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康生，原姓张，名宗可，字少卿，出生在山东胶县利民区台后社大台庄（现为青岛市胶南县王哥庄公社大台大队）的一个大地主之家。
曾祖父张鸿仪，是个贡生。有地二十五顷（合六千多市亩）。除留少量种菜外，全部出租。每亩收租四斗，地钱五角，占农民劳动所得的百分之五十。
祖父辈，兄弟二人。兄张抡元、弟张德元（堂号“树德堂”）。康生为张存元之孙。
父亲辈，兄弟三人。老大张呈祥，廪生，堂号“北树德堂”，是康生之伯父；老二张发祥，秀才，堂号“南树德堂”，是康生之父亲；老三张其祥，堂号“宝善堂”，是康生之叔父。到父辈时，张家分家。康生之父张发祥分地四顷多（合一千多市亩），房屋三十二间（大台庄二十间，诸城城里十一间）。
康生兄弟四人。大哥张宗彝，二哥张宗开，三哥张宗儒。康生排行老四。
是年，正值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以沙俄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又趁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浪潮。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八岁
开始在家读私塾（系张家专为其子弟开设的学馆）。此时正值清政府推行“废科举”、“设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的第六年。
一九—一年（宣统三年）十三岁
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推翻。奉、直、豫、鲁、晋等十七省代表云集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拟改国号中华民国。是年，康生因私塾停办，在家玩闹，爱好唱戏，拉板胡，吹笛子，打架斗殴等。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十六岁
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康生因打架斗殴、耍流氓，被关在家中不准出门。
后被其把兄弟陈舜庭从家中保出，一起到青岛进德国同善教会所办的礼贤中学读书。其间，结识过清末民初的一些“遗老遗少”，如宣统的老师陆润康和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刘探花等。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十七岁
同胶县陈家庄（现归胶南县管辖）地主陈玉份之女陈宜结婚。后生一女一子。女儿张玉模，现为青岛烟厂的退休工人。儿子张玉浪，即张子石，解放前是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的职员，一直同其母共同生活，相依为命。
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宣布称帝，并规定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为洪宪元年元旦。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十九岁夏，礼贤中学毕业，回到大台庄。
秋，家遭土匪抢劫，随其父母搬到诸城城里避难。不久，改名张裕先，人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此时，同家住诸城东关的李云鹤（即江青）相识。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二十岁
在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结业，改名为张叔平，到诸城城里联立小学校和县立高等小学校教书。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二十一岁
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之下，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从此进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正在诸城当小学教员的康生也受到五四运动的某些影响。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二十六岁
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年，康生离家去上海。不久，改名为张耘或张沄，进共产党所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二十七岁
年初，同刚来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曹轶欧相识。不久，两人一起加入共产党。
二月，参加上海工人“二月罢工”。
五月三十日，根据党中央五月二十八日上海会议决定，参加上海工人、学生大罢工，并在罢工委员会工作。
六月，同孟超、李宇超等一起回诸城探家。探家期间，以国民党左派的
面貌出现，组织过“五卅运动后援会”。
七月，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二十八岁
九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
十月二十四日，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二十九岁
一月，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
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参加上海总同盟大罢工。
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中共江浙区委决定：罢工转人暴动。康生也就随着参加了暴动（即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三月十五日左右，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商务印书馆职工集体宿舍秘密召集的积极分子大会（又有材料说是江浙区党代会），听取了书记罗亦农的政治报告和组织部长赵世炎关于两次武装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夺取第三次武装起义最后胜利而奋斗的决议。
三月十八日左右，连续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召集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准备会。
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作为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其具体任务是，带领沪东区的工人武装，“同闸北区区委书记郭伯和的一部分队伍配合起来，迅速攻打五区总警署，得到武装后，进击北车站。”
三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共江浙区委在湖州会馆召集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解除工人武装，屠杀罢工工人和共产党员。
六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在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会上，康生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委员兼闸北区区委书记。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利用陈独秀的错误，公开反共叛变革命，革命的武汉变成反革命的大本营。
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率领受共产党影响的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
秋，根据“八七会议”的决议，在湘、鄂、赣、粤等地举行秋收起义。
年底，同曹轶欧结婚。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三十岁
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
夏，任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
秋冬，化名赵容，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三十一岁
×月，兼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长。
年底，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对江苏省委的改组。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三十二岁
二月，由于在改组中共江苏省委上得到了领导上的赏识，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六月至九月，立三“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康生也就成为立三“左”倾错误的积极拥护者和推行者。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党为结束立三“左”倾错误的统治，在庐山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十月至十二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打着“反调和主义”的旗号，以一种比立三“左”倾错误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起来反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为此，王明到处拉帮结伙，搞非组织活动。这样，康生又同王明挂上了钩。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三十三岁
一月十三日，在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实际批准了标志着当时王明“左”倾错误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取消了六届三中全会增补的中央委员，重新改变了政治局成员，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分子到中央领导岗位上来，从而使王明“左”倾错误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康生首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了中央组织部部长。
一月下旬，伙同王明等打击、排除不同意他们“左”倾错误的同志，随后，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二十余人被捕，牺牲在上海龙华。
六月，任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十月，兼任中共中央某机关第四科科长。
十二月上旬，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附刊二十六期上发表《学生罢
课后干什么》一文，提出学生罢课后要“到工厂去号召全上海工人阶级起来罢工”。
十二月十七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七期上发表《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一文。文中抱怨“党与工会没有去积极领导反帝的罢工”，说“只有扩大工人的罢工运动，才能使反帝运动走上更高阶段”，主张“打破过去组织反帝罢工的极端秘密的方式”，“要真正深入到每个工人中去，广泛的组织工人自卫队、纠察队、童子团”，“要领导这些队伍……
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文章最后指令：”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与一切“左”倾的错误，立三路线的残余，空喊罢工“，作严厉的斗争。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三十四岁
一月十八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八期上发表《怎样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和《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两文。前文说：“将反帝运动深入到黄色工会的群众中，独立地组织反帝的罢工，是目前反对黄色工会最中心的任务。放弃了这一任务，那便是放弃了对黄色工会的进攻”。
后文讲：“四中全会，党接受了国际路线，揭发了立三路线的实质及恶果，打击了调和主义，使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走上了健全化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立三路线的拥护者”，采用“口头上承认国际及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上怠工，破坏群众斗争”的“新策略”，以实现他们“反国际反党的阴谋”。为此，要“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的错误，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作残酷的斗争”；要“号召广大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好细——右派！从组织中将右派肃清出去！为国际路线而斗争！把握着急进的革命浪潮，去争取群众，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一月二十一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一期上发表《这次罢工的教训和批评》一文，说一九三一年底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江苏省委放弃了领导，指令省委深刻接受教训，纠正错误，定出具体计划，去推动支部加紧工厂的活动，努力发动第二次罢工。
一月二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二十九期上发表《取消派的“工人运动”》一文。文中说：取消派对于“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
的提法，是“最不愿意听的”；对于共产党提出的“拥护苏联”的口号，是“最痛恨的”；对于工人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的口号”，是“最为担心的”。文中极力主张“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
一月三十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二期上发表《在经济恐慌资本进攻之下，是否能够罢工带一文，借口说经济恐慌资本进攻之下，工人斗争有许多困难，拒绝在目前发展进攻，或者只同意搞总罢工而不同意搞一个工厂一个工厂的罢工，仍是机会主义者。
三月五日，以谢康笔名在《职运指南》上发表《反帝运动与失业工人运动》一文，说上海事件后，所有日本工厂和战区里的工厂统统关闭，从而造成几十万工人失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失业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职工运动的“最中心的工作”。并主张要努力将这一斗争引导到夺取政权上去，从而使之“更加政治化、革命化、走上反帝国主义更高阶段上去”。
三月二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三期上发表《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一文，说上海事变后，职工运动中出现了对武装工人消极、放弃组织在业工人罢工、取消青工女工工作，放弃组织赤色工会等许多“不可饶恕的”、“一刻也不能允许”的“机会主义观点”。对此，“必须予以无情斗争与彻底的肃清”。并强调说：“工人武装起来，成为上海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问题”，“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
三月三十日，以谢康笔名在《斗争》杂志第八期上发表《机会主义的领导与群众斗争的估计》一文，猛烈抨击被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攻击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予以撤职的全总领导，说：“党与赤色工会对于全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予以无情的打击和坚决的斗争”。
四月八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五期上发表《坚持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说当时存在着一种“等待与资本家坐在一起谈判复工”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一种“空喊罢工”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任务是：“要无情打击‘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屈服，坚决的领导沪西广大的群众坚持罢工”。还说：“罢工运动的发展与坚持，不仅推动上海罢工浪潮更激烈的发展，推动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更大的高潮，而且是给苏维埃红军直接的帮助”。
四月十五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三十六期上发表《机会主义的职工运动总结》一文，批评刘少奇同志以中央职工部名义所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的职工运动总结报告》，说这是对“职工运动的机会主义的总结”，“完全暴露了仲镜同志（刘少奇同志的化名）对于革命的形势估计不足，对于资本进攻的投降屈服，对于工人高涨斗争的诬蔑，降低了党与赤色工会的任务”，说明他一直坚持“与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和中央的路线绝对相反的路线”。叫嚷对此路线，“必须予以严重的打击”，“一刻也不能允许存在”。
五月二十日，以谢康笔名在《红旗周报》四十一期上发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一文，说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揭露了总工会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撤销其机会主义领导之后，上海工会工作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变的开始，然而江苏省党委、团委却以消极怠工、旁观，实际是以官僚主义方式来应付职工运动的转变。因此，“党与团必须深刻的，一点不掩盖的认识自己的错误，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的发动反对放弃职工运动，放弃罢工的倾向的无情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深入到区委，特别是工厂支部。”
五月三十日，在《红旗周报》四十二期上发表《厂内工作问题》一文，说赤色工会没有坚定地去进行“厂内工作”，没有“有组织有准备的领导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组织工人的罢工”，因而它还不能称为“群众性组织”。
只有“加紧厂内工作”，才能克服革命职工运动中同群众联系不够和干部缺乏这“两大困难”。
七月五日，在《斗争》十七期上发表《谢康关于“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一文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对江苏省委来信的答复。来信批评谢康：一，将党省委和团省委混为一谈，没有指出江苏省委在工会工作中已开始有了相当的转变，而只说“省委是以官僚主义方式来应付职工运动的转变”；二，将职工运动中的转变，只是“看作上海工联的成绩，将党的工作与工会工作对立起来”，“这是要工会脱离党的领导的工团主义思想”。谢康在此声明中，只承认上述第一点错误，否认第二点错误。
八月五日，在《斗争》杂志二十一期上发表《怎样组织与领导工人斗争》一文。文中提出三种办法：一，以工厂为基础改造职工运动，艰苦地进行厂内工作，巩固和创造工厂支部和赤色小组；二，拥护工人的日常的，那怕是很小的要求，坚定的动员群众为日常要求而斗争；三，改造和加强地方党部和工会领导机关，建立对于工厂支部、赤色小组日常具体的领导方式，将一切决议深入到支部和群众中去。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三十五岁
春，临时中央因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而在上海站不住脚，不得不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迁走后，上海成立上海局，康生留在上海局工作。
七月初，撰写《向着各种各样的倾向开火，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而斗争》一文（发表在九月七日出版的《斗争》五十四期上），说江苏省团委在阶级决战的严重时刻，空喊示威、罢工、罢课，而没有实际行动和部署，
说这实际上是在“左”的旗号下，掩护或代替实际斗争，“偷运李立三的私货”。
七月中旬，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沪赴苏，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从此改名为康生。到苏之初，他以“刚从国内来苏的中央领导”的身分，在东方劳大、国际列宁学院等院校作报告，讲党史、谈现状，大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体现了党的路线”。
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论国民党的中国境内中共之增长问题》一文。
十二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作了题为《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长篇报告，继续宣传“‘九一八’事变之后出现了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国民党处在“分崩离析”之中。叫嚷“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战斗的任务”，就是“参加日益发展的工人斗争和罢工，坚决的把赤色工会变为广大的群众组织，夺取国民党黄色工会的群众”，“以便使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成：功。”此报告，同王明的报告合在一起，作为《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一书，于一九三四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公开出版。
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共产国际月刊》上发表《目前六次围剿的形势与红军的胜利》一文。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三十六岁。
一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集六届五中全会，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顶点。康生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十二月，趁党中央随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之机，伙同王明，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接管了东北的党组织。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三十七岁
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康生得知此会情况之后，不仅利用职权长期向旅苏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而且加紧吹捧、拥戴王明的活动。
上半年，以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为基地，串连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大的一些中国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六月，向东北党下达“王、康指示”，散布悲观情绪，借口“保存实力”，
分散东北党的力量，取消东北游击战争，使东北、的革命活动遭到严重破坏。
十一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同志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三十八岁
年初，乘苏联发动“镇反肃托”运动之机，伙同主明成立了一个所谓肃反办公室，自任负责人，照苏联的样子，在我党旅居苏联的党员干部中搞所谓“镇反肃托”运动。康生借机诬陷、逮捕、流放、谋杀了不少中共党员。
三月×日，当着王明的面，向即将离苏返华的吉合同志介绍说：“王明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并嘱咐吉合同志：“回国后，要好好学习王明《在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小册子“。
六月二十日，借悼念翟秋白同志遇害一周年之机，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纪念词，公开宣扬王明、康生是“中国共产党领袖”。
七月一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酒会。
