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莫妮卡·莱温斯基自述：我的爱情 > 第六章 性与政治
1970年，当那个24岁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与朋友进行那场深夜谈话时，他们之间的态度既严肃，又激烈。那天，在牛津深造的比尔·克林顿与朋友曼迪·默克谈了很多很多，不过话题的核心只有两个，性与政治。
他们谈话的焦点是1969年发生的一起丑闻。当时，马萨诸塞州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开着车飞驰，坐在车上的还有他的绯闻女友，年轻的民主党工作人员玛丽·乔·科佩琴。正当他们驱车穿过查帕基迪克岛上的一座狭窄的小桥时，悲剧发生了，车子突然急转弯，然后坠入湍急的河水中。爱德华·肯尼迪奋力游向河流对岸，玛丽却因此遇难。爱德华也因为这起丑闻而葬送了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希望。
早在读书时，克林顿就已经在国会山实习，对于政治圈里常常会出现的双重标准，他早有耳闻，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向朋友解释了自己对于性和政治之间关系的看法，说，“政治给了男人过多的权力，也让他们变得狂妄自大，他们因此学不会好好善待女人。我希望我永远都不要变成这样的人。”
对于一个花名在外的年轻人来说，克林顿竟然会说出这种观点，倒是有点新鲜。克林顿的传记作家大卫·马拉尼斯曾经在文章中指出，克林顿曾经和几个女孩一起玩过脱衣扑克，谁输了谁就要脱掉身上的一件衣服；他也曾经在一次乐队比赛时，充满暗示性地将自己旅馆房间的钥匙扔给一个女乐手；他甚至还敢于向当时著名的女权运动家杰梅因·格利尔调情。他听了一次她的演讲，在演讲中，格利尔宣称那些有头脑、受过一点教育的男人，在床上往往一无是处，并且告诉在场的女人，她们应该专门挑选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男人，最好是工人上床。在听完演讲后，克林顿公开向格利尔索要她的电话号码，对她表示，一旦她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希望他们能好好较量一番。
当这个法律系学生成为了一名大有前途的政客后，关于他有多么讨女人喜欢的说法越来越多。因此，按照这些说法，1996年4月，当莫妮卡·莱温斯基离开白宫后，以克林顿的习性和花名推测，他应该另觅新欢，找到另外一个实习生或者别的什么女人，填补他身边的空缺。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之后的一年半里，他仍然继续与莫妮卡保持着这种关系，安排两人在公开场合相见，或者与她在电话里互诉衷肠。这种做法，倒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看到这个男人性格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可以令我们更好地认识他们之间的感情。看来，他当年在牛津时所说的那番话，并非是在假扮清高。他接受了莫妮卡的礼物和她的爱，耐心地倾听她的唠叨，在她生气时悉心安抚她，在她受伤时给她最温暖的鼓励与关怀。这段关系似乎跟人们通常想象的完全不同，事实上，莫妮卡本就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疑心又很重的女人，在很多时候，她完全忘记了这个男人的身份，常常会对着美国总统发泄自己的嫉妒、不满，甚至是歇斯底里。比方说有一次，他本来答应在她生日那天给她打电话，在电话里给她吹一曲萨克斯风，可是由于那几天他碰巧去了洛杉矶，结果没有兑现这个承诺，结果她在电话里对他大吵大闹，全然忘了对方是尊贵的总统。
这正是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中，一个最讽刺的地方。人们在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更多的材料源于臭名昭著的斯塔尔报告，他们反复研读着这份厚厚的报告中，那些与性爱有关的部分，可是却忘记了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与普通人一样的感情。事实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之间的感情曾经一度相当炽热，相比之下，他们之间却从未存在成熟的性关系，也没有哪一次的性行为是完整，这一点，肯定会让莫妮卡懊恼不已。
可以看出，这位50岁的总统并没有把莫妮卡当作是用之即弃的性玩具，他对这个正处在青春年华的女孩，有种精神上的需要与依恋。在与他进一步交往后，莫妮卡已经发现，在脱下了那层面具后，这个男人实际上是个非常渴望爱与理解，非常脆弱而且孤单的人，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抱有深深的负罪感，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极度需要莫妮卡的陪伴。曾经，他在深夜里独自吹着萨克斯风，以此来排解他挥之不去的孤独，现在，他则在电话里与莫妮卡长谈。其实两种做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
看起来，他喜欢这个姑娘的陪伴，喜欢与她聊天，尽管她动不动就生气，而且常常与他争论不休。这个姑娘敢于当着他的面叫他“总统伙计”，或者在她生气时喊他“讨厌鬼”。他说，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弗吉妮亚·凯利，1994年她因为乳腺癌不幸逝世。他曾经亲口对她说，“你是那么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这一点和她真的很像。”
黛布拉姨妈记得莫妮卡常常向她透露与总统之间谈话的细节，她说，“他看起来可以完全向她敞开心扉。他甚至愿意向她谈起他自己不快乐的童年，还有他母亲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他告诉她，‘我们的童年都过得很不快乐，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多共同点。’”
而在莫妮卡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看来，之所以总统会对莫妮卡着迷，原因在于她的年轻与她独特的个性，她分析说，“很多人都喜欢和莫妮卡在一起，因为她很活泼、真诚、有趣，而且活力十足。克林顿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也正因为他取得了年轻选民的支持。我相信克林顿受到了莫妮卡那股子活力的感染。”
