运动，不过5英尺6英寸的她比起面对着的两个荷枪实弹的FBI干员和眼神冷酷的调察官来说，还是显得渺小脆弱。不过，她还是态度强硬，“让她留下来看。”她嘲笑着：“我要那个背信弃义的婊子看着，她对我干了什么。”
因此，接下来的45分钟，琳达·特里普静静地坐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五角大楼城的丽池卡特酒店1012号房间，看着莫妮卡的世界在她身边崩溃。时光流逝，特里普一动不动，双手交叉放在棕色套装的裤子上，脸上浑然漠不关心的样子，虽然她可能已经暗暗为自己的坚强、果敢和智慧击节叫好了。一个好市民尽了她的责任，痛苦，然而环境使然。
很快，房间里所有人都感觉到痛苦的滋味。迷惑又愤怒，莫妮卡不明白为什么会被带到丽池卡特10楼的房间，她对那两个FBI干员的敌意仅次于对特里普的憎恨，几分钟前，面无表情的这两人刚在五角大楼城的广场小食街里把她带出来。
作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手术的一部分，特里普把她朋友引到聚会地点。当斯塔尔的一个调查员麦克·艾米克走进房间的时候，莫妮卡对特里普出卖的结果已经了然于胸。虽然这个黑发蓝眼、身高6英尺的男人装出一副温和平静的声音，她还是把他看成是令人讨厌的人类样本。
她愤怒不已，不过还是注意到他朝她说话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子紧张。他描述了过去几周和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大多数含糊不清：“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独立检察官……联邦罪案……详细调查……肯尼斯·斯塔尔。”听到最后一个名字，莫妮卡浑身一震，想道：“他究竟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干的只是掩盖和总统的关系，难道这就和他牵涉上了？”
她很快就清楚了，艾米克用阴冷的声音告诉她，他们有证据证明她犯有一系列罪名：“我们准备起诉你作伪证、妨碍司法公正、欺骗陪审团、收买证人和阴谋罪。你要在监狱里呆上15年。”
他还表示，他们将提出指控，除非她同意和OIC当时的调查合作。莫妮卡崩溃了，她甚至不清楚到底具体是哪些罪名，就痛哭流涕起来。这种痛苦，恐惧直到今天还困扰着她。“我觉得，当时感受到的无助和恐惧难以描述。好像我的胃被切开，有人再在伤口上洒硫酸。我感觉到有一种锥心刺骨的痛，甚至盖过了内心的恐惧，真是难以置信，我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莫妮卡送进1012号房的是一连串事件。先要追溯到这周初，特里普将那些记录谈话的非法录音带交给斯塔尔的部门；然后是她和莫妮卡的午餐，她带着窃听器，OIC官员们就能监听到她们的冗长谈话；到周五，也就是1998年1月16日，更是有了突破性进展，三名法官构成的小组批准了首席检察官热内·雷诺的请求，同意斯塔尔的调查范围从白水土地交易丑闻扩大到总统和莱温斯基的秘密关系。
白水和莫妮卡能扯上关系，是因为总统的朋友乔丹在两件事上都有份。斯塔尔坚持说乔丹和总统耍阴谋，通过为莫妮卡提供一份工作，换取她在琼丝案的一份伪造的书面陈述（其实，乔丹开始帮助莫妮卡时，两人还根本对可能卷入琼丝案一无所知）。至于斯塔尔关心的是，这是反总统案的一部分，莫妮卡像特里普一样答应合作，是收集大量总统过失证据的关键一步。
在1012号房，莫妮卡开始认清这残酷的现实，也在坚持对抗和屈辱接受命运之间摇摆不定，其间还有很长时间就哭作一团。“如果我一定要去监狱，那应该做点事以保护总统。”她想：“我不能背叛他，不能告发他。”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要毁掉所钟爱男人的生活，后悔得不能自己。
开始，她想到了自杀，这是既不用去监狱，又保护她“英俊的”的惟一办法。“我可受不了监狱，出来时白发苍苍，没人愿意再娶我。我永远也享受不到结婚成家的幸福，生活就此完蛋。我想，除了自杀，别无他法。如果自杀了，就一无所有了，我也不用再去管给总统带来的麻烦和伤害。”
房间有滑动窗户，她考虑过跳下去，摔在下面玻璃棚上自杀。这时她紧张过度，神经过敏，幻想有FBI狙击手呆在对面的建筑，如果她作出任何威胁性或什么麻烦的举动就会开枪。虽然如此，她还一直在想：“如果我自杀了，调查中的其他人会怎么样？他们都会没事吗？”
当调查人员在商业街那里初次接近莫妮卡，她就重复一句话——想找她的律师弗兰克·卡特。在房间里，对付她的调查人员和FBI干员们面面相觑，然后告诉她，他们不会让她把事情告诉别人，因为这是“非常时期”。她能想到的惟一理由就是，总统将在第二天出庭为葆拉·琼斯案提供提供证词，他们要求她马上合作可能与之有关。还有一件事对斯塔尔同样重要，《新闻周刊》即将登载这个故事，如果莫妮卡的名字被公开，她的利用价值可能就完了，克林顿和他的律师团就会有所戒备。
