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一伙仓皇出逃，结果折戟沉沙，焚尸于温都尔汗。从此，林彪集团也就彻底垮台了。
康生和林彪之间，本是文武结合，相互利用的关系。康生之所以看中林彪，是由于林彪手中握着枪杆子，权势所在，又是接班人，康生当然贴心投靠；林彪之所以看中康生，是由于康生笼络了一批笔杆子。既要篡党夺权，就要靠所谓枪杆子和笔杆子。一捧一拉，两者就自然合伙了。可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上，林彪急不可耐地抢班夺权，暴露了野心家的面貌，遭到了严厉地批判。康生一见大势不妙，于是和江青一起，匆匆忙忙改画脸谱，演起由合到分，由得宠到“受害”的换马丑剧。“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到处散布林彪早就把矛头指向了他们。演戏毕竟不是事实，假话只能蒙骗一时。
无庸置疑，林彪集团的彻底垮台确实给康生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么，是不是说，康生从此之后，洗手不干，不再继续篡党夺权了呢？当然不是。
就象一个赌棍，并不因为输得精光而不再下赌注一样，康生又继续押宝，以作垂死挣扎。怎样挣扎呢？是自己亲自出马吗？不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年老体衰，重病在身，力不从心了。那怎么办呢？他只好投下最后的赌注，倾全力死保江青这个“女皇”了。
康生与江青关系本来就很密切，再加上共同挣扎的因素，来往就更为频繁了。江青借口康生有病，不是打电话向康生表示问候，便是亲自登门拜访、看望。每次去，总少不了带点什么盆花呀，狮子狗呀，影集呀，炒菜呀之类的慰问品做掩护，实际是借机密谈，积极策划保江青出面“组阁”。
一方要当“女皇”，找忠于自己的保驾，一方要尽“顾问”之责，寻新靠山。
各有所求，但目的都是为了他们的“新王朝”！
然而，“保江组阁”的策略，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实现。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是因为康生、江青一伙，长期以来同林彪反党集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配合，关系甚密。林彪反党集团的许多篡权活动，他们都是积极的策划者、参与者和舆论制造者。如果说，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败露，已使康、江一伙处境困难的话，那末，林彪反党集团于九月十三日的彻底覆灭，就使康、江一伙处境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定个脱身之计，想方设法掩盖住他们同林彪反党集团之间狼狈为奸的关系，稳住阵脚，以求一逞。直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
次代表大会上，康生、王洪文被提升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保住了政治局委员，康生才认为时机已到，开始施展其“保江组阁”的本领来。
康生究竟施展了哪些本领呢？
第一，选定周恩来同志为集中打击的目标。
忠奸本来是不能并容的。反周是康生的宿愿。“文化大革命”之初，他就旁敲侧击地攻击周恩来同志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人”，是“同汪精卫合作”的人，是犯了“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职业病”的人，并纠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周恶浪。结果是损兵折将甚多，收效甚微。这一点确实证明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干部并没有屈服于淫威之下。这就不能不使他暗自咬牙盘算：周恩来虽是他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但是，反周不易收效，目的难以达到，闹不好有使自己垮台的危险，林彪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康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暗算，不敢公开表露。
自“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自取灭亡之后，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尽力排除干扰，力挽危局，采取一切措施，解决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所造成的种种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思想上，狠抓批林整风运动，大力批判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组织上，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为贺龙同志恢复了名誉，解放和使用了一些老干部；在教育上，提出排除障碍，拔除钉子，坚决办好“理科”，提高“基础理论水平”的主张，并恢复了教学和招生中文化考核制度；在经济上，恢复和重申了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使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形势有所好转。对于这一切，康生和“四人帮”统统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们认为，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就等于束手待毙，彻底完蛋。因此，当他们于一九七三年八月站稳脚跟之后，就立即选定周恩来同志为集中打击的目标，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排除他们“组阁”的障碍！
第二，“影射史学”出笼，帮凶得心应手。
怎样“反周篡权”呢？明反吧，不敢；不反吧，不甘！怎么办，还是康生鬼点子多。一说害人，真是满腹经纶，于是，“影射史学”应运而出，假托“批孔”，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同志。