无论他们两人之间有多么互相吸引，可以肯定一点，在他们的这段感情中，莫妮卡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性方面，都付出了更多。由于比尔·克林顿的职位，他成了两人关系的主导者，而莫妮卡永远是被动的一方，她永远只能在电话机前苦苦守候，而且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莫妮卡的爱渐渐变成了一种迷恋，在她的梦中、也在她醒来的每时每刻，他都牢牢占据了她的心房。对于莫妮卡这样一个毫无经验，而且与生俱来就充满了不安全感的女孩来说，这样的痴狂几乎是致命的。黛布拉姨妈也用了“痴迷不悔”这样一
个词形容莫妮卡，“她完全被他迷住了。可是只要你想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再想想莫妮卡的年纪和她过去的情史就会知道，这一切似乎注定要发生。她就是传说中的灰姑娘，苦苦等待着王子的到来。”
事实却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种强大的魔法可以用来帮助莫妮卡。尽管斯塔尔报告将她描绘成一个在性方面极度早熟的女人，一个可以迷惑人心的巫女，可是实际上，以她的本性和经历而言，她根本就不适合一次又一次玩火，她非常不成熟，完全没有处事的经验，这也间接导致了最终的悲剧发生。正如她母亲所说，“莫妮卡和与她同一年代的大部分姑娘一样，她对自己的性欲从不羞涩。可是另一方面，她在与男人交往时非常天真，没有一点戒心，她是个非常单纯、完全不通世事的女孩。”
经历了这么多是是非非后，莫妮卡说，现在她完全同意母亲的话，她后悔当年的轻率举动，她说，“如果当初我们只是单纯地逢场作戏，那一切都会跟现在不一样了，他本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更加审慎、更加有节制的态度。我并不想责怪他所做的事，可是，真的，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这个年纪的人可以承受的范围。如果我再大一点，如果我足够成熟，那么，我就可以充分理解这件事的影响与后果，很有可能，我会把他当作总统，而不是一个男人那样看待。”
这段不伦之恋的后果，在1996年4月16日，当她踏入五角大楼的那一刻，已经初露端倪。这个地方与白宫之间的对比未免过于强烈了一点。莫妮卡对于五角大楼的第一印象，是这里便宜而破旧的家具，颜色灰蒙蒙的墙壁，工作人员不事修饰的发型，还有制服上那一张张沉闷而严肃的面孔——相比白宫，五角大楼工作人员穿着的制服，样式实在过于老旧了点，而且几乎没有一点装饰。
就和以往一样，莫妮卡带着一张灿烂的笑脸，与她的新同事们见面。在与上司经过了一番讨论后，莫妮卡得到了她的新工作，她将担任国防部公共事务部门负责人肯尼思·培根的机要助理，新工作的年薪为30000美元，比原先在白宫的年薪升了5000美元，而且福利很好，几乎不需要加班，每年还有数次出国旅游的机会。可是从莫妮卡坐在她办公桌前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份工作并不适合她。她本来就对政治一点不感兴趣，也因此不可能去关心什么国防策略，而她的工作更是让她生厌，大部分时间她就是枯坐在桌前，机械地转录录音带，她觉得这种事情太无聊，简直是在虚度光阴。接下来的六个月，她将大楼当作了她的炼狱，要不是总统曾经承诺，一旦他连任成功就会为她在白宫里弄到一份新工作，她根本不可能咬牙坚持将这份工作做下来。
惟一让莫妮卡感到安慰的，是“英俊先生”给她打来的电话，就这样，五角大楼她的那部分机上，开始频频出现总统来电。他告诉她，之所以她被解雇，是因为种种原因。伊芙琳·利伯曼认为他与莫妮卡之间显得过于注意对方，可是今年正好是总统大选年，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格外小心”。（利伯曼在大陪审团前说的证词要更加简约：总统问她，是谁开除了那个实习生，她回答说正是她本人。总统于是说了声，“噢，好吧。”）莫妮卡安慰自己，至少她不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行而被解雇的。总统还对她说，假如她不喜欢在五角大楼工作，他可以帮她在总统竞选团队中找一份工作。可是莫妮卡想到，现在白宫里对她敌意最甚的这一批人，也正是组织竞选的那班人马，因此婉拒了总统的好意。
总统与莱温斯基的电话世界。电话长谈成了维系并且加强他们之间感情的纽带。他们在电话中做爱，当然，也在电话中讨论彼此的情感，甚至总统通过电话安排了莱温斯基父亲的总统谈话节目。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恋人间发生的事，但是却发生在一位现职的已婚的总统身上。他有时仅仅因为需要得到这位女士的抚慰。
在母亲印象中，这是女儿最难熬的一段日子，她说，“莫妮卡刚刚去五角大楼工作的那段时间，是她一生中最黑暗、最糟糕、觉得最没有指望的一段日子。她真是可怜极了。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电话机前，扳着指头数着日子，或者一个人躲在屋里不出来，只听到她一阵阵的哭声。她根本不愿意离开房间半步，因为她怕错过了他的电话。”
电话成了他们维系感情的惟一途径。在她离开白宫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一般每隔四到七天，就会给她打一个电话，直到10月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他打电话的次数才少了些。就与她了解他的日程表一样，看起来，总统也非常在意莫妮卡的日程安排，他给她打电话的时间便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证，1996年春天，莫妮卡需要频繁与她的新上司肯尼思·培根一起出国，曾先后去过波斯尼亚、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北欧各国，有趣的是，总统往往会在莫妮卡出差回来后的那一天，往她家里打来电话。
每当总统出国访问归来时，或是他在公众场合看到她后，莫妮卡往往都会接到总统的电话——从这点来推测，总统对她的思念，或许并不亚于她对总统的思念。每次总统来电，或者在她电话答录机上留下简短信息，她都会录下来，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反复播放录音带，听到他“美妙”的声音了。她说，“他在打电话方面真的很拿手，他常常会担心我，总是会安慰我说，‘别担心，我会照顾你的。我不想让你难过。’”
莫妮卡在与总统谈话时发现，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记得住他们之前闲聊时所说过的一丁点小事，更让她感动的是，他已经摸透了她敏感的脾气，因此说话时常常会非常小心。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无法面对面，总统在通电话时才显得更加真实。莫妮卡说，“之所以通过电话聊天对我们如此重要，而且使得我们的感情有增无减，正是因为这是完全安全、可靠的，我们都不必担心会有人突然推开大门走进来。因此，我们可以尽情向对方敞开胸怀，释放自己的感情。”毫无疑问，此时他们的电话性爱，比起当初他们刚刚相识时，要来得更加富有激情。