会上，康生竟然举杯“祝王明同志健康”，并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十月，由苏去巴黎做支援西班牙战争的工作。
年底，由巴黎派人回上海传达他的四项指示：一，今后要联蒋抗日不反蒋；二，要联合黄色工会不反黄；三，要尽量采取合法斗争；四，要取消赤色工会。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三十九岁
一月八日，同王明联名为《救国时报》题词，说：“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这是贵报一年来始终贯彻的主张；同时，也就是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三月二十一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回忆》一文。
十一月下旬，同王明一起，经新疆回到延安。旋即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遂与江青在中央党校重逢。（注：江青是一九三七年八月隐瞒历史，混入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的。）
十二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坚决反对同陈合作。康生对此表示支持和赞同。
此次会议上，康生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他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大讲“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四十岁
一月，在《解放》杂志第二十九期和三十期上，发表一篇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公开诬陷陈独秀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的汉奸。
同月，邀请王明到中央党校礼堂作报告。报告前，康向与会者大声介绍说：“这是王明园志，他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起人。”
五月，江青扮演京剧《打鱼杀家》中的肖桂英，康生亲自出面为其打小鼓。
八月左右，改任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部长。
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出席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同志宣读了共产国际文件，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来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此次会议上，还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王明的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四十一岁
三至八月，滥用职权，先后制造了所谓“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尊伋案”和“李凝叛徒特务案”。
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席斯大林同志六十诞辰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四十二岁
二月，为纪念“二七”大罢工十七周年和庆祝《中国工人》出版而作《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一文。
二月五日，出席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提出“要用自然科学来证明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
七月五日，在延安《新中华报》上发表《克服困难，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一文。
七月七日，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八期上发表《反对反共分子的内奸政策》一文。
十二月下旬，毛泽东同志代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论政策》。其中有“陈独秀、王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提法。多数同志主张把“路线”两字勾掉，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勾掉。然而康生却专门找到毛泽东同志说：“不写上路线两字是个原则问题”。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四十三岁
五月，出席延安干部会议，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七、八月，党中央连续开会。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成立“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的决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
九月，出席高干整风会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错误。康生对自己历史上的错误毫无检查。
年底，经高岗允许，在西北局的一次于部会议上作了一个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讲演，讲什么他在莫斯科时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的。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十四岁
一月底，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
二月一日，出席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同志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二月八日，出席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同志作“整顿文风”的报告（即《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二月二十八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三月七日下午，在八路军大礼堂向延安干部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文风的报告，并部署贯彻办法：一，“研究”；二，“讨论”；三，“检查”；四，“实现”。
四月十八日，在延安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报告，要大家深刻研究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掌握武器，然后，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
四月二十八日，复信给陈佩明同志，谈关于学习方法问题。
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文艺座谈会在延安举行。康生出席了二日、十六
日、二十三日的三次全体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月十一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前往延安机场迎接共产国际代表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伏拉第米洛夫。
五月十二日，拜访伏拉第米洛夫，向伏介绍“特区”情况。晚上，又陪同毛泽东同志约见伏。
五月二十三日，会见伏拉第米洛夫，向伏介绍“特区”周围前线的军事情况。
六月初，为了加强早在四月二十日就已开始的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学习总委员会，下设中直、军委、中央党校、中宣部及文委、边区五个分学委。康生被任命为总学委副主任兼中直分学委主任。
这样，康生就成了整风运动的领导者。
八月五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目前延安整风学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的报告，总结前段整风学习的成绩和缺点，指出“今后的学习，是依靠整风学习的基础，进入党风与文风学习的时期”，强调在这一时期的学习中“要部分的检查工作”。
八月三十日，给《笔谈会》编辑部写信，谈“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的问题。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四十五岁
×月，中央决定由中央社会部、军委情报部和军委联络部共同组成“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二月五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出席伏拉第米洛夫为庆祝斯大林格勒胜利而举行的酒会。
三月二十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主席，同时决定成立在政治局领导下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新的书记处。康生的书记处书记之职，也就随之被解除。
四月十日，在中直机关大会上作报告，说“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号召这些青年“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饼”。在此前后，直接指挥一些单位搞“抢救”试点。
六月左右，指挥大逮捕。
七月十五日，正当国民党军队紧逼陕甘宁边区南线之际，康生在延安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紧急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他说：“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就是“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于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又说：“自四月十日号召青年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饼”以来，
“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希望还没有坦白交代的失足者，认清形势”，“快快觉悟”。还说：一切共产党员应该有效地抢救失足者，以便“将一切奸细清除出去”。
七月十五日后，各单位根据康生讲话精神，纷纷召开“抢救失足者大会”，反复劝说“失足者”坦白交待。会上讲的是“劝说”，实际搞的是“车轮战”、“隔离审查”、“逼供信”、“悬赏坦白”，“逮捕关押”，“假枪毙”等等。据人揭发，当时他一下就圈了一个二百多人拟捕名单。有人说：“抓得太多了”。
他却说：“先抓起来再说！”由于康生的这些错误做法，死了不少人，出了不少假特务、假叛徒。从而为延安“整风审干”运动造成了严重创伤，也给甄别工作留下了大量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四十六岁
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说“一年零两个月的反奸斗争，清出了许多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成绩”，而当前的“具体任务是；反对逼供信的错误，贯彻九条方针，开展甄别工作”。
六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如何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报告。他说：列宁这本书的“最中心问题是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作斗争的问题”。又说：“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是‘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左倾幼稚病为小资产阶级的病根”。还说：读此书“必须具备五
个条件：（l）觉悟程度2（2）有一定的理论水平；（3）有一定的斗争经验
（4）有一定的历史知识；（5）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七月，康生因在整风审干中胡作非为，在全党引起义愤。八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说康完全越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歪曲了中央精神，对党的干部政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做得太过分了。又说：本来整风审干的一切计划都是清清楚楚的，公公正正的，可是，现在应该承认，运动中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有害的，甚至是相当武断的。
九月，周恩来同志听了关于审干工作汇报后，当即批评说：“怎么能这样搞？把这么多人说成是特务，哪有那么多特务？怎么能把四川党说成是红旗党？情况我都是清楚的嘛！”提出“要坚决甄别。”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四十七岁
年初，毛泽东同志到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学员作报告，亲自向被搞错了的同志赠礼道歉，对那些冤、错、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并对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而康生却派一位同志去陇东分区继续推行他那一套错误做法。当这
位同志回来汇报说，去后不久，得到中央精神，于是按中央精神对审干工作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康生听了汇报，竟说：“谁叫你那样搞的？”
三月，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准备《整风审干工作成果的报告》。
四月二十日，出席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康生为七大准备的关于《整风审干工作成果的报告》草稿时，引起义愤。毛泽东同志不得不进行深人细致的思想工作，一个个的找人谈话。最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撤除康生为七大准备的报告。
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间，于六月二日作了大会发言，主要讲党的农民政策和情报部的业务工作，而对他在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只字不提。因此，代表们纷纷写条，要求他对审干中的错误作出说明。然而他却回答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毛泽东路线。结果，引起公愤。会议结束时，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代表们还是从全局出发，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夏秋，鉴于康生在审干中的严重错误，中央决定免去其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之职。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四十八岁
五月四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新形势下的保卫工作的报告。他说，现在由于抗日的胜利，开始了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而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建筑在国际国内民主和反民主两方面的力量相持的对比之上的暂时休战，是“将来决战的准备时期”。因此，他提出，复员、生产、防奸、保卫等工作都应放到这种新形势下来考虑。
五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党校作问题解答报告，解答学员学习《中央五四土地问题指示》时提出的问题。报告中极力鼓吹：土改中，当广大群众起来之后，富农“不能不被侵犯，而且很难不被侵犯”，如果发生侵犯，就应站在农民方面加以支持。
十二月十日，受中共中央之命，前去陇东了解边区实行土地公债的情况。
同行者七人，路行十六天，实际在陇东待了三十五天。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四十九岁
二月二日，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谈他陇东之行的情况。
二月八日，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说边区土改主要不是“左”倾，而是向地主妥协的右倾。
二月十七日，向出席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的全体同志作上改问题报告。说：（1）土改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种方式；（2）分配要按“无产阶级的分配办法”，搞“平分”；（3）
运动中必须注意克服与地主妥协、富农路线的分配方法和不发动群众的官
僚主义等倾向。
三月，为了打破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康生也随军撤出，准备东渡黄河。途中，他竟违背我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的原则，亲自批准将保安处长期关押的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全部秘密处决。
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给予了严厉批评。
四月，奉命去晋绥地区搞土改试点。此间坐镇山西临县郝家坡，指挥全地区。土改中，他大搞“搬石头”、整干部、随意侵犯中农利益，乱打乱杀地主分子。
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中旬，出席在河北省平山县召集的全国上地会议。会议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临近结束时（即九月九日），康生作了一个《关于土改与整党问题的报告》。其中，在解释“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提出的原因时，极力鼓吹“真正要满足贫雇农要求，绝对不动中农是不可能的”，因而，让中农交出一部分土地“也没有多大关系”。
十月二十九日，出席晋察冀中央局土地会议并讲话。
十一月，奉命去山东渤海地区搞土改复查。到了渤海地区，康生借传达中央指示之名，连续举办了两期“土改工作队训练团”，受训者合计六、七百人。在“训练团”中，通过查出身，追历史，大搞人人过关，继续搞所谓“搬石头”。当时的渤海区党委第一书记景晓村同志、渤海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寄周同志等，也被当作“石头”搬掉了。与此同时，他却结识和
提拔了王力（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关锋（区党委宣传部教育科长）、
王效禹（清河地委书记）和刚刚在北平“刑满释放”的刘格平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康生手下的重要人物。至于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是越查越“左”。复查中，康生在“贫雇农领导一切”的口号下，对复查对象采取了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办法，结果引起恐怖状况，严重脱离了群众。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五十岁
年初，到华东局（局机关当时设在山东）任第二书记。刚一到任就同第一书记饶漱石相勾结，把山东党组织诬蔑为“富农路线”的党，把山东党
的主要负责人黎玉同志（也是华东局副书记）打成地方主义、山头主义、
独立王国的总头子，对黎进行了半年之久的批判，然后将黎撤职调离山东。
接着又把许多好同志打成黎玉同志的“亲信”，加以排斥、打击；胶东、渤海区党委也被改组。
九月，为了便于支前，中央批准了饶、康提出的将原鲁中区、鲁南区、滨海小区、泰西小区并为鲁中南大区的建议，并任命康生为大区第一书记。
康生接任后，立即安排曹轶欧在大区当组织部长。此间，康生接见了原在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当职员的儿子张子石。
一九四九年五十一岁
二月，全军正准备渡江消灭蒋家王朝。中央决定成立山东分局，并通知康生留在山东，任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康接任后让其老婆当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小姨子苏枚主持山东党校工作。
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到河北省平山县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六月，华东局机关迁至上海j 康生一再暗示中央，他可离鲁去沪（其意是想当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没有表态。康生甚为不满，怀疑中央不信任，于是跑到青岛装病休养。
八月，出席山东省第一届人代会并作报告。会上，当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选举时，康生的选票比全票少了十票。对此，他大为恼火，曾非法布置秘密查对选票。
九月二十一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措协商会议开幕。康生不是代表，因而未出席会议。但会上还是选他当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十月中旬，由青岛去北京查“病”。途经济南时，特向济南市公安局负责人诬告其秘书偷偷拆看他的信。
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康生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〇年五十二岁
五月初，突然向其秘书谈起自己的历史。说他在上海时，“一些大公司的前后门的门牌都能记得，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前门进去，从后门就逃走了。所以，一直没有出事”。并抱怨一些人不理解他这个情况，怀疑他在上海时为什么“没有被捕”。
五月上旬，带其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由青岛去杭州养“病”。此间，同其小姨子乱搞。后来被其老婆发现。苏枚羞愧难当，跳楼自杀（未遂）。
闹得满城风雨。可康生为掩盖自己的丑事，竟然胡说苏枚不是跳楼自杀，而是他秘书有意害人，推苏下楼，并将其辞退。
六月，陈毅同志和饶漱石专程去杭州看望康生。康生反复向陈、饶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绝不会是特务奸现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
七月中旬，接中央指示，让他到北京医院治“病”。
七月二十二日，由杭赴京治“病”。途经上海时，又一次要求饶漱石向毛泽东同志说明，他决不会是特务奸细，请组织不要误会他。饶当即打电报将康的要求告诉毛泽东同志。
七月二十三日，康生到达北京，住进北京医院。在此一住就是五年多，一直住到一九五五年底。
一九五六年五十八岁
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七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一员，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二次全会。
三月二日，随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同志接见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的理事与代表。
三月十三日，随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到波兰驻华使馆吊唁贝鲁特逝世。
三月十四日，会见并设宴招待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和其他外宾。
三月十七日，离京去东柏林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会议。
四月上旬，从德返国途中在苏停留。
四月二十四日，随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接见出席全国轻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国农业水利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会议和全国交通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
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仪。会中，听取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四月三十日，随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开幕式。
五月，自称围绕十大关系问题读了些书。
七月十日，去中央党校召开座谈会。责令到会同志围绕整风问题为他准备个八大发言稿，并限定八月十日交稿。为此，还向到会同志介绍了四二年整风的开始时间与经过。
