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科说：“对于我来说，能够引起我兴趣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死亡。”
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1971年1月10日星期日。科科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不满地说：
“他们就这样让我死去。”
谁让她就这么死去？她的贴身女佣替她脱去衣服，说：瞧，她脸上全是泪水。弗朗索瓦和莉鲁·格伦巴赫不在场。他们俩经常在一起玩牌，等她入睡。
弗朗索瓦解释道：“只要我们在，她就安心了。不过，我们在这里也会妨碍她入睡。”
科科去世了。第二天，里兹饭店的这个小套房仿佛成了停尸场。家属们值起了班，她的侄女蒂妮·拉布吕妮反复说：科科不希望有人来看她。谁能自诩知道她身后的愿望？她要和与她同生死的夏奈尔公司同存。她曾经对弗朗索瓦和莉鲁说过：
“如果我死了，你们把我带到瑞士去，把我放在汽车的后座，你们俩的中间。如果海关查问起来，你们就说是夏奈尔小姐，她已经痴呆了，你们就别管了吧。你们不要干蠢事，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还会和你们在一起的。”
一科科还清楚地记得她在瑞士有栖身之地，金钱使她保持着权力。在瑞士，权力和金钱一样，都不会贬值。金钱确保了她的独立性，即使死后也是如此。在洛桑的陵园里，她一个人占了两个人的位置。墓的周围是一片旷地，既安静，又安全。
夏奈尔小姐的时代是一个神权时代：出身高贵，拥有金钱的、人享受特权。不把她放在这个时代里是无法了解夏奈尔小姐的。她深受这些习俗之苦，但还是接受了。然而，一旦摆脱了贫穷后，她自己也利用这些习俗，好像她生来就是享受特权似的。
她是不是知道她已不久于人世了？她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证实自己的报复行为？各家报刊已经多次传播过她已经去世的消息，但是我见到她的次数却更多了。
“你明天还来吗？我会准时来的。我知道你是不肯等人的，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还有，我的建议你考虑一下吧。”
我确实说过要和她一起领导夏奈尔公司。领导……就是听她支配。她会怎样回答呢？其实我只是想帮助她，昭示她的胜利，因为她战绩辉煌：她的长裙战胜了短裙。
马克·博昂感叹地说：“最终还是‘她’胜了。”
与上一年相比，销售额上升了30％。极其简单的黑色长裙成了全世界顾客的抢手货。我曾经建议让卡特琳·德纳芙和马莱娜·迪特里希穿上这种裙子，拍成照片刊登在《巴黎竞赛画报》上。《妇女服饰》在纽约为夏奈尔式的服装作过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纽约第三街上的各大服装制造商因追逐超短裙的狂潮，损失了几亿美元。科科从报上剪下了这篇文章，放在手提包里，把它视作贵族身份证，不时拿出来给人看。
“他们为什么不在法国这么说？”
“他们”指的是她的敌人，首先是时装记者。她为法国争得了荣光。～次，我们一起在里兹饭店的餐厅里用餐，她一点也没有行将就水的样子。科科坐在；临近前厅的一张桌子上，看着从康邦街回到饭店的美国女人。她们常常在酒吧稍作停留后才回饭店。一位美国女人过来和她说话，身边站着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叼着雪茄，说他很愿意掏钱让他的妻子在夏奈尔公司，而不是别的公司买衣服。科科听了十分高兴。她为我要了法国产的白葡萄酒和牡蛎还像剥土豆似地为我剥了一个鸡蛋。
圣诞节前一天或前两天，她要我在傍晚电视节目结束后上她那里去。
“我要让你看看我的服装新款式。”
她说这话时很自信。离开她后我问了女工头：
“展示会是不是提前了？”
“完全没有那么回事，还是一月底。”她肯定地说，一副使你不得不信的样子。还说：“你该知道，这个时候她是乱说一气的、”在科科的脑子里，展示会已经准备就绪。这天晚上，7点不到，我应邀前去，整幢房子已经一片寂静，但是科科没有忘记我们的约会，她在等我。弗朗索瓦在哪里？他去为他的孩子们买玩具了。我们再回到里兹饭店，她希望人家看到她。她为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从而有利于夏奈尔公司而高兴。
她说：“我比战前更加有名了，现在甚至连平民百姓都认识我了。”