1996年5月，在一次闲聊时她向他提及，她的父亲和继母将要来华盛顿，参加她弟弟迈克尔的毕业典礼，她想安排他们参加一档电台节目。这是一档常规节目，每星期总统都会邀请嘉宾来到白宫的罗斯福房间，然后与嘉宾进行即兴谈话，他们的谈话内容将被录制下来，在电台中播出。几天后他打电话给莫妮卡，带着几分不解，他问她，为什么今天她的家人没来参加这次谈话活动。莫妮卡回答说，他把日子给弄混了，然后告诉他，她家人将要来访的确切日期。结果就在两天后，贝蒂·库里打电话给正在工作的莫妮卡说，她已经听说她父母将要来的事情，并且知道他们想去参加总统的谈话节目。莫妮卡纳闷地问自己，“她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真是奇怪极了。”很明显，总统虽然工作非常繁忙，可是他还是记住了莫妮卡的家事，并且抽空对秘书作了交待。贝蒂又对莫妮卡解释说，这周他们并没有安排总统谈话节目，不过总统已经嘱咐过她，让她带着莫妮卡的家人好好参观一下白宫，并且承诺他会尽量抽出时间与他们见一面。
与此同时，莫妮卡也已经安排她的家人在6月13日，前往弗吉尼亚的梅耶堡，参加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的欢迎仪式。当克林顿从人群中走过时，他一眼就看到了戴着顶礼帽的莫妮卡，于是他对她说，“我很喜欢你的这顶帽子，莫妮卡。”这句话让莫妮卡的老爸惊呆了，他万万不敢相信，总统竟然认得出他的女儿，而且知道她的姓名。
第二天就是总统谈话节目。可以看出，总统非常急于要讨好莫妮卡的家人，他亲自安排了谈话节目的时间表，而且邀请她的家人与自己在椭圆办公室合影留念。尽管在场还有很多客人，他还是尽量腾出时间与她的家人谈话，甚至殷勤地照顾她的弟弟迈克尔，一个刚刚达到法定投票年龄的年轻人，当迈克尔表示他会在大选中投克林顿一票时，他显得非常激动。莫妮卡的继母芭芭拉·莱温斯基，事实上对于莫妮卡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可是连她都感觉到，总统与莫妮卡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芭芭拉注意到在他们参观白宫的过程中，总统始终在看着莫妮卡，她悄悄用胳膊肘碰了碰继女，小声对她说，“姑娘，总统肯定对你有意思——他一直在看你。”
通过总统打来的电话，他们可以安排大家在各种公开场合见面，同时制造出一种不期而遇的假象，电话长谈成了维系并且加强他们之间感情的纽带。有时候，他甚至会在一天里几次给她打电话，每次当他们的谈话被工作或者其他事情打断后，他都会在忙完后，立刻继续给莫妮卡打来电话。正如莫妮卡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与总统之间的感情主要是通过电话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在电话里聊上好几个钟头，谈我们各自的家事，谈我们的过去。在电话里，我们对彼此都非常真诚。很明显，我们之间不仅仅只有电话性爱，还有更多、更深层次的感情与激情。”
6月中旬的一天，大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莫妮卡表示她很想要见到他。他回答说，他会查看日程表，然后尽快给她一个答复。接着，一天清晨他给她打来电话，很遗憾地告诉她，他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没办法挤出时间与她相见。尽管非常失望，莫妮卡还是从这通电话中得到了几分慰藉，她说，“这说明他醒来时立刻想到了我。这真的说明了很多很多。”
有些时候，他打电话给她，是为了从她那里找到安慰，也有些时候，他打电话仅仅是为了听到她的声音。这里有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例子，1996年5月16日夜里，他给她打来电话，这一天他刚刚得知他的好友，海军上将杰瑞米·褒达自杀身亡。此时的克林顿情绪十分低落，而且觉得自己非常孤独，在电话里他悲哀地对她说，“假如你现在在我身边就好了，我只想让你好好拥抱我一下。”另外一点同样值得注意，第二天，他特意系上了一条她送的领带。
他们常常在电话里说一大堆笑话——为了找到话题，莫妮卡甚至会从互联网上找最新的笑话，然后说给他听。他们会谈起各自的家庭和正在进行的大选，事实上，莫妮卡说，“我们会谈起太阳下的每一件事。”一次莫妮卡问他，这次大选对他来说会不会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在没有母亲帮助和支持的情况下从事大选。他非常赞赏莫妮卡的观察入微，因为很少有人注意到母亲辞世给克林顿生活带来的空白，他告诉她，“假如她还在世，她肯定会非常喜欢你，你跟她实在是很相像。”
确实，假如弗吉尼亚·克林顿在世，她会发现莫妮卡在很多地方与她相似，最明显的一点是，她们都同样充满活力、精力充沛，不过两人将这种动力用在了不同的地方。弗吉尼亚将精力集中于帮助儿子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而莫妮卡费尽心思，为的不过是与总统见上一面。莫妮卡简单地以为，只要他看到她，哪怕是在公开场合匆匆瞥见她，也会因此给她打个电话。她的这个愿望竟然常常都能实现。
一个星期天，她和母亲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莫妮卡突然看到了总统的车队，她立刻想起来，他应该是要去附近的教堂。莫妮卡刚刚将皮肤晒得黝黑，而且因为吃了种新的减肥药，看起来瘦了不少，很希望总统能看到她如此健康的形象。于是，她大叫着让母亲停车，放她下去，这时她发现了一个位置极佳的地方，如果站在那里，她可以近距离地看到缓缓开过的车队。她的这个小把戏果然成功了。车队开过时，总统看到了站在人行道上的莫妮卡，立刻拼命向她挥着手。克林顿始终认为这次相见只是一个巧合，当天下午他就给莫妮卡打来电话，好好夸奖了她一通，他说，“你看起来真是好极了。”她一直没有告诉他，这并不是一次巧合，而是她刻意制造的结果。
还有一次她告诉他，她会在1996年8月，前往纽约的电台城音乐厅，参加他的50岁生日晚会，她特意叮嘱他，“我会穿一身性感的红色礼服，你应该会很容易找到我。”在这个嘈杂而盛大的晚会上，他们两人享受了一次秘密而又充满挑逗意味的相会，当他频频挥动着手，向大家表示感谢时，她悄无声息地凑近了他，手轻轻地划过了他的胯部。当晚，她住在与总统和第一夫人下榻的同一间酒店里，事后她对他开玩笑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同一屋檐下过夜。第二天，她在酒店门口闲逛，等待着他的车队经过。果然不出所料，他又一次在人群中发现了她，后来他说，她让他想起了电视侦探片《迈克·汉默》中的一个女性角色，那个人也是常常会在别人意想不到时突然出现。她始终没有打破他的幻想，告诉他，他们的相遇绝非偶然，也不是上天的安排。