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出席七届七中全会。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为政治局委员）。
九月二十五日，在文化部第二届戏曲演员讲习会上作报告。他说：自一九四一年以来，由于乱扣“纯学术观点”、“脱离政治”、“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等帽子，“严重地障碍了从事戏曲工作的干部重视技术、学习技术”。
还说：“否定技术决定一切，否定技术，也就否定了政治，也就等于否定了
戏曲本身“。此次讲话中，他还极力主张演《十八扯》、《四探阴山》等旧戏，说这些戏”也不是那样坏“。
九月底，提出在适当时候召开戏曲表演技术会议的主张。十月十日至十五日，出席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以及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
十一月中旬，奉中央之命，负责组织一些同志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一九五七年五十九岁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出席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
二月二十七日，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三月四日，向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介绍《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起草情况和主要内容。
三月六日至十三日，出席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其间，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召集的六个座谈会，最后，康生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自五六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中央和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新的说明”、“新的发挥”和“新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1）在“一论”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内部还有矛盾”这一“新问题”。（2）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这是对哲学思想的“新发展”。（3）在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问题、党内关系问题，这又是“在新条件下对不断革命论，对党的建设的进一步发展”。（4）在“再论”中又提出两种性质的矛盾及其转化和十月革命道路等“许多新的理论问题”。
三月十五日，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三月十八日，出席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召开的初级党校工作座谈会并作长篇报告，大讲“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
四月，通过曹轶欧（当时任中央党校短训班主任）干涉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他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
六月二十二日，出席北方昆剧院建院大会。会上，康生进了贺信，题了词，并看了各场演出。他对传统老戏甚为夸奖，并带头鼓掌。
六月下旬，对整风反右运动，表现出出奇的激进，硬说中央党校学员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右派言论。
六月二十八、二十九和七月一日，连续三天召集政治教师进行座谈。
八月六日，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第五届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八月十七日，出席北京市委和高教部召集的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会议，并作长篇报告，主要讲在反右斗争基本告一段落之后，高校的政治课要暂停，要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
八月二十二日，在音乐堂向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作问题解答报告，主要讲在大专学校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目的和要求。报告中极力赞扬“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这十六字方针，说这一方针是“高级党校经过长期摸索制定的”，也是“党中央经过长期摸索”才定下来的“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方针，它“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各个学校”，它是“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遍真理”，“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不应该对这一方针发生动摇”。
九月十九日，写信给教育部，责令其加强对《人民教育》杂志的领导。
十二月二十三日，出席中宣部召集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他说：“以整风运动形式学习马列主义既是正规的，又是系统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宣部召集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作总结报告。
在报告中反复批判所谓把社会主义课程看作“非正规、非系统”的观点，批判所谓抱着“教学大纲”不放，而拒绝讲主席报告的错误倾向。报告中还说：十六字方针“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它是普遍真理，党章总纲就是这样规定的”。它“不仅是教育方针、党的全部工作也是这个方针”。“十六字方针就是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提到的那个方针，对十六字方针，不能有另外的解释”。
一九五八年六十岁
一月上旬，先后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
一月中下旬，到四川视察。其间，九日出席云、贵、川三省党校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十一日在四川省高等院校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十二日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一月底，由川返京。途经武汉时会见李达同志。当李达同志谈到武大哲学系准备开设“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程时，康说：“你叫这个名宇，如果让主席听到恐怕不会赞成，不如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二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召集出席第一届第五次全国人代会的高等院校负责人、教授开座谈会。
二月九日至十一日，出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小组成立会。
三月上旬，出席成都会议，又一次听取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的批评。
三月十九日，动身去东北参加杨靖宇同志的安葬仪式并视察东北各高等学校。
三月二十日，出席沈阳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三月×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视察并讲话，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上的大革命”，通过这个大革命，“要做到又生产，又学习；又是学生，又是工人；又是学校，又是工厂”。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这个概念改变了”，也可说，“某一种形式的学校消亡了”。
三月二十九日，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他在沈阳各高校看到了“双反运动”、“勤工俭学”、“教育大发展”等许多“新现象”。同时，他还解释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方针说：“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概括起来就是三个教育，一个目的，四个要点”。所谓“三个教育”，是指“德育、智育和体育”：“一个目的”，是指将受教育的人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四个要点”就是指“勤俭建国”、“团结奋斗”、“要有远大理想”、“不要以为社会主义什么都好了”。
三月三十日，继续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
中心讲“教育要大跃进”。
四月三日，在辽宁大专院校院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
讲教育方针、勤工俭学的收益分配、实行五同、建立理论队伍以及院校的
协作、跃进和下放等问题。
四月四日，出席东北财经学院师生员工晚会。文艺演出之前，康生发表讲话，说他羡慕同学们年轻，羡慕同学们能在社会主义大学里，羡慕同学们能系统地公开地学习马列主义等。
四月六日，结束东北之行，回到北京。
四月十一日，向中宣部汇报东北视察情况。
四月十七日，就东北高校的“双反运动”和勤工俭学等情况向中央作书面报告。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出席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讨论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康生作了大会发言。
五月二十五日，出席党的八届五中全会。
六月三日，听取人大、北师大、石油学院三院校的情况汇报并发表讲话。
六月五日，出席中宣部召集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政治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发
表讲话。讲话中提出今后教学“应该以‘今’为纲”。谈到政治教育方针时，开始改变过去对十六字方针的赞扬态度，说十六个字的提法，还可以不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也可以采取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此次讲话，还谈到了他对人口问题的看法，说：“我是人手论，马寅初是人口论。马寅初是只见口不见手。”
六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多次发表讲话。讲话中全盘否定教育镜的工作，说教育部过去“有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并公开宣布：过去教育部制定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
七月五日至七日，连续参观“北京市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红专跃进展览会”。
七月八、九日，在教育部召集的第一批来京参观“红专跃进展览会”的辽、苏、冀三省高校和中等学校于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学校办工厂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好办法，也是为共产主义准备具体条件，是我国今后教育的总趋势，所有学校都必须走这条路。各校都必须把它当作大事来抓”。
七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勤工俭学进入新阶段》一文。
七月十七日，到北师大检查工作并讲话，说：“北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和大办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一百个各种类型的学校。”
七月十九日，到北农大检查工作并讲话：（1）指责北农大一进校象“是一个安静美丽的公园”，根本“没有革命气氛”。指责北京林学院“花很多劳动力建设植物园”，而不去“搞工厂”。（2）号召所有学校都要走综合化的道路。说“一个学校最低技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业局。最好接它十几个牌子，这样力量集中，任务集中，联系实际”。（3）指令北农大要大办学校，“一个班办一个学校，小学、农业中学、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拖险机训练班，扫盲班”等。（4）主张以产定级；“搞一千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二千斤的四级，三千斤的三级，四千斤的二级，五千斤的一级”。最后，当北农大汇报昌平农场奶牛产奶二千公斤，芦沟桥农场奶牛产奶四千公斤情况时，康生则说：“产奶太低了，能不能把牛召集起来，开个会跃进一下”。
七月二十七日，到人民大学视察“停课搞劳动建校”的情况。
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主日，出席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其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比 五日，“十三日在会上作了报告。
八月三日，跑到天津，出席天津市委召集的，有仁立毛呢厂，第一食品加工厂等十二厂二十多人参加的工人学哲学座谈会。他在会上说：“学哲学
并不神秘“，天津工人带头学哲学是”干了一件伟大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
八月六日，出席教育问题座谈会。会上，康生公开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老教师一般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属于剥削阶级范畴”。
八月十三日，在河北省高等学校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发表讲话。首先谈到他参观北京各大学举办的红专跃进展览的几个印象，接着谈学校办工厂的几种形式和收益分配，最后又讲社会基本矛盾。他说“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再用老的一套理论去解释，就说不清了”。
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决定钢铁生产要比上一年翻一番，高级社升级为人民公社，并宣告：“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由于康生的一再坚持，“大办教育”也写进了决议。会议结束时，康生又约吉、晋、黑和太原等省市委的同志谈了工厂办教育的情况。
八月×日，收到杨献珍同志于八月四日写的《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文。
九月十日，扣发周恩来同志所写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是应红旗杂志编辑部的约请，将其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成文章的。康生看到文章清样，阴阳怪气地说：“文件嘛，是好文件了，不过正式发表有些地方还需要斟酌”。陈伯达看到文章清样，也含糊其辞地说：“要和康生研究一下”。这样，周恩来同志的这篇重要文章，经过康、陈的“斟酌”和“研究”，就石沉大海了。
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以中央文教小组的名义，在中宣部子民堂召集经
委、文教、工会、青年团及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有关主管教育的负责同志开
会讨论工厂办教育的问题。最后一天，康生就此作了专门报告。
九月二十日，离京去晋视察。
九月二十一日，先后参观太原工学院和医学院。在太原工学院，他提出“一定要有决心建设共产主义的太原工学院，一定要做新型的共产主义的大学生”。在太原医学院，他说：“如果一个医生给病人诊断，敢于说不懂、不能、不对这三句话，那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医生，就是一位马列主义的医生”，就是一位“社会主义的医生”。“不做社会主义的医生，就不能诊治社会主义时代的病人”。他还说：所谓病人，“是人，不是病猫、病狗。病人是活人，病人是中国人。但是现在的病人还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病人，你们如果只懂得生理学上的病人，不懂得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病人，就是半医生。”
九月二十二日，参观山西农学院。在此他说，书本知识，“有用也没有用”：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家不是过去那种大知识分子，而是“今天解放了思想，鼓足了干劲，而且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群众。”
九月二十三日，在山西太谷接见中央党校下放劳动锻炼的全体干部并讲话。他说：“你们来农村，从表面上看，好象没有研究本行，实际上，只有这样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说：“按劳取酬也是等价交换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说它还是资产阶级法权”，而供给制则比工资制“进步的多”。因此，极力鼓吹“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
九月二十四日，听取山西平遥一中的汇报，指示他们与平遥动力机械厂、城关一小协商，在平遥一中的基础上，以“穿靴”、“戴帽”、“左合右并”
的方法成立平遥综合大学。
九月二十五日，在太原听取山西省委宣传部和文教部关于阳泉市各厂矿大规模调整职工宿舍的汇报并看有关这方面的书面材料。
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特地赶到阳泉，视察大规模调整职工宿舍的情况。
十月上旬，离晋入豫视察。
十月十二日，听取河南省教育厅负责同志的汇报。汇报中他插话说：“学校是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社会大生产结合起来”，“现在，在钢铁潮流下，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利用空隙进行学习”。还说：在办教育上，只要“敢于胡搞就行”。
十月十三日，在郑州召集几个工厂的负责人进行座谈。十月×日，参观郑州国棉三厂。
十月十五日，出席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农业系统院校长会议，并发表讲话，强令“全国农业院校都要搬到农村去”。说：。“旧大学变为新大学”，就“象猴子变人一样”，“很难”，猴子必须劳动才能变成人，农业院校只有搬家，才能“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指示各农业院校要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拔自旗、插红旗，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通师生下乡。
十月十六日，召集河南省八院校负责人开座谈会。会上，康生讲：（1）
“学校要消亡”；（2）要办“综合大学”；（3）今后不再“评教授的级”，“要叫教授都叫教授”；（4 ）说“所有教学计划，都可取消”。
此外，在听到开封师院学生已经“停课劳动”的汇报时，康插话说：“这个好，但不叫停课，这叫换教室”。当有人提到搞科研需要资料时，康又插话说：“资料多了有害处”，同科学院发生关系多了，也“一定有害处”，因为“它会把清规戒律缠绕到你们身上，几年摆脱不了”。
十月十八日，出席洛阳市的干部会。
十月二十日，参观洛阳市西工区十二个小学联合建成的“红领巾钢铁厂”，并约集该厂党支书、教员和少先队员进行座谈，听取汇报。他说：“钢铁厂既炼钢又炼人，但炼人比炼钢的，意义还要大”，并要全国一亿小学生都来参加炼钢。
十月二十一日，参观洛阳师范学校，对该校提出的“以工地为学校，以炉旁为课堂”的口号极为赞扬，并指示该校，“利用这种形式，创造新型的共产主义的师范学院”。
十月二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城市社会生活的革命措施，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好办法》一文。
十月二十四日，视察孟津县鸠山翟泉红专大学，提出孟津“全县（办）
一个联社“，使孟津县既是政权，又是学校，又是联社。
十月二十五日，视察长葛三中，说“今后普及大学主要靠。农村的红专大学”。视察中，指令长葛县委研究，“把长葛三中作为试验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基点”。还说：看来“越是办教育的越不理教育”。
十月×日，到登封县三官庙视察，赞扬三官庙农民学哲学学得好，责令报刊公开介绍其学哲学情况。还讲：“学哲学没有什么神秘，学了哲学清清楚楚，不学哲学不清不楚，所以，哲学就是明白学”。
十月二十七日，同河南省委谈话。说“现在发展到了学校集中阶段，这可使小孩从小受到社会教育，而不受家庭影响”。还说：学校“集中”或“合并”，是学校工作中的“一个革命”，是“一件好事”，也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然趋势”。要河南省委“提供”这方面的“经验”，以便“在全国推广”。
同日，离豫赴皖视察。
十月二十八日，到安徽农学院视察并发表长篇讲话。主要讲；（1）要强迫农林院校师生搬到农村去。（2）要对教授实行“三头主义”，即“点头不劳驾，摇头有权利，低头是我们的希望。”（3）讲中国农业科学超过国际水平。但农业科学‘讲不在农科院“，而”在农民手里“，”要想发展农业，农业科学家非拜农民为师不可。“
十月二十九日，在安徽医学院视察并讲话。
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视察并讲话，说“胡搞就是科学研究”。
十月三十一日，出席安徽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并讲话。
十一月三日，离皖赴沪视察。到达上海，立即听取上海教育局的汇报。
当有人汇报劳动过多会削弱基础课时，康插话说：“争论点就在于什么是基础课，他们所谓基础课，实际上是一些教条、空话、垃圾”。当有人汇报说：
教师下厂，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时，康又插话说：“对好的要热情对待，不好的要冷淡，要给他颜色看看。”
十一月四日，参观上海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展览会并发表讲话。说：科学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基础上敢于胡搞”。
十一月五日，听取全国铁路教育工作会议汇报。
十一月六日，在全国铁路教育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十一月七日，听取上海七院校党委书记汇报。其间，多次插话，其主要内容：（1）要发动群众搞尖端科学。（2）办学的经济政策有两条：“一条是一毛不拔，如宏大的图书馆，什么物理楼，化学楼，就是一毛不拔；另一条是挥金如土，即对尖端科学，是挥金如土。”在搞尖端科学上，“即使没有结果也不要紧”。（3）凡有下放劳动者，“一不叫下放，二不叫放假，三不叫义务劳动，应该把它看作教学计划的一部分”。
十一月×日，在上海化工厂半工半读技校视察，号召该校学生要革“旧教育的命”，“革资产阶级教育的命”。在华东师大视察时，又号召师生“把教育部过去所有的东西摊开来看看，零打碎敲不行，要来个彻底革命”。
十一月×日，在上海铜仁合金厂视察，号召大家破旧的教育规章，说：“每节课上四十五分钟实在不合理，没有科学根据。”
十一月×日，在复旦大学视察时，号召大家“来一个突击，扫除逻辑的‘盲”’。在上海机械专科学校视察时，又公开否定该校设置工业管理课程的必要，说：“你叫他们多学马列主义，有了马列主义，能做群众工作，工业就能管理好。”
十一月十日，接见中央党校在上海进行劳动锻炼的干部，并发表系统的“胡话”：（1）“经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斗争，人们思想解放了，从而形成了奔向共产主义的形势”。（2）“今后上海要实行人民公社，房子要大调整”。
（3）工厂大跃进靠“吃政治饭和教育饭”，“事实证明，教育不会妨碍生产，越是生产忙，越是教育忙，提高觉悟忙”。（4）计件工资“是资本主义工资的基本形式”，实行计件工资，“不是增加生产而是阻碍生产，不是发展集体主义，而是增加了个人主义”。（5）工厂要大办红专学校，“因为它能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主席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三个条件，其中有两个是教育，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要靠教育来解决”。“如果十几年不能普及大学教育，那末就无法实现共产主义”。“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了解很不清楚，现在看，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前进”。（6）现在有工农商学兵五种盲，工盲，农盲，比文盲厉害。“文盲，动一动书，顶多将书拿倒了，不会将书拿坏”，可是工盲，“动一动工具，会把工具搞坏”，“从社会主义社会来看，仅仅扫
文盲是不行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公民，都应该扫除这五种盲。“