过了会儿，艾米克解释说如果她愿意合作，就到隔壁那间房，他的同事会听取她关于和总统关系的汇报。他强调她必须告诉他们全部事实真相，还说她可以在他们监听的情况下，给贝蒂、维农·乔丹甚至是总统打几个电话；或者装个窃听器找他们聊天。
他们正盘算着给她装个麦克风，然后去白宫椭圆办公室窃听美国总统的谈话！这还不算荒谬之极的，他们还要她背叛贝蒂，这个善良温柔、常去教堂的女人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尝尽了人世间的痛苦。莫妮卡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贝蒂，和她说话，诱她上钩。我做不出来，太卑鄙，太无耻了。她是一个好人，如果我这么干了，以后肯定无法面对自己。”
时间慢慢流逝，房间里安静了一阵，然后斯塔尔的人又来施加压力了，态度更加咄咄逼人。他们拿来一个录音机，放了她这周早些时候和特里普午餐时的谈话录音。这时她才反应过来，特里普在谈话时带了无线电，FBI干员则一直监听她们的谈话。更糟糕的是，他们还给她看了两人午餐后一起离开那里的黑白照，斯塔尔的人让她不寒而栗have her cold，莫妮卡意识到她没机会逃出了。
然后，他们再次谈起合作，告诉她只要照他们说的做，就会向法官说情，将她的刑期从27年减到5年，前提是她必须马上和他们合作。
琳达·特里普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年轻的朋友在她面前崩溃。对莫妮卡而言，她的这副样子惹人愤怒。“我想伤害她，想如野兽般将爪子狠狠抓进她的皮肤。”最后，特里普被带走了，一个FBI女干员取代了她的位置。坐在那里的时候，从头到尾特里普一语不发，不过这毫无意义。丑闻曝光后，特里普在一次访谈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害者：
“如果我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我也相信自己最好也不过是个背信弃义之徒，最坏的却是个魔鬼。”
莫妮卡再次要求和弗兰克·卡特说话——如果不能打电话给他，或许能坐的士去他办公室呢？他们再次拒绝让她和律师说话，这次是因为她过去和他的联系方式，让他们担心卡特会把事情泄露给乔丹。莫妮卡的态度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变成好言好语，说自己能理解这点。
整个下午，清醒的莫妮卡一遍遍地要求和律师联系。有一次他们拒绝的理由是卡特是一个民法，而非刑法律师，在这事上帮不了她。他们毫无诚意：卡特牵头华盛顿公社辩护人组织已经有6年了。莫妮卡又表示想找卡特介绍一个刑法律师，不过他们又以会让卡特起疑为由拒绝了。情急之下，莫妮卡要求打电话给卡特的合伙人，让他介绍一个刑法律师。这次，回到了最初的答案：整件事情必须高度保密。
最后，她问道，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她该怎么办。他们答应给她一个刑法律师的电话号码，不过她觉得他们推荐的肯定都是他们一伙的，所以拒绝了。不少评论家指出，调查人员的行为明显侵犯了莫妮卡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应有的人权。而且，这些家伙，特别是FBI的人，习惯了和大奸大恶之辈打交道，面对一个如惊弓之鸟、又不谙什么法律和个人权利方面情况的年轻女孩，自然大占便宜。即使总统在面对大陪审团的电视庭审中，也指责调查人员在凶狠的调查中，像对待“十恶不赦之徒”般对待莫妮卡。
筋疲力尽也联系不上律师，莫妮卡改变策略，转而要求给母亲打电话。他们再次重申不希望她打给任何人。他们始终看着她，监视她的每个行动。她要去洗手间时，他们先掏空她的口袋，又派一个FBI干员拿走那里的电话，才放她进去。
麻烦接踵而至，斯塔尔另一个副手布鲁斯·乌多夫进来了，搬出他那套。选择再次摆在她面前：27年徒刑或马上合作。长期囹圄之灾的恐惧压倒一切，一次，她向艾米克哀诉：“我的一生完了。27年，谁还会娶我？和我生孩子？”调查官回答说：“这就是我们给你机会合作的原因，这是你最好的正确的选择。”
突然，空气凝重起来，杰克·贝奈特的骇人身影闪了进来，房间里顿时又热又挤。他是斯塔尔最得力的手下之一，更习惯对付大凶大恶，而不是哭哭啼啼的小姑娘。贝奈特像一条大狼狗对付一只小猫那样，想跟麻烦的证人来场速战速决。“看，莫妮卡，你已经花了两小时，要快下决定了。”当她恳求打个电话给母亲时，贝奈特粗声粗气地回答：“莫妮卡，你24岁了，而且我们知道你很聪明，不用打电话给妈妈了。”
这时，习惯每天给女儿打个电话的玛西娅·刘易斯，已经打来三次电话了。莫妮卡警告说，如果不让她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玛西娅会报警找她的。他们勉强同意让她和母亲说两句，不过前提是只能说些让母亲放心的话。这时下午3点20，莫妮卡和FBI的人呆了两小时，却好像已经过完一生。