尽管如此，莫妮卡坚持认为，说她是在暗中追踪着总统，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她说，他们确实是在相爱，可是由于他的身份如此特殊，他们之间的沟通难免是单方向的。她根本不可能主动打电话给总统，然后对他说她现在就想见他。在这种情况下，莫妮卡的焦虑症难以避免地再一次出现，一旦她无法等到他的电话，听到他在电话那头安慰她，她就会坐立不安。那年夏天，总统公务繁忙，他必须要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大选中，确保自己在竞选中连任，他的电话不再像以往那样频繁了，这让莫妮卡觉得非常委屈。每晚，她都会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着那个迟迟不来的电话。每当因为思念他而感觉忧郁时，她就会反复听着爵士歌手比莉·哈乐黛的那首歌《我会注视着你》。她说，“这首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其中有一句歌词最能代表我当时的心境，‘我会注视着你，在那些熟悉的老地方，在那里，用我的这颗心与你相拥。’”
虽然可以确认对彼此的感情，可是他本人特殊的位置规定了他们之间的事情是无论如何也见不了光的，这让莫妮卡陷入了越来越深的苦闷，莫妮卡承认，她自己消极而极端的个性，其实也是令她抑郁不安的原因之一，她说，“每个周末我都会坐在电话机旁，一步也不敢离开，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给我打来电话。我还常常会自己吓自己，我担心如果他给我打来电话，可我不巧又不在电话机旁，他就会很快忘了我，去找别的女人。我的不安全感常常会战胜我的理智。”莫妮卡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不安全感和疑心的女人。4月底的一天，也就是她刚刚去五角大楼工作后不久，她决定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募捐活动，这是除了参加白宫的欢迎仪式和欢送仪式之外，她所参加的第一次重大的公共活动，促使她参加这次活动的动机在于，她认为如果她能去这个募捐活动现场，就可以在人群中耐心地等待着被他发现，她可以与他握手，然后对他说一声“嗨”。她确实实现了这个目标，可是却失望地发现，总统并没有拥抱自己，而是拥抱了一个就在她旁边的俄罗斯女人，而且那个女人长得还很漂亮！带着一股无名大火，她在活动还没有结束时就匆匆离去。显然，总统已经注意到了莫妮卡的反常情绪，第二天早上就给她打来电话，在她的电话答录机上，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我不想解释。”在说完这句冷淡的话之后，他还轻轻骂了一声，“无聊”。
两天后他又给莫妮卡打来电话，这一次他们在电话里争论得很激烈，莫妮卡哭着问他为什么拥抱那个女人，而没有拥抱她，几个星期以来的苦闷借着这个机会倾泻而出。他则解释说，“我只是想做得小心点，摄影师就在旁边对着我，她不仅是我的朋友，而且是一个赞助人，给我捐了不少钱。”
虽然觉得莫妮卡很“无聊”，可克林顿还是小心地照顾到了她的感受。1996年5月，在一个萨克斯风俱乐部举办的活动中，他们又一次相遇。他见到她，立刻上前与她拥抱，稍后当他准备离开这里时，他伸手向她示意，还做出了“我想念你”的口型，搞笑的是，站在莫妮卡身旁的男人原来也曾是白宫工作人员，他以为总统这句话是对他说的。
尽管比尔·克林顿已经费了很大心机，尽力去安抚她，可是对于始终没有多少安全感、却又对感情有着诸多幻想和要求的莫妮卡来说，他做得还远远不够。这成了他们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7月，她生日的那天，总统没有实现诺言，在当天给她打来电话，并且为她吹奏萨克斯风。更让她难过的是，当时身在洛杉矶的总统竟然还有闲情逸致寻欢作乐，她听说了他与歌手芭芭拉·史翠珊和电视记者伊莉诺·蒙代尔一起出去玩乐的消息。莫妮卡带着愤怒与失望的情绪，在23岁的那个生日夜晚，哭了一整夜。这样大大小小的争吵，与他们感情所面临的种种障碍相比，其实只是沧海一粟，正因为她的爱人是美国总统，正因为他是已经有一个女儿的已婚男人，她只能是他见不得光的情妇，一切一切的冲突与争执，都是因此而起。
她的朋友们一直在劝说莫妮卡，不要再这样下去，不要再折磨自己，可是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回忆说，“只要几天听不到他的电话，她就会变得神经质，简直像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她常常反反复复地跟我念叨，‘再见不到他，我可就真要对他发火了。’我心里却在想，‘幸好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9月的一天，总统正在佛罗里达进行大选工作，抽空给莫妮卡打来了电话。在电话里她逼问他，什么时候，总统先生认为会是他们完成性关系的最佳时机？他说，他不可能与她做爱，她立刻向他发泄了自己的愤怒与失望。克林顿从未与她进行过一次完整而正常的性爱，也始终没有解释他们的关系只限于口交的原因，莫妮卡和她的朋友相信，克林顿仍然有所顾忌，担心如果进行一次完整的性爱会对他产生不好的影响。可是，这一次莫妮卡也许踩到了总统的软肋，他真的发火了。他简短地说了句，“如果你不愿意再让我给你打电话，对我直说好了。”然后就挂了电话。这句冷冰冰的最后通牒让莫妮卡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寒意。
就算他们可以在公开活动中匆匆见上一面，彼此交换一个眼神、一两句问候，莫妮卡仍然觉得，这些都远远不够。莫妮卡越来越失望，他们的相见时间总是那么短暂，而且那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就要把她逼疯了。10月的一天，他们透过电话，享受了一次狂热而富有激情的电话性爱，彼此都很满足，于是他们又谈起了她重返白宫的可能性。总统还谈及这个星期他们有可能见上一面，他保证会亲吻她一下。第二天晚上莫妮卡参加了一个社交活动，总统也在场，当着众人的面，总统简短而深情地拥抱了莫妮卡。虽然克林顿一直在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努力着，可是莫妮卡还是觉得他对自己的关心还远远不够，那天晚上，当他打电话给她时，她将自己这半年来的压抑与不满统统发泄了出来。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莫妮卡承认，“当时我很沮丧，我知道这样做对他并不公平，可是我已经郁闷透顶，不说出来肯定会发疯。”总统同样怀着满腹郁闷与委屈，他冷冷地对她说，“别这样了好不好，你老是对我发疯，我已经受不了了。”他又安排他们两人相见，建议她去他秘书的办公室，这样他们就有机会见上一面，克林顿知道莫妮卡打算去白宫找比利·沙迪克斯谈一些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他也知道莫妮卡始终与他的秘书贝蒂·库里保持着联系，贝蒂还曾经邀请她去自己的办公室。莫妮卡于是去了白宫，可是让她更加郁闷的是，她在西翼的会客室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贝蒂才告诉莫妮卡，总统已经离开白宫了。她还对莫妮卡解释说，伊芙琳·利伯曼就在附近，她现在不敢随随便便地将年轻女人带进她的办公室。