十一月十一日，到同济大学视察，并发表讲话。宣传：“上海的房子要改造，工人要集中住宿”，说“这是共产主义的尖端问题”。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出席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即武昌会议。
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同意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再作下届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并针对当时的浮夸风，提出了“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情神”问题。
一九五九年六十一岁
一月十二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主要讲五八年教育战线的成绩和五九年教育工作方针。说五八年在教育上取得了五项重大
成绩：（l）从政治上、原则上确定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即两结合）；（2）
确定了党对教育的领导权；（3）实行了两条腿办教育的制度；（4）推行了
全民办学的方针；（5）参加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关于五九年的工作方针，“主要是把五八年确定的方针具体地贯彻到各个方面，要抓巩固、调整、提高，在下放的基础上抓统一管理，集中领导，克服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
他说：“如说去年是大刀阔斧，那么今年要来个精雕细刻”。
一月二十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集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抱怨人们不敢提“苦战五年，建设共产主义大学”的口号，叫嚷“我们应该象马克思一样，允许讲胡话。”
一月二十五日，出席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压缩空气已有二个月，现在还要鼓足干劲”，但一再强调“搞建设，向自然开战，也要调查研究”。
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五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二月二十二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即日复会（注：该会因中央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暂停一段）。康生又到会讲话。他说，五九年的学校教育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劳动不要泄劲，还要鼓劲”，二是“有计划的抓理论问题”。
这次讲话，改变了他前两年一再鼓吹的所谓整风运动、时事学习也是“系统的、正规的马列主义教育”的提法，承认五七、五八两年“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不够”，提出“学校要考虑（恢复）四门（理论）课”，“要建立一批专业理论队伍”。说“马列主义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丢了这一条不行”。
三月一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讲学术批判和讨论问题，提出“今后应有计划、有政策、有组织、有领导地对待这个问题”。
三月×日，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康生被任命为编委会
副主任，并着手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中央文教小组决定下设一个“理论小组”，其组长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兼任。
四月二日至五日，出席党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会上，讨论和通过了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候选人的提名。
四月十五日，出席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
四月十七日，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和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会。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
四月二十一日，在学习会上作《关于善于观察形势问题》的报告。
五月八日，在学习会上谈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五月十一日，又一次作学习问题的报告。主要讲理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以及理论的发展形势问题。报告开始，他见有人录音，立即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有三怕：怕录音。怕笔记、怕记口号概念”，因为“任何报告都是针对当时当地的一种说法或发言，离开那时的情况，（就）不一定对。我今天讲的话，明天我就不认帐。所以，录音也没用”。
五月十六日，又作理论问题的报告，主要讲“理论联系实际问题”。
六月初，观看北昆改编的《渔家乐》。看后，他就北昆剧院的大胆改革大发雷霆，指令“今后不准演出新的《渔家乐》，只准按老样子演几折旧的《渔家乐》。”
六月中旬，去庐山参加八届八中全会预备会。
六月二日至十六日，出席八届八中全会。会上，康生对自己到处鼓吹“胡搞胡闹”、“讲胡话”的错误不但不作任何检查，反而从“理论”上批起讲老实话的彭德怀同志来。
八月二十四日，出席刘少奇同志召集的扩大的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
九月，撤回他在五六年九月提出的关于“召开戏曲表演技术会议”的提议，说：“再开就被动了”。与此同时，他开始到处搜罗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象。
十月五日，向毕业归国的留苏学生作报告，介绍建国十年来阶级斗争情况，说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仍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主要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说的，不是从经济范畴来说的”
十月中下旬，搜罗到杨献珍同志在全国文联会议上的讲话和同抚顺党校的谈话，硬说这个讲话和谈话是“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责令中宣部、高级党校要对杨的这些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进行批判十一月十五日，参加陈伯达召集的编写哲学经济学教科书会议。
十一月二十五日，为了了解上海昆曲和京戏跃进情况和六〇年打算，在上海召集了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戏曲学校部分干部和演员进行座谈。座谈中，一再强调“先要挖掘老戏”。
十一月二十六日，出席中央文教书记会议，并发表讲话。讲话中，对张闻天同志所提出的正确意见（指党在五八年违背了客观规律，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从理论上世界观上”进行。了批判。他说：张闻天同志“往往拿伪装的唯物论来反对我们 回反映了客观的主观能动性”。
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全面系统地讲“发展”。主要内容有；（1）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2）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即“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3）讲毛泽东思想已经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向”载入七大党章，八大党章之所以没有写上，那是“因为经过了整风，经过了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就不必单独地提出来了“。（4）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
（5）说回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有两种情况；一是象陈独秀、王明、彭德怀那
样，是“公开的反对”；一是以“尊重马克思”、“不能超过马克思”、“一看就散等为借口，隐蔽地反对。（6）理论工作必须结合”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言论，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反驳“。（7）说许多老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党）的同路人“，”过去是功臣，今天是祸首“。
十二月×日，出席中央召集的杭州会议。会上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组织广大的理论工作队伍的谈话。
一九六〇年六十二岁
一月四日，听取中央党校关于组织批判杨献珍同志情况的汇报。其间插话说：“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最高最后标准是对。的，但不要传出去。”
二月，以“观察员”身分出席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四月二十三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发动群众编写教科书之事。
四月二十四日，在哲学教科书初稿讨论会上发表讲话：（l）“中央书记处决定半年写出书来，我们减为三个月，现在各地都已交出来了”，这“证明理论工作也可以多快好省，也可以走群众路线”。“用集体讨论代替集体审查”，“这是个尖端”。（2 ）书中缺点是少不了的，但“写出来就好”，“各
省的积极性必须发扬和保护“。（3）”要求六〇年内起码三易三改，到十二月三十日拿出第三稿。“
四月二十七日，出席社会科学会议并讲话。他说，当前在理论科学研究工作上出现“各省领导重视”，“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依靠群众编书”的“新形势”。在这种“新形势”下，科学研究部门的重要任务就是“积极参加编写教科书的工作”。讲话中，要大家破除对外国人的迷信，说现在工人农民写的诗超过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千万倍。还要大家对鲁迅“也不要太迷信了”，说“《阿Q正传》很好，但是共产党员写《阿Q正传》还是要检讨的”。
六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月，中国京剧院将准备出国演出的《三岔口》、《虹桥赠珠》，作了较大改革，康生得知后大为恼火，指责说：“‘二马’（指中国京剧院的马少波、马彦祥二同志）是粗暴的代表。”
十一月上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员，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
十一月中旬，由莫斯科归来。他借根“京戏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特意点演了一出《花田八错》。
一九六一年六十三岁
一月二日，视察福州第一中学。此时，康生已经放弃了劳动就是文化革命的提法，开始主张少劳动多读书。他说：“学校是读书的，不读书是不行的”，“要把基础知识搞好，要在巩固的基础上提高”。当福建省教育厅汇报说，福建各中学的劳动一般是四十五小时，康生说：“恐怕多了一些”，“过多的劳动，身体会受损失的。”
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出席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一月中下旬，康生一行到云南省视察。其间，点演了许多旧戏。他见有人吃惊，立即指责说：你们把《红楼梦》吹得蛮好，却不准演这些戏，真是怪！
二月，康生一行到四川视察了二十天。此间，天天点演旧川剧。
二月至三月，去上海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批评许多干部对社会主义规律，不甚了了。此间，康生又为会议点演了许多旧戏。
三月二十二日，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即紫光阁讲话）。
该讲话打着贯彻“双百”方针的幌子，极力鼓吹演旧戏。说，一定“把剧
目搞宽一点“，不要”太窄了“。
四月二日，在中央党校召集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六月十四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作报告，检查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理论工作、文艺发展等规律，“不甚了了”。说自己的主要偏向是“强调政治，轻视业务，空谈红，轻视专，空谈政治，轻视读书”，“片面强调劳动，忽视学习”。在教改上，说自己“有时甚至变成脱离科学的瞎指挥”，这样就使教育“超过现在的需要、可能和现实的经济基础，使教育工作受到损失”。他还说：“这几年大办高等学校，大办中学，大办小学，大办业余文化学校、大办文化，我都有份”。“我经常宣传高等学校的学生二年要达到一百万”，“这就使大学发展很大”，“造成很多困难”。“由于我宣扬了河南红领巾工厂，结果使劳动脱离了教育。”
九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出席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十月十六日，调北昆剧院为即将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演出《李慧娘》。演出后，特约剧院领导、导演、编剧、作曲、主要演员到他住处（钓鱼台内）吃饭。吃饭中，康一再赞扬《李慧娘》“改得好”、“演得好”，“是北昆八年来搞得最好的一个戏”。
十月十七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去苏参加苏共二十二大。
×月，自荐编辑《刘少奇文选》。
一九六二年六十四岁
一月，到广州编辑《刘少奇文选》。
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六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二月，有人告小说《刘志丹》的状。康如获至宝，还未看书稿就说：“我一听小说的名字就知道是为高岗翻案的”。他立即下令将《刘志丹》印九百册供批判用。
三月，陪江青在上海看戏。此间，他们以“中央首长”的名义点看了不少解放后已经禁演。或演员自动不演的戏。
五月四日，给北京人艺导演梅阡、孙敬雨写信，谈他对《桃花扇》剧本的修改意见。指示梅、孙二同志要“真正实事求是的”，即“不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也不是肯定一切的人云亦云”的将此剧“研究清楚”。
七月中旬，对《光明日报》在一篇评论欧阳予倩改写的活剧《桃花扇》的文章中所流露的否定情绪表示不满，说这个“情绪不好，应当批评。”
八月六日，去北戴河参加为准备八届十中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此间，他捎回信给孟超同志说：“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多写点别的东西。”
八月底，他捎纸条给孟超同志说：“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
戏了“。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听取毛泽东同志《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会议期间，康对习仲勋同志搞突然袭击。他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同志和他爱人李建彤同志，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说“习仲勋同志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此次会议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此为转机，他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九月底，强令《红旗飘飘》丛刊停止编辑。已经印好的三十万册第十七集也让销毁。文章的作者，刊物的编辑也都受到了打击和迫害。
十月，组成以康生为首的《刘志丹》专案组。专案组一成立，立即对李建彤同志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逐一加以迫害。
十一月，在钓鱼台主持写反修文章。
一九六三年六十五岁
春，提出当代世界主要矛盾是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的论点。
五月至六月，去武汉参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讨论。其间，康又一次提出他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的论点，当即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说：“这是赫鲁晓夫的论点”。
六月中旬，回到北京，向中央文教小组所属的“理论小组”讲《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产生的经过及其含义。不料，康的这一讲话传到辽宁。辽宁的同志将其整理打印出来。康见了打印稿后大发雷霆，说“理论界有个李万铭（骗子），说我有个讲话，我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讲话”。
并为此大整“理论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甫同志。
七月，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出席中苏双边谈判。九月三日，陪同艾地同志去中央党校，并作报告。
×月，为潘天寿先生的个人画展题词：“艺苑班头，画坛师首。”
一九六四年 六十六岁在钓鱼台继续主持写反修文章。
年初，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根据欧阳予倩改编的本子拍摄的电影《桃花扇》之后说：“电影《桃花扇》是为投降变节开脱的，可以送给台湾、赫鲁晓夫去看”。康还说：“北昆成立时，我是支持的，现在我主张把它解散”。
后来，果然把北昆剧院给解散了。
五月二十日左右，收到《光明日报》呈送的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清样。康生看后，武断地认为艾、林两同志是杨献珍同志的“代言人”，立即找“反修哲学写作小组”重要成员关锋研究对策。经研究决定：（一）让“反修哲学写作小组”赶紧写一篇反击艾、林的文章，（二）通知《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的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
与此同时，暗示中央党校要揪“合二而一”论的所谓后台。五月二十八日，为施展“钓大鱼”的阴谋诡计，康生指示《光明日报》第二天公开发表艾、林两同志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
五月二十九日，中央党校请示康可否对《光明日报》发表艾、林的文章表态？康回答说：“经过讨论，自然会有结论，党校不必急于表态”。并指令中央党校查一查杨献珍的讲稿讲没讲“合二而一”。
同日，康生收到《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的清样。康生看后对作者说：文中提出的一个公式，“如无把握可以去掉。人家抓住辫子反而麻烦”。
六月初，在康生的催促下，中央党校找到了杨献珍同志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在新疆班讲课的讲稿。其中讲到“合二而一”问题。
六月四日，指示《光明日报》赶快发表《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
六月五日，出席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席间，他将当日
《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和五月二十九日发表
的艾、林的文章一并交江青，让她转送毛泽东同志。
六月八日，毛泽东同志将文章一并退给康生。从此之后，康生就到处宣扬说：“主席讲啦，‘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
六月九日至七月九日，加紧施展“引蛇出洞”的策略。在如何安排《光明日报》理论版版面上煞费苦心，竭力搞成学术讨论的样子，以骗人上钩。
与此同时，康生又布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等编辑部，把赞成“合二而一”的人—一登记下来报送“反修哲学写作小组”，然后由该组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
六月二十四日，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说该报于四月八日发表的××的文章“有毛病”，但不要因此“把目标转移”了。关于“合二而一”
的来源，“还是说从（中央）党校来的，从杨献珍来的。”
六月二十七日，召集《光明日报》负责人谈话，说：关于“合二而一”
问题，在《光明日报》上“还可再放四篇错误意见出来”，“每次两篇”。并诬说“杨献珍从五七年以来的八年多在五个关键问题上表现都不好”。
七月一日，在人大会堂观看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席间，对著名演
员说：“我看了你的《尤三姐》电影，觉得这在国产的戏曲艺术片中是最好的一部。”
七月上旬，以“中央理论组”（实际是中央文教小组的理论组）名义，
责令《人民日报》以中央党校提供的材料为基础起草一篇公开点名批判杨
献珍同志的文章。
七月十二日，同《光明日报》负责人谈公开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步骤：第一步，批杨在五九年的三个报告；第二步，揭杨同彭德怀湖南之行的关系；第三步，揭杨同魏文伯的侄子的谈话；第四步，揭杨于六二年在西北局的调查。
七月十五日至十六日，邀集理论界十几位同志在钓鱼台八楼连续开会讨论修改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稿子。
七月十七日，由康生亲自导演炮制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七月二十四日，在钓鱼台召集理论界一些同志开会研究如何进一步批判“合二而一”问题。
七月三十日，《光明日报》请示康：“一篇稿子中说最早提出‘合二而一’的是德波林，要不要删？”康回答说：不用删，有的文章中“就有‘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提法”，保留德波林是“合二而一”
最早提出者的说法，“正好说明杨献珍是德波林的应声虫嘛！”
八月初，同陈伯达一起。按照“‘合二而一论’是阶级调和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的调子，拟定了准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纲。
八月上旬。康生、陈伯达召集会议，讨论修改拟在《红旗》杂志发表的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
八月二十三日，指示《光明日报》，“可以找中央党校写文章揭发杨献珍讲稿中的问题”。
八月二十五日左右，召集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负责人开会，让他们赶紧把讨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情况分大区按正反两个方面搞个统计资料，准备印发大区书记会议。还指示中央党校对杨献珍的哲学观点“要全面研究一下，要系统研究一下。”
八月三十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总结大会上作长篇讲话。这次讲话，他一反几年来反对戏剧改革、大肆鼓吹抢救旧戏的腔调与举动，指责戏协“十五年来没有写出一个好剧本来，相反倒有了《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责令各地对此情况一定要作出“彻底检查。”
八月三十一日，出席大区书记会议，并就“合二而一”问题；讲了话。
九月二十三日，在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总结三个多月来对“合二而一”围攻的情况。
此次报告中，又对中央党校十六字方针进行了攻击。说该方针是“抽象的”，“没有阶级性的”，“正正经经的废话”。它“在中央党校实际上成为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挡箭牌”。并且下达了“今后不许再用”的禁令。
十一月，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
十一月底，出席中央工作会议。
十二月×日，收到赵朴初同志写的反修诗——《某公三哭》，并大发议论说：“宗教界人士还能反修？”于是，将其当作反面材料呈报毛泽东同志。
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席三届人大会议。
一九六五年六十七岁
一月四日，出席三届人大闭幕式。会上，康生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一月×日，陪同刘少奇同志听取教育部关于教育革命的汇报。汇报结束后，康趁机对刘少奇同志说：“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已经定稿了，现在就只等您一句话，就可付印了。”
五月，向毛泽东同志告吴晗同志的状。胡说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有关。”
六月二十三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谈话，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而且历时是相当长的”。