正如答应的那样，莫妮卡告诉母亲自己很好，晚点给她回电。她们短暂通话时，FBI干员法龙就坐在旁边，手指按在电话上，只要她想告诉玛西娅事实，他就会卡断通话。然后，他们继续不屈不挠地威逼她合作，贝奈特深沉粗鲁的声音割破房间闷热的空气，他警告莫妮卡就要没时间了，如果再不马上答应合作，他们就不能帮她减免刑期了。
一次，法龙脸上堆着假笑，问她：“我抽根烟会不会妨碍你，如果是的话我就去另一间屋。”后来，当他们再次警告莫妮卡要面临27年的牢狱之灾时，他神情冷漠地翻动着夹克，向她展示里面的手铐。莫妮卡吓坏了，一直面对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有案可查，她的检察官告诉莫妮卡，如果愿意可以离开，不过清清楚楚地告诉她离开的后果。显然，莫妮卡不同意从未出场的斯塔尔的观点：那些簇拥在1012号房间的各式调查人员的做法没有违背她的意愿。她说：“那种被陷害，被淹死的感觉还有，噩梦还在困扰着我。”
10个小时，莫妮卡孤零零地陷入9名对手的包围之中，对方是荷枪实弹的FBI干员和斯塔尔手下的调查员，那些家伙辣手无情，习惯了猎捕和控告犯有严重联邦罪名的匪徒。乌多夫之前担任乔治亚州调查员期间，还被一个陪审团认定“恶意专横地”侵犯一名被告的公民权，后来陪审团判决给那名被告5万美元作为赔偿。不过，这些都毫无意义了。
然而，不管这些威逼利诱，莫妮卡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不肯带着窃听器或让他们监听她的电话，去背叛爱人和朋友。匈牙利籍的犹太女诗人汉娜·塞内什为她提供了精神动力，莫妮卡高中课本里的一篇文章记载了她对母亲的爱和她的英雄事迹。
这些思想给予莫妮卡力量。她顽强地回答贝奈特，既然他们不让她和母亲自由通话，她就不会合作。在法律圈里拥有“暴徒”绰号的贝奈特打出了他的王牌：“你应该知道，我们也打算起诉你母亲，你说过她都干过些什么，那都记在录音带里。”
莫妮卡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她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到底救哪个？爱人？或母亲？她又一次痛哭流涕，对着满屋子的调查官和探员呜咽不已。她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却不能做出伤害母亲的决定。莫妮卡在心里承认，自己不是汉娜·塞内什。
她恳求他们，再让她和母亲打个电话。他们担心玛西娅会联系律师，不同意她的要求。莫妮卡为了能和母亲说上话，被迫答应他们，保证玛西娅不会把事情告诉别人。
最后，他们答应了。艾米克调查官说玛西娅可以给他打电话，让他解释现在的情形。莫妮卡坚持要在1012房以外的地方给母亲打电话。虽然他们再三保证不会监听，莫妮卡还是坚持要在她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打电话。当她表示整座大楼的电话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时，他们就在她面前哈哈大笑，好像嘲讽一个疯子。莫妮卡回忆当时的想法说：“他们偷拍我的照片，监听我的谈话，斯塔尔还要起诉我，现在我像变成了一个妄想狂？”
他们答应让她离开房间，前提是讨论过的条件必须得到遵守。他们还保证不会派人跟踪，不过莫妮卡一出去就被一个FBI干员跟踪，就像是动作片的情节，她通过换电梯甩掉了尾巴，一个人跑到了商业大街。她经过艺术博物馆的商店时，惊讶地看到拿着大包小包的特里普。那个把她整到地狱的女人居然在静静地购物，好像世界上根本没事发生。莫妮卡走过她身边，狠狠地叫了一句：“非常感谢！”特里普明显吓坏了，像念一句咒语般说着：“他们对我干了同样的事，他们对我干了同样的事。”莫妮卡继续走，她后来说，如果当时知道特里普的全部阴谋，反应肯定没那么简单。“我会去杀她。”她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特里普离开商业街后就回家了，还有一群人在等她——葆拉·琼斯的律师团。根据日程安排，第二天上午，在总统做完案子的证言笔录后，他们将可以质问克林顿总统。特里普把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大概情况告诉了他们。
正如媒体评论员斯蒂夫·布里尔所说：“总统的犯罪调查人员（OIC）刚刚结束和特里普的合作，他的民事诉讼对手（琼丝律师团）又得到了大量弹药，可以去攻击总统宣誓后的证词。同样，斯塔尔也能从那些证词中得到总统犯罪伪证的证据。”1月17日，总统做完证词后，遭到了琼丝律师团的突袭，他们的武器正是前一天特里普提供的关于莫妮卡的材料。