莫妮卡试图在众人面前掩饰自己的失落与挫败感，可是，她的家人和朋友还是注意到了她的痛苦与煎熬，她们对她的担忧也开始与日俱增，好友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回忆说，“我非常担心莫妮卡，觉得她又回到了当年与安迪·布莱勒的老路。我并不害怕美国人会最终发现她与总统之间的地下情，只是害怕克林顿会彻底摧毁她原本就很脆弱的心。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她，让她趁早脱身而出，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人。”
说起来永远比做起来要容易得多。莫妮卡越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她也就越孤独，越是将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她的情感纠葛上，这简直成了一个她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好在她还算是一个生性活跃的女孩，在华盛顿她也找到了一些新朋友，其中与她最要好的是阿希莉·雷纳斯，她与总统同样来自于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也曾在白宫工作，一度担任过策略发展与特别联络部的主管。她们俩常常会相约一起出去逛街、看电影或者一起吃饭，成了一对亲密的好友。可是，尽管她们在一起时总是过得非常开心，几乎无所不谈，可她往往与她聊着聊着，就会发现自己开始不可抑制地想起总统。阿希莉已经听别人谈起了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绯闻，她也曾劝说过莫妮卡，让她重新找个好男人。
不过，我们的莫妮卡虽然寂寞，却并没有过着修女般的凄清生活。她仍然有一两个男朋友，可是她发现即使总统不在她身边，对她的影响依然如此巨大，当她与别的男人在一起约会时，她总会像灰姑娘一样紧紧盯着时钟，在午夜到来前就会匆匆飞奔回家。她曾经和一个五角大楼的同事约会过，这个男人是在1996年7月，他们去波斯尼亚出差时认识的，莫妮卡不愿意透露他的名字，只是用“托马斯”来称呼他，据莫妮卡说，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比她年纪要大不少。从波斯尼亚回来后，他们俩就开始约会，当晚他留她在他家里过夜。可是莫妮卡拒绝了她，因为她担心总统会在夜里给自己打电话。她的直觉是对的，那天晚上克林顿果然给她打来了电话，莫妮卡兴奋地向他描述起了波斯尼亚之行，她告诉他，她在那里看到了美国军队帮助这个战火纷飞的地方重建和平，为这里带来了希望，现在她确实为自己身为美国人而自豪。总统也为莫妮卡的描述而感到非常激动，那天晚上他们长谈了几个小时，一直聊到天蒙蒙亮。
那天晚上莫妮卡所经历的一切，恰恰体现出了她的心灵与她的头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碰撞与冲突。她渴望得到一份正常的感情，与一个单身男人相爱、然后结婚生子，可是当她真的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她却又退缩了。看起来，她常常会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一个好男人的爱情，父母离婚更是在她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使她害怕在感情上对人有所承诺。因此，她宁肯选择一种毫无指望、不可能开花结果的爱情，哪怕因此自己会伤痕累累。
在莫妮卡开始与托马斯约会的时候，她的心情变得开朗了些。尽管托马斯在她身边时，她还是常常想起总统，害怕总统此时会给她家里打电话，可是她还是会将这件事开玩笑似的告诉总统，说现在他已经遇到竞争对手了。
1996年秋天，她结束了与托马斯之间三个月的恋情，原因实在很好笑，他竟然也在与其他女人约会。最初，当她刚刚与托马斯在一起时，她的朋友们都如释重负：她终于肯和单身男人约会了，也许他能让她忘记总统。可是很快事情就变得很明朗，这个单身男人不可能成为她的真命天子。不幸的是，1996年10月初，她前脚与托马斯分手，后脚就发现，她怀孕了。
她绝对不想成为单身母亲，虽然莫妮卡深具浪漫情怀，她仍然明白现实的残酷性，在经过痛苦的抉择后，她决定去做人工流产。托马斯同意与她平分手术费，可由于她得去美国东部找一位专科医生，她还是得去找黛布拉姨妈借一部分钱。托马斯原本答应陪她去做这个手术，可是莫妮卡想，既然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现在连朋友都不再是，就无谓让他陪在自己身边。作为一个开放、独立、来自大城市，受到过女权运动熏陶的女孩，莫妮卡觉得这种手术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她实在是高估了自己，手术不仅令她大伤元气，而且在她心里又留下了一道永远难以磨灭的创伤。她说，“当时，我在心理上并没有对这个手术做好准备，这种经历实在是太痛苦，太让人痛心了。”她的朋友对她的情况很关切，内莎·迪曼·埃布兰德说，“这段时间莫妮卡非常痛苦，她其实非常想要小孩，她对我说，她常常会在睡梦里听到孩子的哭声。”
此时，莫妮卡并未意识到这次堕胎会给她的心理带来多么深切的伤害。可是她母亲已经感觉到了女儿正在日渐枯萎，她半哄半骗，总算说服女儿去弗吉尼亚的医疗中心接受心理医生帮助，当年莫妮卡就在这里参加了一个减肥疗程。1996年11月，莫妮卡第一次见到了心理治疗师凯思琳·埃斯特普，她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对医生讲述了自己堕胎的惨痛经历。
埃斯特普发现莫妮卡表现得非常焦虑、非常抑郁，而且自我认知水平极低，完全不自信。在莫妮卡第二次看医生时，她就讲述了自己与总统之间的故事。整整90分钟里，她不停地诉说着她的恐惧与无奈，表示自己很难与他人处好关系，她承认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始终非常僵，可却又不知如何改善，更让她担心的则是自己与克林顿之间的感情，她担心这段关系最终以失败告终。不幸的是，埃斯特普医生错误地估计了莫妮卡的情况，她认为莫妮卡既然已经学会了倾诉，情况应该有所好转，因此不再给予莫妮卡专业的帮助，放任莫妮卡在黑暗中独自摸索。
莫妮卡有那么多问题要面对，她这次痛苦的堕胎事件，她对工作的焦虑，她对重返白宫抱着的希望，她与总统之间波折迭起的关系，她的孤独，令她的心理状况急转直下。就这样，在寂寞、悲哀与绝望中，琳达·特里普这个绝对不受人欢迎的形象，开始占据了莫妮卡的生活。
