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政治主张，反映着不同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利益，因而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孔子坚持开明的贵族政治，他一方面极力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特权，另一方面又照顾到了人民的利益。他要改变社会现状，但不愿去进行周武王那样的革命，而是希望依靠统治阶级自身的"克己复礼"和对被统治者的"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办法去恢复仁政德治，这是孔子政治主张的核心和基本特征。同孔子的其他思想一样，孔子的政治主张也具有多面性，既有许多封建性的糟粕，也确实提出了许多带普遍意义的、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可贵的远见卓识，值得认真研究。孔子的政治主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忠君尊王
忠君尊王是孔子政治主张的突出内容，也是孔子自己一贯的政治表现。
孔子一生恪守周礼，尤其是君、臣关系方面，没有丝毫越轨的行为。他认为，君之所以为君，是因为他地位尊贵，据此，臣子和庶民一定要对君尽忠遵礼，否则就不是仁人。他特别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①和"唯天子受命于天，土受命于君"②。《论语·乡党》篇生动地记还了孔子对于君的敬畏。他走过君位，虽然君不在那里，他仍然毕恭毕敬，面色矜庄，屏着气好像不能呼吸一样，大有在公门内无容身之地的样子；一直到走出公堂，降下一级台阶，面色才稍微轻松一点，足见其格守君臣之礼的程度。孔子对①《论语·八佾》。
②《礼记·表记》。
不守礼的行为一概进行抨击。管仲"树塞门"、"有反坫"，孔子说他"焉得俭"，"不知礼"；季氏八佾舞于庭，他深恶痛绝，气愤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①孔子非常重视尊王，亦即尊崇周天子。他在《春秋》中尽量维护周王的绝对权威。虽然周天子早已成了空架子，但孔子仍旧大书什么"春王正月"之类的话。什么是"王正月"呢？《公羊传》说："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说，先说王，后说正月，是因为正月是由周天子确定的。所以要说王正月，是为了强调周天子以建正月而总统天下政教。又如践土之会，本来是晋国非常不礼貌地把周天子叫去，但如果照实写，就会损害周天子的尊严，孔子只好改笔"天王狩于河阳"，说成是去打猎。孔子主张行道要通权达变，但是在"忠君尊王"这个大的原则问题上，他十分谨慎，宁肯犯不通权达变的错误，也不能允许因权变而损害"忠君尊王"的原则。季氏家臣公山弗扰据费邑叛季氏，召孔子参加；晋国大夫范氏家臣佛以中牟叛，也召孔子参加。孔子对这两次召聘都曾打算去，他想利用他们与季氏这类私家的矛盾来削弱私家势力，以达到"张公室"的目的。尽管孔子有这个念头，但是无论如何，支持公山弗扰和佛对季氏等人的背叛，就是支持了臣对君的背叛。虽然这对于公室是有利的，但是毕竟破坏了君臣之义。所以，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原来想去的念头。这两件事，深刻地反映了孔子传统的旧等级名分观念。·252·孔子评传忠君尊王思想是孔子思想中糟粕的主要表现，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曾经对这一思想极力加以宣扬，欺骗愚弄人民，以图惜助孔子的影响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①《论语·八佾》。
（二）仁政德治
"敬德保民"思想在西周初年已经十分强调，周初的统治者用"有德"和"失德"来解释自己获得"天命"、殷人失去"天命"的原因，这是周人从殷代统治者灭亡的教训中所总结出来的一条"重人事"的思想路线。《诗经》中有不少对文王等统治者盛德的歌颂，《尚书》中也有不少对周人后代统治者要"敬德"、"明德"、"重德"的反复告诫的篇章，但是后来统治者夫德违礼的现象却日趋严重。到了春秋末年，礼崩乐坏，"天下无道"，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孔子继承了西周的"敬德保民"思想，提出了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孔子的这种主张大体上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为政以德"、"克己复礼"、"齐之以礼"。
1.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篇记录着孔子的这样一段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君主如果实行仁政德治，就会像北斗受到众星拱卫一样，受到人民的拥戴。
孔子又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①泰伯让位于其弟王季，孔子赞为"至德"。因为.统治集团内部都能像泰伯那样礼让，自然就能团结一致，决不致于演成互相残杀的局面。
孔子一贯主张重教化、省刑罚、薄税赋、厚施予、企图使封建社会各色人等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些都属于"为政以德"的内容。
2.克己复礼在孔子看来，统治者不能自我克制生活上的侈靡、政治上的僭越，要实行仁政是不可能的。所以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恪守周礼，不能越轨。当时季氏"八佾舞于庭"，是违礼行为，孔子严加斥责。克己是复礼的前提，不克制生活上的侈靡、政治上的偕越，就无法恢复到礼乐有序、天下有道的局面。"克己复礼"主要是对统治阶级说的，即要求统治阶级提高遵周礼、行仁政的道德自觉性。孔子和先秦儒家这种对统治阶级"上说"的传统，为后世儒家所继承。"上说"与"下教"结合，使得儒生士大夫阶层在长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中一直能够起到某种缓冲和调节作用，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特色。
3.齐之以礼如果说"克己复礼"主要是对统治阶级的"上说"，那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则主要是对庶民阶层的"下教"。孔子反对传统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①。孔子还指出前者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后者则是"有耻且格"②。把"德"、"礼"与"政"、"刑"明确地对立起来，指出两种作法会导致两种结果，这是孔子在治国治民方面的一个大的创见。只强调政、刑，单纯地把庶民置于残暴奴役之下，必然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而强调"德"、"礼"，这是孔子仁政思想的具体展开，即承认庶民也和贵族一祥，是能够"知耻"①《论语·泰伯》。