这是致命一击。琼丝律师团反复诘问，总统发誓否认和莫妮卡有染。然后，律师询问道：“你是否曾经和莫妮卡发生过性关系？”克林顿的这个回答可能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我从未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过性关系，我从未和她有染。”随着这传奇故事逐渐展开，很大程度上争论集中于“性关系”的严格定义上，取决于口交——和插入式性交相反——是否也能归入这个定义内。
行走在五角大楼城购物中心的莫妮卡，虽然敏锐地意识到总统面临的危险，但是最先想的还是打电话给母亲。最后，她找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给玛西娅。她努力压抑如潮的泪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告诉母亲发生的事情。这时，一个拖着大包小包的肥胖女人向她走来，原本还沉溺在震惊恐惧之中的她终于失去了原本已经虚弱的自我控制力，马上怀疑这个女人是一个化装过的FBI探员。她把声音放得更低，窃窃私语般一遍遍地哀求母亲：“请不要让我合作，请不要让我合作……”
莫妮卡遵守了在1012号房承诺的交易规则，让母亲保证不出去乱说，而是打电话给丽池卡特的艾米克调查官。挂断电话后，她回到房间，说她的母亲想和他们说话。其中一个人打电话给玛西娅，短短聊了几句后，同意让她坐火车从纽约赶来，到女儿的身边。
莫妮卡打电话到玛西娅在第五大道的公寓的时候，黛布拉·法内曼正和姐姐、妈妈坐在一起。当时的情景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我们正坐着聊天，电话响了，玛西娅接过电话，身体开始发抖。她说‘你在哪儿？你在哪儿？’然后就对着电话啜泣。我想，‘天啊，有事发生了，莫妮卡出事了。’接着，她挂上电话，脸色发白，她说‘FBI抓了莫妮卡，在五角大楼的丽池卡特酒店。我不清楚具体的原因，但是是特里普出卖了她。FBI现在把她关在一个房间里，他们不让她找律师，她一直在哭，我们要马上出发。’”
三个胆战心惊的女人抓起外衣，冲向Penn火车站，去赶下午5点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她们试着分析这险恶形势，不过无法理解为什么莫妮卡会因为琼丝案而要锒铛入狱，甚至不敢相信这事会发生。黛布拉回忆说：“我们吓坏了，又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她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她和一大群FBI探员呆在一间屋子里，真是可怕啊。”
火车隆隆前行，玛西娅猛按手机按钮，想联系在洛杉矶的前夫伯尼，把女儿的可怕处境告诉他。太倒霉了，先是打不通他的电话，接着通讯中断了。等到火车延时到达，所有人都想用火车上的电话，她只能排在队伍里等待。
电话响起的时候，伯尼·莱温斯基正在主持一个洛杉矶市的放射肿瘤学会议。当听到是玛西娅的电话，他以为只是要说莫妮卡马上就要搬到纽约，需要他一些帮助以便安顿下来。玛西娅一下子就粉碎了这种幻想，告诉他莫妮卡有了大麻烦，因为和“白水事件”以及总统有关的事情，现在落到了FBI的手里。
莫妮卡曾向母亲透露了一点她的事情，但对父亲守口如瓶。不过，虽然伯尼对整件事情还是摸不着头脑，但是一听见FBI正威胁女儿要么合作，要么进监狱，他的本能反应就是照他们的吩咐做。伯尼是一个穿马路不会闯红灯的人，一向对联邦调查局又敬又畏，所以他说：“你别给那帮人添乱。”
通过电话，他和玛西娅达成共识，当务之急是找个律师。他们都不认识华盛顿的人，不过伯尼的医疗事故律师比尔·金斯堡在华盛顿有个办公室，他就让玛西娅到华盛顿后和金斯堡联系，让他处理这个事情。那时起，伯尼就开始为女儿不懈的努力，将他和玛西娅离婚后的十年痛苦抛至脑后。玛西娅说：“伯尼真是一个好人，肯为莫妮卡挺身而出，赴汤蹈火。我写信告诉他，他是整个国家的父亲。”即使再也没有和离婚的伯尼说过话的黛布拉也为之动容：“他拥有一个父亲应有的一切，这是他的出彩时刻。”
这时，1012号房的莫尼卡知道母亲即将赶来，感觉好多了。她本来和朋友阿希莉·雷纳斯约好晚上出去，现在当然知道没指望了。她依然相信房间里的电话正被监听，坚持要到酒店大堂，用付费电话告诉雷纳斯约会取消了。还是电影情节，一个FBI在旁边窥伺着，莫妮卡在雷纳斯的电话上留了一条消息，希望她不同往常的声音和语调能提醒她的朋友，总统正处于危险之中，然后跑去警告他。当然，这不过是虚妄而已。
这时已然傍晚时分，弗兰克·卡特的办公室该关门了，莫妮卡就问他们，第二天正是周六，如果她决定不合作的话，怎么才能在周末找到自己的律师呢？法龙探员知道莫妮卡想和律师商量，他们调查的眼下的麻烦就过去了，他打电话到卡特办公室，想知道他周末的行踪，不过回来后告诉莫妮卡，只能通过办公室的留言机等待卡特的回音了。
事情曝光后，不管是精心设计还是无心插柳，法龙给卡特的电话都给了斯塔尔口实，可以向公众争辩说他的手下没有侵犯莫妮卡的人权。电话记录证明确实有一个电话打到卡特的办公室，这就证明他们确实给过莫妮卡机会和律师联系。就像这类官司经常上演的那样，事情或许是真的，不过真相却在别处。