现在，全美国甚至全世界都已经听说了琳达·特里普的名字。每个人都知道，正是这个人玩的阴谋诡计，使得莫妮卡与克林顿之间的地下情曝光，并且最终令克林顿遭到弹劾。她其实并未从中捞点半点好处，因此，对于她这样做的动机，人们始终不得而知。或许，这位政府资深秘书这样做的根源，还在于她复杂而又矛盾的个性。
1950年，琳达·特里普在新泽西出生，和莫妮卡从小就因为长得胖而备受屈辱一样，她也因为自己不讨人喜欢的长相而受到了众人奚落。14岁那年，她已经长到了5英尺8英寸高（译者注：即173米），她笨重而平淡无奇的身材、宽阔的肩膀，再配上一个鹰钩鼻，让同学们联想起了篮球明星加斯·约翰逊，于是大家都开玩笑般地叫她“加斯”，每当听到别人这样叫她，她就会非常愤怒地大叫，“不许这样叫我！”有一年，在她所就读的学校、东汉诺沃学校的校友录上，她义愤填膺地表达了对同学叫她外号的不满。还有一年，她则向老师报告了同学们的劣迹。她同莫妮卡还有一个共同点，她也曾经经历过父母离婚的伤痛，她的父亲是一位理科教师，在她的印象中，他是一位非常严厉、不苟言笑的父亲，在读高中的时候，父亲离开了这个家。30年后，直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丑闻曝光后，她才第一次与父亲说话。
特里普还对妹妹能上大学而自己却不能上的事实而感到懊恼不已。由于父母一直是在妹妹临上大学前，才算清了抚养费的问题，因此在中学时学业平平的特里普只能去一所秘书学校上学。从学校毕业后没多久，她就嫁给了一个叫布鲁斯·特里普的军人，并且生下了两个孩子瑞安和艾里森，现在这两个孩子都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了。丈夫的官运还算亨通，在他提拔为中校时，特里普在军队里也谋得了一份秘书的工作，她工作的地方极不寻常，是三角洲特种部队，一个高度保密的军事机构。
这份工作让特里普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觉得自己成了政府中的重要一环，足以操纵许多人的命运。这个曾经被人唤作“加斯”、长相粗笨的女人，现在可以带着傲慢和不屑的眼光看待她当年的同学了。从1990年起，有4年时间，她一直担任白宫新闻办公室秘书，当时白宫的主人是乔治·布什，这份工作让特里普可以抢先知道无数秘密，于是她的脸上，终年带着一抹轻慢的微笑。
1993年1月，当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宣誓就任时，琳达·特里普觉得她的世界都完全变了一个样。她很不喜欢克林顿，因为发现自从他入主白宫，这里的人言行举止都变得轻浮无比，连穿衣服都不像从前那么讲究了，很多女人都穿着在她看来过于性感的衣服，作为白宫老资格的工作人员，她觉得自己有资格对那些小字辈的同事指手画脚。同事们都认为她是个肤浅而且睚龇必报的女人，报复心极强，别人对她稍稍不客气一点，她就会大喊大叫，甚至威胁要起诉对方。1993年7月，当局开始调查白宫责任律师文思·福思特自杀事件，她竟然趁机对调查者报告说，这里的一位秘书有酗酒问题。由于特里普是白宫里最后一个在福思特自杀之前见到他的人，因此人们都很重视特里普的证词，这让她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很有身份的人。事实上，1995年8月1日，也就是莫妮卡在白宫实习前两周，琳达·特里普还曾在大陪审团前，就福斯特自杀一事作证。福斯特律师与第一夫人和“白水事件”之间的关系，令不少阴谋论者欢欣鼓舞，开始编织起一张事实与想象互相缠绕的大网，正是从这时开始，斯塔尔开始进行对总统的调查。特里普本人也为阴谋论者贡献了许多谣言，她反复传说政府中存在着所谓的黑暗势力，之所以有人要暗中对付福斯特，就是因为他与希拉里·克林顿之间走得太近，知道了太多第一夫人的秘密。
琳达·特里普的工作经历也使得她养成了一种习惯，看待万事万物，她总是习惯于从一种阴谋论的角度出发，90年代，她与丈夫在结婚20年后离婚，这件事更让她产生了仇恨一切世人的心理。她认为自己的职位非常重要，而且把自己当作正义与道德的化身。1994年，由于她的顶头上司、白宫律师伯纳德·纳斯鲍姆退休，她被人从白宫调往五角大楼，虽然和莫妮卡一样，这次工作调动后，她的工资也提高了不少，可是特里普还是为此愤愤不平，她喜欢成为焦点的感觉，认为被调到五角大楼是有人在暗中同她作对。据说，她被赶走一事让白宫新任律师拍手称快，因为他一直怀疑特里普在向外界泄露白宫机密，而且特里普常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她的同事，使得所有同事都对她非常不满。
特里普一去五角大楼，就摆起了“资深秘书”的派头，她要求给她安排单独的车位，并且表示她需要一个私人办公室，认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全心全意为福斯特自杀案准备证词。而莫妮卡与她刚好相反，1996年4月来到五角大楼时，她对于福斯特事件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对特里普也不是很熟，在她最初的印象里，特里普只不过是那个与她同在二楼办公室，坐在她后面那个格子间的女人，而且特里普从来不接电话，害得莫妮卡总要为她代接电话。
尽管私下里特里普常常批评克林顿的政府，可是在公开场合她总是摆出一副忠诚的样子，甚至还在她的办公桌前摆了一张总统的放大照片。正是这张照片和她所谓的忠诚，促使莫妮卡主动与她聊了第一次话，后来她们发现彼此经历类似，都是从白宫被人赶到五角大楼的，也就越来越投契。
莫妮卡对特里普最开始的感觉是，她是一个“冷漠，看起来很厉害，可是却有颗热心肠”的女人。在工作时，特里普显得一丝不苟，而且确实非常胜任她的这份工作。她年薪达到了8万美元，却常常对莫妮卡抱怨说这笔钱根本就无法实现她的梦想，她想开一间古董店，然后拥有一片田园，可以在那里养马。她们对古董的共同爱好，加上两者共同拥有的幽默感，使得这两个女人渐渐忘记了她们年龄的巨大差距，成为了一对好朋友。再加上特里普虽然对同事很刻薄，但素有喜欢保护实习生的好名声，很多实习生都非常尊重和信赖特里普，认为是她在冷漠的白宫里给予了自己莫大的帮助。很快，莫妮卡就将特里普当作了自己的良师益友。
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分析说，特里普正好满足了莫妮卡的渴求。由于特里普曾在白宫工作多年，对于白宫的所谓内幕相当了解，这一点是莫妮卡的其他朋友们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的，她们根本不了解白宫的基本情况，也因此在莫妮卡遇到问题时，很难为她出谋划策。凯瑟琳说，“特里普更像是一个八卦专家，与她聊聊同事的绯闻，她确实是个很好的人选，可是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莫妮卡此时很想和别人谈谈她与总统之间的事情，可是她的心理医生对此并不感兴趣，甚至急于否认和批判莫妮卡的恋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莫妮卡只能找特里普。特里普并不会对她的故事作出什么道德评判，可是，她也不可能做出任何帮助。”