九月至十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据康自己说，其间，毛泽东同志同他明确讲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年底，将大庆油田出土的三十万年前的一块联据化石摆为己有。还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并另外选料配制砚身。
一九六六年六十八岁
一月二日，出席彭真同志主持召集的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
一月三日，同一兄弟党主席谈话。说：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重要意义”，至于“有些农民占相当数量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个问题”。
一月十三日，就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办的《情况简报》试刊上所载
《从海阳农村情况看哲学社会科学如何为农民服务》一文作批说：该文作
者“是站在群众之上，要做群众的导师，做人民的老爷”，这些人“必须下到农村去劳动三年”。结果，《情况简报》仅出一期试刊就被一棍子打了回去。
二月三日，参加彭真同志主持召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问题。会上没有争论。康生对彭真和其他同志的发言也没提出任何异议。会议结束时，彭真同志指定许立群、姚涂二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个向中央汇报用的《汇报提纲》。
二月五日，参加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听取彭真同志的汇报。
会上，康生也没提出任何不同意见。
二月八日，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其他同志一起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汇报中，康生仍然没有提出异议。
二月十一日，彭真同志以中央名义草拟了将《汇报提纲》转发全国的批语，康画了圈。还是没有提出异议。
二月十二日，去上海。
二月二十五日，回北京。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大区书记参加），听取毛泽东同志专就学术讨论问题所作的报告。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同江青、张春桥等一起，被毛泽东同志召去谈话。毛泽东同志在听取了康生关于《二月汇报提纲》制定经过的歪曲汇报后说：“‘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三月三十一日，向彭真同志传达毛泽东同志二十八日至三十日谈话内容。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当面批判彭真同志在文化革命中犯的所谓“一系列罪行”。
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到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学术、教育和工业体制问题的指不。
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五月四日至十六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康生突然变过去对《二月提纲》的沉默态度为激烈批判态度，说该《提纲》是“对抗文化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该会决定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并任命康生为“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
五月十三日，通过关锋指示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等人写一篇直接点名批判彭真的大字报。
五月十四日，派曹轶欧等七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到北
大搞“调查”。行前，康面授机宜，要他们“从北大点火，往上搞。”
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其间，十八日听取林彪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即五一八讲话）；二十四、二十五两个下午，康生作长篇报告，大讲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全面超过”马列主义。
五月二十五日，康、曹支持并帮助炮制的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公开贴出。
当即引起北大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和反击。；当晚，周恩来同志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并严肃批评了聂元字。
五月二十六日，得知周恩来同志对聂元按等七人大字报的态度后，连忙指使人把大宇报底稿要到手，并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将大字根底稿转送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同志。
六月一日，康生借口毛泽东同志同意大字报，立即让中央广播电台于当晚广播。大字报一播出，群众纷纷打电话给电台提出质问。电台立即将质问编成《情况反映》报康。康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结果。”
六月二日，指示《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全文登载聂等人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由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人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
六月三日，出席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主持召集的各部负责人会议。会上决定向学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对此，康生表示积极支持。
同一天，会见了胡志明主席。会见中，诬说彭真背着他搞了个“对抗毛主席文化路线，抵制文化革命”的《二月提纲》。承认“《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关”是他的发明权。
六月四日，同王力一起到中联部作“文化革命动员报告”，说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三和一少”。
六月六日，到北大看大字报，并对北大师生的“革命热情”表示“赞扬”。
六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北大发生了乱揪乱斗的严重违法乱纪的“六一八事件”。康生积极参与和支持北大工作组对这一事件的处理。
六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全体党团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攻击彭真“在晋察冀是一个彻头彻尾拥护王明路线的人，但以后却变成一个坚决反王明路线的人”。说王稼祥是“定时炸弹”，“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诬蔑“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并做贼心虚地说：“我检查了自己是不是定时炸弹，我有信心不成为定时炸弹，我要是炸弹，就去炸美帝、炸陆定一、炸彭真、炸罗瑞卿。”
七月十四日，同陈伯达等一起去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宇报，并同师生谈话，
说他赞同“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
七月十七日，出席刘少奇同志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会上，康生极力反对刘少奇同志针对当时文化大革命情况所提出的一切措施。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出席毛泽东同志召集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研究撤销工作组问题。
七月二十二日，去北大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三日，继续出席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讨论起草一个撤销工作组的文件。是日会毕，康又去北大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四日，去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在此说“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并煽动性地问：“你们掌权了没有？罢工作组的权你们怕不怕？有没有勇气？说你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你们怕不怕？”
七月二十五日，继续出席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讨论通过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文件。会毕，康生又跑到北大向全体师生提出三个问题：（1）
“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性质的？（2）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3）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依靠谁去搞？竭力引诱和煽动北大师生去翻“六一八事件”的案，去反对工作组。
七月二十六日，去北大，向全体师生作报告，明确宣布以张承先为首的
工作组五十天来犯了两个最大错误：（1）不让北大师生了解自己是北大文
化大革命的主人，不走群众路线；（2）没有帮助北大建立起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切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因而，“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七月二十七日，又一次去北大向全体师生作报告。此次报告明确宣布撤销张承先工作组组长之职。积极支持聂元梓等人起来篡夺北大领导权。
是日晚，率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去北师大参加师生大会。会上，他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他宣布撤掉孙友渔同志北师大工作组组长之职，并针对一些人要追林杰的后台问题叫嚷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就是陈伯达和我。”
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去北大，并在此接见了十八所高校的来访者。接见中，又把反工作组的调门进一步升级，他说：“二个月的事实说明这个办法不能适应现在革命的要求，不能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因此，“中央认为所有的工作组应一律撤销”。
七月二十九日，同人大部分师生谈话，再次大谈“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还对当时流行的戴高帽、挂牌子进行辩护，说“出于一时的义愤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八月一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
八月四日，在北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讲话，吹捧聂元祥等七人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点起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攻击北大工作组六月二十日写的《简报》是“镇压革命的文件，是一个反革命的文件”。说北大工作组“代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实行了白色恐怖”，因而犯了“右倾路线错误”，而不是“右倾思想错误”。此次会议还提出“一斗二批三改”，即“斗黑帮”、“批权威”、“搞教改”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纲领”，叫嚷要“彻底改造党团组织”。
八月六日，同江青一起参加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的关于对联《鬼见愁》的辩论会并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成绩，说教育战线，“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的统治下，实行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各类学校中，工、农、革干子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攻击共青团“象全民团”，“有严重错误”，应彻底改造，并要红卫兵成为改造共青团的“重要骨干”。
八月十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发言，大讲毛泽东同志如何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超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八月十二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并被会、议递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八月十五日，指示中央党校公开揭发批判林枫同志。
八月十六日，同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师生并发表讲话。他号召大家“牢牢记住”：“革命事业不能包办代替”，“要自己解放自己”。
八月十八巳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一次大会。席间，他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一张纸条，让其调查刘少奇的所谓“被捕叛变”问题。
八月十九日，中央党校一些人给林枫等同志戴上高帽子在校内游斗。当晚，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表示支持，说：“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还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有彻底搞深搞透”，“他的问题不光是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林彪的问题”。
八月二十日，打电活给中央党校，说他“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希望中央党校“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搞深搞透”。并说“戴高帽、挂牌子不算武斗”。
八月二十八日，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席间谈了他对中央党校的两点看法：（1）“党校是长期抗拒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2）“党校的盖子又大又厚又深”，“揭开林枫的盖子”，对党校来说“仅仅是初步的”。
八月三十日上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下午，第二次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
八月三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八一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并讲话。说林枫早在东北时就同彭真结成死党，因而，这次揭林枫遇到了“彭真这个大盖子”，遇到了“中组部、中监委和其他一些力量的阻止”。
还说林枫比杨献珍“更狡猾、更阴毒。更厉害”。是日下午，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二次大会。
九月四日，收到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的信。信上说：“党校的问题同刘少奇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关系”。康生对此极表赞同与支持。
九月八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山大等来京同学，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和经验”，继续煽动反工作组。
九月十日，接见谭厚兰，让其去山东砸曲卑。说：到那里“凡是应该砸的都可以砸”。
九月十五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三次大会，并为大会主持人。
九月二十一日，出席中央党校文革会。会上，康生讲述了一九六四年批“合二而一”的经过，说他是最早发现“合二而一”“有问题”的人。
十月一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四次大会。
十月六日，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集的首都三司发起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会间，与北航“红旗”
代表座谈，赞扬他们写的《两条路线斗争》“写得好”。
十月八日至二十八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对刘、邓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揭发和批判”。
十月中旬，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头头在康生的暗示下，领先对刘、邓的所谓“反动路线”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批判。康对此大加赞扬，说这样才算“掌握住了真正的大方向”。
十月十八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五次大会。十月十九日，同中央党校一些人谈什么是政治表现。他说，所谓政治表现“主要是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在当前来说“就是坚决不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组长汇报会。其间，康插话说：“，＼大政治报告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同志当即说：“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十月二十七日，率领中共代表团去参加阿劳五大。
十月二十八日，拜会阿劳中央。拜会时，康表白他这个人一向有点“激进”！
十一月二日，在阿劳五大上致词。十一月九日，同阿劳中央会谈。
十一月十日至十三日在阿尔巴尼亚参观访问。此间，他首次提出赞成还是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分界线”的观点。
十一月十五日，回国途中在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星火燎原战斗团”、“东方红战斗兵团”，并发表长篇讲话。极力宣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在今天已经成为“区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主要表现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时，不是象列宁那样仅仅从经济上看，而且还“从思想范畴上看，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方面看，从政治范畴看”。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出席并主持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八次大会。
十一月二十七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
十二月二日，就《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问题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说此前言“已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修改过，准备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
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出席林彪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会上，康生作了中心“批判”发言。他说：工矿企业中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并“不比学校少”，因为在这里所有制虽然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但在流通、分配等方面“基本未改”，“仍是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因此，“工厂文化大革命，在整个意义上讲，比学校更重要”，“因为它是基础”，“如果基础变修了，整个社会就变了”。
十二月十四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召集一司、三司、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进行座谈。座谈中，康生多次插话说：李洪山到处贴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陈伯达等大标语、大字报，说明他是“反革命的小头目”，对他必须“严厉镇压”，“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就是最大的民主”。还说。“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正是由于康生的这个讲话，北京林学院发起了有四万人参加的“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接着又将李逮捕入狱。
十二月十七日，同一兄弟党总书记谈话，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说列宁所讲的”今后的东方，革命无疑地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一句话，”实
际上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之意。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的一份《学习简报》上逐段加批。
十二月二十三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接见红卫兵并讲话。康生说；明年“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全国普遍开展的一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一年”，但要最后胜利还要看“明年的大决战”。
十二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专案人员。说：“两条路线的实质或关键”，“不只是指六六年六月初七月底的五十夭的路线错误，也不是只指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而是指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提出“生产力论”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的论点。
一九六七年六十九岁
一月一日，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崔子明等人两次致信康生，对李洪山的结论和处置提出质疑。康生在信上批道：来信是“大毒草”，是“为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之流鸣冤叫屈的”。
一月×日，鉴于陶铸同志被揪斗，中央责成康生兼管中组部的工作。
一月四日，同陈伯达、江青、王力等人一起，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接见时，康生竭力鼓动“造反团”把材料整理出来，说“把材料摆出来，你们就胜利了”。
一月五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军队的同志应好好想想，军队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会不会把无产阶级的军队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还说：工厂实行按劳分配“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
一月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红色联络站”的头头，大讲所谓“批判刘邓问题”。
此外，这次接见中，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工厂，“完全可以蜕化为资本主义工厂”问题，发明了人民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新提法。