绝望的莱温斯基在等待母亲的前几个小时，竟然以闲逛的姿态去掩饰自己的恐惧。斯塔尔的人玩弄规则，想把“白水调查”和莱温斯基扯上关系，在控制莫妮卡的12个小时内无情地剥夺了她的权利。不过，在这场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们的威胁和恐吓。她回忆说：“我现在已经不说什么了，就像一个遭强奸的人那样，前五分钟在不停地尖叫，然后就不叫了。现在的我也同样闭上了嘴巴。”
在丽池卡特，莫妮卡脑海里一直盘旋着两个念头：为家人特别是母亲的担心，和一个疯狂绝望的决定——必须警告和保护总统。在这个拥挤到几乎窒息的房间里，她觉得就要疯掉了，于是要求在母亲来之前，放她去商业中心里逛逛以消磨时光。调查官们同意了。在法龙和艾米克的陪伴下，她在商业中心里闲逛着，徘徊于Crate和Barrel家具店，流连于其他的商店橱窗之前。笑容和欢乐又回到了脸上，她唧唧喳喳地和他们说个不停，讲着笑话，想用她的老一套让他们喜欢上她。她这么想着：如果他们发现她只是一个普通善良的女孩，或许就不会起诉她。
她脑海里的头等大事还是拯救总统。当他们走过马西店的时候，她找了一个借口上了三楼的洗手间，在那里她看到一个投币电话，她打电话给贝蒂·库里，但是没人接，莫妮卡沮丧地放下听筒。她越来越惊慌，看到一个母亲正在给她的孩子换尿布，就想自己把贝蒂的电话号码给她，也许她能帮忙联系贝蒂。但是她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如果被FBI发现了，这个母亲也会被扔进监狱里的。她已经害怕得麻木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做。“光是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很疲倦，”她回忆道，“我如此惊慌，能感觉到自己的每一次呼吸，能听到自己的每一下心跳，‘咚，咚，咚。”当她从洗手间里出来的时候，她发现因为自己离开得太久，法龙很着急，已经去到处找她了。当他回来的时候，她为了继续消磨时间，就建议去吃晚饭。晚上六点半，莫妮卡发现自己和一个FBI探员、一个斯塔尔的代理人一同坐在Mozzarella（一种意大利干酪）美国烤肉店里。“这真像一个超现实的梦境，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笑着，享受着，而你自己的生活却一团糟。我不停地想到总统，想到他的面容，想到他知道这发生的一切时会多么的恼怒，就像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做了错事想到你的父母一样。”
“我现在已经不说什么了，就像一个遭强奸的人那样，前五分钟在不停地尖叫，然后就不叫了。现在的我也同样闭上了嘴巴。”
就算在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的谈话也很奇怪。莫妮卡问艾米克为什么她将会被关进监狱27年，他掰着指头飞快地讲出每项指控将被判的年数。当然，他没有说那些都是每项指控的最高年限。事实上，莫妮卡并没有被指控什么重罪，很有可能会获得缓刑或被保释，从而逃脱牢狱之灾。
就算按照艾米克的说法，她也不能肯定，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在她被发现、抓起来的时候，她的律师弗兰克·卡特还没有将那份假书面陈述上交，而除非上交，否则就不是一项严厉的犯罪。这或许解释了在这个漫长的下午，OIC和FBI的人努力要阻止她和律师见面的原因。卡特肯定说如果他能和莫妮卡说上话，就不会上交那份文件。事实上，他是在这天最后的营业时间内，委托联邦快递将文件交到位于阿卡萨斯的小石头地区、受理琼丝案的法庭。
难道斯塔尔和他的手下就干着密探的活，希望有人犯罪然后听任罪案发生？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轻易阻止这项罪行，不过他们知道如果莫妮卡作伪证罪名成立，那么他们不仅能操纵她，还能操纵真正的目标——总统。还有，如果总统那天就知道斯塔尔要对莫妮卡动手，他肯定会改变在琼丝案中的证词，那将改变历史的进程。这不是斯塔尔第一次用可疑的方式，推进案件的调查，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一个战斗经验丰富的美国律师这样评论OIC的工作方式：“他们的行为就是所谓的SOP，标准操作程序。”1998年，对莫妮卡所遭遇的那种“没有伤害性的”民事犯罪的指控，整个美国也寥寥可数。当然，现在说这个也毫无意义了。“他们抓她时，根本没什么确定的罪名。”后来担任玛西娅律师的比利·马丁这样表示，他同意《纽约时报》等的观点：整件事情就是一直盯着总统的葆拉·琼斯律师团和其他右翼律师搞出来的名堂。
斯塔尔的人玩弄规则，想把“白水调查”和莱温斯基扯上关系，在控制莫妮卡的12个小时内无情地剥夺了她的权利。不过，在这场折磨中，她一直不受他们的威胁和恐吓。
