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我的生活：克林顿回忆录 > 第六章 中国使馆事件
月末，希拉里和我在华盛顿主持了最大规模的一次首脑会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和平伙伴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庆祝北约成立50周年，并重申我们在科索沃问题上取得胜利的决心。之后，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埃尔·弗罗姆以及西德尼·布卢门撒尔又组织了一次有关“第三条道路”的会议，这一思想由我和布莱尔共同倡导，突出了我们的价值观、思想和战略，与会者有德国的吉哈德·施罗德、荷兰的维姆·科克、新任意大利总理马西莫·达莱马。这一次，我侧重于加强相互间的积极联系、减少分裂和破坏的因素，在经济、社会以及安全政策方面达成国际共识，以便这些成果在我离任后能继续发挥作用，造福于美国和世界。“第三条道路”的发起和北约成员国及其使命的扩大让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但与许多很好的方案一样，这些都会因为意外事件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尤其是面对日益增长的对全球化的敌视和恐怖主义的抬头。
5月初，杰西·杰克逊劝说米洛舍维奇释放三名美国军人，他们是在塞族人与马其顿共和国接壤的边界被抓住的。这之后不久，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训练中坠毁，两名美军士兵丧生，成为我们在这次行动中的惟一伤亡。鲍里斯·叶利钦派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来见我，商讨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的意向，以及参与随后维和行动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我签署命令，再给韦斯·克拉克增派176架飞机，继续施加压力。
5月7日，我们遭受了这次行动中最严重的政治挫折——北约军队轰炸了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公民死亡。我很快得知炸弹命中的是预定目标，但根据中央情报局过时的地图，中国大使馆所在位置被错误地标为一幢用于军事用途的塞尔维亚政府办公楼。这类错误正是我们一直要极力避免的，因为军方一般使用航空摄影确定目标；而且在此之前，我和比尔·科恩、休·谢尔顿、桑迪·伯杰一周见面几此，确定要轰炸哪些有影响的目标，以最大限度削弱米洛舍维奇的力量，并将平民伤亡降至最少。事件发生后，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极其沮丧，立刻给江泽民主席打电话道歉，但是他没有接，所以我在公众场合一再道歉。
接下来三天，抗议在中国各地不断升级。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形势尤为严峻，尚慕杰大使发现自己已被团团包围。中方认为轰炸是蓄意所为，拒绝接受我的道歉。我最终在14日和江主席通上了电话，我再次表示道歉，说我敢确定他不会相信我会故意命令轰炸大使馆。江主席说他知道我不会这样做，但也说他确信五角大楼或中央情报局中有些不愿意看到我和中国接触的人，可能会故意在地图上做手脚，从而在两国间制造麻烦。他说，很难相信像美国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种错误。
我自己也很难相信，但事实不容改变。最终我们克服了这个障碍，但道路曲折而又漫长。我随即任命海军上将乔·普理赫担任新的驻华大使，他即将以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的身份退役。中国军方非常尊敬他，我相信他能帮助修复两国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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