一月十日上午，在人大会堂接见北航“红旗”等单位，说《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新阶段。他表示“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要组织大联络站一起战斗”，“一起回击经济主义妖风”。下午，又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诬说党校“红战团”的方向“是错误的，是顽固的保皇团体”。
一月十三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青训班的一些人，主要讲：（1）
中央党校从四八年以来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同的是五七年前“同逆流作斗争的是陈伯达”，五七年后同逆流作斗争的则是他康生。（2）说他主管中央党校以来，曾领导党校进行了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直到揭了刘邓之后，才把“党校的盖子真正揭开”，并抱怨说：“我把党校的盖子根开了”，可有人却“把矛头指向我”，这就“完全错了”。（3）说十六字方针是“杨献珍、侯维仍、刘少奇、彭真一块制定的”，是“对抗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方针”，是“抽象、不明确、没有阶级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
一月十五日，通过陈伯达将中央党校的拥有三百多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定为“反动组织”，并指使“造反派”抢先“夺权”。事后不久，又经康批准，将青训班学员苏承德、宋扬之等六人逮捕入狱。
一月十七日，看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初所作的《关于高级党校如何开展整风》的报告。突然从中发现了“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检查思想”四句话，象是发现了什么重型炮弹，立刻在旁边批注道：“这就是杨、侯‘十六字方针’的初版，杨、侯拒绝以毛泽东思想为党校的指导方针，说他们的‘十六字方针’是少奇同志定的，以此对抗主席的方针”。1一月十九日，在王力、关锋陪同下在人大会堂接见了受工效禹派遣专程来京摸夺权之底的儿子张子石。让张子石转告王效禹“立即夺权”，“不但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夺权的问题”。
一月二十日，同一兄弟党会谈。他说：过去是依据列宁的阶级定义，“从生产资料和经济范畴来划分阶级的”，而现在看，“不仅从经济范畴，而且要从政治、思想范畴来决定阶级”。
一月二十一日，接见中央党校一些人，表白他没有保过郭影秋和蒋南翔。
说：“恰恰是我的一个讲话，第二天把郭影秋揪回人大。蒋南翔，恰恰是我派××去揭开的”。当“造反派”头头汇报说，他们已把“红战团砸了”，康生说：“也可以嘛，那也不算什么，他们也搞你们嘛！群众革命嘛！”
一月二十二日，同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座谈，指责他们联合敌人把矛头对准他康生。
1 这段批注，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①“十六字方针”是高级党校于1955年5 月提出，同年6 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是1957 年5 月作的，1962 年付印的。57 年的讲话怎么可能成为53 年正式文件的“初版”呢？②“十六字方针”是根据延安整风精神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制定的，而且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贯彻这一方针，根本不可能成为“对抗主席的方针”。③杨、侯两同志从来没有说过“‘十六字方针’是刘少奇同志定的”。
一月二十六日，同陈伯达一起接见一兄弟党代表团。接见中，竭力鼓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或三个阶段，说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
一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一些人。要他们在反对刘、邓时，“注意利用矛盾，利用那些老人，哪怕他们投机也好。”
一月底，中央成立毛选编委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副主任。
二月八日，中联部“工勤总部”的同志贴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林××”几个字。康生和王力等人硬说“林”字是“×”字，是指美国专家×××同志，其目的是想把×××打成“黑帮”，来“破坏我党同兄弟党的关系”，因此，就把“工勤总部”打成“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并强行夺权。
二月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向他们传授黑龙江、山西、山东等省的所谓“夺权经验”，说“只有三结合才能夺权”，而“三结合”又必须让左派“占主导”。这次谈话中还指令他们着手清理“红战团”的问题，并具体部署了斗“红战团”的策略。
二月十三日下午。出席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举行的中央碰头会。会议主要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上，谭震林、陈
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严厉痛斥了康生一伙搞乱党、搞乱政府、搞乱
工厂农村，搞乱军队的罪行。康、陈一伙百般狡辩，。多次蛮横地打断叶、陈、徐等同志的发言。
二月十六日下午，中央碰头会在中南海会议室继续举行。会上，谭震林
同志驳斥了张春桥阻拦陈丕显同志来京的种种狡辩；陈毅同志揭露了康生
在延安整风中搞抢救运动的罪行；李先念同志又揭露了康生指使人炮制《红
旗》杂志第十三期位论（即《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所带来的危
害。
同日夜，康生背着会议主持者周恩来同志，指示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到人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的‘记录”’。然后，带着这份“记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同志作歪曲汇报。
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八日，怀仁堂会议室连日紧张举行会议。康、陈一伙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其中数康生叫得最凶。正是通过这次会议，林彪宣布：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以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会。
三月六日至十四日，康、江、陈一伙积极策划在社会上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以同他们在怀仁堂的围攻批斗会相配合。
三月十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中，对刘少奇的《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一书肆意歪曲和批判，对该书所说“思想意识修养”，“既不通又不科学”；所说“共产主义道德”，“完全是孔孟之道”；所说“没有偶像崇拜”，就是“暗示攻击毛主席”；所说“无事不可对人言”，就是党的机密也可告诉蒋介石“；所说”自爱心。自尊心“，就是”活命哲学“。总之，该书”只谈个人修养，不谈夺取政权“，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
三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介绍他促动、支持聂元梓等七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过程，解释他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的含义。
同日，同另一外宾谈话，说我党干部“大体可以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叛徒，第二部分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第三部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攻击老干部“搞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主革命，搞资本主义”，说他们“对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赞成的，但是对打倒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赞成了”。当外宾谈到“四个伟大”在英文中顶多用两个伟大时，康生立刻说：“如果把这个意见告诉那些青年同志，他们会斗你的，因为你取消了两个伟大”。
三月十六日，同陈伯达、王力一起到毛泽东同志处请示《毛泽东选集》要不要修改问题。
三月二十日，同外宾谈话。诬蔑罗瑞卿同志是“暗藏的反革命”，是“叛徒”，是“赫鲁晓夫”。说现在“在我们党内”、“政府里”、“军队里‘还有这样一些人，对这样一些人”要象对细菌一样，用一种霉素来治，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整掉“。
三月二十一日，同外宾谈话。说中央党校过去都掌握在“反革命分子手里”，他们“反对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
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说对”这种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的学校“，”我们当然要彻底地取消“。
三月二十七日，出席“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康生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公开向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
四月初，先后收到中组部群众组织搞的《部分主要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
要》、《部分中央和中央局管理的干部政治历史问题摘要入《新疆自治区部
分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和《内蒙自治区有严重政治嫌疑问题的干部》
等材料，立即责令中央办公厅“印百把份”，“供中央文革小组了解干部，组织‘三结合’领导班子参考”。
四月五日左右，奉林彪之命在家准备一个专门论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的讲话稿。
四日八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会议进行中，突然收到中联部“造
反总部“打来的电话记录，内称中联部”工勤总部“正在挑起武斗。康生看后，就武断地认为是伍修权支持的，立刻让王力以中央文革办事组名义草拟一个”重点打击伍修权“的所谓”四八指示“。原件经康生签名，由文革办事组派人到中联部宣读。从此开始了对伍修权同志的诬陷和迫害。
同日晚，康生、王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处接见中联部的几个人，专门布置了对伍的迫害。康说：“伍修权是彭真黑帮的人”，他的问题“可以上街剧大标语”。并亲自拟了“打倒彭真黑帮分子伍修权”、“打倒里通外国分子伍修权”等几条标语。最后还给中联部写了一个书面指示：“伍修权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是“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希望中联部同伍修权划清界限”。
四月×日，指示中联部收集整理关于“三和一少汗的材料；四月十三日，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篇讲话。说”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并且一直贯穿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阶段“。又说在这两条路线中，究竟执行哪一条，”这是划分左、中、右的最基本的一个标准“。
讲话中还攻击刘少奇同志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他长期以来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就是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
四月十四日，接见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席间，康生给聂元梓写了一张纸条，指令她迅速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同志的所谓“问题”。
同一天，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代表，接见中，凭相面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
四月中旬，康的小姨子苏枚（原中央政法干校干部），由于害怕社会上刮起的“揪叛徒”之风，突然自杀身亡。康却利用权势，硬说是被人谋害致死，强令追查凶手。结果把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等七人逮捕入狱，受株连者五十多人。在刑讯逼供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四月二十四日，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市革委会负责人。
四月二十七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内蒙群众组织代表，再次诬陷王逸伦：“我不认识王逸伦，但在一次中央接见的时候，我左看右看这个人不象共产党”。
四月底，向常驻我国的外宾和外国专家作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的报告。
讲毕回到钓鱼台吃饭时，他对人说：今日报告“其实只讲了四个字。‘高举、顶峰’”。
五月一日，陪同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市革委会全体成员，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全体代表。
五月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组部全体干部并讲话。他说：中组部的“问题很多”，主要问题是对刘、邓反动路线“揭过批判得不够”，“对安子文黑帮，对赵汉、乔明甫、李楚高等人揭露斗争得还不够”，“中组部分化的还不明显，革命力量发展还不大”。因此，中组部还“不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而是学习青年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狠批刘邓反动路线”，“学习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组织抓叛徒联合调查团的办法”，利用自己掌握材料多这一优越条件，迅速行动起来“揪叛徒”。他特别强调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三结合’夺权阶段”，“非常紧迫地需要你们掌握的这些材料”。最后，他宣布：决定组成一个业务组进驻中组部协助工作，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文书档案、干部档案加以启封”，为有关部门“主动提供材料”，并研究一些问题。
五月十一日，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陪毛泽东同志乘小汽车在北京城里转圈，以调查大标语、大字报的情况。事毕，康到北师大附中接见全体师生，并大讲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
同一天，又指示林枫专案组，“要集中精力，突破重点”，说“重点是林枫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在东北反林总的问题”。
五月十六日，同黄永胜、吴法宪等一起接见中央专案组的全体工作人员。
五月二十五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学习《五。一六通知》、《伟大的历史文件》和林彪的讲话等。此外还谈到“揪叛徒”的起源，承认自己是“揪叛徒”的发起者。
五月二十九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会间休息时，与王力谈起“三和一少”的问题。王力说：“岂只是‘三和一少’，实际是‘三降一扑’”。
康生接着说：“我看是‘三降一灭’，就是对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对修正主义搞投降主义，对各国反动派搞投降主义，扑灭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主要是扑灭东南亚的武装斗争”。
六月一日，在中调部一群众组织的报告上得知沙韬同志的近况，立即作批：“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改了名宇，（这）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
六月二日，收到北京卫戍区关于王逸伦在狱中表现的报告，其中说，王近日“犯病次数繁多，病情也重”，特要求以“面谈”代替“写材料”。康生批道：“王逸伦狡猾得很，请告卫戍区千万不要被欺骗”，“不要同意”他以“面谈”代替“写材料”的“阴谋诡计”。
六月三日，鉴于康生煽起的“揪叛徒”之风已经造成严重恶果，他不得
不召见一些学校的“抓叛徒小组”，声称要“纠偏”，建议“抓叛徒小组”
改为“调查小组”。
六月七日，同外宾谈话。主要讲：（1）第三个里程碑主要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如何回答来划分的。（2）人民群众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千百万人手中拿起红语录，说有了这种结合就会“产生伟大力量”，就会“成为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保证”。（3）吹捧林彪是“全党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最好的典范”，说林的“四个第一”普遍地适用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领域。
六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他说：“我们过去把刘、邓、王的国际政策叫‘三和一少’，现在看，这个说法不够，应当把它叫做‘三降一灭’”，而且这种“三降一灭”的政策，不是“从现在起”才实行，而是“从一九五〇年”起就实行了。还说：这个问题，“我们中央还没有讨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1.六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党团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攻击王稼祥“犯了修正主义错误”，是埋在中联部的“定时炸弹”。
七月四日，接见河南“二七公社”、“八大总部”、“河造总部”等群众组织，肯定他们是“造反派组织”，相反，说“公安公社是坏的，有坏人操纵。”
七月十八日，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向他们造谣说：“四川李井泉的产业军到了河南，要挑起武斗”。
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再次造谣说：“百万雄师已经到了河南”，“我知道，百万雄师是反‘二七公社’的”。就这样，在康生等人的一再煽动下，七月二十七日，河南省发生了“二七公社”血洗郑州烟厂的所谓抄“百匪”的大惨案，当场打死十人，伤残百余人。
七月二十二日，出席中央文革小组会。在讨论武汉“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等人坚持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写到宣传提纲里去。
七月二十四日晚，同吴法宪一起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五同志的会议。会上，康生指使一些便衣人员对他们拳打脚踢，罚跪，搞了通宵的残酷斗争。
七月二十五日晚，在审定新华社写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1 “三和一少”，本是1962年7 月我党内个别同志产生的一个错误思想，毛主席在1963年5 月曾先后同兄弟党的同志说过，这种错误“七月犯，八月改”。因而是一个短暂的局部性的思想错误。可是康却把“三和一少”篡改为“三降一灭”，把一个短暂的思想错误扩大为1950 年以来的整个对外路线错误。
派》的新闻稿时，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在新闻稿中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新闻，致使各地发生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态。
七月×日，在康生的同意下，戚本禹指使北航韩爱晶对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同志进行人身迫害，致使彭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七月×日，伙同江青、陈伯达，决定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人身迫害，指使
专案组对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进行工人运动的丁觉群和一九二
九年同刘少奇在沈阳同时被捕的××。进行逼供，制造假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
七月三十日，接见河南群众代表并讲话。当有人谈到文敏生同志时，康生竟说：“文敏生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实际是刘少奇、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仅此一句，文敏生同志就被关进监狱多年。
八月四日，听取“彭真专案组”的汇报，并作“指示”：（1）专案工作要“突出政治”，而“2 突出政治”正是他二十多年前搞社会部工作时的“重要经验”和“好传统”。（2 ）彭真问题要“突出历史问题”，“不要把彭的案子孤立起来，要同刘仁密切联系起来，彭真与刘仁是一个案子。下步的重点应查彭真的日特问题、美特问题以及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3）从专案看，刘、邓、彭、罗、陆、杨等老干部不是“老革命”，而是“一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叛徒、老反革命”！
八月五日，同江青一起，策划在中南海院内大规模地批斗刘少奇同志，并派了两个身分特殊的“中央特派员”，亲临督战。
八月十一日深夜，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并讲话。鉴于林、江、康、陈一伙长期以来所煽动的“打内战”、“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等歪风，至此已造成了严重恶果，康生在这次讲话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动员大家收敛一下。但是他又声明：他所反对的是“自由外串”，不是有组织的外串；是保守派夺解放军的枪，不是“武装左派”。
八月十三日，接见宁夏群众代表，把宁夏“总指挥部”这个群众组织封为“造反派”，把另一群众组织“筹备处”宣布为“保守派”。并正式提出“武装造反派”的口号。
八月十四日，指使中联部编印所谓“三降一灭”的材料。
八月十五日，在“刘仁专案组”的一个报告上作批：要把外地与此案有关人员，“调到北京审查”。
、八月十六日，指示进驻宁夏的部队，坚决支持“造反派”，“必要时可
发枪自卫“。
八月二十二日，接见一兄弟党负责人，宣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判断一个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或不是马列主义的分水岭”。并让人家清理“刘邓路线的危害”。
八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批判“合二而一”
时，决定公开点杨献珍的名字，不是“黑指示”，而完全是在他康生“主持”
下进行的，响他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追黑手”。这次谈话，还大肆攻击各级党校，说“全国各级党校一律不好”，“没有一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最突出的是山西党校，它完全站在反刘格平、革委会方面，成为保守派的中心”。谈到当时形势时，他又说：“现在不是强调阶级斗争过高了，而是过低了”，极力鼓吹“越乱越好”，甚至提出“将来可以全国游斗杨献珍”。
八月二十八日，悍然下令调动青铜峡（宁夏）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一百零一人，伤残一百三十三人。然而康生却说：“这是革命行动”，“如果再来，还要照办”。
九月一日，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一起出席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
会上，江青主讲，康生敲边鼓。江青号召“北京带头搞本单位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带头保卫革命委员会”，不要把“斗争的锋芒对准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其间康生多次插话说：江青的讲话“阐明了毛主席的战略大方向问题，不要当作随便讲的话”：“绝不是无的放矢”，而“完全是针对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讲的”。