伯尼·莱温斯基对女儿钦佩万分：“他们越是挤压恐吓，她越坚强。我佩服她的勇气万丈，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能承受她所受到的考验。真令人难以置信，她居然能抵挡住那些在合法保护伞下欺凌弱小的宵小之辈。”
晚饭结束，莫妮卡和她的影子们回到1012号房，继续等待母亲。FBI探员愁眉苦脸地切换着电视频道，小心翼翼避开新闻节目，最后锁定1954年的音乐剧《娱乐至上》（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艾瑟尔·默曼、唐纳德·奥康纳主演，玛丽莲·梦露也客串一个小角色。莫妮卡兴奋地说了一阵她在学校音乐课的情景，得到的回应却只是难堪的沉默。她拿起房间的《圣经》，一遍遍地读其中的“圣歌91”，那是那个基督教科学派牧师推荐的有上帝保护意味的圣歌，当她读到“我要对主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我的上帝，我信任的人”，感觉些许安慰。
最后，10点16分，门铃响了，一个探员过去开门，玛西娅像守护天使般闪现。“一生中，我看到她从未有这次那么高兴。”莫妮卡说：“就像回到了小女孩的时光，母亲会把一切都搞定。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感觉自己在浩瀚海洋中独自游泳，她就是我的救生艇。我呆在黑暗恐怖的地方，她来拯救我了。”
玛西娅下了火车后，告诉母亲和姐姐先去黛布拉在“水门大厦”的公寓，然后强迫自己为了女儿要冷静下来，即使如此，当她第一眼看见莫妮卡的样子还是不禁心生恐惧：“莫妮卡坐在窗边，眼睛都哭肿了，流露出痛苦害怕的神情，手里捏着一本《圣经》，整个人在不住颤抖。是谁让我女儿变成这样的？”
玛西娅冲向她，用手紧紧搂住她，轻轻地说着任何一个母亲都会拿来安慰女儿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她尽可能地冷静下来，不失风度地向呆在房间各处的探员和调查官们做了自我介绍。
斯塔尔的人早就同意在和玛西娅单独谈话前，让她们母女呆上几分钟。莫妮卡坚信房间已经被监听了，要求她和玛西娅在走廊里谈话。等到只有她们俩，莫妮卡匆忙告诉母亲：“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带着窃听器，录下和他们的电话谈话，我不能对总统干这些。”她坚持要她们离开，尽量找到贝蒂，让总统有所防范。她想告诉他自己已经卷入了麻烦，还要让他知道自己会告诉所有人，一切关于他们关系的事都是她编造出来的。这时她太激动了，玛西娅费了老半天才让她冷静下来。
几分钟后，有人出来打断她们，说她们呆在一起的时间够长了。玛西娅被马上带到另一个房间，斯塔尔的手下向她解释了她女儿的不幸处境。“他们告诉我，莫妮卡因为说谎将在监狱里呆上27年，还使用‘唆使他人作伪证’等普通人平时听不到的专用词汇。我想这些华丽的词汇只是指她为保护心爱的男人而说了一个谎。”
“我有些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试着向他们解释，他们犯了大错，别说27年了，她甚至不该在监狱里呆上27分钟。”
感觉到调查官们很不满，玛西娅开始对他们讲一切脑子里能想到的事情：她还年轻，六年前自杀过（明显夸大其词了，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原谅），现在高度精神紧张。她觉得，这样或许能说服他们放走莫妮卡。他们听完了，不过依然表示莫妮卡必须马上决定是否合作，因为整件事正处于“非常时期”（这词又冒出来了）。
玛西娅记得她当时看了看钟，11点，心想哪个办公室那么晚还开着，等着莫妮卡在这“非常时期”的合作。她甚至退一步，试着要求让她和女儿能呆在旁边的房间休息一下，他们则可以派荷枪实弹的人在门外守着，这样她们就不可能逃走了。这个建议根本没能打动莫妮卡的原告们。玛西娅现在都还能生动地回忆当时想解决问题时急切绝望的心态：“我不再奢望我们可以离开，想着下一步可能就是逮捕了。没有选择，他们说如果莫妮卡再不合作，就正式刑事起诉了。这不是那种‘你回家，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童话。”
“我说了些什么，因为我迫切希望他们能放她走。我幼稚地以为这些人会去开个会，说或许我们不能这么对待这个女孩，‘可能这不是真的’。我希望他们能停止行动，说‘等一会，这不是琳达·特里普。这不是一个我们打算摆布的那个难啃的中年妇女，这是一个孩子。’”
“FBI里难道没有母亲在工作吗？难道没有同情心吗？是谁听着特里普录音带里，莫妮卡这个无辜的年轻女孩的声音，说抓她是件好事情？是谁说‘去抓她，把她扔进酒店房间，用监狱来威胁她去跟我们合作’？”