“批孔”，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深入。可是江青、康生立刻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借题目，做文章。他们既不批林，因为批林会批到自己头上；又不批孔，因为批孔会把人引向故纸堆。因此，他们密谋的绝招是：借“批
孔“之名，行”批周“之实的策略。康生指示中央党校×××迅速将《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稿子1作些增补。×迅即照办。康生看到×的增补稿极表赞赏，立即批送江青，从而为江青发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大搞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大儒“作了准备。正因如此，江青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她擅自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康生大加赞扬，说”康老立了一功“。什么功？显然是指康生倡”影射史学“
之先，为她提供了炮弹。
既受“女皇”赞扬，康生认为此举得中。动员大会之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七日，他就打电话给中央党校，对×××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安慰和鼓励，他说：“动员大会×××去了没有？身体怎样？请转告×××，江青同志的讲话，说《孔子杀少正卯》不通俗，不是批评，在研究成果上还是肯定的”。接着又布置新的任务说：“现在再叫×××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内容和写法是：（1）关于柳下跖其人，儒家反对他；进一步看看荀子对他怎么样？（2）对《庄子。盗跖篇》做个简要的说明，并译为白话”。×××受宠若惊，自然心领神会，对康生交办的新任务，当即表示“乐于接受”。康：生向×布置新任务的第五天，即二月三日，又指示其秘书向江青写了报功信，说：“最近康老提到，可以从古书中找一些批孔材料，他想起《庄子。盗跖篇》中奴隶起义领袖痛斥孔子，骂得很痛快。要我告党校，请×××教授加以注释，并译成白话文，题目是《柳下跖痛骂孔老二》，搞成后印发中央同志参阅”。
二月二十二日，康生收到×××搞的《庄子。盗跖篇》译文和唐晓文（康生的御用写作班子）根据译文炮制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译文立即报送江青审阅，《痛骂》一文批送姚文元掌握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痛骂》一文，既然是“痛骂”，那就蛮横、撒野，不讲任何道理，搬出了“造反派”对“走资派”的态度，把《庄子。盗跖篇》的寓言变成史实，臆造出一个与孔丘生不同世竟能当面痛骂孔丘的“反孔英雄”——柳下跖，并借柳下跖之口，对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进行了诬蔑和攻击。如果说康生的指桑骂槐，以古喻今的策略，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中还是隐晦的话，那么，在《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中则是赤裸裸的了。因此，这篇文章的发表，立即成为江青、康生一伙的得心应手的攻打武器。他们自诩为“柳下跖”，把他们攻击的对象辱骂为“孔老二”，无非告诉人们，他们是祖传的“造反派”，而别人却是承袭的“保守派”。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日，江青给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研究所写的一封信中就1 此稿是康生于1969年9月以“注释”《毛选》五卷为由，指示×××写的。
曾写道：“你们要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于徒孙们”。江青此话，既说明了“影射史学”的用心，也证实了康生指使人搞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样板”作用。
康生报送江青审阅的《庄子。盗跖篇》译文怎样了呢？江青嫌译文“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上考虑不够”，立即送交其御用写作班子——一梁效修改。三月二十六日，梁效将译文修改完毕退江青。三月二十七日，江青又将修改稿批转康生。康生见到修改稿，竟然忘记自己是在养病，立即得意地作批道：“完全同意江青同志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在编写材料中，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接着，他又指令中央党校的“唐晓文”，立即编写《鲁迅批孔言
论辑录》、《五四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尊孔言论》、《孔子反动言行》等几个材
料，继续为江青效忠。这几个材料搞出后，康生特别指使其秘书给“唐晓文”打电话：“康老说他身体不好，材料寄江青同志，要写上是尊领导嘱咐送的”。他们就是如此紧锣密鼓，进行这场肮脏的罪恶勾当的。
第三，为江青培养了一个“无限忠诚”的写作班子——“唐晓文”。
“唐晓文”，是根据康生指令于“文化大革命”之初成立的。从成立那天起，它就成为康生的一个“传声筒”。康生经常不断地向其交任务，指方向，自不待说，就是挂牌子、闯门面，也由康生具体指导。而“唐晓文”
也“紧跟康生每一阶段的指示”，忠实体现康生的意图。康生要“批孔”，唐晓文便连篇抛出了：《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以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等文。因而，博得了康生的喝彩，赢得了江青的赞赏，成了一枝同梁效、罗思鼎齐名的笔杆子！
当然，唐晓文是按康生的指挥棒去迎合江青胃口的。江说要锋利，唐晓文就句句带刺；江说要有“现实感”，唐晓文就赶快给柳下路穿上红卫兵的衣服。对于江青的赞扬，不仅要明吹，而且还要暗颂；对于江青的效忠，不仅表现在文章上，而且还表现在行动上。“一二五大会”之后，唐晓文就曾连夜赶写《简报》，大吹江青是“抓大事的光辉典范”，发誓要“跑步前进”，表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冲锋陷阵”。以后，又连续给江青写信，以示忠心，说什么：“随着直接受您教导次数的增多，愈来愈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今后一定根据您的指示”，“在您的指导和关怀下”，“为运动的深人、普及、持久，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这些都是期待“女皇”