九月五日晚，同江青、姚文元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并讲话。他要大家“提高警惕”，警惕“一小撮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动摇“人民解放军”和“新生革命委员会”。但是，在谈到社会上“抓军内一小撮”
的歪风是怎样形成的时候，他又竭力推卸责任，说那是“我们的报纸犯了错误”，而“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抓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
九月十六日，违背中央的禁令，布置中联部编印毛泽东同志十八年来同外宾的谈话记录。
九月十七日，同陈伯达、江青、谢富洽等一起，分别接见“天派”、“地派”代表，转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
九月二十日下午，出席北京市国庆筹备工作会议。会上，他要大家“象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市革命委员会”。并责怪一些人“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儿打倒那个，甚至要打倒谢富治”。
九月二十一日，在专案组一个报告上作批：“为了配合对王光美和刘仁
的审讯，建议将任彬逮捕“。
九月二十二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他们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和“走资派”的“黑手”。他推论说。“党校有张际春的女儿，有苏振华的儿子，有宋之光的儿子，还有最坏的任彬的儿子，……有这么多高干子弟，怎能设想‘走资派’不会通过他们子弟把黑手伸进党校来破坏文化大革命？”
九月二十三日，亲自批准将杨献珍逮捕入狱。
九月二十四日，出席国防工业科研系统驻京单位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欢庆本系统大联合大会。
九月二十六日，同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一起，陪同毛泽东同志接见在京集训和开会的军队干部并讲话。说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学习不够，思想警惕不够，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上经验上准备不足，不免犯这样那样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这是不足为怪的。只是希望大家通过参加这次集训，“把各种消极的错误想法加以消除”。
九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同张春桥、吴法宪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江苏代表团并讲话。说：为了解决江苏问题，“首先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
九月底，鉴于王、关被揪出，康生突然下令中联部停止编印《毛主席同外宾的谈话记录》的工作。
十月八日，李广文贴大字报揭露康生的两面派、阴谋家的面目。陈伯达等人立即下令以现行反革命罪将李逮捕。
十月十八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李广文同社会上的反动活动起码有间接联系”。还说“现在北京两大派，北大、清华、人大三红、北航、外语学院，都在收集材料，主要矛头是对着我的。在这些学校有许多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弟，他们的老子从延安起就恨我，再加上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更恨我了。因此，他们必然会利用其子弟来反我。”
十月二十二日，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赞扬他们达成了实现大联合的协议，告诫他们要“防止走资派作垂死挣扎，破坏大好形势”。并针对各地贴大字报反康生的情况故作镇静地说：“在安徽各处有贴我的大字报，要打倒我，我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等个别同志的错误，来反对我，而王力、关锋等恰恰是我们把他们揭露出来的。”
十月二十五日，在京西宾馆礼堂接见中组部、中监委全体干部。接见中。
攻击中组部“长期以来，没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建党”，“总是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攻击中监委什么人都要，“实际上成了党内的政协”。说
中组部、中监委在审查干部时，“总是打苍蝇保老虎。”
十一月一日，同陈伯达、江青一起第六次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要大家回去迅速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并“系统地批判刘邓向反动路线”。他还说：，“中央文革现在代替过去的中央书记处，许多方面起到过去政治局的作用。”
十一月×日，康生等人制造“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一九四二年九
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三十一名干部和家属
“投敌叛变”，“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九十二名干部受到迫害，马明方等二十六人被迫害致死。
十一月十三日，同中央党校和中组部领导小组成员谈修改党章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同外宾谈话，继续兜售“三个里程碑”的谬论，并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逃兵”，陶铸、彭真同志“被捕叛变”，诬说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安子文等同志“毁掉敌伪档案”。
十一月十九日，接见一群众组织并发表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
十二月九日，接见中央党校指挥部的领导成员，谈他学习毛泽东同志于两天前（即十二月七日）所作的关于批评“大树特树”批示的“体会”。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批示，“不是一般的谦虚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哩论的一个原则问题”。又说，他“为了深刻理解这个指示，有两个晚上没有睡着觉，翻阅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边翻边想，越加感到思想深刻，意义重大”，他学习之后，“受到很大的教育”。
十二月十二比以“攻击江青，调查康生”的罪名，下令将李一夫逮捕押送天津公安局。并特地告诉天津公安局局长说：“李一夫是坏人，要加紧审讯”。
十二月十三日，接见中央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说“专案工作，从六六年五月开始至今已有一年零八个月，做了不少工作，主要是揪出了刘少奇这个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清除了党内最大隐患”。还说：“中央文革有个设想，在春节前两个月内，把主要案件审查完，拿出报告来”。“特别是为了迎接‘九大’，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审查）要抓紧。”
十二月二十九日，接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要把召开‘九大’、建党、整党和修改党章变成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要“劝退”或“开除”那些“死气沉沉的不起作用的毫无革命干劲”的党员：“要发动群众来批判刘邓招降纳叛的路线”。
一九六八年七十岁
一月二日，指使中组部的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一九三七年以后历任中组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是“双料货”；诬陷先后担任过中组部副部长的二十二人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还诬陷中组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是“黑窝子”，是专门在全国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据点”。并提出要把“中组部彻底解散，宣布撤销”。
一月九日，指令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要“在组织上抓坏人”，“要在‘九大’之前把党校过去的一些坏头头弄清楚”。并对“林枫专案组”工作进展不快表示不满，说“林枫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除了“假党员”外，还有什么问题，要赶紧“作出结论”。‘一月十三日，在中央专案组的一个请示报告上作批：“刘仁、崔月犁、冯基乎、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为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讯工作，使敌彻底缴械。对这些人应向他们宣布逮捕，送进监狱。”
一月二十一日，在京西宾馆当面诬陷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个“叛徒”，说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计划，“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并当场宣布将赵逮捕。此后，在康、谢的煽动下，在云南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致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和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一月二十六日，向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直接布置任务说：中央党校“要搞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其中，“要突出主席路线这根红线”，“突出林副主席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要突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作用”。
一月二十九日，同外宾谈话。攻击彭德怀同志一九五七年出国访问“是一个阴谋”，是“想看看人家是怎样把议会放在党和政府之上的”。
二月二日，在中央一办的演示报告上作批：“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凌云等反革命分子，他们使用一批所谓‘逆用特情’，是否根据罗毅卿、彭真的决定？他们经常给敌人情报，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处？”
二月四日，同江青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汇报揪“内人党”
的情况。听后，康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一定要撤。开始可能批得定点，不要怕！”江青对内蒙揪“内人党”的活动也极表赞赏。这样，内蒙在康、江的支持下迅速掀起“揪坏人”，“挖内人党”的高潮。
二月二十一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天津市革委会、群众和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说：天津出现话剧《新时代的狂人》一事说明“天津文艺界
里，有周扬黑线“，并通过这条黑线，”混进了很多国民党特务、叛徒以及外国敌人“，他们想”瓦解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搞复辟活动“。
三月二日，在中央专案组的一个报告上作批：“刘仁专案重点是彻底弄清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逆用特情’主要由公安局军管会及公安部搞。刘专案应研究工作中心，如焚毁电台及同贺龙案的关系等等。”
三月×日，在中央党校“李广文专案组”报送的《简报》上作批：“要追问李广文同反革命分子王任重的关系、联系”。
三月十八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大讲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为了证明这一点，康生诬陷了许多同志，说刘少奇是四次被换自首的“大叛徒”，王光美是“美国特务、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邓小平是“进兵”，陶铸是“叛徒”，“彭真是特务叛徒”，“罗瑞对从来也没有人党，是个特务分子”，“彭德怀里通外国”，“贺龙是土匪”，“陆定一是大叛徒”，“杨尚昆是里通外国的汉奸”，“谭震林是叛徒”等等。此次接见，康还为他在六三年给潘天寿画展所写的“画坛师首，艺苑班头”的题词辩解说，“那是为了压陈半丁，因为此人在北京太骄傲。”
三月二十一日，同江青等人一起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学习班全体学员并讲话。这次讲清除了重复三天前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之外，还强调“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说北京“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叫嚷要对此“坚决打击”，“决不容许”。
三月初至二十二日，同林彪、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一起，合伙制造耸人听闻的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宣布将傅崇碧同志撤职审查，限令即刻离京。康生还一再叫嚷：“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
三月二十三日，派人去逼傅崇碧承认他的后台就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三同志，勒令傅交代“同那几个老帅是什么关系”。
三月二十四日，出席林彪主持的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的大会。会上，康生大讲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所谓五个阶段的大胜利：第一阶段，“揪出了彭、罗、陆、杨”；第二阶段，“揭露了刘邓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第三阶段，揭露了“陶铸的反革命面目”和“‘以谭震林为首的’二月反动逆流‘”；第四阶段，“揭露了王、关、戚”：“现在又揭露了杨、余、傅”。他还特别强调说：所有“这些胜利的取得，应当说江青起了极大的作用，建立了突出的功绩，因此，我们在这个胜利中间，应当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政敬！”最后又说：杨、余、傅的“错误”，从总的方面讲就是“要为刘邓翻案”、“为刘邓阳、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
三月二十七日，出席为宣布“打倒杨、余、傅”而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会上，康生恶毒攻击杨、余、傅是“阴谋家”、“两面派”，是“党内的极大隐患”，是“王、关、戚的后台”，是“为‘二月逆流’翻案”。叫嚷坚决“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一切阴谋活动”。
四月×日，第二次指使人强迫安子文同志写个能够证明刘少奇同志是个大叛徒的材料。
四月九日，指令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在“五一”前成立中央党校“革委会”。同时让他们统计一下，“中央党校有多少黑帮子弟”。
四月十三日，同曹轶欧、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郭玉峰等一起接见派驻中联部的军管小组。指示他们搞所谓以“左派”为核心的大联合，编印毛泽东同志同外宾的谈话记录。
四月十四日，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话，详细介绍中联部情况。说“这个部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华侨，有的是外国人。他们资格老，好多是外国党的创始人，对中国党不那么信服。这个部是王稼祥的烂摊子，特务、叛徒也很多，部长、副部长也垮了。”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编送的中央党校第二十期《大字报选辑》上作长篇批示，让中央党校继续抓杨献珍、侯维想的“里通外国问题”。说：这个问题“不是孤立事件”，“必须同刘少奇为苏修做特务联系起来看”。
五月四日，同中联部军营小组谈话。此次谈话说伍修权同志“去苏联是经过国民党介绍的”，“在东北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并指示“把伍修权关起来”。
五月六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要他们在中央党校“联系抓坏人，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五月×日，伙同谢富治制造“以冯基平、邢相生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冤案，诬陷冯基平等，“与美蒋特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
不久，将一千六百名干警加上“特务”、“叛徒”、“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法西斯式的迫害，其中冯基平等七十二位同志被捕入狱。
五月十二日，同林、江、陈等人一起，盗用中央名义，发布所谓《五一二命令》，把体委系统定为“独立王国”，说体委是“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的黑据点”。
五月十六日，接见贺龙专案组全体成员，攻击贺“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过去他和我们打过仗，一直是斗争的”。说：通过贺的专案，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五月二十一日，同外宾谈话，鼓吹文化大革命对欧洲影响很大。
五月二十九日，接见中联部军管小组，说“联络部也好，中组部也好，过去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坏人”。
五月三十日，继续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话，说“中联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刘、邓、王的路线”。在这点上，是“同中组部、。中央党校是大致相同的”。谈到四川时，康又攻击四川是“刘、邓、贺（龙）、李（井泉）、彭、罗、陆、杨的反革命的老巢。”
六月一日，同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一起在人大会堂接见“马明方专案组”
的全体成员。接见中，诬蔑马明方等同志“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的党，投敌叛变”，说明马明方“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欺骗党，有计划地搞内奸”。并批评“专案组”，“思想有些乱，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分散”，指示“专案组”要“政治挂帅”，要有“坚强的阶级斗争观念”。还说在搞专案过程中“有点逼供信也是难免的。”
六月八日，擅自批准中联部军管小组《关于编印“毛主席谈话记录”和“三降一灭材料”的报告》。
六月十四日，在中央党校书亭同中央党校军代表和指挥部成员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主要内容有：（1）抱怨中央党校对邓小平揭露得太少。指示党校今后一面搞邓的材料，一面写批邓的文章。
（2）胡说中央党校历届校长没一个好的。第一任校长刘少奇是“大叛徒”；第二任校长何凯丰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第三任校长李卓然是“张国家反党集团的人”；后来的杨一献珍，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杨之后的王从吾是“反党分子”；再后的林枫，“本人是国民党”；文革中的李广文，“后来知道他是王、关、戚的人”。
（3）竭力为“忠字舞”，“语录操”进行辩解，说这些虽是“形式的东西”，但“同陆定一说学毛著是贴标签、庸俗化完全是两回事”。陆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我们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4）大谈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所谓“三次大论战”。说第一次是五二年杨献珍“奉刘少奇的旨意，抛出了综合经济基础论”，这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次是五九年杨献珍抛出了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理论，这是“直接反对毛主席，配合苏修米丁、尤金所谓理论的”；第三次是六四年抛出的“合二而一”论，其目的是“用‘合二而一’来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
（5）指示中央党校“编一下林副主席论党的建设”。
六月二十八日，同中联部军管小组谈编印《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问
题。说：这“是一件好事，是百年大计”。并嘱咐军管小组说：“编出后，暂时不要印，先把主席谈话的主要内容、目录交给我看，如果要印，先送清样给我审阅一下。”
七月二日，收到中联部编印的《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第一集。
七月十八日，通过秘书打电话给中联部《谈话记录》编辑小组说：“摘编的《毛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不要印了，已经搞出的全部销毁，而且要部领导和军代表派人监烧。”
七月二十日，接见中联部军管小组，先是表扬他们行动快，已经编出了一本主席的谈话，接着又说：“不过这是一件大事，还要专门研究一下。这事搞不好，要犯错误，不要轻易付印。”“现在最好用另一种办法搞，就是先整刘、邓、王反主席的东西，这样搞既稳妥，又适合当前的大批判”。
七月二十一日，将自己亲手分类排列的党的八届中委、候补中委一百九十五人名单“呈送”江青。在这个名单中，被划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的二十九人，靠边站的七人。除去有病和死亡的三十一人外，康生把
八大选出的中委、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政治历史有问题
的人竟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八月二日，康、谢接见中央专案人员，说：“公安部的档案要彻底稿 一定有很重要的材料。”
八月三日，同中联部的部分同志进行谈话。肆意攻击诬陷。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伍修权等同志。
八月五日，在谢富治的一个报告上作批：“要派大量解放军干部彻底清查原公安部的一切档案”。据此批文，谢富治等人陆续从部队调到公安部七百多人进行清档，到七〇年二月结束，历时一年半。
八月十一日，同“马明方专案组”人员谈话，说该专案有以下几个问题可定：“（1）叛徒问题，可定；（2）投降国民党问题，可定；（3）包庇特务很突出，可定3（4）特嫌问题，可定；（5）高岗反党集团问题，可定”。
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组部负责人郭王峰，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六十名委员、候补委员，有三十七人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诬陷者占百分之六十二。
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曹轶欧又指使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关于
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
治情况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皆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在这两个报告中，一百一十五名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有六十人遭诬陷，占百分之五十二；一百五十九名全国政协常委，有七十四人遭诬陷，占百分之四十七。
九月×日，收到中央党校根据康指示编印的《林彪选集》和《林彪语录》样本。
九月十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话：（1）鼓动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说。“敌我矛盾要抓，不一定是敌我（矛盾）或者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要抓”。
（2）极力保护蒯大富、聂元梓：说：“蒯大富不论犯多大错误都不能否
定清华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蒯大富“：”不管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谁写的，也不能否定聂元梓，因为聂元梓总算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如果把他们否定了，刘少奇不就对了。“