合作是关键。他们反复强调，如果莫妮卡这么做了，就不会对她提出刑事起诉。那晚在和斯塔尔手下谈话时，玛西娅依然不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问他们：如果莫妮卡说出自己知道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事？如果琼丝案水落石出呢？如果她女儿在和特里普聊天时撒谎了呢？她只能确定一点：“我知道我的女儿，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让她带着窃听器，去背叛别人。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只是浪费时间。”
玛西娅真够聪明的，没有轻信那些人。她研究过“大学炸弹案”，泰德·卡金斯基被FBI逮捕，因为他兄弟大卫泄露了他的行踪。后者出卖了泰德，惟一的要求是要FBI答应不判罚泰德死刑。FBI答应了，大卫就带他们去抓自己的兄弟，他后悔这个决定，因为一被拘留，这个恐怖分子被判罚的正是死刑。FBI则表示，他们从来没有答应过任何事。
考虑到这点，又非常怀疑那些威胁她女儿的家伙的动机，玛西娅告诉艾米克，她想要另一个人、她的前夫听他们重申一遍他们的承诺——如果莫妮卡合作，将不会受到任何指控。艾米克表示他们不能打电话给伯尼。玛西娅为了莫妮卡努力保持镇定，解释说她需要他们打这个电话，这样就有独立证人能够证明OIC的承诺了。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米克问她是否需要书面证据。玛西娅考虑了一下，接受了这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当他回来，告诉玛西娅他无法给他书面材料，因为他找不到打字机。“这时，我脑袋里的警钟敲响了。”玛西娅回忆说：“没人再用打字机了，他完全可以找张纸写下来。那时我真正意识到，事情远比我之前所能想象得严重可怕得多。”因此，这时，晚上11点多，她毫不犹豫地坚持要给莫妮卡的爸爸打电话。
自从接到玛西娅在火车上打来的电话，伯尼·莱温斯基一直忙着。他成功地找到了正在上庭陈述案情的比尔·金斯堡。当听说伯尼想和他通话时，金斯堡一边做着他标志性的戏剧演员式的夸张动作，一边宣布一位放射性肿瘤学家有急事找他，要求听证会暂停。
金斯堡一听伯尼说了他所知的只言片语，就严肃地告诉他：“电话里别再说了，我会尽快来看你。”伯尼说：“之后，我开始发抖。”他相信金斯堡的判断，了解他作为一个审讯律师的声望，特别是他遇到复杂医学案件时的反复诘问能力，更是不作第二人想。他作为伯尼企业——西方肿瘤医学集团——的医疗事故律师已经有好几年了。虽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伯尼再婚后两人才成为朋友，不过他俩关系不错，因为彼此年纪相仿，而且在同时入读旧金山名校伯克利。伯尼和第二任太太芭芭拉，与比尔·金斯堡和太太劳拉经常拼成四人组，一起度周末，品尝红酒，到别处度假。许多周五晚上，他们都会聚在一起看电影、吃寿司。凭着他招牌式的蝴蝶领结。长者风范和如W·C·菲尔兹般冷峻的声音，金斯堡马上就将成为全国名人。
不过，这晚，伯尼所关心的是金斯堡就是那个飞马赶来救她女儿的人。两人在洛杉矶市区的一家酒吧里碰面，过了好像一生那么漫长的时间后，伯尼终于接到了玛西娅的电话，前妻告诉他自己呆的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因为酒吧里通讯条件很差，他跑到外面，站在街边，努力想听懂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嘈杂的交通声中，他在莫妮卡号啕大哭的间歇，简单地跟她说：“莫妮卡，别说什么，比尔·金斯堡在我旁边，别说什么。”因为他手机的信号老是要断掉，他找到街角的一个付费电话，这样就可以不受干扰地和艾米克通话了。金斯堡静静地站在伯尼身边，艾米克则告诉伯尼他所说的是绝对机密，不管任何情况都不能外传。“我的脚在瑟瑟发抖，”伯尼承认：“我以前没和FBI的人说过话，我已经吓呆了。”
艾米克再次解释说，莫妮卡有了大麻烦，就他们调查所知，她作了伪证，犯有阴谋罪，还替总统掩饰。除非她合作，否则就将在监狱里呆上27年。她父亲还是摸不着头脑，问他：“你说的合作是什么意思？”于是，艾米克告诉他，莫妮卡必须带上窃听器，录下和维农·乔丹、贝蒂，或者还有总统的谈话。
伯尼依然震惊，不过已经恢复了清醒，问道：“她不允许找律师吗？”其实艾米克这天早就知道她的律师是卡特，还是问他莫妮卡是否有律师。伯尼回答说她有律师，名字就叫比尔·金斯堡。几年前，莫妮卡和金斯堡匆匆见过一面，她告诉调查官那是她在洛杉矶的律师。艾米克很机警，建议莫妮卡不要选择不是她自己挑选的律师。伯尼那时当然对女儿的事情一无所知，不清楚她已经公开卷入了琼丝案，还聘请了一个律师。“那时，我们不清楚弗兰克·卡特的存在。”他说：“我只是想尽力帮助深陷苦海的女儿。”
比尔·金斯堡先和莫妮卡建立一个正式的律师与当事人的授权关系，然后和艾米克谈论他新顾客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获得罪行豁免权的可能性，那能确保无论证词内有何内容，都会被免予起诉。正如玛西娅的本能反应产生警惕心理一样，当艾米克说他们或许可以给莫妮卡豁免权时，金斯堡的法律天线开始运转。