登基之后，评功加封的凭据。
一九七四年六月初，康生的病势日趋严重，他便把自己经过长期精心组织、培养、训练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干脆交给江青直接指挥。江青大喜，当即带该班子去天津进行示威活动。沿途，江青一再宣扬，梁效和唐晓文
是“我的两个班子”。唐晓文受到江青的宠爱，就象侍臣一样，更加效忠于江青。在江青天津之行的整个过程中，同梁效一起，接连炮制《简报》，待将来一旦要出《“女皇”大事记》时，《简报》岂不是轰动世界的内幕巨著！
至于“唐晓文”的顾问×××，对于江青则是更加感恩戴德，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在谈到被“特邀”随江青去天津的感想时，深有感触地说：“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但不觉得累，而且活动越多，反而越有精神”，“这次教育之深，对我来说是空前的”，“我一生也不能忘记这一点”。由天津口到北京之后，“唐晓文”的头头立即打电话给康生的秘书，说要汇报天津之行的“盛况”。康生的秘书回话说：“我们都知道了，已经看到了《简报》，很好嘛！”“女皇”出巡，除了鸣锣开道者之外，又随从一大批“文人学士”，所谓《简报》，就是出自这些“侍臣”之手，其内容不过是招摇过市之时的具体行踪。比如到了小靳庄，接见了什么人，替谁改了名字，送谁一顶草帽，给谁一个发卡，有什么批示，发了什么指令之类的东西！这批“侍臣‘写成报道，随感，欢呼场面，群众怎么激动，自己怎么幸福。这些报道者自认为不是光宗耀祖，也是三生有幸！把这类《简报》作为”首长通报“专发上层。这都是”新天朝“的史籍！康生对江青天津兴师动众的势头极为关注，对其精心培养训练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及其顾问×××的”争光“
甚为满意。
大量事实说明，康生虽然重病在身，对于“保江组阁”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他在晚年，确实想在江氏王朝里涂上更多的康氏色彩。这主要表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贩毒立功。“理论权威”康生总想以贩卖理论来唬人，总要以理论换得“新天朝”的席位，也总以理论为自己的墓志铭增添让后人拜谒的条文！康生操纵的写作班子，按照江青的心意连篇累陵地炮制吹捧女皇的文章，把中国历史上凡是出了名的妇女，不管是祸国殃民的女妖，还是确有建树的女杰，只要为心狠手毒的任青所欣赏，这些写作班子便篡改捏造，塑造成“创造历史”的伟大形象，武则天固然要大书特书，什么吕后，甚至连慈禧太后也要列到让人崇拜的江氏石坊上。他们一方面捧颂，另一方面还在攻击，叫嚷什么要批周公、批“宰相”、批“现代大儒”。人们自然清楚，这是为谁鸣锣开道。
二、秘密组织班底。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洪文“指示”上海市委尽快物色一批准备充当中央各部部长的青年干部。四月底，上海市委提出了一个八十八名派到中央各部的备选名单。到了十月，王洪文又进一步“指示”：要准备把在上海的中央委员都调出来，“上海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除上海之外，在辽宁也作了组织准备。作为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大权的康生，
当然对这一重大人事安排，不会漠然置之。
三、在政治局内发难。风庆轮是国产的一条万吨轮。它战胜艰险，远航欧洲，胜利归来，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江青一伙却利用此事，攻击交通部“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反对造风庆轮，其矛头所向直指党中央委托代替周恩来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十月十六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直接向邓小平同志发难。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邓小平同志：“对风庆轮这场斗争，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要调查”。“四人帮”就一拥而上，滥施攻击，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
四、向毛泽东同志告状。十月十六日的会议，没有达到“四人帮”预谋的目的，于是，他们连夜开会进行紧急策划，决定派王洪文于十七日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同志告状。王洪文到了长沙对毛泽东同志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的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搞串联。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同时，又大肆吹捧江青、张春桥等人。明显透露了他们反周篡权、保江组阁的企图。
但是，“四人帮”没有料到，毛泽东同志没有支持他们，反而批评了他们，明确支持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接着，又针对江青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提议揭露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十二月二十三日，又指出：“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届人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指出：“总理还是总理，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此为止，康生导演的“保江组阁”的丑剧，只好改换题目另做戏了。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将其在中央党校的代理人召到家中作了一次交底谈话。他说：“我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