（3）宣传党校要斗批散。说：“党校的精简机构要大搞，总的方针是斗批走或斗批散，总而言之党校不能要”。
九月十七日，亲笔写信给江青，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也是大卖国贼、大汉奸”。并说专案组关于刘少奇于一九二五年今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的推断，”我完全可以证明“。
九月十八日，在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整理的《曹海波错误言论材料》上作批：“曹海波是叛徒杨献珍反党反毛主席的究党，是恶毒的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哲学思想的骨于分子，是大叛徒彭真、安子文、王从吾在党校的钉子。这个坏蛋，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批判，……党校应派人到武汉将这个坏蛋揪回来，要他交待问题。”
九月二十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如何整党。康说：整党是“更新”，不是“复旧”。指责“很多地方把整党叫做‘恢复党’浦果搞成了简单地复旧”，埋怨许多地方整党“限于旧的框框，吸收新的血液很差，没有文化大革命新形势下的新创造”。
九月二十三日，同一位外宾谈话中，不顾各国具体情况，一概地反对各国共产党参加本国的议会选举。
九月二十四日，同中央专案组一起研究上天安门的名单。他说：“这次研究那个能上天安门，那个不能上，这次基本定完”。有些人，只要能“说明他们这些王八蛋，共产党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天安门不能上即可”。
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时，突然讲起自己的历史，说他虽然“大都在敌占区工作”，但由于“群众拥护”，始终“没有被敌人逮捕”。
九月二十七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他对修改党章的意见。说将来的党章关于党员一章中“不要写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要写“党员必须做到什么”；关于组织机构一章，要把中央、地方、基层“合并起来写”，“要用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监委会可以不要”。
九月二十八日，收阅中联部上报的《关于王稼祥的材料》，阅后批示：“很好”。
十月五日，同阿党政代表团进行会谈。会谈中，攻击恩格斯于一八九五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所作的导言，“过分强调了议会斗争”，是“恩格斯当时的一个幻想”，胡说这种思想残余，至今“还没有彻底肃清”，然而“不肃清这种东西，就不能走上马列主义的革命道路”。此次谈话，还诬陷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并透露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好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十月十三日，康、曹指示中央党校要为“九大”准备材料。。要他们准备材料时，一定要、“集中突出”，“要抓里通外国和皮毛泽东思想问题”，以便将来在“九大”会议上“把问题一个个，一步步拿出来。”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比出席党的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会上，抛出了他们合伙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并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这一《报告》，从而制造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与此同时，康生却肉麻地吹捧林彪，说林在全会上的报告，“高瞻远瞩，预见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程”，宣扬林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极力主张把林写入党章。
十一月四日，通过曹轶欧向中央党校下达指示说：“刘邓不是孤立的”，他们是“帝修反、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而且清除了刘邓，还会有新的“代表人物”。还说：“将来开‘九大’时，就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要一个一个的都端出来。看到‘九大’时，你们中央党校还有那些人能定案，能定的就定下来。”
十一月五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其要点：
（1）社会主义社会如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是一
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2）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百年的历史中没有解决或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而现在被毛主席解决了。
（3）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怎样解决？毛主席肯定只能用不断革命来解决。毛主席所讲的不断革命同马克思所讲的不同，马克思的不断革命主要是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要不断革命，毛主席的不断革命主要是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要继续革命。
十一月十日，给中央专案组打电话说：“彭真、刘仁问题，能定几个定几个。要抓紧，准备迎接‘九大’”。
十一月十一日，再次向中央专案组电话指示说：“（一）刘仁案，材料是确实的，铁证如山，主要搞他四个问题：美特；把王光美打人军调部（或
并入美特）；给匪国民党中统局供给情报；解放后把北京市公安局变成间谍
中心。日特问题，可先写一个简报，下下毛毛雨，然后再定。叛徒问题，可挂一下。（二）五个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委，于十二月中旬搞出个眉目来，彭真（问题）半个月内（二十五日前）搞出来。“
十一月二十一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会谈。会谈中极力吹捧林彪是“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说确定林为接班人“不仅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世界革命的问题”。详细“介绍”了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中央碰头会的情况，并对几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义正词严的发言进行了所谓“反驳”。
会谈中还肆意说该党“故”的不少，“新”的不多，因而“也有一个‘吐故纳新’的问题”。
同一天，通过曹轶欧打电话给中央党校的军代表说：“‘二月逆流’问题要大讲，要作为主要问题来讨论，来声讨，来揭发和批判。”
十二月十日，曹轶欧向中央党校传达康的指示说：“林副主席的语录，以后再印”。
十二月底，出席中央文革小组在怀仁堂召集的各专案组汇报会。当汇报到审讯王云程（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后来被捕叛变。解放后一直在押。）情况时，康生说：“这家伙罪大恶极，要杀掉，你们回去马上写个报告送我们批一下。”
一九六九年七十一岁
一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又一次提出处决王云程的问题。
一月上旬，由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不能用，改由康生主持，张春桥、姚文元主笔，重新起草。
一月十一日，将六八年九月编辑印出的《林彪选集》样本退给中央党校，并让其全部封存。
二月四日，同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关于挖“内人党”情况汇报。这时，内蒙挖“内人党”问题已造成严重恶果。但康听了汇报之后却鼓动内蒙继续挖下去；说：“内蒙敌人很多，有伪满时代的，有蒙疆的，有傅作义的，还有乌兰夫的”，“你们一定要把‘内人党’从组织上搞垮，政治上搞臭”。从此之后，内蒙挖“内人党”就搞得更的了。
二月十一日，接见中央党校军代表和指挥部成员，大谈分工问题。他说：“不管搞哪行，越是分工细，越是专业化”，就“越修”。因为分工细了，专了，思想就越易“片面”、“不辩证”，“看不到整体、全局”，“就会使机
构庞大，人员增加，思想复杂。“
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党校军代表报送的《侯维仍专案进展情况简报》上作批：“侯的重要罪恶：（1）反对学习主席著作，拒绝学习《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2）继彭真、邓小平、杨尚昆之后为中直党委书
记，掌握中直机关干部；（3）里通外国。“
三月×日，第三次指使人强迫安子文同志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
三月八日，接见中联部、高级党校、中组部的领导小组的成员，谈这三个机关的共同特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叛徒”，而且，这些“坏人和叛徒”，“比较长久地篡夺了这些机关”。
三月下旬，组织人为他起草在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槁。草毕，康生特地“呈送江青审定”。
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出席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其间，曾于四月十四日就“九大”新党章的所谓五个新特点作了大会发言。会上，康当选为中央委员。
四月二十八日，出席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
五月二十三日，在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大讲无产阶级政党的所谓“五条”标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三条”标准。
此次讲话还说，在经济建设上两条路线的分歧就在于：一是主张“政治思想占第一位”，一是主张“经济、技术占第一位”。又说：谁执行后条路线谁就会变成“坏人”。
五月二十四日，又一次在中直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主要讲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问题。他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只有肯定社会主义秋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有了真正可靠的理论基础”，所以，“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
七月八日，去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攫取文物。
七月二十八日，又一次去北京市文管处。此次指示说：抄来的东西都“不要退了”。
九月二日，在一个文件中亲笔批示：“王世英、南汉表、王超北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集团”。
九月×日，指令中央党校赵纪彬写《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
九月二十二日，又窜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拿走八十回的《石头记》改写的稿子。
九月二十八日，同外宾谈话，吹捧林彪是“我们全党阐述毛泽东思想、执行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模范”，说他“不但是马列主义的军事家，而且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家”，是“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学生”，确定他为接班人是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事情”，也是保证毛主席对世界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的一件重大事情”。
九月三十日，同欧洲一个代表团谈话，吹捧林彪“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全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确定他为接班人“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百年大计”。
十月四日，就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搞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旧高级党校反革命罪行报告》发表意见，说：“《报告》文字还好，但两条路线斗争写的不清。党校这么多问题，怎么搞出来的呢？是斗出来的，是从陈伯达、康生、曹换欧、造反派到军代表一条线贯下来的。‘十大斗争’写的不是很清楚，斗争写的不明确。这个问题不是对那个人谦虚问题。这个材料不一定急，要重新考虑一下，再搞一下。此材料对全党有作用，将来二中全会要用”。
十月十五日，接见中央专案组，再次谈到王云程的处置问题。在康生的一再催促下，王云程、卢福坦终于在本月底被秘密处决。
十月十八日，又窜到北京文管处去攫取文物。
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向著名作家韩素音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毛泽东同志的不断革命论的区别，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以及列宁如何同“唯生产力论”进行所谓“有力斗争”等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听取北京市委关于北京整党建党工作情况汇报。其间，多次鼓吹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用到整党上来，实行开门整党”，搞“吐（故）、挂（暂挂）、纳（新）”。
同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在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这次整党建党一定要“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达到“增强党性”，“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说所谓“增强党性”，就是增强“林副主席所讲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加强“领袖的领导”，“实行群众路线”。“十二月十三日，接见中联部领导成员，告诉他们，”在下边要独立地用阶级的观念，战备的观点，去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没有敌情观点，就没有战备观点。“
十二月二十五日，同外宾谈话，说“我国历代工会领导人都犯过错误”，其错误就在于，“在秘密环境中搞经济主义，脱离政治；在公开环境中是强调工会独立，脱离党的领导”。
十二月二十六日，同一兄弟党领导人谈话，硬要该党以我党“九大”党章为“根据”修改党章。此次谈话中，还攻击我党中监委“糟得很”，“在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成了“共产党内的政协”，宣扬“九大”党章取消党员预备期和取消监委会的做法好。
一九七〇年七十二岁
年初，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赶快完成他在文革前交做的玳瑁化石砚台。
二月十四日，在其掠夺的明万历刻本二十一史扉页上，解释他为什么盖用“归公”印章。
四月十七、十八日，在全国基建党工作座谈会上作长篇报告。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按“九大”新党章，把我们党建成一个“三忠于、四无限”，能“领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特别是敢；于同敌人作斗争”的党。
四月二十二日，在全国整建党座谈会上，就新当选的工农中央委员问题谈“纳新”的重要性。说“纳新”是“文化大革命”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表现，“九大”时我们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今后召开四届人大时还要注意这个问题。
四月底，同陈伯达一起窜到北京市文管处大窃图书文物。五月二日，由康生打头阵，随后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等一齐拥到北京文管处。他们翻箱倒柜，各揽一摊，把当时库存珍贵文物几乎劫掠一空。
五月四日。；接见中央林枫专案组和中央党校专案组全体成员，指示他们要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办案。
五月二十八日，召集中联部、中央党校部分人员发表讲话，说中组部、
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倡学习主席
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吹捧林彪提出的”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针，是学习经典著作的”最根本的问题“。
六月二十七日，同外国兄弟党代表团谈如何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他说：“单线联系是修正主义的办法，实际是取消党的办法。”
七月二十四日，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介绍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的好处，劝其也要学中国的做法，搞干部下放劳动。
七月二十八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一、二、三办正副组长，要他们重视修改宪法，注意在办案中“突出政治”。
八月下旬，出席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同林彪、陈伯达一起秘密炮制称“天才”的语录。
八月底，为了摆脱困境，以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为借口。大抓工农兵学哲学。康、曹指令中央党校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工农兵学哲学的情况，选编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邀店外地学哲学积极分子来京宣讲。
九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组织宣传组，康生被任命为该组组长。
十月十三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地方党代会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歪曲毛泽东同志发出的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说“这实际上是反对刘少奇的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和政治上、组织上的资本主义道路。”
十一月二日，指示中央党校，在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时，要“联系实际，活学活用，贯彻林副主席的三十字方针和七字经。”
十一月十三日，在钓鱼台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大谈解放以来高级党校的所谓反对“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和“合二而一论”等三次大的“理论斗争”，说响应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贯彻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就是“要进一步批判这些问题”，特别是“集中批判杨献珍的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论点”。
十月中旬。病倒。
一九七一年七十三岁
继续生病。
二月，抱病为江青修改在北京军区师以上干部批陈整风会上的讲话稿。
四月底，江青多次建议康生在“五一”那天上天安门城楼，说：“久不出面，这样做有好处”。康生对此甚为感激。但终因身体欠佳，未能如愿。
七月六日，通过曹轶欧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他们把《林彪选集》部分销毁。
九月十三日，得知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草原之后，曹轶欧立即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通报此事，并说：“康生恨死林彪了”。
一九七二年七十四岁
继续生病。
一九七三年七十五岁
继续生病。
×月，收到赵纪彬写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增补稿，康极为赞赏。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出席党的十次代表大会。会上，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副主席之一。会议结束时，当选为中央委员。
八月三十日，出席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会上，除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外，还首次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一九七四年七十六岁
一月二十七日，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让其转告×××：“赶紧再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并将《庄子。盗跖篇》译为白话。”×××当即表示乐于接受这个任务。
二月三日，通过秘书向江青写信报告他所布置给×××的任务。：二月二十二日，收到×××搞的《庄子。盗跖篇》译文和唐晓文根据译文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译文立即转送江青，《痛骂》一文立即送《人民日报》发表。从此之后，影射史学成为江青得心应手的反党武器。
三月十日，江青亲笔写信向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研究所推荐康生授意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要他们“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
三月二十七日，收到江青送来的《庄子。盗跖篇》译文修改本，立刻批示道：“完全同意江青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编写材料时，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
四月，指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迅速编写《鲁迅批孔言论辑录》、《五四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尊孔言论》、《孔子反动言行》等几个材料。
五月，指示其秘书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康老说他身体不好，关于《鲁迅批孔言论辑录》等几个材料搞成后直接寄给江青同志，但要写上‘遵领导嘱咐送的”’。
六月，病情严重，委托江青代管中央党校唐晓文写作班子。
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初，江青带迟群等人和梁效、唐晓文两个写作班子，浩浩荡荡地去天津进行反党活动。康生对江青一伙的天津之行十分重视和赞赏，并看了天津之行的全部《简报》。
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重病中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我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又说：“现在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了，但是我不甘心死。”
一九七五年七十七岁
继续生病。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四届人大在京举行。康生因病未能出席。但仍被大会选为主席团的二十三位常务主席之一。会议结束时，继续被大会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五月，把外交部的唐闻生、王海容两同志叫到病床前，询问毛泽东同志批评“四人帮”的具体内容。唐、王转述后。康点头沉思，没说什么话。
八月，再次把唐闻生、王海容叫到病床前，一面表白自己“没有叛变”，另方面又说“江青、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让唐、王将江、张的历史问题转告毛泽东同志。
十二月十六日，病死，了此一生。但其反革命面目并没有随其死亡而被揭露出来，相反，在讣告中还戴上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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