金斯堡相信这个回答意味着他们想耍花招。他盖住电话筒，低声告诉伯尼他们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时无权给予罪行豁免权的。因此，他决定戳穿他们的骗局：先叫他们弄一份书面协议，然后传真给他；艾米克再次拒绝了，这次的理由是他找不到可以打印的电脑；金斯堡就要他手写一份，签上名字，然后传真过来，艾米克坚持要他相信自己，得到的却是一个干脆的回答：“我只信上帝，不信美国律师。”最后，艾米克只得承认自己没有发送书面材料的授权，骗局彻头彻尾地被戳穿了。正如金斯堡所说：“一个贯穿这起调查的主题，正是利用强硬的高压政策迫使人们说出他们希望听到的话。”
莫妮卡记得，艾米克和金斯堡达成交易，前者给后者传真一份她签署的伪造书面陈述。然而，两个FBI探员过来把艾米克从电话边拉开，他们意识到金斯堡会马上发现OIC在文件归档之前就拥有了一份复印本，只有一种可能——来自琼丝律师团，因为卡特曾经送去一份样本。OIC调查人员知道，他们抓莫妮卡的时候，她在技术上还没有犯下严重的罪行，而且他们阻止了她和卡特接触，有效保证了这样严重的罪行——伪造书面陈述，并交给法庭——在这天晚些时候真的发生了。可以理解，斯塔尔这种强暴式策略一直是公众非常关注的话题。
除了戳穿斯塔尔手下的欺骗行径外，关于豁免权的交易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莫妮卡根本没想过带上窃听器，出卖她心爱的人。她的行为让父亲感动：“她非常镇定，决不合作。令人愤慨的是，很少人敢承认如果她不是如此坚强，如果她带上窃听器，早已像特里普出卖她那样出卖总统了。无论自己的安全受到何种威胁，她从不会出卖别人，像自己被出卖的那样。”
“无论她可能有什么缺点——或许不懂得适可而止，缺乏判断力——当紧要关头，她总是能挺过去。人们不肯赞扬她这种美德，把她看成是一个荡妇。她最不像的就是荡妇。世上许多女人会被有权势的男人欺骗，我并不同意她的所作所为，但是不能因为她所做过的事情就说她是坏人。”家人朋友认识到她性格中的坚韧一面，戴尔·杨评论说：“她拒绝出卖朋友来获得好处。就在知道自己要去监狱的时候，她展现了真实的性格。这事让我一直为莫妮卡感到骄傲。”
金斯堡一戳穿艾米克的诡计，就和莫妮卡再次通话，告诉她自己将会在第二天飞到华盛顿看她，还要她和玛西娅一句话不说，离开酒店。“请相信我。”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两个女人把她们的决定告诉斯塔尔手下后，各收到一张法庭传票，然后离开了酒店大楼。
这晚分手前，伯尼·莱温斯基问金斯堡，是否有能力担起这么一项艰巨的法律任务，毕竟他只是一个医学律师。金斯堡向他保证，自己有着民事诉讼的经验，组织一支合格的华盛顿律师团也没问题。伯尼接着问他最低费用是多少，金斯堡告诉他：“如果只是小案子，15万。如果要审讯，那就要100万。”而且，他第二天坐飞机去见莫妮卡前就要25000元的启动资金。这晚，伯尼和芭芭拉几乎没睡着，想着3000公里外面临牢狱之灾的莫妮卡。“我们互相拥抱着，”芭芭拉回忆说：“一想到她可能进监狱就担心害怕，颤抖哭泣。那真是太可怕了。”
直到凌晨1点，莫妮卡和玛西娅才回到水门公寓。她们受惊过度根本毫无倦意，又担心房间被人监听，几乎不敢互相说话。莫妮卡想起面临可怕困难的总统，不知内情的他必须得到警告。和以前一样，她根本不顾及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在脑子里一遍遍构想着疯狂的计划。她考虑过坐出租车去叫醒贝蒂，让她有所警惕；或者打电话给总统的律师布鲁斯·林赛，虽然她以前从未和他说过话。当莫妮卡谈论着要去给白宫一个警告时，她母亲担心这些行动会危及莫妮卡将来可能拥有的豁免机会，逼她发誓不说出来。（make her swear to stay silent）
早上2点，她们开车去四季酒店，打电话给金斯堡。她们谈论了出国的可能性，越过边境线逃到加拿大，不过这主意一说出来就被否决了，因为她们相信FBI肯定监视了每个机场和边防站。一件小事能证明她们在酒店已成惊弓之鸟，当一对夫妇走进大厅，她们马上确信这是FBI派来跟踪她们的探员。用莫妮卡的话说：“被跟踪的绝望感立马袭来。”
到这时，一直在疯狂行动和无声沉默间徘徊的莫妮卡又沉寂起来。当她们回到公寓，玛西娅非常担心女儿会自杀，因此当她淋浴时，把浴室的门开着，这样就可以保证莫妮卡不会自寻不幸了。这晚余下的时光，莫妮卡躺在床上，一直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她的母亲则一直看着她，不让她结束自己的生命。恐怖已经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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