又说：“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了，我不甘心死呀！”很明显，康生在这个谈话中所说“党内斗争复杂”，是指他们反周篡权，保江组阁计划受到了挫折；所说“我们党危险了”，是指“四人帮”一伙处在了危险之中；所说“我不甘心死”，是指保江登台之愿没有实
现，把“造反派”召到身边，嘱托他们继承康之遗志，保其舆论基地，以防翻案！
形势的发展，对“四人帮”日趋不利。邓小平同志受托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同“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纠正了他们的一些倒行逆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了江青的胡作非为。同时，还严厉批判了派性，提出进行全面整顿。时间虽然不长，却得到了广大于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因为它在扭转被“四人帮”破坏的局面上，收到了显著效果。工农业生产逐月回升，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
应当指出，“四人帮”所做的许多误国害民的恶作剧，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不满。因而，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继续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一九七五年初，针对江青对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辱骂批评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批评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要他们“不要随便批文件，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又警告他们
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照样搞呀？“并提出今后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康生非常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再死保江青登上他们预备的宝座，那是虚幻的梦想。只有把自己积累的投机之术，再次使弄一番。为了把保险系数打得更大一些，来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动作。听了之后，使常人按我们党内的习惯，的确无法理解，也难以置信，可是这又是事实。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康生之用心。事情是这样的，康生要揭发江青、张春桥的丑恶历史，他一不
向组织揭发，二不向中央提出。他身为党的副主席，又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却于五月下旬，把外交部的两位女青年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指出证明人是谁。谁都知道，康生对江青的历史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可是长期以来，他一直为其隐瞒和辩护。
这一点在延安整风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时，他一方面，把许许多多的清白无辜的共产党员打成叛徒、特务、汉奸，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对于象江青这样的真正的叛徒，又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审查江青的历史，康生却阻拦说：“江青在白区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你们用不着管”。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参加江青的整风小组会，保江过关。当时，与会同志对江的历史提出许多疑点，要她回答。可是康生不等江青回答，就大包大揽起来，不是说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说那个问题组织上清楚。这样，江青的历史问题就被康生包庇了过去、现在，康生要亲自出马，“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这同他过去长期持包庇态度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谁都看得明白，他临死还立下这样一“功”，其目的无非是想用以保持自己的所谓“晚节”而已！
康生的“揭发”，并不是为了消除党的祸害，而是为了保自己。当形势对他不利，特别是危及到他的头上时，他就来个特别的“揭发”；当形势发生波折，在他看来对“四人帮”有利时，他又对自己的“揭发”来个修正，另补上一个新的“揭发”。世上确实很难找出这样的赌棍！一般赌棍押宝时，不是押红就是押黑，总不能既押红又押黑。可是康生却是双押宝，他押在最保险的方位上，不管怎样，他都是胜利者。就是死后，也要留下替他辩护的嘴！
时间推移到了九、十月份，也就是到了康生离死仅剩下两个多月的时候，他趁邓小平同志离京之际，突然鼓起勇气，带病到毛泽东同志处进谗言，说邓小平同志“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等等；等等。康生的谗言当然起了作用。正是由于这种谗言和其他种种复杂的原因，随着就发起了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并立即席卷全国：“四人帮”也由守势马上转入攻势；全国又重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此时，康生大半感到满足了，可以甘心了！于是病死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从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历史并没有因为康生的双押宝而倒转，在康生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他们制造的各种乌云—一被驱散。康生本人也终被挖出来，押上了人民历史的审判台，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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