①《论语·为政》。
②《论语·为政》。
的人，只要统治者以自身的德行去"示范"，被统治者就会像草随风倒一样跟上来。而"齐之以礼"则是使庶民产生羞耻之心的条件，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作法，把原来作为贵族专利品的"礼"推广到群众之中，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礼的规范之中，以道德礼仪上的平等冲淡和掩饰阶级地位上的不平等。以后《大学》中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观点即渊源于此。从"民免而无耻"到"有耻且格"，也就是使被统治者从单纯"不敢"违礼犯上到不愿违礼犯上，变强制性的约束力内在的心理自觉，这当然是十分高明的统治方法。"齐之以礼"也就是礼下庶人，从表面上讲、似乎提高了庶人的地位，使得他们有享受礼的资格，实质上却是在被统治者的脖子上增加了一副道德枷锁，把被统治者的**和精神全部交给统治阶级支配，最终成为统治者驱使奴役的牛马。可见，孔子"德"、"礼"结合的"仁政"，虽然比"暴政"对被统治者有利得多，但归根到底，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为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十分精巧的对庶民进行"攻心"的方术，为森严的等级秩序裹上一层带有浓厚民族伦理色彩的温情脉脉的纱幕，这当然是孔子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三）明"夷狄"、"诸夏"之别
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第六争政治思想·255·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在这方面的言论虽不甚多：但却牵涉到"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力深远，所以有予论述的必要。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巨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秦国僻处西方，与戎狄杂处，代表宗法传统的周礼的影响很弱（战国未年，荀卿西人秦发现"秦无儒"就是证明），也很少参加诸侯的会盟，"诸夏"各国对秦也就以"戎狄视之"。又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也被"诸夏"各国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成周（今洛阳）是周天子的"王"，可是附近就有伊滩之戎，陆浑之戎。又如卫国为康叔之后，地处殷之故都，本为周初分封时的诸侯大国。但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悟越违礼颇为了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还是十分称许的，并且特别指出它在"夷狄"与"诸夏"斗争中的意义，悦："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①。孔子觉察和意识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地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在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如其仁，如其仁"的高度。比起第一位的"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从未中断，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
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著名的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②。意思是说，当时"夷狄"虽然"有君"，却并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讽"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①《论语·宪问》。
②《论语·八佾》。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其历史作用也有二重性。从积极方面看，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不顾个人生死安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从消极方面看，也总有些人以此为借口，对内实行民族歧视，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闭关锁国，以天朝大国自居，僵化保守，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需要作具体的历史分析，而不宜作笼统一般评论的。
（四）举贤才
孔子认为，自古以来政治上大有作为的君主，其成功的秘密之一，就是举用贤才。所以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①这是说，政是依赖人去推行的，贤人在位就会有好的政治，否则就不会有好的政治。因此，孔子弟子、做季氏家臣的仲弓问如何为政时，孔子便告诉他："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②他去看望做武城宰的子游，劈头便问："你发现人才了吗？"（"女得人焉尔乎？"③）
孔子弟子子贡谈到贤才的时候，说过如下的话："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④可知贤才必须在大的原则上掌握文、武之道，而孔子心目中的文、武之道，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仁与礼相结合的儒者之道。孔子强调君子应该既有仁德，又知礼义，能够从政的贤才当然也应该是这样。孔子强调贤才必须德才兼备又要以德为主。《说苑·尊·258·孔子评传贤》记载了孔子如下一段话："人必忠信重厚，然后求其知能焉。??是故，先其仁信之诚者，然后亲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后任之。故曰亲仁而使能。"这一段话很好地阐发了重德的思想。
但是，孔子与后世那些认为有德即有了一切，不必培养才能的儒者不同，他主张贤者必须有才。他说"君子不器"①，就是说他们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在教学活动中，除了以仁、礼熏陶弟子并以文献资料充实其知识之外，还教他们处理政务、管理赋税、主持典礼、接待宾客等，使他的许多弟子成为干练的贤才。他重视全才，但对人（即使是贤才）并不求全责备，主张充分发挥他们在某一方面的特长。