最开始时，莫妮卡与特里普一起交换减肥诀窍，不可否认这一点，在减肥这方面特里普确实给了莫妮卡很大帮助，帮助她整整减掉了60磅体重，在莫妮卡痛苦的减肥过程中，特里普始终给了她热心的鼓励。她们常常在一起谈论古董，特里普会说起她每天上下班的不便，由于她的家住在哥伦比亚郊区，已经快要接近马里兰州，每天她得花一个半小时坐公交车上下班。她还向莫妮卡诉说了抚养两个孩子长大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她的大儿子瑞安还算懂事，现在已经开始离家在外读大学，女儿艾里森却是她的一块心病，她觉得自己很难处理好与女儿之间的关系，有一次甚至把女儿赶出家门。可是在莫妮卡看来，琳达·特里普仍然是个非常好的母亲，而且将她的家整理得井井有条，到处都放着她四处搜集来的古董。
渐渐地，莫妮卡觉得特里普这个人有时候会做些很古怪的事情。比方说，当特里普本人开始减肥时，她竟然拒绝见莫妮卡，说是觉得自己现在的形象太不好看。还有好几次特里普问莫妮卡，她母亲怎么评价她与莫妮卡之间的关系，一直到后来，莫妮卡才意识到，琳达·特里普似乎对她有种莫名的迷恋：她想要生活在莫妮卡的生活里。基于某种难以言喻的原因，特里普在暗地里追踪着莫妮卡的一举一动，想要控制她的思想与生活。（甚至一直到了特里普背叛了莫妮卡，向独立检察官泄露了莫妮卡的秘密后，她仍然表示想与莫妮卡做朋友。）
当时，莫妮卡的母亲一直没有见到过特里普本人，以为她是莫妮卡的同龄人，她已经觉得特里普行事有些奇怪。现在，玛西娅这样分析特里普的行为，“特里普就像是个猎人，而莫妮卡就是她最好对付的猎物。特里普其实迷恋的是克林顿本人——她曾经声称希拉里·克林顿嫉妒她，表示希拉里怀疑她与总统有不正当的关系。这个女人简直是有妄想症，只要克林顿在哪儿遇到麻烦，她立刻就会出现在哪里。只要嗅到丑闻的气味，她就会立刻潜入那里。她就像是一个好管闲事的巫婆，一只讨厌的臭虫。”
莫妮卡与特里普的谈话内容里，几乎从未出现过政府话题。特里普敏感地注意到了莫妮卡对政治的厌倦，因此也就避而不谈这个话题，只是偶尔向她提及了福斯特自杀的事情。特里普总是夸大福斯特与第一夫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她还不止一次地谈到福斯特的死对第一夫人的打击。她告诉莫妮卡，当第一夫人参加完福斯特在阿肯色州举行的葬礼后，在总统的私人专机空军一号上，她竟然通过暴食排解心中的苦闷，工作人员也没办法劝她停下来。
一次谈心时，两个女人谈到了克林顿总统，特里普对莫妮卡说，以她对克林顿的了解，她相信克林顿肯定喜欢莫妮卡这一类型的女孩。她说，“噢，我敢肯定他会为你发狂。”莫妮卡发现，这些话对她来说竟然那样重要，它们适时地滋润了她的心田。那些莫妮卡的亲朋好友，她们因为爱她，所以劝她离开总统，而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它在莫妮卡耳边轻声说，她肯定是总统喜欢的姑娘，她会让总统如痴如狂，鼓励她继续追逐她浪漫的爱情故事。莫妮卡这时发现，现在只有特里普真正理解她、关心她。莫妮卡并不知道，特里普对她的甜言蜜语并非出于友善，而只是因为她个人的好奇心和利益。当时，特里普已经生出了一个念头，想要写一本关于她在白宫生活的书，让世人为之瞩目。
1996年5月，通过她的朋友、保守派专栏作家托尼·斯诺介绍，特里普与右翼作家经纪人卢西安·戈德伯格在华盛顿秘密会面，戈德伯格是一个政治间谍，曾在1972年总统大选时秘密监视尼克松总统。在这次会谈中，特里普向戈德伯格谈起她想写一本书，专门探讨福斯特神秘死亡之谜，同时会透露很多关于白宫的秘密，这本书的书名暂定为《在密闭的大门里面：克林顿治下的白宫秘闻》。按照她们事先谈好的条件，传记作家麦琪·加拉格拟定了这本书的提纲，既然是秘闻，自然少不了女人这个话题，在提纲中加拉格提出要写克林顿与他两个绯闻女友之间的故事，其中包括黛比·席夫和凯瑟琳·威利。之后，她们就将这份提纲送给纽约一家著名的出版社、普南出版机构审阅。可是在此时特里普却又决定放弃这个计划，她解释说她觉得与麦琪·加拉格之间的沟通很困难，而且担心这本书一旦出版，会害得她丢掉这份工作。直到1998年，当莫妮卡承认她与总统之间的地下情时，特里普等人才重新考虑出版这本书。
琳达·特里普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女人，就像是童话里的那个巫婆，不断地将手中那个红扑扑、看起来非常可爱的苹果放在莫妮卡·莱温斯基面前晃悠。1996年夏天，莫妮卡对特里普的信任感不断增强，她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她倾诉自己正在经历的这段恋情，她并没有透露恋人的名字，可是特里普已经知道，此人就在白宫工作，而且位高权重。莫妮卡对她透露，她想要去纽约参加恋人的生日晚会，可又不知道这会不会带来什么不良影响，这几乎已经是在告诉特里普，莫妮卡的恋人就是克林顿，因为克林顿将在纽约举行他盛大的50岁生日晚会，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莫妮卡愿意倾听特里普的意见，因为与她的母亲、姨妈和朋友们不同，特里普总是会告诉莫妮卡最想要听到的话，更何况她曾在白宫、在总统身边工作多年，理解白宫的游戏规则，莫妮卡认为她的分析与判断对自己更有用。
更重要的是，特里普始终不断地安抚莫妮卡，她在她耳边轻轻唱着催眠曲，轻声细语地告诉她，她肯定会在她那位神通广大的爱人帮助下重返白宫，一旦她回到那里，总统就会被她的魅力击中。莫妮卡回忆说，“当时他不在我身边，特里普的这些话和她的判断给了我很大支持，她让我对这段关系重又恢复了几分信心。我以为，当时她并不知道我所说的那个人就是总统。”
在重返白宫的幻想中，她人生中最悲惨的一段日子正在缓缓拉开序幕：为了保守这个秘密而辛苦万分的莫妮卡，对特里普讲述了过去这一年里发生的故事。当莫妮卡对特里普讲述自己的秘密时，她以为对方是她信得过的朋友。事实上，她正在被人一步步地引入一个圈套里。
11月将至时，大选逼近，莫妮卡坐立不安，她的紧张与焦虑与日俱增。总统曾经对她的许诺不断地在她耳边重现，她梦想着有朝一日，总统会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为她找到了一份白宫的工作，她即将结束在五角大楼的炼狱生活。从那年夏天开始，她每天都在倒计时，算着自己还有多少天才能回到白宫。黛布拉姨妈说，“她整天都在我旁边念叨着，‘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要回到白宫，我再也等不下去了。’”大选前一天夜里，莫妮卡一直期待着总统的电话，这样，她就可以在电话里亲口为他祈祷，祝他好运。可是这个电话并没有打来，莫妮卡重又陷入绝望之中。
1996年11月6日，星期二，威廉·杰弗逊·克林顿以压倒性的票数，战胜了他的共和党对手、参议员罗伯特·多尔，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当天，在克林顿夫妇重返白宫后，他们与副总统一起来到白宫的南草坪，在那里接受人们的祝贺，莫妮卡也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庆祝会。她想起总统说过，他喜欢她的那顶黑色的贝雷帽，于是特地戴着那顶帽子来到南草坪。此时的南草坪挤满了人，民主党的竞选班子、特工、竞选赞助人挤挤挨挨，莫妮卡与克林顿能做的，只是彼此交换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莫妮卡带着期待回到家中，她想，这个周末总统肯定会给她打电话，他还会让她去见他，然后当面对她说，她就快要回白宫了。