真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科科，这就是科利”德国人这么说，西班牙人也这么说。可惜日本人还没有这样说过。
她穿着风衣离开了公司。风衣领口上系着一条黑色围巾，披着一条红色披肩。她站在镶有许多镜子的楼梯上，脱下礼帽，模仿雅克·夏佐登台演戏的动作。她说：
“夏佐是这样弓着身于向观众致意的。”
她的黑如墨漆的馨发中有一给白发。
“利法尔看到夏佐就嘲笑他。塞尔日已经70多岁了，每天还要排练二小时。他到处演出。在开罗时，所有的人都用俄语和他说话。许多俄国人定居开罗，他们拥有一切。俄语是埃及人会说的唯一的外语，连出租车司机也会说上几句，他们还会说一点英语，但是，法语……”
她的帽子、头发。
她说：“头发不能太密。有一位模特姑娘想保住她的发署，我让她选择：要公司还是要发会。她选择了发誓，因为她的头发太好了，她的丈夫也因此爱她。”
科科和她的贴身女仆闹翻了，她对我说：
“9点钟时，我打铃叫她。她没有来，后来她对我说：‘小姐，9点钟时我还在睡觉。’人们说，平民百姓最好相处。我说：‘不，完全不是这样。’他们讨厌‘别人’。这位女仆后来被我辞退了。也许这样的女仆是找不到了，那也只好作罢。二个小时后，女仆站在走廊里哀求管家说：“在服装展示会前还是让我服侍小姐吧！”管家对她说：‘不行，我不会替你出面的。有机会服侍小姐，就要珍惜这个机会。我已经找了一个人来服侍她了。’可惜，新来的女仆什么也不懂，我的内衣胜了，应当收去洗了，这些事不该由我自己做。但晚上回来，脏衣服还在地上。”
这位女仆原先一位已被辞退。讨厌莉鲁，她说：
“小姐送给她衣服，但小姐从来不送衣服给我。”科科说：“可怜的姑娘，你是要陪我外出的，给你穿和我一样的衣服，你就别想了。”科科对我说：“您要是看见我和我的女仆穿一样的衣服，一定会说：‘她们真是疯了。’莉鲁常常自作主张，随便送人东西。我叫人把她送了些什么都记下来，从她的名下扣除。我不要别人对我感恩戴德，但也容不得忘恩负义。我不想再见到她了。”
她又一次提到了爱丽舍宫的那次晚宴。
她说：“我不喜欢掌权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好人。”
戴高乐夫人不知道夏奈尔，没有让她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但蓬皮杜夫人穿着夏奈尔品牌的服装出现在圣母院戴高乐将军的葬仪弥撒上，她在电视中看到了，感到十分欣慰。她说：“这个镜头我看了4遍。”她在荧屏上还看到几个英国人，但没有立即认出安东尼·艾登。
她说：“英国人爱酗酒。我很了解他们，因为每当我有事需要他们解释时，他们就会上我这儿来，但对他们酗酒，我决不宽恕。”
科科日见衰老。她那黝黑的脸色，再加上酒渣色的外套，使嘴唇显得过分红艳。希瓦罗印第安女人般的装束，裹着她那削瘦的身躯使人想起经常食不果腹的苦行僧。一双大眼睛使她的脑袋显得更小了。
塞西尔·比顿问她要一条裙子，说是要把它放在伦敦服装博物馆里。科科说，他是想把裙子送给一个女人。我对她说：“不，科科，裙子应当给他。这对报界来说是可以大做文章的。”科科说：“他没有把戏装留下来，错过了机会。所有的人都对我这么说。”
科科去世前两天，我在为电台撰写的社论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写她的“报复”。
“夏奈尔小姐为自己的风格而战，并且赢得了胜利。她设计的长裙舒适典雅，风靡世界，独领风骚。”
有人送给她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科科把它放在存放服装样式的大厅里，她第一次收听我的播音。
葬礼在马德莱娜教堂举行。前来参加葬礼的巴黎上层知名人士不多，只有皮埃尔·巴尔曼、朱莉埃特、科科颇为喜爱的夏佐和埃尔韦·米尔。埃尔韦当时在想，科科对这种场面会有什么想法。
神甫说：“她受过洗礼，是上帝的孩子，她以自己的方式信奉上帝。”
神甫颂扬夏奈尔一生贞洁。教堂里人不多，灵柩前放着一只由白花缀成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弗朗索瓦的名字。弗朗索瓦曾经照料过科科，科科的家属没有把他排斥在外。柜车由弗朗索瓦随送去瑞士。我暗自说：“夏奈尔没有死，人们会永远悼念她的。”
在马德莱娜教堂为科科送行后，模特姑娘和缝纫女工们步履缓慢地回到了康邦街。大家心里已由害怕转为不安，面对夏奈尔小姐留下的空荡荡的居室，真诚地为她哭泣。至于我，我还要对她进一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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