孔子举贤才思想的最根本之点，在于冲破宗法制度任人唯亲的禁锢，从贵族之外的各等级中选拔贤才，给贵族政治注入新鲜血液，使之恢复生机。因此孔子认为，用人应看他本人是不是德才兼备的贤才，而不是看他出身的尊卑贵贱。他在谈论仲弓时说："犁牛之子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②仲弓出身贫贱，但很有才干，这样的人能不能做官呢？孔子用比喻回答了这个问题，耕牛是低贱的，祭祀用的牛是高贵的，耕牛不可用于祭祀。但是孔子说耕牛的儿子，生着赤色的毛、周正的角，虽然不想用它来祭祀，但山川之神是绝不会拒绝它的。这就是说，起作用的是牛本身确实具有"且角"的条件，是否"犁牛之子"则无关紧要。因此，仲弓的出身当然不应该影响他的政治前途。
孔子还说过，"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①这里君子与野人对举，君子指贵族，野人指非贵族的其他各等级的人。孔子说，野人是先学礼乐后做官，君子是先做官后学礼乐。如果①《礼记·中庸》。
②《论语·子路》。
③《论语·雍也》。
④《论语·子张》。
①《论语·为政》。
②《论语·雍也》。
①《论语·先进》。
选用人才，他要选先学礼乐的野人。可见他看重的是什么人更好地掌握了礼乐，而不是看出身高低贵贱。
经过孔子的倡导，举贤才的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春秋战国时期，儒、墨、法等各家代表人物都鼓吹尚贤、尊贤、举贤，历代开明的贵族统治阶级也有崇贤、养贤之风，这固然是时代的需要，与孔子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五）庶、富、教
前已指出，孔子最高政治理想是大同，但他一生为之实际奋斗的，则是他的近期目标小康。而庶、富、教就是达到小康境界的三个重要目标。
孔子访问列国诸侯的第一站是卫国。在去卫国的路上，弟子冉有给他驾车。孔子和冉有曾有一段关于"庶"（人口兴旺）、"富"（生活富裕）、"教"（教育发达）的很重要的谈话②，这在第一章和第三章中虽已谈到，这里还须从另一个角度再作必要评述。人口众多、生活富裕、教育发达，这三个方面是孔子仁政德治的重要组成内容。
春秋时代，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人是一种十分宝贵的资源，有了人就能多辟草莱，多产食粮，使国家富强起来。当时人少地多，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人多的确是国家兴旺的标志。诸侯与卿、大夫要使人口多起来，有两条途径：其一为徕远人，即使其他地方的民众来到自己的邦国或采邑，为自己劳动；其二是自然增殖。要使这两条途径畅通，必须实行起码的惠民政策，使自己治下的人民能生活下去，而且尽可能生活得好些，能生儿育女，这样自然对远人就有吸引力。孔子赞美卫国人多，不仅因为这是卫国富强之资，也因为这表明卫国执政者能施惠政于民。如果说在庶的问题上，孔子与当时有识之士乃至一般统治者看法基本一致的话，那么在富的问题上，孔子就超过了他们。一般统治者的惠民政策，只考虑让民众能生活下去。就可以为自己多生产、多缴赋税、多服徭役等等。一句话，在予求关系上，予仅是手段，真正目的是求，而且求得的东西越多越好。孔子则不同。他认为惠民的主要目的是使民众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和富起来（予），而求则是相应的结果。因此，必须采取的办法是"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①，"择可劳而劳之"②，"薄赋敛则民富"③，总之是反对苛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④。他认为，这样做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并且逐步富裕起来。孔子坚持封建的等级制度，按照这一制度，不同等级的人应该具有不同的生活水平。但是孔子不希望等级之间过分对立，主张限制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使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过富裕的生活，也就是用仁民、富民的办法建设一个和谐的等级社会。但是，孔子并不满足于"富之"，还要在富的基础上发展对民众的教育。在这一点上，孔子极大地超过了当时的有识之士。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作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反对"不教而杀"、"不戒视成"，这也就是主张统治者应该把法律、法令所禁上和所要求的，广泛进行宣传教育，使人民知道，以使免触刑律。他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①"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②据此可知，孔子虽然反对君主穷兵黩武，但看到战争不可避免时还是主张以军旅之事教民，使他们不致于在战争中白白牺牲。但上述各项并不是孔子教育民众的根本内容，其根②见《论语·子路》。
①《论语·学而》。
②《论语·尧曰》。
③《说苑·政理》。
④《论语·尧曰》。
①《论语·子路》。
②《论语·子路》。
本内容是德与礼。孔子对民众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③，企图把贵族的专用品德与礼中可施于民而有利于巩固贵族统治秩序的部分，传播推广到民众之中，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教化。孔子推行德、礼的教化，可以使民众和贵族的关系和缓一些，使封建文化多少向下层普及一些，毕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从上述五个方面考察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之后，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说，以忠君尊王为主导的孔子的政治思想。其基调虽然对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来说是只能如此的、合理的，但随着封建君王的日益**独裁，残民以逞，而还要强调忠君尊王，就更加显示其落后性与反动性了。但其中举贤才、庶富教等政治主张，则充分显示了它的人民性，至今仍有借鉴价值。这两方面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现律的孔子思想内在二重性的必然的产物。
③《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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