她回忆那个痛苦的周末，“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我早早地就计划好了到时该穿什么衣服，做好了头发。然后，我坐在电话机旁边，就这样坐着，看着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整整一个周末，我都在等着他的电话，可是却始终没有等到。我已经快要发疯了，我在屋子里乱扔东西，我不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泪水，我觉得自己失望极了。当时我想，我根本没做错什么，却被人从白宫撵走了，那么多女人跟总统有过一腿，有谁像我这么惨？我觉得自己被背叛了，我觉得自己又一次上了男人的当，那时，我整个人都被人打垮了。”
虽然已经濒临崩溃，莫妮卡还在坚持做着五角大楼的那份工作，她想尽力说服自己忘记关于重返白宫的梦想，那个做了半年之久的梦。这时，她人生中最悲惨的一段日子正在缓缓拉开序幕。
11月底，就在大选结束后不久，一次莫妮卡走进五角大楼的咖啡厅，发现琳达·特里普也在里面。极度脆弱的莫妮卡知道，特里普肯定又会老调重谈，说些什么现在既然大选已经结束，她可以重返白宫，将总统迷得死去活来的鬼话。果然，她刚刚坐下，特里普就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她的推测，突然，莫妮卡打断了她的话，“琳达，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我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我确实曾跟总统有过关系，可现在已经结束了。请你不要再说我回白宫这类话了，一切都完了。”
特里普终于听到莫妮卡亲口承认她与总统的关系，她轻声叫起来，“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我就知道你是他喜欢的那种女孩。你千万不要喜欢我真是一个巫婆，可是确实，我祖母和我都有一种奇异的第六感。我只是对周围的事情有些敏感而已，你可不要见怪。好了，现在慢慢告诉我，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为了保守这个秘密而辛苦万分的莫妮卡，对特里普讲述了过去这一年里发生的故事，说完后，她觉得自己轻松多了。特里普并没有劝她年轻的朋友忘记比尔·克林顿，重新开始她的人生，她难以掩饰自己得知这个秘密的兴奋，对莫妮卡说，“你的判断肯定不对，你们之间并没有结束。现在大选的事情还没结束，他只是太忙了。等他忙过这阵子，他肯定还会再给你打电话，你们还会继续在一起。”
莫妮卡几乎可以回忆起这段谈话的每一个细节，她与特里普的每一个动作，带着几分窘迫，她说，“特里普好像是在给我洗脑，可是我竟然丧失了仅有的一点判断能力。当时，我很痛心，我还在爱着他，我的思绪很混乱，而且我还那么年轻，根本没有什么人生阅历。当他不再给我打电话时，我觉得我的天都要塌下来了，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要就此完结，根本就不知如何是好。我只能选择相信特里普的话。”
当莫妮卡对特里普讲述自己的秘密时，她以为对方是她信得过的朋友。事实上，她正在被人一步步地引入一个圈套里。在卢西安·戈德伯格的证词中，他提到早在1996年5月，也就是莫妮卡认识特里普后不久，特里普就告诉自己，她认识到了一个“很可爱的姑娘”，这个姑娘向她透露自己在白宫有个男朋友。这一点受到了莫妮卡的否认，记忆力一流的莫妮卡表示，此时她还并没有向特里普说起过这些。到了11月份，特里普再次与戈德伯格联系，她告诉对方，那个“男朋友”事实上就是总统本人。
回过头来看，莫妮卡的母亲意识到，正是从1996年11月开始，琳达·特里普开始操纵了女儿的生活，她说，“莫妮卡当时处在绝境中，她宁肯选择相信特里普的话。她想听到别人说，她还有希望，她与总统之间存在着真诚的感情。特里普使出了各种手段来哄骗莫妮卡，莫妮卡甚至连反抗的意思都没有，乖乖地听从她的安排，听着她在耳边念着咒语，‘对他说，你要一份工作——跟他吵架——我从星相里看出来了，他是你的——不要放弃他。’真正的朋友都会告诉她，不要再傻了，赶紧忘了他，可是琳达·特里普却在给她制造一个虚幻的希望。可是莫妮卡能怎么样呢？当时她那么脆弱，根本没办法逃脱一个那么老谋深算、那么强势的女人。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背叛。想起来就让人心寒，你会去想，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只有那些毫无同情心、没有人性、没有道德观念的人，才会做出这种坏事。”
背叛的事毕竟没有在此时发生。回到1996年11月，这时莫妮卡仍然信任着她的朋友特里普，而且常常向她谈起自己与总统之间的地下恋情。每一次，当她对朋友说，她怀疑总统再也不会给她打电话，他们的关系已经彻底结束时，她的朋友就会用一种女巫般的语气安慰她，“他会打电话，他肯定会打电话。”几乎每一次特里普都会对莫妮卡说，总统这两天肯定就会打电话给她。
与此同时，莫妮卡也在忙着其他事情。她正准备暂时离开华盛顿，前往夏威夷参加她最好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的婚礼。行程都已经计划好了，她先去洛杉矶看望父亲和继母，然后在波特兰与凯瑟琳会合，最后她们一起飞去夏威夷。
她已经订好了12月2日飞往洛杉矶的机票，可是在出发前几天，她听说了第一夫人离开华盛顿的消息，这还是自从选举胜利以来希拉里·克林顿第一次离开这里。琳达·特里普的预言又开始在莫妮卡的耳边回响，她决定将机票改期，再给总统一次机会，莫妮卡这样告诉自己，“他只有这一个晚上的机会了，如果过了这一夜，他还是没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号码彻底换了。”
行李箱已经锁好，坐在房间里，莫妮卡开始了最后一夜的等待。她的直觉又一次应验。当晚，电话铃响了，莫妮卡立刻意识到，这一定是总统打来的。
“嗨，我是比尔。我得了咽喉炎。”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沙哑。听到了这段简短的开场白，莫妮卡意识到她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如果说，之前她对于琳达·特里普还半信半疑，那么，从此刻起，她已经彻彻底底地相信，特里普将是她的导师，引领她回到白宫，回到总统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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